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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企业盈利模式(6篇)

来源: 时间:2024-04-08 手机浏览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篇1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制造业

现金股利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性行为,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套现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套现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篇2

未来10年,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会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未来的市场将只属于天子与草寇。天子们挟资本和品牌的力量,统治城市;草寇凭成本的优势,占领农村;大臣、诸侯面临着双重挤压,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围绕着哈尔滨啤酒归属权的争夺大战,让啤酒行业内外的各界人士象看戏一样,伸长脖子瞪大眼睛足足关注了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原因有二:第一,这是首例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全世界行业巨头之间的并购大战;第二,这是一次啤酒行业数额最大的资本博弈。就一次战役而言,AB付出了80多亿港币的代价,从而在哈啤的争夺战中战胜了SAB。从此AB扬眉吐气,在中国除了拥有近10%青岛啤酒的股份外,还成了百威、哈啤两大啤酒公司的大老板。AB跺一跺脚,看来中国啤酒业要抖三抖。当然SAB也不甘示弱,作为华润啤酒的控股方,今年继续大张旗鼓,把浙江钱江和安徽龙津收归帐下,旗下控制的中国啤酒厂已达近40家。

中国啤酒业硝烟弥漫,"资本无敌"论甚嚣尘上。

但就中国啤酒行业的整合战争而言,战斗才刚刚打响,真正的胜利者可能要到十年后才能出现,现在的胜利者也可能很快就会倒下成为整个战争中的先烈。道理很简单,资本进来了,就能盈利吗?如果赚钱很少甚至要亏钱,资本肯定要跑的。

因此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啤酒业的重点是整合!整合能否成功?很难说!关键是那个最大的问号——如何盈利?

对于盈利,现在有些人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或者根本就想的太简单了。对此,我们要面对四个疑问:

疑问一:AB以年利润五十倍的代价拿下哈啤,要等50年才能收回成本吗?如果不是,未来的盈利点在哪里?

疑问二:为什么日本的啤酒品牌集中度高于美国,而美国又比欧洲要集中的多?怎样看中国市场的集中度和集中的代价?

疑问三:"等我到了400万吨的能力,一瓶啤酒只要提价一毛钱,一年就可以多赚6个多亿!"这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总曾经谈过的观点,这是真理还是笑话?

疑问四:"虽然在03年中国已经成为啤酒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人均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是很多人对中国啤酒行业发展的认识。理论上没错,但是看看这几年的家电、日化等行业,是不是就感到味道有点不对了?

以上的疑问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不以为然,综观啤酒行业这几年来的企业行为,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在认同或者遵循着这样的经营潜意识:市场占有率决定着利润;更简单的说,规模=利润。

可如果规模=利润,为什么有的企业做大了,却反而赚钱少了甚至亏了?

这正是"规模盈利"模式的要害,它不是不对,而是不再总是对的!

现在和未来中国啤酒行业的盈利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要选择正确的盈利模式首先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市场格局、明确发展驱动力量。现在企业的最大烦恼不是规模而是盈利,盈利是所有矛盾的集结点。那么中国啤酒行业的盈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在盈利?凭什么盈利?他们的经验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他们将走向何方?

前提:我们站在怎样的基础上探讨盈利?

盈利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生存在社会之内的啤酒企业的盈利能力面对着区域性和消费分层的现实:这是由消费的人和市场造成的。盈利的这种社会属性要求解读盈利模式的时候首先要读懂、读透行业格局,否则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盲目状态里。

目前的啤酒市场格局及其特点:天子、大臣、诸侯、草寇。

草寇的典型代表及市场根基。

它们产能很小(一般不会超过10万吨/年)、行销区域局限于一个地市之内或者游离于几个县市之间、没有市场根据地,出了这个区域以外没人知道它。其存在的根基是差异化的细分市场和以价格战为导向的游击战。这类企业存在的环境最复杂。

诸侯的典型代表及市场根基。

它们一般在几个地市有比较稳定的市场份额,有的甚至还跨省经营,产能一般在20万吨/年以上,典型的如烟啤、雪津等,极少数超级诸侯甚至达到100万吨/年以上,如河南金星啤酒、重庆啤酒、珠江啤酒等,但这些诸侯缺乏强有力的品牌和行销战略,其扩张质量不高,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质。其市场根基往往是一个核心,并依托政治意义及同类消费文化进行大区延伸。这类企业的根基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大臣的典型代表及市场根基。

它们目标在全国市场,有效市场在两省以上,且份额相对稳固,但从知名度和渗透上来看还有空白市场存在,产能一般在100万吨/年以上,市场战略意识强,主品牌和高档产品占一定比例,依托主品牌很有扩张力和竞争力。如哈啤等。它有一定的区域特性,靠相对规模产生的效益和有限的品牌力进行拓展。

天子的典型代表及市场根基。

天子具有的市场能力是垄断基础上的独占,天子现阶段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外来的啤酒资本大鳄,一个是国内的大型啤酒企业。事实上目前中国能称得上天子的只有青啤一家,其他的最多只能算是有天子相而已。天子依托产品品牌和资本的合力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广泛分布,形成网状的盈利体系。

以下设计五问解读中国啤酒行业盈利课题。

一问:现在啤酒市场谁在盈利?

盈利是辨证的概念,是多种因素博弈产生的结果。它对所有企业和所有区域来说不是必然的、一定的,这和中国市场的不平衡性(多元化、多结构化)特质是相应的,但这并不排除盈利的规律性特点,这种规律往往表现的是一种盈利的主流,而且这种规律性时刻生长在行业的每个进程中,表面的盈利认知其实是对未来方向的预见。

03年(任何哪一年都可以,差异只是表现上的,并不影响我们对规律的认知)几大啤酒盈利企业和盈利区域大体如下:

一)盈利公司

二)盈利区域

通过以上分析和一些集团的报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赢利的规律所在:

从整体角度来看,大集团体系之下的诸侯是盈利的主体;

从个体角度来看,被兼并者的盈利状况在兼并后改善的不多。

其实如果没有最近成本的变故,应当还有一大类的厂家在盈利--草寇。草寇型企业从01年以来一直处于盈利能力提升的趋势,03年前三个季度达到顶峰,以后开始逐步下降,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和草寇的生存根基和竞争策略相应的。有些草寇日子好过了想当诸侯甚至大臣,开始做营销甚至谈品牌,结果产品线价格上扬,从而脱离了草寇盈利的根基。而大臣和天子面临的问题多是营运效率的问题。

二问:他们为什么会盈利?

从2003年的盈利状况来看,啤酒行业盈利表现出如下特点:

1.在区域上相对集中;

2.在企业中相对分散;

3.同一企业在不同区域的盈利表现相差很大,在权属上高度集中在诸侯一流。

从行业格局分析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

其实,无论作为天子的青啤、燕京,还是作为诸侯的广东企业,以及华润旗下的四川蓝剑等,都是依靠诸侯的市场根基盈利的。所谓的天子都是通过大臣或者诸侯的盈利组合弥补其他部分亏损而产生的,燕京03年的利润其实还是在北京和广西,高度依赖基地市场的盈利模式权层还是诸侯。燕京盈利区域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燕京旗下诸侯的盈利贡献集中在处于深度控制下的区域市场,是非常明显的地区领先模式。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啤酒目前面临的是相互隔离的市场现状。广西漓泉就是很好的例子,2003年的资产贡献率达到5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倍多。

而区域势力交错的地区,盈利空间就要小得多。如福建市场人均消费量很大,但全省整体却处于亏损状况,因为其市场处于几个诸侯交错控制的局面,势均力敌,加上外来势力的参与加剧了竞争的复杂程度。

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卖水的企业盈利水平更高。如直接含有"水"的品牌:漓泉、西湖、珠江、太湖水等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至少超过50%;产品概念中补充"水"概念的强势品牌也有三得利、烟台等。这说明消费者在认知中低档产品时,"水"概念是中国啤酒业最有销售力的概念。同时,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水"概念无法通吃不同区域。这种矛盾性的本源是在消费者价值观的多元化上,从而导致企业的盈利模式在不同区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基于此状况,产生三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

1、现阶段特别是资本运作者万万不可随意把品牌作为盈利的工具;

2、高价格、高利润的区域和对象选择会很有限,要以垄断基地市场为发展目标实施的并购战略,如处理不好体系内部的诸侯关系将出现有规模无效益的情况;

3、市场集中,产能利用率高,盈利状况则会普遍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因此大臣诸侯相对优良的财务表现及其死守基地市场的决心极有可能影响行业的整合进程。

三问:决定未来盈利模式的关键力量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映射了一个道理:任何单一的力量都不足以全盘决定事物的走向,但是一定有关键驱动力量。

具体决定盈利模式的就是三个认同:投资者认同、市场认同、人的认同。其中最关键还是人的价值趋向。目前为什么诸侯盈利而大臣和天子却没有独立的"大而统"盈利模式?原因就在对三个认同的解决程度上。那与之相关的关键力量是什么呢?

1、资本的力量

资本可以决定什么?

规模是啤酒经营的基本禀赋。因此,资本可以决定的内容有:产能、规模采购、投入启动金等。

资本决定不了什么?

但是围绕着人的事情并不是资本就说了马上就能算的,如消费习惯、消费能力、人才聚集、品牌提升等等。

2、消费者的力量:是分层的,而不再是分区域的。

啤酒市场压缩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形成垄断。

经济区域的力量来自于政治,政治导致最最顽强的市场现实。离开政治空谈市场就会出现许多不解之迷。

相应地消费也就有了两种形态:产品消费和品牌消费。AB的战略明显是"辖天子、大臣以令诸侯",背后是深远的消费层级切削下的市场渗透战略和品牌集约战略,可以想象随后跟进的品牌整合、渠道整合、价格梳理等手段,很可能直接对品牌消费撇脂,冷眼旁观遍地草寇和少数漏网诸侯进行产品消费的生死争夺(这也许是AB买下哈啤的根本原因)。

3、渠道的力量:产品消费促成超能力

酒类渠道是专有的,属于形形色色批发商或直营商。有渠道就有消费,消费者直接面对的是渠道,至少中国85%的人口还处在纯粹产品消费的时代,这么巨大的产品消费群意味着巨大的渠道利益导向,产品消费者在意的是价格和方便性、以及其他社会层的约束因素,如本地文化。渠道永远因站在更靠近消费者的地方享受主动。这里有经销商发展的巨大空间。

4、政府力量:退而未出

市场化是一个过程,中国的啤酒之所以有现在的格局和权力纷争,完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缺"思维导致的产业突进运动所致,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仍然存在这样的格局:40%的计划和市场的混合经济,30%的市场经济,30%的计划经济,这样的政府主体性单靠经济的手段是无法彻底解决的,所以在这次权变狂潮里真正的主体还是政府,只是从幕前走到了幕后,象哈啤权变过程中的重重迷雾其实就反映了这一点;另外青啤的扩张过程也有明显的政府设计痕迹。产业混乱的状况不是那么简单说整合就整合的,甚至不排除反弹的可能。如以江西为例,享受包税制的企业每吨啤酒只需交不到10元的税金,这种即得利益的存在决定了整合并不容易。中国以"大规划"为特征的行政主导估计还要一代人的时间。(福卡:中国迈入战略机遇期)

四问:这些关键力量未来十年的可能变化是怎样的?

前述四种因素的发展和市场本身一样是不均衡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又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要解读清楚啤酒行业未来的盈利方向,首先要从这些关键力量的可能变化入手。

1.资本:在到达资本盈亏临界点之前,资本的规模盈利模式将继续发挥市场资源集中配置的作用,从企业角度看可能更愿意兼并效益好的企业,尽量增加兼并的边际效益,争取更大的规模,这种企业还有不少,如浙江的西湖、福建的雪津等;

2.消费者:由于传统的力量所形成的啤酒消费分层状态不可能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快速消失,所以受制于城市化的程度(2010年中国城市化新增人口只有1.2-2亿,而且这部分人是就地划转)未来十年啤酒消费层化的现实不会改变,而且消费者价值取向会增多而不是减少,这就为产品品牌的集中设置了巨大陷阱;

3.政府:啤酒对于本地的税收、就业等方面意义重大,政府不会轻易放手任由资本和市场规律调控。最近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地方政府在地区封锁的手段上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内容发生变化;二是手段更隐蔽;三是行为合法化;四是范围不断扩大。(经济日报)

4.地域消费习惯和地域优先的意识形

态:文化现象恰恰不是短时间动作可以产生作用的,这种复杂基础背后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促成的。这暗示依托品牌整合的企业需要极大的耐心。

这五种因素的变化最终可以驱动啤酒行业产生二大结果:

结果一、消费者和市场的分层结构:

未来十年是中国啤酒解决城市问题的时间,是城市产品集中和品牌化的过程,农村的分裂割据还将长期存在,只是割据的程度要弱于现在的状况。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是中国啤酒逐步创造模式解决农村问题的时间,解决农村问题被看作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动,而今天城市问题的解决路径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问题解决的经验。但这里的解决并不是单一化,反而是在承认消费者价值多元化基础上的集中化。

结果二:产业格局中诸侯的消失

智慧向来被看作处理东方问题的禀赋之一,天子、大臣、诸侯、草寇并不是谁都可以拿来开刀的。拿谁开刀?怎样开刀?这个选择的过程满是智慧。

那么为什么先轮到诸侯呢?

首先从整合的成本上来看,诸侯是最合算的。资本的特点之一就是要讲效益,从规模上来讲大臣最合适,诸侯其次,草寇最不合算;但从市场和品牌以及渠道等综合素质上来考量(啤酒消费的本地化很严重),大臣的代价会最大,因为大臣可能出的乱子会比较严重,处于不可控境地。诸侯品牌之根不深,市场影响有限,又不会妨碍资本对基本获利的要求,所以诸侯在综合素质上成了被整合的最佳对象。

其次,从诸侯、大臣与天子的距离

上来看,大臣和天子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大臣的品牌忠诚度在相当大的区域内深度存在,市场质量基本上可以和天子的要求相衔接。而诸侯离天子太远,许多价值标准不一样,甚至相悖,同时其市场质量又不高,为数很多,独霸一方,飞扬跋扈。诸侯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然经济状态,他看不起草寇,又受资金、技术、人才等限制一时半会儿成不了大臣,单个城市的据点又对大臣、天子的扩张和品牌运作形成莫大的掣肘关联,在混乱的竞争中削减了天子、大臣的利润。最终诸侯成了天子的心头之患。

最后,从营销的角度看,未来二十年各位诸侯将面临"上压下打"的尴尬境地。上压:天子和大臣为了取得规模化效益,必将以品牌为利器向下打压诸侯的中高端市场份额;下打:草寇们为了生存以低价抢夺的对象首先诸侯。

同时一个非常独特的群落--草寇将长期存在,因为草寇存在的细分基础还将长期存在。从经济基础上看:草寇会在一定的非市场因素里得到庇护,靠价格进行粗糙的投机作业;从民族文化上看: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不管世界怎么改变,都誓将山大王的事业进行到底;从资源优化的阶段主题上看,以后二十年主要是对大臣和诸侯的整合。而对遍地的草寇,天子可能采取养猪的策略:养肥了再开刀。同时草寇的市场一般在农村或者三线城市,与天子的冲突不是很尖锐,除非草寇发展成诸侯或者威胁到了天子的基本利益(如对核心区域附近进行清理,像青岛对山东、华润对辽宁的整合皆属此类)以及成本导致的价格利基的丧失,否则草寇将活得很潇洒。

五问:未来十年的盈利模式会是什么?

行业的赢利模式离不开行业的格局,因此未来的盈利模式将主要体现在天子、大臣和草寇三者身上,其中代表城市精神的天子和代表农村精神的草寇将成为盈利模式生长的两大主体。象克代尔和银麦啤酒分别代表未来农村市场的诸侯、大臣甚至天子,两者的发展壮大就为以后农村市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前提是他们发展的速度和对自身角色定位的认识。

说到最后都要落实到人这个要素上,因此未来的赢利模式是以人为中心进行设计的。

1、天子们的可能战略:辖大臣以令诸侯、草寇

战略关键词:扩张、整合、品牌、国际化、研发、渠道控制与协调、合作、民族化和国际化。

其中整合很关键,重视各种利益的博弈和协调,减少扩张后的内耗,这是一场无硝烟、无边界的战争,对于战争最后的胜利意义深远。

2、大臣们的可能战略:依附天子,围剿诸侯

战略关键词:扩张、整合、品牌、渠道控制、合作、差异化、细分市场、强化区域性。

大臣应当明确自己的生存价值所在,或依附天子,或加强内部整合、强化渠道的经验曲线赢利模式和地区领先赢利模式,并且寻找机会加强合作或联合,靠集体的力量生存。

3、诸侯的可能战略:上可投靠天子、大臣,下可就地隐姓埋名、落草为寇

战略关键词:有限扩张、有限整合、渠道控制、注意合作。

一个不错的选择是,注意将战线引得离自己的有效范围越远越好,苟延残喘,或者制造声势争取更高的叫价筹码,吸引天子和大臣的注意,早日圆满(被收购)。

4、草寇们的可能战略:地道的游寇和井冈山模式

战略关键词:差异化、价格导向、模块或标准式扩张。

地道的游寇:强化周期性盈利模式和经验交易模式

井冈山模式:低成本、模块式扩张,一切就是为了减少成本,降低价格,将大额交易赢利模式进行到底。

后记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篇3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以及企业价值,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不违背会计准则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和会计手段操纵企业会计数据的行为。由于盈余管理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因此,适度的盈余管理有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从而避免市场失灵状况下投资者盲目“用脚投票”情况的发生。面对当前国家对房地产企业的大力调控,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数据将出现可以预计的波动,为了平滑这一波动,从而向市场传递更加稳定的企业价值以及未来成长信息,我国房地产企业将可能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对企业财务数据进行影响。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盈余管理空间就成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在这一阶段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盈余管理动因综述

随着证券市场及各方投资者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强,针对企业盈余管理的问题研究也逐渐受到了中西方更多学者的关注。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以及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盈余管理动因的研究根据对收益需求的不同,可以基本分为增加收益的盈余管理和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两方面。Beneish(2001)讨论了四类导致增加收益的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别是奖金计划、债务契约、证券发行以及内部交易。其中,奖金计划和债务契约这两类动因与学术界研究成果相一致,Healy(1985),Graveretal(1995),Houthausenetal(199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奖金计划提供了管理者调整报表收益从而使其报酬增加的证据。而债务契约动机则指,管理层出于规避债务违约的风险从而报告较高的当期收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检验,而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管理层薪酬与股价挂钩的激励方式,学术界开始逐渐将目光转向与资本市场有关的盈余管理动机。这一动机主要表现在证券发行阶段,管理层可能出于提高股票发行价格的目的,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盈余管理和利润的操纵。Toeh,WelchandRao(1998)以及Toeh、WelchandWong(1998)的研究对IPO背景下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研究,从而证实了这一动机的存在性。而Beneish(1999)将盈余管理动机与内部人交易联系了起来,其研究结论表明高估受益公司的高管人员更倾向于在收益被高估期间选择卖出其持有的股份,从而获得超额收益,这就为管理层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动机,而这一结论也得到了SummerandSweeny(2003)等学者的研究证实。而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主要是指管理层具有降低当期收益从而创造增加未来奖金收入的动机,在这一利益因素驱使下,管理层将选择降低收益进行盈余管理。

二、房地产行业盈余管理空间

(一)房地产行业特征在针对房地产的盈余管理中,我国学者更关注的是新准则颁布以来,针对投资性房地产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决策。但是,房地产企业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要想做好房地产企业的盈余管理必须首先了解房地产企业的行业特征,业务流程以及盈利模式。

我国房地产企业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殊之处。第一,与关系民生的其他行业不同,房地产企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也就是说,在业务的各个环节均需要占用大量资金。第二,房屋建筑工期较长,一般来说楼盘建筑工期为2年左右,大量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保证企业的年度利润均采取多个楼盘滚动开发的模式,这一特点一方面加重了企业在开发过程中的资金负担,但是,这一多项目叠加的复杂开发模式也给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时间机会;第三,房地产企业开发完成后,一部分房屋将作为存货和代销商品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根据企业使用方式自用或出租,分别可以确认为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这就为房地产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机会。第四,由于房地产企业具有工期长和资金密集型两大特点,因此,从1994年开始,国家允许我国房地产企业实行审批环境下的预售制,即房地产企业通过向地方政府申请而获得房屋的预售权,从购房者处获得开发资金。这一销售特点反应在会计上即表现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具有大量的预收账款。这一特点可能直接表现为两种结果,首先,这一方式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现金流,从而给关注现金流的市场参与者以良好信号;其次,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创造了利润操纵的可能性。

(二)房地产行业盈余管理空间正是基于上述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行业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上述的行业和业务特征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系统中表现出了账务处理及财务核算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复杂性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机会。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加强对房地产企业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够通过盈余管理向外部信息使用者传递稳定的,对企业有利的正面信息。从而避免投资人及市场各方用脚投票的不利状况出现。具体来看,在当前情况下,房地产企业的盈余管理可能将两大方面展开:

首先,采用会计方式进行盈余管理。会计方式是指在盈余管理过程中,通过一系列财务手段对会计数据进行调整以达到满足自身和企业利益的目的。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业及业务特点来看,房地产开发企业将主要利用政策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管理,这一方式主要表现在对两条会计政策的应用。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同一时间开发多个楼盘,因此,其充分利用不同楼盘工期不同,完工时间不同这一特点。将楼盘开发费用根据自身需要在不同的楼盘间进行分配,以此来调节当期利润。在当前政策背景下,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收入受到影响,因此,其有可能通过将当期完工楼盘费用确认入下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本年度成本费用支出,创造平滑的当期利润。除了通过费用调节当期利润,房地产开发企业也会通过对开发房屋用途的选择,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加大对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比重。由于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而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地表现在对销售量的影响上,因此,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将使房地产开发企业仍然享受房价上升带来的短期收益,从而创造并平滑报表利润。

其次,采用经济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界,人们更为关注会计方式进行的盈余管理。但是,企业也可以通过经济方式实现盈余管理。经济方式指的是,不通过对财务数据的直接调整,而是改变企业的经济决策和相应的经济行为,从而实现对企业财务数据的间接控制。

在当前政策下,由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多角度的限制,无论从对政策的利用角度还是从盈余管理角度,这一时期都应该考虑缩减和推迟投资。但是,新国八条第五条指出:囤地捂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停止发行股票债券,并停止发放贷款。但是,与首付比和房产税的条款不同,这一条规定具有量化上的困难性,除了土地使用政策的相关规定外,无法判定囤地捂盘的标准。且企业根据宏观政策调整发展战略和方向也具有合理性。因此,这一时期房地产企业在可能会考虑通过修改企业投资计划的方式,在土地使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推迟企业的支出项目,从而实现预算和利润的双重平滑。

三、企业盈余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把握好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把握盈余管理的前提是在会计准则的框架内进行的,超越准则框架及法律的行为就会构成舞弊。因此,把握盈余管理程度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避免为了创造表面的繁荣和价值,甚至出于掩盖不良事实的目的进行的不加限制的盈余管理活动。这样不仅将导致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企业未来的决策失误埋下祸根;同时,也将会对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巨大损失。

(二)要时刻意识到盈余管理是短期行为盈余管理能够实现平滑企业利润,向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传递有利信号;同时,将企业的财务数据限定在契约的限制性条款内,也有利于企业避免违约风险,从而降低契约成本。但是,要时刻注意的是,盈余管理是短期行为,其所带来的有利方面具有暂时性和表面性的特点。真正能够实现企业创收的是企业的长期战略决策,只有持续的经营业绩才能支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向信息使用者传递有利信号。因此,即使在当前政策下,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必须投入更大的精力在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的提高上,而不能对短期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依赖。如若不然,这种只关注短期业绩而忽视自身经营的方式将会通过机会主义的不良后果,带给企业重大打击。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利润表;盈利能力;分析

利润表又称收益表或损益表,是反映上市公司一定期间生产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利润表把一定时期的营业收益与其同一会计期间的营业费用进行配比,以计算出公司一定时期的税后净利润。通过利润表反映的收入、成本和费用等情况,能够反映公司生产经营的收益情况、成本耗费情况,表明公司生产经营成果;同时,通过利润表提供的不同时期的比较数字(本月数、本年累计数、上年数),可以分析公司今后利润的发展趋势、获利能力,了解投资者投入资本的完整性。由于利润是公司经营业绩的综合体现,又是进行利润分配的主要依据,因此,利润表是会计报表中的主要报表。

一、利润构成分析

企业的利润,一般分为主营业务利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将企业的利润表按照其收益来源构成划分为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业务收入。通过上述收益的划分,将企业的利润构成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六种类型,从而可以判定企业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A型企业属于正常状态的利润表要素构成状况,这类企业最好,属正常企业的经营状况,当然这类企业财务状况最好。而B往往是由于非经常性的特殊情况发生损失而造成的亏损,通过采取措施,加强经营管理,也会加以扭转,故该类企业可望迅速好转。C型企业属于危险状态的利润表要素构成状况。这类企业虽有盈利但非营业所得,而是靠非正常经营业务所得,故既不能持久,也不会过多。D这类企业在不能获得主营业务利润情况下必导致亏损,该类型企业产品销售获得毛利已不能弥补期间费用的支出,产生营业亏损,继续下去亏损额越多,亏损比例越大,导致破产速度越快。E型企业属于濒临破产状态的利润表要素构成状况。这类企业虽然最终有盈利,但正常经营业务所得,既不会多,也不会持久。这种偶然性所得,最终还是不能持续企业支出。F这类企业当然难以维持下去。如果亏损累计数据超过所有者权益时即为资不抵债,导致破产,这类企业已无健康可言。

二、利润表构成分析

利润表构成是指利润表中各项目要素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通过分析各项目的重要程度,进而识别影响利润形成的内在因素和盈利能力的大小。具体分析方法是:首先将利润表数据填入表内,其次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100%,再计算出其他各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最后识别利润形成是否正常、各项目比例是否适当、盈利主要来自何方,从而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健康状况做出正确判断。利润结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即收支结构、业务结构、主要项目结构。通过利润结构的分析可以判断利润的质量,进而为预测未来的获利能力提供依据。

(一)收支结构分析

收支结构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总收入与总支出的差额及比例。利润与收入(或成本)的比值越高,利润质量就越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也越强。第二个层次是总收入和总支出各自的内部构成。显然,正常的企业应以主营业务收入为主,而其他业务收入上升可能预示企业新的经营方向;营业外收入为偶然的、不稳定的收入;靠反常压缩酌量性成本、各种减值准备计提过低、预提费用过低而获得的利润,是暂时的、低质量的利润。

(二)业务结构分析

利润的业务结构就是各种性质的业务所形成的利润占利润额的比重。利润总额由营业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净收入构成,营业利润又由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构成。对于生产经营企业,应以营业利润为主,主营业务利润下降可能预示着危机。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的上升可能预示新的利润点的出现,高额的营业外净收入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是造假。

(三)主要项目结构分析

利润的主要项目是指为企业作主要贡献的各种商品、产品或服务项目。通过主要项目结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获利水平变化的原因。主要项目分散则难以发现主要项目的企业是否陷入了困境。分析为企业作主要贡献的产品或服务项目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市场竞争力,可以反映企业的利润质量。

三、巧用利润表分析盈力能力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因此,企业盈利能力分析十分重要。一方面,利润是企业内外有关各方都关心的问题,利润是投资者取得投资收益、债权人收取本息的资金来源,是经营者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集中表现,也是职工集体福利设施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盈利能力是反映企业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则给予股东的回报越高,企业价值越大。在分析公司盈利能力时,要分析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用到的指标主要有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现金获利率等。分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仅要看利润多少,还要关心利润质量以及盈利模式

对企业盈利能力高低的判断,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利润信息,企业利润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来说,在资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应越好;反之,企业利润越少,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差。因此,很多财务人员在对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非常重视利润数量的多少。然而,企业的利润额由于受会计政策的主观选择、资产的质量、利润的确认与计量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质量风险问题。企业的盈利模式就是企业赚取利润的途径和方式,是指企业将内外部资源要素通过巧妙而有机的整合,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经营模式。独特的盈利模式往往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法宝,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即使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但若没有一个独特的盈利模式,也很难生存。显然,企业盈利模式并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到企业的行业选择或经营范围的选择。因此,要想发现企业盈利的源泉,找到企业盈利的根本,财务人员就必须关注该企业的盈利模式,要分析这家企业获得盈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从其经营领域或企业特征上进行判断和分析。

(二)不能仅以历史资料和销售情况评价盈利能力

在财务分析时,大多数财务人员都是以企业年度决算产生的财务会计报告为基础计算各种盈利能力指标,来评价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种盈利能力分析中,人们所计算、评价的数据反映的是过去会计期间的收人、费用情况,都是来源于企业过去生产经营活动,属于历史资料。而对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评价,不仅要分析其过去的盈利能力,还要预测分析它未来的盈利能力,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不仅与前期的积累、前期盈利能力的强弱有关,还与企业未来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关。许多财务分析人员往往比较关注销售额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只根据销售额的增减变化情况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评价。然而,影响企业销售利润的因素还有产品成本、产品质量等,影响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因素还有对外情况、资金的来源构成等,所以仅从销售额来评价企业的盈力是不够的,有时不能客观地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

(三)另外,还要关注税收政策、非物质性因素、利润结构及资本结构对盈力能力的影响

国家的税收政策与企业的盈利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评价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离不开对其面临的税收政策环境的评价。然而,由于税收政策属于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困素,很多财务人员对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时,往往只注重对影响企业发展内部因素进行分析,而容易忽视税收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

忽视非物质性因素对企业的贡献,是指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时,只注重分析企业的销售收入、成本、费用、资产规模、资本结构等直接影响企业盈利水平的物质性因素,而忽视企业的商业信誉、企业文化、管理能力、专有技术以及宏观环境等一些非物质性因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事实上,非物质性因素也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动因,比如企业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较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企业文化,将会使企业在扩大销售市场、成本控制、获取超额利润等方面有所收获。这都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企业的利润主要由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非经常项目收入共同构成,一般来说,主营业务利润和投资收益占公司利润很大比重,尤其主营业务利润是形成企业利润的基础。非经常项目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在企业总体利润中不应该占太大比例。

在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时,很多财务分人员往往只注重对企业利润总量的分析,而忽视对企业利润构成的分析,忽视了利润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实际上,有时企业的利润总额很多,如果从总量上看企业的盈利能力很好,但是如果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一些非经常性项目,或者不是由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创造的,那么这样的利润结构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也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资本结构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负债经营程度的高低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有直接的影响。当企业的资产报酬率高于企业借款利息率时,企业负债经营可以提高企业获利能力,否则企业负债经营会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有些企业只注重增加资本投入、扩大企业投资规模,而忽视了资本结构是否合理,有可能会妨碍企业利润的增长。

【参考文献】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篇5

关键词:社会企业;盈利模式;社会责任

社会企业是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来看,社会企业首先具有一般企业的特征,有明确的营利动机、风险意识、竞争取向、创新精神和不断扩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冲动。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社会企业有明确的公益目标和宗旨,非营利的利润分配机制,富于参与互动的治理结构,以及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群或弱势群体的广泛的受益面,社会企业更加关注的是持久的创造就业机会,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非盈利本身。

1社会企业与传统商业企业的市场营销的比较分析

从影响因素上来看,相比较商业企业,社会企业从根本上是受社会利益驱动的。因为社会企业在提供合理价格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之余,更重要的是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所以对于社会企业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利润却不完全追求利润”。社会企业盈利主要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某些股东或企业所有人。对社会企业而言,盈利只作为手段,而非终极目的。

在运营基础方面,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往往是商业企业所忽视的或不愿从事的业务。这些业务根本上是为社会上亟待满足的某些需求,而政府却无暇顾及这些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长时间不能很好解决的需求。所以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资本来源、人力资源、物质来源、运营方式、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2社会企业的盈利途径分析

2.1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最佳结合

形象的说,社会企业是“以一种聪明的、赚钱的方式做好事”。正如陈七妹--新社会网的创始人所说,我国最早的社会企业的雏形就是政府开办的残疾人福利工厂,满足工人们最低的生活保障和福利的同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予企业以政府政策上的照顾和扶持。社会企业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以商业模式服务于特殊的弱势群体等来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责任。在国外,对社会企业的投资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更为关注社会价值,而非普通企业以利润回报率为导向,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回报率也不高。

2.2通过社会认可带来可持续盈利

以伦敦的一家名叫fifteen的餐厅为例,该餐厅每年接收18名没有学历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失业青年当学徒,这些青年甚至有的刚刚才从劳教所走出来,这些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企业极少愿意雇佣的,而在fifteen餐厅却能够得到专业的厨师培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问题青年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Fifteen餐厅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企业。

从企业的经营角度来看,解决青年就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可以成为在一个对公益事业广泛认可的健康社会环境里的推动企业发展的双赢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这家餐厅的菜价处于较高水平,却依然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所以,取得社会认可,才是社会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源。

3社会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

社会企业作为既有公益面又有盈利面的企业类型,其盈利面与传统企业有一些不同点。其盈利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3.1以服务为基础的赢利模式

以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图书馆--深圳市青番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代表,社会企业的一种盈利方式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分工日益明细的现代商业社会建立自己的经营市场和服务范围,并依托这些能力形成一种交换商品,向需求方进行服务而产生赢利。

3.2以产品为基础的赢利模式

以国际上唯一一家全部由残疾人软件技术精英所组成的高科技软件企业--深证市残友软件有限公司为代表,该企业的经营模式以最终产品作为生产和产出的载体,通过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领先的技术以及不断降低产品所需成本,争取到产品的交易而获得赢利。

3.3以知识附加值为基础的赢利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以知识和网络为标志的新经济形式开始出现,企业赢利的模式也由传统的终端产品及生产加工的赢利模式转向高知识附加值的赢利模式,以苹果手机的利润链为例,处于最低端的产品制造者--富士康企业(以产品为基础的赢利模式),处于利润链的最底层,靠依赖廉价劳动力来赚取利润;其次是中端的手机销售企业(以服务为基础的赢利模式),利润有所提高;但苹果公司,并不生产手机也不销售手机,其核心业务是研发,靠品牌和核心技术,赚取了较高的利润,还有以苹果手机为平台的各种衍生产品--手机配件、以苹果手机为平台的各种软件等都利润丰厚,这就是以知识附加值为基础的赢利模式,这种盈利模式也可以使社会型企业循环提升赢利并扩大经营规模。

在未来,对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的企业来说将会获得社会的更大认同,这类企业也会得到社会的更大的支持,社会型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和支持,并作为一种形式来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孙明华.意大利社会性企业研究[J].前沿,2008(7).

[2]张琳悦,陶然,陈祖祺,徐晟南.社会型企业的盈利模式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12(12).

家政企业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环境评级生态经济

一、问题背景

泰州市环保局2009年6月4日公布了2009年泰州市企业环境行为评级结果。其中,绿色企业61家、蓝色企业924家、黄色企业588家、红色企业158家、黑色企业41家。

随着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我国企业破坏环境的程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企业环境行为评级的措施来帮助企业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王远,陆根法等指出,伴随着信息手段在环境管理实践中的逐步引入,传统环境管理模式――政府作为社会的惟一机构,限制(如制定环境标准)和刺激(如排污收费)企业的环境行为,正在向污染控制的三角管理模式逐渐过渡.Afsah,Shakeb等认为的三角管理模式也就是在原有的管理模式基础上引入市场和社区对企业所施加的刺激作用,并且政府的责任也不再只是制定、执行法规和标准,以及监督、检查企业执行法规和标准,而是能够通过加强社区和市场附加的激励作用帮助达到污染控制的目标。

世界银行1993年在印度尼西亚发起了一项“污染控制、评价、分级”计划((Programforpollutioncontrol,evaluationandrating)。Pargal(1996)介绍了该项目将参与评级的工业企业的污染控制表现归纳为一个便于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单一指标,并把该指标的级别用5种不同的颜色(金色、绿色、蓝色、红色、黑色)表示,针对不同企业的污染控制表现给出相应的表征颜色,并定期将评级结果公开曝光。这一项目在印度尼西亚成功施行,并在企业控制污染、改善环境行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除了泰州之外,目前中国很多其他的城市也都采取了企业环境评级分析,比如镇江等。2009年泰州环保局对1772家企业进行2009年环境保护信用管理评级,比2008年度增加了308家。评级结果表明,绿色企业比去年增加22家,蓝色企业上榜量比去年增加424家。评级结果全部纳入银行企业征信系统,金融系统对环境行为被评定为“绿色”的企业,在信贷上给予优先支持;而对环境行为被评定为红色、黑色的企业,信贷上则给予拒绝,直至追回已经发放的贷款。可以说企业环境评级在最近的十年中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图1表示了这一环境评级的基本循环。

但是,是不是企业环境评级这一政策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能够起到激励和约束双重作用呢?能不能在此模型上再做进一步的改进呢?本文就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进行讨论,全文安排如下,先是介绍问题的背景,之后介绍生态经济盈利模式,然后我们会借鉴这一将经济管理理念加入到生态商业中的新兴模式进行分析,以期望提供更加可行的政策建议,最后一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生态经济盈利模式

生态经济盈利是一种新兴的环境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最先出现在1991年的匈牙利格拉茨市,是一种由政府作为组织者,针对企业,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从而实现节能降耗和促进企业清洁生产。王洪辉介绍说,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牵头引导并支付大部分的咨询费用,外部咨询公司给予技术操作咨询指导,许多企业同时参与其中,共同进行环境管理。我们可以用图2来表示生态管理模式的循环模型。

分析这种生态管理模式,我们能够发现其与ISO14001中的EMS(EnvironmentalmanagementSystem)有着明显的区别,在ISO14001中的这个EMS――环境管理系统指的是组织管理系统的一个部分,是用来建立和实施该组织的环境政策和管理其环境的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在生态管理模式中,政府不仅仅是站在监管和评估的角度,更多的是站在协助企业一起保护环境,也就是通过管理,政府和企业都能够达到生态和经济双赢。

王洪辉介绍说,“生态经济盈利”管理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有系统的管理方案,对企业中材料及能源的使用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制定出改进计划。实行生态经济管理项目后,企业获得一个生态经济企业的证书,并可用于企业的广告宣传。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更加愿意参与这一形式的生态经济验证呢?王洪辉指出这一形式特别适合于那些已认识到如果进行系统的企业环境保护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实惠,但又不想按照ISO14001或EMAS的标准进行详细而又繁琐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

针对于我们国家的国情,目前有很多中小型的民营企业,他们的企业规模不大,没有大型国有企业或者跨国企业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去通过ISO验证,如果政府强加这些政策给这些企业,那么后果会是这些企业想法设法的应付上级的检查,从根本上不愿意拿出资金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恰恰又是这些企业对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政府能够提供环境保护相关方面的咨询服务,使得企业了解自己应该做哪些事情成本最低,但却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的话,在加上每年的评级活动,会激励那些做的良好的企业,惩罚那些做的一般的企业,那么中小型的企业会有极大的动机去完成应该做到的环境保护事项。

在生态管理模式中,也有许多企业先参与“生态经济盈利”管理项目,使自己的环境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后,再继续实行ISO14001或EMAS。通过先实行“生态经济盈利”,再做ISO14001或EMAS,将整个过程分成了两步,对于企业来说也易于实现,特别适宜于原先环境管理水平不高的企业。

三、政策建议

针对于泰州市的企业环境评级分析,我们借鉴了生态经济盈利模式来改进这个评级模型,以求能够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有着足够的动机去保护环境,真正达到生态和经济双赢。下面是我们该改进后的企业环境评级模型。

对目前已有评级结果的企业,分类对每个级别提供不同比例的环境咨询服务资助,咨询公司不仅仅对企业负责人,更要对政府负责,根据咨询公司的咨询结果,企业加以整改,一年之后再由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评级。评级的结果会对企业的融资,税收等政策造成影响,评级结果高的能够享受优惠的融资政策以及减免部分税收,评级结果低的企业将会被限制融资以及缴纳相应的罚金。每年一次的评级是针对于所有的企业而言,但如果评级较低的企业认为自身已经达到咨询公司的要求,能够提高级别,政府会特别组织这样针对单个企业的融资,重新评级后,企业将享受重新评级得到结果的相应政策,但此次评级的费用将有相应企业自行负担。企业评级的结果可以发成证书,作为宣传企业的一项工具来用。图3表示的就是企业环境评级――基于生态经济盈利模式改进后的模型。

参考王远、陆根法对镇江市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得分类,我们得出下表关于企业环境行为分类中对外部咨询公司自主的参考比例,当然,根据实际情况,这个比例是可以改变的。

四、结束语

我国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部门如果仅仅是充当监督的角色,是没有办法使得企业愿意付出努力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的,那么,如何做到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双赢是目前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企业环境行为评级是目前比较好的,能够协调政府和企业这两者关系的工具,但是其本身还是有欠缺。

本文是基于生态经济盈利模型对我国企业环境行为评级模型进行改进的,我们分析了企业环境行为评级和生态经济盈利管理模型,发现若能把生态经济盈利模型中的相关思想引入到企业环境评级中,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们建立了图三的模型。我们这一模型中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以下几点:

1.咨询公司不仅对企业负责,而且要对政府负责,这双重的制约使得咨询公司与企业不是利益共同方,他们没有动机与企业一起做出假象来欺骗检查部门,而实际并未开展相关工作。

2.每一年的评估结果与企业息息相关,既可以约束企业,同时又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3.替企业聘请咨询公司,并支付相应比例的咨询费用,这一举措既可以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又可以免除企业白白支付咨询费,但却收不到实际效果的顾虑。

4.这样的评级,可以更多的让企业慢慢来,一步一步的改进企业的生产环保性,避免企业的反感情绪,使得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完成清洁生产的转型。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这样的模型改进能够更好的促进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努力,更多企业参与到清洁生产中来。

参考文献:

[1]Afsah,Shakeb,BenoitLaplanteandDavidWheeler.ControllingIndustrialPollution:aNewParadigm.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R],1996

[2]Pargal,S,WheelerD.Informalregulationindevelopingcountries:evidencefromIndonesia.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