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例(12篇)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
一、引言
随着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推出的“学龄前儿童禁止学习外语的规定”和中国大陆部分城市教育部门实行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允许布置作业的规定”的实施，中小学教育减负和素质教育再度成为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谈论的热门话题。平面媒体和网上爆出的因学习压力大而产生的厌学，自残甚至伤害家长的各种案件，也要求全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因此，教育减负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应该也不能仅仅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等教育层面上谈论教育减负，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从参与教育活动的教育主体来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博弈分析的理论，然后建立了学校与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之间及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两个博弈模型并进行了博弈分析，最后对加强教育监管和教育减负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二、博弈理论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可以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博弈方具有充分或则有限理性能力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时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三、博弈模型
1.学校与教育监管人员之间的博弈
假设学校和代表教育部门的监管者作为博弈主体，都具有各自特殊的利益目标，他们的个体行为都是理性的，在交易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学校和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者各有自己的行动组合，学校的行动集为（减负，不减负），其决策主要受到学校的升学率教育排名本校的声誉的影响，以及学生家长的期望，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影响；代表政府的教育部门监管者的行动集为（不检查，检查）。学校和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作为博弈的直接参与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学校的目标是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和知名度从而取得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能够给予其他方面的各类资源，从短期行为来看减负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必然下降，学习成绩的下降必然导致学校的排名升学率等方面的下降，进而导致学校行政领导和老师在行政级别工资待遇方面的下降，所以对学校而言，在不减负而不被监管的情况下，综合利益是最大的，对监管者而言，对学校免检则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力物力，此时利益最大的。故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为
表1
如果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的策略是免检，则学校的最优策略是不减负；如果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人员的策略是检查，则学校的最优策略是减负。在没有政府监管部门强制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纳什均衡是监管人员免检，学校不实行教育减负。因此，对素质教育这个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的重大问题，代表政府的教育监管部门一定要严格理性自己的职责，不能实行免检制度。
二、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博弈
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博弈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明白教育减负的好处，都知道应试教育的危害，在应试教育下过重的学习负担，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带给了家庭和社会一系列问题。在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博弈中，支付矩阵如下：
表2
从上述支付矩阵我们发现，家长A和B都选择减负情况下，对家长孩子和社会都是最佳选择，应该是整体理性的选择，但整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家长们的选择的策略是不减负对不减负。家长们选择了不管别人家的是否减负，自己的孩子都不减负的策略，因为在现阶段的情况下，不减负意味着学习比别人好，比别人学习好意味着有更好的中学，更好的大学，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福利待遇。但在实际上却造成了给学生，家长，老师，学校更大的压力，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损失。
四、加强教育监管和教育减负的建议
1.继续建立和健全教育监管制度，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整合资源实行统一监管。
2.完善人次选拔体制，应该把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拓宽学生的成才成功渠道，不拘一格取人才。
3.完善对学校和老师的评价体系，改变用升学率，分数等评价学校和老师的定量方式，制定出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
4.培养个体理性认识，创新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予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王竹天，杨大进.食品安全与健康.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2
其中，针对校外培训的监管政策，主要影响包括培训机构数量、培训时间、培训价格的限制和禁止资本化。
限制培训机构数量：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度，已备案的需要按照标准重新审批。
限制培训时间：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3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双方农产品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一、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处理方式(一)欧盟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欧盟采取的对策比较温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1.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根据WTO规定，出口价格补贴的“黄箱”政策是世贸组织的规定。“蓝箱”补贴原本也无须承担削减义务，但多哈回合谈判框架明确指出，各国的“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该国某一历史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总产值的5％意味着目前使用“蓝箱”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蓝箱”补贴的调整乃至削减。由表1可见，欧盟“蓝箱”补贴远超过多哈回合谈判框架规定的5％的封顶限额。按多哈回合谈判框架中“蓝箱”政策的要求，欧盟将面临“蓝箱”政策的大幅度削减。因此，转而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是欧盟较为可行的方法。由表2可见，“黄箱”和“蓝箱”补贴相对较多，这是“黄箱”和“蓝箱”补贴引致的直接利益使然。比较而言，“绿箱”补贴使用较少，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欧盟拥有充足的资金，完全可在WTO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绿箱”政策大力支持欧盟内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提供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扶持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单亲家庭农场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保障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者的收入。2.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提出“多功能农业”概念，并在1998年对“多功能农业”做出定义。欧盟认为，除生产功能外，农业还包括水土保持、田园风光的管理与加强、环境保护、灾害预防及农村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产品不仅包括商品，而且还包括一些诸如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田园风光等公共物品。因此，农业应是多功能的。多功能农业可使农业与其它产业(包括环境)得以更好的匹配，使农业发展可持续，继续发挥其在各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而成为保证其他产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提供的多功能公共物品不属于《农业协议》所管辖的可贸易的商品范畴，而应属于“非贸易关注”，应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公共物品将由于市场的失灵而供给不足。这样，欧盟就可对属于“非贸易关注”的多功能农业进行名正言顺的补贴。事实上，“多功能农业”正是为维持农民补贴而另立的名目。同时，多功能农业的补贴有助于解决农业政策实施鼓励集约型农业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所保障。3.发展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是欧盟委员会1999年1月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以推动欧盟农产品的出口，并为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及开展诸如宣传、调研、产品推广等各类商业活动提供每年约为15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同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此项建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为帮助欧盟出口企业占领非欧盟市场提供政策、信息服务及资金上更充分的保障，巩固和扩大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分批执行，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但针对性和延续性很强，从每批和单个产品看，欧盟投入的经费不高，但从其项目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来看，欧盟对农产品出口支持是有相当大力度的。(二)美国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美国更多地选择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欧盟作出妥协和让步，并愈来愈多地采用双边、地区甚至单边方式向对方施压。1.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方式。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因此，除多边方式外，美国愈来愈多地采取双边、地区和单边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欧盟无法与其展开竞争，只能走保护的路子。欧盟的农业政策是设置种种障碍，如配额、卫生检疫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办法来维护贸易的进行。这些做法阻碍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出口，引起诸多不满。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在欧共体加速建立统一大市场后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美国开始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的方式与欧共体等国家展开市场争夺战。美国也不放弃利用一年一度的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七国首脑会议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施加压力。2.运用贸易立法手段实施保护。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中专门制定了实施贸易歧视的报复措施，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增加了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内容，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抛弃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范化和法律化，实施贸易政策的行动和措施都能从法律中找到依据。3.建立复杂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具有与欧盟一样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有各种经常变化和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如对包装、标签、品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美国颁布的限制农产品进口的《食品、药品、及化妆品管理法》十分苛刻，是打着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幌子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二、启示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激化。但合作和谈判已成为主要的解决方式，各国都会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对中国而言，立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利用贸易摩擦、以摩擦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一)不轻易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中国面临国外贸易壁垒时，更多的应是反省自身的出口产品结构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可动辄指责贸易伙伴施加贸易限制或壁垒。必须看到，美国在处理对欧盟的贸易争端时所采取的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的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只会恶化对外贸易环境，遭遇更多、更严厉的反报复。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矛盾时，应尽可能地使用磋商、谈判的手段，必要时才诉诸单边贸易报复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温和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争端的化解。(二)加强立法，使国际贸易争端有法可依。欧美间的贸易实践表明，政府代表所有商业机构的利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国营经济，同时也代表其他各类经济成分。因此，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能够接受的相关法律制度。(三)调整农业补贴方式。欧盟农业政策虽然不断改革，但对农业支持的趋势一直没变，甚至保护的力度也没有减少。与欧盟相比，我国耕地少、农业人口多、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对农业的支持更有必要。目前，我国农业支持明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支持水平明显偏低，二是流通环节补贴过高。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不断加大“绿箱”补贴投入，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引进。同时，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价格补助，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1篇4
关键词：预算管理；博弈；制度
中图分类号：F8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68-02
一、政府预算管理概述
政府预算是政府为了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按照政治程序在一定时期内对所需资源和可用资源所做出的并经权利机关审查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收支计划。政府预算管理是围绕政府预算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决算及绩效评价等预算管理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而政府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模式直接意义上的体现与存在方式。政府预算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起着关键作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博弈分析
（一）博弈双方的情况
根据博弈理论，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预算博弈中，“预算审批者”和“预算申请者”都完全了解博弈中各种情况的得益，并且双方同时各自独立地做出决策。另外，在预算博弈中，局中双方可以支配的总资源是一定的。因此，一方的可支配资源增加意味着另一方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双方的利益是始终不可能一致的。这是一个混合策略的博弈，其特点是“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他们之间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在预算申请过程中，博弈局中人对于双方的收益和行为并不完全了解，此时的博弈信息是不完美的。同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并且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策略选择不是同时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即由预算申请者先提出申请，然后由预算审批者进行审批。因此，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申请者与预算审批者之间是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二）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申请者”在上报其预算数字时，存在高报和实报两种选择，这即“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高报，实报）。“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收益：一是“预算申请者”获得的资源数量大于实际需要的资源数量，或使预算的产出量小于可能的产出量；二是争取资金成功后的成就感（包括心理满足感等）。当然，高报的成功也要付出代价，主要是申报信息成本包括对申报材料的包装（因为“预算审批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申报材料要经得起推敲）需要大量的信息包装成本付出（主要是信息采集、处理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同时，为了顺利通过审批，必要的人际关系要建立或加深，这需要物质成本（如贿赂送礼等等）。
（三）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是（削减，同意）。削减了“预算申请者”的预算数，意味着“预算审批者”实际可利用资源的增加，同时也获得了运用权力的心理以及“预算申请者”的尊重（尽管可能只是表面的），这是“预算审批者”的收益。使收益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具体“预算审批者”专业判断的失误以及“预算申请者”的活动干扰。“预算审批者”审批的成本包括为对“预算申请者”的申报信息进行甄别而花费的信息辨析成本（人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以及可能的工作失误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上级的批评和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不适感等）。
（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根据博弈的有关理论，用博弈树图1来表示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如图所示，预算申请者仍然存在（高报、实报）两种策略选择，而且其能够凭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明确自己的行动。但是预算审批者此时却无法得知预算申请者的策略以及行为，因此，他只能先判断自己处于信息集（图中的椭圆形）的节点1或节点2，然后再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为策略。同理，根据双方的收益函数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设：预算者高申请报预算的收益为R，其高报预算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P，发现后预算申请者应支付的罚金为F，发现后为减轻处罚的支出（例如贿金或者是与上一级申请者合谋而分割出去的收益，也可以称之为合谋支出）为C，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E，这里，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R，P，F，（假定R和P是独立变量）。则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为：
E=R（1-p）-（R+F）p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预算申请者的选择：
给定P。若E>0，即FR+F，则预算申请者不会选择高报预算，因为这时高报预算的行为是完全不经济的；若C>R+F即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小于高报预算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则预算执行者就具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环境就和E>0时一样了。
给定F。E>0，p0时，或虽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E
由于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风险趋向类型不同，所以在动态预算博弈中达到的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也就是说，该均衡有无穷多个解。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都试图去猜透对方的策略行为但却总是徒劳，其中，预算申请者可以凭借其人的优势地位，相对比较从容地进行策略选择，事实上预算申请者一般都会做出高报这样的选择，这是由逆向选择而引发的道德风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第一，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的概率是C/（R+F），委托人实施削减预算的概率是R/（R+F）。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其是否能顺利获得高报预算收益；第二，在决策过程中，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企业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抑制高报预算有重要作用；第三，在高报预算收益为负的情况下，预算申请者仍然有可能选择高报预算，究其原因主要是预算申请者可以通过贿赂减少惩罚或者与上一级审批者达成合谋，共同寻租。只要这部分支出小于高报预算失败的损失，即C
三、加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思路探索
（一）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总体思路
1.减少高报预算收益
减少高报预算受益，即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受益。这样，预算申请者觉得无利可图，自然会丧失高报预算的动力。如果预算管理者在考评和激励环节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收益，将会大大减少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的博弈行为。所以总得来说，制度上的漏洞是导致政府预算各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主要原因，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应该完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消灭博弈产生的土壤，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博弈行为。
2.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
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E=R（1-p）-（R+F）p，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后，预期收益函数呈减小趋势。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风险加大，这无疑加大了高报预算的难度。同时预算申请者的收益也将变少，甚至有可能为负，降低了预算博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3.加大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
同样的道理，根据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达式E=R（1-p）-（R+F）p，可知，加大高报预算的惩罚力度，会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这样得到的结果和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的效果是一样的。预算申请者将充分地考虑自己付出的努力能不能得到回报，三思而后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放弃无利可图的预算博弈活动。
（二）治理政府预算管理的具体措施
1.完善预算博弈规则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博弈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促进作用。博弈局中人只能在制度允许的框架下做出对已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既然博弈局中人都是理性人，那么就不能排除有局中人突破现有规则限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
2建立健全预算全过程绩效监督机制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的要求看，进行预算绩效监督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建议尽快创造条件，建立政府预算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流程绩效监督。此外，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国的预算绩效监督也应具有特殊性，一是不能将监督的重心放在绩效指标的层面，而是应该将权力运行的监督作为预算绩效监督的切入点，否则预算绩效监督有可能会最终流于形式；二是应强化预算绩效监督过程中的问责机制，没有问责就不会有制约，不会有责任压力，所以，预算绩效监督一定要先明确责任，给问责策略，反之则正好相反。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引起的申请人和审批人之间的人—委托人结构性矛盾，可以合理运用激励理论加以调整。重点是加强对申请人诚信行为的鼓励以及对其非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正向效应，努力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引导诚信行为。
参考文献：
[1]高伟明，马笑渊.预算博弈现象以及对策分析[J].财政研究，2003（4）.
[2]张弘力.建立我国公共预算的基本思路[J].财政研究，2001（4）.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5
关键词：公立医院双向转诊多赢
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不断改革的形势推动下，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型公立医院，如何把握医疗卫生资源，站在“/政府一医院一患者”等多方层面，探索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开展跨地区合作的研究，谋求各方的共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是医院管理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国内多数医院的双向转诊，尚未站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高度来开展，而仅局限于如何转诊病人的实际操作，这种转诊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双向转诊，却基本上是大型医院通过转诊的形式从中小医院或社区拉病源，以满足自身业务发展需求的措施，其实质为单向转诊，未能更好地体现对基层医院扶持和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对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和转诊评估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均缺乏系统的研讨。
1.目前公立医院的运营情况
1.1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情况
进入90年代以来，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我国政府逐步在医药卫生行业引入市场经济改革，大幅度减少了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在政府对医药卫生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同时对公费医疗体制及较低的医疗服务标准进行彻底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希望借此能够促进公立医院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由表1可以看出，政府在GDP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卫生事业发展遭遇财政支持力度的瓶颈。
1.2目前的医保支付模式对公立医院的影响
现阶段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主流支付方式主要是”以收定支”，即先记账，后审核，再支付的结算方式极大的限制了公立医院本已极度紧张的现金流，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将所有的检查和治疗方法，药品，耗材等一项一项的分解，一项一项的报销，这种费用的结算方式，迫使公立医院必须要先行垫付在保患者的治疗费用，等待病历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完毕后，才能将医保基金拨付医院，在临床医学的多个发病因素中，天气，年龄，免疫等疾病因素会导致公立医院所垫付的治疗费用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对于公立医院的建设，医护人员工资及奖金的及时发放，大型设备的引进及使用，维持日常运营的现金流管理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干预效应。
1.3双向转诊实践中的难点
在现行管理机制和运行体制下，对医疗机构来说，病人即是效益的来源。从一定意义上讲，实施双向转诊是转诊机构经济利益的分配活动。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社区医院由于担心病源和收入，不愿意主动将病人转向大医院；大医院往往不愿意将病情稳定、可以回社区治疗和康复的病人转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而是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将病人留在医院。由于派驻基层医疗机构的专家需要达到中级以上的技术职称，而这部分人是大医院的业务骨干，大医院工作量较大，有时抽调不出更多的医务人员下乡开展业务合作活动；即使抽调固定的派驻医生，也难以保证每天都能够到基层坐诊，下派专家的坐诊时间缩水。
2.通过双向转诊发挥各级公立医院最大潜力
大型公立医院的发展，除了依靠政府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和调整医疗卫生政策外，实施大医院与基层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合作，不失为一个低成本、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是协调当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欠均衡合理的一种过渡模式。
2.1双向转诊是多层次医疗资源合作得平台
公立医院的双向转诊服务内涵及合作形式可以结合社区医疗机构的服务硬件多样化、个性化，基层医院可以按照具体实际需求，选择专科对口合作、专科疾病调研合作、转出定点病房合作、地级市间转人转出联动合作、定点医院挂牌合作、接待预约检查或化验的个体和团体、预约门诊疑难病单专科或多专科联合会诊等服务内容。
2.2三级公立医院如何获益
针对散布在一个固定行政区域内的服务层次不一的医疗资源，如何进行有效的整合，并且在“总额预付制”的支付模式下通过双向转折制度盘活过剩的医疗资源，并且通过减少住院时间和提高病床周转率，不但可以有效减少患者在三级医院的占床时间，减少三级医院的无效工作量，更能够使三级医院的临床医师能够在床位有限的条件下，接触更多的疑难危重患者，提高固定病床的诊治疗效，并且通过减少住院时间减少患者医疗消费，为医保的定额结算创造剩余空间。而只有在单位行政区域内的三级医院才具有牵头的资金和制度，以及技术开展双向转诊信息及病源平台构建，而三级医院作为这一平台的构建和管理者，运用双向转诊制度面对医保的定额结算模式和紧张的医疗资源管理双重压力下的管理困局能够做到有效突破，并可能成为这一平台的最大获益方。
2.3社区医疗机构和市级、县级医疗机构的受益分析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市、县级医疗机构不但可以承担首诊首治任务，在病源管控方面还可以享受三级医院的下转患者，对于基层医院的术后，康复，姑息治疗、慢病管理等技术和医疗资源可以起到激发和调动作用，不但可以使基层医院的病源比双向转诊前更为充裕，而且使基层医院的临床工作者能够得到更多的病种，更多的学习和管理样本以及临床经验。从而使更多的基层患者能够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将“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在病源，管理和费用结算等方面逐层效率分解，充分发挥公立医院资源分级的最大潜力。
综上所述，作为具有一定特色的双向转诊模式，医院的转诊合作具备：起步早、全局视野、特色理念、以互利共赢为前提、“转入转出的联动机制”做推动、转诊内涵广、合作方式多样化、规范运作、疑难病会诊创新合作等特点。而且，“双向转诊”合作不能仅仅依靠各个公立医院之间的联系来开展，应该依靠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打破地区界限，改善政策支付原则和改进审核拨付流程来不断推进，才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的公立医院在双向转诊平台上的充分整合，必将使中国的公立医院在“总额预付制”的平台上获得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民，蔡则楷。对公立医院资本运营模式的探讨。卫生经济研究。2004.9.41-42
[2]天津市卫生局。天津市卫生统计年鉴（2009版）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6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际关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就已初见端倪，只是这种对抗尚不具备全局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对全球的影响则把这种对抗推向了一个高峰。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关系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大国强权政治相交织，使两个阵营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这一局面不仅取决于两大集团军事实力的较量，还与美苏两国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与资本主义形态相伴随。借助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二战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国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价值观念，抱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态;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对抗西方列强的土壤中得到了特殊的培养，尽管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与经济路线有其消极的一面，但经过工业化改造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已形成了坚定诚挚的信念。在“冷战”时代一些极端反动分子，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狂潮的推动下，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使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更趋白热化。
在另一方面，上世纪60,7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80,90年代“全人类利益”意识形态的崛起等则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所减缓;东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调整，如60,70年代欧美各国的社会化、国有化改革和苏联东欧各国在计划经济中引入的市场机制与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80,90年代它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念的突破等也有利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弱化。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既有利于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又有利于双方以温和的、渐进的心态处理相互关系。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三和路线”，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尼克松主义”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观念等，对于淡化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坑都功不可没。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模式演进
当代国际关系中，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动荡中不断趋向缓和，在前进中又时有曲折倒退，甚至倾斜失衡。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拉大时，一些西方大国蓄意强化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使国际格局转型期间的外交关系更趋复杂。以下笔者主要运用“博奕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几种演进模式。
(一)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理论)及其模型设计
它原是数学运筹学中的一个支系，用于严格地处理在战略博弈中参与者最理想的行为和决定结局的均衡，或是使具有理性的竞赛者找到他们应采用的最佳策略。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在特定条件下争取其最大的利益。博弈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某个参与者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参与者如何行动。不同的参与者有时利益一致，有时又彼此对立。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就是博弈游戏中的双方。两者间既有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又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由于在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在博弈游戏中的角色，博弈竞技中的利益得失，将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共同面临的问题。
早在1913年，沃德拉格夫就首先提出了博弈论的“最小最大”策略原则。博弈论常分以下几种类型:
1.“双方零和”，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双方互相抵消。
2.“双方非零和”，即一方所得并非另一方之所失，双方都可能赢或输。
3.“多方零和”，游戏中有若干个竞争者，在游戏中得失相抵。
4.“多方非零和”，即若于个竞争者之间得失不相同，得与失之和不等于零。
在现实政治中，博弈往往是冲突和合作的成分兼而有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过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营博弈中的典型例子，给社会主义道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正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吸取的教训。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几种演进模式
1.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中的“胆小鬼”博弈
假设A(资本主义国家),B(社会主义国家)各驾驶一架飞机，在一条极狭窄航道上相向驶来，如果双方不躲闪，两驾飞机必然相撞而坠毁或造成两败俱伤的残局。但如果任何一方在撞机之间躲闪避让，他就成了胆小鬼和输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胆小鬼”博弈可能有四种情况:
(1)双方坚持不让，两败俱伤。美国和前苏联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两国之间外交属于该情况。
(2)A方躲闪，成为胆小鬼，而B方则因坚持而成为赢家。中国成立初期坚持独立白主的外交战线，属于此情况。中国制定“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独立外交政策，要求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前提条件下，与各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事宜。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国策奠定了中国当今作为政治大国的地位。
(3)B方躲闪，成为胆小鬼，而A方坚持，成为赢家。美国的和平演变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属于该类型。
(4)双方均躲闪，没有赢家。
在博弈中，双方均想赢而避免输。A方的理想结局是(3),B方的理想结局是(2)，但A,B双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躲闪，又担心双方互不躲闪而同归于尽。所以，宁可做出收益较小，但损失也较小，相对稳妥的选择。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关键词美元陷阱债务武器战略困境金融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72－79
最近几年，中美金融关系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化，金融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这种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议题重要性，金融关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另一方面是战略重要性。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对中美金融关系的处理妥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根本利益。
当前，在诸多中美金融关系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是“美元陷阱”和“债务武器”。前者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关切，后者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深刻担忧，两者互相纠缠，成为中美金融关系的两大核心，并形成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的中美金融关系双重战略困境。
一、美元陷阱：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关切
中美金融关系中的美元陷阱，是指中国担心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因为事实上的美元特殊地位以及美国对这种特殊地位的利用而遭到严重损害或威胁。这个术语有三个关键内容：其一为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其二是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美国对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其三是美元资产遭受严重损害。
一，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这主要是指中国在美国投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理论上，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国债、美国政府机构债券以及美国公司债券和股票。据美国学者统计，到2009年3月份，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总共1.5万亿美元，其中83％以美国国债和联邦政府机构债券的形式存在，为1.25万亿美元。其余的17％以公司债券和股票等形式存在。笔者本人对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机构债券的估计与其基本上一致，大体上在1.2万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巨大的资产，相当于中国2009年12月底23991亿美元外汇储备的50％，2009年4.9万亿美元GDP的25％。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美国对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之所以说美元地位特殊，在于其不仅本质上充当着世界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而且同时是只受美国政府控制的货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决定着美元的发行和利率，而美国财政部则是美元汇率的最大影响者。换言之，美国政府本身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世界货币――美元的对内和对外价值。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客观存在，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其加以利用，以实现和维护美国本国的经济和外交上的战略目标。这并非没有先例。仅就改变美元汇率而言，就有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剧烈改变，克林顿政府后期所宣布的强势美元政策以及小布什总统两届任期实际奉行的美元贬值政策。这些事例的共同特点表现为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制定政策来改变美元汇率，以实现美国当时的经济或外交政策目标。这些举措对美国本身、相关国家以及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受到严重损害。考虑到中国政府所持美元资产的巨额数量以及美国政府在美元政策上并不良好的历史信用，中国政府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受到严重损害。在美国金融危机恶化后，中国高层向美方明确传达了这一担心。中国政府总理在2009年3月份的招待会上，公开向记者表示“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而副总理也透露，当中国购买的美国两房债券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当时美国的财长保尔森保持密切沟通，力图确保资产安全。但实际上，这里的担心只涉及了美国在政府层面对于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态度和公开政策。美国政府的保证也是只涉及美元资产的帐面价值以及利息收益等名义收益。而从具体的市场层面看，目前的情况是美元资产的相对损失已经产生。2009年前11个月中国平均持有美国国债7798亿美元，而同期美元实际汇率指数贬值5.4％，那么理论上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因此就损失了663亿美元。这是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的实际贬值幅度。如果考虑到自2005年7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程度，那么理论计算后的损失将会更加触目惊心。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美元汇率，中国政府并没有有效手段可对其加以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变化结果。而且美元汇率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美国政府尽管一直强调美元汇率由市场自由决定，淡化政府这一有形因素的影响，但美国政府对于美元汇率的公开表态和干预操作将会直接影响美元汇率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主导美元汇率的变化来影响中国政府所持有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不幸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宣称保护中国资产安全，但因为美元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实际损失已经造成。
除了上述经济意义上的美元资产损失之外，美元陷阱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假如未来中美关系交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被认为非常不符合甚至严重侵害了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政府有可能以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为“人质”，胁迫中国政府放弃或者修正原有政策。这并非不可能。美国同样有以他国金融资产作为外交手段的先例。1956年，英国为了维护其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联合法国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这被认为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艾森豪威尔政府因此警告英国，如果英国不撤军，美国将会阻拦其取回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本国储备资产。美国此举成功迫使英国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苏伊士战争的失败加速了英国的衰落，使其不得不开始依靠美国才能够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或保护自己的利益。
考虑到美国政府不会忽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可能严峻挑战，以及美国政府必然会采取相应战略应对和防范，美国对华战略制定在逻辑上不可能不瞄准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及其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这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从政治和安全角度来审视其所持有美元资产的陷阱问题。
二、债务武器：美国对中国的深刻担忧
当中国关切所持美元资产是否会遭受损失时，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同样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且严重的担忧。不少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美元资产保持了公开的警惕。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主要以美国国债为主，而非如其他外国投资者一样以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为主，而且决定权掌握在中国政府而非市场行为体手中，这种投资组合及控制方式被认为破坏力更大，构成中国对美国政府的一种债务武器。将有可能对其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形成可怕的威胁。
具体来说，中国的债务武器可以从使用手段、潜在影响和战略目标三方面衡量。
一，使用手段。中国所持债务武器的使用手段可分为停止显著增持和减持两种。停止显
著增持意味着中国不再像过去几年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那样，单向地巨额购买美国国债，而是把持有的美国国债水平稳定在现有的数量，小幅波动。考虑到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仍然需要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这将被认为是一种变相但较为温和地使用债务武器的方式。比停止显著减持更为有力的是中国对美国国债进行减持。在减持这一选项中，又包含缓慢有序减持以及突然大幅减持。前者通常可以预期且渐进发生，对美国经济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将会可控和可以接受。事实上，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国债没有预兆的突然大量抛售。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及比重，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形下。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减持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将会对美国造成严重伤害。
二，潜在影响。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将至少会给美国的利率、美元汇率和资本市场等美国经济核心领域带来巨大冲击。在利率方面，因为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利率较低，且以长期国债为主，这极大地有助于美国保持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据计算，在2006年，如果中国不再持有美国国债，将会使得美国银行利率上升41个基点(0.41％)。也有计算认为，美国银行利率将会因此上升50个基点。在美国国债总额扩大以及中国比重近两年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国债如今对于压低美国银行利率的作用更大。利率的上升将会抑制美国的国内投资，不利于现阶段美国经济的复苏以及未来维持在一个较低利率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在美元汇率方面，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减持会引发美国联邦政府对赤字恶化的担忧，影响世界对于美元的信心，进而导致美元的贬值，甚至严重损害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从资本市场波动来看，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将会给美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产生严重的负面心理预期，从而造成美国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波动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抛售的频率和幅度。毫无疑问，对美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资本市场进行投融资的国家而言，一个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三，战略目标。在分析了中国债务武器的使用手段和潜在影响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是中国希望通过债务武器来实现什么目标?美方评估，中国的战略目标体现为确保美元资产的安全、进入美国市场以及“操控”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在美元资产安全方面，基于市场经济的理念，美国认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其他联邦机构债券是投资行为，必然会有风险而且风险应当自负。然而，中国政府却利用债权人的身份，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其安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基本的投资理念，甚至是一种无礼要求。可是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巨大，为防止中国的贸然抛售，美国政府只得答应。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中国经济一方面高度依赖出口，另一方面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国，所以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但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有巨额贸易逆差，其国内又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和美国可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博弈时，中国可以借债务武器来压制美国的对华贸易诉求。同样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是如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越来越调整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也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但由于持有美国的国债，中国可以以此为筹码，摆脱和抵消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的要求。
美国还担心中国以维护美元资产的安全为由，以美国政府最大外国债务人的有力身份来指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所应考虑的重点。换言之，试图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独立制定，让其政策目标打上中国烙印。事实上，前述总理对于美元资产安全性的关切以及2009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上要求美国负责、合理制定美国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表态，均在美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被美国一些政策制定人士和专家看成是利用债务武器对美国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干预。
比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更为让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对债务武器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为政治权力通常和金融权力高度相关，中国政府还有可能利用其所控制的美国国债，将这种影响拓展至政治和安全领域，影响和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从而限制美国政府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并最终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中美金融双重战略困境
对于上述中美两国在金融关系上的现状及其战略后果，有两种解读方式。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对这种情势，中美两国不仅大可放心，而且要乐观其成。中国所持巨额美元资产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和确认了全球化下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作为共同利益的存在，中美两国在未来才会更好地合作，避免冲突。这种观点具有道德上的善性，也确实有可供借鉴之处。但问题在于，只有当中美双方都相信并且秉持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念时，当前的中美金融关系才可以被认为确实是一种稳定和加深中美关系的正面因素。只要有任何一方基于某些原因偏移自由主义立场，转而先发制人地把中国所持美元资产视为战略武器试图加以利用，并且做了周密考虑和提前准备，另一方将会因为战略短视缺乏必要应对而受制于人，并且最终蒙受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
所以，正如文章标题所用“陷阱”和“武器”这两个词语所暗示的，笔者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持美元资产。这是一种相对保险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美国外交学者也更多的是从这一视角考虑问题的。因为美元资产确实并不仅仅是经济议题，还是重大的战略问题。
因此，由美元资产所引发的中美战略困境首先体现在现实主义逻辑思维所自然产生的结果当中：考虑到美元资产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功能和重要性，每一方都担心对方或者会利用美元资产来损害自身利益，或者锁定美元资产为攻击目标，但对方每一种基于自保而采取的政策又很可能被认为是针对自身的战略步骤，会相应地削弱自身的安全，因此自身的不安全感将进一步加深，并开始试图采取反制措施。这又反过来验证并且加剧了两国在美元资产问题上对对方的怀疑和警惕。
即便不用现实主义的思维而“善意”忽视上述双边金融关系中类似于冷战期间安全两难式的战略困境，无法否认的是，中美金融战略困境还明显体现在当前的中美两国政府各自艰难的政策选择上。中美两国政府在美元资产上的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内生的矛盾，基于某种初衷而制定的政策很可能恰恰导致避之不及的结果。美元资产是如此的巨量，其在当代经济网络中又处于非常关键的核心地位，政策稍微不当对本国利益就可能造成严重冲击。两国政府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不同政策和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相机决策。可是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却是非常的逼仄，深深困扰着两国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说前述现实主义逻辑所描述的双边关系困境是国际政治视野下的，那么这里的困境则是国际经济政策框架下的，两者共同构成了中美金融双重战略困境。
是否继续持有美元资产集中体现了这种双重战略困境。在双边关系中，中国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做出的选择，都有可能引发美方的担忧，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中国继续购买。长期来看将会加深美国对中国意图和能力的担心，并认为中国利用债务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但如果停止购买，将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示威和要价，是等待美方回应自身要求之
后再做谋划的表现。如果抛售并引起美国经济的损失，将毫无疑问证实了美国的怀疑。而美方对中国的担忧又会加深对中国在美元资产上对美方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并因此积极寻求自保的反制措施。
而在经济政策制定领域，中国的困境在于其旨在减少未来美元资产损失的减持政策会即刻引发当前的损失，而为了防止当前损失的发生所进行的增持政策，在未来又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如果减持美元资产，将会立刻引起外界对美国经济的担忧以及相应的美元贬值，相应地带来美元资产的缩水。为了支撑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需要更多地持有美元资产，可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在未来可能仍将扩大，这种局面会束缚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同样造成美元的急剧贬值。考虑到届时中国增持之后的美元资产规模更大，相应的损失也将更多。所以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选择，其政策效果都可能与政策初衷相背离。
美国政府同样难逃困境。如果继续向中国发行国债，固然会弥补当前的政府预算不足，有助于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但在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的同时，却会变相地诱使美国民众继续保持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因此不会好转。而且，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易实现，仍然高度依赖对外借债，因此制约其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如果美国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有意控制当下的国债发行规模，将立即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将陷于无米之炊的境地，进而严重威胁经济复苏。即便走出了危机，在国内储蓄不足的大前提下，美国未来仍然非常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来推动其经济发展。
正是由于上述两种困境的共同作用，加之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当前中美两国在美元资产问题上形成了僵持状态。双方事实上都意识到美元资产无论当前还是未来确实是一个隐含的战略问题。但却没有一方敢于主动剧烈地调整政策。非但如此，双方还认为对方为了顾及其自身利益，必然也会相应地制定出保障本国利益的政策。双方高层的表态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无奈的现实。在金融危机可能影响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安全性时，副总理认为美国政府必然要救助中国资产，原因是“如果不救，美国经济就得崩溃，大头在他们那儿……但他们也不是为了救我们啊，他们是非救自己不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度访华时，也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足够资金以刺激本国经济的话，将“不符合中国利益”，所以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购买国债。
四、走出困境：中国的政策选择
如今这种中美双方在巨额美元资产上处于僵持状况的困境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不仅会给双边关系埋下潜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更为关键的是会给中国而非美国带来更大的危险。这种判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旦两国在美元资产问题上或者整个双边关系上出现严重冲突，中国所遭受的损失将会远大于美国。中国所持美元国债具有一些天生的不利因素。第一，中国所遭受的损失是直接且现实的――一旦有损失，中国损失的将是真金白银的美元资产和外汇储备，而美国的损失是间接和潜在的――通过利率或者资本市场等其他渠道才能对美国利益产生影响，这意味着美国的损失可能不那么确定。第二，中国在美元资产上的立场更多是防御性的，施加“债务武器”的最重要目标是为了维护所持债务的安全性，这将大大限制在其他领域实现更多的战略目标。而美国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借助美元资产可以进攻的目标更多。第三，时机上，金融危机放大了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战略影响力，但在美国走出经济衰退之后，其对外国政府所持美国国债的迫切性将会降低，这相应地不仅会减少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效用，而且将增强美国政府在国债问题上的独立性。第四，一旦两败俱伤式的最悲观情况出现，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政府没有太多的战略腾挪空间以容纳美元资产可能遭受的损失，而美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国债规模，使其有较为充裕的空间来应对。
所以，虽然中美两国都面临双重困境的问题，但中国所面临的困境要更为严峻。基于此，中国必须要主动思考如何走出困境这一重大命题。理论上，有如下一些政策选择。
选择一，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以及其他美元资产，使其真正成为能够对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产生关键影响的“战略武器”，以至于双方都无法在美元资产问题上有任何非分之想。这就好比冷战期间美苏在核武器上的战略恐怖平衡。这样就不仅不用担忧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问题，而且因为美元资产这一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中美成为绑在一起的相互战略攸关方，甚至有可能让中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政策似乎体现了现实主义相互制衡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的完满结合。但不幸的是，这种思维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无法绕开的致命缺陷。中国到底需要继续增持多少美国国债才能使其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姑且不论美国理论上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稀释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影响力，必须要考虑的是，美国持续大规模发行国债将是一种长期趋势，而中国所持国债即使绝对额在增加，但其在美国国债规模上的比例长期来看将下降。即使为了保持现有的比例以及相应的影响，中国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外汇储备进行购买，而中国未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幅度将很难支撑同比例的美元资产的增加，遑论更高比例的美元资产。这预示着长期而言，中国利用所持美元资产的影响力其实相对在下降。不仅达不到预想中的效果，这种政策思路更为危险的地方在于，当未来中国所购美国国债――美方所担心的债务武器，对美国影响力在相对降低的同时，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却在增加，这意味着中国自身陷入美元陷阱的可能损失将会更大。也就是说，继续持有美国国债非但不能制造出效果更好的债务武器，以形成一种预想中的相互制衡局面，反而会导致美国增加对华的战略筹码。很自然地，美国也会因此在美元资产上对华获得更大的不对称优势以及基于这种优势的更多权力。
既然选项一不仅无法帮助中美走出困境，反而很有可能让中国蒙受更大的损失，那么选项二是中国可以考虑在美元资产问题上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和沟通，以表明中国没有利用美元资产损害美国的意图，同时也促使美国保证不会损害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这样，便能建立一种中美双边在美元资产上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Reassurance)关系。这也符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B.Steinberg)所提出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思路。
这是力图从相互信任的角度来解决美元资产问题的思考。确实，中美两国在美元资产上的彼此不信任既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让美元资产成为一个问题的重要根源。可以想象，在美元资产上，如果中美关系犹如日美关系那样特殊以及彼此信任的话，这很可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日本曾长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只是从2008年9月份之后这一地位才被中国取代。即使现在，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和中国也相差无几。但中美在国债问题上的彼此怀疑，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猜疑，要远远超过日美之间。所以，如果中美之间真正建立了战略相互信任关系，美元资产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实际上，自2007年9月份以来，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过多次互动，并且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
问题是，基于美元资产的战略意义，中美双方很难真正彻底的形成战略互信，这种互信将是有限且脆弱的。而且，美国所希望的战略再保证，更多的是希望中方打消美方的顾虑，而不是相反。基于此，中国把国家重大利益寄希望于中美间的彼此信任，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和美国潜在的竞争关系以及未来可能的冲突，真正相信这种选择是危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选项的完全排斥，在外交上确实需要如此表态，并且要积极推动，毕竟其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双方的猜忌。但这只是心理上以及言语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非处理这一问题的根本。如果对对方抱有本能的怀疑，那么再三保证也无济于事。
相比于选项一“继续增持”的潜在巨大危险以及选项二“相互信任”的治标不治本，选项三更为容易操作和符合实际，也更能够维护国家利益，且不易在中美之间引起纷争。笔者把其总结为“稳规模，慢退出，再利用”。
“稳规模”。稳规模是指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不可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而是应该把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稳定在现有的水平，即在7000亿～8000亿美元左右。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会造成美元汇率的大幅下挫，使得中国蒙受巨额的现实损失。同时，大规模减持将毫无意外地被尚处于经济衰退中的美国视为落井下石，必然会造成中美关系的严重动荡，这同样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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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贸环境变化；APEC；中美；经贸关系
亚太经合组织（APEC）从1989年成立至今，作为一个以促进亚太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合作、贸易、投资而成立的区域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现今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对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美至今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在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重视新贸易环境下APEC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对推进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一、中美经贸环境变化趋势
（一）新兴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比例明显加大
近几十年来，新技术的应用、市场的开发、贸易模式的创新都大大加强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间的相互依存。在过去15年里，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份额从三分之一升到了二分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是消费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国，他们也能提供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国已不仅仅局限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贸易呈现明显增多的态势。据统计，2011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60%下降到36%。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却增加了3倍。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贸易中关税壁垒色彩正在逐渐减弱，而常常遭遇标准、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这些非关税壁垒甚至变得更加复杂、更不透明，可能会被滥用，严重阻碍了贸易发展。
（二）世界贸易治理需要各国融合与合作
经济重心的转移也为世界贸易治理结构带来了全新转变，二十国集团（G20）正逐渐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调整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平台。世界贸易的转变要求各经济体寻找一个关于在权利和责任方面的新平衡。贸易商品不再是仅由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价值链的发展使得只有多国协作才能完成一种商品的生产。产品的生产不再是原来简单意义上劳动上的分工，而是任务上的分工合作。服务贸易现在已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50%，这使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
当前各种自由贸易区诞生，其中以区域性安排尤为明显。例如：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的出现标志着新的经济形式的诞生，在区域化增强的今天，APEC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新经贸环境下APEC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一）APEC对中国的有利影响
1.有助于中国对外开展经贸活动，发展经贸关系。对中国来说，APEC仍然具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在我国加入WTO之后，与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确切原因。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亚太地区，促进改善与加强其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状况开始就被视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最重要内容。APEC的政策要求其成员国相互在经济贸易往来过程中为合作往来双方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例如：降低关税，逐渐撤销非关税措施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增强了中国和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的联系性和依赖性，还对其内部的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2.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的贸易与投资环境。WTO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多边组织，尽管在解决贸易争端、促进贸易谈判等问题上有着明显的效果，但是又因为涉及范围广泛，参加成员众多的特点使得其运行机制可能会使得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乌拉圭回合谈判就经过了8年的时间才得到解决。APEC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相比之下因为其涉及范围较小、参加成员相对较少，从而具备WTO不可比拟的优势。在APEC的环境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领域上面制定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战略以及政策措施。
3.APEC所倡导的经济技术合作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APEC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就是通过经济及技术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成员国或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增加员工的福利待遇。近些年以来，经济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资金和技术所影响，一个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强大的资金以及技术后盾，中国加入APEC之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了多边贸易以及与其他成员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加速了中国经济健康的发展。
（二）APEC对美国的有利影响
在政治方面，美国积极参与APEC是美国与亚太地区发展进行日益紧密的经贸往来的客观要求也是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出口国和进口国。这也就使得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前进。通过参与APEC活动，美国为自己的商品、资本和服务进入这个当今世界最有潜力的大市场开辟了道路，对扭转多年来与该地区贸易失衡的状况，具有积极意义。另外，美国还可以借助APEC的力量，对欧盟形成压力，维护自己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推动全球市场向美国的开放。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的发展势头尤为强劲。亚太地区的发展促使美国实施再平衡政策，将经济、政治、军事等重心放在了亚太地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以及影响力。
（三）APEC对中美经贸发展的有利影响
APEC在中美经贸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无法取代的影响。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从相互依赖到合作互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且相互依赖关系的某些政治推进因素时常影响合作的达成。两种关系之间的差距与一些政治因素可能造成这种关系相对松散，需要经常面对需求中断导致的交往成本过高的问题。基于此原因，中美两国必须就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相关问题做出一些制度上的安排来调控双方之间的关系，使双方的关系在一个相对信任的阶段保持稳定，保障双方政策得以稳定实施，进一步保障双方持久平稳地获益。
1.APEC减少了双方相互依赖关系下交往的不确定性和高昂的代价。APEC颁布的政策可以管理和减少利益冲突，并明确说明并规定双方的行为准则，进而预防双方在发生冲突时需要付出过高的代价；另一方面，在APEC可以解决双方矛盾的同时也将稳固APEC的地位。在机制设立初期，尽管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策可能会和APEC的政策产生冲突，双方要对自己国内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调整可能会耗费很多资源与精力，但是APEC的作用就是降低了两国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为双方提供了稳定的交往环境，而这些交往环境保证了两国的长期效益和回报；还有使得双方能够通过协调找到折衷的解决途径，避免单方面断绝依赖关系造成的双方损失。
2.APEC的建立可以补充中美两国政府在联系沟通上面的不足，APEC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着论坛的功能。比如APEC高官会议弥补了中美两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官员的了解不足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APEC的成立和运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从相互依赖到合作互利的转变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增强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帮助美国接触中国而采取的措施，更不能将其看作中国利用比较优势扩大出口的条件。
三、新经贸环境下APEC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利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中国。欧美市场的疲软问题使得各国将各自的市场大部分转移到了亚洲地区，以此来解决欧美市场疲软的问题。根据数据统计，中国对外贸易的50%以上已经转移到亚洲地区，2014年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呈现了进一步增长的趋势，这就势必会减少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往来，减少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鉴于美国和日本在政治、经贸合作等方面存在这诸多分歧，美国将会将贸易和投资重心向着剩余亚洲地区迁移，中国成为“新兴市场”之首，中美双方的贸易与投资重心的不同导致了中美双方的一些摩擦。
APEC成立的初衷是以推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基础，加深该地区国际分工和经济合作关系，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成为了其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活动的重要内容。某些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时候，通常会提出一些非常苛刻的条件，例如把扩大其在合作国家的市场份额作为条件等。还有，中国与一些APEC成员的发展情况相差不大，彼此没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就使得彼此之间能够进行技术交流的可能性很小，甚至还会导致在技术引进方面和技术合作方面引发国际竞争，引发矛盾，这些问题都是在APEC的框架下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刘芹.APEC与WTO框架下的中美经贸关系[J].世界经济研究，2002，04：2934
[2]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化与新趋势[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95102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9
［关键词］绩效管理；有效沟通；政策执行
威尔逊提出：效率是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社会发展，政府对于效率的追求有增无减。而提高绩效的关键在于信息掌握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因此，良好的沟通对于政府组织绩效的提升十分重要。
1沟通和政策绩效管理相关概念阐述
1.1有效沟通概念阐述
所谓有效沟通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指信息发送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准确表达信息内涵，信息接收者及时接收并准确理解，接收者及时反馈信息，进而免除传递过程中的误解误读的持续沟通过程。有效沟通是动态双向行为，能否有效沟通取决于信息的透明度和反馈度。发送者需要充分发送信息，并得到接收者充分反馈，只有双方充分表达，才是真正有效沟通。所以有效沟通可以最大程度促进政策有效信息的传递，促进公共利益实现。
1.2政府绩效管理概念阐述
政府绩效管理具体是指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管理，是针对政府活动效果的管理活动，是行政效率和效果问题，是政府政策产出的管理，也是工作人员行为的管理，更是最终行为效果的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其本身是一种管理工具，是政策效率和效果的表现，受到内部和外部评价系统的影响，其重点关注成本与目标、产出与效益，主要围绕绩效的指标化、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估，意在落实相关责任，满足政策对象的要求。
1.3有效沟通和政策绩效管理的关系
绩效沟通贯穿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是上下级间就绩效目标设定及实现而进行地持续双向沟通，表现为政府政策实施满足受众要求。沟通是获得政策认知的前提条件，是政策认同的有效途径。只有对政策有了充分的认同，才能更好地把握政策的目的，追求政策的价值。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沟通，成员之间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政策也无法完全被理解，进而产生“政策失效”和“政策失灵”。对于政府机关来说，其损失的不仅是政府的收益，还有政府的形象。
2有效沟通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有效沟通在绩效管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贯穿于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政策执行者与制定者角度
共同的目标是行动一致的根本前提，可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识，可以促进执行行为的一致性；政策执行者通过有效沟通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对政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全面了解个人的工作内容，明确工作方向。政策制定者通过有效地沟通可以直接了解执行者的工作情况，从而发现政策的不足，以便提高政策的适用性，有助于管理者客观公正地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同时，可以通过沟通帮助执行者调整工作目标和任务。
2.2管理者与管理过程角度管理者
通过有效沟通持续接收反馈，确保工作方向和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使整体绩效得到改善。管理者收到对员工的需要进行反馈，进而对执行者进行有效地激励，从整体上提升政府绩效；执行者与制定者通过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活动中的资源消耗，减少稀缺资源的浪费，降低出现无效成本和畸形运行的概率。缺乏沟通，被管理者可能会错误地理解管理者分配的任务和要求，最终导致工作任务不能圆满完成。这样，不仅会致使效益方面的损失，同时会使被管理者滋生不满情绪，从而不利于公共组织的持续发展和稳定团结。
3如何发挥有效沟通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作用
3.1强化有效沟通理念
良好的沟通对于提升工作人员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是保证绩效管理效果的重要手段。高层应有沟通的观念，发挥标杆作用，倡导并促进组织形成开放、平等的沟通氛围，形成从高层到基层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为有效沟通创造条件。
3.2采用正确合理的沟通方式
以正式沟通为主，保证正式沟通畅通，防止和减少非正式沟通的滋生和蔓延。及时在组织内部通报相关信息，保证下属通过正常渠道了解所需的信息，尽可能地降低非正式沟通对组织的不利影响；研究利用好非正式沟通，弥补正式沟通的不足，适当地澄清和消除虚假信息，有利于管理者了解下属的工作情况，便于对下属作出客观的评价。
3.3建立系统完善的沟通制度
一方面，按照绩效计划、绩效辅导、绩效考评与结果反馈等不同阶段，确定沟通目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等，由此制定明确的规范制度，提升绩效沟通工作规范化程度；另一方面，将管理者对下级的绩效沟通落实情况作为其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有效推动绩效沟通制度落实。结合实际执行情况，在平等、互动的基础上，建立开放、及时的绩效反馈机制，使员工的绩效考评结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同时建立良好的反馈渠道，使上级管理者能够就工作难度改进计划。
3.4注重绩提高管理者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
有效沟通是一种双向的沟通方式，要发挥有效沟通对绩效管理效果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必须注重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绩效沟通的培训，提升管理者的沟通技巧与水平，注重实际的沟通选择，注意对沟通时机的选择，注意把握沟通的内容，遵守相应的沟通原则，选择相适应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克服沟通的障碍，特别是信息过滤、选择性知觉、语言和利益冲突。有效的沟通是绩效管理的灵魂，是绩效管理工作成败得失关键的要素之一。为了更好地实施绩效管理，每一位管理者都应该注重绩效管理中的有效沟通，不断提高绩效沟通开发与管理的水平。但是有效沟通是需要双方积极参与的，需要上级和下级的积极配合，才能将绩效沟通工作落实到位。只有将有效沟通落实到位才能使相关信息传递畅通，完善公共部门绩效评价系统，实现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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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娄成武.现代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0
重复性的作业少了，周末和假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停了，疲惫的感觉缓解了……双减”政策落地后，一些家庭的氛围轻松了不少。
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培训班和大量的家庭作业，让我们有时间和孩子一起做很多事。”安徽省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家长陈芸说。假期里，她和孩子一起看了电影《长津湖》、去了两次图书馆，还做了垃圾分类的小调查。
双减”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为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教育部建立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接面向学校、社会公开进行作业管理问卷调查。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94.7%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作业少了，质量却不能降；时间短了，效果却不能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双减’政策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要更科学地设计作业形式和内容。”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姜颖说。
据介绍，江西省正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智慧作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作业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杜绝机械性、重复性、无效性作业，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师生优化作业设计，减少作业总量。
在北京陈经纶中学帝景劲松分校，开学之初就通过对各年级的调研及数据分析，建立了作业时长参考样本。校长刘雪梅介绍，学校对作业时长统一设计、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公示，以确保科学、有效、轻负。作业方式设计强调多元化，减掉了一些重复书写、增加了一些生活体验，如日常观察、动手实践、拓展阅读等。
教育部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义务教育学校中，99.3%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
不去培训班，作业总量也控制了，孩子们下课去哪里？今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着力推进课后服务5+2”全覆盖，要求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方案。
从新学期开始，课后服务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推进，解决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安徽省教育厅要求，坚持课上课后衔接、校内校外互补、线上线下融通，开发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吉林省则构建了静态服务+动态社团”的1+X”多维模式。
合肥市四年级学生李鑫宇，这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后托管，作业在托管班上就能完成，然后就在班上看看书、练练字”。
据教育部监测平台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14.3万所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中（不含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99%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为89.7%，其中七成以上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教师参与率为89.8%。
虽然比以前辛苦，但多了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对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师生关系更密切了。”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中学教师周春玲说。
双减”能减”下去，关键是课堂教学质量能增”上来。
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强化科学评价引领，同时推动各地全面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今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委会分学科、分领域对学校加强调研指导，帮助学校强化教研、精心备课，补齐教学短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层面落实‘减负增效’，重点要关注教师的课堂时间管理能力，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根本。”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校长田冰冰介绍，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春晖小学引进了智能辅助系统帮助老师进行课堂诊断，老师语速是否合适，提问是否有效，哪段时间比较低效，在课堂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告，一目了然，有助于教师优化教学行为，也让学校教研更高效。
辽宁省锦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教师教学大赛，激发教师积极性创造性，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浙江省开展兜底教研”，助力教师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参照历史经验，中国跻身现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俱乐部的过程，可谓一帆风顺。考虑到中国的发展规模、增长速度及其经济政策中不加掩饰的重商主义倾向，这一跃升顺利得令人瞠目。不过，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下个10年，随着中国努力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步伐的加快，围绕这个国家的争议将不断升级。重商主义的“实力与繁荣”理论，又将导致一场摩擦，而这次摩擦会由于西方经济日渐疲软而愈加严重。
中国崛起令欧美对多边主义的前景生忧
几个世纪以来，总有人将经济规模与繁荣混为一谈，这让经济学家甚为厌烦。出人意料的是，犯类似错误的人还为数不少，甚至包括了几位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最高的经济体是只有150多万人口的阿拉伯小国—卡塔尔。而其他排在人均GDP前5位的国家，都是对世界经济格局无足轻重的小型经济体。全球三大经济体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美国进入了人均GDP前20名的行列。
我认为，人们早出晚归地劳作，并非出于扩大本国GDP的雄心，而是出于改善自身福祉的渴望。他们既不追问自己能为本国经济做什么，也不关心本国经济能为自己做什么。对优越生活的渴慕促使他们成为活跃的经济主体。我如此表述，并非想否认经济实力对和平、战争等其他社会事务的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诸多政治领袖都犯了错，因为他们从经济规模而不是从富裕与否来判断本国的经济水平。
权威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自1776年出版后便长盛不衰。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s）在书中谈到：“罗马的衰亡，乃是伟大过头所带来的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结果。”同一年，另一部伟大作品《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出版。作者亚当·斯密（AdamSmith）这样讽刺：“百余年来，英国统治者曾以我国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个巨大帝国的想像，使人民引为快慰。然而这一个帝国，迄今仍只存在于想像中。不是帝国，只是建立帝国的计划；不是金矿，只是开发金矿的计划。这计划，在过去以至现在，已使英国耗费得太多了，今后仍同样继续下去，将来费用一定极其浩大，而且，还收不到一点利润。”
历史事实证明，亚当·斯密此言不虚。不过，大英帝国又历经大概150年才宣告解体。二战后至今，英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可以被称作“管理衰落”—这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英国一方面依据世界新秩序逐步调整自身，一方面减少对其帝国体系的关注（这种关注最终荡然无存）。对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而言，事实也同样如此：帝国逐渐衰落，其掌控中的经济规模也随之缩减。
不过，伴随着后帝国时代的撤退浪潮，全球商业贸易新机构与新规则也逐步成型。这些政策创新解放了全球商业（也包括那些帝国体系之外的商业），并建立起管理国际经济及其政策的规则。它们还开启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先河—50年来，跨境贸易与投资在地域、行业及功能服务等层面均实现扩张。欧洲大陆国家则走得更快、更远。自1957年关税同盟（CustomsUnion）建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减少乃至消除本地区的跨境贸易壁垒。
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使得老牌欧洲强国得以维持与其经济规模匹配的影响力。美国主导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欧洲诸国则不得不接受其领导地位。因为大多数国家最终相信，它们将是这一新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同样重要的是，为确保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也渐渐接受了欧洲内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欧盟（EuropeanUnion）不断扩大，不断深化，其主基调便是维系（暂不考虑提升）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希望在多边经济机制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这让美国和欧洲对多边主义的前景隐隐生忧。在“多边经济机制究竟在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上，美欧身处一种尴尬境地。尽管仍从道义上支持多边主义，但美国和欧洲在回顾二战后历史后会陷入沉默—正是为了捍卫自己在世界经济和政策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才创建了多边经济机制。
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如何借力这些多边机制。更通俗的说法是，中国并未明确表示将如何运用其获得新的经济实力。对此，欧洲比美国更加疑惧。尽管多边主义是欧洲为保持其战后影响力的应急策略，但如今的欧洲反而忧虑起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自身实力的衰减，再加上欧元区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自己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正在降低。多边主义已经不能抵消经济衰落带来的实力衰减了。
中欧关系：经济上趋同，政治上分歧
对于自身的崛起，中国的应对略显优柔寡断。而面对自身衰落，欧洲的应对则是毫无章法。二者的分歧正导致双方贸易和经济政策出现摩擦。那么，这种关系将如何演变呢？
从乐观的角度看，中欧关系异常重要且十分成熟，因而不可能破裂。2008年至2009年，双边经贸往来出现了下滑，但如今正在复苏。尽管欧元区整体经济萎缩，但2011年双边贸易仍大幅增长。只要欧元区不解体，即便2012年贸易与投资增速放缓，欧盟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会创出新高。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庞大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将双方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双边经贸关系日趋成熟。双方都不会允许这种关系因严重的经济和商业政策冲突而破裂。过去一年中，上述认知在中欧经济与商业政策关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悲观的角度分析，过去两年，中欧政策合作氛围明显恶化。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的合作充斥着误解、傲慢、不满以及愤怒。对欧洲来说，某些领域积累的挫败感即将爆发。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诞生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已基本失效。它既不能成为双方就选择性市场准入问题进行有效谈判的论坛，也无法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未来战略图景提供对话平台。在某些政策领域，双边联络已差不多完全崩溃。相关领域的主要官员既不彼此交谈，甚至也不回复对方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最近，中国总理就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中中国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悄然提供的少量资金进行了辩护。但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希望破灭。较早时候，欧洲希望中国能为公共财政崩溃的欧元区国家买更大的单。而中国拒绝向EFSF投入更大资金，却反而加大了对IMF的财政资助。这或许是中欧双边政策关系受挫的信号。事实上，中国一直未能坚持自己的核心战略：即直接与欧洲打交道—最好是通过国家资本，让北京方面利用财政援助或贸易，促进双方在政策协议等方面的一致与亲近。如有必要，北京可直接与欧盟对话。中国选择通过一个自己并不信任的多边机构为欧洲注资，这能够说明中欧关系的现状。
中欧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双方在国家、政府和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没有决定性作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削弱了中欧关系，但并非因为危机激起了新的经济争端，而是危机加剧了此前初现端倪的分歧。
为何欧盟西西弗斯式策略无法奏效
在对中国经济和商业政策方面，欧盟愈加表现出一种“西西弗斯”（Sisyphean）症状。如同那位被惩罚日复一日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欧盟不断要求中国对欧洲出口产品开放市场。还屡次采用挑衅的方法，通过设置诸多壁垒来强迫中国迎合自己。但这种策略收效甚微，就如同那块到达山顶便直滚下山的巨石。虽然部分欧盟成员国支持这种“唱红脸”的策略，但欧盟若想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威胁对方，那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欧洲既没有协定的支持，又缺乏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实施这种策略。比如，欧盟委员会试图向美国学习，建立欧洲版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即将进行收购的机构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但这种做法不符合《里斯本条约》（LisbonTreaty）的规定，只能作罢。欧盟委员会的角色始终是为其内部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在此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国家）之间寻找平衡，从而促使欧洲逐渐放开其对外经济和商业政策。北京方面清楚这一点。因此放心大胆地无视欧盟的威胁和要求。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在《西西弗斯的神话》（MythofSisyphus）一书中写道，西西弗斯永无休止的辛劳并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虽然这是一种荒谬的意义，但只要从事这种重复的劳动，他就会获得“足以充实人类心灵”的快乐。这种说法可能令人奇怪，但目前许多欧盟政界人士的确满足于这种“快乐”，一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对中国策略。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力量，但在内心深处，中国拿不准该如何使用这些新获取的经济力量。
这一矛盾心理促使中国采取一种通常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中韬光养晦、静候时机，同时与那些可能迫使自己改变策略的主要经济体保持距离。但是，对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策略并不合适。如果中国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一直局限在获取原材料，并保持一种重商主义的贸易策略，其他经济体会倾向于不信任中国。如同19世纪的美国，中国今天已经跻身全球主要经济体行列，却尚未意识到：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一国也必须承担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相应责任。中国对外经济未来战略依旧成谜：中国政府是打算逐步接受基于市场原则的全球化，并在一个多边体系中承担共同责任呢，还是打算改写这套规则？
诚然，这个问题过于形而上且有失公平。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的10年间，中国基本遵守了相关规则。而在IMF和世界银行（WorldBank）两个机构中，中国的作用有限，但这在很大程度归因于现有大国无法接受世界经济已然重构的现实。而在中国参与制订规则的领域—比如二十国集团（G20）为应对危机制定政策措施时—中国的表现颇具建设性。
中国应汲取伊卡洛斯的教训
外界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存在切实的忧虑。对欧盟而言，此次危机是考量中国是否忠诚于国际经济体系的试金石。欧盟是应二战后经济合作趋势而产生的，同时伴生的还有多边经济机制。与美国相反，大多数欧盟国家无力也不愿为多边机制提供资金。欧洲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经济领袖角色中受益，但其提供的支持是以自身从中获取成比例的收益为条件的。当收益未在欧洲各国之间实现公平分配时，欧洲通常不愿接受新的贸易或货币协议，即便其结果有利于整个欧洲。数十年来，欧洲始终坚守这一观点，即自己是二战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许多欧洲国家迄今仍未摆脱这种观点。因此，它们认为中国获得远超其贡献的收益是不公平的。对于许多欧洲官员而言，开启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前提是中国返还部分收益。而当北京方面明确表示不打算遵循欧洲的套路时，欧洲人便愈发不满了。
但中国也并非全然无辜。它试图绕过欧盟去与欧洲打交道。中国政府官员经常宣称，他们不理解欧盟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可以理解。随着欧元区危机的爆发，外界对欧盟运作方式的困惑有增无减。欧洲的后现代政治人格根深蒂固。尽管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多以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代国家主义观点看待国家、政府和政府权力，但欧盟恰恰相反，选择用后现代主义治理取代现代主义治理。欧洲各国政府心甘情愿地主动弱化本国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即便在事实证明新的泛欧权力结构难以担当重任之后亦不愿改变。国家经济利益则经过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艰苦协商后加以分配。欧盟的政治结构建立在长期的内部协商基础之上：哪些可为，而哪些不可为。而中国政治家更习惯用硬实力说话。他们发现与一个以内部协商为基础的权力集中的欧洲合作，步履艰难且颇感威胁。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欧盟难以预测。
尽管欧盟复杂的结构令人困惑，但北京方面绕过布鲁塞尔的做法或多或少是有意为之。由于单个政府国家比整个欧盟更容易受影响，中国政府倾向于直接与欧洲大国打交道，即便是在那些显然应由布鲁塞尔决定的问题上。中国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一个分裂的欧洲，将减轻中国在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上面临的压力。但长期而言，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将对中国及其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中国过度使用其大国战略，中欧关系则势必被削弱。
中国应汲取伊卡洛斯的教训。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神话中艺术家代达罗斯（Daedaleus）的儿子，他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时，代达罗斯警告伊卡洛斯，飞行要量力而行，不要飞得过高。但伊卡洛斯想试探自己的极限，挥舞着翅膀越飞越高。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那些从地面上仰望伊卡洛斯的人以为，这个长着翅膀的家伙就是神。很快，翅膀上的蜡被太阳融化，伊卡洛斯掉进了大海。
羸弱的欧洲不会令中国长期受益
中国有些人士认为，相较于一个行之有效的集权欧洲，赢弱的欧洲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而治之的战略或许几年内仍能奏效，但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吃尽苦头：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难以依靠且无法预测，它将会忙于内部争斗，而无力为全球商业设计规则与政策。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2
一、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表现
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国际主导能力和责任能力下降,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攀升明显……。在这些标志实力结构重大变迁要素的指引和推动下,中美两国间的互动进一步频繁,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一种论调坚持把中国看作“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防范和遏制为主要特征,包括炒作中国、坚持对售、支持反华分裂势力和中国的外部政治对手、阻挠和破坏中国的海外合作等。这一政策倾向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其“优点”在于可以操纵和利用盟友的恐惧心理,以保持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团结和维系美国在本地区的支配地位。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把中国类比为19世纪的德国,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路线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中国威胁,美国不应该太没有自信,因为与生俱来的一些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会限制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激增,中国至多能成为多极化的亚洲中的一极,而不会变成一个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单极霸权。
另一种论调希望把中国看作“伙伴”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接触和合作为主要特征,主张建设性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以结构性的安排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用国际框架来规制中国发展,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甚至呼吁美中“同舟共济”。新世纪以来,这一政策倾向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增加,但仍缺乏稳定和持久的影响力。批评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众多内部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即便中国政府有意愿担当全球责任,也会力不从心。同时,由于在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美中在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集体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缺乏牢固的合作基础,彼此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和外交决策等方面的认知更是经常南辕北辙。
总体上,美国国内关于这两种政策倾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并直接造就了“中国”和“中国责任论”轮番登场的矛盾性对华政策模式,不仅有害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世界格局的和平发展增加了变数。
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
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复杂,但传统支配性大国对新兴强国“利用+防阻”的投机心理是导致这一政策模式的主因。一方面,考虑美中实力和影响力,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分担责任、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规模和重要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竞争与对抗的风险,结果又可能阻挠相互合作。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几乎贯穿于其对华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
1.美国对华安全目标及需求。
(1)通过防范中国维系亚太力量结构的既有平衡。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格局内以经济和军事为核心的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单就经济规模而言,199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5.99%,中国仅占1.83%;2001年美国上升到了一个峰值达31.80%,中国占4.16%;2008年美国降到了23.44%,中国则上升至7.23%。与经济格局重构同步进行的还有令美国担心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尽管中国军费增长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是全球富国和新兴国家都在朝此方向努力,而且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一直定期国防白皮书以表明战略意图和突出军事政策的防御性,但受惯有思维模式指引的美国还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对之进行妖魔化的夸大。
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地缘政治整合的每一步都使美国感到如芒刺在背。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以军事强权主导亚洲,不但会把美国挤出亚洲,而且对其亚洲盟友的生存空间构成实质性威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由此,它希望中国稳定中美军事对话机制,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军事透明度,(祈曼丽:《美国正在失去太平洋?趋势对美国不利》,《华尔街日报》2009年9月21日)反对中国对专属经济区行使“过宽”的权利,反对中国“过多”地对外获取资源,反对任何会削弱美国对外软实力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战略层面,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已经知道如何使用新技术装备和以“不对称”的思维逻辑对付美国,这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战术层面,中国在战略核武器和太空领域的一些军事进步是最受美国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反舰弹道导弹与反导武器的研发和未来以此为基础的全球精确打击能力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太空领域,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合作的成本要大于收益,因为合作中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而非技术问题,互惠性合作会削弱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而且,太空领域的任何一项与中国的合作都会同时意味着美国对更为广泛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次政治表态,因而必须征求和协调盟国及伙伴的意见。(成斌:《美中太空合作:成本高于收益》,传统基金会发言稿第2670号,2009年10月30日)
(2)使中国成为对美国有益的地区参与力量。
除了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因全球反恐和穷兵黩武而苦不堪言的美国也希望把中国拉入到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而且,美中在中国周边地区共有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也促使双方产生了合作的动机。例如,美中都不希望朝鲜发生社会动荡,都不希望巴基斯坦变成失败国家,等等。由此,美国希望中国与现有国际机制良性互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加大支持国际不扩散体制,加强相关出口管制。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确保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西部边界的安全,并为美国的政策作“贡献”。2009年以来,美英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态,希望中国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甚至出兵阿富汗。
总体而言,美国在安全问题上要求中国多担责任的同时并未谋求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在战略定位方面,美国依然将旧有的同盟关系当作稳定亚太局势的基石。例如,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仍主要仰仗日本,不会因中美关系牺牲与日本的合作,这一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会改变。在敌友认知方面,美国依然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合作的前提,“分裂和西化中国”依然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目标选择之一。由此,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相比,加强对中国国内分裂势力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渗透、将对华友好国家视为不友好政权等政策选项往往更经常地出现在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议程之中。
2.美国对华经济目标及需求。
(1)通过与中国合作维系自身经济繁荣。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加,工业竞争力变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顺利渡过危机、实现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已经代替经济霸权成为短期内美国的首要战略需求。同时,美中双边贸易额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中国持有大额的美国国债,许多美国企业都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这些基本事实都使美国无法不把中国看作经济合作对象。危机发生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凸显,更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双边共同经济利益和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两国经济决策层也很快就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需要减少赤字、鼓励居民合理消费并对中国开放投资市场、中国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和大力促进国内需求。尽管部分美国学者坚持把引发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过度消费并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但更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表示欢迎,生存的必然要求使他们放低了身段。
(2)质疑和否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各个侧面。
令人遗憾的是,危机中的合作未能从本质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美国依然从根本上怀疑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的学者片面夸大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特点是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分配者,但有时会产生极其腐败或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普拉纳布・巴丹:《建国六十周年:中国面临的挑战》,《耶鲁全球化》2009年9月25日)有些美国人还担心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会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同时,一些美国人认为,由于美中经济模式的根本不同,过多强调双边共同经济利益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因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由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西方期待的政治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因此,为了遏制中国的野心,美国不能过多地强调双方的合作双赢。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过于重视中国风险巨大,因为中国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远非实力的标志,而是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副作用。世界金融危机并未体现出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优越性,而只是美中两国发现自己陷于相互妥协的合作之中。([英]戴维・皮林:《华盛顿面临过于重视中国的危险》,《金融时报》2009年7月29日)
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学者坚持把美中贸易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作为对华设置贸易壁垒的借口。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卡洛琳・巴塞洛缪认为,中国政府把美国旨在保护国内就业岗位或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行动都描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非常荒唐,因为前者本身就是一台“贸易保护主义机器”。中国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和建设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巨型跨国公司;中国的“五年计划”确定了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钢铁、信息技术、航空和电信等关键产业,并利用各种各样的补贴、税收优惠、对外国股权的限制、市场壁垒以及人为压低货币币值等方式加以扶持和保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确保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安全的努力发起攻击。有学者称,由于认识到了获得低价原材料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捍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正在以出口征服全球、以胁迫的方式控制世界自然资源(包括中国国内的稀缺资源)。对于这两种危及政治的全球化方式,亚洲国家应该联手“抵制中国为了自身目的而各个击破并篡改既定规则的努力”。(安德鲁・希勒:《中国悖论》,《华尔街日报》2009年8月18日)
3.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动因及目标。
在力量格局发生变革时,意识形态差异往往更容易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因为此时原本处于弱势一方的政治偏好及理念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而原本处于强势的一方虽然不再那么强大或具有说服力,却仍希望继续把对方形容为非法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政治话语冲撞进入了高强度状态。尽管中国在冷战后一直在谋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对美政治关系,但美国仍然把人权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判断别国的基本指标,美国的国会、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直没有减轻。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虽然曾声称追求“既不冲动也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灵活外交政策,但多数美国人深信美国还不至于因为金融危机而影响自身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美国驻蒙古大使马克・明顿称,扩大民主国家的数量是美国最大的外交目标。(大卫・琼斯:《端坐于金矿上的蒙古》,《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2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深深的战略不信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不相容是其关键。(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
尽管西方一些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从苏联解体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党内形成了乐于改革的风气和力量,([德]安德烈亚斯・霍夫鲍尔:《表面巨人》,《商报》2009年6月16日)但更多美国精英却在强调和夸大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各种问题,指责中国未能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演进。例如,许多美国人把新疆“7・5事件”看作中国民主制度缺失的结果,而不去关注一些分裂势力披着宗教自由和人权外衣实施恐怖行动的事实。美中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人在不断提醒奥巴马政府,有关中美经济关系可持续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便存在双边共同经济利益这一巧合,也将最终被政治分歧和大国间的敌对所掩盖,美国不能为了谋求美中经济合作而刻意弱化政治和社会分歧,直至忽略两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冲突而让中国从中得利。(威廉・霍金斯:《奥巴马与中国的虚假伙伴关系》,《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3日)
4.多元化的国内政治系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以国会和总统分享外交权、多党制、利益集团政治等为特征的分散性权力体制,使美国对外政策一直富有投机性。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和共和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略有不同。更多代表大企业和军工集团利益的共和党往往更倾向于贸易自由和军事力量平衡,因而布什在任期间曾积极支持开启WTO多哈回合谈判,几次否决主导的国会提出的对华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议案,并迫于军工集团的压力在任期结束前同意对台大额军售。更多代表蓝领工人的经济利益和工会利益的则倾向于贸易保护和鼓吹人权,克林顿时期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同时要求在协定上添加有争议的劳动力和环保附加协议,奥巴马政府则无所顾忌地对中国搞起了贸易制裁。同时,每一届政府都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更多利益群体的支持,因为利益集团政治的推动,美国行政当局的外交决策往往都是集团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多元化政治思潮对美国对华外交决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精英往往被归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等多个思想阵营,这些人不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且与美国外交决策圈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对美国国内、国际环境的不同认知,加剧了美国对外决策过程及结果的不稳定性。例如,有人把现任总统奥巴马的高级幕僚分为“实用派”和“战略派”。“实用派”更关注经济问题和美中经济关系。他们认为,由于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中应该成为战略上的伙伴,合作双赢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两国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只要处理好一些切实存在的问题,阻碍双方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许多因素就会烟消云散。“战略派”则强调美中之间无法逆转的对抗特征。他们认为,尽管双方应该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摩擦,但是这样的合作都是战术性的,没有更深的意义。在一切双边交流活动的表象之下,是利益与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可控,但无法化解,除非其中一方发生改变,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约翰・李:《华盛顿对华外交战的内部指导手册》,《外交政策》2009年7月28日)
三、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对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实行“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两国无法深入合作,“稳定――震荡――稳定”的中美关系周期性规律将长期存在,某些局部性的“硬冲撞”也无法排除发生的可能。对于世界政治而言,既合作又对抗、既重要又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不利于和平与发展。当前,中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能力正在逐步走强,但由于“一超多强”、中西有隙的政治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能力。就现阶段而言,谋求相对稳定和向好的中美关系需要重视以下问题。
1.确保双边交流机制和渠道的畅通。
2009年,刚刚“升级”而成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并取得一些成果,美国学术界随即提出G2模式并引发了热烈讨论。尽管中国政府未接受这一提法,但它毕竟说明一些美国人开始尝试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相信中国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崛起。为了确保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发展,维持、拓宽和利用多年来形成的此类双边对话、磋商和合作机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减少战略误判。二是有利于双方探讨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保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核心的多层级、多轨道、专业化、长期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有助于双方在危机管理方面形成一些“工作惯例”,以便及时化解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经济矛盾,预防和控制一些潜在矛盾的凸显、升级和扩大。三是有利于化解他国的猜忌和不安。包容、开放、中性的中美互动合作方式可以缓解他国的战略忧虑。
2.维护核心利益和适度承担国际责任。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相互需求将越来越多,但仍不足以替代彼此在利益偏好方面的差异而成为双边关系主流,消除双边互不信任的根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较长时期内,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防止任何一方在信息失序、混乱的情况下做出片面的政策决断,直至扼杀有限的合作成果。当前,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这些差异无一不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基本制度、国家安全、国家、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美在很多问题上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中美在美国对售和谷歌退出中国两个事件上的激烈争执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情势下,战略清晰比战略模糊更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应更加细致、明确和坚定地展示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战略意图,并对美国侵害这些利益的行为进行有力、有节的抵制和反击,促使美国认识并尊重中国的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促进双边制度化合作、适度承担国际责任、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培育共同利益,有助于积极、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形成。其间,防止美国做出目光短浅、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对华政治决策将是中国外交和两国政治家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3.以国内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支撑和平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