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看法(6篇)

中西医结合的看法篇1

其实,西医、中医各有所长,患者应当根据自己的病情正确选择。一味强调西医好还是中医好都是不科学的。更有一些不良中医,他们将目光集中在现代医学没有取得明显成就的疑难杂症上,如不孕不育、病毒性感染(乙肝、艾滋病)、慢性肾炎、晚期肿瘤、股骨头坏死等,大肆吹嘘其疗效,吸引患者,骗取钱财,这更增加了患者选择就医的难度。

为此,我们再请业内人士谈谈生病后“看西医还是看中医”的问题,希望能对患者就医有一些帮助或指导作用。

急病看西医慢病服中药

例如急性心衰、急性心肌梗死、心肺呼吸骤停、脑中风、重症哮喘、严重创伤合并内出血、宫外孕、.绞窄性肠梗阻、胃穿孔以及可以手术切除的早期肿瘤等,理当首选西医西药治疗。还有多器官衰竭危症病人,例如急性暴发型肝炎导致肝功能衰竭和慢性肾病已有肾功能完全丧失者,亦应选择西医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需要对症处理,争分夺秒,西医西药起效快,在很多情况下能够使患者转危为安,起死回生!

许多慢性疾病西医很难获得令人惊喜的效果,去看有经验的中医或中西结合医师,常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例如早、中期的肾病综合症和肝炎,辨证选用中药汤剂治疗,几个月的疗程便可明显见效。又如风湿性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急性期可用西药控制症状,但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在夏秋季节应用中药抗风湿胶囊和抗风湿药酒可使有些病例获得临床治愈,有些得到缓解。再如妇女月经不调,西医基本没有办法治疗,中医调理则有几百年的经验积累。

首诊最好看面医

首诊主要是诊断疾病,在疾病的诊断上最好先选择现代医学。中医的诊断主要通过望、闻、问、切,综合患者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四时五气”,来辨别病人的虚实寒热。尽管具有整体思维的优点却失于精确。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个肺癌的患者如果首先就诊于中医,得出肺阴虚的结论对其治疗是怎样的不利。现代医学尽管被指责囿于还原论,被指责离开了仪器就无法看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的检查设备,如X光、CT、MR(核磁)等极大延伸了诊断触角,至少尽可能地避免了危重疾病的误诊。当然,现在你走进任何一家中医医院,你也可以发现这些检查仪器,而且大多数西医医院有的检查仪器,中医医院都有;你也会发现中医医师给你的诊断也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这是传统医学的进步而不应该饱受“中医西化”的骂名。在身患疾病时首先选择现代医学,最好能明确诊断,或至少排除可能的危重疾病,初诊患者不能满足于“某某虚”、“某某实”的诊断,这些“虚”“实”的诊断下可能掩盖的是一切致命急病或重病。

说得清病源的看西医.说不清病源的看中医

有些疾病目前西医已经了解得相当透彻,可以先看西医;了解不清楚的病情,可以试着以中医来治疗。如不少女性身体不太好,常常有莫名其妙的病症,到医院用仪器检查又查不出一点毛病,各器官完全正常,这时侯适合看中医,用中药来调理。如更年期综合症、神经官能症等。这些疾病西医往往也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西医看病分科明细,如呼吸科的医生绝不会看肾科的病人。如果西医师对一个病人的病情不了解时,就会转给其他医师。因此,对于一些已经明确是哪一器官出现问题的疾病,应该看西医,让相关专科医生进行针对性更强的治疗。而中医师几乎是全科,一个中医师一般几乎可以包看各种疾病。

再比如急性感染性疾病。也是西医治疗的强项。细菌感染性疾病,如肺炎、肺结核、百日咳、细菌性痢疾、尿路感染等;病毒感染性疾病,如感冒、急性。支气管炎、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性肝炎等。这些疾病如今都有相应的特效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可以进行相应的特殊治疗,可以起到快速见效的治疗效果。笔者曾看到过很多卫生科普杂志和报纸介绍用中药治疗肺结核的验方,在有雷米封、利福平、链霉素等抗结核特效药物的今天,患者如果不采用现代的西医规范化治疗,还是一味地采用中医验方,那将是延误病情的大错特错!当然,对于一些难治性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患者,也不排除请中医专家组方进行辅助治疗。如“非典型肺炎”和H1N1流感的治疗,都证明中医中药有独到之处。对于服用抗结核药引起的一些肝损伤等不良反应的患者可以服用中药进行保肝治疗;对于一些耐药性结核患者,也可以探讨加用中药进行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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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西医的疾病:危重病的急症(如突发昏厥、高热、严重创伤及烧伤、药物中毒、呼吸困难、心跳骤停等)、早中期肿瘤的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如急性呼吸道感染、创伤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肠道传染性疾病等)、器官功能衰竭(如心脏功能衰竭、慢性肾炎’肾功衰竭、肝功衰竭等)、孕妇保健及分娩等,这些疾病的治疗,现代医学已显示出明显优势,治疗方案也较为成熟。

中西医结合的看法篇2

自2009年开始，吕爱平教授一直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49（中医药委员会）的中方团团长，组织指导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目前，ISO已经发表了5项由中方主导的标准。此外，他还就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共性技术、中药编码标准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开展了深入研究；先后主持开展了6项中国内地相关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的香港“本土化”研究，为未来建立相应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国际规范提供了基础。他的中医药标准研究论文和专著一直引领当前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从战略角度设计和主持了一系列中医药国际标准研究，对于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奠定中医药国际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医药国际化问题，深入采访了吕爱平委员。

构筑香港中医药国际枢纽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旨在把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通过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国家还有着丰富的医药资源，但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与我国传统医药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中医药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会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香港地区具有资信、法制、金融的国际化地位，吕爱平委员建议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窗口优势，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让中医药这把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璀璨夺目。将中医药国家科研项目面向香港高校全面开放。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中医国际诊所，并支持香港成立中医院；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国际中药检定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地位，鼓励并资助在香港建立中药国际贸易中心；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目前，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向香港高校开放，国家重点和重大项目多数没有向香港高校开放，内地与合作申报的项目资助力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建议利用香港国际港口优势和国际信息优势，大力鼓励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也鼓励内地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共同申请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

虽然目前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仍有许多国家希望选拔中国中医来办可以信赖的、疗效好的、正宗的中医诊所。鉴于目前中医业界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工作经验的医生不多，吕爱平委员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相关机构合办国际中医诊所和中医院，为中医临床服务走向国际积累经验；他还建议利用香港的法制和国际化港口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相关机构与香港合办具有国际水准的中药检定中心，并主导建立中药商业相关的国际标准，为中药的国际贸易提供质量保障。中药质量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但对中药来讲，大多数国家依然依赖或期待我国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声誉。

吕爱平委员指出，中药国际贸易近年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增长幅度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他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中药贸易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港口优势，推动中医药的国际贸易发展和进步。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吕爱平委员认为，青蒿素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中药是未来潜在新药的重要资源，世界各国都希望有机会参与中药新药研发，因此建议利用香港的科技实力和融资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打造中药新药研发的国际化氛围和科技制高点，同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

总理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强调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牢固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计生工作方针，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促进中西医结合。

吕爱平委员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事实上也是现代中医院中医诊疗的基本模式，更是能够引导我国传统中医药学走入世界主流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国家政策在谈及或者讨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时候，吞吞吐吐，严重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吕爱平委员建议政府要理直气壮、大胆地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未来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他说，中医药学发展到今日，也应该与当今世界主流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相结合。世界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国际公认的对病人的分类方法和分类后的治疗规范。我们现在的中医医院，是在用国际疾病分类方法，并按照中医临床诊疗规范进行中医的治疗，其实质是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科技发展。我们现在的政策似乎在提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时，不够大胆，不够有力度，有时吞吞吐吐，这不仅不利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因此，建议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营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良好环境，不要再宣传中医与西医“打擂台”的故事和事件。政府必须知道，我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已经是、未来也必须是中西医结合，少了西医不行，少了中医也不行。没有中西医结合医学，就很难有机会彰显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优势。

吕爱平委员指出，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大力支持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加大中西结合医学科学研究投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教学临床机构。他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鼓励政策和发展措施。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培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生的就医就业环境也受到限制。政府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学去鼓励和扶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主流医学，对病人的分类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是关键。虽然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依然不是主流，也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因此，应重视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特别是政府应该组织制定在现有主流医学分类方法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医治疗或结合西医治疗，让病人得到最佳治疗效应等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只有制定了这种临床标准或规范，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管理部门才有可能接纳中医药服务进入其主流医疗服务。

吕爱平委员强调说，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发展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专门的投入或专项，也鲜有部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医疗机构，更没有部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和资助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

针对我国医改，吕爱平委员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他表示，医改进入“深水区”之后，关于医改的尖锐问题、尖锐批评，已经提示医疗服务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一方面存在“看病难”问题，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药品过度消耗、过度医疗问题。相信我们大多数具有公费医疗条件的人，家里都有超过合理范围的药品存储；何况还有不少病人可能被滥用治疗。另外，如果回想起来，我们没有实施医改前，感觉医疗服务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严重，经过多年的医改，好像越改越难、越改越贵。显然，医改已经不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而更是社会治理的严重问题。

吕爱平委员认为，所有医改相关的方案讨论必须要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应该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医疗管理人员、各阶层医护人员、药业相关人员、保险人员和患者。现有的许多讨论都是领导、医疗专家或者医疗管理人员在参与，加上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医疗服务中的问题，其讨论的方案自然很难达到最佳。现在的医改方案，患者的参与度明显不够。另外，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理解医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战略高度制定长远计划，稳步改革。建议用反推的思维设计医改。首先明确未来20年后我国医疗服务的蓝图，再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人才配置等。只要该蓝图有利于社会保障、可行，我们就应该逐步实施。

吕爱平委员建议参考世界成熟经验，制定公平公开的医改方案。医疗服务的特点在于保证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有政府保障、保险、自费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可以选择。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县级医院的综合建设，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将县级及以下医疗服务机构变成全公益；也就是说，让县级及以下的医院充分体现国家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作为所有公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保障；大力发展医疗保险，让医疗保险在保险的商业范围依法服务；让大部分人自愿选择不同的保险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更高的医疗服务；将大型或特大型的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逐步变成私营医院，或者根据医疗需求，鼓励建立更多的私立医院，与政府公共基本医疗服务脱钩。现在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将所有掌握国家最重要医疗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大型三等甲级综合医院归为公立公益机构，必然造成医疗公益中的许多奇怪现象。

吕爱平委员认为，应将医改纳入全面改善社会治理的范畴，而不单单是医疗行业的职责，或者单单是医疗相关方的事情。他建议在医疗服务方面取消相关特权，让全民医保首先在全民公平的水平上开展；同时他还建议管理人员、特别是医疗行业的管理人员要下基层体会医疗服务问题，而不单单是听问题，进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决定医改的管理层，很少亲自体会过医疗中的问题和症结。我相信没有多少领导干部或者医院院长在不找熟人的情况下，亲自独立地去医院看过病。”

吕爱平委员表示，政府应该建立医疗宣传制度和监督机制，应该正确引导医疗宣传，并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说清医疗现有能力的局限；在所有媒体上，再也不要宣传医疗服务中的“奇迹”。如果医疗是医学科技，那“奇迹”本身就不值得宣传，因为那些所谓的“奇迹”，一定是“遥远的未来”大家才可以享受的技术。可惜，现在宣传的所谓“奇迹”基本上是宣传自己、个人炒作；更可怕的是，到目前为止，电视媒体上依然可以看到众多的不切实际、不符合医学科技的宣传。因此，吕爱平委员建议在公众媒体上少宣传医疗功能，多宣传医学科技的进展和趋势，特别是对医学探索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的宣传；少宣传夸大的、概率小的成功的医疗功能，对于患者可能存在的、也是合理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医疗功能期待”来说，是最好的宣传教育。

吕爱平委员还建议增加医疗投入，改革医学教育体制。“我国医疗投入相对较少，必须增加。同时，建议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防止一方面医疗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又有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并不像国外的医学精英教育，因此，国外的医生待遇、医生管理方式将都不适合我国医疗系统。我们应该将医学教育回归到它的专业教育、精英教育属性上来。目前，我们一方面合格的医生少，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又去从事其他职业。我们的医学教育应该根据我们的医改蓝图，进行细致的专业规划。”吕爱平委员最后说。

中西医结合的看法篇3

其实,只要认真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西医存在明显的思维误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西医有哪些思维误区呢?

误区之一:迷信科学。

在当今这个时代,科学早已深入人心,简直就是真理化身,甚至出现了对科学的迷信。西医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以极快的速度汲取高科技的成果,充实到医疗领域。单从设备上说,从早期的听诊器发展到现在的CT、B超、核磁共振等等。这么多先进的仪器,上面还有看不懂的洋文符号,检测出的化验单令人眼花缭乱,让病人打心底里就不得不服。正是由于西医从高科技发展中,源源不断获得新的手段与工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就有人深深地陷于对科学权威的迷信,简直就认为没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科学医治不好的病。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医生动不动就给病人开化验单,让仪器来明察秋毫。先进的诊疗设备使临床医生看病变得简单轻松了,甚至免去了自身临床技能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这使得医生看病实际上成了机器看病。长此以往,人们不禁要问,离开了医疗设备,医生还会不会看病?这就助长了西医的惰性思维,还大大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即便出了医疗事故,还可以拿出检测数据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华丽的外表下,西医的发展其实就是科技的发展,其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它的理论水平还停留在一百年前。况且科学又不分中西,西医能用,传统医学一样可以用。凭什么说中医不科学?中医一样可以与时俱进。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疗效与现代化没有必然的关系。现在的医院设备先进,化验手段科学,却有许多疾病根本不知道病因。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身体已经很不舒服,可是在医院查来查去,各种费用花去了一大笔,结果是没病。有的人癌症被查出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那么在此之前怎么检查不出来?即便有的病治好了,却常常引来别的病。问题这么多,可是很多人对铁一般的事实视而不见,蛮不讲理地指责传统医学"不科学"。比如有人以解剖学上找不到经络的证据为理由,就说针灸是"伪科学",这种霸道的行为,不只是无知而且恰恰是不科学的。且不说针灸在过去上千年的时间里有无数的临床经验,就是现在依然具有令人叹服的疗效,而且治疗速度绝不是西医能比得了的,穴位选准了立马就能见到效果。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经络现在找不到,不代表将来找不到,更不代表不存在。现在的所谓高科技其实是很不完美的,西医当然也是不完美的,完全没有必要迷信,也许若干年后人们看今天的所谓科学简直太原始了。

误区之二:把人不当人。

西医的思维定势是向越来越小的方向寻找致病的根源,已经忘掉了人是有血有肉、有灵魂需要关怀的生命个体。在西医看来,人只是一些细胞、分子、原子的堆砌物,是病菌的承载体,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把人物化是错误的,医学无论怎样发展,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人,只有以人为本的医学才有前途。

1.西医临床实际上把人当成了机器,医生则成了修理工。西医的发展曾经深受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早先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将机械论引入生物界,他将动物看作具有各种生理功能的自然机器,甚至提出人体本身也是一种"尘世间的机器"。后来的法国人拉美特利也持有相似的机械论观点,他写了一部着作,书名就叫《人是机器》,宣称"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甚至认为人与动物并无太大的差别,人只不过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个发条"而已。这种把人理解为一部复杂机器的思路在西医临床简直随处可见,认为人体器官像机器零件一样,可以拆卸和更换。肝不好,换掉;扁桃体发炎,切除;肾坏了,移植……用简单的修理机器原理和办法治疗人的疾病,哪个零件有问题就换哪个零件,仅仅注重局部病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像胆发炎了或者结石,医生会建议病人做微创切除手术,认为这样效果好,可以预防再次复发。但是胆囊毕竟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不是可有可无的,切除后引起的消化不良、胆总管结石、结肠癌等后遗症更加严重也更为棘手,可怜的病人还得让他们处理善后,真是一日找西医,终身离不开医院。西医根本不考虑生命的整体性以及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虽然一定范围内能解决问题,但常常治标不治本,甚至带来顾此失彼的严重后果。

2.某种意义上,西医竟然把尸体当成了活人。作为西医的基础之一的解剖学,就是通过对各种尸体结构的研究,为临床医学提供了大量精确的数据和资料,然后用来对照活人,简直就把尸体当成活人进行研究。现代先进的精密仪器和检查手段,使临床医生可以洞察人体的微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为临床医生征服疾病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但解剖哪怕分析到了基因甚至原子的水平,还是认识不到生命的全部,没有多大的生命意义。医学要面对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人,更不是死的动物。尸体已经没有思维没有情感,心跳停止血液凝固,所有生命迹象完全消失,与活着的人有天壤之别。所以,解剖得来的数据,尽管看起来很完善很科学,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实的真相,决不是全部。

3.实验室里的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人。我们使用的西药都是在实验室中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然后应用于临床,实验的对象主要是小白鼠,还有青蛙、兔子等等。表面上看,这样做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但仔细推敲,令人疑窦丛生,这样做不是把小白鼠等动物当做人看了吗?谁都知道动物和人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的生理结构和人体不一样,动物的心理与人的七情六欲不一样,动物在实验室中跟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应该肯定动物实验是必要的,但不能由此推定实验得来的数据当然适用于人类。就算临床应用成功,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人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异,未必所有人都适用;还要考虑到动物寿命只有短短几年,谁能保证当前适用的药物在若干年后不会遗祸人间?如果一味相信动物实验的结果,那么造出来的药物实际上就是兽药。

在中医的视野里,所有人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体是结构复杂、内部联系密切的有机整体。中医的整体思维和辨证论治,是真正把人当人看待的,实践证明,中医的整体论是一种先进的医学理念,值得西医借鉴。中医教育要秉承自身的优良传统,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努力避免西医的思维误区。

误区之三:对抗治疗。

在临床治疗方面,中医和西医的思路差别很大。中医注重调节人体的内在生理动能为主,而西医坚持先找到疾病的原因然后将其直接消灭的思路。西医主要是针对外在的致病源进行治疗,这种指导思路明显狭隘,而且方法单一。这种思维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抗性,二是直接性。

1.在西医看来,治疗应当以疾病为中心和出发点,以药物为主要治疗手段,通过直接消灭病菌或病毒来促使疾病治愈。于是对抗性疗法成为当前西医最常用的医疗方式,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效果显着,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人体危害极大而屡遭诟病。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抗生素一直被认为是对付细菌的最佳武器之一,自发现以来一直是人类抗击病原微生物最强有力的化学药物,它的应用使许多疾病化险为夷。但不管抗生素的杀伤力是多么强大,治疗效果是多么立竿见影,细菌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因为生命总会寻找出路。一旦抗生素无法一举歼灭病菌时,通过基因突变、基因交换等方式,渐渐产生耐药细菌。抗生素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将再次面临无有效抗生素可用的"后抗生素时代"。由于抗生素的研制速度远远赶不上耐药菌的变异速度,于是一边医生加大用药剂量,另一边研究者忙着开发新药。一场抗生素和细菌耐药性的赛跑正在进行中。

对抗性疗法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滥用药物。我国已成为抗生素使用大国,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超过46%。对患者来说,不正确地使用抗生素,既浪费了高额的药费,又起不到治疗的作用,甚至适得其反。世界卫生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全球病死者有1/3是死于不合理用药,而不是疾病本身。说白了,这些死者就是被西医连人带病一起消灭的,对抗性疗法真是后患无穷。

中西医结合的看法篇4

关键词：中西医；神经；医学

【中图分类号】R197.32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3-0358-01

1中国现有三种医学

1.1现代医学:现代医学发源于西方（古希腊），约于公元16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所以也称为西方医学（西医）。这种医学已经是全世界的主流医学。

1.2传统医学: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的中国固有的各民族医药的总称，包括中医药学汉医、藏医药学、蒙医药学、维医药学、傣医药学、彝医药学、壮医药学、朝鲜族医药学，等等。中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与我国的传统医药”。

1.3结合医学:中国在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过程中两种医学必然相互影响，由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与配合防治疾病，逐步发展到两种医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的研究与发展因而形成了中西医结合、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维西医结合等研究，统称为中国的结合医学研究。其中，中西医结合研究，在中国起步最早（一般以中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毕业的1958年开始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取得研究成果最多，对国内外影响最大者当属中西医结合研究，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中西医结合医学。所以，中国目前是一个多种医药学共存，共同发展，共同承担着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

2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2.1“中西医结合”概念的产生和由来一般认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由1956年主席首先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演化和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即“中西医结合”的含义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逻辑学有“规定性语词”定义。

2.2三个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

（1）常识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该层次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是感性认识，也称常识性或经验性认识，如有的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两法治病”；有的人认为“中药加西药”就是“中西医结合”；还有的病人把“看了西医又看中医”称为“中西医结合”等等。上述这些说法虽然属于“中西医结合”范畴，但都属于常识性经验性的认识和理解；属于现象的、直观的、片面的、非本质性的认识。即上述说法是“中西医结合”但它不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

（2）科学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科学层次中西医结合概念内涵，是指1956年所讲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即“中西医结合”的逻辑学定义）。它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获得对中西医药学内在联系及中西医结合本质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中国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追求的是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只有不断深入开展科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才能“促进中西医结合”，才能“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

（3）哲学认识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从哲学层次认识，中西医结合是指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构类似的知识系统（中西医药学）的辩证统一。这一哲学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内涵，反映了中西医结合思想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理性认识。

2.3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理念:它是研究如何最科学的综合运用中西医药学理论与方法防治疾病、保护健康；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中、西医药的优势，形成两种医药学的优势互补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保护健康的集成优势；如何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最安全的、最经济适宜的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为病人解除病痛等。其最高理想和目的是不断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创立一门中西医药学融汇贯通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目前中国已产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是通向未来新医学的一个过渡性医学形态及过渡性医学概念。

3中西医结合在中国产生的时代背景

3.1医学背景:中国有中医、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并存特别是中医药学，无论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还是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药学都是中华民族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重要医学。而且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疾病的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如辨证论治、针灸、中药推拿，等等。使其成为世界上从古代到现代唯一没有中断传承和应用的传统医学。中西医并存、并用、共同发展，是在中国产生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中西医结合的看法篇5

我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最初并非自觉，但一旦自觉了，就抓住不放，进行长期的积累，这大概是因为我处事有一定的毅力，坚持就来自毅力。但这个伟大的事业吸引了我，令我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是半个世纪，必然因为她有独特的魅力。

中医学根源于华夏文明，是寓于哲理的理论体系，而辨证论治却具有艺术特征。绘画是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和审美情趣，才使画能传神，观者赏心悦目得到会心的愉快；音乐也是艺术，无论中西名曲的产生，都得先有构思，再加上作曲家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衰，令听者如身临其境而有内心的共鸣。

中医不属于艺术范畴，却具有艺术的特征，所谓“医者意也”，这“意”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指构思，当然这不像绘画和音乐之仅供耳目赏阅，这构思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了治疗效果的好坏。中医诊治疾病的水平参差不一，看来就在“构思”的水平。

譬如一个病人经过几位老中医看过，有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处方。几个徒弟跟一位老中医学习，几年后，有的能将老中医的处方成套地背下来，连每个药在处方的位置都能一成不变；有的则能将老中医的心得与治病作风学到手，而不拘泥于一方一药。前者学“形”，后者学“神”，后者就是学到这位老中医的构思方法。

我在跟导师姜春华先生临诊时，看到他在治疗一个哮喘病人时，由于发病的环境、季节、体质的改变，诱发因素的不同，先后采用了四种完全不同的处方；又看到了他看似完全不同的病，如疟疾、痢疾、哮喘、乳糜尿，在某个阶段有“气虚”表现的时候，用补气的同一个处方而取效，使我悟到这正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精神。

后来我在肾的研究课题中，注意到一个问题，六种全然不同的疾病都有虚证时，都可采用补肾法提高疗效。“异病”既然可以“同治”，必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结果发现，凡是肾阳虚证的病人其尿17羟值都很低。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点。

1960年，我首次在全中西医结合学术经验交流会上，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一富有哲理思想的命题，以肾阳虚具有共同物质基础为内容的论文进行了宣读。以后，全国常有采用这一学术思想的方法进行中西医结合临床与试验研究。

我曾把自己的科研行为特点归纳为“认定目标、孜孜以求、循序探索、长期积累、拓展知识、见机联想、归纳演绎、提炼升华、寻求突破、不断创新”。其中，见机联想是善于捕捉灵感，科技创新中确有灵感会偶尔突然出现，它像黑夜迷茫中的一缕闪电瞬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灵感青睐那些勤于联想、思索的人，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反复琢磨，才会提炼出那些富有哲理的方法论原则。

耄耋之年，略谈半个世纪拼搏中的这点心悟和乐趣。事业的追求为了理想，生活的乐趣乃是创新，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奉献。

人生确有自己的时空坐标，

每个人只能是其中的一点，

当你认识到了这一点，

你就可能不再希望迁徙。

中西医结合的看法篇6

“意外”走上中医之路

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简单。

在西医看来，不同的疾病需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强调的是规范；但是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不同的疾病采用同一个治疗原则，即异病同治却是司空见惯，注重的是疗效。

中医学说认为“肾”为五脏阴阳之源，先天之本，在脏象理论中居核心地位；“肾阳虚证”是中医“肾”最为常见的病证，以出现腰膝酸软、怕冷、脉象沉细等一组特定的症候群来辨别。在西医不同的疾病中均可能出现中医所说的“肾阳虚证”。但是，这些中医善用的“语言”，在西方医学看来，却晦涩难懂。

如何能够借助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阐明中医“肾阳虚证”的生物学基础?这个“翻译”和“探索”的旅程，注定充满了艰辛。

翻开沈自尹的履历，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上世纪50年代，沈自尹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医“肾”本质理论研究。1960年，他从肾的研究中总结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富有辩证思想的论点，以此作为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结合的突破口。接着，他首次证实中医的“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70年代，沈自尹根据大量的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提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力避中西医药简单相加。80年代，他又提出“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90年代，他进一步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在国际上证实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近来的研究他发现补肾能降低年老时T细胞的过度凋亡，延缓免疫衰老，并且在系统生物学观点和肾虚证的基因表达谱基础上，绘制出了肾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及神经内分泌骨代谢两大基因网络调控路线图谱。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位中西医结合的奠基人，学习中医却并非出自初衷。

1958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华山医院工作了3年的沈自尹，被领导叫去谈话。根据当时政府“西学中”(即鼓励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要求，医院决定安排沈自尹去学中医。沈自尹被告知，“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短短一番话，就决定了沈自尹未来的事业和道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场轰轰烈烈的“西学中”运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有人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沈自尹、陈可冀、吴咸中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但年轻的沈自尹还无法预见自己的未来，当时他头脑里根本还没有中西医结合这个概念，只是打算学好中医，研究中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像他这样的情况，难免成为被周围人议论的对象。有时还会听到“西医郎中”等等的挖苦话，这些倒并不使他感到难堪。由于以前一向接受的是英美式正规教育，无缘接触中医，沈自尹脑子里装的全是组织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知识理论，总觉得科学应该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而中医只凭“望、闻、问、切”，不需任何实验室依据就开处方，似乎有点“玄”，总不免揣着困惑与疑虑。

沈自尹学习中医是采用传统的跟师学习方式，组织上安排中医名家姜春华教授做老师。1958年，上海的夏天酷热难耐，华山医院那间木板平房式的中医办公室里更是热气灼人。姜老体胖怕热，每逢炎夏酷暑的下午，便用冷水浇一下头，再坐下教读。沈自尹也尽心地学，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他每天清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再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等一点一滴学起。

在系统地学习了中医之后，沈自尹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寻找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将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医学体系的长处和精华结合起来。

认准了中西医结合这个目标后，沈白尹便立志要开拓这一全新的领域。但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科研的设想与具体设计是否可行，还需要大量的医学实践。

就在这时，沈自尹碰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病例。一位顽固性哮喘的患者找到了沈自尹。当时，患者的病情已十分严重，需要每天服用大量的激素才能抑制病情。要治疗这样一位激素成瘾的患者得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中止激素，病人可能会马上面临死亡的威胁。经过缜密的临床观察后，沈自尹果断采用了补肾的治疗方法将病人服用的激素降到了一定的量。这一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功案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65年，沈自尹参加了国家科委中医中药成立大会，并受协和医院的邀请去北京讲课，这让他的内心无比激动。

“异病同治”打开成功之门

沈自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在临床实践上提高医术。他追求的是如何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既可提高疗效，又能阐释清楚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沈自尹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这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无意中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他由此联想到“肾”。

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肾，而被认为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肾”好比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那么，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传统的中医理论启迪了他的思路，既然“肾”在人体中如此举足轻重，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辟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

沈自尹邀请了上海市的名老中医，一起讨论订出“肾虚”的统一标准，并作了大量临床实验研究，发现有一种叫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的测定值在肾虚病人中普遍很低。这一发现反映了人体内分泌的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抓住这个苗头，沈自尹和他的同事通

过“异病同治”的研究途径，终于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

他们根据人体已知结构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进行科学设计，继续测试，从3组人群的比较中，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7个省市的有关医院和日本的高雄病院被反复测试和重复证实，结论都是一样的，初步表明中医的“证”不是虚不可测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一发现和验证，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期间，沈自尹和其他搞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一样受到强烈冲击，有关肾本质的研究资料也成了搞修正主义的罪证。尽管如此，沈自尹还是冒着被批斗、罪名升级的危险，东躲地把多年研究的宝贵资料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1969年，无法从事基础研究的沈自尹自愿参加了上海组织的“祖国医药探索队”，赴四川送医下乡，并借机继续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刚抵山区便碰上当地百日咳流行，小儿咳呛不止，山区缺少西药，沈自尹发挥所长，以西医抗菌与中医扶正相结合，拟定了中草药处方，使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当地人尊称为“上海来的高明医生”。

而沈自尹则从一年的山区从医过程中悟出，中西医可以有多种结合方式。次年回沪后，他继续进行急性病的治疗，以多种中草药按抗生素的配伍协同作用治疗肺炎、急性支气管炎，并制成了急支糖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急支糖浆便来源于此。但对于沈自尹而言，他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大量的实例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理论为基础的5种中西医结合方式，从而打破了中西医药简单相加的局限。

中西医结合获理论突破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沈自尹经过3年多时间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一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这3条内分泌轴进行的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并同时与同病异证的无肾阳虚患者对照观察，终于证明肾阳虚患者在3条轴的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紊乱，推断其病理变化源于下丘脑(或更高的中枢神经)。他进而发现，从外形和体征看，肾阳虚患者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未老先衰症状，其功能紊乱在内分泌系统虽尚未构成“病”，但这是一种隐潜性变化，并确认中医的“肾”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机体调节系统。

进入90年代后，他进一步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通过以药测证，证实唯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影响下丘脑的CRF基因表达量。这不但阐明补肾类中药的作用和机制，而且第一次准确指出这一作用的具置，做到定位、定性、定量。用科学语言阐明“肾阳虚”的本质，达到中医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即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思想、手段成功地揭示中医学理论。

在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沈自尹发现，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病人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因为还够不上任何疾病或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通过辨证微观化研究，可以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以及隐潜性变化；结合微观辨证所得的认识而进行诊治，常可收到西药所不及的效果。”沈自尹的“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的思想，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功成名就仍谦虚好学

一系列轰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让沈自尹赢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在他看来，“院士”头衔于自己而言是一种a殊荣，于学科研究而言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意味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中医药科学内涵得到了我国最高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们的承认与肯定。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沈自尹已年届七旬。在别人看来，此时沈自尹已功成名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始涉足分子生物学这个陌生的学科领域，对肾虚与衰老从微观的分子水平进行研究，并率先在国内倡导用系统生物学的观点研究中医基础理论。

这并非沈自尹一时兴起而做出的举动，纵观他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能与时俱进，先人一步引进那些国际前沿的新学说、新技术。1977年，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推动了现代医学从机械唯物论中摆脱出来并转向整体论发展，考虑到这个学说与中医的整体观有相当的吻合，他立即将这一学说引进并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90年代末，考虑到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功能基因组研究技术具有的高通量检测特性可能对说明中医问题有帮助，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证”进行基因组学研究；2003年前后，国际上涌现出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热潮，相当敏锐的他又创造性地将其引入到中医的研究。

对于不懂的领域，沈自尹保持了强烈的求知欲，并且愿意放下身段向年轻后辈请教。沈自尹的学生回忆说，刚开始做基因芯片实验的时候，他们对大量基因表达谱数据的分析处理还十分茫然。有一天，沈自尹突然提议说：这么多的数据，我看请教一下搞数学的人怎么样?于是就开始了和复旦大学数学系几位教授的合作。

还有一次，为了建立“肾虚证”数学模型，沈自尹向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老师请教有关“人工神经网络”方面的问题。他从家里带来了上好的茶叶，亲自泡好茶水，双手端给这位“小老师”。成就卓著的院士如此谦虚，弄得这位年轻老师一脑门汗，很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