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管理制度范例(3篇)
家政服务管理制度范文篇1
摘要：广西的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试点已经有一年多了，对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本文从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历程出发，对该模式发展的定性问题及政府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对于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存在的服务水平低、内部管理不顺、资金缺乏等现实问题，提出了在控制总运营费用前提下逐步增加和完善服务项目、建立居家养老互助规章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建立服务储蓄制度和明确财政职责，广开资金来源渠道四条政策意见。从而使得农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农村养老；居家互助养老；可持续；服务储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空心村不断扩大，广西农村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当传统的家庭关系逐渐失去养老功能而政府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互助养老模式的出现为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这种模式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投入量小而社会效应大，在实际运作中，要努力使得该保障模式经得起实践检验让该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广西乃至全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找到新的突破口，真正使得农村居民老有所养。
一、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历程
2012年2月，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隆帮屯2012年初建起广西首个居家养老互助站，通过群众志愿者互帮互助，探索出了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新模式——居家互助养老模式。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隆帮屯地处石山地区，全屯共有125户461名村民，屯里6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63名。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许多留守老人。都安县政府根据当地农村老人的需求，建起了广西首家居家养老互助站。该站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理念，将撤点并校后的原有校舍进行充分利用作为活动场地，通过吸引屯内的年轻人作为志愿者，为留守老人提供娱乐、医疗、家政等各类帮扶活动。另外还聘请了一名家政服务管理人员，并配备一名村医，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村里还成立留守老人互助协会和志愿者协会，负责组织开展集体帮扶、文化娱乐等活动。在占地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米的互助站中，设置有康复护理室、家政服务室、娱乐活动室、农家书屋，室外还有运动场所及相应健身器材。
二、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可持续性发展关键问题
1.农村居家互助养老的定性问题
农村居家互助养老是新事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地区在养老问题上的实验性探索，政府是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我国实行的土地公有制度，使得农民依靠土地养老面临风险，现有的土地收益也不能够保证农村居民享有基本1的保障。多年的城乡剪刀差、工农产品剪刀差使政府背负着巨大的得农村养老保障负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千百年来农民赖以依靠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在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1万亿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有义务也有能力还清历史欠债，让广大的农村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建立和完善农村居家互助养老保障体系需要考虑当前国情，其核心问题是在明确政府的责任的同时，摆正政府的角色，在农民、社会和政府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2.政府在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中的责任问题
基于前述定性问题分析，政府在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问题在于划分具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如何落实这些责任和义务。在政府不断完善自身职能，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各自职能改革背景下，政府不宜过多的微观干预，一些能交由市场或者社会组织履行的职能政府应该将这些权力交给市场或者社会组织。
首先，政府应该承担有限的和积极的财政责任。当前我国的财税体制下，政府应当承担有限和积极的财政责任而不能承担兜底的无限责任。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建立，就是基于政府投入有限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具体到操作层面由乡镇一级政府牵头，村一级组织具体实施的。而在我国现行财税制度下，在农村地区，乡镇一级财力本身就有限，实施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整合资源，力争用最少的资金投入产出最大的社会效益。
其次，政府承担着整合资源、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的责任。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突破资源瓶颈，居家互助养老站所需要的土地、房屋、设备、资金、人员等硬件资源，需要政府积极地进行整合。政府要制定政策，扶持着一制度的完善，确保经费落实、社会组织培育、互助机制形成。同时加强监督考核，确保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发挥。
三、广西都安居家互助养老情况分析
笔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一些居家互助养老站建设方面仍存在改进的地方。目前在都安的居家养老互助站采用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聚集互助方式，是一种道德层面的互助，这种相互帮扶救助是出于伦理道德，没有强制约束力，随着时间推移，当对年轻且身体好的老年人占不断下降情况下可能难以为继，而且存在运营资金没保障、内部管理体制不畅、服务项目单一等方面的问题。
1.养老服务水平偏低，各类协会激励机制不明显
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隆帮屯有63位60岁以上的老人，虽然成立了留守老人互助协会和志愿者协会，但协会的组织和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志愿者数量偏少而且缺乏必要的组织保障。志愿者队伍的激励机制缺乏，留守老人互助协会是基于道德层面的互助，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老人们只是聚集于此消遣娱乐，医疗和服务水平偏低。
2.内部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都安的居家互助养老站的财产产权归政府所有，但具体的内部管理主体不明确，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互助协会之间关系如何，并没有相关规章制度予以明确，缺乏一个有效的内部管理章程来明确各方关系，安排内部各项活动和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3.维系运营资金缺乏保障
居家养老互助站的建立以政府投入为最主要来源，通过整合被撤并的学校，并添置相应硬件，配备家政服务管理人员和医务工作人员来实现。维系运营上缺缺乏财政保障，硬件维护、药品添置、人员薪酬等需要纳入县级民政部门财政预算，以确保其能有效运转。
四、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对策
1.在控制总运营费用前提下逐步增加和完善服务项目
控制单个居家互助养老站的年运营成本，使得一村一站情况下也在县级财政可承受范围内是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得以大面积推广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运营成本过高，势必影响到这一试点的大面积推广。而在财政总体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要增加和完善服务，得抓住农村居民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最大特点——群众互助，通过规范服务章程，培训服务骨干，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分三阶段逐渐推进服务提升。第一阶段，目前的娱乐及基本医疗阶段。第二阶段能提供就餐服务。第三阶段能提提供床位及与之相配套完善的服务，由“居家”向“居村”过渡。加强管理，完善相关服务，使其成为集养、医、乐为一体的互助组织。
2.建立居家养老互助规章制度，完善内部管理
应由民政部门出台《农村居民居家养老互助章程》，主要应包括资金来源、资产管理制度、服务制度、议事制度、财务制度、监督制度，内部选举制度。内部的管理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管理委员会在村两委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理顺清楚与家政服务人员、村医、志愿者的关系，实现职责明确、制度健全、管理民主。
在《农村居民居家养老互助章程》中应明确管理委员会承担着居家养老互助站内部的所有管理事务，负责与村两委协调，负责内部活动安排、财务支出、矛盾调解。家政服务人员、志愿者服务队和医务工作人员接受管理委员会的领导，由管理委员会进行考核，确保其履行职责。
3.建立服务储蓄制度
互助养老要用制度来维系互助，让互助得到制度保障。建立服务储蓄制度是落实互助的关键性制度保障。在村屯中，年轻人以及身体条件较好的老年人，都能够为他人提供劳务服务，而这些人年老以后又都需要接受照料服务。通过管理委员会根据互助站内服务需求情况有针对性的地村民、志愿者发出服务邀约，并将提供服务者的服务时间记录在册，定期在村内公开，并以一定计算关系确定服务储蓄账户内的服务储蓄时间对应将来能够享受到的服务。
建立完善的服务储蓄制度，即为互助站付出多少服务，在自己年老不能自理的时候，也能相应获得站内其他成员提供的服务，变目前的出于伦理和道义的互助为一种规范制度下的互助服务。志愿者在帮助本站成员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将来储存服务。使自己在不能自理的阶段相应得到组织成员精心的照料，在奉献力量的同时为自己储存服务，真正做到帮人帮己。
4.明确财政职责，广开资金来源渠道
居家互助养老站的建立应根据一定区域内老年人数量，因地制宜地整合公有住房和土地来建立。居家养老互助站的建立和运转所需要的土地、房屋、设备设施、工资支出、水电费用、药品耗材等相关费用的支出，主要应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应纳入民政部门的年度预算，同时也需要吸纳社会捐助，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特定服务实施收费，以确保机构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庞革平，广西都安：留守老人居家养老其乐融融。人民网-广西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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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管理制度范文
摘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它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应当从时展的战略高度提高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创新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创新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按照执政为民要求，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进程，全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关键词：“三个代表”思想；服务型政府；行政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5-0043-05
作者简介：杨术(1979-），女，浙江宁波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所，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既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政治文明建设进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社会目标，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如何结合政府管理实践，按照“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之根本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管理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必须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思考的问题。
一、从时展的战略高度提高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创新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是政府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我国政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一方面同国家公共权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履行着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作为专门的管理机构，还要实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一个国家政府的绩效水平高低，要看其是否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看其在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能否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途径、手段和方针政策方面，保护和促进其不断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进文化渗透在先进社会生产力之中。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其动力源来自人民群众，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有了先进生产力，才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增长，才能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更多的物质载体，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民负责。因此，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我们所处时代的根本特征，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管理创新，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对于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我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问题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管理创新，是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基本任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融化或具化到每个领域、每个环节之中，才能真正成为解决政府实际问题的准则和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是偏狭顽固、万古不变的教条。政府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紧紧围绕执政党“为谁执政、如何执政”之理念，不断修正和完善管理思想、管理职能和服务方式。要正确处理好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摒弃行政法治中的“工具主义”恶习；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进一步规范行政程序，加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指导解决中国现阶段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具体体现，对于指导中国政府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适应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进入20世纪末叶，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与民主化潮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各个国家的发展范式与发展路径，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推动着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和平与发展、竞争与效率、开放与流动、改革与创新、知识与信息、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希望与困难、机遇与挑战、信心与担忧，对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其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与民主化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活形态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传统的政治体制中的国家、政党、公民的力量对比、空间定位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二，政府管理功能趋于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与民主化把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变动联系得更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促进了各国政府管理的重理与重塑，加快了各国政府共同政策与行为方式的进程，促使和加强了国际技术的合作，推动了各国政府公共行政功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从而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最深远的现象之一。其三，政府公共行政方向的转变。公共行政功能和政府管理国际化的加强，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基本运行方式。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由统治型向服务型转化，社会公众成为政府服务对象，从而带来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革命性变化。其四，政府管理的内容趋向融合目标趋向多元化。一方面各民族国家公共行政活动内容日益具有共同性，主要表现为增进、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和实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和服务范围的广泛性，导致了政府管理目标的多元性和公共行政决策主体、公共行政执行主体的多元性。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对公共行政理念、行政职能、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等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通过政府管理创新，建立一个放眼全球、目标远大、精干高效、充满活力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全面履行好新时期经济调节、社会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四，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10多年的探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还存在经济结构、分配关系、农民收入、就业矛盾、资源环境和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这既有所处发展阶段的局限，也有经济体制不完善、生产力发展面临诸多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各级政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继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监控行政许可法的全面有效实施，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创新工作机制，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总之，各级政府需要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系统的运行政策及规则，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促进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通过创新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我国政府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府，它应该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以往任何类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所无可比拟的进步性。但是，作为一种新体制还有一个从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成熟、逐步完善的过程。
建国后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它在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制，推动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在行政理念方面，认为政府是国家的伴生物，其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缓和冲突、保持“秩序”的力量，是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对公共行政的服务功能缺乏必要的认识。在行政立法方面，一些部门和官员往往借助立法来反映和确定其自身的特定利益，以本部门、本地区代言人身份出现在立法领域，甚至以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和垄断地位的“经济人”特征来抵触宪法和法律，出现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正常现象。在行政执法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执法不公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垄断行业，在利益驱动下，将职权引入市场，导致权力商品化，产生裸的“权钱交易”。现实运行中，行政执行手段疲软，执行手段不力问题突出。在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共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观念不强，缺乏公共伦理和健全的权、责、利机制，长官意志严重。以客观、公正、公平、公开和能力竞争为特征的选拔录用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公共责任机制、晋升机制和奖惩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政府工作人员往往只对权力执掌者和上级主管负责，下级的晋升与奖励只有通过满足上级的利益与欲望而获得实现。在行政监督方面，监督多流于形式，行政监督机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行政监督的机制与渠道不畅通，导致监督职能弱化，各种形式的监管与领导责任追究不能有效衔接。在机构设置方面，纵向层次过多，机构规模庞大；横向部门划分过细，职能交叉重复；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机构膨胀，自我服务现象严重；人员严重超编，财政负担沉重等。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企业、个人关系方面，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公共管理决策内容具有公共性，必须着眼于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服务于公共利益，绝不能替代社会组织和市场决策，也不能替代个人决策与企业决策。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下，政府往往包揽大量的市场、企业、社会来做出决策，这种“越位”的做法已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从根本上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其内部不存在需要通过革命手段加以解决的对抗性矛盾，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
三、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服务型政府，全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创建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如何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为市场服务型政府，从控制型政府转变为依法行政型政府等一系列要求，其核心是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只有把主要职责转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和谐推进。因此，创建服务型政府是21世纪中国政府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是实践“三个代表”，体现“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
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三个代表”的核心问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模式是以民为本，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其本质是回归人民本位，实现“在民”；其行政行为应始终体现为民服务精神。创建服务型政府，必须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迫切需要解决好失业、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弱势群体保障等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责任。创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各级政府要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服务理念，树立顾客导向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民本政府、责任政府、信用政府、法治政府、廉洁高效政府等理念，通过更新政府理念，为创新政府管理体制、管理行为、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巨大的创新动力。创建服务型政府，要依靠制度约束，提高行政效能。“勤政廉洁、务实高效”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准则，实现这一要求，必须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从政府基本职能和事务出发，建立岗位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社会公示制、听证制、责任追究制度等。创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提高服务水平。各级政府要把人民生活的提高程度，社会和谐程度，国民经济综合指标完成程度，经济发展环境的整体优化程度，群众参与社会各项事业管理程度，政府工作的公开透明度，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等等，作为检验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这既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本要求，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规划、指导、协调、服务和监督；建立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基础，维护国有产权；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市场经济中固有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把市场消极作用控制到最小限度，从而保证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要尽力做好二次分配，维护好社会公平分配；要竭力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等。政府必须调整角色、重塑职能，集中精力做好应管的事、应做的事，通过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绩效水平。政府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规则要求，要从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粗放型管理转变为成本效益型管理，及时将角色定位于财富创造的发起者、保护者、支持者、管理者、仲裁者、分配者及组织者，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从而促进中国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速公共事务治理化进程。提高政府效率是公共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贯穿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和灵魂。世界各国尽管在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差异，但追求“低价、高效”政府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所谓政府效率是指政府在进行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对人、财、物的消耗与其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收益的比率。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现代产权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制度由资源配置的环境变成了资源配置本身，即将制度本身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源，并且具有稀缺性，而这一稀缺的资源是由政府提供的，因而制度配置优劣如何就产生了不同制度效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变政府“成本高、效率低”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和艰巨。现代化的政府管理必须是高效率的管理，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是权力相对分散化的治理。分散化程度过低是我国政府管理方式陈旧落后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显著特征。行政改革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就是强调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功能，把推行公共治理分散化作为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途径，如采取业务委托――、合同出租、民营化、内部市场、社区治理等形式，将某些公共治理内容交由其他公共组织承担。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各种私人部门、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家庭、学校、志愿者组织等，它们通过与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合作来分担公共管理责任，建立起对公共事务分散化治理模式。其内容包括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和救护、社会保障、决策咨询等；打破政府垄断，鼓励和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到原来政府包揽的事业中；实现公共服务社区化，让公民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把人才开发作为行政改革的战略中心。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的潮流中，人才越来越被提到突出的地位。行政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开发构成了新世纪行政发展的基础，成为提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条件。应该看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务员不但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忠诚的职业操守，而且在知识结构和业务素质方面要求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涉外管理活动中，既要考虑国家的目标价值和政策取向，又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国家法律政策工具。因此，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将行政人才培养作为一项战略选择是一项伟大事业，我们应做出以下基本政策与行为选择：确定行政人力资源培养优先战略；制定行政人力发展战略，确定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强化对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投资，建立人力资源发展预测系统等等，创造一个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共识。通过实施开发行政人才资源这一行政改革的战略，提高公务员素质，更新公务员素质结构，提高工作效率，适应国家行政职能转变、社会经济转型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家政服务管理制度范文
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工程。WTO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是政府,约束的主要对象和被提出争议的主体也是政府。因此,入世首先和主要的是政府入世,政府行为要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和规范,这就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行为模式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从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则是变革的应取路向。
一、现阶段我国政府行为模式的定位及其既存问题
从政府行为模式的历史发展及其未来趋势来看,人类社会已经在自身的行政实践过程当中创设了两种典型形态: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的统治行政和适应工业经济时代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管理行政。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种崭新的政府行为模式已初露端倪,这便是服务行政。沐浴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春光,同时又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整体上处于管理行政的发展阶段。为什么这样定位现阶段的政府行为模式?这需要做出三点解释:一是统治行政的因素尚有遗存;二是当前管理行政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发展之中;三是将服务行政作为变革的目标,在新一轮开放的背景下日趋明朗化。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统治行政在中国根深蒂固,这种行政模式依托于自然经济及以其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在目标指向上,统治行政服务于专制集权和家长制的统治,依附于统治阶级的行政人员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在法制和规范都相当匮乏的情况下,经常性地任意运用行政权力。政府的管理与统治总是交织在一起,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也极其相似,政府行为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压迫性和强制性异常突出。在这种形态下,管理始终是统治的奴仆,用之即来,挥之则去。中国统治行政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建立。在统治行政以后出现的政府行为模式便应是管理行政,这已为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历史所佐证。但实际上,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并未在中国真正地成长起来。西方国家在近代工业社会到来之后即迎来了管理行政的发展。“国家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的此消彼长,终于在20世纪初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的管理职能上升到了主导地位。”[1](P4)虽然在许多领域中仍存在着强制性的行为,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行政管理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手段被应用于管理的实际过程当中,压迫性已淡出历史舞台。近代意义上的行政往往是特指政府对自身的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更说明了管理在近代的提升,追求卓越的管理是各国政府共同的旨趣,而统治的目的则被深深地隐藏在管理背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政府产生和存在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目标以及创造具有公益精神的意识形态等。也就是说,政府行为本身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比照管理行政的上述特征,不难发现,新中国建立以后很长时期的政府行为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行政,其中夹杂着统治行政的色彩。由于因素的缺乏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政府对社会的超强化管理和控制,使得本应当在建国之后培育起来的管理行政模式遭到遏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整个管理体系的中心,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以“指令”等手段严格规定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行动路线和行为倾向。政府的社会主宰角色和无所不包的职能结构,使政府行为有了强烈的强制行政倾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行政改革,使管理行政得到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统治行政的影响并未根除,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行政观念和政府行为定势,在行政管理中还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因此,当前我国政府行为模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难以避免。这些问题与WTO规则格格不入,对这种模式的变革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现阶段政府行为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统治行政所遗留下来的官本位理念至今有其深刻的影响。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政府机构规模庞大(部门规模越大=预算越大=权力越大),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过多、过细、过滥、过偏、过度的直接控制与微观管理,导致市场运行机制不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扭曲,如前置式行政审批过多,“条子工程”、“形象工程”、“打招呼贷款”过多,部门垄断与行业垄断普遍存在,使社会供求关系失衡[2](P65)。2•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双重体制并存产生了许多漏洞和金钱诱惑的机会,传统的以廉洁奉公的道德准则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方式已经不再具有优越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执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行政行为不规范问题严重。例如,“乱收费、乱摊派、乱设卡等问题屡禁不止,工商、司法、公安、国土、城建等热点部门的执法不规范问题突出。”[3](P63)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职权助长权力进入市场和权力商品化,进而产生了以寻租为典型特征的“权钱交易”。3•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企业、公众要求对政府行为有更多的了解,由此启发了“政务公开”的行政民主化进程。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当前的政务公开总体呈现出层次低浅、范围有限等缺陷。政务公开更多的是局限在基层,公开的内容也很有限,暗箱操作的痕迹依稀可见。
二、走向服务行政的必然性与现实基础
所谓服务行政就是指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内,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行政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政府行为更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求和利益,更加贴近公共性,并对社会公众负责。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双方信息的交流,通过相互协商,以达成一致,同时,被服务者对服务及服务者有进行选择的权力。服务行政也谋求提高行政效率,但它是将这种对效率的追求附加到服务对象所获得的服务质量上来,从而带动整个政府行为系统为公共利益服务。入世后,我国政府行为模式变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向何处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模式。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和借鉴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管理行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各种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诸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政府机构膨胀问题、问题、管理成本无限增长的问题等等,起初人们试图通过对管理行政的调整和修补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当这些努力在反复中受挫之后,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全球性行政改革浪潮开始掀起。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是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4](P31)。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一个关键向度,就是要放松甚至取消管制,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服务。新公共管理要求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的行政文化,引导政府等公共服务组织建立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不是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怎样实施管制,而是站在社会与大众的立场,要求自己将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作为工作的基点。相信在政府工作中,管理和服务都会存在,但服务性应当是重点。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式政府”和“顾客导向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西方国家通过行政改革,使西方公共行政逐步地向服务行政迈进。管理行政在西方国家的危机及其变革告诉我们,不能等到管理行政充分发展之后,再去构建服务行政,而应当在完善管理行政的同时,亦应有前瞻的眼光。因为,在入世后,我们的政府行为模式将深受WTO规则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在世贸规则制约下,成熟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政府理念,政府管理体制,行政管理方式和方法都将逐步地然而又是不可改变的在中国得到落实。”[5](P6)而且,服务行政并不是对管理行政完全拒斥,而是对管理行政不利因素的消解,它在内容上就已经包含了管理行政合理的和有效的方面。因此,我们应当抓住入世的契机,以服务行政为我国政府行为模式变革的旨归,从而使我国的政府行为更加符合WTO规则的要求,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性。以服务行政作为新一轮开放背景下政府行为模式变革的取向,不仅仅是因为市场化国家的示范效应而具有其必然性,从中国实际出发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基础,正因为此,我们在将来所要构建的服务行政模式才不致于是空中楼阁。首先,从公共行政的性质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服务行政有制度上的优势。“如果说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的特征是科学的和形式化的,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行政则应当是在吸纳所有行政管理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所实现的道德化再造,是真正包含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质性的公共行政。”[6](P180)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服务,是我国公共行政的神圣历史使命。这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这样的内容:我国公共行政的基本宗旨是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可能的提高。可以说,走向服务行政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其次,从行政改革的情况来看,我国1998年启动的机构改革就已体现出向服务行政的某种转变。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部门得到了强化,而专业经济职能部门被压缩。各级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正在逐步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这说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已经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服务职能,向服务行政转变已经不可逆转。正在进行当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实质是要制约政府权力,放松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的规制。放松规制后,服务行政自然而然地要走上前台。其他的改革举措如“服务承诺制”、“开放式服务”、“一站式服务”等等,使政府部门对公众的服务变得更为直接、便捷和有效。凡此种种,都为服务行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再次,从行政人员的素质上看,自《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以来,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一手抓制度建设的同时,一手抓队伍建设,优化了公务员队伍的结构,使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呈现出逐步优化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通过开展“三讲”教育活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以德行政目标的提出,公务员的政治、道德与观念素质都得到了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在入世的推动下,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走向服务行政的几个关键环节
(一)从政府为本位的管理转向社会、企业和公民为本位的服务我们的政府是民生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入世后,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首先要求各级政府及公务员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从着眼于“管”变为着眼于“服务”,本着政治上受托于公民,财政上取之于纳税人的意识,以社会、企业、公民为本位,顺应他们的意志愿望确立政府的行为方式,为其愿望要求的满足、自设目标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公民应该被看成是消费者和纳税人,他们有自由地选择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的权利。这种自由性选择与过去那种强制公民接受官僚体制(管理行政)所规定的整套服务的体制应有本质区别。其次,还要求企业和公民的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这一理想格局。
(二)从由政府垄断的服务到存在着竞争机制的服务服务行政并非指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在西方国家,甚至政府的全部工作都采取某种形式的竞标,以便让私人部门也有机会投标[7](P47)。而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如道路、电讯、邮政、水电等,过去一直是由政府直接提供和垄断性经营,其目的在控制,其森严的指挥系统无法适应迅速变化、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社会经济。虽然,这种状况在目前有所改观,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并未在整体上被打破。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营利性组织和第三部门将具备越来越强的服务能力,它们在合适的制度框架内能够部分替代政府供给公共服务和产品,因此必须适时适度地加大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这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目标。同时,这也是适应入世需要、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应当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三是企业之间、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超级秘书网
(三)政府绩效评估标准变以数量扩张为核心为注重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几乎完全由上级政府或主管领导评估。而且评估标准注重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引进外资额度、就业人数等纯数量指标,关注资源投入和行政努力。对政府官员行政能力的评价也往往以争取到多少项目和投资来衡量。在不健康的行政心理支配下,会异化出“制造工作”的形式主义行政和政府官员“放卫星”、虚报数字等现象,结果政府支出巨大而收效甚微,社会、企业和公众也缺乏基本的满意度。政府行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旨归,这种服务只有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要,并对他们的利益实现有所助益时,才有实质性绩效,服务对象也才能给其肯定性评价。因此,在制定绩效评估指标时,“除了应有关于目标的全面进展情况,或者关于经济目标的成就的指标之外,重要的是还应该有关于顾客或者委托人(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的或者关于所提供服务的速度、水平的指标[8](P219)。由此,必须以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价值取向。同时,必须建立一套能够标示评估主体满意程度的政府绩效测评指标体系,如支持率、投诉率、认同率、安全感、负担感等,征求服务对象对政府行政服务的满意程度。
[参考文献]
[1]张康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李传军,张璋.公共行政学[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李军鹏.入世后政府竞争与中国政府管理方式转变[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