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例(12篇)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养老保险；责任机制；责任缺失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China''''sgovernmentalbehaviorsinconstructingresponsiblemechanismofendowmentinsurancefromanbrand-newangle，firstly，elaboratesthereasonsforcausingtheshortcomingsofChina''''sresponsiblemechanismofendowmentinsurancereform，then，furtheranalyzesgovernmentalresponsibledefectfromthreeaspectsbasedonreality，and，lastly，makesbriefcommentsonChina''''sendowmentinsurancesystemreformfrommultipleaspects.
Keywords：endowmentinsurance；responsiblemechanism；responsibilitydefect
一.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改革产生缺陷原因
社会政策的不当取向导致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的改革产生了缺陷，而以下两个因素又加剧了缺陷。
(一)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计划经济下单位办福利的批评并不能表明它本身的完全错误，因为这是当时体制下的必然选择，而对这一道路选择的全盘否定对设计和构建新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结果导致政策选择的极端化。在国内关于社会保障的文献中，福利国家的福利病被简单地认为是养懒汉、妨碍效率、弊病丛生，而对于福利国家在平衡资本与劳工利益矛盾中积累的历史经验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同情的理解，自然不能正确地面对自身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有选择的借鉴实际上是改革“美国化”的反映。
(二)制度转轨仍然是在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以长官意愿推动的模式，缺乏民众参与
在现实中，政策的计划与结果之间存在很多策划者事前不能预知的变量而产生政策实施的非预期效果，因此在政策实施时应内置检查机制，可以时刻纠正偏差，保证政策实施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之上。而在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内在检查机制是普遍缺失的，这大大增加了转轨成本，最终降低了民众对政策的认可程度。这两个根本缺陷反映在政府行为上，既有责任缺失，也有职能越位，它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有密切关系。而无论是责任缺失抑或是职能越位，无一不是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经过选择的行动，因此需要有区别的分析和对待。
二.政府的责任缺失分析
如前所述，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被分为制度设计责任、供款责任、监管责任和给付责任，因此分析政府的责任缺失就按照这个分类进行。
(一)制度设计责任缺失。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的责任缺失首先反映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未能建立，换言之，政府仍在回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在客观方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五十多年来的发展一直是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下进行的，同时还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国情，这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对所有成员实行全面保障的客观条件与能力。政府前后政策的随意性、临时性和非连续性反映出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的建设理念和目标定位，而究其实，在于没有把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来看待，没有把它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总是将其作为实现其它政治、经济目标的附属物。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副产品，作为农民政治动员的配套工具，体制转轨时期又片面强调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建立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主观方面，政府解释责任缺失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财力不够；二是农民有土地保障。关于第一条，财力不够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要结合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承担责任的比重来考虑。如果继续沿袭现收现付的DB计划，个人不承担供款责任，那么政府的财力显然是不够的；如果采取政府与个人、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机制，那么政府的财力的不足程度就会减轻。强调政府责任的跟进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这只是一种理想型而已，而在这里政府的理由显然是以这种理想型为基础的，因此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二条，土地保障的功能在现时期已经大大弱化，仅靠土地很难实现农民的养老保险需求。
首先，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价格和成本的双重夹击下，农业经营甚至处于绝对亏本状态下。其次，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此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一旦农民因年老或其它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再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失地农民出现，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更无从谈起了。
其次，政府的责任缺失反映在退休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形成了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双重标准(1993年以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约为90%，企业约为60%)，加强了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不利于社会融合(socialintegration)。这一问题的改革具有敏感性，因此迟迟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务员是否应当在养老保险中承担供款责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理应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使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在退休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责任，应当是构建新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监管责任缺失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这种基金管理方式是从基金的安全性出发的，没有考虑到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保守的基金监管策略下，却发生了社保基金屡屡遭挪用甚至诈骗的案件。统计显示：在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截至2003年底，全国各地共追回社保基金170多亿元，目前尚有20多亿元未能追回。这些问题的发生突出反映了政府在监管责任上的不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基金管理机构分散，管理层次过多，使得资金不集中，无法发挥规模效应；基金投资渠道单一，难以保值增值；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
(三)供款责任缺失
夏涛：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中的责任缺失分析政府供款责任的缺失反映在转制成本的消化方式上。在构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回避了偿付旧制度债务的责任，而是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模式，希望以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偿付旧有制度的债务，即用新制度所缴保险费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这样，就既能实现改革的目标，又能消化旧体制的遗留责任。然而这样一种思路存在明显悖论。在确定了转轨目标的前提下，企图通过企业统筹缴费部分解决退休职工养老问题，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离退休职工养老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而在企业开始为在职职工提供个人账户积累的情况下，社会统筹缴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于是企业普遍采取了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帐户基金透支的“混账”管理办法，造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空账运行使得统账结合制度退化为一种计发办法，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而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的情况下，基金总量的结余又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的严重性。问题的出现源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
为了填补个人帐户的资金，各界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以变现国有资产为主流意见，其理由是：旧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具有充分理性和完全信息、个人是非理性和短视的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因此在理论和机制的构建上，排斥个人承担风险，将风险全部转移给国家，形成国有制下的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格局，从而产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职工承诺把必要劳动费用的一部分出让给国家，由国家集中使用和管理这笔风险资金(包括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国家承诺向职工提供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服务。在这一隐性契约的安排中，职工养老金外部化为国家所有和占有，风险也外部化为国家承担。按照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国家作为风险主体，理所当然地占有和使用这笔风险资金；职工作为非风险主体，则获得稳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和形成合理的收入预期。而国家取得这笔资金后，将其投资于国家重点投资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国有资产。单位不为在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这部分资产或资金实际上了已扣除，以税收、利润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然后再由国家财政返还一部分(企业以营业外支出列支)作为养老金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职工。但是随着养老保险制度背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转轨，政府率先单方面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职工投入——收益模式。因此在空账背景下，变现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基金就顺理成章了。
基于这种思路，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然而到了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宣布，除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国有股减持就此尘埃落定，可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停止国有股减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二是“近期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金”。然而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一，国务院在出台《办法》前，向全社会征集了七大类4100余种国有股减持的意见、建议和方案，包括了配售、股权调整、开辟第二市场、预设未来流通权、权证、基金和其它方案(包括存量发售、股债转化及分批划拨等)，很难说是不系统的和不能为市场广泛接受的。其二，如果说国有股减持是因为近期资金基本平衡，那么在《办法》出台的一年前资金也很难发生很大变化，也应该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这样一来《办法》的出台就毫无意义了。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所谓国有股减持就没有意义了。
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摇摆反映了其自我定位不清的问题，它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国有资产管理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需要为个人账户筹集资金。而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政府又需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说，它并不希望证券市场太规范，以使国有资产售出尽可能高的价格。政府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它屡屡职能越位，最终损害了减持的结果。《办法》将国有股减持的目的定位于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在此目的驱使下，国有股股东大量在股市上套现，将股市上本已稀缺的现金资源大量抽走，造成股市上供给与需求失衡，最终使股市猛跌。
与国有股减持同时，社保基金开始了上市之路。2001年7月中石化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以发行价每股4.22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的股权。然而中石化上市旋即跌破发行价，社保基金就此被套牢。直到2003年12月2日，中石化创出了年内新高4.16元，如果算上分红，社保基金终于在账面上实现解套，账面盈利1500万元。
这种情况的出现引人深思。⒈社保基金申购中石化A股的选择并非十分谨慎。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申购中石化的非系统风险不可忽视：⑴中石化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三年业绩是“扣除成本后的营业利润总额：1998年-1.1986亿元、1999年66.1932亿元、2000年261.1442亿元”，并未达到《公司法》中要求新股发行“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标准，严格讲属于违规上市；⑵中石化A股发行价与其在香港上市的H股有较大的价差；⑶中石化的总股本过于庞大。尽管存在这些潜伏的风险，社保基金理事会仍动用了近13亿的资金购买了3亿股，从基金安全性角度观察，如此大量申购的决定未免显得对风险估计不足和缺乏应有的谨慎。这是股市筹资为国有企业解困融资思路的延续，然而社保基金不同于普通资金，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社保基金初次入市便选择了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大有动用大量资金为大盘国企股发行上市保驾护航之势，自己却不幸沦为大盘国企股高价圈钱的铺路石，其教训是深刻的。⒉对于选择何种基金入市模式在认识上不清楚。
分析供款责任中的政府，我们可以发现，责任缺失与职能越位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政府在供款责任上的缺失导致了个人账户的空账，使得制度设计背离了最初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提出明确的偿债计划，借鉴国际上转轨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手段支付转制成本。然而出于回避责任的考虑，政府采取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仍寄希望于通过基金自身的增值来偿付转制成本，结果在政府一身二任和极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双重因素下，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国有股减持中，政府的职能发生了越位，而在社保基金入市过程中，政府对于基金监管的责任又发生了缺失，导致基金贬值，这些教训无疑是深刻的。责任缺失的后果用职能越位去纠正，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在养老保险责任机制中的定位不准确，政府行为就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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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1篇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47195”为你整理了这篇2022年税收法治建设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年初以来，双阳区局党委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意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实施纲要（2015－2022年）》、税务总局印发《“十三五”时期税务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税工作规划》，积极开展税收法治建设工作，现将相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积极推进依法治税
（一）深入学习贯彻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了有效落实好依法治税的总体要求，双阳区局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入手，把落实的法治思想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学习，并积极、及时落实具体工作之中，转化为推动税收政策全面落地的动力，切实把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税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依法全面履行税收工作职能
严格遵守组织收入原则，坚持应征尽征。2022年全年组织全口径收入155303万元，增收20458万元，同比增长15.17%。区本级收入51449万元，增收8620万元，增长20.13%，入库社会保险费37429万元，为全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财力保障。
推动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落地生效，减税降费合计8726万元。大力推广非接触式办税，建设电子税务局体验区，网上申报率达到99.20%，涉税业务网上办税率大幅提升至去年同期的34倍，业务平均办理时间较原来缩短5分钟，初步形成“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税为辅、窗口办税兜底”的新型办税模式。
（三）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严格实行制度建设审查和集体审议。组织学习《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试行）》，统一规范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查、审议、、备案等事项，强调规范性文件在起草过程中要充分调查论证，确保制度科学合理，指向明确具体，措施有效可行。加强监督制约，实行了税收规范性文件出台前由政策法规部门会签审查的制度。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查备案制度，坚持对现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四）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严格依法依规决策，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加强对重大决策的合法合规性审查，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成立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公室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编制权责清单和风险手册，为有序推进各项依法行政工作提供了保障。
（五）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积极推进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开展文明执法，营造法制规范的税收环境。配备法制审核人员，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调整充实到法制审核岗位。严格执行《吉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规范处罚自由裁量权。认真落实首违不罚以及疫情期间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的各项政策。以总局内控监督平台为依托，坚持问题导向，做到执法过错早发现早解决，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六）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都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加强局党委对落实主体责任的监督，督促各党委成员牢记“一岗双责”，强化督导落实。加强对重点人物和重点领域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形成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增强对“两权”运行的监督，提高监督效能，围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重点在选人用人、资产管理、发票管理、核定征收、存量房交易和土地增值税清算等方面进行排查整治，排查管理风险、执法风险、廉政风险，确保“两权”准确有效运行。
规范和加强全局内部控制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促进落实，制定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运用内控监督平台及其他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内部控制管理质量。
完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区局设有税务干部违纪举报电话和政务公开电话，设有专门岗位负责处理市长公开热线12345网站工单，方便群众投诉举报、反映问题，并依法及时调查处理违法行政行为。
（七）完善权利救济和纠纷化解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规范信访工作程序，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维护信访秩序。制定信访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领导、组织、协调本机关的信访、舆情、应急管理工作，指导、推动下级税务机关的信访、舆情、应急管理工作。2022年全年，双阳区局未发生信访案件。
成立了长春市双阳区税务局违法案件举报中心，受理纳税人投诉举报检举，对外公示了举报电话。在公示平台和办公场所公示了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途径。坚持办税服务厅局长值班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纳税人合理请诉求机制。
（八）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坚持把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推进依法治税、优化纳税服务的切入点，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平稳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序开展。全年在执法公示平台公示执法主体及主要职责信息1条，公示执法人员清单信息145条，定期定额户税款核定初步结果11227条，定期定额户税款核定的定额和应纳税额情况10421条，税务行政一般程序处罚结果62条，准予行政许可结果778条。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严格执行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始终坚持“先审查、后公开”原则。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税收法律法规，通过办税大厅及办公区显示屏、区政府信息门户及地方媒体等多种形式及时告知广大群众，对于单位人事任免、机构职能变动等公众关注的敏感信息，做到有事项必公开；同时，依托区政府和市税务局门户网站，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更新等工作，方便纳税人随时进行政策咨询。
（九）增强全社会税收法治观念
提升税务人员法治理念。党委理论中心组把学习法律列为重要内容，2022年重点学习了民法典相关知识。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健全税务人员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把依法行政知识作为各类税务人员培训的必修课程，建立健全全员讲法、全员学法制度，切实提高税务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增进纳税人税法遵从意识。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依托，加强对税收政策的宣传与辅导，考虑到疫情原因，采取线上的形式居多，及时将与纳税人、与社会各界相关的税收政策进行新媒体，确保了纳税人第一时间获知政策，第一时间享受政策，使国家的系列扶持结构性减税政策发挥效果。建立奖优罚劣的税收信用机制，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公平公正的税收秩序。强化信用评级结果运用，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实现诚信激励。落实税收“黑名单”制度，向社会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切实落实联合惩戒措施。
加强税收法治宣传教育。加强税收普法宣传教育，发挥办税服务厅、税务网站等主阵地作用，加强税企联系QQ群、税务微信群等税收宣传教育载体建设。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以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深入开展税法进机关、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单位、进企业“六进”活动。积极支持配合开展税收法治理论研究，抓好税收法治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十）加强税收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以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为中心，明确职责分工，细化量化工作任务，抓好相关培训，加强学习教育。组织全局干部学习落实系统领导重要讲话，支持复产复工优惠政策，全面落实非接触式办税方式，强化线上税费咨询服务，优化纳税服务。组织全局执法人员开展执法记录仪操作使用培训，学习执法视频采集及查询操作，提高执法水平。学习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自由裁量行为。
加强执法资格管理。严格落实税务执法主体公告制度，严格执行税务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2022年我局共有3人参加了执法资格考试，全部通过考试取得执法资格。
（十一）健全依法行政领导体制机制
建立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领导和各科所负责人任组员，制定年度依法行政计划，落实依法行政工作例会，推动全局依法行政工作。成立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公室。专门对区局拟作出的、因达到相应标准而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重大执法决定进行集体审核。成立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为有序推进各项依法行政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主要工作成效
依法履行税收收入职能，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财力保障。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干部业务能力水平逐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干部队伍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提高。
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中，双阳局确立“道德优、服务优、环境优”三大文明目标，打造“政策服务、办税服务、网络服务、志愿服务”四大服务平台，推进党建引领、组织收入、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规范税收公平公正执法以及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五项重点工作，形成了一套具有税务特色、符合双阳区实际的文明单位创建方略。通过有效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干部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2022年，双阳局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实现双阳区全国文明单位零的突破。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是增强全社会税收法治观念方面要进一步创新，要尽可能的丰富法治宣传教育形式，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建议充分发挥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加强和改进法治宣传，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通过举办法律咨询活动等法律服务方式，让更专业的人准确传播法律知识。
二要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公开渠道不仅限于办税服务场所和执法公示平台。建议加强与政府部门横向联动，拓宽公开渠道，扩大公开范围。
三是要充分依托督察内审机制和平台，积极发挥内控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努力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四、2022年工作方向
（一）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党建工作为统领，进一步加强税收法治队伍建设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抓引领提站位、抓规范强基础、抓融合促发展、抓示范增活力，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激发队伍活力，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打造一支清正廉洁、执法高效的税务干部队伍。
（二）依法全面履行税收工作职能，做好组织收入和减税降费工作，坚持依法治税
坚决做到遵守组织收入纪律，坚决做到应收尽收，统筹兼顾组织收入和减税降费，完成好上级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的财力保障。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赔钱减刑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79-01
一、“赔钱减刑”问题的界定
所谓“赔钱减刑”就是指被告人在有效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前提下,得到被害人原谅,从而得到从轻处罚。“赔钱减刑”其实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在特定范围内对刑事和解的一种比较通俗和形象的说法。[1]
引发“赔钱减刑”讨论的一个重要的案件就是广东东莞中院在2006年所作的一个判决,加害方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一致,主动赔偿受害方的损失,受害方向法院请求减轻刑罚,最终法院对其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案件一经报道,随即引发广泛的争论,“赔钱减刑”是否向社会传递了可以以金钱同国家刑罚权进行交易的信号?是否会加剧司法腐败现象?一系列的质疑对“赔钱减刑”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立足于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赔钱减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二、“赔钱减刑”的可行性
(一)符合制度要求
当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刑事和解,类似于西方流行的恢复性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赔钱减刑”也是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例如,在最高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是在刑事政策中对“赔钱减刑”的适用方法的肯定。
(二)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
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法院作出了判决,被告人却没有财产可以执行,受害方遭受了损害,又无法得到经济上的补偿,甚至因此而陷入更加严重的生活困难中。要解决民事赔偿执行难的问题,“赔钱减刑”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具有一般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激励功能,将其纳入法律制度之中也是可行的。有人说,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2]加害方出于减刑的激励,会想尽办法主动向受害方进行赔偿,及时补偿其损失,解决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执行难的问题,不仅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也减少了法院为执行难而付出的成本,也是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有助于平衡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
被告人在侵害行为之后主动向被害人赔偿损失,就被告人而言,至少可以从表面上推知其对自己的行为有悔过之意,并给被害人以经济上的抚慰,这至少可以成为酌定量刑情节,也符合刑事司法的目的。就被害人一方,在遭受了之前的损害之后,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不仅是心理上的抚慰,对很多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家庭而言,解决生活中的经济困难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应该说是“你情我愿”的,对双方各自追求的目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平衡了双方的利益。因此,“赔钱减刑”的适用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三、关于“赔钱减刑”质疑的回应
有不少学者以及司法实务人员对“赔钱减刑”的适用有质疑,理由主要是:“赔钱减刑”客观上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因而是不公平的;从后果上看,“赔钱减刑”将激发更多的犯罪,造成社会危害;除此之外,法院可能因此滋生司法腐败。但是,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这些解释的现象只是可能引发潜在的危害,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却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赔钱减刑”对被害方的现实意义也是巨大的。我们要综合作出利益的衡量,“赔钱减刑”的积极作用更明显,只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适当的程序加以控制,消极的一方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此,笔者认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适当运用“赔钱减刑”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四、结语
“赔钱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尚处于尝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有弊端就否认它的作用,对于“赔钱减刑”的适用应该立足于我国的现实,作出综合的考量,在利弊权衡之后慎重的选择。“赔钱减刑”对目前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些棘手问题,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难问题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对司法实践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4
一、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表现
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国际主导能力和责任能力下降,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攀升明显……。在这些标志实力结构重大变迁要素的指引和推动下,中美两国间的互动进一步频繁,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一种论调坚持把中国看作“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防范和遏制为主要特征,包括炒作中国、坚持对售、支持反华分裂势力和中国的外部政治对手、阻挠和破坏中国的海外合作等。这一政策倾向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其“优点”在于可以操纵和利用盟友的恐惧心理,以保持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团结和维系美国在本地区的支配地位。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把中国类比为19世纪的德国,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路线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中国威胁,美国不应该太没有自信,因为与生俱来的一些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会限制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激增,中国至多能成为多极化的亚洲中的一极,而不会变成一个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单极霸权。
另一种论调希望把中国看作“伙伴”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接触和合作为主要特征,主张建设性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以结构性的安排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用国际框架来规制中国发展,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甚至呼吁美中“同舟共济”。新世纪以来,这一政策倾向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增加,但仍缺乏稳定和持久的影响力。批评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众多内部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即便中国政府有意愿担当全球责任,也会力不从心。同时,由于在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美中在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集体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缺乏牢固的合作基础,彼此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和外交决策等方面的认知更是经常南辕北辙。
总体上,美国国内关于这两种政策倾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并直接造就了“中国”和“中国责任论”轮番登场的矛盾性对华政策模式,不仅有害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世界格局的和平发展增加了变数。
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
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复杂,但传统支配性大国对新兴强国“利用+防阻”的投机心理是导致这一政策模式的主因。一方面,考虑美中实力和影响力,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分担责任、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规模和重要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竞争与对抗的风险,结果又可能阻挠相互合作。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几乎贯穿于其对华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
1.美国对华安全目标及需求。
(1)通过防范中国维系亚太力量结构的既有平衡。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格局内以经济和军事为核心的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单就经济规模而言,199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5.99%,中国仅占1.83%;2001年美国上升到了一个峰值达31.80%,中国占4.16%;2008年美国降到了23.44%,中国则上升至7.23%。与经济格局重构同步进行的还有令美国担心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尽管中国军费增长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是全球富国和新兴国家都在朝此方向努力,而且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一直定期国防白皮书以表明战略意图和突出军事政策的防御性,但受惯有思维模式指引的美国还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对之进行妖魔化的夸大。
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地缘政治整合的每一步都使美国感到如芒刺在背。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以军事强权主导亚洲,不但会把美国挤出亚洲,而且对其亚洲盟友的生存空间构成实质性威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由此,它希望中国稳定中美军事对话机制,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军事透明度,(祈曼丽:《美国正在失去太平洋?趋势对美国不利》,《华尔街日报》2009年9月21日)反对中国对专属经济区行使“过宽”的权利,反对中国“过多”地对外获取资源,反对任何会削弱美国对外软实力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战略层面,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已经知道如何使用新技术装备和以“不对称”的思维逻辑对付美国,这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战术层面,中国在战略核武器和太空领域的一些军事进步是最受美国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反舰弹道导弹与反导武器的研发和未来以此为基础的全球精确打击能力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太空领域,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合作的成本要大于收益,因为合作中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而非技术问题,互惠性合作会削弱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而且,太空领域的任何一项与中国的合作都会同时意味着美国对更为广泛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次政治表态,因而必须征求和协调盟国及伙伴的意见。(成斌:《美中太空合作:成本高于收益》,传统基金会发言稿第2670号,2009年10月30日)
(2)使中国成为对美国有益的地区参与力量。
除了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因全球反恐和穷兵黩武而苦不堪言的美国也希望把中国拉入到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而且,美中在中国周边地区共有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也促使双方产生了合作的动机。例如,美中都不希望朝鲜发生社会动荡,都不希望巴基斯坦变成失败国家,等等。由此,美国希望中国与现有国际机制良性互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加大支持国际不扩散体制,加强相关出口管制。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确保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西部边界的安全,并为美国的政策作“贡献”。2009年以来,美英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态,希望中国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甚至出兵阿富汗。
总体而言,美国在安全问题上要求中国多担责任的同时并未谋求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在战略定位方面,美国依然将旧有的同盟关系当作稳定亚太局势的基石。例如,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仍主要仰仗日本,不会因中美关系牺牲与日本的合作,这一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会改变。在敌友认知方面,美国依然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合作的前提,“分裂和西化中国”依然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目标选择之一。由此,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相比,加强对中国国内分裂势力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渗透、将对华友好国家视为不友好政权等政策选项往往更经常地出现在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议程之中。
2.美国对华经济目标及需求。
(1)通过与中国合作维系自身经济繁荣。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加,工业竞争力变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顺利渡过危机、实现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已经代替经济霸权成为短期内美国的首要战略需求。同时,美中双边贸易额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中国持有大额的美国国债,许多美国企业都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这些基本事实都使美国无法不把中国看作经济合作对象。危机发生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凸显,更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双边共同经济利益和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两国经济决策层也很快就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需要减少赤字、鼓励居民合理消费并对中国开放投资市场、中国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和大力促进国内需求。尽管部分美国学者坚持把引发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过度消费并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但更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表示欢迎,生存的必然要求使他们放低了身段。
(2)质疑和否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各个侧面。
令人遗憾的是,危机中的合作未能从本质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美国依然从根本上怀疑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的学者片面夸大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特点是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分配者,但有时会产生极其腐败或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普拉纳布・巴丹:《建国六十周年:中国面临的挑战》,《耶鲁全球化》2009年9月25日)有些美国人还担心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会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同时,一些美国人认为,由于美中经济模式的根本不同,过多强调双边共同经济利益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因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由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西方期待的政治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因此,为了遏制中国的野心,美国不能过多地强调双方的合作双赢。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过于重视中国风险巨大,因为中国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远非实力的标志,而是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副作用。世界金融危机并未体现出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优越性,而只是美中两国发现自己陷于相互妥协的合作之中。([英]戴维・皮林:《华盛顿面临过于重视中国的危险》,《金融时报》2009年7月29日)
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学者坚持把美中贸易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作为对华设置贸易壁垒的借口。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卡洛琳・巴塞洛缪认为,中国政府把美国旨在保护国内就业岗位或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行动都描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非常荒唐,因为前者本身就是一台“贸易保护主义机器”。中国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和建设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巨型跨国公司;中国的“五年计划”确定了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钢铁、信息技术、航空和电信等关键产业,并利用各种各样的补贴、税收优惠、对外国股权的限制、市场壁垒以及人为压低货币币值等方式加以扶持和保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确保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安全的努力发起攻击。有学者称,由于认识到了获得低价原材料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捍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正在以出口征服全球、以胁迫的方式控制世界自然资源(包括中国国内的稀缺资源)。对于这两种危及政治的全球化方式,亚洲国家应该联手“抵制中国为了自身目的而各个击破并篡改既定规则的努力”。(安德鲁・希勒:《中国悖论》,《华尔街日报》2009年8月18日)
3.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动因及目标。
在力量格局发生变革时,意识形态差异往往更容易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因为此时原本处于弱势一方的政治偏好及理念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而原本处于强势的一方虽然不再那么强大或具有说服力,却仍希望继续把对方形容为非法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政治话语冲撞进入了高强度状态。尽管中国在冷战后一直在谋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对美政治关系,但美国仍然把人权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判断别国的基本指标,美国的国会、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直没有减轻。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虽然曾声称追求“既不冲动也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灵活外交政策,但多数美国人深信美国还不至于因为金融危机而影响自身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美国驻蒙古大使马克・明顿称,扩大民主国家的数量是美国最大的外交目标。(大卫・琼斯:《端坐于金矿上的蒙古》,《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2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深深的战略不信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不相容是其关键。(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
尽管西方一些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从苏联解体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党内形成了乐于改革的风气和力量,([德]安德烈亚斯・霍夫鲍尔:《表面巨人》,《商报》2009年6月16日)但更多美国精英却在强调和夸大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各种问题,指责中国未能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演进。例如,许多美国人把新疆“7・5事件”看作中国民主制度缺失的结果,而不去关注一些分裂势力披着宗教自由和人权外衣实施恐怖行动的事实。美中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人在不断提醒奥巴马政府,有关中美经济关系可持续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便存在双边共同经济利益这一巧合,也将最终被政治分歧和大国间的敌对所掩盖,美国不能为了谋求美中经济合作而刻意弱化政治和社会分歧,直至忽略两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冲突而让中国从中得利。(威廉・霍金斯:《奥巴马与中国的虚假伙伴关系》,《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3日)
4.多元化的国内政治系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以国会和总统分享外交权、多党制、利益集团政治等为特征的分散性权力体制,使美国对外政策一直富有投机性。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和共和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略有不同。更多代表大企业和军工集团利益的共和党往往更倾向于贸易自由和军事力量平衡,因而布什在任期间曾积极支持开启WTO多哈回合谈判,几次否决主导的国会提出的对华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议案,并迫于军工集团的压力在任期结束前同意对台大额军售。更多代表蓝领工人的经济利益和工会利益的则倾向于贸易保护和鼓吹人权,克林顿时期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同时要求在协定上添加有争议的劳动力和环保附加协议,奥巴马政府则无所顾忌地对中国搞起了贸易制裁。同时,每一届政府都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更多利益群体的支持,因为利益集团政治的推动,美国行政当局的外交决策往往都是集团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多元化政治思潮对美国对华外交决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精英往往被归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等多个思想阵营,这些人不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且与美国外交决策圈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对美国国内、国际环境的不同认知,加剧了美国对外决策过程及结果的不稳定性。例如,有人把现任总统奥巴马的高级幕僚分为“实用派”和“战略派”。“实用派”更关注经济问题和美中经济关系。他们认为,由于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中应该成为战略上的伙伴,合作双赢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两国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只要处理好一些切实存在的问题,阻碍双方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许多因素就会烟消云散。“战略派”则强调美中之间无法逆转的对抗特征。他们认为,尽管双方应该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摩擦,但是这样的合作都是战术性的,没有更深的意义。在一切双边交流活动的表象之下,是利益与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可控,但无法化解,除非其中一方发生改变,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约翰・李:《华盛顿对华外交战的内部指导手册》,《外交政策》2009年7月28日)
三、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对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实行“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两国无法深入合作,“稳定――震荡――稳定”的中美关系周期性规律将长期存在,某些局部性的“硬冲撞”也无法排除发生的可能。对于世界政治而言,既合作又对抗、既重要又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不利于和平与发展。当前,中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能力正在逐步走强,但由于“一超多强”、中西有隙的政治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能力。就现阶段而言,谋求相对稳定和向好的中美关系需要重视以下问题。
1.确保双边交流机制和渠道的畅通。
2009年,刚刚“升级”而成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并取得一些成果,美国学术界随即提出G2模式并引发了热烈讨论。尽管中国政府未接受这一提法,但它毕竟说明一些美国人开始尝试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相信中国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崛起。为了确保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发展,维持、拓宽和利用多年来形成的此类双边对话、磋商和合作机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减少战略误判。二是有利于双方探讨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保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核心的多层级、多轨道、专业化、长期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有助于双方在危机管理方面形成一些“工作惯例”,以便及时化解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经济矛盾,预防和控制一些潜在矛盾的凸显、升级和扩大。三是有利于化解他国的猜忌和不安。包容、开放、中性的中美互动合作方式可以缓解他国的战略忧虑。
2.维护核心利益和适度承担国际责任。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相互需求将越来越多,但仍不足以替代彼此在利益偏好方面的差异而成为双边关系主流,消除双边互不信任的根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较长时期内,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防止任何一方在信息失序、混乱的情况下做出片面的政策决断,直至扼杀有限的合作成果。当前,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这些差异无一不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基本制度、国家安全、国家、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美在很多问题上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中美在美国对售和谷歌退出中国两个事件上的激烈争执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情势下,战略清晰比战略模糊更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应更加细致、明确和坚定地展示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战略意图,并对美国侵害这些利益的行为进行有力、有节的抵制和反击,促使美国认识并尊重中国的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促进双边制度化合作、适度承担国际责任、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培育共同利益,有助于积极、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形成。其间,防止美国做出目光短浅、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对华政治决策将是中国外交和两国政治家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3.以国内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支撑和平外交政策。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职教育；双主体办学；校企合作；趋利共赢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7）11-0017-04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1]。高职办学要校企协同育人，其前提是转变办学理念，其途径是由学校“单主体”办学转向基于职责清晰、成本共摊、利益同享的校企深度融合的“双主体”办学模式。然而，高职“双主体”办学作为顺应职业教育进入“深水区”的产物，面临着办学主体模糊、机制缺失以及动力不足等困境。准确厘清“双主体”办学的动力生成渊源、机理，可以有力推进办学机制重构，有力推进高职教育深化改革的进程。
一、高职双主体办学的动力渊源
“趋利共赢”是高职双主体办学的动力渊源。一般意义上“趋利”和“共赢”有着共同的基本释义，然而深层次释义，“趋利”偏重经济利益，“共赢”倾向社会效益。无论从内生还是从外延维度，学校和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上实现了谋和。
（一）趋“经济利益”：双主体协作的内生发展之力
经济利益是主体生存的基本根基。也就是说，学校得以存续、企业得以存在，经济利益是安身立命之本。资本具有逐利本质特性决定企业有着逐利天然行为冲动，因此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把盈利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唯一诉求。社会主义优越属性决定学校将经济利益作为衡量办学成果重要而非唯一指标。经济利益成为学校关注、企业追求的交汇点。
之于学校，经济利益是重要目标。其一是基于筹措机制的商酌。根据高职现有发展资金筹措机制来看，公办院校由国家、地方财政全额拨款，民办院校自筹资金。无论哪种筹措方式，都要以经济作为衡量尺度，不会有无休止式的增加，也不会“蜻蜓点水”般的投入。其二是效益衡量的考量。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市场作为资源最有效的配置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而经济是与市场共生的从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办学必然要遵循经济效益的考量。由此把成本核算、会计筹算、效益盘算等方式迁移至学校办学效益控制上来。其三是存续发展的思虑。在资源总约束下，学校发展过程中硬件软件投入比例、专业建设过程中“全面铺开”还是“重点建设”等都需要经济效益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如过多投入硬件建设，间接导致学科带头人缺失，也难以为社会培养更优质的人才。
之于企业，经济利益是基本目标。其一，追求利润是每个企业孜孜以求的目标。企业从事生产或出售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换句话说，利润是凌驾于企业一切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二，降低成本是每个企业梦寐以求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本意味着风险。企业“绞尽脑汁”减少投入，当然因受产出倒逼投入的刚性要求，转嫁成本也成为“不二之选”。借助外力既能减少自身投入，又可减小投资风险。如企业将员工招聘培训专项资金划拨给学校，共同设立“冠名班”收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应该说，经济利益衡量学校办学成果、权衡企业自身价值，成为推动二者协作的内生发展之力。
（二）赢“社会效益”：双主体融合的外延生态建构
社会效益是主体发展的重要源泉。也就是说，学校得以成长、企业得以兴盛，社会效益是相依相偎之源。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本质特征决定学校重视人才培养职能，因此学校作为公益组织把人才培养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要诉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企业将社会效益作为衡量存属价值重要指标。社会效益成为学校力争、企业关心的交汇点。
对于学校，社会效益是外部经济的重要体现。从视域来看，社会效益貌似并不直接体现学校价值，而是广义社会视域下的效益递增。外部经济隶属经济学理论范畴，即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也就是说，学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社会所用以赢得社会赞誉，不仅仅学校从中获得社会效益，而是惠及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换句话说，学校培养合格高素质人才看似只为自身赢得美誉的“简单行为”，实质上引发杠杆效应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值。从深度来看，社会效益仿佛并不径直表征短期价值，而是长远社会维度下的效益增长。短期看，国家、地方主导办学投入大收获小，但从长远角度看，“一进”“一出”的成本收益稳步拉大产生巨大收益熵值，即“一进”是指人的社会化的机会成本减少，也就是说如果育人成效不好会反向造成社会管理成本增加；“一出”是指育人收益增值，也就是说人才培养实现价值持续增值。
对于企业，社会效益是自我价值的重要呈现。首先，社会效益是经济利益的衍伸。任何一家有着愿景的企业都会从最长远角度实施企业规划，而社会效益必然是该企业累积经济财富最重要的“容器”。可以说，当条件适当，社会效益很快转化为经济利益，反过来看，经济利益也会伴随企业管理者意志力和展望力转化为社会效益。其次，社会效益是经济利益的倍增。个体偶然使用企业产品，多数归因于企业的宣传，然而个体持续的行为必然要受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换句话说，企业精神、社会责任等社会效益会持续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度，倍增似地产生经济利益。应该说，社会效益体现学校存在价值、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推动二者融合的外延推进之力。
二、“趋利共赢”动力推动下高职双主体办学的逻辑路径
高职院校双主体办学要合理协调好“利”“A”内在关系，以外部维度由政府发力进行政策引导，以内生维度由学校企业共担实施杠杆撬动、资源叠加、主体推进和红利溢出，从而有效构建出高职双主体办学的逻辑路径。
（一）政策引导
政策引导是“双主体”办学有章可循的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强调高职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但落地生根可操作、可实施的具体措施方案依然缺失。因此，第一，要加强宏观层面法规政策的对接融合。2010年，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3]；201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2年）》提出“建立健全校企合作规划、合作治理、合作培养机制，使人才培养融入企业生产服务流程和价值创造过程”[4]。中央重视校企合作，但重视压力还未层层传导，相关法律法规还未配套，导向校企合作进程的政策还未细化。为有力推动高职双主体办学进程，实现学校和企业间深度合作，要紧盯“利、赢”加快细化落实政策，从而形成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
第二，要着力中观层面规定方案的设置布局。拟创设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政府奖励制度和设置校企联合攻关项目立项等方式实现中观层面上的双主体办学政策推进体系。一是创设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或参与办学企业以解决就I问题实施一次性或逐年税收减免优惠，鼓励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二是建立政府奖励制度，政府通过专项奖励，对在校企合作办学中有突出贡献的企业与个人予以奖励。政府奖励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社会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利益。有时候政府奖励比税收减免等方式更有效。三是设置校企联合攻关项目立项，通过政府设立、学校和企业联合申报，从而统合学校科研、企业技术优势实现科研攻关、技术创新上的推动。
第三，要着眼微观层面个案案例的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学校、企业进行有效分类，根据学校特色划分学校类别、按照行业种类划分企业类别。以政策为导向、细则为路径，鼓励相同或相似种类的学校企业强强联合、精准对接。设立同一种类政府跨部门间的指导专家小组，给予合作前的案前指导、合作中的全程跟踪以及出问题时的及时诊断。以多维度多层次建构的网状政策群有力推进双主体办学进程。
（二）杠杆撬动
校企在参与“双主体”办学过程中存在着短期经济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间的杠杆效应。
第一，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以获取长远经济利益。从短期来看，对企业来说，要腾出时间和资金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工作，无法更为集中精力专注于生产服务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都要付出经济成本。因此，对企业来说，参与高职双主体办学肯定要牺牲一定短期经济利益的。对学校来说，要主动与企业接洽，让企业参与学校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由于没有先前既定的办学“套路”，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因此打破原有惯性势必也会增加冗余成本。也就是说，学校在没有形成既定规范“双主体”办学前，增加的人手、工作推进后出现失败而后折返的显性成本、思考观望的时间隐性成本等，都是在推进双主体办学过程中的短期经济利益。当双主体办学已经走入正轨，对于学校来说，企业参与办学减少人才培养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学生提前参与企业实习减少生产成本、学生提前与企业签订就业合同减少人才招聘培训成本以及在人才储备上获得先机，从长远经济利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第二，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社会效益。学校的生存发展中经济利益仅仅是参考指标，而社会效益是衡量学校生存发展价值的重要指标，社会效益是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中充分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学校的社会效益是不会反哺于学校自身的，而是跳出学校视域有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效益，因此，学校产生的社会效益其实是泛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企业的生存发展中社会效益仅仅是次要指标，而经济利益是衡量企业生存发展价值的重要指标，企业的经济利益是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产品服务中充分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企业的经济利益是反哺于企业自身的，促进自身良性发展的。所谓企业的社会效益，即是企业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参与非产品服务生产的非利益性的事务。企业社会效益短期看似牺牲了短期经济利益，从长远看，依然也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如企业办学的良举等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能引发社会关注，增强民众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认可度。
（三）资源整合
在双主体办学体系中，学校和企业所占有的资源不尽相同，即便有类似的部分，也会有区别和差异。传统意义上，学校培养人，企业用人，学校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二者的链接点是人。学校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源远期看是社会效益，近期看是学校得以发展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办学资源。为使学校能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企业有着参与学校共同办学的动力。这样的动力推动使得二者对所占有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释放出更多的资源红利。
一方面，学校可以共享企业资源。一是教师通过“下厂实习”获取最新生产技术技能。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一定在社会化生产的一线里，企业一定是实践先进生产技术工艺的前沿阵地。学校借助企业平台教师“下厂实习”了解掌握最前沿的生产技术和最先进的理论实践情况，确保教师转到课堂上“知识新颖”、“理念前沿”。二是学生通过“学徒制”或“就业实习”途径理论联系实践，获取实践真本领。学校实验实训室里虽然有着最先进的实验实训设备，任课教师有着最先进的技术本领和实践理念，但与社会化生产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些许距离。学徒制和就业实习便是拉近这种距离的最有效方式。就业实习是较为传统的实践方式，三年学制里有2.5年在学校专业理论实践学习，0.5年在企业进行实践学习。学徒制是1/2左右学制内在学校完成理论课程，其余时间跟随企业导师以参与企业生产的方式学习实践本领。学徒制是迎合当前工业化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模式。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学校资源。一是企业通过与学校共建“厂中校”以获取优秀人才遴选先机。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要任务是科学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其中人又是创新生态系统中人、机制、平台等三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未来企业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发掘、获取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是企业的当务之急。“厂中校”拉近与高职院校的距离，企业借助“厂中校”与高职院校深度合作。企业在“厂中校”生产实践中遴选、发掘和培育人才。二是企业通过与学校共建实验实训室强化自身科研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想在“弱肉强食”市场经济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强化科研能力，不断推进创新。学校和企业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倍增似地释放出资源红利。
（四）利益反哺
利益反哺是双主体办学体量增大的源泉。双主体办学推进过程中必然要会面对利益分配的问题。以短期利益为重还是以长期利益为先，以经济利益为重还是以社会效益为先，学校优先还是企业优先，这些都是在双主体办学取得成效后必然面对的问题。如果分配不适、协调不当，反向阻碍双主体办学的进程。总言之，符合各方意志的分配方案能激发各方参与办学进程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第一，学校着重社会效益，企业注重经济利益，把准利益反哺的基本导向。谁取社会效益、谁取经济利益，不能一概而论。企业为发展而关注经济利益，学校重价值而放远社会效益。当然，企业在双主体办学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向好而放弃经济利益以期获得社会肯定的社会效益。第二，以可持m发展为准则，以长远发展为愿景，切好双主体办学的“利益蛋糕”。可持续发展是办学体制机制的首要准则，发展才能将“利益蛋糕”做大，发展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无论对学校还是对企业来说，把眼光放远，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更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Z].国发[2014]19号，2014-05-02.
[3]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Z].中发[2010]12号，2010-07-08.
[4]教育部等六部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2年）[Z].教发[2014]6号，2014-06-16.
ProfitsandWin-win：TheGenerativeMechanismofthePowerofDouble-subjectSchool-runningofHigherVocationalColleges
WangFeng
AbstractTheschool-runningmodeoftraditionalhighervocationalcollegeshastransformedfromthe“AloneatWar”to“PullTogether”，howeverthe“win-win”ismostpowerfulgenerationarchitecturetopromotethe“double-subject”school-runningprocess.Inaccordancewiththelogicalpathofpolicyguidance，leverpromoting，resourcesintegratingandfeedbackofbenefits，theprocessofthedouble-subjectschool-runningcanbepromotedbytheendophyticdevelopmentpowerofeconomicbenefitsandtheextensionalecologicalconstructionofsocialbenefits.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6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教育部也同样将双减”工作列为今年部党组的一号工程”和教育督导的一号工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采取积极稳妥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
在9月2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在会上对双减”工作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该负责人指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具体来看，要求在督促各地落实好已经出台的配套文件基础上，加快预收费监管、加强培训机构党建等其他配套政策法规的制订进度。研究修订竞赛管理办法，治理打着国际”旗号的各类竞赛。
同时，对各类培训机构完善营改非”流程，进一步明确过程中的公示期限、资产确权等政策。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该负责人指出，未来将进一步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决策，政治沟通
一、前言
政府决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以及调整相关利益关系而采取的政治行为，在这个政治行为过程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决策如何准确地分析环境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地传送反馈信息的能力来衡量的。因此，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不仅是考查政府工作绩效优劣以及政府公信力高低问题，也是保障民生的关键，而探讨政治沟通为政府决策过程的有效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顺利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实际上，这就是强调国家大事决策需要沟通，需要群策群力。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科学决策是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而政治系统要进行科学决策，就必须进行双向互动沟通，坚持方案制定、信息反馈、政策输出等循序渐进的程序和阶段。
二、从实例中分析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意义
当代政府决策过程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政府对各种政治信息进行交流和处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信息交流就被称为政治沟通。该文接下来将采用政治沟通模式的方法并结合具体案例浅析中国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政治沟通的意义以及必要性。
案例：银川出租车停运，市领导致歉
2004年7月28日，银川市正式对外公布《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两个文件，并明确提出，两个管理办法与规定从8月1日起实施。此前，银川市从未就这两个文件向社会公示，也没有召开听证会，且从公布到实施只有4天时间。这让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措手不及，有的因此可能带来较大经济损失，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连续四天的出租车经营者群体性上访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银川市政府先是在7月30通告，表示两项新规定暂缓执行；8月2日，市政府再次通告，表示继续执行原有的出租车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两个管理办法与规定不再执行，并表示要充分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借鉴外地经验，研究制定新的管理办法。之后事件得以平息。
从此案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政治沟通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沟通有利于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府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而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最大的浪费则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然而，由于行政决策者决策理念存在偏差，盲目追求GDP增长，最重要的是政府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导致政府决策失误屡见不鲜，因此也出现了屡见不鲜的“烂尾工程”。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政治沟通能够扩大政府决策的基础，调动广大民众在政治输入和输出中的积极性，并且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因此，政治沟通是保证决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如果政府在做出一项决策时只按照自身的经验而忽视决策系统外部的信息，就会导致做出的决策失效，增加行政成本，甚至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如案例中银川市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并未按照程序征询各方意见便独自决策，出现了连续四天的出租车经营者群体性上访事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之后市政府有关方面就积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决定成立由自治区和银川市共同组成的出租车行业规范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有关出租车运营的新管理办法。这种积极的应对态度是有效解决政府危机的必要条件。而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政治沟通、询问各方意见则是保障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二）政治沟通有助于实现社会控制的规范性
社会是一个沟通和控制的系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沟通中的控制，否则控制就会是高压的、盲目的、不可取的，是典型的暴政。
政府在进行社会控制时，运用在沟通中建构的共识性的社会规范以及手段和方式，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对各种利益进行整合，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转。银川市政府在做出决策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政府随即根据反馈信息并面对出租车主们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积极应对，征询各方代表的意见，并整合大家的看法形成共识，有效地避免了冲突以及社会动荡的发生，充分借助政治沟通的手段，听取民意，做出有利于百姓的决策，也维护了银川市出租运营业的正常秩序。
（三）政治沟通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
银川出租车停运风波发生后，面对出租车经营者群体上访，当地政府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各个部门统一认识，一定要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地处理这件事。市委、市政府有关方面积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反馈意见，成立由自治区和银川市共同组成的出租车行业规范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有关出租车运营的新管理办法，并对出租车停运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银川市政府的积极应对态度维护了政府的形象。
政府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负责。拓宽政治沟通的渠道，善加利用反馈信息以便及时做出反应，减少政府失误，维护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四）政治沟通可以增强公民参与意识，减少政治冷漠现象
从本案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与民众的互动由无到有，使得做出的决策更加顺应民意，妥善地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果政府放开政治沟通的渠道，比如从单一沟通的信息通道到双向信息通道，甚至多向的信息通道，在做出某项决策之前获得充分的信息，再与政府自身的经验相结合，就能做出更有效的决策，让更多公民有政治表达的渠道与愿望，减少政治冷漠现象。
参考文献：
1.杜瑞珍，《政策视域下政治沟通机制的构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8
主题词：经济现状建议
一、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新农村的建设，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教育，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缺什么也不能缺了教育。作为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障农村业务教育经费，认真贯彻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真正形成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的和谐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我们立足当地的实际，积极调研、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我们所期待的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财政研究报告.2005/曹建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
2.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践.2006/曹建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1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服务。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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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10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民政工作会议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年全市民政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对年全市民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过去的一年里，各县（市、区）政府及民政部门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努力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工作中呈现了6个亮点：一是敬老院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入住率全市达到60%以上，得到省政府充分肯定；二是双拥优抚工作做得实，为连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奠定了基础；三是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医疗救助、困难群体生活救助等临时性社会救助工作务实有效；四是退役士兵安置改革推进顺利；五是殡葬改革工作，特别是城市规划区的监管比较到位；六是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良性轨道；其他各项民政工作都在不断进步。年，市民政局先后获得部级荣誉5项、省级荣誉2项，这些成绩的取得，既表明了我市民政工作富有成效，也是全市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团结拼搏、努力奋斗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辛勤工作在民政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刚才，局长作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去年的工作，科学合理地安排部署了今年的工作任务，希望各地、各单位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就如何做好今年的民政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民政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民政工作的意义重大，任务繁重，各县（市、区）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民政工作的特点，切实增强做好民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民政工作是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不断调整变化，民政工作的范围、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一些工作在新时期越来越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比如：通过搭建城乡社区建设平台，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增强服务社会功能；通过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和利益关系和谐稳定；通过大力发展老龄事业，促进社会代际和谐；通过推动慈善事业发展，促进人际关系和谐；通过做好双拥和优抚安置工作，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各县（市、区）政府及民政部门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拓展民政工作的服务范围和对象，有效抓住民政工作的重点，超前谋划，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二）民政工作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扶危济困的有效平台。民政工作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直接面对困难群体、特殊群体和优抚群体，做好民政工作就是实践以人为本的过程，是解决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主要渠道，是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工作。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以人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扎实履行自身职责，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人民的肯定。
（三）民政工作是发展民主、落实民权、促进和谐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尤其是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和城市必然发生巨大的变革。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41%，计划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到年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村的社区要整合，农村基层民主要发展，民权如何得到保障；城市人口增加了，城市的社区也要整合，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家庭人”要变为“社会人”，社区管理和服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都要求我们要着力加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以及社会事务管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加快发展民政事业是践行执政为民宗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各县（市、区）政府、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民政工作的重大意义，明确工作重点，把握发展机遇，扎扎实实做好今年民政各项工作。
二、抓住重点，开创良好的民政工作局面
年是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县（市、区）政府及民政部门要突出做好以下四项重点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以城乡低保为重点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维护困难群众基本权益，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水平，是民政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省、市十大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各县（市、区）政府、各级民政部门要从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要切实规范城乡低保管理。按照中央和省的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不断加大投入，建立低保标准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各县（市、区）必须按照今年的提标要求（城市提高到每人每月210元、农村提高到每人每年1200元），把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市、县两级民政部门要规范工作程序，强化监管，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把好事办实、办好。
要继续巩固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成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工作，近年来连续组织开展敬老院建设和提升达标工作，全市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在全省率先达到60%。年，一是要加强管理，按照规范化管理要求逐条对照落实，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二是各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新标准及时足额发放五保供养资金（集中供养提高到每人每年2400元、分散供养提高到每人每年1300元）；三是要进一步优化敬老院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全年全市完成60所敬老院升级达标和35所优化整合任务；四是要落实敬老院管理服务人员工资，提升服务水平；五是要确保集中供养率稳定在60%以上。
要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工作。以城乡低保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对象为重点，兼顾其他低收入困难家庭，以住院救助为主，资助参加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逐步取消病种限制和起付线，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效率。要按照市有救助站、县有救助点、街上有巡回救助车辆、重要公共场所设立引导牌的要求，建立全方位、无缝隙、广覆盖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体系。
要切实加强减灾救灾工作。减灾救灾关系广大群众的安危冷暖，决不可掉以轻心。去年秋天至今，我市持续干旱，对夏收作物的产量可能造成很大影响。要提前着手了解灾情，进一步强化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完善灾害应急预案、救灾综合协调机制，形成减灾救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继续推进减灾宣传和社区减灾工作，切实提高全民减灾意识。要切实加强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全市的救灾应急物资储备网络。要加大救灾资金投入，完善救灾补助项目，提高救灾补助标准，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
（二）进一步提升以双拥共建为重点的优抚保障工作水平
的双拥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我市已经三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市荣誉称号，也先后涌现了赵趁妮、吴新芬等拥军好典型。今年又要进行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评选推荐工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书记和市长都要求，务必做好各项双拥基础工作，确保双拥模范城创建成功。各县（市、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确保通过评选推荐。经过前一阶段的努力，目前各项基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但是农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的发放和管理工作还存在问题，必须抓紧解决到位。
农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的发放管理工作是优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双拥工作评选一票否决的项目。市委、市政府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去年9月3日，市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农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和管理问题的通知》（许政〔〕62号），对享受对象、优待标准、资金的筹集和发放以及管理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从目前情况看，各县（市、区）工作有一定进展，标准有所提高，欠账正在偿还，但还远远达不到规定要求，普遍存在发放标准低、拖欠严重、资金未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等问题。这些已经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还严重影响到我市双拥模范城的形象。对此问题，今天各县（市、区）政府的分管领导都在，我在这里就义务兵优待金发放工作再重点强调三点要求，回去之后抓紧落实。一是提高发放标准。要认真贯彻许政〔〕62号文件精神，年度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要按照不低于本辖区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标准发放，对于往年拖欠的要足额补发，此项工作要在今年3月10日前完成。二是建立长效机制。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正式文件，建立优待金自然增长机制，要与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年优待标准达到或略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三是实施责任追究。对不认真执行政策规定、未能按时足额发放优待金的，市监察部门将按照许政〔〕62号文件要求及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下一步，市双拥办要配合市政府督查室以及监察部门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发现不及时落实的，要及时提请问责。对因此事影响全市创建大局的，由当地党委、政府向市委、市政府写出检讨。
要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要落实好各类抚恤补助提标工作，落实好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障政策，要切实帮助重点优抚对象解决住房问题，城市重点优抚对象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要优先安排。要加大优抚政策宣传力度，防止各类优抚群体之间互相攀比，确保不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发生。
（三）切实加强以居家养老为重点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加快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广泛关注、群众迫切期待的重大民生问题。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我们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实省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要求，切实加大对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要深入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要以日托照顾和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服务。当前，要重点对独居老人或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提供配餐送餐、居室保洁、医疗陪护服务。要借鉴外地工作经验，把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切实开展起来，逐步建立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和网络。
要切实强化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居于补充地位，但由于其发挥着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的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仍是养老服务的中坚力量。要加大对公办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鼓励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要重点抓扶持、抓引导、抓规范，在提高床位数量、提升服务层次、打造特色品牌上下功夫。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社会福利机构。
要完善养老服务工作机制。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要坚持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路子。政府主导主要是搭建平台，在老年人和服务组织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各县（市、区）政府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切实把工作承担起来。要探索建立养老服务财政补贴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特困老人、孤老、空巢老人、高龄老人提供照料服务，扩大养老福利服务覆盖面。要加强养老护理人员的培养，建立资格认证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探索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机构准入制度和养老服务行业标准。
（四）切实做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相关工作
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民政工作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某种意义上讲，起着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的作用。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研究，围绕大局，认真谋划，切实做好各项相关工作。当前，要以新区的各项民政工作为试点、求突破。要按照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快新区建设的意见》要求，做好新区民生保障工作。首先，要在保证群众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新区范围内的“乡改办”、“村改居”工作。其次，对新区内“三改”后符合条件的原农村低保对象和新申请的困难群众，要全部按照规定程序纳入城镇低保范围，享受城镇低保待遇。第三，高标准做好新区社区建设工作，推动居民向社区集中。相关县（市、区）要把社区建设纳入总体规划，与“城中村”改造、“迁村并点”等工作同步进行。
三、强化保障，共促民政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要加强领导。各县（市、区）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把民政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安排、考核民政工作，促进民政事业不断发展。政府主要领导要经常过问民政工作情况，加强对民政工作指导；分管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及时研究解决民政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关系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些重点民政工作，要建立责任制，明确责任，一抓到底。
二要密切配合。民政工作涉及面广，离不开各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财政部门要切实保证民政事业费按时足额拨付，人社部门要衔接做好促进就业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水利、卫生、农业等部门要协助做好自然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住建、教育、卫生、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要配合民政部门切实落实救助对象和优抚对象应当享受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就业、税收、法律援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要协助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各群众组织、慈善机构和残联组织要主动呼应“大民政”工作，实现工作上的联动主动。民政部门要主动做好与各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促进全市民政事业的健康发展。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11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03-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准确把握国情,为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所做的理论回答。
随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认识到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如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民族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民生中“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但随着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纲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还在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和社会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联系各地的革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议和法令,以中央苏区最为典型,在社会救济方面,采用救济贫困农民及受灾群众的方针,开展互助互济工作,其规模和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革命时期,方法也更加灵活。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努力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闽浙赣等苏区提出建立公共医院,为苏区贫苦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在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注重发挥红色歌谣的作用,教学内容比较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左右江苏区还提出了建立免费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等,开展福利性免费文化教育工作。这些措施非常适合解决当时苏区绝大多数贫苦人民无钱享受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以及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1]1163-1164。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政治体制,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国民党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等[2]38-41。
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确定: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等。综上可见,《共同纲领》对公民的选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基本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综上可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建设从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实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制定到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的制定,用理论指导着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公平正义在革命中不断实践,不仅是党理论体系承前启后的价值链,也是衡量各阶层利益时秉持的一贯判断标准,并对最终实现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核心价值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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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社会的意义范文篇12
（一）财政政策的根本含义及其对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剖析
总体来讲，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完成一定的宏观经济目的，而调整财政收支范围和收支均衡的指导准绳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贯串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表现在收入、支出以及预算均衡和国度债务等各个方面，它是由支出政策、税收政策、预算均衡政策与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好的政策体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理财家们就有“量入为出”与“轻徭薄赋”等朴素的财政思想，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迸发了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上升，偏重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行为的凯恩斯学说也悄然兴起。在我国，财政政策依照其作用空间停止划分的话，能够分为微观财政政策、中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财政政策，总量调理的财政政策与构造调理的财政政策，无论哪一种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条件都密不可分。
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开展，经过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展国内需求，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加强消费的推进力，坚持社会供求总量的根本均衡；第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节约资源作为根本过程，应用财政政策开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开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谐和；第三，进步自主创新才能，应用财政政策把自主创新才能作为科学开展的战略基点，特别进步原始创新才能、集成创新才能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才能；第四，促进区域经济谐和开展，应用财政杠杆的倾斜，支持“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建立开展，落实区域谐和开展机制，构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场面；第五，促进社会主义调和社会的建立，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的根底上，优化支出构造，加大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证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谐和开展。此外，财政政策还有坚持物价程度的根本稳定、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再就业时机、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进步社会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在此不再逐个赘述。
（二）税收政策的根本含义及其对调控经济行为的作用剖析
税收是指国度为完成其职能目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则，以政治权益为后台，经过税收工具强迫性和无偿性的参与国民收入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具有强迫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根本特征。而税收政策是国度依据特定的经济社会开展的目的而肯定的用以指导制定税收法令制度和展开税收工作的根本方针与原则。需求指出的是税收担负问题是税收政策的中心问题。
总体来说，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组织财政收入、调理社会经济与监视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等几个方面。笔者分离本人的研讨经历和心得，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税收政策在调控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第一，税收对劳动供应的影响。税收对劳动供应具有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程度和消费程度而减少或者放弃闲暇从而增加工作时间，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得劳动和闲暇的相对价钱发作变化，人们选择以闲暇替代工作，依据这一原理，加上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应非常充足，又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主要问题是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所以合理应用个人所得税至关重要。第二，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普通来说，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主要要素是居民个人的收入程度和储蓄利率程度。个人的收入程度越高，储蓄的边沿倾向就相对较大，储蓄率也高，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主要是经过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和间接税影响居民的储蓄倾向以及整个社会的储蓄率。第三，税收对投资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是最为根本的消费要素，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议要素，而投资决策是由投资的净收益和投资的本钱共同决议的，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是经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抵扣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影响征税人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本钱。第四，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收入分配能否公平是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税收作为一种调理收入分配强有力的工具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政府经过征税不只仅能够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还能够经过转移支付手腕进步低收入者的收入程度，详细来说主要有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和社会保险税几个手腕，此外，所得税的指数化是减轻通货收缩的收入分配扭曲效应的一种良好的办法。
二、我国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及其窘境剖析
（一）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
依据我国财政政策的理论和经历笔者以为能够将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年以前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详细来说，1996年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不断处于一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恶性循环状态，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目的是在扩展与紧缩之间不时调整中，但根本取向是以减税让利为代表的放松政策。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迸发，加上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迟缓，经济构造性矛盾突出，通货紧缩的趋向凸显，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向，国度开端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收支两个方面，经过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直接作用于投资、消费和出口，扩张力较大，奏效较快。但是到了2005年的时分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和信贷扩展引发了经济过热的现象，而且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存在着国际国内诸多不稳定要素，国度开端施行政策转型，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型稳健的财政政策。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开端提出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于坚持现有范围的赤字程度，坚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根底性作用，优化财政支出构造，进步财政效率。
（二）我国税收政策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状况
我国全国统一的税政开端于1950年1月，其根本根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制定的《全国税收施行要则》，这一要则规则，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开征14种工商税，这一税制保证了当时国度财政经济的需求，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开展，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一税制明显不契合请求，如税负不均，国度和企业的分配方式不标准，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力度不够，手腕落后等问题严重。1994年我国实行了工商税制变革，又称分税制变革。工商税制变革之后对经济行为的调控主要经过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推行标准化的增值税为中心；二是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三是统一个人所得税；四是调整、撤并和开征一些其他税种。初步完成了税制的简化和高效的统一。
（三）我国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是一个开展中国度，又处于经济体制从方案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这就决议了我国的财政税收的开展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求有步骤地停止变革和完善。目前我国财政税收存在着一系列同社会请求不相顺应以至产生摩擦抵触的状况，主要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构造性失调，对经济行为的调控弱化；局部财政政策存在着互相穿插或某些税收政策的税种自身存在亟待处理的突出问题，如增值税和停业税在征税的范围上就存在着穿插堆叠的问题；社会经济的开展对财政税收政策提出新的请求，如财政政策必需顺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状况，税收要顺应社会需求开拓新税种。但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是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在法制化方面还存在着较大问题，其稳定性连续性由于短少法制或遭到行政权利的过度干预得不到保证，其公平性和标准性依然任重道远，如固然我国的税费变革曾经在某些方面获得停顿，但是乱收费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政府收入的方式短少法制标准，在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上存在诸多疏漏和单薄环节。
三、法制化——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开展途径
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是指以国度的宪法和法律、法规为根据，本着表现人民意志，依照反映财政税收决策过程规律的准绳停止决策，并使财政税收决策者的权利和行为遭到法律的约束和公众的有效监视。笔者以为在公共财政税收形式中，法治的肉体应该浸透到财政税收管理的方方面面。财政税收的法制化是完成财政税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主要在于：财政税收决策程序的法制化；财政税收决策权利的法制化。详细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推进财税法制进程，注重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需以法制为准绳，良好的财税法律法规是依法调控经济行为的根本前提，如在税收方面依法治税不只仅要管好征税人、效劳好征税人，确保征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则实行征税义务，同时还要保证征税人享有充沛的涉税权益，经过合理的立法，合理表现征纳双方的权益和义务，标准双方关系，这关于推进财税的科学合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在财政税收的立法中要留意法条的可操作性，注重效率。要完善立法过程中的听证和逃避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