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诗范例(3篇)
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篇1
摘要：对《诗经》爱情婚姻诗研究的梳理，用悲剧理论与美学理论来研究《诗经》爱情婚姻诗，仍然具有相应的新颖度。所以，笔者结合相关理论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其一，《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性的界定。其二，《诗经》爱情婚姻的悲剧种类探析：情与理下之哀叹，相思的无言之悲，女子被弃之悲恸。其三，《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性美学意蕴：《诗经》爱情婚姻诗展现出的悲剧意识及悲剧性人格的永恒魅力。
关键词：《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美学意蕴
一、《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性界定
悲剧慢慢形成美学的重要范畴，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位置。悲，又称为悲剧、悲剧性。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是广义的悲剧；作为戏剧样式的悲剧，是狭义的悲剧。《西方美学文艺学论稿》提到：“在文学史上，亚里士多德被人们称之为第一个‘现代’悲剧作家。”[1]（P130-146）恩格斯的悲剧理论有：“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2]（P21）鲁迅则认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P30）如果非得给悲剧定义的话，悲剧可以定义为：“悲剧是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斗争的地位和命运的作品；它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为基本特点。”[1]（P587）
历来关于《诗经》中爱情婚姻诗的界定纵说纷纭，程俊英和蒋见元在《诗经注析》中提到《诗经》中内容明确与婚恋有关的诗共76首。笔者依据张善梅的《文化视野中<诗经>的婚姻爱情诗》对《诗经》婚姻爱情诗的界定，提出《诗经》中爱情婚姻诗的界定：诗歌中涉及与爱情或婚姻内容有关的，在恋爱过程，男女互相喜爱、单相思的爱情诗；婚姻诗包括婚前、婚礼进行中、婚后生活的喜与悲。笔者根据西方相关学者的悲剧理论，对《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性界定是：爱情婚姻诗中，在内容方面可以引起同情与怜悯，在情感方面总体是悲伤基调，在思想方面是可以熏陶人们心灵，事件与现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大部分以悲剧为结局的基本特点。根据这个界定，笔者可以明显界定出的《诗经》悲剧性爱情婚姻诗有42首，有5首主旨存在多义性，笔者依据界定，目前无法判断是否归类为爱情婚姻悲剧诗，分别是《邶风·式微》《邶风·旄丘》《邶风·简兮》《邶风·小弁》《鄘风·鹑之奔奔》。
二、《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类型
（一）情与理下之哀叹
《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4]（P26）《诗经》有部分爱情婚姻诗表现情与礼的冲突。《鄘风·柏舟》写待嫁姑娘选择未满二十岁的少年郎，却遭父母反对。《齐风·南山》说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明确说明《诗经》时代婚嫁需告父母，需明媒正娶。《鄘风·蝃蝀》抒写一位女子为理想爱情或婚姻离家而出奔。《诗经》时代，此女子被指责为破坏婚礼制度的罪大恶极。尽管她走出了反抗这一步，但“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已暗示其最终命运的悲惨结局。《孟子·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六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郑风·将仲子》说到：“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即便如此，这对青年男女背着社会舆论压力恋爱，心理充满恐慌与畏惧。美好的爱情，在情与礼冲突的《诗经》时代，未告知父母，未听取媒妁之言，为情为婚而奔者，结局往往是悲惨的。
（二）相思的无言之悲
《诗经》婚恋诗，内容与相思有关的颇多。笔者主要从性别角度归类为：女子对男子的相思之情；男子对女子的思念。这两类感情基调都是悲凉的。其中，女子对远役丈夫的思念是最典型的相思之情。《召南·殷其靁》多次呼唤丈夫归来，在呼喊背后隐藏着悲伤情怀。《邶风·雄雌》第三章写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5]（P44）这首诗以远役丈夫归来无期，妇女对丈夫思念之深，暗含对现实的无奈，充满无奈之悲凉。《卫风·伯兮》写丈夫远征，妻子被置弃在家的孤独感和恐惧感，以及对丈夫挂念的不安和忧虑。《唐风·葛生》抒写的情感更悲凉，“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6]（P207-208）写出对远役丈夫永远无法终止的思念，进而对生命之旅最后做出深刻认识，充满生命悲剧意识。关于女子对丈夫怀念中带有无言之悲的还有《周南·卷耳》《周南·汝坟》《秦风·小戎》《召南·草虫》《小雅·杕杜》等。《秦风·晨风》写一位痴情女子，奢望重新见到朝思暮想的意中人，为心上人心碎神伤，最终的结局是对方压根就将其遗忘罄尽，等待的过程是焦虑、害怕、恐惧的，这也是很典型的思念中的悲情之歌。《陈风·泽陂》是一首女子思念小伙子的情歌，“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形象地写出了女子思念到愁，愁到难眠，一腔愁闷的状态。
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也是缠绵悲凉的。《邶风·绿衣》怀念亡故之妻，见到妻子的衣物，又陷入深深的悲伤中，反复唱着“心之忧矣”“我思故人”，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之情，这种怀念是深深的悲伤之情。《王风·扬之水》写远戍战士对妻子的思念，这种思念是久远的悲凉与无奈。《豳风·东山》借写主人公对新婚的美好回忆，实写主人公“新婚别”的悲痛经历，“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除无尽的思念之痛外，更悲凉的是回到家，可能等待他的是永远的孤独与伤心。
（三）女子被弃之悲恸
古代男尊女卑的传统，《诗经》时代，女子在家庭和婚姻中地位卑微。《诗经》中爱情婚姻诗有表现女子被弃的悲剧。因男性有贰心，导致女子被弃，像《卫风·氓》是典型的贤惠妻子婚后被抛弃，引起世代女性为之悲恸，被弃的女子的命运结局是悲催的，读者不禁为之潸然泪下。除此，《小雅·我行其野》写到：“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异。”[6]（P263-264）抒写一位远嫁女子遭丈夫遗弃后的悲伤之情。在《诗经》时代，这种悲愤宣泄只能稍解心中不平，在婚姻中经常有被弃的悲剧发生。《邶风·谷风》写丈夫用情不专抛弃妻子，丈夫原本家境贫穷，经过两人婚后努力，家境变好，但妻子却遭遗弃而丧失一切；一个用情专一和为丈夫献出一切的女子，最后换来的是丈夫喜新厌旧，自己遭抛弃，这一刻女子是哀伤和凄凉的。《诗经》时代，女子作为男子牺牲品的例子比比皆是，她们的命运值得同情，她们悲恸的遭遇引起后人警惕。《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反映了男子在婚姻上不负责、任意抛妻的现象。
不管女子身份地位如何，女子都有可能被抛弃，在婚姻中，女性是弱者，得持好家，又活在担惊受怕的状态中。《小雅·白华》写女子被弃，根据《毛诗序》介绍，可得知该女子为贵族妇女。“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之子无良，二三其德”，都表达对男子没良心、用情不一的谴责，全诗基调凄婉。意蕴较特殊的一首是《郑风·遵大路》“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写女子拖着男子的衣服，哀求男子不要离去，此画面浮现在脑海，似乎传来女子的一片哀求和哭泣声，这是女子为自己命运挣扎的哭泣声。爱情与婚姻在《诗经》中呈现出深沉之音，爱情婚姻诗的悲剧性令人悲恸难抑。
三、《诗经》爱情婚姻诗悲剧性美学意蕴
（一）悲剧意识
各民族的悲剧与各民族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悲剧呈现出的思想形态和艺术形态，正是它们形成之前的种种悲剧意识的积淀。大量的人文科学史料表明：悲剧意识，几乎从人类刚刚诞生的蛮荒时代起，就在原始文化母体内开始萌动。这萌动表现为人民对人类悲况的领悟。[7]（P19-20）“中国悲剧意识也主要呈现为日常悲剧意识和政治悲剧意识。中国悲剧意识一开始是日常悲剧——《诗经》儒家的自我实现理想很明显是仅为男性设计的，没有女性的份。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文化，是男性文化。”[8]（P13-15）
《诗经》中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命运悲剧、爱情婚姻悲剧，这是悲剧意识较早的以文学的形式记载。早期的悲剧意识在原始神话和宗教中就有所体现。在《诗经》爱情婚姻诗中，女性悲剧意识表现得最为明显。《邶风·谷风》《召南·江有汜》《小雅·我行其野》均写女子被弃的悲惨结局，女子反复的将悲伤吟唱出，在《诗经》时代，女子已经具备了悲剧意识，而且还能将心中的悲自然地用诗歌展现出。无论是平民女子，还是出身贵族的女子，均有悲剧意识，像《小雅·白华》就表现了贵族女子的悲痛。
（二）悲剧性人格的永恒魅力
《西方美学史》中讨论崇高和美的客观性质一节说到：“我们的所有观念中，最能感动人的莫过于永恒和无限，实际上我们所认识最少的也莫过于永恒和无限。”[9]（P236）
正如朱立元在《美学》一文中说：“崇高的基本内涵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经过巨大的异己力量的压抑、排斥、震撼之后，最终通过人生实践而得到全面的高扬和完整的体现……这也是崇高之所以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审美形态。”[10]（P195）《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提到：“诗人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用诗来讲话，以便教导、娱乐、感动别人，所以他能洗净观众心中的激情。”[11]（P390）外国学者明屠尔诺引用这本书的话，来说明“诗人的任务（悲剧的目的），悲剧诗人应该成为常人生活的导师和净化常人心灵的医生，这不仅是悲剧诗人的使命，也是悲剧的目的。”[1]（P149）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可得知，他也认为悲剧可以引起人的怜悯与恐惧，从而灵魂得到熏陶。
《诗经》中的爱情婚姻塑造了许多悲剧女性形象，女主公的悲惨结局，使我们为之震撼的同时心灵也得到陶冶。《卫风·氓》作为《诗经》中被弃诗的典型代表，女主人公“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的辛勤劳动，最后却被丈夫抛弃，为她悲伤时，其美好的人格也感染着世代女性。在《诗经》悲剧性作品中，《召南·江有汜》《小雅·谷风》《王风·中谷有蓷》等女子敢于将自己的愤怒和悲伤唱出，但仍然保持优雅的形象，而不是泼辣的形象，这就是人格中的中和之美，这种美永流于人们心中。所以，女性们的悲剧展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格，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基金项目：云南民族大学校级课题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诗经>爱情婚姻的悲剧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YJY59]。）
注释：
[1]程孟辉：《西方美学文艺学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3]张锡坤：《新编美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戚小漫：《<诗经·二南>婚恋诗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版。
[5]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6]赵逵夫：《诗经三百首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7]杨建文：《中国古典悲剧史》，武汉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8]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朱立元：《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思妇诗《诗经》后世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一个永恒的话题，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时代，爱情的乐章已经奏响，虽已时隔多年，我们仍可听到钟鼓琴瑟的乐章萦绕在字里行间，传唱在河洲水湄。所谓思妇诗，指的是以思妇的境遇、心态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诗歌。读者可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探寻到现今最早的思妇诗，其中有描写新婚的喜悦，有女子对爱情热烈而大胆的追求，有丈夫背情弃义后的伤悲，也有对情人的浓烈思念等相关的详尽描写，《诗经》中的思妇诗充分地被后世文学所继承和发展，后世仍有众多的思妇诗延续着《诗经》中思妇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然而比起《诗经》中的思妇诗，后世的思妇诗也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含义，所表达的感情也不同于两千多年前先民们质朴而单纯的思恋，而是增添了更多的伤痛与哀怨。
一、创作的背景不同
《诗经》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当时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爱情婚姻也比现在要自由开放，郑、卫等国，春日祭祀媒神，男女聚会的风俗依然存在。在这种场合中，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真实而质朴。然而，当时礼教的大网已经张开，未婚男女私下定情之后还要以媒妁之言从中撮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中有不可转移的力量。这样无形之中就为自由的爱情增加了阻碍。除了来自社会传统的压力，当时的社会环境也给女子带来了种种阻力。西周初年，社会还算安定，之后随着诸王的不断用兵，天下纷争，战争不断，加之边境被骚乱，导致内忧外患，大量男丁被征服役逾期而不得归，很多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丈夫的出征入伍，使得女子在家空闺独守，原本鲜活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日渐衰老，承受着与丈夫离别相思的煎熬，原本幸福的家庭也变得孤苦凄凉。可以说，《诗经》中的思妇诗多是由于战争致使有情人身处异地，不能相见而产生创作出来的。
而比起《诗经》时代，后世思妇诗创作的背景更多样化。后世人们的感情越来越丰富，社会也越来越复杂，男人们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可以到处游玩聚会，出入秦楼楚馆以弥补包办婚姻带来的不满。然而，与此同时，女人们却要忍受越来越多的禁锢，要遵守“三从四德”，不得与人随便往来甚至言谈。在爱情婚姻方面完全是被动的。加之后世仕途经济的发展，使读书人把晋身仕途作为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很多人背井离乡，游学在外，以期求得一官半职荣归故里。由于其长期流落在外，以致与家中的妻子望穿秋水，看不到丈夫的归来，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以泪洗面，“悔教夫婿觅封侯”。“商人重利轻别离”也是造成后世思妇诗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早期商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大量世人追逐利益，抛家弃子、外出经营，长期以来音信全无，夫妻之间聚少别多，商人在外可以另觅新欢，但妻子在家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她们只能哀怨叹息，“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可见后世思妇的命运更为凄苦无依和肝肠寸断，其创作的背景更为复杂多样。
二、内容倾向不同
《诗经》时代民风较为淳朴，当时男女地位相对比较平等，女性也拥有相对一些自由，可以到处郊游，聚会，可以自由选择恋爱的对象，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直接而热烈的，《诗经》时代的思妇对丈夫，对情人的相思，实际上正是她们心中对于爱情的真挚而大胆的表达，她们的相思是她们心中对于爱情的最热烈的追求。“愿言思伯，使我心痛”，“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思念一个人，即使心痛首疾也无怨无悔，她们的相思是从心底深处发出的最真挚的呐喊，是她们最诚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在这一声声的问话中，包含了多少妻子对身在士卒的丈夫的关心与体贴，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只是一些最为质朴的东西，这就是国风中的乐章，这就是先民们的爱情，朴实无华却暖彻心扉。而在后世的思妇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思妇的感情也不似《诗经》时代的思妇那样单纯，她们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思念，对爱情的企盼，更多了一层对自身命运的哀惋与叹息，她们已不仅仅是“思”，更是多了一层“怨”在内，例如朱淑真在《愁怀》中写道：“欧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作主，何似修生连理枝。”表达了诗人对于爱情婚姻的不满，由于不能自己作主，只能依赖“东君”，可怜红颜纵为“扫眉才子”又如何？命运的无可把握，不能自主，也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在自怨自艾中哀老此生。
三、产生《诗经》中的思妇诗与后世思妇诗差异的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不同。《诗经》时代的西周，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封建礼教的禁锢还没有完全泯灭人性。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在爱情中的心声，对情人的思念，而无需刻意隐瞒。到了后世，随着礼教的日益巩固，社会中充满了虚伪道学气。对爱情的歌咏呼唤虽然仍在传唱，但已不能像先民那样大胆直率地吐露心声，直呼心中的思念“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未见君子，我心伤悲”。而且，《诗经》时的女子，在丈夫或情人变心之后，可以勇敢果断地放弃，“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她们爱的坚贞，不爱决绝，不像后世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重重巨网覆盖下，在世俗偏见的沉重枷锁下，爱时不敢追求，不爱不能自主，只能忍受命运的安排，怨自己红颜命薄。一代才女李清照也因一首《浣溪沙》（绣幕芙蓉一笑开）遭来不少人的非议，被视为淫词。在虚伪的礼教社会，只有“人比黄花瘦”才符合他们的审美原则，才符合作为女子的品德。
（二）女子地位的逐渐下降。在《诗经》中，不仅有女子思念男子的“思妇诗”，还有男子思念女子的“思男诗”。例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可见当时的男女地位还是比较平等的。而到了后世，像这样写男子思念女子的诗句，几乎很少见到。由男子作为抒情主体直接抒情的，只有在一些悼亡诗，悼亡词中可以见到，这其中隐含的男性心理是值得玩味的。
随着社会变迁，礼教渐盛，女子由原来独立的个人主体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女人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她们的一生都只能被禁锢在家庭之中，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出入秦楼楚馆，弥补包办婚姻带来的不满，女人却只能嫁鸡随鸡，空守家中，一生看到的只能是她们头顶仅有的那一方天空，寂寞和悲哀像荒草一样在她们心中疯长，带来的只能是更深的悲哀。
总之，《诗经》时代男女地位较为平等，女子表达爱情的方式是直接而热烈的，她们的思念生发出的是诚挚的爱情，她们的心声是质朴而纯真的，而在后世，社会对女子的压抑禁锢越来越多，女子沦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地位下降，女子在爱情婚姻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的思念中多了几分凄苦与哀怨。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译注《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海涅爱情诗湖畔诗人海涅的爱情观
亨利希・海涅成长在19世纪的德国。海涅的爱情，无疑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饱受恋爱和失恋的痛苦是他爱情的主色调。他不顾门第悬殊和伦理的束缚，痴心地爱上了堂妹阿玛丽。然而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初恋情人阿玛丽在1821年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地主。海涅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诗歌，大部分都表现了这个主题。他的爱情经历和但丁有几分相似：但丁深爱着贝雅特丽齐而不得。但是两人对于爱情的看法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丁将所爱女子逐步神化，成为指引他走向天堂的神女。这其实已经跳脱出了凡俗爱情的桎梏，爱情之于但丁，更多的意义是灵魂符号和精神信仰。而海涅仍在爱情之中挣扎，他正如一个普通青年一样深陷相思的漩涡无法自拔，“我用我巨大的痛苦/写下这小小的诗歌”。尼采曾说：“是海涅让我懂得了抒情诗人的最高意境。”失恋的经历之于海涅，是爱情上的受难，却是诗歌上的馈赠。
另一方面，湖畔诗人却处在最巅峰的时期，没有经历五四落潮时期的苦闷与彷徨。他们的诗歌呈现的是与海涅不一样的风貌。他们以青春激情来写诗歌，“我个人以为这种纯洁天真，活泼乐生的少年气象是中国前途的光明。”（宗白华：《〈蕙的风〉之赞扬者》）。湖畔诗人的诗，如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小学时的姊姊》等带有的鲜明的民歌情调和对优秀古典诗歌传统的借鉴，清新自然而明快。
生活背景的差异在两者的诗歌中集中体现了出来。海涅的诗歌，饱含着裸的爱意，却又尝试着避开所爱的对象，以向旁观者陈述的语气述说着他的爱情。因此“我的爱人”成了他常用的代称：“美丽的明亮的金色的星星/请代我问候远在他乡的爱人（《美丽的明亮的金色的星星》）”、“自从我将爱人失去/我便再也不曾哭泣（《自从爱人离我远去》）”。
这些情诗真实地表现了海涅对于失恋的逃避和畏缩。他不愿直面爱人，只是向第三者陈述他的经历，企图在倾诉中获得解脱。更有甚者，海涅在一些诗中刻意地营造出了一种距离感，“自己”成了海涅爱情故事的旁观者而非亲历者。诗人刻意地将自己与爱情保持距离，形成客观化的效果和超脱的视角，似乎是在追寻他诗中所说“爱情得是柏拉图式的”的精神恋情：“他们俩终于天各一方/只偶尔相逢在梦境/他们早已进入坟墓/却永远不知道真情”。（《他们俩倾心相爱》）海涅像吟游诗人似的在吟诵属于他自己的“他们俩”的爱情。诗人将淡化了“自我”的概念，因而可以在更高的层次审视爱情。这种爱情其实超越了海涅与阿玛丽的个人层面的感情，上升到了对爱情的整体认知的高度。尤其在诗的后半段，“他们早已进入坟墓/却永远不知道真情，即使倾心相爱，却也不知道真情情为何物”，实际上写出了爱情的难以捉摸、难以感知，这也是海涅痛苦的原因，无法知晓爱情，便也无从谈起如何追寻爱情。
湖畔诗人的诗歌却充满着浓厚的“自我感”。“湖畔诗人唤起的是清新、自然的审美感受。当然，由于年龄、经验等原因，湖畔诗人的作品也有部分显得浅露、幼稚、未臻成熟的缺憾”，他们在爱情诗中更强调自我的爱情体验，他们常常以第一人称的“我”直白地向第二人称的“你”表达爱情：“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得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湖畔诗人不像海涅试图与自己失败的恋情保持距离，他们“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朱自清《蕙的风》序）
湖畔诗人也有着描写爱情苦痛的诗，但湖畔诗人们以“爱情至上”观将凄苦与幽怨转化为真切感人：“妹妹，我们底爱/是有缺陷的完全/所以我想/将这些诗烧去/也是留些痕迹/不烧去/也是留些痕迹”。湖畔诗人的诗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他们将诗与青春、诗与爱情相结合。在他们看来，爱情是“完全”的，痛苦的爱情不过是“有缺陷的完全”。而这仅有的一点缺陷也被诗意笼罩，使之更加朦胧浪漫。诗歌中爱情的痛苦被青春激情冲淡了，留给读者的更多是对爱情的崇尚。
海涅化解爱情痛苦的方式则是将之寄托于想像甚至幻想之上，因而他的诗歌富有极强的浪漫色彩。海涅的这种想象，常常通过梦境的方式实现，如《我又重温了昔日的旧梦》《我梦见我做了上帝》等，通过构架一个美好的梦幻世界来逃离现实的悲戚和内心的苦闷。在《梦影曲》中，诗人完美地展现了他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幻想世界：诗人梦见热辣的爱情，美丽的头发，桃金娘和木犀草，梦见忧郁之歌的忧郁的曲调。美梦初醒，才恍然发现自己仍不得不在悲惨的现实中煎熬。“等我醒来之时，泪水仍滚滚长流”（《我曾在梦中哭泣》）。梦境与现实的对峙往往以梦境的消解为结局，所以诗人在梦境中追寻着解脱，追寻着现实中所没有的快乐，但也正是这种泡沫式的幻想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我要给空虚的梦影捎去空虚的叹息”（《梦影曲》），海涅的美好落于空虚，爱情归于幻灭，在梦境与现实的转换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的悲痛。
海涅在抒情的背后，蕴藏着他对爱情的哲理性思考。在《他们在茶桌旁相聚》一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首对话体的诗歌中，海涅借几个不同身份的人之口，述说着他心中矛盾的爱情：一方面追寻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情，同时又以“爱情啊真是受苦受难！”来否定爱情。海涅心中的爱情因痛苦而显得矛盾：苦苦追寻却换来阿玛丽冰冷的拒绝，之后他开始对爱情产生怀疑，于爱之中生出恐惧：“爱情甜蜜的痛苦/还有它苦中之乐/又潜入尚未痊愈的心/将它幸福地折磨”。爱情之于海涅，不似湖畔人一般简单美好，反而是矛盾冲突的集中体。这也让海涅的爱情诗多了一层对爱情价值的深邃的思考。
海涅与湖畔诗人，前者是复杂而深刻的爱，后者是简单而浪漫的爱。从海涅的诗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他对於爱情的逃避、期待、赞美、痛恨；而在湖畔诗人的笔下，我们又读出了爱情的热切、自然、纯净。诗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他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海涅和湖畔诗人的爱情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面镜子，关于爱情的思考的镜子，让我们能洞见最真实的他们和最真实的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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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卫平.试论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锦州大学报.[J].1982（12）
3.刘敏.海涅中的爱情主题[J].国外文学.2003
4.张立群.湖畔诗社：引人瞩目的爱情诗[J].文艺报.2014（07）
5.姚力.海涅早起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化和去浪漫主义化[J].语言教育.201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