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投资学(6篇)

经济学与投资学篇1

[关键词]固定资产；ICOR；效率；TFP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1-06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增长迅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1980年仅有67.93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5766.70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84.89倍，可见在短短的31年间，山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在此期间，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贡献率等方面。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的贡献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大多是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索洛余值法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并对资本存量K值进行估算，得出TFP及其增长率、各要素及TFP贡献度等来分析其对国家、地区或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就促进山东省GDP增长其中的二大因素，即“硬实力”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与效率的关系和“软实力”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以得到这两种方式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山东省固定资产产业投资与效率现状分析

（一）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的现状

根据1999-2010年统计资料显示，山东省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少，并且所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从1999-2010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9年的3%下降到2010年的2.3%；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一直较大，并由1999年的44%上升到2005年的63%，后经过少许下降后回升，截至到2010年所占比重仍为48%；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最大，但投资趋势与第二产业正好相反，起初由1999年的52%下降到2005年的34%，后期又出现小幅度上升，截至2010年所占比重上升为49%。1991-2010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见图1所示。总体而言，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的比重最小且投资额增长缓慢。

（二）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

本文采用ICOR即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ICOR=K/GDP，其中K为资本增量，GDP为总产出增量。本文研究对象为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增量即表示为固定资本投资额F，公式改写为ICOR=F/GDP，即当每增加（减少）一个单位的总产出所需的固定资本投资额增大（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效率降低（增大）。另外，当ICOR提高时，固定资本平均产出率将下降，固定资本的总体效率也会随之下降。反之，若ICOR降低固定资本投资额减少，也就是说投资效率提高了。

表1是根据山东1999-2010年统计年鉴对全省三次产业的ICOR测算。依据我国正常年份1.5-3的指标经验值区间分析可得：1999年到2010年山东省三次产业的ICOR值在2.50-4.38之间波动，则全省固定资产是投资效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ICOR值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三）TFP分析

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较低，因此，本省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下面测算山东省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即技术进步的指标，从另一方面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

1.模型构建

生产函数如方程式（1）所示。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索洛余值法，对山东省的TFP增长率和贡献度进行测算。

三、结论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计算了1980-2010年间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贡献度以及固定资本、劳动贡献度。其中，固定资本平均贡献度和TFP平均贡献度较高，劳动平均贡献度较低。

由此可知山东省经济增长主要靠“硬实力”固定资本投资和“软实力”TFP拉动，并且固定资本投资拉动比TFP拉动要大，但固定资本投资三次产业效率较低，这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因此，亟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带动经济良性增长。

参考文献：

[1]王立成，牛勇平.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0（9）.

[2]黄宗远，宫汝凯.中国省区物质资本存量的重估：1978—2007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2）.

[3]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胡永平，祝接金.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3（2）.

[5]刘竹蓉.基于产业结构的陕西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经济学与投资学篇2

近年来，国民经济学专业取得了飞快的发展，从原来只有8家高校开设的本科专业到现在本科阶段已有30多所高校开设，国民经济学专业已经悄然走入考生的视线。

国民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还从未出现“国民经济学”这个概念。“国民经济学”的概念是1980年由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提出的。目前的分类上，国民经济学与国民经济管理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然而，国民经济管理学究竟属于哪个学科，一直以来存在很多的争议，有的认为应该属于政治经济学，有人认为属于应用经济学，还有人认为属于管理学，因此各个高校也有不同的称谓。

其实，目前真正开设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为数不多。1986年辽宁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办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随后全国有8家高校相继开设了类似专业，主要是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辽宁大学、江西财经大学，2008年安徽财经大学也新增了该专业。虽然它们的专业名称各有差异，但是在经历了很多的争议和摸索后，大家都对两个不同名称的专业的学科性质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经济类专业。它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预测与规划。它是一个比经济学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有很多的亲戚，如管理学、宏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正是因为国民经济学的跨学科属性，所以到目前为止，国民经济学还是一个有着很多争议的学科。不过，国民经济学与它的亲戚们有着很多的区别。例如国民经济是个宽泛的概念，那么它可以与宏观经济画等号吗？宏观经济指的是经济运行的总量现象，如怎么计算GDP，国家怎么决定国民的收入，又该如何分配国民收入；还有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规模问题等都是需要研究的对象。而国民经济则包罗万象，比宏观经济宽泛得多。它不但涉及全部的宏观经济，还包括被称之为“中观经济”的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如“小灵通引发电信与政府的博弈”“某市煤炭资源枯竭，出路何在”等案例，甚至包括已形成群体现象的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同样，单个的企业经济、农户经济、家庭经济、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现象本来不进入宏观经济分析的视野，但它可以作为群体现象成为国民经济分析的对象。

培养模式“三分天下”

根据不同的专业名称和高校性质，国民经济学的学习和培养模式也有些不同。大致说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和培养模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注重宏观经济。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如产业行业地区等，所以需要学习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数量分析。如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侧重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侧重国际贸易管理与发展等。

第二类注重经济学的知识，更多地与金融学、财政学、统计学等有关，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知识的学习。按照投资学模式进行培养，着重财政税务、银行投资、证券投资等方面。如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等的国民经济学专业（投资管理方向）。另外还有西南政法大学侧重国际贸易与投资、西北大学侧重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等培养模式。

第三类注重管理学，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管理。专业课程包括如管理学原理、管理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有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与管理、统计分析和财务管理等辅助课程。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侧重管理，辽宁大学侧重国民经济管理和区域经济发展。

就业正走向学科融合

国民经济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包括各种管理部门、市场公关、营销人员、投资与咨询顾问、对外贸易等，因为开设院校少，竞争也不多，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经济学与投资学篇3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观念的不断深化，使投资的经济效益日益受到重视，因此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提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以山西省为例，运用Eviews软件分析1957-2006年山西省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1957-2006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6%。最后将所得结果与其他省市数据进行对比，并分析山西省教育投资经济效益低的原因。

关键词：教育投资经济效益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方程

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概念及计算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日益受到关注，也成为近年来教育界探讨较多的问题之一。

所谓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输送到物质生产部门后因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效益，是教育对社会发展贡献大小的度量，主要以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依据进行衡量。经济增长程度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或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来表示。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后素质提高而增加的收入，通俗地讲，就是经济增量中有多少是由于教育引起的。以教育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占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比例来表示。

目前计算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舒尔茨的余数分析法，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斯特鲁米林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及广义差分法。

文献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是较早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出定量分析的学者，他以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运用余数分析法计算出1929-1957年间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之后，美国另一经济学家丹尼森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计算得出同时期的教育投资经济效益为35%（G.S.贝克尔，1987）。此外，还有前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创造的以工资为尺度的劳动简化法，这也是我国学者在研究教育投资经济效益时运用较广泛的方法之一。例如，钟云华、应若平（2006）发表了《湖南省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粗估》，主要运用的就是劳动简化法。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2004）以云南省为例，同样运用劳动简化法，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40%左右。此外，国内学者运用比较多的还有生产函数法，实际上也是道格拉斯函数的应用。如杨亚军、李洪天（2006）运用生产函数法对1990-200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估算，为1.342%。申亚民、吴润（2003）运用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测定了教育投资对西安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58%、37.71%。关于广义差分法的应用，国内运用较早的是范柏乃、来雄翔（2005）发表的《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之后，罗建平、刘俊花（2008）发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运用的也是此方法。

本文以Eviews软件为分析工具（高铁梅，2005），首先检验了剔除物价因素后1957-2006年间山西省教育投资总额与国民经济总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建立回归方程，分析了山西省教育投资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回归方程时同时引入对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的最终消费额这一自变量，使得回归结果更理想。

教育投资与山西省国民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为了考察教育投资的实际经济增长效应，在做分析前，本文先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对GDP及EDU进行调整，以剔除物价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得到的数据为PGDP、PEDU。从而得出1957-2006年山西省实际的及剔除物价影响的国民收入和教育投资额，具体如表1所示。

通过Eiews软件对PGDP和PEDU进行相关性检验，其相关系数为0.996，可见教育投资与国民收入高度相关，接着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F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有理由拒绝原假设，即PEDU不是引起PGDP的原因，以及PGDP不是引起PEDU的原因。得到结论，PEDU与PGDP互为因果，即剔除物价因素影响的教育投资额是引起国民收入值变化的原因，同时国民收入值变化也是引起教育投资变化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

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山西省国民收入增长率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用于研究一个变量（因变量）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变量（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方法。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且互为因果，因此首先建立以教育投资增长额为自变量的一元回归方程。

（一）以教育投资增长额为自变量的一元回归

为了消除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首先对PGDP与PEDU取对数，然后再求差分，得到其对数增长率分别为PLOGPGDP、PLOGPEDU。

根据1957-2006年数据，对国民收入的对数增长率和教育投资的对数增长率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得到如表3所示结果。分析表3结果，常数项的t值较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PLOGPEDU的t值足够大，表明教育投资增长率对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影响显著，回归方程为：PLOGPGDP=0.403PLOGPEDU，即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40.3%。

通过相关统计量分析（见表4），复相关系数为0.49，即方差的解释能力为49%。DW值为1.87，比较接近2，表明残差序列间可能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但是由于DW值对残差序列的相关性估计比较粗糙，于是进一步使用LM检验分析残差序列是否相关，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与通过DW值分析所得结果是一致的。但是，由于GDP的决定因素较多，如果只考虑教育投资的影响，显然复相关系数R2较小，即方程拟合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本文引入另一自变量，最终消费支出。

（二）引入最终消费额增长率为自变量后的回归

表6为1957-2006年山西省最终消费额，并且通过除以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剔除物价及通货膨胀影响。

同样，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剔除物价影响后的国民收入PGDP、教育投资PEDU及最终消费额PC取对数，然后再进行差分处理，得到相应的对数增长率，PLOGPGDP、PLOGPEDU、PLOGPC。建立回归方程，得到如表7所示结果，即回归方程为：PLOGPGDP=0.266PLOGPEDU+0.62PLOGPC。

如表8所示，在引入了最终消费额这一变量后，复相关系数得到了提高，由原来的0.49变为0.59，同时DW统计量也由1.87变为1.96，更接近于2。同样进行LM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同样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与通过DW值分析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PLOGPEDU系数为0.266，即每增加1单位的教育投资，国民收入的增长额为0.266个单位。即1957-2006年间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6.6%。

研究结果分析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教育投资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本文以1957-2006年50年数据为依据，首先仅考虑教育投资一个自变量，得出山西省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40.3%。然后，为了使回归方程的拟合度更好，引入最终消费额这一变量，使得复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49变为0.59，DW值也更接近于2。最终得到山西省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6.6%。

与范柏乃、来雄翔（2005）所计算出的1952-2003年间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24.4%相比，山西省达到了全国水平，但是与其他省份进行同向比较，山西省教育投资的贡献率略显低下，如罗建平、刘俊花计算了1985-2005年间内蒙古教育投资的贡献率为32.65%，云南省1982-2000年教育投资的贡献率为40%左右（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2004）。西安市1985-1999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71%（申亚民、吴润，2003）。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有：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数据年份对结果的影响也较大，改革开放前1957-1978年间，教育投资的贡献率普遍较低；而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质量的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其贡献率自然也就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山西省教育投资效益提高策略

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从结构方面来看，首先，合理化师生结构，既使教师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保证教学的高质量高水平。其次，合理化教师结构，精简机构，避免人员冗杂，人浮于事。最后，全面缩小城乡办学结构差距，继续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教育扶持力度，不断缩小区域之间教育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认真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保障社会各类群体平等接受教育的权益，切实维护教育公平。

从教育规模来看，目前山西省总体规模稍低于全国水平，但生均办学条件与全国水平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考虑加强薄弱学校的重点建设，适当引进兼并机制。对短期内确实难以改变现状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应果断采取兼并措施，以提高办学的整体效益。同时，在合理的教学规模上，要尽可能增大教育资源的投入，以增加生均教学设备等，从基础教育抓起，提高教学质量。

从教育管理来看，可以借鉴及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人员管理规范化、资源管理有序化、财务管理透明化三个方面做到有条不紊。首先，人员管理要做到各司其职，杜绝自设机构、闲置人员，充分发挥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需要补充的是，尽量避免教师资源的重复性投入，具体表现在近年来往届毕业生复读和中小学留级重读问题愈演愈烈。其次，资源管理要做到有计划、有目的。避免决策化浪费，如预测生源不当造成教室长期闲置、选择修建单位不当造成严重质量问题出现新增危房等。最后，财务管理要做到严谨化，透明化。资金分配方面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分配机制，同时加强对资金管理的考核监督，杜绝浪费。在此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精打细算，克服不切财力盲目攀比、盲目超前的思想；在校园规划上要做到科学、合理、重视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在购置仪器设备时，严把质量关、经济关、适用关，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G.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钟云华，应若平.湖南省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粗估[J].当代教育论坛，2006（7）

4.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学术探索，2004（2）

5.杨亚军，李洪天.江苏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及分析[J].教育研究，2006（7）

6.申亚民，吴润.西安市教育投资经济效益计量分析[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3，6（19）

7.范柏乃，来雄翔.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4）

8.罗建平，刘俊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8（2）

经济学与投资学篇4

关键词投资；投资效率；投资制度；转轨经济

作者简介：何志强，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都610074

李一鸣，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成都610074

投资是一个相对宽泛、内容丰富的概念，但如果仅从产出角度看，主要是指物质资产投资。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是指实物资产投资或产业投资，与虚拟经济下的金融投资相对应。对投资、投资活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而在现代的经济学范畴内，投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研究视角：资本与投资

资本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是古典、新古典、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本，并与劳动要素相结合，生产方可能顺利进行，资本便成为经济研究最为基本的命题之一。由于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从关注资本过渡到关注资本的形成――产业投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资本既然重要，资本形成过程――产业投资过程也就相应的变得重要。因此，资本和投资成为经济理论研究中两个相互联系而相对独立的视觉。

经济理论对资本与投资的研究往往包含在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一类基本问题就是生产的物质产品多少用于生产，多少用于投资形成资本，以实现效用最大目标，也就是最优资本积累问题。Barnsey(1928)率先从动态角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建立了著名的Ramsey无限期界最优化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在Ramsey模型基础上，Allais(1947)，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和Blanehard(1985)以微观为基础建立了代际交叠模型。[1]由于代际交叠模型可以研究个人寿命期间储蓄的总影响，进而研究最优资本积累问题，所以较Ramsey模型应用广泛。Ramsey模型和代际交叠模型都是从动态的角度，寻求最优资本积累路径，实现效用最大化。但两类模型在处理投资与资本问题时的一个共同点是将资本、资本形成――投资简化处理，这样就忽略了作为资本形成过程的投资行为与最终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处理方法出现在很多经济理论模型中。[1]由于资本形成(投资)和资本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一个过程，后者是结果，并且投资过程(资本形成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身具有独立性。所以，研究投资行为过程本身及其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就是探寻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资本存量，进而探讨其对经济的影响。由于这一研究内容非常复杂，随着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也试图通过建立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投资行为，并利用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中微观层面认识投资运行特征进而认识资本存量及其变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对我国经济的关注，我们更在意对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的认识。吕炜(2000)[2]在其专著中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定义，认为资本具有阶级和功能双重属性，前者可以划入历史范畴而后者则划人技术范畴，而技术范畴的资本的本质特征是盈利最大化趋势。从技术范畴的资本化运动来理解我国整个经济转轨特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实意义就是认识到资本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技术性质的生产要素，所以在转轨经济中，资本是可以参与利润分配的。更进一步理解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目标的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低效率存量资本的调整，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这两种趋势下，经济的转轨过程也就是如何保证投资与资本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综上，当分析资本时更多地与总量经济的运行情况相联系，而分析投资时，更多地与投资主体行为、投资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所以，资本和投资是两个有区别但同时又有联系的概念，从而形成两个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方法：模型与现实

(一)简单加速模型

早在1917年，J．M．Clark将固定(实物)资产投资与产出联系在一起，认为投资取决于未来的产出需求，建立了简单的加速模型，也是研究投资行为最基础的模型，它是其他模型的基础。其表达式为：Kd=aY(1)

其中，Kd是合意资本存量，a是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Y是产出水平。合意资本存量指在增加的净资本能够以不变价格瞬时获得的情况下，企业家选择的资本存量水平。而实物资本投资一般不可能没有时间滞后性，即意愿资本水平不能立即通过投资实现，Koyck和Chenery等对(1)式进行了改进，认为资本对于投资来说是一个缓慢而富有弹性的过程，通过增加滞后系数，建立了弹性加速数模型。

(二)弹性加速数模型

其中，YP是GNP，bn=αβn，μ是误差项，N为滞后期。如果将利润或者现金流加入模型中在理论上将更具有解释力，因为企业或产业的投资受自有资金充裕情况的影响较大，而外部融资一般有较高的成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往往受到预期盈利能力的影响，所以将包括利润在内的现金流加入模型(4)而形成现金流加速数模型。

(三)现金流加速数模型

其中，CF是实际现金流，名义现金流：税后利润+资本消耗前的资本消耗折扣+存货价值调整，名义现金流除以投资平减指数便得到实际现金流，其余符号同上。(1)、(4)式主要差异表现在模型(5)不仅关注产出需求对投资的影响，也关注供给对投资的影响，如现金流、资金使用成本，将需求和供给因素对投资的影响都纳入模型中，这是投资计量模型的一个重大进步。

(四)新古典投资模型

由于在投资行为进行中必然伴随有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

资本的供给价格，而价格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Jorgenson及其合作者将资本价格因素引入投资行为分析中，形成了最为有名的新古典投资模型：

其中，γ为产出中的资本份额，P为产出价格，c为资本服务租赁价格。结合上面的模型，得到如下可进行回归分析的计量模型：

为新增资本购买价格(相对于产出价格)，为净资本税的真实融资成本，a为资本折旧几何比率，m为投资税收抵免比率，z为折旧税收减免贴现比率，t为公司所得税。

(五)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了上述基于产出的产业投资行为研究计量模型外，投资研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变化来研究投资行为，Bminard和Tobin(1968，1969)在Keynes(1936)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投资的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其中，I为本期投资，K-l为上一期资本存量，a为常数项，N为滞后期，m为系数，Tobin’s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与基于产出的模型相比，Q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更加完备和更有解说力，原因在于投资与Q对未来产出与价格的长期预期会有相同方向的反应，在预期真实资本有盈利能力时，投资与Q值都将上升，而预期悲观时投资将受到抑制，Ciceolo(1978)的研究表明投资与Q是正相关的。但在利用Tobin’sQ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有条件的，更详细的理论分析可以参看Hayashi(1982)[3](213―224)的文章。

Chirinko(1993)[4](875―1911)根据投资计量模型对动态(dynamics)的处理，将相关的投资计量模型分为隐式模型(implicitmodel)和显式模型(explicitmodel)。如果动态因素显示地出现在最优问题估计系数中且估计系数显式的与潜在技术和预期参数相联系，那么就是显式的，否则为隐式的。由于包括动态因素和未来预期的显式模型与实际的投资活动更加接近，所以能够更好地解释投资行为，To-bin’sQ模型是显式模型的典型代表，其余四个模型都是隐式的。当然，模型与现实之间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不确定下的投资行为研究推进了现有研究，[5](54―65)在此不再赘述。

三、投资环境：制度与效率

从经济理论角度，投资制度环境可以简要分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各自所包括的投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如何在我们这样的转型国家建立一套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的投资制度成为转轨经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以投资和资本形成为工具变量，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方面以张军最具有代表性，其相关研究体现于其专著上[6]，认为我国经济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存在“过度工业化”趋势，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力量”。此问题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绍济增长前沿组的关注，在他们的系列文章[7]中，对我国投资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20多年来，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并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

其次，对我国投资效率及其的相关研究。沈坤荣等(2004)[8](52―63)从金融发展视角考察了我国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韩立岩等(2005)[9](77-84)利用Jeffrey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考察我国1993―2002年间资本在各行业间的配置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非常低，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化水平偏低。秦朵，宋海岩(2003)[10](807―832)从基于标准生产函数的投资需求模型出发，从投资需求所处的非均衡状态人手讨论了我国1989--2000年的投资效率特征，发现扩张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对投资需求有着强烈的影响，地区间投资不均的程度有所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效率一般高于西部省份的效率。可见，投资效率有助于认识和解释现实经济活动的合理与否。

再次是对转轨经济中投资膨胀机制的研究。与计划经济中的“投资饥渴症”相比，我国转轨经济中仍然存在非市场因素影响的投资膨胀。易纲等(2004)[11]从产权逻辑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投资膨胀机制，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低下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理论新意主要将转轨经济中产权不健全和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作为解释投资膨胀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因素，对于转轨经济投资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组(1999)[12](16―25)也认识到体制对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导致投资饥渴症，进而导致“经济过热”，造成经济波动；另一方面，转轨时期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障碍，形成体系性紧缩。

综上，投资、投资效率是考察经济运行状态的好视角，如总量经济波动、资本市场运行、区域投资差异等，但如何设计制度保证高效率投资的实现，是研究投资效率问题的必然归宿，特别是对于转轨经济。所以，转轨经济的产业投资制度是当前投资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好的投资制度才能保证投资的顺利进行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而这正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未来研究方向探讨：投资制度、演进博弈与GES生产函数

尽管产业投资制度对投资、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内容较少，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场经济里由于投资活动属于投资主体自己的事情，不存在统一的投资制度安排框架，政府要做的是要保证投资活动的自由、流动，投资制度设计思想及其研究相对模糊；其次是投资内容的广泛性，主要表现为投资可以通过金融、会计、企业、宏微观经济等多个角度来研究，缺乏

统一研究视角；再次是投资制度研究方法，由于当前流行的制度分析方法本身缺乏一致的理论模型，[13](143-150)投资制度研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式。下面从研究方法角度，尝试性的探讨投资制度研究可能的方向：演进博弈分析和CES生产函数。

(一)转轨产业投资制度与演进博弈分析

面对产业投资制度分析的难题，笔者认为一种新的制度分析方法――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转轨产业投资制度，这方面青木昌彦等(2005)[14](1-21)已经作了尝试性研究。一般的博弈理论对博弈参与人理性做了严格的假设，它不仅要求每个行为人是理性的，而且还要求这种理性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就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而言，“完全理性”是一个相当严格的假设，而博弈任意一方的理性和能力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纳什均衡难以实现。演进博弈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完美理性假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它只要求博弈方具有一种能够根据情况和新的信息调整判断与改进策略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弈方的预见力和判断其他博弈方的情况要求较低，并且允许犯错误，这种理性被称作“过程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Friedman(1998)给出了设定演进博弈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高的支付策略会随时间逐渐取代低的支付策略；博弈中存在惯性；博弈参与者并没打算系统影响其它参与者的未来行动。[15](15-43)而演进博弈的其它限制条件，如大群体、有限理性、随机配对、可观测策略等都没必要。演进博弈分析制度相较于非合作博弈有另外一个优点，演进博弈强调惯性(inertia)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是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变迁受起点的影响，而用“休克疗法”式思维来理解和进行制度变迁存在缺陷，因为制度是一个“演进”式变迁过程。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影响转轨投资制度演进的基本因素、博弈均衡下制度的特征，进而从制度设计角度使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向着利于提高产业投资效率方向演进。

(二)CES生产函数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实证分析

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经验检验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主要表现为利用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在研究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elasticityofsubstitution，CES)可以用来检验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设计运行效率情况：不同投资主体在转轨经济中投资地位的变化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可以概括转轨经济中国有投资与非国有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这通过CES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大小变化体现出来，进而检验投资制度设计的合理性。CES生产函数规范的表达形式为：

Arrow等(1961)在其经典文献首先分析了一类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也就是CES生产函数。与单位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不同的是，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要素K、L之间的替代尽管其数值不变，但其替代弹性并不为1，也就是说不同经济体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时间段间要素替代的弹性可以不同或变化，这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学内容，这主要通过(9)中的参数ρ变化体现出来。P的原始含义是要素替代参数，定义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σ=1/1+ρ，表示资本―劳动比率每上升1％，厂商将用相对便宜的资本代替劳动，资本―劳动比提高σ％。所以，σ的大小可以说明一个国家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当σ越大，说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替代对价格的变化越敏感，要素市场相对完善、要素市场相对完整。反之，当σ越小，说明一国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或者经济单位并没有追求效率最大化，在生产中的要素选择存在偏差。所以，σ(或p)的大小可以用来评价一国资本―劳动配置效率的高低。[16]

可以用CES生产函数来考察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及其效率，主要的变化是用非国有投资I和国有投资IG代替函数中的劳动L和资本K，有投资效率生产函数：

其中，Y是产出变量，可以是CDP，也可以是利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产出指标，IG国有部门经济产业投资，I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A为除产业投资以外使产出效率提高的其他因素，a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参数。在变形后的模型中，η表示产出一投资系数，令I/IG=i，即非国有和国有投资比值。

将ρ变形表达为决定弹性系数的变量：

其中rG和r分别是国有和非国有产业投资绩效。在此，σ可以理解为非国有―国有投资的替代系数，在国有―非国有投资效率比值每下降1％时，非国有投资的比重会增加σ％，所以它是一个反应系数，当其越大说明这种替代越有效，进而表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遵循效率原则，更具效率和市场性，反之则说明投资制度存在阻碍投资向高效率转化。进一步，可以利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间投资替代弹性的差异考察投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相应效率。

上面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利用演进博弈方法、CES生产函数对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及其变迁效率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可能性，笔者及其合作者正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以期能够加深我们对转轨产业投资活动的理解。如果将Chirinko(1993)认为未来产业投资需要研究的内容[17](73-124)――金融结构与流动约束、公司及其投资决策的扩展、投资动态性，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研究结合，可能形成转轨经济投资研究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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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anielFriedman．Oneconomicapplicationsofevolutionarygametheory[J]JoumalofEvolutionary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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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樊潇彦．经济增长与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经济学与投资学篇5

[关键词]投资过热；可行性研究；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7)12-0122-03

[作者简介]陈光梅，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工程经济。(浙江宁波315175)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200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抑制盲目过热的投资是完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任务的关键。除实行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的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可行性研究是抑制投资过热、降低投资盲目性的重要措施。

一、可行性研究是理性投资决策的前提与依据

可行性研究是指运用经济学和工程技术学原理，采用系统的的观点和方法，对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资源、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反复对比、综合论证，从而说明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先进适用、经济上是否合理赢利、市场和社会上是否可行，为投资决策方案选择提供科学依据的分析论证活动。可行性研究首先要进行投资机会论证，通过对市场需求及销售可能性预测，项目实现的技术可能性预测，以及社会、环境、政府政策、投资来源及通货膨胀的预测，再加上一些必要条件的调查来确定投资项目社会是否需要，有无开展的基本条件。在投资机会论证得出肯定的基础上再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即根据详细准确的资料对项目各个方面的情况提出详细报告：包括项目的依据设想，投资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市场需求、建厂规模和市场需求预测；资源、原材料、燃料及公用设施情况；建厂条件和厂址；技术方案；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要求和相应措施；企业组织劳动成员和人才培训；建厂工期和实施进度安排；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经济效益评价。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最终的的结论，它提供最佳方案或几个可行方案优缺点或一个方案是否可行等结论，为决策提供依据。显然，科学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是减少投资的盲目性，降低投资的风险，提高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1981年国务院明文规定，我国所有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及所有利用外资基建项目都必须有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2月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办法》。可行性报告成为确定建设项目是否能够得到上级批准兴办的依据，成为项目筹措资金、申办建设执照和签订有关合同、协议的依据。

二、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与投资过热的关系

我国的项目投资决策无论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企业自主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都做得很不够，这是我国现阶段投资过热、盲目，投资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一)无可行性研究，拍脑瓜凭直觉决策。为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近20来中央和地方制定了一批规章和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和省市成立了综合性的工程咨询机构，确立了先评估后决策的前期工作程序，但在实际中，投资无可行性研究而随意决策、不遵循市场规律盲目决策、违背规定的工作程序而任意决策的现象大量存在。政府直接投资因为所有者责任和监督机制缺位，很多决策者以付学费、改革的代价来搪塞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决策时拍脑袋，立项目时拍胸脯，砸锅了拍屁股。有的企业及领导人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意识，不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做可行性研究，决策者凭直觉、拍脑袋决策盲目投资拖垮了企业。民营和个体投资自主决策，虽然投资决策时会慎之又慎，但民营和个体投资者受知识能力、观念和信息的限制，无可行性研究意识，“跟风跑”，“一哄而上”凭直觉决策现象也特别严重。

(二)可行性研究过程被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代替，可行性研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有些单位为使建设项目能得到上级的批准，筹集到更多的建设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戏说可行性，力求可批性：弄虚作假，拼凑事实，有意降低建设投资额，抬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要得出项目在技术、经济上均可行的结论，使可行性研究为“可行”而做，成为争项目的手段，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有的可行性研究实际上等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因为国家法令制度、银行贷款、签定协议合同要求一定规模的建设项目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银行、合作单位及工商环保等国家有关部门递交可行性报告，有的建设单位为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而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没有研究的过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实际上就是文字工作的结果，是项目获得上级批准、资金筹措、申请执照、签署协议合同的文字资料，并不能为设备配备、科学实验、组织管理结构设置职工培训等后续工作提供依据，更不是投资决策的依据。许多单位的可行性研究就是建设单位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闭门造车，突击一星期之后的文字作品。

当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沦为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时，可行性研究就成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幌子，成为支持长官意志、个人膨胀的工具，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现象在我国政府投资、地方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是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增长粗放和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

(三)可行性研究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准确性差，质量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或企业自己组织人员承担完成，可行性研究人员主要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缺乏宏观经济、市场、财务、营销、生产等方面的经验和专家，可行性研究着重于技术方案的设计论证，市场调查预测往往闭门造车，经济分析往往跟着感觉走。如缺少科学的市场预测和经济分析，不做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分析与预测，不考虑通货膨胀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又如，缺少项目投资社会效益分析，不考虑投资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影响，不做宏观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评估等等。这种低水平的可行性研究难以避免投资的混乱与盲目性。

投资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投资过热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经济高潮期，市场繁荣，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基础的投资就盲从市场，“一哄而上”，此时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现象尤其严重，投资过热也就成为必然。2004年以来的钢铁热、房地产热无不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尤如过热的经济不可持续一样，狂热的市场需求终究不能持久，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虚高价格必然回归真实，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投资必然导致国家政策的限制、长期效益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2005年的“铁本案”及其他钢铁投资项目的工程遭遇的国家调控查处、1995年后房地产工期一拖再拖乃至“马拉松工程”、“烂尾楼现象”导致的后果是经济高潮期项目投资该永远吸取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次过快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都是需求拉动，而快速的基建投资增长即过度的投资需求是过热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与过热问题主要原因就是2004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过热，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的紧张及其价格的上涨，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低下。虽经国家紧缩银根、加息及行政措施抑制，过度投资仍然是经济过快增长的突出问题。要抑制经济发展由过快转向过热、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强、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尤其迫切。

三、投资过热形势下加强可行性研究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重视可行性研究，实现可行性研究的真实、科学、客观、公正，充分利用可行性研究手段，控制投资的过热与盲目性，提高投资效益

1.规范并落实投资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管理办法仍然在试行阶段，没有正式规定，各行业关于可行性研究的规定也参差不齐，有的行业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的行业有规定也适应不了目前形势的需要。控制过度投资、加强可行性研究应抓紧规范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规范，并做好政策制度的落实工作，为科学、公正、客观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

2.加强可行性研究重要性教育，提高投资者决策素质。首先，普及可行性研究的基本知识，加强决策人员可行性研究理念理论培训。其次，真正落实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投资失误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树立企业及其他投资单位(人)的可行性研究意识。第三，真正实现政府功能的转变，建立投资备案制度下的政府公共咨询服务制度，做好政府风险提示工作，督促引导企业及投资者自觉遵循投资前可行性研究程序，为科学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大力发展投资论证评估咨询业，实现可行性研究专业化，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许多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承担编制，显然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不是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的技术力量不全(尤其缺乏市场研究、技术经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可行性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为取得和进一步取得咨询设计业务，他们有强烈的将不可行变可行的动机，很难公正地评价项目。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由企业自己临时设立机构组织专人编制完成，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全、素质能力有限直接影响报告的质量。没有形成完善的投资咨询劳务市场及其规范，没有规范的咨询资格准入制度和风险道德约束机制，没有稳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是我国可行性研究质量问题的根源。现阶段要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首先，要催化投资咨询市场的形成，建立投资咨询工作与行业规范，整顿并大力发展工程投资咨询服务业。其次，要尽快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认定、年检评估等从业资格制度，建立专业人员培养、选拔淘汰机制，保证专业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建设单位应认清经济形势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及可行性的影响，克服盲目追求投资热点和眼前利益的冲动，充分重视经济预测与分析，重视可行性研究中经济环境的研究，注重通货膨胀因素对投资效果影响的研究，研究中要坚持审慎性原则

1.要充分预测投资筹措的难度与成本，充分估算投资总额。在经济增长偏快的宏观背景下，资金需求量增大，此时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银行往往紧缩信贷，提高利率，资金筹集成本增加，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可行性研究应充分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在投资估算时，要充分估计物价上涨或经济过热可能导致的对投资总额的影响，用通货膨胀率调整流动资金估算和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值，以保证投资总额估算的准确性和投资决策的理性。如用工程概算法估算固定资产投资时，建筑工程投资套用概算指标要及时更新，要反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建设期造价的影响，设备投资计算也应考虑物价因素给交货价格及各类费用的影响，修正现行静态设备成交价格及各类费用。

2.市场预测要特别重视经济周期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影响，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趋势。未来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未来产品价格是投资项目建设的基础，直接决定项目的经济效益。只有科学、准确地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进行预测才能保证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有高涨期也有低谷期，即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幅度会降低，跨越时期逐步拉长，但犹如我们无法避免过热的投资一样，我们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眼前的市场需求和价格为准，市场预测的时间取值要拉长，应大于或等于一个经济周期。

3.市场研究还要充分加强经济过热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和研究。许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市场研究内容粗糙表现为对市场的预测只停留于对市场容量的估计，缺乏动态的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分析，对项目的效益估算粗糙，导致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不切实际，盲目乐观。在经济高潮期，某些产品短期市场向好，价格呈上升趋势时极易引发“一哄而上”的现象，此时，新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急剧增加，市场研究时应充分调查分析竞争对手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实力和竞争策略等，避免投资的盲目性。

4.在进行经济评价(财务评价)时，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夸大投资效益。投资效益的估算必须考虑价格的可比性，我国现行的投资效益评价体系是假设物价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无论是静态效益指标计算还是动态经济效益指标计算都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必然夸大投资收益。因此，在经济效益静态评价法下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差额投资回收期、计算费用等指标时，投资额、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取值要用可比价格；动态评价法下净现值、未来值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中基准收益率的取值要以实际收益率参数为基础，国民经济评价中社会折现率也应用通货膨胀率加以修正，消除通货膨胀对投资收益的夸大。值得一提的是，经营成本的估算也要有前瞻性，应充分估计经济过热或膨胀可能导致的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升，不能简单地以现实成本代替将来的成本。经营成本的估算与预测要坚持审慎原则，不能低估成本费用、夸大效益。

5.做好投资方案不确定性分析，充分估算投资风险，促进理性决策。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计算市场需求、价格、通货膨胀率等不确定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用概率分析法计算投资收益期望值；用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保本价格和保本销量，等等，充分预计风险，评估风险，为理性决策提供依据。

(三)严格项目投资审批，遏制套取国家资金投资的现象。在经济高潮期，有关部门应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审批标准，尤其要严格社会效益的审批标准，抑制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遏制投资的发热倾向。应建立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效益评估与政绩挂钩制度，建立和完善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从根源上遏制套取国家资金用于盲目投资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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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投资学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经济因素；内潜性；学生造就投资

一、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本质与分类

（一）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本质。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是一国或一地区高等教育投入所引起的收入增长与高等教育投资的比较，即高等教育间接产出与高等教育投入的关系。计量高等教育经济效益，首当期冲必须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折算出潜在的贡献率，才能凭借这一条件同高等教育投入成本进行对比，来计算高等教育带来的的经济效益。

（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分类。

1．私人效益和公众效益。私人效益是指私人因受高等教育能力提高而获得的经济收入；公众效益涵盖私人不能独享，为社会其他成员共同分享的收益。通常情况下，私人拥有的收益，要从个人总括收入流量中剔除与高等教育收益有关联的税的支付，这样分离出来的的高等教育收益则可归类于公众效益。两者比较，私人效益容易为人了然。

2．显性效益和隐性效益。显性效益是指由高等教育投入以外显方式所呈现的收益。其构成要素有二：首先是高等教育生产因素所直接生产的有益体现-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必然得到的消费利益以及获得的知识、技术；二是受教育者就业后所获得的薪金。隐性效益主要指高等教育对于社会整体的促进及带来的经济增长两方面的利益。对显性效益的统计分析为计算隐性效益提供了直接依据，研究隐性效益需要度量高等教育投资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教育的裙带效应带来的社会收效。

当下，对于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有多种不同的统计手段，美国的舒尔茨将教育资本的增加看作是国民经济的增长而自然的赋值，有的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归功于高等教育的提契，促进劳动生产率，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不一而足，计量依据的差异必然导致计量结果的径庭。

3.通货效益和物化效益。显而易见，高等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私人、公众效益中直接以通货形式呈现的，称为通货效益，与通货效益相对的便是物化效益。利用金钱量化指标可以简化工作流程，并且计量结果相对准确，但物化效益的存在，可能因其展现形式的多样性给测算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结果上产生误差。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特殊性

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一般人都知道投资与回报之间存在不对等关系，投入、消耗、收效的关系比较，实乃对经济活动的价值权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可以直接依据报表、收据等直观的数据进行考核评估，而且，一般人都可以体会和理解。但对教育来说，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由于牵涉的方面比较广泛，无论从时、空、物、事的哪一个角度都具备多元性，繁复性。所以，要想准确计算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迟效性和迂回性。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固定的生产周期，决定了可以按照一定的时间策划投资、消耗并预期回报的效果，这可用按周期内国民收入新增量的大小来判断投资经济效益的大小。可教育则是连续投入，劳动者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却是一个缓慢是放的过程，只是简单地将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按部就班照抄计算企业的方法、无异于刻舟求剑。同时，培养专门的人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学生从蹒跚入学到翩翩学者，抑或一技娴熟，总得十几年，甚至更久。这期间还得将其无意愿参加的时间计算在内，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迟效性值得体味。另外，高等教育除却其以物化的形式展现直接效益外，因教育本身的观念性。可间接影响经济，而这一部分收益效果往往不易察觉。

（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包容性。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进器，其作用并不能与直接的物质资料、货币所直接带来的效益等价齐驱。因为，人的价值是能够带来价值的价值。当然，价值的创造与人的素质有关。素质源出何处教育。教育的获得并不是无偿的，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一种消费活动，它为受教育的人提供需求，但它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这种投资对个人和社会在将来是会得到回报的。教育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在当今社会成为许多明智人士的聪明选择。

高等教育提高了的生产力。同等投入的收益效果，因劳动力自身的智力因素和能动性相较单纯累积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的数量会更明显，正是认识到科技技术的巨大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我国才响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

（三）专门人才的非速成性。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力军便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聚集着一大批精英人才，它们的产品也代表着世界经济的含金量和高质量，毋庸置疑，这些只有高级的专门人才能够做到但专门人才自身的高素质并不是速熟食品将熟不熟之际，加把火就清香四溢。需要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之上的精雕细琢。这样的人才才会承担各行各业重任。这也决定了专门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

三、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影响因素探源

我国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影响是各种因素的什锦杂烩，要想理清其中关系并非易事。我们只从投资和管理两个方面来做如下浅析。

（一）教育投资。从投资与回报的角度来看，对高校的教育投资是对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影响最大的因素。因其投资主题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企业或个人，社会团体等。教育投资力度直接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物质保证。由于我国办学体制一直是集权管理，高等教育的投资也一直国家包办。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改变，高等学校的投资才开始多元化。

（二）学生造就投资。高校的学生造就投资涉及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核心问题。正在运行的高等学校设备，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往往一次投入多次使用，并且其原有的实物形态和使用价值不变。如果全部摊到一个时期的总体投资，势必会造成教育成本的倾斜、采取逐年逐期按实际折算。这样才会体现科学的计算方法。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产品的社会主义属性，高校学生的早就投资应以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合格人才的应当消耗来计算。这样也才是有理。

（三）专业开设。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符合市场潮流的相关专业的人才。纵观我国高校各种专业开设有些已然过时，但有的大学只有靠这些专业支撑才能运转。另外，有些大学根本无需建立，可地方政府为标榜政绩依旧拿出财政维系这种累赘，势必造成资金的无用率，肯定对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产生整体拖累。

（四）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存在不同的管理模式。管理不同，产生的经济效益会不同，集权式的管理，可能存在人浮于事的弊端，放权式的管理可能存在财政紧缩的风险，究竟如何管理，值得高校管理阶层制定相应的政策。（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12）

参考文献：

［1］对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思考陈卫强19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