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范例(3篇)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范文

1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1976）、吉尔德恩（Giedion，1971）、科斯托夫（Kostof，1991）、芒福德（Mumford，1961）、拉姆森（Ramussen，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1982；贺业锯，1985；Sit，1995；Wu；1993；Xu，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市镇规划分析（townplan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frame）、“地块循环”（plotredevelopment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MorphololgyResearch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ofurbanfunctional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1925）和尤曼（Ullman，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economy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ofbuilding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1998）。

1.5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behaviorstudies）

乔尔（Gehl，2000），林奇（Lynch，1958），拉波波特（Rapoport，1990）和赖特（Whyte，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1990）、洛赞诺（Lozano，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1986）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1981）、卡勒恩（Cullen，1961）、克雷尔（Krier，1984）、罗（Rowe，1978）和赛尼特（Sennett，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空间形态研究（spacemorphology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1983：Mitchell，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behavior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traditional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Demand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asa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formasanoutcomeof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City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范文

当前城市与河流现在面临着众多的问题，针对当前城市与河流的诸多问题，当前政府实施了治理技术研究以及相关实践。而后介绍了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最终探讨了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案的合理选择，抛砖引玉，以期为相关人士提供有益借鉴。

1．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看来，当前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不管是在概念、内涵方面，还是在评价方法和体系构建方面均处在初级阶段。所以，非常有必要为河流系统管理提供大量的、准确的数据支撑以及决策支持。总体说来，在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设立、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1.1明确、完善城市与河流健康概念与内涵

纵观外相关理论，笔者发现对于城市与河流健康的概念理解比较模糊、理解片面，并且城市与河流健康内涵的趋向于多元化。并且，相关研究倾向于选择、制定有关的评价方法，而非是清晰地说明或者确定基于社会需求的相关概念与内涵。总之，不确定的、模糊的城市与河流健康概念首先限制了城市与河流健康综合评价体系的良好发展，其次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该评价体系在城市与河流管理中的实际应用。

1.2深入研究城市与河流健康的理论基础及其方法学

尽管利用水文特征、水质理化参数、河岸带状况、河流形态结构以及生物群落指标等进行综合的城市与河流健康评价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目前仍处于初步探讨阶段，仍缺乏系统和综合的研究；此外，在评价方法方面未能建立针对不同尺度、功能定位、城市化影响下具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城市与河流健康评价方法构建和标准化方面仍有待于持续深入。

1.3拓展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内涵及其实践应用的范围

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是进行城市与河流管理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它在河流管理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受到较为广泛地承认。鉴于当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以生境与河段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迫切需要以城市与河流流域为整体的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体系。没有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直接影响了城市与河流评价对河流管理的指导。

所以，深入研究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河流健康理论、评价方法、案例实证分析等，不仅仅能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更有助于推广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相关理念和相关方法，并为特定区域的水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

2.1目标原则

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性与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利用，既要强调保护于恢复河流系统的重要作用，更要认识到人类社会适度开发河流资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共同准则，即强调利用评估的方式，明确城市与河流在自然界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自身健康状态，并描绘出其变化趋势；进而通过河流的科学管理，让城市与河流生态系统走向良性循环与发展的轨道。进一步拓宽河流生态保护的理念，仅仅要求城市与河流的可持续利用这一方面用以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是不够的，更加应该确保河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性来“保驾护航”，说到底，就是要求河流自身和人类需求的持续协调。

2.2多维原则

多维综合评价试图以水系、流域、河流等不同空间维度为研究出发点，并在该出发点上选择适当的评价因子，重视流域水文、生态的时间关联和空间联系，分析实现多维信息综合的有效途径；因此，成为了河流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所以，城市与河流综合评价必须强调等级和维度概念，同时运用多维度特征信息，掌握流域等级系统并确定不同等级系统的关联，向城市与河流管理工作者提供综合的现状背景资料，并指导当前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和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多维评价的内容包含微观、中观、宏观等空间维度以及短、中、长等时间维度，它是空间维护和时间维度的合理选择与有机结合。

2.3实施原则

长期以来，适应性管理被公认为是管理复杂流域的有效方法。它利用规划、监测、反馈、调控等方式，明确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性尤其是不确定性。所以，它能够有效提高管理行为的针对性、管理结果的成效性。尤其是该方法与河流管理的集成中提出的要求；对于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法本身而言，它要求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能够结合生态系统、认识水平以及管理需求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之贯穿于设定管理目标、确定管理方案、后评估等关键环节的全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强化目标监测与后评估。

2.4参与原则

城市与河流健康将影响相关的河流管理行为和过程。参与群体：对各主要利益方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充分考虑，包括政府管理者(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水务部门、林业部门、国土资源部门、流域管理部门等)、专家(环境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水利学、社会学等专家)、一般公众(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河流沿岸居民)等。

3.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案的合理选择

3.1评价标准的选取

当前，无干扰状态或者微干扰程度的状态是否能够作为城市与河流健康的评判基准，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原因是城市与河流水环境综合评价的标准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为生态演替阶段、气候变化、地质构造变迁、人类生态价值以及社会历史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必然导致城市水环境综合评价标准的不同。所以，相关的评价标准需要在专家评判之后，并结合现有标准规范来进行具体地确定。

3.2评价指标选取

指标的选择必须遵守以下几点要求：既可以客观反映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又可以度量的综合参数；既要不受特定地域限制，又要易于比较；既能够考虑对人为压力的敏感性，又能够要求对自然变化的稳定性。

3.3流域尺度选取

该方面需要评价流域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植被覆盖、流域水力干扰机制、社会经济活动方式等一系列因素对城市与河流生态系统整体以及各组成部分健康状况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因此，考虑人类的价值，则需要选取较大尺度。

生态城市的基本概念范文篇3

关键词：城市；生态规划；基本生态用地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Abstract:Ecologicallandhasnotbeengivensufficientattentioninurbandevelopment。thisarticlebasedonecologicalland-relatedresearchInrecentyears,inthecontextofurbanandruralintegration,definesbasicecologicalconcepts.Combiningdifferenttypesofservices,combinedwithexistingland-useclassificationsystems,raisedfundamentalecologicallandclassification.

Keywords:urban;ecologicalplanning;basicecologicalland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建设用地的规模逐年增长。而与此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山峰被削平、河流被阻断，绿地被侵蚀，自然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鉴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严格限定，这些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多来源于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如林地、园地、草地或者滩涂等用地类型。而这些用地恰恰很可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关键的部分，一旦被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建设占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将难以恢复。改良现有的规划编制方法，通过对土地的生态评价，找到那些最有生态价值的土地，保留这些空间，城市建设尽量占用生态价值较低的土地，从而优化调整城乡生态安全格局。这也是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进程中，生态用地的概念很重要，其并不在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用地分类体系中，相关研究一直争议较大，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清楚界定生态用地的概念和分类。

一、生态用地的研究进展

生态用地在国外尚未作为一个独立和明确的类型提出，国内最早在1999年，董雅文认为生态要素的空间定位统称为生态用地；成片森林、湖泊水体、湿地、农业用地以及开敞空间等属于斑块状的生态用地；河流交通走廊、沿海滩涂等属于现状或带状生态用地。2000年，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也首次提到了生态用地，并从土地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生态用地是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草地、林地和湿地等。邓红兵于2009年在《区域生态用地的概念和分类》中提出，生态用地指的是区域或城镇土地中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既能够直接或间接改良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区域人地关系的用地类型。俞孔坚则认为生态用地是最小生态用地，不包含耕地农田养殖水面等用地，其于2009年在《基于景观安全格局分析的生态用地研究》中将生态用地定义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维护关键生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系统（土地单元）及空间部位。荣冰凌在2011年生态学报《中小尺度生态用地规划方法》中提出生态用地指以发挥自然生态功能为主，用于生产或生活用途以外的，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敏感度较高的土地。相关学者从不同专业和不同角度对生态用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发展。

二、基本生态用地的概念

本研究认为，以上关于生态用地的概念都有道理，但也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生态用地从广义上讲应定义为所有可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土地和未被建筑、人工构筑物、铺装覆盖的地面。包括林地、湿地、草地、水域、农田，也包括荒山、沙漠、盐碱地、棕地等。耕地的经济产出，是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部分，毫无疑问应当计入生态用地。沙漠、盐碱地等未利用土地，也有可能因处于重要的生态廊道上，影响着城市的生态系统结构，也应当列入生态用地。但是生态用地与规划实践相互结合时，便会发现这个定义，不易操作，可能会削弱那些高生态价值的土地的保护。

笔者提出将生态用地分为基本生态用地、潜在生态用地两个部分。目的是为了使概念更清晰，范围更明确，也便与操作。其中基本生态用地不是简单的用地类型的集成，基本生态用地是指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其空间位置对生态安全格局和关键生态过程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用地。基本生态用地之外的广义生态用地定义为潜在生态用地。区分基本生态用地和潜在生态用地的关键，主要是其生态价值和在生态安全格局中所处的空间位置，以及对关键生态过程的影响力。如即使是生态效益较低的裸地，如果处于重要的生态节点上，直接影响着系统的连通性和生态过程，其就应当列入基本生态用地。即使其是生态价值较高的林地，如斑块面积小，生存物种少，连通性弱，在生态格局中地位较低，则宜列入潜在生态用地。

三、生态用地的分类

1、不同土地类型的服务价值

根据Constanza等（1997）的研究成果，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进行整理后按照类型排序（见表1）。如果对这些生态系统分为五级的话，海湾和湿地是极高，湖泊河流和海岸是高，热带森林是中等，温带森林和草地是低，农田最低。那么从土地类型上来说，中等价值以上的用地类型，原则上要划入基本生态用地中，而温带森林、草地和农田等类型只有部分空间位置较为重要的土地需要划入到基本生态用地中。

表格1不同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格2基本生态用地分类表

2、与现有土地利用分类的关系

根据2012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城乡用地分类中的非建设用地中，E大类中的水域包含自然水域、水库、坑塘沟渠，和农林用地以及其他未利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中的绿地及广场用地中，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这些都属于生态用地的范畴。但是E2农林用地中的农村道路，E31空闲地，G3广场用地不应属于生态用地的范畴。这些用地中，在生态格局中位置关键的部分，属于基本生态用地。

3、生态用地分类

结合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功能，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市域尺度为例，笔者建议将生态用地分为五类，生态型、防护型、生产型、游憩型、潜在型。其中，生态型和防护型应原则上列入基本生态用地，游憩型、生产型、利用型生态用地要视其空间位置的重要性，部分列入基本生态用地（见表2）。还有一类用地，其实是建设用地，但是位于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上，阻断了生态过程，简称断点。这个在规划上建议要改变土地用途，恢复自然生境，恢复其在生态安全格局的连通性。可以将这类用地，定义为恢复型生态用地。但因为其现在还是建设用地，故不列入五大分类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