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6篇)

近代诗篇1

关键词：从容中内涵；勤勉多情；学会沉默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50-02

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揭示出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形象学是比较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他主要研究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如果要探讨殖民时期作家作品所折射出的形象，那么应该选择站在中间立场进行写作的作家作品。

中日战争后，洲国朝鲜人文学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化。日本称霸东北亚，建立了帝国主义新秩序。朝鲜人当中有人选择了与日殖民主义合作的道路，有人选择反抗，而又有一些作家不顺从也不反抗，以朴素的中立立场进行创作。这其中有朝鲜诗人白石。

白石于1912年出生于平安北道定州。1930年在朝鲜日报的新春征文中发表短篇小说《母与子》，在文坛崭露头角。与他同为定州出身的同乡方应模时任朝鲜日报社长，白石作为朝鲜日报的奖学生于1930―1934年赴日本留学。1935年在朝鲜日报发表了《定州城》，正式开始了诗人生涯。之后他几乎不写作小说，以诗歌创作为主。1936年成为朝鲜日报杂志部记者，出版诗集《鹿》。他还在咸兴永生学校任职英语教师，后来又回到朝鲜日报做出版部记者，随后在平安道游历两个月后回到首尔，于1940年1月左右来到满洲。白石在满洲时曾就职于满洲国国务院经济部，安东海关。1945年解放后回到故乡，在朝鲜他主要创作童话，于1995年去世。

白石游历日本、满洲、朝鲜平安道等地，没有受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摆布，站在中立立场进行写作活动。本文将以白石作品为对象，探究其中反映出的华人和韩人的形象。

一、从容中有内涵的美学――中国人的形象

白石与中国人的接触体现在《安东》等作品中。在创作时他还没有来到满洲。在到满洲后的生活中，白石的诗篇体现出对中国名人、饮食、日常生活以及性格等的关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中国人。诗《西瓜子，南瓜子》中出现了品行善良仁慈，留下五千言道德经，跨越函谷关的老子；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到故乡家中的陶渊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孔子。白石通过描写在公共浴室不顾他人，自顾自大喊大叫的瘦子，凸显出主张“自爱说”的梁子形象。在诗《面对白墙》中，继《在澡堂》、《西瓜子，南瓜子》之后陶渊明再次出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写下了《归去来辞》。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故人又称五柳先生。他是抛官归隐田园的诗人，过着“孤寂高傲凄凉”的生活。简言之，白石引用的老子、陶渊明、孔子、李白、杜甫都是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通过列举这些人物，我们也可以看到白石想象他们一样放空心灵，智慧生活的心态。

来到满洲后，白石常用“善良人很多的国家”、“曾经的秦魏”、“支那国人”、“所谓殷商越国人的子孙”来表示中国和中国人。当时白石在满洲，他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满洲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达。那么在满洲，白石看到的中国人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诗《在澡堂》中说到中国人在浴室里却对搓澡这样的事儿不感兴趣，虽然对此不能理解，但诗人说“悠闲慵懒中，不管是人生，生命，中国人都很珍爱。这样悠远深沉的心灵真好”。在《归农》中的“中国人老王是有钱人，但他并不贪心，辛苦地种菜，为了听百灵鸟叫，给‘我’租地。老王‘心中很悠然’，‘我也很安心’。中国地主老王为祈求庄稼丰收，每年都会去祠堂祭拜。每每这时他都会带着‘我’这个朝鲜人一起去。”从这之中可以看到老王的从容大度。

诗人从“嗑西瓜子、南瓜子”的行为和在澡堂遇见的人们“悠闲慵懒”的日常风貌中发现了“深邃悠远且沉重”的内心世界。这表现出了中国人从容中有内涵的性格。

中国人从容的性格可以说源于中国特有的乐天主义。乐天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天命思想”，即宿命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乐天主义根深蒂固。这种乐天主义源于满足于自己现有生活或其他形式的宿命论。不论是老子的无为自然思想，还是儒教的贫乐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乐天性的伦理因素。将自己交付与自然的生命状态，享受艰苦的生活，那便没有什么可悲观对待的事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乐天主义。上述提及的老子、陶渊明、孔子等伟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中国的乐天主义还可以从神仙思想中找到根源。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地生活，再多走一步就可以达到解脱的境界。这种神仙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的乐天主义，所以为了得到好的结果，就不要着急，要学会慢慢等待。这种态度支配着中国人的行动、思想，急功近利得不到好的结果。这种从容悠闲延伸开来就成为忍耐性、适应性、韧性，这使中国人有了内涵并成就伟大的事业。白石所关注的正是这样的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一部分。

二、勤勉中有情的美学――韩国人的形象

白石的诗中，中国人一般以名人或普通人的群体形象而出现；而朝鲜人则多以个人形象出现。这与他在朝鲜生活的经历有关。作品中的朝鲜人有母亲、父亲、爷爷、奶奶、叔父兄弟等家庭成员和亲戚，还有许俊、郑玄雄等朋友，这些诸多人物都悉数登场。那么白石作品中朝鲜人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诗歌《许俊》中的朋友“许俊是从纯洁和平的世界来到人间游历的人”，这说明许俊是内心善良且温和的。许俊出生于平安北道龙川郡，白石就职于朝鲜日报时，他们结下了亲兄弟般的深厚友谊。诗人不仅赞扬许俊，而且将朝鲜称为“晶莹圣洁之泪的国家”、“温暖备至的星光的国家”、“泪光的国家”。晶莹的泪水寓意纯洁善良的品质，温暖的阳光寓意和平与平和。诗歌《寂静》中爱吃“酸杏儿”的年轻儿媳在下雪的早晨生下孩子。圣洁的初雪带来的祝福和新生儿的降生成为人与自然界和谐的交感。与此同时，公公在黑黑的厨房里为生产的儿媳熬海带汤，他的形象在笨拙中饱含深情。他们正是勤劳朴素的朝鲜人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勤勉而又有情有义的民族，在集体中共享情谊的人们的形象十分丰满。

诗歌《篝火》中，人物成对出现，最后还出现了大狗和小狗这样的动物形象。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和刚通过科举考试的学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老人和做佣工的孩子、新女婿和穷困的亲家公、流浪汉和一家之主、爷爷和孙子、卖毛笔的商人和修补的工匠等，都在这里抛开身份高低之分，平等地坐在篝火前烤火暖身。在这样不拘繁文缛节的空间里，人们之间的感情会加深。“情”正是通过这样分享的空间得以存在和实现的。

韩国人“情”的美学源于悠久的农耕社会共同体。在农耕社会，集体行为中人们互相帮助，并收获着一年的果实。在共同体生活中，人们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产生了情，这就从朝鲜人的气质中体现了出来。勤勉中有情，白石所关注的正是这样的韩国人国民性中的一部分。

三、对朝鲜人的自我反省――沉默的美学

白石在许多诗中都提到朝鲜人是勤勉而有情义的，但同时对成为亡国奴的朝鲜民族进行了自我反思。这些体现在《满鲜日报》发表的《朝鲜人的饶舌》评论中。

“饶舌”是指说很多没用的话。白石看待朝鲜人废话是相当不愉快的。他指责殖民地满洲朝鲜人“不知道安静思考”、“不爱思考”、“终日嚼舌，没日没夜地说话，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聊地笑”。他认为朝鲜人抛弃了民族主体性，以为自己跟当地人一样，没有思考地行动，这样会导致民族灭亡。所以应该“闭上嘴，去愤怒，悲伤，认真探索”，然后才可以得到“光明的照耀”、“令人激动的光明”。这是白石对满洲朝鲜人的生活冷静且犀利的批判，也是对民族的自我反省以及对光明的艰辛探索。白石认为民族之轻重在于魂，而魂是指“深而沉”的魂。这可以用“默”的精神来表达。“沉默”的字典意义是“不说话，静静的状态”。“沉默不语”、“保持沉默”、“打破沉默”、“沉默是金”、“百闻不如一见”等与沉默有关的话语有很多。意思是比起说得多，倾听对方的话并谨言慎行往往会更好。就像人有时该说话，有时不该说话一样，人有时该沉默而有时则不能沉默。诗人认为对于满洲朝鲜人来说，沉默和思索才是他们需要的。作品中的沉默还没有发展到表示挑战和反抗的那种沉默。

诗人提到了印度蓝光“肃穆的沉默”和蒙古“草原寂寥的重量”。诗人自问朝鲜人是丢掉了这些，还是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精神，并倍感悲伤。印度的蓝光象征着最高等级的婆罗门。1947年法律废除种姓制度后，普通人家也可以用蓝色来粉刷房屋。印度恒河万年的蓝光和无边草原的寂寥，它们的深度和重量给人以压迫感。也许朝鲜人需要的正是这种重量。

白石作品中的中国人的形象是从容中有内涵。中国人从容来源于乐天主义，而乐天主义则来源于传承数千年的天命思想和宿命论，以及追求解脱的神仙思想。白石作品中的朝鲜人的形象是勤勉多情义，这来源于韩民族悠久的农耕社会集体生活。农耕社会中，在互帮互中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感情，收获果实。同时，对于满洲朝鲜人的生活，白石是带着无限的怜爱进行批判，同时呼吁人们学会沉默，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殖民时代朝鲜人真正的自我反省，也带有韩国人的书生思想。笔的文化――文治思想，淳朴洁净的自然主义意识与时常自省的意识相结合构成了求进步的书生思想。

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看待形象的视角和标准都不尽相同。将其他作家眼中的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形象进行对比，这样的研究也必定很有意义。笔者今后将再对此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近代诗篇2

笔者曾指出，新诗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除了时代、社会、传媒等发生巨大变化之外，尤其有赖于汉语发生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剧变。汉诗长期采用文言，文言是在先秦口语及当时书面写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超越众多方言的古代中华民族共同语，其形成之后沿用至近代，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在信息手段不发达的时代，能超越众多方言的隔阂，实现最大范围的解读及流通，无疑有助于推进汉诗的巨大繁荣。但另一方面，文言为了确保超方言性和稳固性，其变异必然远远小于地域性很强的口语(白话)，逐渐与汉语口语发展脱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导致相当程度依托“文言”，这使汉诗在社会发展水平有限、传媒不发达的时代也不得不依托“文言”，从而与现实语言脱节严重。对以语言为媒介而需要与接受者保持最切近联系的诗歌艺术来说，这当然是不可永续的。到20世纪初，这种矛盾已十分尖锐突出，加上当时社会启蒙、国家变革等迫切需求，不得不彻底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以白话全面代替文言。这正是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天来看这场新文学运动，由于内在的迫切需要，也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新闻传媒的逐步发达、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当时具备了相对充分的条件，现代白话主导地位很快确立。这意味着新诗以前的样式，无论古体、近体还是词、曲，由于都是以文言为基础或文言占较大比重形成的，必然难以适应这样剧烈的变化。换句话说，旧体“生锈”了，无法良好地适应现代白话语境和时代、社会的巨变。至少可以说，不可能仅仅依靠旧体或者主要依靠旧体去适应新时代对诗歌艺术的要求。

现代汉诗对白话的引入是全面而彻底的，胡适把能否运用白话创作新诗视为新文学运动语言变革成败的关键。本来，由于文体的特殊性，例如可诵甚或一定程度可唱，尤其是与接受者更贴近甚至无障碍沟通等特性，历代汉诗在一定程度上融人了当时的口语。不过，由于社会条件与传媒水平不发达的制约，这种引入通常是有限的，以免在增加平易与鲜活的同时损及文学语言超越方言的广泛流通性。明、清两代由于崇古、拟古风气盛行，汉诗创作对口语的引入陷人停滞甚至倒退。古代汉诗即便是更为接近口语的词、曲、民歌，也保留着以文言为基础的特征，在整理最口语化的民歌时，其中的虚词、叹词往往换成了文言的“之乎者也”。只有现代新诗的语言革新最为彻底，解决了语言与接受者之间的隔阂以及旧文言承载新思想、新内涵的困难。尽管现代汉诗依然道路曲折，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探索，但必须肯定，由于彻底解决了新诗所依存的语言媒介长期累积起来的巨大障碍，可以实现新思想、新内涵的顺利融入，为汉诗重新恢复活力及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变能启盛”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叶燮《原诗・内篇之三》说：“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过去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样式，影响力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都指出文学必将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20世纪新诗的诞生，正是汉诗实现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都必有新体的成熟。汉诗第一次大繁荣是周初到春秋中叶，代表作是《诗经》，这是中国第一种成熟的诗歌样式四言诗的繁荣期。楚辞可算是汉诗的第二次兴盛，产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新样式，从形式上看是以六言为主的诗歌形式，与《诗经》的四言诗明显不同。

两汉至隋是汉诗相对沉寂的时期，但新变的酝酿与探索并未停止。五、七言诗均发端于汉代，其后相继成熟。其间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陶渊明，他的作品大多是五言诗，既不同于四言，也不同于六言。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永明体”的出现，核心是把汉语音韵引入五言诗而形成新体。到了唐代，汉语音韵成功引入七言诗，形式进一步完备，由此形成了所谓“近体诗”，即众所周知的五、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的最终成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进入黄金时期的关键因素。唐诗的繁荣固然不限于格律诗，但近体的空前繁荣至少占据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唐代其他诗体如乐府、歌行等，基本上非五言即七言。大致可以说，唐诗乃是五、七言古体与格律诗的繁荣。试想，若唐人因为抱怨五、七言不及四、六言成熟古雅，或仅仅停留于陶渊明的非格律五言诗而无新的精进，是否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唐诗的惊人繁荣?

林语堂说：“三百年前李白和杜甫才气焕发，一度使唐朝的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人争相模仿的同定诗格。但是五言或七言律诗……(把)瀑布、鹭鸶或柳影的最后一丝风情已发掘殆尽・唐代诗家的充实感和情绪张力也就随着消失了。”说格律诗的表现力止于唐代未免夸大，不过，宋人的确没有止步于此前的古体及唐代格律诗，他们把流行于民间的唐五代文人已注意到的词加以改造・成为合律的文人词，并大量创制新调，这已不同于流行于民间的普通曲子词，实际上形成了新体，推进了宋代诗词的发展。同样可以设想，若宋人只是沿袭唐代五、七言古近体诗，恐怕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只能止于唐代了。元代的曲是另一种新体，产生了大量优秀散曲，还与戏曲结合形成杂剧，是中国古典诗歌繁荣的一种特殊方式，带有某些“共生”或“寄生”特征，虽然不及唐宋诗歌的鼎盛，但因新体的产生保证了诗歌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古典诗歌式微于明、清，这时小说成熟，诗歌的低潮明显地与根本没有新体的成熟有关。由此可以推断，若无新诗诞生，不管旧体诗词如何热闹，汉诗都没有再度繁荣的可能。

三、几点思考

第一，给新诗更多一些时间。由于文献欠缺，我们无法考察四言诗产生的确切年代，因而也无从知道四言诗从诞生到《诗经》的繁荣经历了多长时间。四言之后六言的成熟，即从《诗经》收录诗篇下限的春秋中叶到楚辞的出现，经历了200年以上。五、七言诗从出现到成熟经历的时间更长，不算五、七言在汉端，从南朝齐梁年间的“永明体”到初唐近体诗的成熟，也经过了200余年。词从唐初到宋代的全面繁荣，时间也不下200年。这样来看，一种新体从诞生到成熟通常需要200年左右或更多，但新诗诞生至今不足百年，我们似乎可以给予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新诗的发展。

第二，新诗需要推进文体建设。与散文、小说不同，诗歌艺术通常需要形成某些具有形式特征(这种“形式特征”可大量“复制”)同时又特别适应时代审美心理的样式。如周代的四言、战国的六言(楚辞)，两汉至唐的五、七言以及近体诗、宋词、元曲等，这种相对稳定并可大量“复制”的形式特征，往往就是当时“审美心理的形式化”反映，似乎是诗人与读者实现有效沟通的心理默契，是诗歌获得更大范围接受和流传的有利条件，和小说、影视艺术依赖引人入胜的情节、魅力十足的人物形象而广泛流传出于同样的道理。诗完全失去形式特性，如废韵、结构的过分随意、极度散文化等，则犹如小说、影视没有曲折的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作为有限的试验固然可以宽容一些，但显然不能作为

合理的整体方向引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新诗产生于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又经历了连年战乱和国家建立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贫弱动荡的环境难以提供较为稳定的条件，新诗文体建设难以有效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新诗作为一种冲破某些藩篱或标榜自由的工具，在引领时代潮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理性的思考尚有不足，文体建设也没有同步展开。奇怪之处还在于，新诗也即自由诗的文体建设有时被误以为可能危及其自由特性，从而导致把文体建设与新诗的自由精神有意无意对立起来。实际上，新诗文体建设越成功，新诗的自由精神、时代风气的表现就越有效。只有广泛接受与流传，新诗的自由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就实质而言，二者不是矛盾和排斥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据笔者观察，新诗在今天主要代表一种求新求变的理念，而非像四言、六言、格律诗、词、曲等已经成为成熟的样式。推进新诗不断完善以形成真正的新体，还需要大力探索。闻一多在20年代提出的“三美”说固然出于时代的仓促，但已显示出诗人推进文体建设的急迫心情。50年代王力《汉语诗律学》以10余万字考察“白话诗和欧化诗”，以学者的严谨阐释了他的诗体建设理念。吕进指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需要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提出了新诗文体建设的思路。

近代诗篇3

【关键词】秋瑾思想研究诗词研究

一、秋瑾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秋瑾的思想中包括反帝爱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思想这三种成分。自然，也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此，研究者并无异议，但在某些问题的具体分析评价上却不尽一致。

关于秋瑾的反帝爱国思想，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形成于庚子事变后秋瑾随王廷钧寓居北京期间。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秋瑾集》的“出版说明”、肖善因的《近代女革命诗人秋瑾》均持此说。郭延礼《秋瑾文学论稿》对此问题的分析更为确切、全面和深入。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斑斑血迹，历史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迪，家庭熏陶和教育，革命战友的影响，便是秋瑾反帝爱国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因素”，而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感受并萌发“反抗种子”，则早在随祖父居住在厦门等地就已经开始。因此她少女之作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已经流露出对国事的无限忧虑和焦灼不安”。但这还只是忧虑，入京后尤其东渡之后，“反帝爱国思想更加明朗”。秋瑾反帝爱国思想的主要局限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仍较模糊”。

关于秋瑾的反清革命思想，分歧较多的是如下两个问题：其一，秋瑾何时确立了这一思想?多数研究学者认为是赴日以后。其二，怎样评价秋瑾反清革命思想的历史局限?这一分歧主要集中在《秋瑾集》的“出版说明”和郭延礼之间。他们都认为，秋瑾存在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但《秋瑾集》的“出版说明”认为，秋瑾对“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认识模糊”的。她对“汉族的光荣传统和反抗外族的志士仁人”的宣扬。不仅“很难真正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觉悟，在客观上还支持了汉族阶级中的封建势力”。她的“不惜自我牺牲”，但却“不愿置身群众之中，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郭延礼在《秋瑾文学论稿》中先后指出：在当时，“只有反动腐朽的清王朝，才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秋瑾等人鼓吹“反满”，虽然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基本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秋瑾固然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但她参加过革命组织，创办过宣传群众的报刊，为发动起义“走遍浙东地区穷乡僻壤”，从容被捕也是“为了保存浙江万余名义军”。因此，秋瑾并非“不愿置身群众之中”，亦并非只是“采取恐怖的暗杀手段，依靠少数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关于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者的观点大体一致，而所有论述都不如郭沫若《的答案》一文所提出的基本观点精炼而深刻。郭沫若认为，秋瑾作为一个“女性的解放者”，其行动“有深沉的理性以为领导”。秋瑾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易卜生《娜拉》一剧未曾写出的答案，这就是千千万万不愿做家庭玩偶的娜拉们，应该“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担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夏晓虹在《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中指出：“秋瑾作为晚清女界的先觉者，其思想有一个随着时代思潮而演进的过程。1902年前后的北京之旅，是秋瑾女性独立意识萌生的一大契机。在京期间，她得以结交众多新派人物，莸读各种新书刊，思想迅速趋向新潮和进步。北京时期的被瑾，认识已达到争取妇女解放的高度，其实行手段是推广女学，以获取女性自立的能力”。进而我们可以看出秋瑾思想变革的一个转折点。

二、秋瑾诗词研究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和诗人。从其从容就义之后，学术界就对她的诗词创作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与研究。

20世纪最早评论其诗词的是何震。她说：“今读其诗词，多慷慨之音，凡欢愉忧愤之情，身世国家之感，一寄之吟咏，思有所寄，援笔直摅，而生平志节又隐约于意言之表，殆古之所谓性灵之诗欤!”这简短的评论，却概括了秋瑾诗词的基本特点。上个世纪20年代，梁乙真评其《芝龛记题后》是“诗笔磊落有英气，直陈其性情矣”；并指出其“未尝无磨盾横槊、拔刀杀敌之概；然亦不过慷慨当歌之意耳”。开始把秋瑾列入文学史里论述，具有了开创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对秋瑾诗词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从文学史而论，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比较有代表性。与此同时，萧善因作《近代女革命诗人秋瑾》。将秋瑾诗词以1904年东渡日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来论述，显得更明确，更清晰。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秋瑾及其创作研究的高峰期。论著数量增多，论述范围扩大，论述问题也越发深刻，这一段时间是研究秋瑾的热潮时期。王祖献的《试论秋瑾前期的诗歌及其思想》，尽管在时期的划分上与萧善因的看法相同，但是他的论述却更全面、细致。

在探讨秋瑾诗词艺术方面的论著中，郭延礼的《论秋瑾诗词的艺术风格》是很有深度的文章。他认为秋瑾诗词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秋诗艺术风格的主导面是积极浪漫主义”。第二，与浪漫风格相适应，在表现上，具有三个特点：“运用丰富的想象，通过夸张的手法描写形象”，“自抒胸臆，不假雕琢”；“比喻的人格化”，第三，“质朴自然、清新流畅”的语言风格。

龚喜平的《秋瑾的“歌体诗”创作与中国近代诗体变革》中写到：“歌体诗”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歌体诗”的重要代表作家，秋瑾的“歌体诗”实践有力推进了近代诗歌的体式变革。其“歌体诗”一体由变通的歌行和新创的歌词构成两翼，共同代表着她从语言、韵律、节奏、句式、章法等基点出发，打破旧诗形式，获得诗体解放的可贵努力和可喜成绩”。在这篇文章中总结出秋瑾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代表着秋瑾文学革新理论的基本方面，并贯穿于她的创作实践当中，引导其文学创作结出革新硕果。

近代诗篇4

史料是历史学习的基石，优美的诗篇当然是研究历史的宝贵材料之一。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说过：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绘的历史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它们正是各时代人民的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历史大师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也倡导以诗文证史。这就给我们丰富和改进教学手段提供了有力的启示：历史教学中应该引入诗歌。

一、直接引用”，成为丰富课本文由收集整理堂内容、激发学生兴趣的素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载满辛酸、写满血泪的历史，多少英雄豪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探索救国道路，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精神是激励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用诗歌再现这段历史，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实践中，笔者主要采取以下形式将诗歌引入教学之中。

1.以诗咏人

比如讲林则徐时直接引用他自己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其爱国的热情和禁烟的决心。讲到他被流放时用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突出英雄报国无门的伤感，烘托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激起学生的共鸣。

正是一些优秀诗歌的描写和提炼，让我们在读到一些诗句时，很快就能展现一些历史人物的形象，过几十年、几百年都不会遗忘，例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

2.以诗咏事

历史事件的讲述也可以将诗歌引入。甲午战争失败使得台湾被割让，丘逢甲在次年写下《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是当时四万万中国同胞内心屈辱的心声。《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在历史教学中恰当地引用诗歌素材，首先，可以帮助学生从文学角度认识和了解历史的演进，感悟历史场景的壮阔，有利于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其次，有利于学生兴趣的培养，皮亚杰曾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许多优秀诗篇生动形象、意境优美、隽永动人，如果在历史课堂中恰当运用，会起到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而且能使学生迅速地融入当时的氛围中去，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加深情感上的认识。

二、自我创作”，以诗抒情，真实地体现历史学习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前苏联学者斯卡特金曾经说过，未经过人的积极情感强化和加温的知识，将使人变得冷漠，由于它不能拨动人的心弦，很快就会被遗忘。所以，让学生有感而发写一些诗歌，不仅能加深学生对已学知识的记忆，还锻炼了他们的写作能力，提升了他们的思维层次，加深了他们的情感体验。

在学完近代史第一单元《列强的侵略与人民的抗争》后，我让学生写一些诗歌表达自己的感想，学生作品的质量超出了我的想象，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作品：

1.《唤醒雄狮》

当西方社会迈上世界文明进程制高点，

当中国在封建社会的迟暮中步履蹒跚，

当历史性的全球变化来临之时，

清政府麻木不仁，陷入挨打境地，

《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赔款割地，失去岛屿……

同仇敌忾，抗击侵略！

不怕牺牲，前仆后继！

沉睡的雄狮终被唤醒！

中华民族正谱写可歌可泣的反侵略篇章！

2.《幸福条约》

天色变了，海在呼啸，

英国逼近写下《南京条约》；

天色变了，天在哭泣，

英法逼近写下《北京条约》；

天色变了，地在怒吼，

日本逼近写下《马关条约》；

当这一切的一切黑暗之后，

暴风雨来了，它狂呼，它肆虐，

我们的母亲狂哭泣。

当这一切的一切过去之后，

只留下一张《辛丑条约》。

天色变了，我们崛起，

等待的是一纸《幸福条约》。

3.《那天堂的林园》

曾几何时，那无数珍宝熠熠生辉，

曾几何时，那花园充满欢声笑语，

可是在1890年的一天，

两个强盗攻占北京，

闯入了那天堂的林园，

刹那间，

天堂变为了地狱，

疯狂打破了宁静，

人类理智早已丧失，

修罗之火肆虐燃烧，

中国啊，

你要睡到何时？

有人想分裂国家，

有人想蚕食国土，

东方巨龙，苏醒吧！

4.《中国》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

是谁？写下这两个字……中国。

它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

更让人读得心酸，读得悲痛。

那看似傲立东方的鸡，

已萎缩在清末史书里，逐渐清瘦。

一次次条约的签订，似乎让中国彻底跪倒，

义和团们的呐喊，时刻弥绕在耳畔，

英雄们以枪杆做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

我想，我们一定会要回自己的国土。

土地在被暴风雨打击，

河流汹涌着悲愤，

风，无休止地吹刮着，

近代诗篇5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ch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这是进入20年代以来第一种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论著。论著把50年间的文学

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学两大部分。古文学涉及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严复、林纾

的翻译，梁启超的散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而以章炳麟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五四文学

革命的核心是主张和创造白话文学。白话文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最终取

古文学而代之，成为五十年文学演进的最重要的成果。胡适在本文中所运用的把文言写

作的作品称为死文字或半死文学，把白话写作的作品称为活文学的观点影响深远。1923

年，鲁迅用三年时间编著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小说

史研究著作。《史略》中的最后三章：《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清末之遣责小说》述及近代文学的内容。书中把19世纪中后叶印行的专写妓家故事的

《品花宝鉴》等数部长篇白话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把20世纪初问世的《官场现形记》

等数部小说称之为谴责小说。《史略》中有关于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的概念内涵及其评

价，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沿用。1927年周作人著《新文学渊源》一书，书中把两千年

的中国文学史，看作是言志与载道两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又谓五四新文学当从晚明公安

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处追寻思想根源。出于立论的需要，周著追溯了明末至五四

的文学变化，对近代文学亦有涉及。胡适、鲁迅、周作人均为新文学主将，其著书立论

的新文学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稍后出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择的

《中国文学史》，其有关章节，立场与胡适等人自无不同。

1928年，陈子展应田汉之邀为南国艺术学院近代文艺讲座，陈氏最初拟用胡适《五

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作为讲义，但又感觉到胡著偏重白话文的倾向过于明显，不足以反

映近代文学的全貌，故而动手写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著所言的“近代”是从

戊戌变法开始。作者认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

近代文学的变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陈著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

全书涉及梁启超倡导的诗、文、小说界革命，桐城派、宋诗派新的发展、翻译文学的概

况等内容，最后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结。论述兼及新旧两派，立论平和而公允。

1933年前后，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钱著的所谓现代，盖指辛亥革

命前后。起于王闿运，止于胡适。书中叙述依旧分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全书

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

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前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

详尽，立论对旧文学也多有回护。

1940年起，吴文祺所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在《学林》连续刊载，所谓近

百年，实际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吴著较为注意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寻

找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已经带有唯物史观影响的痕迹。其对新旧两派文学的评价，也

不再落“死”“活”文学之争的窠臼。吴著中对桐城派与文选派之骈散之争，对王国维

文学批评的成就，对章太炎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影响等问题的论述，超越流俗，多有见

地，显示出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按文体分类，还有以下重要研究成果；

小说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门类。胡适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征”理路

，对《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近代长篇白话

小说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小说研究范式。其对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的考证辩疑，对作品

思想艺术的议论分析，常为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称引。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小说

闲谈》以对晚清小说资料和文坛掌故的熟悉而为研究界所称道。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

》专设《最近十五年》一章，以一个作家的特别眼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了一番巡礼

，郭昌鹤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涉及到近代有关题材的小说作品。赵景深对《品花宝

鉴》、《花月痕》等狭邪小说的研究，孙楷第、范鸱夷对《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小说的

研究，杨世骥、包天笑对谴责小说的研究，郑逸梅、严芙孙对晚清小说资料的收辑挖掘

，都是极富有建设意义的研究工作。

诗文方面，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文中对

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南社的有关评价，中肯深刻。《关于太炎先生二

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如椽之笔，盛赞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

生的楷模，又以为太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关严复翻译得失的评论，也极为后人重视。关于南社，

柳亚子、曹聚仁等，均有纪念文章。追昔抚今，感慨良多。胡先驌对宋诗派、常

州词派作家的论述，周作人对黄遵宪诗歌的注意，钱穆对龚自珍思想的研究，郑振铎对

梁启超于近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评价，都各有创获，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

有关严复、康有为、王闿运近代文学家的传记，以平实严谨见长。

戏剧方面，洪深、郑伯奇对中国晚清文明戏到现代话剧进路的思考，赵景深对梁启

超戏曲改良运动成就的梳理，刘雁声等对京剧及地方戏典兴衰的考察，郭沫若、吴其昌

、梁启超对王国维整理戏曲成绩的评价，浦江清、叶德均对吴梅戏曲成就的论定，都可

以作为这一时期对戏剧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文

学的研究进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阶段。在1840年至1918年为中国近代期、1919年至

1949年为中国现代期的历史分期方法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的起迄年

限随之得以相对固定，中国近代文学被看作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学科分支，也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的第三时期，随着唯物史观的流行和深入，研究者普遍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

角度，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念，阐释近代文学

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所反映出的反帝、反封建的

思想主题和作品所体现出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受到研究者空前的重视；反映下层劳

苦大众生活情感和近代志士仁人革命牺牲主义精神的作品得到褒扬推重。

应该承认，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给予这个时

期的文学史工作者在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性质、特点等重大问题方面以极

大的便利，许多旧文学史家看不清，说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迎刃而

解。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研究者对唯物史观运用得不太纯熟，或过于机械，这个时期

的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偏差。根据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近代文学属于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中国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文学研究活动中，

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学为分界的新旧文学的对立被扩大化；五四文学与维新文学革命的

联系被粗暴割断；个别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作，流于贴政治与阶级标签。

第三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标志之一是许多文学史的编著者

，如北大中文系1955年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

史著作，开始把近代文学列为专章专节。高等学校的文学专业，也把近代文学列入教学

计划。复旦大学1956级的同学还专门编写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近代文学作为一门

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标志之二是研究论著日益丰富。小说中有关侠义公案小说、谴责

小说、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成为热点，围绕这些热点，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学术争论。诗

文中有关龚自珍、魏源、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等作家以及有关鸦片战争诗歌、太平天

国文学、南社等思潮社团的研究较为集中。戏曲中有关话剧、京剧及地方戏形成与发展

的研究论著数量较多。标志之三是建国前即从事于文学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新作不断，

建国后培养的研究工作者渐露锋芒。前者如王季思、阿英、唐圭璋、范烟桥、赵景深、

钟敬文、任访秋、吴奔星、吴小如、张毕来、钱钟书，后者如章培垣、杨天石、李泽厚

、傅璇琮、邓绍基、劳洪、刘世德、王俊年。在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三期的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舸争流的气象。标志之四是作家文集、选集、研究资料类编得

到有计划的整理。建国后的三十年间，近代重要作家如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谭嗣同

、秋瑾等人的全集、选集及选注本陆续出版。北京大学师生选注的《近代诗选》、舒芜

选辑的《中国近代文论选》、阿英编辑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

》等资料类编的问世，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是实事求是学

风逐渐恢复，近代文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进入80年代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思想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

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

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强化和发展。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

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

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

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

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

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

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983年，在常熟召开了全国性

的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布置近代文学史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次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

、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十几年后，在综

合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学所推出10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其中，近代与现

代文学同为一编，而近代单独成卷。这种编排与50、60年代通行的把近代文学放在清代

文学末尾的作法相比大不相同。其本身应该说是对80年代以后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的小小回应。20世纪最后20年间，在学术界前辈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在学术界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确实是渐成气候。1988年建立的中国近代文学

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会，拥有会员300余人。学会

会员所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开设近代文学专业课程，招收近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博士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

与培养基地。

二、学科研究视野趋于广阔，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其系统性、组织性、科学性大大加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并涌现出一批

有着自己学术特色的学术群体。北京大学季镇淮先生60年代曾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编

之一，80年代后担任《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部分的主编，其有关近代文学的

研究论文，近期收入在《来之文录》中。孙静先生在读书期间，即参与了《近代诗选》

的编著，后参与《大百科全书》近代部分的编写，现正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写作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

学道路》及其它学术论文，多有发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邓绍基研究员，担任中国近

代文学学会会长多年，对学会工作，贡献颇多。邓绍基与张炯、樊骏共同主编的《中华

文学通史》，其近代卷由文学所的王飚、连燕堂、梁淑安、张奇慧主要执笔写作，书中

的立意见解，深刻而不俗。文学所中王卫民的近代戏曲研究，牛仰山、赵慎修的近代诗

文研究，斐效维的南社研究，都极有造诣。河南大学的任访秋先生曾从事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研究，60年代起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在各个研究领域均有建树。80年代后，所著

《中国近代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等研究著

作出版，其立论通达，古今不隔。关爱和所著《悲壮的沉落》、《从古典走向现代》、

《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论著在多方鼓励下，于90年代相继完成。河南社科院的王广西研

究员近年来新作不断，《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尤为学界所称道。河南社科院袁凯

声、河南师大李慈健，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创见。山东大学自陆侃如、冯沅君教

授起，就有注重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1959年毕业于山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的郭延礼先

生，60年代即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国近代文学新探》、《龚自珍诗选

》、《秋瑾年谱》、《近代六十家诗选》等著作颇具影响，80年代后，着手于三卷本《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并于1990年前后出版。该书广博深厚，且出于一人之手

，实属难得。郭先生近期又有《近代翻译文学史》一书问世。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曾整

理《人境庐诗草》、《海日楼札丛》，80年代后致力于《清诗纪事》的工作。其《梦苕

庵论集》，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论近代诗四十家》等论文，见识卓绝。其弟

子马亚中、马卫中等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多项成果。江苏与苏大近代文学研究形成

呼应之势的还有南京大学王立兴教授、南京师大张中教授，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的近代小

说研究也颇具实力。上海与广东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

60年代关于近代小说、黄遵宪诗歌就曾发表过极有见解的文章，80年代后，主编了《中

国近代小说大系》。黄霖教授继承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传统，在完成《中国文学

批评史》近代部分的写作后，又以一人之力，写出近60万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受

到学术界的重视。华东师大的徐中玉先生、郭豫适先生在近代文学理论、近代小说研究

方面多有建树。上海师大的王杏根、曹旭教授在文学改良运动、诗歌理论的研究方面学

有专攻。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主持编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众多近代文学史

中别具一格。陈先生编的《近四百年文学思潮》，从晚明讲到20世纪，其中关于近代文

学的部分由袁进执笔，其文理路清晰，见解深刻。广东的近代文学研究以中山大学与华

南师大为基地。中山大学的陈则光先生、卢叔度先生60年代就有近代文学，80

年代后，陈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问世，不久，陈先生去世，其未完成的史著

便成绝响。中大张正吾先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杂志数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一辑，为功于学术界甚多。康保成教授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是这一时期戏剧研

究的力作。华南师大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多年，他们主编的《中

国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评林》以及钟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显示出强劲

的学术实力。陈永标教授关于近代美学思想变迁的专著于近年问世，汪松涛、谢飘云显

示出良好的学术前景。广东顺德电大的马以君是《苏曼殊全集》、《黄节诗选》的整理

者，其主编的《南社研究》杂志对推动南社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澳门大学的邓景滨

等人率先在澳门成立近代文学学会，并开展了积极而有效的学术交流。东北方面吉林教

育学院的郑方泽、沈阳师院的张永芳，兰州方面西北师大的龚喜平，都以各自的研究成

果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成绩蜚然。研究资料（包括作家的文集、选集、年谱、传

记、作品编年等）的整理工作进行的如何，是一个学科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近代

文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在资料收集、筛选、汇编方面要作的工作相当艰巨，许多

研究者在资料整理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前面提到的七卷本《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

文集》、《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有关词条外，80年代以来，较为重要的资料成果还

有：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江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安徽师大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近代文学大辞典》，河北师大张俊才

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林纾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牛仰山编写的《严复研究资

料》，河南人民出版社袁健主编的《晚清小说研究概说》，山西大学董国炎撰写的《章

太炎学术年谱》，贵州社科院黄万机整理的《巢经巢诗钞》、撰写的《郑珍评传》、《

黎庶昌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湘绮楼文集诗集》等等，都

显示出版近代文学研究的实绩。

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学术发展历史，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理解的逐步加深

，随着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随着近代文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

近代文学的研究，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将显示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右加叔

＠②原字为犭右加卞

＠③原字为王右加交

近代诗篇6

论文摘要：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江湜(18181866)，字持正，又字瞍叔，别署龙湫院行者。先世居于安徽歙县之江村．清初为避疾疫迁于江苏．遂为长洲(今苏州)人。有《伏敌堂诗录}15卷，《伏敌堂诗续录》4卷；另有《集道堂外集诗》2卷。现存诗作共达1530首。

江湜非常重视自己的诗作，将其作为一生行迹与心迹的真实记录，尝在诗集《自序》中云：“余诗诚传世，后当自有定论。不敢挟数君子之推许以自矜重。惟念经变以来，平生亲旧至交，存亡乖隔，多可感者。……余年来身世既如此，因诗而感念亲交数人。死者不生，生者日以零落。仰观宇宙，不自知其泔之堕也。”事实也是如此，江湜一生虽穷困缠身，屡遭不幸，每发命途多舛、怀才不遇之叹，然其诗尚能具备一定的大家气象，数量众多，题材亦颇为广泛，显示出相当独特的个性。这在道光、咸丰至同治初年的诗坛上，颇为难能可贵。他也曾在《近年》中表达对自己诗作必传于后世的自信：“近年手创一编诗，脱略前人某在斯。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旧开枝。漫愁位置无多地，未碍流传到后时。要向书坊陈起说，不须过虑代刊之。”江湜的诗歌反映了他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也反映了

太平天国起义对江湜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深刻的，在后期所作哀悼师友的诗作中，诗人经常将死者的不幸、个人的遭遇与动荡的时局、战乱的冲击联系起来，使这类诗歌具有了更加具体深刻的时代内涵，诗人的情感也表达得更加充分。《有吊而作二首》云：“客里怜君病不支，名心宛转尚如丝。四书文为科场用，赚到生人作鬼时。”又云：“东南初动十年兵，知待何年再太平?君去泉台须缓步，转轮莫即到来生。”ⅲ卷“死亡虽然不幸，但因为东南战乱难平，遂劝说亡者不要急于再轮生为人，诗人自己的人生困苦fh此清晰可见。《吊邵笏思潘名》亦云：“哭尽亲朋作国殇，漫逃劫外阅悲凉。余生似我方祈死，正命如君曷足伤。应是夜台堪避世．若论魂气总归乡。一官不润书生骨，旅瘗吴山岁月长。”动荡的时局与生活的艰辛，竟令诗人产生生不如死的情绪。《挽陈少香丈三首》之三云：“相识兵端未动前，十年离聚儿诗篇东南渐乱君方老，岁月犹多我自怜。不死更看何世界，尽穷终算尽天年。在乡在客同黄土，清故诗人要墓阡。”虽是悼念前辈之逝，但每多感伤自己命运之思。“清故诗人”之念，已经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江湜诗作中，可见他临终遗命自己碑碣所书“清故诗人江j叟叔之墓”端非偶然，实是他中年以后对自己命运与处境的清醒体认。

江湜毕竟是对民生苦难多有了解、对现实社会问题多有思考的平民化诗人，因此他在表现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的同时，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层次思考，其诗的“诗史”价值也从另一角度得到了展现。《送友人之官》中就曾提出从根本上固民本、得好官、遏动乱、清天下的认识：“一千三百县，积成天下形。每县得好官，天下长治可。何缘有盗贼?盗贼非天生。天生不为盗，为盗谁激成?……我悲东南既。何日销甲兵?杀贼岂el少，于贼无亏盈。如草在广原，芟东而西萌。所当急本计，先固蚩蚩氓。使民不为盗，盗乃不日赢。杀一即少一，庶几风尘清。”

他还从对古代人物与故事的回顾中，品味自己所遭逢的时事，思索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问题。《读汤子遗书》就提出了从政者如何借鉴古代经验修己之德的问题：“宦达归来德不孤，百泉山里问修途。早编洛学微言振，晚救吴民积困苏。但见今之从政者，亦知世有若人乎?寒窗夜读遗书竞，春在梅梢信到无?”“《卞和诗》则针对当时许多人私心膨胀、自欺欺人的现象提出了诚心为治国根基的认识：“我思卞和，亦何人斯?有此诚心，堪为世师。使相王者，进贤无遗。以致隆平．为国治基。凡今之人，自私自欺。心寒于冰，以适时宜。令我千载，独和是思。匪和之思，莫抒我悲。”题下注云：“偶写古人物一幅，题日卞和之像，并系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