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产量的重要性(6篇)
粮食产量的重要性篇1
粮食紧平衡与粮食安全
未来我国粮食紧平衡可能长期存在，这既可能是短期内偏紧的粮食供求关系带来国内粮价的上涨，又可能是农业资源禀赋条件恶化带来的国内粮食增产约束长期趋紧，也可能是国内粮食产需缺口的扩大带来的对国际粮食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
暂且不考虑粮食紧平衡是否误判，假定粮食紧平衡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粮食紧平衡。
比较2001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的变化，可以看出二者年度波动方向和幅度基本一致。2004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涨幅最大的年份，分别比上年上涨26.2%和26.4%，但是二者也有可能不一致。2012年，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4.8%和4.0%。具体到不同品种和不同时间，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也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果把粮食价格作为衡量粮食供求关系变化的可观察指标，粮食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也基本表明粮食供求关系趋紧。从2001年到2012年，粮食生产价格上涨年份达到10个，粮食消费价格上涨年份也是10个，二者累计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23.6%和106.0%。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虽然可能与粮食价格干预政策等因素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粮食供求关系总体趋紧。
1998年，我国粮食曾达到历史上最高的5.1亿吨水平，当时国内曾出现普遍的卖粮难和粮价低迷，粮食丰年有余十分明显。2012年，我国粮食九年增，总产量达到5.9亿吨，同时进口粮食超过7200万吨，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6亿吨，创历史新高，但是粮食并没有出现明显普遍的过剩。粮食历史上两个最高产量及其所出现的粮食形势变化表明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新的格局已经形成，粮食紧平衡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态势。
首先，我国粮食需求将呈现出刚性增长态势。受到人口增长、城镇化及其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粮食用途多元化及其工业用粮增多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需求将长期保持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是人口总量仍然在不断地扩大。2012年，我国人口比上年增长只有5.0%。，但是总人口仍然比上年增加669万人，达到13.5亿人。新增人口需要消费更多的粮食。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镇每年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不但不生产粮食而且要消费粮食。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差异决定了进城居民将消费更多的粮食。
一般说来，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虽然较少，但是消费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性食物则相对较多。畜水产品需要饲料粮来转化。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动物性食物。未来玉米等饲料粮的需求刚性增长是粮食紧平衡的主导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粮食深加工虽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但是工业用粮需求仍然十分强劲。随着粮食用途空间的不断拓展和粮食深加工技术的逐步成熟，未来工业消耗粮食可能仍会增加。
其次，我国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态势不可逆转。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水缺的国家，特别是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不匹配，有土地的地方没有淡水，有淡水的地方没有耕地，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生产资源的紧缺。未来经济建设还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粮食主产区北移不断地消耗淡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负荷加重，都会使得粮食增产的代价越来越沉重。
再次，我国粮食比较效益偏低状况改变十分困难。我国约有2亿农户，每个农户经营的耕地规模过小而地块过多，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过快，耕地流转租金居高不下，这些因素都始终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粮食形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意味着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将会呈现扩大态势。满足国内粮食消费刚性增长需要，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按照我国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口径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7237万吨，占当年新增供给粮食（粮食总产量+谷物进口量+大豆进口量）的10.9%，这表明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
粮食进口规模扩大与粮食安全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地，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否意味着粮食安全水平下降？根据国际上评价国家粮食安全所用的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指标来看，我国粮食进口增加而出现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并不必然表明我国粮食不安全风险上升。
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长，2012年粮食总产量明显地超过5.5亿吨，表明我国粮食国内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多年保持外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农产品进口能力显著提高。据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2012年，我国食用农产品进口额（农产品进口总额扣除棉花进口额）约为1005亿美元，与当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的百分比仅为3%，这一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进口能力来看，我国进口食用农产品所使用的外汇仅仅是国家外汇储备中的很小一部分。外汇并不构成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约束因素。单纯地用粮食自给率衡量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是片面的。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与粮食消费
需求创造供给。从粮食消费观察粮食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态势，肉禽蛋奶水产品动物性产品等消费越来越多，而直接口粮消费越来越少。我国也不例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升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口粮消费量由减少到趋于饱和。
过去的米面等主食人均消费量总体上理应趋于减少。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约在80公斤水平波动，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则仍在不断减少，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粮食消费量已经下降到约170公斤。
我国人口总量已经进入到低增长阶段，新增人口对于短期内粮食消费影响可以不作为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但是，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明显差异，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每年大约1000万人到2000万人进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食物消费结构势必发生变化，直接口粮消费理应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快速城镇化，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是否意味着粮食市场规模的缩小？
农村居民纳入到城镇居民统计，可能存在着多种情况。农民工进入城镇，收入水平可能会高于常住农村。在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工直接口粮消费可能会减少，而动物性食物消费会增加，这意味着农民工进入城镇，可能会带来直接口粮的减少和饲料粮的增加，自给性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商品化粮食消费的增加，家庭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在外用餐中粮食消费的增加。除了农民工外，快速城镇化还包括一部分农村居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城镇居民的情形。不管是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还是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粮食消费市场规模总体上理应趋于扩大。
快速城镇化和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对粮食消费的影响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流动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长期以来，受到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性差，不同城镇间的流动，特别是农民工回流，都可能对粮食市场产生影响。“十”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农民工市民化。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效，粮食市场规模扩大的稳定性无疑会增强。显然，农民工市民化难度很大，能否取得实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家庭自给性粮食消费量趋于减少而外购粮食消费量趋于增加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工资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做饭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的珍贵，都会带来外购粮食消费的增加。“十”以来，我国加大了针对性强的反腐败的力度，大刹大吃大喝之风，倡导“光盘”风气，餐饮业，特别是中高档餐饮业经营受到明显冲击。这是否意味着粮食消费也将会受到影响？根据一般观察，中高档餐饮业主食消费量可能不多，口粮消费可能受到影响较小。相反，大吃大喝少了，快餐业快速发展的机会可能多了。
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虽然减少，或者趋于饱和，但是外购粮食质量的提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过去，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经历了细粮替代粗粮的阶段。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人们对食物营养结构与健康认识的变化，未来粮食消费结构多元化趋势可能会显现，特别是粗粮消费和简单加工的粮食消费可能反而会出现相对较大的增长空间。
国家粮食支持政策与市场运行
自2004年以来，我国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并逐步建立了粮食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市场产生怎样影响？粮食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等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市场产生怎样影响？如何把握粮食补贴政策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
粮食补贴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粮食补贴有助于扩大粮食生产，降低粮食成本费用，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压力。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收入性补贴有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种应用，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农机具购置补贴有助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替代劳动力，提高粮食耕种收机械化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粮食补贴有助于粮食增产，增加粮食市场供给，平抑粮食市场价格。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多年增产，与粮食补贴政策不无关系。至于粮食市场价格仍然不断上涨，则可能与影响粮食市场价格的因素更多等有关。
另一方面，粮食补贴可能会促进土地成本的上升，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粮食规模化经营的推行，耕地有偿流转的情形越来越多。根据笔者对全国粮食主产区6省份的调查，粮食种植户很少将耕地流转出去，而转入的耕地占种植面积的20%。有些地方按照承包地面积计发粮食补贴，由耕地承包者实际获得粮食补贴，这可能对流转耕地租金的影响是中性的。有些地方按照实际种粮面积计发粮食补贴，并由实际种粮者获得补贴，这势必会带来流转耕地面积租金的上升。
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调整粮食补贴政策，重点向种粮大户倾斜。种粮大户为了流转到更多的耕地，也出现了耕地租金不断上升的情形。我国已经明确还将继续增加粮食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组织倾斜，据此不难判断未来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成本还将不断上升，这可能会推高粮食市场不断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推进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成本的上升。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我国实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经验表明，托市收购政策对缓和粮食市场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2004年以来，与蔬菜、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波动相比，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明显较小，这与粮食托市收购不无关系。但是，粮食托市收购未必就一定带来小麦和稻米价格与最低收购价同幅度上涨，玉米等价格与临时收储价格同幅度上涨，但是往往会带来同方向变化。
粮食托市收购，迟早会带来粮食收购价格与消费价格同方向的变化。2012年夏粮小麦托市收购政策未启动前，小麦收购价格持续低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持续下跌态势；后来随着小麦托市收购政策的启动，小麦收购价格总体上出现了上涨。到2012年末和2013年初，部分地区小麦加工企业还出现了小麦收购困难的局面。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市场运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粮食收购市场受到托市收购政策的影响，粮食消费市场是否受到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影响？在实际中了解到，一些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经常遭遇“稻强米弱”的困境，粮食收购价格高，而粮食加工品销售和价格经常不够理想，出现粮食加工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问题。对此出现了各种解释，有的认为是粮食加工产能过剩，有的认为是粮食进口冲击，也有的认为是大型粮食企业扩张挤占市场，也有认为是国际粮商和大规模粮食企业操纵价格，甚至有人指责国内大型粮食企业，特别是粮食外资企业抢购粮源和操纵价格。各种解释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托市收购政策带来粮食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粮食消费市场运行更加复杂。
从本质上说，粮食消费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粮食消费市场竞争激烈有目共睹。粮食生产连续多年丰收，粮源总体充足，粮食收购价格上涨态势不可逆转。国家为了控制物价总水平，往往还会倾向于增加粮食进口稳定粮食消费市场。粮食消费市场运行极有可能与粮食收购价格运行态势并不一致。粮食托市收购政策虽然未必带来粮食消费市场一致性的变化，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我国粮食进口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内托市收购价格对国际粮价是否产生影响，也是把握粮食市场需要考虑的。多年来，一般都认为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会传导到国内，对国内粮食消费市场带来影响。实际上，随着我国粮食消费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及其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对国际粮食市场运行也会产生影响。
如果我国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带来国际粮价的上涨，国际国内粮食价差缩小，那么这可能会挤压粮食进口企业利润空间，减少粮食消费者福利，但是这对国内粮食市场的扭曲效应可能相对较小，对国内粮食加工企业的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小。国际国内粮食价差较小，国内粮食进口动力也可能会不足。如果我国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对国际粮价没有明显影响，考虑到我国粮食生产的劣势性，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进口增加的压力和走私的出现，国内粮食消费价格受进口的冲击可能比较大。
至于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是否对国际粮价产生影响，这可能与国际粮食市场结构及其粮价形成机制等有关。如果国际粮食市场结构高度集中，粮食国际贸易和定价话语权由少数企业掌控，我国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粮食国际贸易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
粮食市场结构完善与企业重组
随着我国粮食产业化的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结构正在不断改变，集中化趋势不断显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粮食生产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受此影响，粮食加工企业也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粮食消费市场也呈现出集中化趋势。
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和加工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粮食收购市场交易关系稳定性仍然较差。我国粮食加工企业总体上仍然众多，粮食消费市场结构高度分散。根据《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2011—2022）》资料，“十一五”期间，我国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数量仍然增长了70%，2010年达到1.83万家，其中民营粮食加工企业数量最多，市场份额最大。
在粮食市场价格预期上涨的情况下，不同企业都可能会到市场上抢购粮食；而在粮食市场价格预期下跌的情况下，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往往会持观望态度，导致粮食收购市场交易清淡，农民售粮困难。尽管国家托市收购政策和储备吞吐调控粮食市场，但是受到现有粮食微观经营主体预期及其恶性竞争影响，特定时期和局部粮食市场运行也经常遭遇困难。创新粮食微观组织，仍然需要促进我国粮食市场完善。
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是粮食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相对集中的粮食市场，才能够与种粮农户和合作社等主体形成紧密的交易关系，发挥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功能，创新粮食生产经营体系，构建利益分享和风险共管的动力机制，突破粮食标准化生产和合同销售的困境，形成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多赢格局，保障粮食稳定供给与粮食质量安全。相对集中的粮食市场，也会为国家有效调控粮食市场取得实效创造有利的条件。
尽管我国粮食市场规模仍然存在着扩大的潜力，但是部分粮食品种消费已经趋向饱和。总体上说，我国主食市场也越来越趋于饱和。对于特定的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来说，面对逐渐趋于饱和的粮食市场，如何开拓粮食销售市场？关键要通过兼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避免单纯地市场价格竞争，增强企业研发能力，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增强企业实力，通过广告等实施品牌推广；增加销售网点，开拓网上交易等新型流通渠道等。
对于一个特定的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来说，通过兼并重组有助于实现潜在的优势和利益。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价格形成中发挥影响力，改变相互压价或者只能被动接受价格的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地掌控粮源，巩固扩大市场销售渠道，提高流通效率。
特别地，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还有助于改变与粮食零售流通企业不利的地位。随着我国人口向城镇集中，以及零售流通企业连锁经营发展相对较快，超市往往在特定区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对粮食及其制品等农产品进入超市收取过高的不合理进场费。在货款结算上不及时支付也经常发生。零售流通企业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并往往长期占用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的货款，根本原因是粮食加工企业规模过小且十分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不具备谈判能力。
从长期来看，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要是必然趋势，它既是竞争的需要，又是竞争的结果。粮食行业不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会存在着差异。通过市场竞争，低效企业会退出产业，高效企业会通过收购和入股参股等方式实现扩张。
粮食产量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粮食产业；政策性金融；信贷资金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030-02
一、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发展状况的基本分析
（一）粮食产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部边疆，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带之一，适宜种植大豆、小麦、玉米和水稻等粮食作物。黑龙江省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商品粮基地，以全国1/10的耕地面积，生产出全国1/7的商品粮，粮食供给全国1/6的人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中牢牢稳固了“排头兵”的地位。
1.逐步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充足的耕地面积成为黑龙江省固守产量大省头衔的有力保证。2004年以前，黑龙江省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基本保持平稳，变化不大；2004年开始，特别是随着国家全面落实“一免两补”等惠农富民政策，黑龙江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维护种植面积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播种面积迅速增加，从2003年的786.3万公顷增加至2012年的1151.9万公顷。
2.增强粮食供给保障能力。黑龙江省1949―1982年的33年间，全省粮食产量年均递增2.1%；自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年均递增7%；1990年以来增产明显，且产量基本稳定；进入21世纪以后，粮食产量更是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增长。特别是2009年开始，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实施粮食战略工程的重大部署，黑龙江省正式启动了实施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战略工程，目前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稳定在4000万吨以上，粮食商品量3200万吨以上。2011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5570万吨，粮食商品量达到4465万吨，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丰收，首次超过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的河南省。2012年全省粮食总产和商品量夺得全国双第一，粮食总产达到5761.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达到9.8%。
3.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黑龙江省作为产粮大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合理，大型优质客户资源丰富，为粮油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全省农产品加工量达到3500万吨，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发展到1700户，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已发展到近150户。全省种植业基地面积发展到8600万亩，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80%以上。初步形成了玉米、大豆、水稻、小麦、马铃薯、畜禽、乳品和山特产品等农产品加工产业带。
（二）粮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黑龙江省在发展粮食产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粮食产业发展的步伐迈的还不够大，与农业大省的发展定位尚有差距。
1.粮食生产环境恶化。土地资源是黑龙江省粮食生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由于长期过度采伐、开垦、放牧和大量的建房，忽视了对黑土地的保护，导致耕地被毁，生态环境恶化，水土大量流失。据有专家预测：黑土地水土流失如果不加快治理，再过40年，北大仓的黑土地将不复存在。
2.种粮成本不断提高。近几年，虽然国家支农力度加大，粮食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但受种粮农资价格、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影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直接费用以年均8%―9%的速度攀升，粮食纯收益呈下降趋势，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生产受到威胁。
3.产业化水平仍较低。目前黑龙江省粮食加工产业发展速度、产业化程度均属于较低的省份之一。拥有资源优势的黑龙江水稻产区和非转基因大豆生产区，发展潜力巨大，但其拥有巨大粮源优势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大收益。2010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5012.5万吨，加工总量为1040万吨，占比仅为21%。黑龙江省虽是产粮大省，却不是粮食加工强省，与国内先进省份在加工能力、精深加工程度上有很大差距。大多数农产品的开发都还停止在“原”字头上，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没有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技术优势的产品。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粮食产业发展的支持模式
（一）粮食信贷业务支持模式的发展阶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其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支持粮食产业发展。综观农发行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对粮食产业的支持模式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
1.粮食信贷业务初步建立（1994―1998年）。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粮食信贷业务扶持的对象主要是接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委托从事政策性任务的企业，这些粮食信贷业务依据国家指令性计划，保证承贷主体执行国家政策和宏观调控任务，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刚性。
2.粮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运行（1998―2000年）。1998年，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出现重大调整，农发行粮食信贷政策也出现了相应调整，成为专司粮棉油等农产品收购、调销、储备等政策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该阶段农发行发放的粮食贷款全部是保护价粮食收购贷款，贷款实行封闭运行的管理模式，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了农业发展。
3.粮食信贷业务市场化（2000―2004年）。2000年开始，国家调整了保护价粮食收购范围，部分地区、部分品种先后退出了保护价收购范围，开始了粮食市场化改革。该阶段，农发行坚持市场定价，积极引导企业进行自主收购，满足企业从事粮食收购的资金需要。
（二）粮食信贷业务综合服务的支持模式
2004年5月开始，全国范围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和粮食收购价格，所有粮食品种不再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除了中央、地方储备及调控等政策性粮食信贷业务外，其余均由粮食企业依据市场状况自主经营，市场机制在粮食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最终确立。其粮食信贷范围、贷款对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以中央和地方储备贷款、粮食调控贷款、粮食收购贷款、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多主体并存的粮食信贷业务综合服务的格局。
总体上看，农发行各发展阶段的支持模式都是以支持粮食产业全方位发展为基本目标，支持粮食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了对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及调控市场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发挥信贷资金支农助农的作用
1.全力支持粮食储备规模有效增长。储备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国家或地方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挥效果，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可进一步加大政策性资金投入，在储备粮资金供应上，根据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及时、足额供应，努力促进国家粮食政策的落实，以确保储备粮各项计划的顺利实施。
2.做好市场性收购资金的投放工作。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应适应粮食市场变化，认真做好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按照市场定价、企业自主、理性入市的原则，积极支持粮食加工及贸易企业自主经营，参与市场性收购，强化市场性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确保国家制定的农民增产增收目标的实现。
3.加快产业化龙头及加工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是经实践证明带动农户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最有效途径。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支持粮食产业发展，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应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使其成为推动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实现粮食产业化经营。
（二）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综合功能
1.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业保险的参与和扶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黑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黑龙江垦区得到了尝试和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相互制保险模式。但由于该模式主要是针对黑龙江省农垦系统，覆盖全省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健全，鉴于此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以充分发挥其政策导向功能。
2.完善政策性农业担保业务。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可由其为农业贷款提供担保，同时更好地吸引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社会资金参与到粮食产业发展中来，进而改善农业投资环境，降低投资风险，为国家粮食安全创造条件。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应把农业贷款担保业务作为今后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有效解决全省粮食产业发展风险高的后顾之忧。
3.设立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目前村镇银行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是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国家为改变农村金融市场日渐萎缩的不利局面而构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应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制度的精神，抓住时机，准确把握村镇银行的准入政策，积极筹建并成立有利于扶持“三农”发展的村镇银行，并形成规模效益，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加快发展农业政策性投行业务
1.开办农机金融租赁业务。黑龙江省具有开展大型农机设备融资租赁的条件和环境，在大型农机具方面一直保持着刚性、线性需求。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正在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对农机需求旺盛，农机化工作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的趋势，这些均为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开展农机金融租赁提供条件。
2.发展农业投资基金业务。发展粮食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目前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为全省发展粮食产业搭建的融资平台主要是以贷款为主的债权形式，难于较快实现向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发展农业投资基金业务，创新融资方式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成为推动粮食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四）强化农业政策性金融基础建设
1.完善信贷风险保障机制。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各种信贷管理制度，并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对各项制度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在规范规章制度的同时要切实加快信贷上报的速度、简化信贷受理的程序，切实提高工作效率。
2.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黑龙江省农发行机构粮油信贷业务已由传统的流通领域逐步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整个产业领域延伸，随之而来的信贷风险也由单一风险向多元化风险转变。因此，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管理手段，有效提高粮油信贷风险管理水平。
3.实施工作考评奖惩机制。建立合理的粮油信贷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科学的工作考核评价方法，完善激励和惩罚运行机制，尽快建立以政策目标实现为主要内容的、权责利相结合的、不同层次的经营责任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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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的重要性篇3
2012年，黑龙江省在上年粮食总产量登上1100亿斤台阶、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增长到1250亿斤，保持总产量、商品量居全国“双第一”的粮食大省。
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省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农民人均耕地10亩；水资源总量810亿立方米，平均每亩耕地拥有水量468立方米；天然草原面积约433.3万公顷。其中，主要耕作土壤为黑土——属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典型的黑土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属难得的稀有资源；土壤结构好，有机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全；农区地势平坦，并且耕地连片，水源充足，具有发展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粮食生产、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粮仓的优势条件。近年来，该省粮食产业日益呈现以下重要特点：
（一）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结构中呈现一个重要特点，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玉米、稻谷和大豆等三大作物，都占据重要地位。以2010年为例，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1139.1万公顷，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面积的10.425%。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在高基数之上再增加到1250亿斤，比上年增加140亿斤。其中，玉米增幅最大。从2008年以来的5年间，黑龙江省增产粮食总量高达457亿斤，占全国同期新增粮食产量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
（二）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基地
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是世界三大寒地黑土带之一，拥有发展绿色食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省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原生状态，天蓝水碧、四季分明。漫长的寒冬阻止了病虫越冬，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几率和农药使用量。夏季昼热夜凉，干物质和微量元素积累多，产出的农产品口味纯正色香、质量安全可靠、营养全面丰富。
近年来，全省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源优势，实施“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发展战略，其重点是抓好绿色食品总量扩张、优化质量、全程监管、品牌整合和市场开拓，促进了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迅速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据统计，到2012年末，黑龙江省绿色粮食等各种作物种植面积高达6700万亩，实物产量3510万吨，全省“三品”认证数量达到10807个，其中绿色食品达1054个，居全国首位。目前，黑龙江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最高的省份。
（三）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仓
随着黑龙江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从2004年到2011年的8年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627亿斤增长到1114.1亿斤，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全省粮食总产量实现历史性跨越，跃升为全国第一位。与此相应，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提高：2011年达到2907.98斤，2012年再升为3383.45斤，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黑龙江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由新世纪初的70%上下，提高到目前的82%以上，向全国贡献的商品粮数量大幅增加：仅2006～2010年的5年间，黑龙江省贡献的商品粮累计达到3229.5亿斤，粮食优质率依然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目前，在我国现有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能够调出较大数量商品粮的省份已为数不多了，而黑龙江省始终是佼佼者。黑龙江省用占全国1/10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7的商品粮，可养活全国1/6的人口；粮食产量、粮食增量、粮食商品量和输出量，均摘下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的桂冠。
黑龙江省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五大”特点
今日之黑龙江，无愧于“中华第一大粮仓”的美誉。那么，黑龙江省近年来是如何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走访广袤的黑龙江大地，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就是一连串“大”字：大水利、大农机、大流通、大科技、大合作。这“五大”，有力地挖掘出黑龙江粮食增产的潜力，不断探索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
（一）大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黑龙江省以大步伐发展“大水利”，建设灌溉大系统，绘制出建设“大水利”的宏伟蓝图。全省在“十二五”期间，规划投资1500亿元，实施农田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滨水城市等“十大工程”，构建起“五大体系”：粮食安全水利保障体系、水资源配置与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城乡水利防灾减灾体系、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现代水利管理体系。迄今，黑龙江省完成国家“节水增粮”行动规划任务，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000万亩；水库兴利库容达到120亿立方米，地表水调控能力由13%增加到18%；水田地表水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73立方米，为“十二五”全省粮食总产冲击1500亿斤目标夯实了水利基础。
（二）大农机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黑龙江省近年来积极夯实“大农机”的装备基础，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黑龙江省在建立“大农机”格局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展现代农机合作社。黑龙江省从2008年开始率先建设投资规模达到1000万元的现代农机合作社，经过5年的发展，至今已建成797个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具有建设标准高、机具配备全、经营活力强的特点。目前，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总动力达到301万千瓦，入社社员的数量发展到11.2万户，入社土地面积达到593万亩，辐射土地扩大到40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
（三）大流通
市场流通体系是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手段。黑龙江省粮食部门以加快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服务宏观大局和服务“三农”为主旨，围绕省政府规划的“经济区”和“十大工程”积极开展服务，采取了一系列攻坚措施，开拓粮食“大流通”的市场网络，实现了“十二五”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良好开局。迄今，黑龙江省已与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打开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谱写了产区与销区合作共赢的“大流通”新篇章。
（四）大科技
科技是粮食持续增长的动力。黑龙江省着力以科技创新开掘出粮食增产的内在潜力，把生产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施肥科学化贯穿于粮食生产全过程，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产品优质率。2010年，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9.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粮食标准化率达到90%以上。从2011年以来，黑龙江省创造了全国粮食总产和粮食商品量“双第一”的业绩，“大科技”的强力支撑功不可没：
（五）大合作
黑龙江省勇于探索和突破，创新“大合作”的经营方式。近年来，黑龙江勇于探索专业合作社、“场县共建”等多种方式，实现多部门的大合作：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把分散的经营联合起来，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规模经营水平。2011年以来，黑龙江各垦区共出动拖拉机10477台，为地方代耕、代种、代收总面积达4052万亩。
抓紧战略机遇期，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
在赢得“九连增”之后，我国粮食仍然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但也进入难度更大的攻坚期。抓紧机遇，奋力攻坚，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对保障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31个省、市、区中，有13个粮食主产省（区）；11个粮食产销基本平衡省（区）；7个粮食主销市（区）。我国商品粮基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黄淮海两大地区。2011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播种总面积为7910.41万公顷，占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比例高达71.54%；总产量达到4342.17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列高达76.02%。同年，全国粮食商品量达到34461万吨，商品率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为60%。在13个粮食主产省中，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等7个省粮食商品粮增量都在100万吨以上。其中，黑龙江省商品粮增量超过500万吨。目前全国1/4的商品粮由黑龙江省和河南省提供。事实表明，粮食大省在全国粮食产销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
然而，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商品粮供应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商品粮输出量较大的省（区）仅有7个；商品粮输出量变小的有2个；粮食输出和输入基本平衡的省有3个；完全变为粮食输入的省有1个，粮食主产省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矛盾和“瓶颈”。
一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即国家需要多增产粮食，而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二是粮食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经营权承包的矛盾，即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生产不适应；三是粮食基础设施落后与持续发展的矛盾，即农业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设施薄弱，不适应粮食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需要；四是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的矛盾，即“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长期未取得根本改变；五是粮食部门的社会职能与管理手段“空心化”的矛盾，即粮食部门缺乏宏观调控手段与其承担的职能不相适应。
上述深层次问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高度，采取重大战略对策，逐步加以解决，以有效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具有十分重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需要；二是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三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需要，为其创造物质基础；四是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需要，促进地区优势充分发挥，使自然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五是加强我国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抵御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的需要，以牢固掌控本国粮食主动权。总之，要把建设粮食大省置于“三农”、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的地位，有力促进其“做大、做强、做富”。
（二）衡量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基本标准
衡量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强后盾，决不是一个称号，而是具有重大的分量和达到必要的标准。从粮食产业不可少的要素考虑，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客观标准：
一是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高。通过“四化”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就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粮食优质高产为方针，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原则，以高度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信息化、产业化水平为主要标志，以基础设施、机械装备、服务体系、科学技术和农民素质支撑为条件，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培育涵盖良种开发、粮食生产、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物流销售、循环利用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作为最重要要素的耕地，要保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质量和优质率、人均粮食占有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体系功能高。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具备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系统。包括粮食流通职能机构健全，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充分，粮食多成份、多渠道、多形式流通繁荣灵活，粮食超市、连锁、配送等“现代业态”形式广泛普及。与此同时，与粮食总产量、流通量不断增大相适应，粮食储备规模也不断扩大。鉴于此，在粮食主产区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物流系统，即把各种粮食仓储、运输、装卸等各种设施有机结合为完整的系统。其中，特别要采用绿色储粮和“四散”储运方式，做到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以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三是粮食科技贡献率高。粮食主产区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在保障足够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粮食优质率即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品质质量。包括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广良种良法、节水灌溉、科学施肥与田间科学管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粮食科技贡献率。目前，全国粮食科技贡献率为52%，与经济发达国家80%的粮食科技贡献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粮食主产省（区）实现“由大转强”，粮食科技贡献率至少要达到或超过80%的水平。
四是农民组织化程度高。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农业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大省在“由大转强”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即在坚持以农民土地承包为基础的前提下，促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合理流转，扩大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大对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提倡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提高其组织化程度，以适度扩大规模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
五是粮食供应商品率高。粮食商品率是衡量提供商品粮数量的指标，其高低取决于粮食商品量的大小，也是反映粮食生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提供商品粮的主产省呈现趋向减少的趋势，或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减少。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理应也必须提高粮食商品率和粮食优质化率。即可提供较大数量的商品粮及其制品，除了满足本省的粮食需求之外，还可向全国提供更大数量的商品粮食。
六是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发达。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决不可停留在只提供原粮的生产基地的地位，必须成为重要的粮食加工基地，建立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特别是要积极发展主食产业化经营。其基本途径在于，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涵盖粮食收储、粮食加工、粮食物流、成品销售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全面转变发展方式，采取新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三高三低”，即：高产出，低投入；高效益，低消耗；高效率，低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对策建议
一个“粮食大省”真正转变为“既大又强”的粮食基地，既关系粮食产业组织经营体制和机制，又涉及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要求粮食主产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发展规模农业、绿色农业、高效农业，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的宏伟目标。
（一）以“大资源观”为理念，突破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
所谓“大资源观”，就是不仅要扩大资源的外延，而且要充实资源的内涵一一提高要素资源禀赋。我国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守住“天下粮仓”，实质上是严把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关口，开发和保护好“水、土”两大关键要素。然而，从发展趋势看，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粮食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必须实行以“水、土”为中心的“大资源观”，即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和水源的同时，还要开阔视野，积极开发、改良和利用水域、丘陵、荒地，乃至沙漠，使其变成宝贵资源。
首先是强化“双严格”制度，提高要素资源的利用率。这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替代的战略措施。粮食大省更要带头坚持18亿亩基本农田“红线”的方针，强化严格保护耕地、严格节约耕地、保持足够粮田面积的原则。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丘陵山地、宜农荒地、江河湖海的开发，保护和改良环境，防止和消除污染。与此同时，要继续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实施积极改造草原、保护天然林的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完善节水灌溉系统，加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切实巩固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成果，有效提高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率。
其次是强化“双积极性”，提高稀缺耕地的产出率。迄今，我国还有2/3的农田是中低产田。加大其改造力度和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关键途径。为此，强化“双积极性”，即加强主产区和主产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二）以“大合作”经营为突破，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途径在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探索“大合作”经营，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制”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迄今，我国粮食主产省已经建立一批较大规模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现代粮食产业的新生力军。然而，目前我国必须采取创新性举措，解决其新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
首先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体制机制。从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需要出发，探索和创新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就是一种粮食产业化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目前，人们正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形式。笔者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优于其他形式的最佳形式。
从我国农村和粮食主产区的实际需要出发，现在需要培育和建立两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是真正的农民专业信贷合作社；另一种是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基石的条件下，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股份取得红利；农民既可以参加合作社劳动，以劳动量取得工资报酬；农民也可以不参加合作社劳动，到外地打工，但仍然可以取得土地股份红利。这样，农民便可放心地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以增加收入。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社组织在村社的范围内由农民自愿组成，实行“六统一”：统一机耕、统一播种、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统一管理、统一出售，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克服粮食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承包之间的矛盾，又可促进以农民合作社企业为主体的粮食企业化与产业化经营。
其次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实质而言，发展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既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探索新型生产发展方式。实现这种创新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粮食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为带动，把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经营组织方式。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8万个，带动农户1.1亿户；龙头企业11万家，粮食主产省发展粮食产业化需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二是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四是坚持机制创新。同时致力于实现“五个一批”的目标：即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企业集群，建设一批生产基地，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构建一批优势产业体系。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和灵魂，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利益联结机制问题，要探索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总结各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粮食大省以各种具有带动力的企业为龙头，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中心，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纽带，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组织经营，社会化综合服务，企业化管理运行，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把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联结成一体的生产经营组织。粮食大省普遍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把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再次是创新主食产业化组织经营之路。所谓主食，一般是指国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数量巨大、满足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的主粮及其制品。在振兴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上，必须实现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这是指运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和食物的科学配方，以规模化、批量化、集约化方式利用面粉、大米、肉蛋奶、调味料等原料，加工出优质主食品。其产品具有标准化、规格化、方便化、营养化等特点。粮食大省振兴主食工业化生产，要把主食工业化生产与主食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做到相辅相成，优势互补。随着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提升，在粮食主产区必将涌现一批体制新、机制新、实力强的加工企业，不仅会开拓食品工业发展的新路，而且必然带动主食产业化经营。同时，把具有新体制、新机制的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配置和形成主食品产业集聚园区。
（三）以“大流通”为关键，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体系”：现代粮食市场体系；现代粮食调控体系；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现代粮食产业化体系；现代粮食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首先是注重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当前，粮食大省必须采取“五个进一步提升”的重大措施，以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其一，进一步提升粮食市场化水平。即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网络，重点在于整合市场资源，提升粮食市场功能；其二，进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储备科学化水平。适应国情、粮情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以及抵御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应急需求，我国应在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科技等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其三，进一步提升现代粮食物流系统水平。通过加快现代粮食物流设施的整合与建设，构建起网络化、信息化和“四散化”（即粮食散装、散卸、散运、散存）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其四，进一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即在坚持发展多渠道、多成分、多形式、少环节的粮食流通新体制和新格局的前提下，把主渠道与多渠道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五，进一步提升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良种推广服务，安全储藏服务，精深加工服务，资源开发服务，质量监测服务，冷藏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
其次是注重健全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在提升我国粮食市场化水平中，尤其要注重健全和完善粮食价格体系。近几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国内外市场价格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粮食价格改革“两难”矛盾的问题继续存在：即不提高粮价难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粮价又会加重城市低收入群体负担。这些新问题能否尽快妥善解决，直接关系粮食大省粮食产业的兴衰，更关系其“由大转强”。现行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到了需要调整和健全的关口。
解决上述新问题的钥匙是，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恰当地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粮食价格体系，既促使价格杠杆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但又不“脱缰”或受到压抑。其一，继续探索以市场供求变化为主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逐步做到价格体现价值；其二，科学制定粮食目标价格。当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差价时，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提供差价补贴——与粮食挂钩直接补贴给农户；其三，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储备制度。为克服粮食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探索“定量收储”的新办法——即国家收储足以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粮源；其四，要采取“包容”式粮价思路。即“中度粮价、高度补贴”的策略思路——“提高粮价保持适度，增加补贴加大幅度”。采取这些基本策略，既可兼顾粮食生产者和城市低收入者的利益，又可加大补贴幅度，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四）以“大科技”为支撑，增强粮食的可持续发展力
如今，我国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已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粮食发展的空间趋向减小。鉴于此，依靠科技进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粮食大省必须以现代“大科技”为支撑，主攻单产和改善品质，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大农业，打造国家优质、安全、可靠的“大粮仓”。
首先是粮食大省必须着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整体农业生态状况出发，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即“三高三低”等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势在必行。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水、土、肥、种、光、温等要素的利用率，特别是要提高水、土、肥的增产效用。目前，我国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一般是非灌溉耕地的2～4倍。截至2011年11月份，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9.6%，而灌区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鉴于此，粮食主产区发展水利灌溉对于保障稳定增产作用重大。然而，我国水资源十分有限，研发高效节水灌溉等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对于粮食大省节约资源、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途径。
其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粮食大省生产的实践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巨大。据统计，1949年至2011年，我国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了4倍，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从68.6千克/亩、提高到344千克/亩，增长了5倍多。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品种选育推广水平稳步提升，良种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通过政策资金扶植，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提高良种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
再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加快农业新成果转化应用。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应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积极性，让农业创新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转化成农业生产力；应加快构建以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协同互补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让农业创新技术尽快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转化率。这在当前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的背景下，尤其在播种等农作物重要时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存在创新队伍不稳定、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投入不足。因此，应在做好科技兴农战略的宣传工作，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探讨并建立鼓励企业出资等多元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和鼓励，努力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
（五）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现在已形成共识，在粮食大省存在着如下矛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粮食主产区“贡献大”与“财政穷”之间存在矛盾。解开这对矛盾的钥匙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包容”理念对粮食大省实行“大补偿”机制，即多管齐下加大财政扶持和“奖补”。
首先是对粮食大省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势在必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增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是推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从理论方面考察，粮食是基础性、公益性、生态性产业，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从宏观上进行保护。从国际经验考察，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产业都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一一体现在农业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从实际情况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激发主产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很难保障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补偿力度。这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大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转强”的必要步骤。
其次是对粮食大省多管齐下加大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和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须多管齐下加强支持：
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主产区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方针，而且国家公共财政对粮食产业的扶持，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方式、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尤其是要向粮食大省倾斜，以加快其“由大转强”。
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和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
粮食产量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粮食安全价值链成本优化成本抑减
Abstract:Oneofimportantaspectofpotentialaccidentsofnationalfoodsecurityisthattheincreasingcostoffoodsecurityresulttheheavyfinancialburden.Inordertoensurefoodsecurityunderareasonablecost，strategiccostmanagementoffoodsafetyshouldbeimplemented，whichhasmanycharacteristics:suchasopennessmanagementspace，comprehensivenessmanagementobject，dynamicmanagementapproach，persegettinginformation，andsoon.ThemainwayofoptimizethevaluechainofChinasfoodsecurityis:integratingresourceofthecurrentvaluechainoffoodsecurity，enhancingthegrain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capacity，reducingtheinstitutionalcostforminhistory，andappropriateincreasingfoodimports.
Keywords:StrategicCostManagementofFoodSafetyValueChainofFoodSecurityCostOptimizationCostReduction
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不仅表现在资源对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的保障乏力，还表现在粮食安全成本的持续增长所导致的财政负担。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定位应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求平衡点，为了通过成本管理有效地支持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需要引入战略成本管理法方法，在粮食安全成本管理中心引入战略管理理想。本文就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特征及其优化粮食安全成本的路径加以探讨。
1.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
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其核心是“成本优势”［1］(P294)。美国学者麦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专著中列章探讨“成本优势”。在波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是战略成本管理具体化。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扩大到企业界。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争成本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国家粮食安全成本的控制与管理应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作为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功能性定位。它要求成本管理要注重内外环境影响，其信息提供和控制程序要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相适应。
结合粮食产业的特征和粮食安全成本的功能，笔者以为，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对粮食安全价值链和粮食生产、流通、贸易及其需求趋势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粮食安全的成本结构、成本配置行为进行优化与控制，从而实现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和以往粮食安全政策的绩效与代价，将成本信息贯穿于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对粮食安全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以达到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粮食安全环境的目的。
2.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特征
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一切活动以保证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其主要特征如下：
2.1管理空间的开放性。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开放系统的特征。它把粮食安全成本管理纳入国内外以粮食供求信息为核心的国际环境中予以考察。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管理信息涉及范围的拓展及控制视角的扩大，如成本控制与约束要扩展到粮食安全成本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战略成本管理所倡导的核心是以变应变。在既定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下，粮食安全活动要适应环境变化并及时进行调整。为了真正发挥粮食安全成本的能动作用，必须改变传统管理中诸多的静态假设，在变动的外部条件下进行粮食安全决策。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粮食安全风险，确定和实施正确的粮食安全战略，主动适应和驾驭粮食供求形势。
2.2管理对象的全面性。战略成本管理以整个粮食安全价值链为对象，根据粮食安全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战略成本目标，具有结果控制与过程相结合的特征。从粮食安全活动的环节上看，克服传统成本管理只主张结果分析的片面性，而将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相结合，通过过程的控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粮食生产、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运输、粮食加工、粮食销售等各个环节与粮食安全的整体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以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结果的影响和保证预期结果的实现。与此同时，战略成本管理既重视主要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如产业政策的制定、市场体系建设、粮食科学研究、粮食对外贸易、政府行政干预等活动都作为价值链分析的内容，从而达到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策略。
2.3管理方式的动态性。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短期供求平衡问题，而且关系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P17)。传统管理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常常根据短期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对成本支出方向进行随机性调整，导致政策变化无常，市场大起大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战略成本管理则立足于长远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不局限于单一的粮食年度分析，而是以长期粮食安全状态的变化来确定粮食安全成本配置与优化的方向，使成本配置服从于长期的粮食安全目标。此外，由于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始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环境相适应的，在环境发展变化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战略成本管理又是一种动态的管理。
2.4获取信息的多元性。战略成本管理提供了超越会计主体范围的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国家粮食调控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内外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库存、质量、价格等信息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以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当前，涉及国家粮食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有发改委、财政、粮食、农业、农发行等。各部门对粮食问题占有信息只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在制定粮食调控政策上，部门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政策形成的结果往往是部门博弈的结果，哪个部门掌握的权力大，决策就会倾向于哪一方，至于形成的政策是否是最科学的选择就很难说了［3］（P21）。战略成本管理要求突破会计主体本身的限制，获得与粮食产业有关的各方面信息，为政府粮食安全决策提供系统性、权威性和准确性较强的多方面信息。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战略中的成本动因、粮食安全价值链以及粮食产业在一个更大的国民经济活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进行成本决策。其基本内容是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动能定位。因此，价值链分析、成本动因分析、战略定位分析构成了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
3．粮食安全成本优化的路径选择
3.1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路径。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是指将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环节协调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和提高资源聚合质量，从而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粮食安全价值链是指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群，包括为粮食生产做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粮食种植等中间产业部门；粮食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粮食安全价值链体现了粮食有关各产业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就是要将被人为割断的粮食安全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合理连接和协调运行。通过整合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整合粮食产业链的形态要素，实现粮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价值流整合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整合。其二，整合价值链的时空分布，实现空间上的价值链整合、区域内的价值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其三，整合产业链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整合使粮食安全价值链的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粮食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为降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创造条件。
3.2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途径。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成本是指对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具有关键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建设性成本重点培植战略的基本思想是：粮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粮食安全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应实现对粮食安全关键环节的重点支持。而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自然风险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在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据农业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投入政策。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应通过制定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分工，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转贴于
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具备较强的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粮食从生产或储备到消费的通道及其通畅且通达时间较短粮食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应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重点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撑体系，使粮食安全的战略环节得以不断强化。
3.3体制成本持续抑减途径。成本抑减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法以降低各项成本的措施［4］(P315)。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是指通过分析粮食安全成本链上各个环节成本配置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确定降低成本的方法与途径的活动。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不是一项为应付当前出现的财政支出能力不足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提高粮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环节降低成本的持续过程。笔者以为，在粮食安全价值链上抑减的成本项目是体制缺陷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体制成本。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制度的设计导致了较高的体制成本。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在粮食收购环节、批发环节，还是粮食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粮食经营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粮食储备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实施粮食储备经营招标制度。逐步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办法。由政府委托申标企业粮食储备，不论国有粮食企业还是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都可以参与招标。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费用，仓储企业因承揽储备粮保管业务而获得相应的储备费用。
战略成本抑减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高的粮食储备成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国家储备粮目标错位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家粮食储备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价格支持和稳定生产者收入日益成为专项储备的主要目标，使粮食储备的基本目标偏离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而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减少国家储备规模的趋势，各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政府储备的规模，对国际市场和社会储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规模是合理级储备规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粮食储备规模是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径。
3.4适度增加进口的路径。在国内粮食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意味着支付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相当于牺牲部分经济安全来保障粮食安全。为了选择成本较小的供给模式来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应该采取控制产量与适度增加进口并举的战略。
适当控制粮食生产总量，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张平衡状态，对缓解粮食生产和流通中的众多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5］(P31)。这是由于，较高的自给率是以恶化环境、牺牲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代价的。适当控制产量有利于减少盲目追求产量增长而带来的巨大的环境代价。对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地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尽管暂时可以增加产量和消费量，但随之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迅速下降；在总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也跟着下降。过度开垦还必然在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同时造成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限制了它通过市场交换区的食品补充供应的能力［6］(P142)。因此，适当控制产量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笔者认为，有必要实施“存量立足国内生产、增量面向国际市场”的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以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前提，保持每年粮食产量大体上稳定在当前规模（存量）不变，通过逐年扩大粮食进口规模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在粮食产量大体稳定的同时，积极调整品种结构、增加生产保证口粮供给的比重，降低用于工业用粮的产量，形成立足国内确保口粮供给，依靠国际市场解决工业用粮缺口的格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条件允许情况下，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粮食贸易依存度，将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需求总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笔者认为，小于10%的粮食贸易依存度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还可以缓解国内粮食僧产的压力，降低粮食安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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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山东省逐步回归分析粮食单产价格指数比
粮食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建国60年来,山东省粮食生产成绩显著,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建国初山东粮食总产量为870万吨,到1978年总产量为2288万吨。2001年左右,出现了大幅度减产,主要是由当年粮食价格低,许多粮农转种其他作物以及干旱灾害引起的。2008年总产量增至4260.5万吨,名列全国第二,且连续六年增产,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然而,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的减少和退化,水资源的缺乏及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存在,山东省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无法进一步提高,粮食问题仍然是山东省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对山东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建模过程
1、影响因子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由于研究方法和地理范围的不同,研究结果亦有很大差异。本文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选择了七个因子作为分析对象,即:X1―粮食单产(公斤/公顷)、X2―种粮劳动力数量(万人)、X3―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之比(以1978年为基期)、X4―化肥用量(万吨)、X5―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X6―成灾面积(万公顷)、X7―有效灌溉面积(万公顷)。其中,本文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农业统计年鉴》、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相关网站。
2、分析思路
(1)数据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利用Evivews6.0软件,通过OLS方法计算七因素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
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严重,可用逐步回归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2)逐步回归分析。利用Eviews6.0软件,运用OLS方法求出七因素的基本回归方程。根据经济理论意义可知,X1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故选择第一个基本回归方程作为分析的第一步,然后通过逐步回归进行修正,得到最优结果,见表2。
(3)模型检验。①方程拟合优度检验:通过回归分析得R2=
0.838899,通过检验。②方程显著性检验(F检验):F=70.29854,查F分布得临界值F0.05(3,30)=2.92,因F>F0.05(3,30),故模型通过F检验。③解释变量t检验:经回归分析得所有t的数值均大于t0.025(30)=2.092,所以所有解释变量均通了t检验。④序列相关性检验:用杜宾―瓦森(Durbin-Watson)检验法,查表得dL=
1.18,dU=1.46,由于dU
综上所述,该模型通过了检验,是较为理想的模型。
二、建模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所建模型表明,粮食单产和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是影响山东粮食产量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粮食单产每变动一个单位,粮食总产变化0.4764个单位;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每变化1%,粮食总产变化13.75%。图2为粮食总产实际值与模型拟合值的对比曲线,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具有很高的拟合度,最大拟合误差仅16.5%。
1、粮食单产
图3为山东省粮食总产及单产的变化曲线。
可以看出,山东省粮食总产及单产呈现出很好的正相关关系;山东省粮食总产及单产总体呈上升趋势,2001年左右,粮食单产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由于山东省土地资源有限,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提高山东省粮食总产量的最有效途径。
在1979―2008年有效灌溉面积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粮食单产从1979年的2835kg/公顷增长到了2008年的6391kg/公顷,增长了2.68倍。据测算,在应用机械耕整地、精耕细作、机械化旱作、节水农业等农业机械新技术的产粮地区,由于粮食单产的提高可使粮食增产11%～15%。
目前,尽管山东省的小麦、玉米、水稻、甘薯等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与全国其他高产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只就山东省内而言,亦有高产区和中低产区之分。例如在一些高产区的小麦产量已经达到了1200斤/亩,但也有部分中低产区的小麦产量仅每亩几百斤,因此将中低产区尽快转化为高产区,山东省的粮食单产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
图4为粮食总产和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的变化趋势曲线。
可以看出,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与粮食总产的变化趋势呈近似负相关对称分布,符合现实情况。
农产品的生产和其他工业品的生产一样,农民要根据投入与产出比来决定自己的农业行为。当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或者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农民的预期福利就会下降,理性的农民就会选择少种地或者减少对土地的投资。如减少化肥用量、少购买高产作物、购买高科技机械的动机降低等,于是就会导致来年粮食生产总量的下降;当市场出现相反的情况时,农民就会采取相反的措施,于是促使来年粮食生产总量的上升。
另外,在经济较发达的山东省,大多数农村都离城市很近,这就为农民进城打工提供了便利,农民很容易在进行农业生产和进城打工之间进行选择,这就使得生产资料和粮食价格变化在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并且影响粮食总产上显得更为突出。
3、种粮劳动力数量
在粮食生产的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曾经是粮食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近年来,农业机械化代替了人的劳动。山东省的大多数农村都出现了农业劳力的闲置,人均耕地不到两亩,农村劳力的增加已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即使农村劳力继续增加,由于土地总量、土地生产能力等的限制,粮食总量也不可能按人口增加速度增长下去;反之,由于人口政策的影响,当未来人口逐渐减少时,粮食总产量也不会因为人口的减少而迅速降低。
4、化肥用量
目前,山东省化肥施用水平已经较高,特别是在一些高产地区,其增产作用已经较小,受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化肥投入在粮食增产方面的能力逐渐下降。
另外,由于施肥方法落后、偏施和过施,导致长期以来化肥利用率只有30%左右,其中磷肥为10%～20%,钾肥为45%～50%,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盲目增加化肥的施用量并不能从根本上增加粮食产量,关键是要提高化肥的利用率。
5、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的增加也曾是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然而,目前山东省的机械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省拖拉机增长4.1万台,比上年同期增长24.2%,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加1.5万台,比上年同期增长40.2%,特别指出的是5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增加8000多台,同比增幅达135.3%;大中型和小型拖拉机增长比由上年同期的0.48:1增长到0.57:1,同比增长18.8%;联合收获机增加1.1万台,同比增长12.2%。高度的机械化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大部分农业机械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在非农忙时节,农业机械大都被闲置,农业机械的增加实际上加快了农业劳动的速度,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而在粮食增产上效果并不明显。
6、面积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潘护林基于《山东省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5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对山东省15年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及综合灾情进行了统计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农业气象灾害总体上呈年均受灾面积大、成灾率高且波动幅度大的特点;在各主要气象灾害中,以旱灾年均受灾和成灾面积最大,低温冻害年均受灾和成灾面积最小;但从对种植业总产值的影响来看,又以涝灾影响为最大,其次是风雹、低温冻害与旱灾相对较小。能看出,仅从受灾或成灾面积的角度不能准确判断某种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经济影响,还需要从农作物种植制度、价格等人为因素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7、有效灌溉面积
自1979年以来,山东省的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基本没有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受耕地面积和淡水资源的限制。
三、结论及认识
第一,利用Eviews6.0软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最大误差仅为16.5%。所建模型表明,粮食单产和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是影响山东省粮食产量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粮食单产每变动一个单位,粮食总产变化0.4764个单位;生产资料与粮食价格指数比每变化1%,粮食总产变化13.75%。
第二,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是提高山东省粮食产量的最有效途径;采取增加科技投入、改进现有耕作方式和耕种技术、改良农作物管理方式,以及通过常规杂交和生物技术培育良种等方法来提高粮食单产,可有效地增加粮食产量。
第三,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而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资料和粮食的价格。采取适当措施以稳定、提高粮食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种粮补贴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农业机械化代替了人的劳动,农村劳力的增加已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高度机械化的同时带来农业机械的闲置,农业机械的增加实际上加快了农业劳动的速度,而在影响粮食产量上效果并不明显。
第五,受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化肥投入在粮食增产方面的能力逐渐下降;施肥方法落后、偏施和过施现象普遍存在,盲目增加化肥施用量并不能从根本上使粮食增产,关键是要提高化肥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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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的重要性篇6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绷紧，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采取的十项措施。这是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针对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深谋远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粮食供需和市场形势更加复杂，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
从我国粮食供求总量看，当年粮食产需基本平衡，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强。在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作用下，20*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总产量达到10030亿斤。粮食消费平稳增长，当年产需基本平衡。国家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应是完全有保证的。从国内食用植物油供需看，由于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保证食用植物油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面临很大压力。从长远看，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的余地越来越小，单产水平继续稳步提高的难度加大，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还须进一步加强，保持粮食供需长期基本平衡的任务非常艰巨。
从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看，粮食品种的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粮食薄弱地区的产需缺口有扩大趋势。在品种结构上，小麦由前几年产不足需转变为产略大于需；稻谷由前几年的产不足需转变为产需基本平衡；玉米工业消费增长较快，将由以往供需平衡有余逐步向基本平衡转变；大豆产需缺口扩大，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粮食库存品种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不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改善。在区域布局上，我国粮食生产继续向优势区域集中，13个主产区粮食产大于需，余粮较多；7个主销区粮食产不足需，粮食自给率下降，缺口较大；11个产销平衡区粮食缺口有所扩大。近几年临时存储小麦、稻谷库存增加较多，增强了粮食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但库存大多集中在主产区，主销区库存比较薄弱，国家粮食库存的地区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
从国际粮食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看，全球粮食供需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粮价扑朔迷离。去年以来，由于欧佩克石油限产和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减产、生物质燃料生产快速增长对粮食需求增加，国际市场粮食供求趋紧。在美元贬值、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际市场粮价居高不下。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石油、粮食等重要初级产品价格受多方面影响，走势难以预测。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程度加深，国际市场对国内粮食供求和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持国内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难度加大，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正确把握调控目标和时机，科学运用调控方式和手段，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努力提高调控能力和水平。
着力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市场调控，保障粮油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着力加强粮食市场调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粮油市场和价格稳定，对于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既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又要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引导粮油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既要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又要立足国内保障基本供给，促进粮油生产稳定发展和产业安全。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立足国内发展粮食生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粮油生产稳定发展，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引导和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保障粮食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按照适合国情、着眼长远、逐步增加、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和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和补贴制度，加大对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补贴力度，认真落实好国务院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十项措施。根据保障粮食供给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需要，统筹研究粮食补贴政策。根据粮食产销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稳定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自给水平。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重点扶持东北地区大豆、华北黄淮海地区花生和长江流域地区油菜籽生产，加强油料品种研发，促进油料生产高产、优质、高效。
切实加强粮油市场调控，确保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针对粮食供求新形势，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障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供给。当前，要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市场价格情况把握好销售节奏，合理安排最低收购价小麦和稻谷的销售数量，做好中央储备粮的储备和轮换工作，充分发挥吞吐调节作用。建立国家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粮油供求形势、市场价格的监测分析，建立对规模以上企业购进、加工、销售、库存及价格变化情况的信息监测制度，为宏观调控提供准确信息和科学依据。保障粮油的有效供给，稳定社会心理预期，确保货源充足、质量安全。着力健全粮食宏观调控长效机制，妥善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粮食生产与流通协调发展，实现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步形成“远近结合、综合配套、反应灵敏、运转高效、调控及时、保障有力”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和轮换机制，科学调节供求总量和结构。按照既搞好即时调控又注重预先防范的要求，加强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完善吞吐调节机制，科学调节供求总量和结构。当前，储备粮轮换要以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粮价、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为主要目标。准确分析市场价格走势，注意把握好轮换节奏，避免集中轮入推动粮价上涨。继续加强中央、地方储备粮行政管理，完善储备粮轮换机制，推进储备粮轮换通过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加强对储备粮轮换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检查。各地特别是主销区和库存薄弱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与主产区的粮食产销衔接，改善库存结构，并根据市场需求及粮食应急需要，落实成品粮油应急库存。适当增加成品粮油应急储备数量，保证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去年我国局部地区受灾严重，粮食减产幅度较大，今年南方地区又遇到雨雪冰冻灾害。要积极组织粮源，增强地方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物质基础和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能力，进一步完善粮食应急加工、储运、供应网络系统，细化和完善地方储备粮应急动用预案，健全应急机制，增强应急保障能力，做到需要时有粮可用、有粮可调、有粮可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