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物业论文(6篇)
小区物业论文篇1
关键词：欣苑小区；文化平台；公共交流；民主参与；公共治理
社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居民社区是一个由若干不同背景的家庭组成的日常生活领域。在这里，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已高于工作意义。在工作领域中，人们要按照一定的工作要求完成一定的任务。尽管在当代社会，工作领域中也注意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竞争的法则和人们为了生存、发展使人们不同程度地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下。而在生活领域中，一切将变得悠闲，生活、休闲、娱乐构成了这里的法则。
社区又是一个交往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不同的社会成员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中交流与沟通，他们不仅就小区中的问题形成一定的想法，而且就社会上的、政治生活舞台上的问题展开着讨论和交流。小区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这里的民主交流训练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政治密切相联，甚至为民主政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一、社区基本情况
上述社区的这两种特点在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中得到了集中表现。在这一小区中，文化平台的建设，民主意见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小区和谐治理，给这一小区带来了凝聚力、舒适与温馨。
天津欣苑小区坐落在天津南开区王顶堤立交桥附近。它是全国文明示范小区之一，是全国社区教育先进单位。小区由天房集团于1997年建立，小区有11幢楼(其中有2座20层左右的高层)，1500多户居民，人口4300多人。
小区设有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两层楼，占地面积约600多平米。该楼原来作为商业之用，但遭到业主的联合反对，在政府协调下，2005年交由小区居委会，成为小区的公共活动场所。目前，在这一公共活动空间中，有电脑100多台，有各种活动场所，定时向居民免费开放。
社区活动中心的经费采取几种方式：一是开办各种网络大学和老年大学，适当收费，老师由老年大学教师兼任；二是南开区老年大学的支持，公共活动中心的水、电费用由老年大学支付；三是举办一些公益性活动，获得赞助。
小区适应居民生活的不同需要，开设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如舞蹈队、歌唱队、太极拳、电脑班、乐队、美术绘画、书法班，也开设了各种大专班等，学习文学、艺术、金融等等，形式多样。每个班多为30－40人。
小区采取“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即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联合组织管理，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三家共同协商小区的重要事务。小区业主委员会，由业主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目前由37名代表组成，监督物业管理和居委会工作。此外，各楼楼长由选举产生。涉及一些公共事项，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先是党员讨论，然后是各楼长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进行公示。把居民意见反馈回来后，再进一步讨论，形成最后决议并公示。
小区也建立了一些章程，主要根据国家法律结合本小区的状况制定。
以上是小区的大致状况。在两次采访中，给我的启发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二、社区文化平台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大量与人的吃、喝、玩、乐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尤其在人们解决了温饱甚至富裕起来后，这些因素将变得更加重要。然而，这些因素主要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作为小区人的—个重要生活内容是社区的精神生活。对于西方国家。我们以往把他们看成是个人主义者，人们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实际上，从我访问过的加拿大、英国、德国的状况看。远远不是这样。他们在自己的社区中，除了周末过教会的生活外，还在小区的公共场地上，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如今他们进入后物质主义社会，人们对过好精神生活更加关注。西方国家所走过的路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吃好、喝好，而是更多地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在这种生活中，一种良好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构成了其中主要的内容。为此，人们不仅注重看电视消遣。更重要的是，人们还要通过对媒体的运用，了解天下大事、身边琐事。通过茶余饭后的聊天和活动，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放松身心，增进友谊，体会社会生活给人生带来的乐趣。而所有这一切的活动中，重要的就是文化生活。
然而，现代都市与现代化高楼大厦的建立，将人们置于一门一户的独立空间中。现代开发商以他们的经济头脑思考着如何节约成本，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尽管现代意识的影响，也使这些商人认识到了公共活动空间对房地产开发的重要性，但社区公共活动中心，如公共聚会的场所在现代的很多小区中是很难找到的。而小区中具有的草地、花池、露天的广场等等很难承担起社区成员公共聚会的功能，社区文化生活依然显得非常贫乏。
欣苑小区是幸运的，他们在与开发商的谈判中，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一个可以满足社区公共生活的公共场所。在这样一个有六百多平米的两层楼的活动空间中，有近一百平米的大厅。人们在这里打兵乓球、跳舞、绘画比赛，举行各种社区的公共娱乐活动。有多功能的电视会议房和远程教育网络港，各有一百多平米，在这里，人们可以举行各种演唱会和召开会议，也可以观看电视和电影，举办各种讲座。楼上的电脑活动空间，可以供人们上网查阅各种资料，也可以接受远程教育。有一个退休老人老伴去世，内心极其悲哀。自从学习电脑后，网络技术十分精通，网上聊天更是在行。老人一天生活非常愉快。他说，是电脑把我拉回到了社会，是社区使我精神更加愉快。在这里还有专门的小区服务中心，约八十平米，设立了法律服务、家政服务、职业、综合服务等服务平台。小区人开通了自己的网络，人们在这里可以上网，价格便宜。退休的老人和下岗人员，在这里又找回了他们的社会与精神生活。在这一公共活动场所中，还有适应各种活动的空间，如心理卫生咨询、儿童阅览室和其他功能室等。小区的这一场所成为小区人经常在这里聚集、开会、娱乐、交流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设立，为小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里人们通过交流增进了友谊，提高了人的思想品位。终身学习、随时学习，提高了社区的公民素质。不仅如此，随着人们文化品位的提高，小区人之间的经常交流也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和凝聚力。小区的人文环境处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状态中。
三、社区的民主参与和社区治理
小区不仅是生活领域，也是小区人参与共同管理自己事务的领域。小区不是与社会相脱离的封闭的领域，小区是多户家庭的聚合。小区的居民各有不同的需求，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要求。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必然通过行为和语言表现出来。其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散漫性的，也就是一些意见或行为主要通过与居民委员会成员私下接触中表达出来。这些意见有时比较尖锐，如小区的治理、环境、费用，不少问题集中在小区物业费上，一些居民以各种理由拒交物业费；另一种是集体性的，主要通过社区的文化生活表达出来。社区成员定期或不定期在社区中进行各种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本身又是社区成员的交流与民主参与的过程。在这种交流活动中，各种意见和建议通过交谈逐渐集中到了居委会那里。同时居委会也充分利用这一时间与社区成员广泛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正是在此基础上，居委会确定了讨论的议题，交给居民讨论。其方式主要有这样几种：1、楼长和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的集体讨论；2、退休党员的集体组织生活会议讨论；3、在公共意见比较集中的基础上，将居民的意见形成公文公示；4、经过修改后实施。
由于小区设立了网络平台，使小区和外部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外部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小区居民的思想中，从而形成了新的意识与要求。这种新的要求也会转变成小区成员的公共诉求，产生出新的建议和评价标准，这就使居民的民主参与处在不断的提升中。此外，公共的文化生活更是一种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的精神力量。不断形成的引力容易在居民中形成一种参与的习惯，使他们把社区也当成自己的家。共同治理好社区，保障社区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有助于他们的思想与心理的健康发展。
小区文化平台的搭建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培育了人们的公共意识。一般说来，在居民彼此隔离的状况下，人们往往容易“各扫门前雪”。而在社会成员交往密切的地方，人们之间就会把公共的事务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例如，小区中有一户居民生活比较困难，孩子得病使这个家庭花去了家中的所有积蓄。生活陷入困境。小区居委会得知这种情况后，贴出告示，几天时间就得到小区居民一万四千多元的捐助，体现了小区人的友爱之心。
由于小区成员的感情交流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也提高了小区居民主动协助居委会工作的意识。小区中的成员，特别是有些人员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参与公共事务。此外，不少退休人员离开单位后感觉孤独，他们想通过对小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继续分享着社会生活的快乐。再就是一些产党员，他们虽已退休，但并没有减少当年的工作热情，而居委会的工作很多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搞好居委会工作，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本身也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不少退休人员当听到居委会在做居民工作遇到困难时，主动帮助，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你就不用管了，这事由我做了。”充分反映出这一群体的人主动参与的精神。
小区成员的参与也使小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即小区中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和居委会联合管理小区。小区中的重要事项基本都是由三家共同协商，然后交给业主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因此小区的管理体现了民主管理的特点。由于小区的民主环境比较好，小区中管理人员尽职尽责，尽可能为小区居民排忧解难。例如，小区为天房集团开发。有两家属于天房集团的公司租了一层的门面房，他们在小区的中央通道上围上栏杆，影响了小区的交通。居委会代表小区业主与公司经理谈判，经过多次协商，使两家公司拆除了大部分障碍，方便了通行。又如，随着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小区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物业法颁布实施后，他们提出建议，居委会联系有关部门为小区开展了法律咨询和讲座。
由于小区文化事业的兴办，也形成了一种其乐融融的局面。小区的管理进行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从管理的角度说，在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往往很难沟通，自然管理难度要大。反之，成员之间一旦建立了彼此信任的感情关系，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行政成本就会降低，效率就会提高。小区中有一些居民不愿交物业费，往往对小区中的管理问题非常挑剔，这让物业公司感到非常棘手。而小区的居委会一旦得知这种情况，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就上门说服，加上小区中其他居民的配合，最后这些业主将物业费原数交上来。目前住在这一小区的住户，百分之百的交了物业费。
四、启示：社区文化平台与中国民主建设
注重文化的重要作用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诸多方面，社区文化建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区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密切相关。从当代国外理论的研究状况看，日常生活和交往的领域是民主政治的土壤。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文化活动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培训基础。社区领域在当代中国正承担着这一重要的功能。而社区的公共场所成为了这种领域的依托，它为社区成员的交流搭建了平台。
社区文化生活是社区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社区中的成员在交流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及其凝聚力构成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源泉。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民主和竞争联系在—起。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建设中，社区和谐文化环境的建立，开辟了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道路。这种民主政治不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谐与友谊的环境中。也只有这种和谐的环境方便了人们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社区不是没有利益冲突，也不是没有矛盾，但社区通过文化上的交流和其乐融融的文化氛围，缓和了矛盾和冲突。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使社区成员产生了对社区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这正是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
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国家宏观意义的民主建设。实际上，在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里，加强宏观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建设固然重要，但真正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微观民主建设更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日常生活中真正养成了民主生活的习惯，才能极大地改变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正需要这两方面的努力。
小区物业论文篇2
【关键词】油田小区；绿化管理；物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S73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几代石油人在我国长期的发展和建设当中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为我国石油能源的供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些年来随着石油人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也开始更加关注居住小区的绿化和自然景观的构造，因此对小区的绿化建设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小区的物业管理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大胆创新去营造和改善小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为我国石油人营造出美好的居住环境，只有他们生活质量提高了，精神面貌好了，才能进一步为我国石油供给提供可靠的保障[1]。
1.龙口基地小区绿化环境及现状
（1）胜海小区在绿化建设的初期，由于滨临海边，气候变化较大，再者主要考虑采用适合在海滨城市生长的植物和树木，因此只能先达到成荫成绿，然后再逐年完善和提高小区的绿化模式，因此现在看来小区的绿化效果依然没有达到与自然环境实现融合，从小区的发展来看现在的绿化水平档次显得稍微低了一点。
（2）小区园林绿化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只关注了树木、花卉、草坪的种植，没有站在整体的观念上为小区建设增加建筑、人物雕塑等，因此小区的绿化环境缺少了一种文化品位。
（3）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原因，小区在早期建设的时候，过多的选择了阴性植物，因此小区用于绿化作用的植物种类就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4）因为小区所处环境特殊，沙土地，部分地块属于海边吹填区，需要运进种植土，因此植物的生长速度较慢，而物业管理依然按照小区建设初期制定的绿化管理规定就显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同样条件下有些植物需要多浇水，物业管理人员应该注意以下实际情况，切实做好小区的绿化管理工作。
2.对基地小区绿化管理的建议
胜利油田要依靠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提供日常保护和救援工作才能有效的运行，而且中心还承担着保障支持油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安全生产、清洁生产的重任。同时，中心作为“山东省海上东营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担负着东营、滨州、潍坊等地海域的海上应急抢险任务。近些年来中心的龙口基地小区不仅建设了幼儿园、学校、医院，超市，以及文化体育广场和生态公园等休闲场所，而且物业管理、文教卫生配套完备，已发展成为高水准、和谐繁荣的海上石油生产保障、生活居住和后勤服务支持基地。因此小区的绿化环境一定要能够与之匹配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高水准和谐与繁荣，因此对胜海小区的绿化管理提几点建议，希望对小区的绿化建设有所帮助。
2.1建设小区居住内涵
居住小区的绿化作为小区物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胜海小区居民的精神面貌，因此小区的绿化程度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动。在改造的时候管理人员要考虑到植物的种类和季节带来的变化，尽量将植物与园林建筑或者小品进行搭配，这样才能体现出石油人良好居住环境的丰富内涵[2]。
2.2加强科学技术的投入
植物与人是一样的，它们也会生病，因此在小区绿化建设中要尽量引进能够抗病抗虫的植物，在对植物的日常管理中要加大对植物有害因素的治理，这样次啊能体现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文明与发展。
2.3节水灌溉
对小区的绿化管理要尽量选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尤其是对植物灌溉的节水技术要大力推广和实施，这样不但相应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口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绿化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这样绿化管理人员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对小区的植物进行精益化管理和培育，做到双赢。
2.4全面动员
小区的物业管理要做到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动员小区内所有的居民爱护身边的绿色植物，这不仅仅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也是一种全民的和谐。要加强对小区内中小学生的爱护自然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养成一种爱护绿色植物保护自然环境的好习惯、高品质。
2.5植物的花卉管理
要立足小区的整体建设，提高小区居民的整体素质，要严禁任何人采摘绿化植物的花卉和果实，而且要对破坏小区园林设施和自然环境的人和事坚决制止，不能得过且过，否则就会出现蝴蝶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2.6纪念性植物种植
小区要想办法增强居民爱护绿色植物的责任感，不仅仅是自己要学会爱护植物，也要看到破坏小区绿化景观的行为勇敢的上前制止。小区可以开展在国家节日或者居民有纪念意义的日期种植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树木或者花草，这样就会在无形中给居民增加一种爱护小区绿化植物的责任感。
2.7绿化景观要全面
小区物业在进行绿化建设时要尽量做到整体的绿化布局，点、线和面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要一味的只讲究小区平面的绿化，也要建设小区的垂直绿化，可以按地势走向建设一些微型景观。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小区，绿色植物的覆盖率只能简单的说明这座城市或者小区对绿化建设很重视，但是没有相应的园林小品和雕塑会让人感觉城市或者小区没有精神，似乎只是机械的铺设了一层绿色的植被，并不能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建设或者小区居民的较高的素质和好的精神面貌。
因此小区绿化管理在小区的建设和发展中有着显著的作用，好的绿化管理可以成为园林绿化、维修、保安。保洁和居民管理一体化的综合性社区，绿化的水平直接体现了小区的环境质量，也可以成为小区居民幸福的一个衡量标准[3]。
3.结束语
胜海小区作为龙口基地“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其绿化和绿化管理在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小区根据领导指示深入开展的“创先争优、比学赶帮超暨精细管理年”主题活动，有效地把广大干部职工干好本职工作、创先争优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中心“安全健康发展、创新创效发展、科学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营造了文明、和谐的发展环境，为小区获得示范住宅小区贡献了强大的力量，让小区成为了龙口基地的一道风景线。
【参考文献】
[1]赵丰.济南南苑小区物业管理系统研究与实现[D].电子科技大学，2013CNKI
[2]沈玉志，耿世群.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现状评价研究[C].工程和商业管理论文集，2014CNKI
[3]秦翘楚.新型城市视域中的广州城市绿化管理研究[D].广州大学，2013CNKI
小区物业论文篇3
与传统的工业园区不同，物流产业园区的发展更强调区位优势，港口、交通枢纽等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方更有利于物流产业园区的形成。除了区位优势以外，物流产业园区本身对物流产业发展起怎样的功能作用？能为园区内的物流企业提供哪些资源，进而产生何种资源获取效应？笔者针对上述问题，以唐山海港物流产业集聚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我国物流产业园区在为企业提供资源、政策、信息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1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方法是一种从纷杂的资料中总结出抽象性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其原理是在总结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新理论。本文运用扎根理论识别物流企业从物流产业园区获取的资源因素，进而构建本研究的假设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研收集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我国物流产业园区资源获取效应的作用机理。
1.1基于扎根理论的资源获取因子识别
物流产业聚集区能为物流企业获取哪些资源带来便利，是本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采用深度访谈方法，以唐山海港物流产业集聚区为研究样本，具体的访谈对象包括政府管理者和企业经营者两类。对政府部门的访谈采用半结构式：研究小组邀请唐山海港物流产业区管理委员会的2位副主任以及6名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先请相关领导对研究小组提供的问题提纲进行结构式回答，然后进行自由交流和讨论。对企业的访谈采用焦点小组方式：随机在海港物流产业园区抽取40家物流企业，对其主要经营管理者进行访谈。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编码(coding)，是指将收集的文字资料加以摘录和分解，并将核心观点概念化，再以适当方式将概念重新抽象，综合为核心范畴或演绎为新的可识别现象。
首先，笔者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汇总：对访谈过程中的录音和影像资料进行文字转录，并将之与文字纪要中的记录进行校对，从而形成原始的、未加工的调研纪录，要保证纪要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然后，对访谈纪要进行开放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一个将原有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的操作化过程”。笔者针对研究目的，对访谈资料中与物流产业园区内企业资源获取效应相关的内容进行筛选：(1)按照发言人的不同进行整理，形成48份个人访谈纪要，其中企业访谈资料40份、园区管理者访谈资料8份；(2)对48份访谈资料进行内容核选，剔除明显与物流产业园区的资源获取效应无关的内容，最终形成有关物流产业园区的企业资源获取效应的访谈资料。
根据开放性编码的要求，笔者对48份个人访谈纪要中的每一句话进行编码处理。
首先，设置编码序号，其格式为样本类型-人员编号-段落顺序-句子顺序”。具体说明如下：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园区管理者两种不同的样本类型分别设定为1”和2”；按48名被访者参与采访的先后顺序，对之进行1～48的编号；对48份访谈资料中每份的段落进行1～n(n为该访谈资料中段落总数)的编号；对每个对应段落中句子出现先后进行编号。例如：编码1-2-3-4”表示编号为2的企业受访者的访谈纪要中的第3段第4句话。
然后，将48份材料中的每一句话摘录出来，进行随机打乱、重新编排，最终形成903条访谈纪要。
接着，进行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指对编码后的访谈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进而提出核心概念范畴，即对主轴编码的每一句话进行概括提炼、提出中心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应尽量选用简短的语言进行概括，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为了保证概念范畴提炼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笔者邀请了3名硕士研究生进行协助：首先，令三人对903条访谈纪要分别进行主轴编码；然后，由笔者对编码结果进行比较，当且仅当2名编码者的编码情况一致时才选用该范畴，否则令三人重新对该访谈记录进行编码，直到符合条件为止。经过多次整理分析，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28个概念。表1列示了经过开放编码所形成的范畴。
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指通过整理通过主轴编码提炼出的概念和范畴，发现和建立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上进行范畴类属的归类。在建立关联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各范畴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的连接关系，从而找到关联线索。为了方便编码，笔者组建了由3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硕士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小组。首先，将研究小组分成3组，每组由一名博士研究生和一名硕士研究生组成，3个小组分别对28个概念进行梳理，探索概念之间存在的潜在的脉络和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类、提出核心范畴。然后，笔者对各小组的归类结果进行汇总，对各小组形成的范畴进行比对和校正，再将意见反馈给各小组，直到2组或2组以上达成一致意见时才算编码成功，直到所有范畴都有统一的编码为止。最后，通过主轴编码梳理出四大范畴(见表1)。
1.2物流产业集聚区资源获取效应假设结构模型构建
根据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结果，笔者初步认定，物流产业集聚区对政策资源、设施服务资源、声誉资源和管理资源的获取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物流产业集聚区有助于园区内物流企业获取政策资源。
假设2：物流产业集聚区有助于园区内物流企业获取设施服务资源。
假设3：物流产业集聚区有助于园区内物流企业获取声誉资源。
假设4：物流产业集聚区有助于园区内物流企业获取管理资源。
此外，资源是企业创建、成长和扩张的基础，是获得超额利益、保持竞争优势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企业获取资源的多少往往决定着企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企业绩效的高低。物流产业园区为园区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各式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应会起到一定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5条假设。
假设5：物流产业园区对园区内企业获取资源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
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短期的财务绩效上，而且体现在企业的长远发展上。物流产业园区对企业资源获取能力的改善同样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长期绩效、挖掘企业的成长潜力。物流产业园区在改善企业声誉资源、管理资源获取能力上的作用往往在短期内不是特别明显，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据此，本文提出假设6。
假设6：物流产业园区对园区内企业获取资源的促进作用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成长潜力。
企业的财务绩效与成长潜力之间也存在重要关联，一般来说，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是企业成长潜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即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有助于企业成长潜力的增强。据此，本文提出假设7。
假设7：物流产业园区内企业受益于资源获取的财务绩效改善对企业成长潜力增强具有促进作用。
物流产业聚集区资源获取效应假设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2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2.1问卷设计
基于图1进行问卷设计，采用多方法交叉组合的思路，将文献综述与现实访谈相结合。对问卷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即1”为十分不重要、2”为不重要、3”为有点重要；4”为重要、5”为十分重要。
问卷量表设计遵循以下设计流程：访谈整理—文献讨论—初步问卷设计—预测试与反馈—修改与调整。具体说明如下：基于表1所示的扎根理论分析结果，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形成初步量表；对量表进行评定和预测试，邀请海港物流产业园区中5家企业的管理者参与测试，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最终确定6个研究范畴、18个测量指标的问卷量表结构，如表2所示。
图1物流产业聚集区资源获取效应假设结构模型
2.2数据收集
此次问卷调研的目的是从企业角度了解和掌握物流产业集聚区在企业资源获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构建的物流产业聚集区资源获取效应假设结构模型。依旧选取河北唐山海港物流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采用随机抽样(randomsampling)发放问卷，即从海港物流产业园区企业注册名录中随机抽取调研对象。调研的核心内容是考察物流产业集聚区对企业哪些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便利。鉴于问卷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各方面，需要较全面了解企业的人员才能准确填写，因此将问卷的填写对象主要限制为对企业较了解的高层管理者。
此次共发放问卷512份，回收223份，问卷回收率为43.55%。回收问卷中没有整体缺失值超过1/3的问卷，也没有连续答分一致或有明显规律的问卷，因此将所有回收问卷作为有效问卷处理。与国内社会科学问卷调查的回收率普遍低于29%的状况相比，此次问卷回收情况较好，这与笔者利用海港物流产业区管理委员会的官方渠道进行问卷发放有一定关系。
对于问卷中的缺失值，本文采取线性趋势点(lineartrendatpoint)拟合方法进行缺失值的插补。通过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发现，共有238个数据点存在缺失，缺失比例为5.93%。Cohen认为，对于随机调研产生的缺失数据来说，缺失率在5%～10%之间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本文的缺失值不影响分析结果。本文运用线性拟合方法填补缺失值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变量间的关系信息，但却容易产生随机误差、低估变量的标准差值。但是，考虑到本文的缺失率较低，因此该问题影响结果的可能性可忽略不计。
表3列示了样本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企业所有权性质来看，民营物流企业占比最高，为47.08%，国有物流企业占比为22.42%，有外资背景的物流企业占比为30.50%。从企业规模来看，大部分物流企业的员工规模为100～1000人，其所占比例高达54.26%，员工人数小于100人的小企业只占总体的15.25%。
3实证检验
根据图1的假设结构，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区的资源获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园区内企业获取的不同资源对其绩效的改善效果。
表4列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契合度参数。结果显示，结构方程的整体拟合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RMSEA值虽未达到设定的0.08的判断标准，但是根据Steiger的研究成果，RMSEA值小于0.1则模型可接受；其他标准均达到检验标准，基本达到拟合要求。
3.1物流产业集聚区资源获取因子检验
图2显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各资源因子维度和变量指标的估计参数均在0.8以上，达到了置信度为0.01的显著水平，表示物流产业集聚区对企业的资源获取确实起到了显著作用，尤其对企业获取政策资源、设施服务资源、声誉资源和管理资源有重要贡献。据此，假设1～假设4均得到验证。
设施服务资源和声誉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双向相关关系。虽然解释方差的估计值只有0.45，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设施服务资源与声誉资源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一般来说，物流产业园区的设施服务资源越好，越能有效提升物流产业园区的声誉水平和知名度，进而对企业获取声誉资源起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应地，物流产业园区具有较高的声誉水平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关注：一方面，较高的声誉水平更易吸引基础性投资，从而保障了物流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良好的声誉水平有助于吸引专业服务资源、生活配套服务资源等，从而加快了物流产业设施服务建设速度，为园区内设施服务资源的获取起到促进作用。
政策资源与管理资源也存在相关关系，解释参数的估计值为0.45。这同样说明了政策资源的获取与管理资源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依存关系。国内物流产业园区普遍具有政府背景，园区内管理资源的获取在多少会受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园区内的管理咨询和培训往往由政府加以引导，很多信息资源与当下政策环境有关。相应地，管理资源的获取对企业政策资源的获取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物流产业集聚区通过开展管理培训和咨询，使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系统更贴近政府管理流程、使企业更易获取政策信息，企业可整合政策资源以服务于企业发展。物流产业集聚区内的物流企业利用从园区内获取的此类管理资源，进一步扩宽企业获取政策资源的渠道，使企业更好地接受政策信息、提高获取政策资源水平。
图2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
3.2物流产业集聚区资源获取效能与企业绩效间作用关系检验
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依托物流产业园区获取的资源对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和长远成长潜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假设5和假设6得到验证。但是，不同类别资源的作用水平和作用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如图2所示，不同类别资源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成长潜力之间的标准化估计系数值呈不同水平。
政策资源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作用最明显，标准化后的解释系数值高达0.432，并在置信度为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物流企业从物流产业集聚区获取的政策资源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发挥了突出作用。政策资源能为物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直接的便利条件，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良好条件。国内物流产业集聚区普遍具有政府背景，正好为企业与政府架设了沟通桥梁。
管理资源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作用仅次于政策资源，标准化后的解释系数值为0.251，也达到了置信度为0.01的显著水平。管理资源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物流企业受益于物流产业集聚园的管理水平改善，很大程度上能提高物流企业的运作效率和财务水平。
设施服务资源也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发挥了一定作用，标准化的解释系数值为0.134，在置信水平为0.05的条件下显著。物流产业园区的设施服务资源包括专业生产服务设施和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两类。专业生产服务设施(如装卸、搬运、配送设施服务等)能为企业生产运作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主要为企业员工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使其能保持愉快的心情，进而提高物流生产工作效率。此外，设施服务资源也对吸引投资和人才具有促进作用，这些方面都对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显示，声誉资源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分析其原因如下：一方面，声誉效应对企业绩效的改善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一般难以在企业短期绩效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这可能与物流产业本身的性质有关，物流企业承接的是产品的运输和中转，消费者往往更关注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的声誉，而对处于中间配送环节的物流企业的声誉状况则不太关注。
3.3物流产业集聚区资源获取效能对企业成长潜力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物流产业园区内企业依托园区所获取的资源对其成长潜力的作用有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作用是指所获取的资源直接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成长潜力；间接作用是指园区内企业依托物流产业集聚区获取的资源促进了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而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成长潜力的提高。实证分析结果(见表5)显示：财务绩效对企业成长潜力的促进作用为0.104，即财务绩效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成长潜力可增长0.104个单位，且该解释系数在置信度为0.1的水平下显著。据此，假设8得到验证。
政策资源对物流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成长潜力具有负向作用，即不利于企业成长潜力的改善。这与我们的假设相悖。仔细分析原因：虽然政策资源的获取在短时间内能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过度依赖政策扶持会挫伤企业的创新精神，不利于企业自身能力建设，企业的成长潜力会越来越弱。政策资源通过影响企业财务绩效间接作用于企业成长潜力的效用为0.045，即为正向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企业依托物流产业园区获取的政策资源对企业成长潜力的整体影响效应为-0.312。
管理资源对企业成长潜力的发展起到直接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标准化后的估计参数为0.395。这是因为：管理水平的提升是衡量企业成长潜力的重要标准，物流企业从物流产业园区获取的管理资源，能帮助其快速转变经营方式、提高生产和运营效率，使企业拥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管理资源通过改善财务绩效间接作用于企业成长潜力的效应为0.026，加上其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0.421。
设施服务资源对物流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成长潜力改善的直接作用也较为显著。通常情况下，设施服务水平是衡量物流产业集聚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设施服务资源也是园区内物流企业所能获取的最直接、最基本的资源。企业所能利用的设施服务资源越丰富，越能为企业正常生产运营提供保证，越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园区内企业获取的设施服务资源对企业成长潜力的间接作用为正向的促进作用，其效应为0.014，即企业从物流产业园区获得1个单位的设施服务资源，能间接提高0.014个百分点的企业成长潜力。
声誉资源也是提升企业成长潜力不可或缺的资源。众所周知，企业名声越好，企业越能吸引客源和投资，有助于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与其他获取资源不同的是，物流企业依托物流产业集聚区获取的声誉资源促进其成长潜力提升的作用是直接的，企业从物流集聚区获取声誉资源更多是为了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4结论
小区物业论文篇4
内容摘要:本文在翻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国内外商业地理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包括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其次,对消费空间的特征、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逐一进行总结;最后提出消费空间未来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消费空间理论方法动力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消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凸显。一直以来,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而地理学者的介入把消费与空间联系起来,赋予了消费研究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如何合理规划城市消费空间,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可持续发展,是城市规划者和政府有关部门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城市消费空间的发展演变也正是城市空间演变的折射。因此,通过对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进行整理,对消费空间演变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行总结梳理,对未来的城市消费空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消费空间理论及方法
西方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关注人类生态学模式、社会物理学派模式和中心地理论模式到现代的结构主义方法和消费者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方法,例如中心地理论、普通相互作理论(重力模型)、地租理论、行为理论、零售制度变化的理论、熵最大值模型、购物行为随机模型、动态选择模型、赫夫的消费者决策概念模式、卡托那循环模型和霍华特循环模型等。
(一)区位论及其相关方法
区位论是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决定零售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是区位,第二是区位,第三还是区位(Dawson,JohmA,1980)。
国内对城市商业区位与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城市商业空间等级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设施规模的等级空间网络分布,并形成了一整套研究体系,对克里斯泰勒中地论的实证、补充和发展以及我国城市商业网络规划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安成谋,1990)。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传统商业地理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城市商业网点规模等级结构的研究成果,如对北京(杨吾扬,1994;张文忠,2000)、上海(宁越敏、黄胜利,2005)、广州(许学强、周素红、林耿,2002)、兰州(安成谋,1990)等城市的实证研究与演绎。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西方成果,但国内也有所涉及,如赖志斌、潘懋、YonghuiSong(1969)结合GIS,提出了一种基于权重设置的零售商业网点选址评价模型,并阐述了模型的应用流程。
(二)消费行为角度理论与方法
重视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Berry(1967)首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重建了中心地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国外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消费者对零售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如赫夫概率模型的出现(HuffDL.A,1963);Rushton(1969)提出的消费行为空间偏好模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愈加受到重视,Potter(1982)提出信息场和利用场的楔状扇面结构,指出其以消费者居住地为中心并收敛于中心商业区。Berry,Parry(1988)进一步指出,服务地区人口的属性、消费者行为形态与社会经济环境对于零售区位理论的重要性。Golledge(1997)提出说明活动空间形成的规律性的“锚点理论”。
在国内关于零售业区位与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张文忠等(张文忠、周彦军,1992)对哈尔滨市消费行为与商业中心地系统的分析,认为消费者购物空间的选择主要与商业中心的规模、交通方便、距离最短原则有关;仵宗卿和柴彦威(2001)根据周边调查法研究了天津市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并按照中心地理论构建了购物出行空间结构等级模型;李桂君(2002)推导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布局的模型以及网点间边界确定的模型,并给出该模型的数学反问题及反问题求解的方法;张文忠、李业锦(2006)通过两个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居民属性特征和商业环境评价对于城市居民消费区位选择的影响。
消费空间特征及其演变
多等级与两极化。徐放(1984)在对北京主要商业中心研究中,将北京市商业服务中心划分为五个级别、五种类型;阎小培等(1993)对广州市城区商业中心分为三个级别;张文忠、李业锦(2005)认为北京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基本形成了市级商业中心、区级商业中心、社区级商业中心等覆盖全市的商业网络体系;宁越敏、黄胜利(2005)把上海的商业中心等级体系初步分类为六类。大城市商业中心等级体系“两极化”趋势初见端倪,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商业向心聚集形式和“金字塔”式的商业空间网络结构(林耿等,2008)。
郊区化与社区化。居住重心外溢带动商业空间随之向城市扩展,相伴出现商业郊区化的趋势(管驰明、崔功豪,2003)。李昌霞、柴彦威的研究表明,上海市市级商业中心的“多极化”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私人汽车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空间的广域化、多元化和郊区化。随着旧城改造和郊区化的发展,大量居住人口向郊区集中,打破了市级商业中心的垄断格局,职住分离现象的加剧和传统市中心购物距离过远使居民的购物活动开始依赖区域购物中心(冯健等,2007)。城市郊区化后,在新区“职住分离”的现象更为明显,工作日的娱乐、购物活动基本上是在自家附近小区内进行。
零售业业态多样化、大型化、经营连锁化。购物中心、巨型市场与ShoppingMall等业态的兴起与区位布局,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的“金字塔”式城市商业空间格局。城市分区商业中心的兴起与郊区商业中心的崛起,使城市商业布局向多极分散格局发展,特别是各种业态的商店连锁经营的发展,更加剧了城市商业的综合性与横向性发展趋势(张水清,2002)。零售业总店的减少和零售业的连锁化、大型化经营是零售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美国较大的工业行业都已经连锁化,零售总额的50%都是由连锁业贡献,同时很多新的零售模式也被尝试(管驰明,崔功豪,2003)。
消费空间多功能化。在城市CBD分布着大量中高档的现代购物中心和仓储式百货商店,在传统型中心中呈现出最小和非综合型的零售业特征以及高档次与中档次的功能,它们广泛分布于除了中心商业区以外的老建筑区(NedaK,1997)。深圳城市发展迅速,大量的工业区用地迅速转化为商业用地,受市场力量促发出现了主题商业综合体(管驰明、崔功豪,2003)。
地下消费空间不断扩展。方向阳、暖(2005)把地铁站口的地下商业集聚类型按其区位分为三大类,即是站厅商铺、通道商铺以及与站口直接相连的地下商业街。黄莹莹、暖、陈渠(2006)以广州市与地铁站出口相连的天浚和流行前线地下商业街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二者的特征、消费者属性进行比较,并对地下商业街与消费者属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消费空间虚拟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突破了传统的商业生产、批发与零售的流转程序与营销模式,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将对城市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得多极分散的城市商业格局向三维的空间市场结构演进(张水清,2002)。
消费空间演变的动力因素
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目前,上海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0.38%,同时,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居民从生存型消费逐步发展为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李昌霞,柴彦威,2005)。深圳的居民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消费的比重在变小而享受、发展资料的消费比重在增大,呈现出不断高层次化的特点;深圳居民已转变为以满足家庭和个人发展及享受为主的消费倾向,消费层次已经由温饱型转入小康型,并开始向富裕型发展(尚嫣然,柴彦威,2004)。这些都是消费空间演变强有力的因素。
交通的发展。商业与交通有着天然的地域共生关系,完善的交通设施(如主干道、重要节点)容易形成商业功能区(林耿,阎小培,2003)。李文翎、阎小培(2002)的研究表明地铁沿线就容易形成新的商业走廊;蔡国田、暖(2004)认为,轨道交通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通达性,改变吸引范围的区位条件,把大量的商业、居住区、办公活动吸引到快速轨道交通沿线,带来巨大的人流,从而影响零售商业的布局与发展;林耿、周素红(2008)指出随着地铁的建成通车,深圳市消费空间格局逐渐走向多元化。
消费者行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及其空间扩展形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成熟度,对规划建设城市商业物质环境以及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昌霞,柴彦威,2005)。张文忠、李业锦(2006)的研究表明,随着用户第一主义(Consumerism)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消费与生产的重要性,消费者的态度及其购买行为等消费者行为已成为影响零售企业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
消费环境(消费设施)及购物环境。宏观消费环境决定了商业的兴旺与否,宏观消费环境取决于消费者需求的空间模式,而消费需求的空间模式又与居民收入和人口分布等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地理位置、人口组成、土地使用方式、商业管理以及居民的消费方式等方面切入的消费环境研究得到强调(管驰明、崔功豪,2003)。交通道路和房地产等先锋产业的介入,往往伴随着商业的配套发展,但通达性的提高和人口的聚集并不意味着零售空间的必然成熟(林耿、许学强,2004),只有形成完善的服务业配套环境,才能对商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结论
消费空间形态及组合研究。国内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比较成熟而消费空间形态的系统研究尚少,只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解读空间内涵,从表面形态来探索深层机理,以及消费空间形态与消费空间结构变迁的关系,有利于探索更适合未来城市的消费空间组合和空间结构。
体验消费空间研究。体验经济背景下,如何更多的满足消费者体验需求,合理设计、建设体验消费空间,并通过技术支撑来实现各种体验情景,进一步实现体验的价值,有待于有关学者和城市规划者继续探索。
虚拟商场和虚拟商圈研究。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必将造成虚拟消费空间对实体空间影响的扩大。网上购物也不再是稀罕的小概率事件,因此虚拟空间的结构与特点、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关系研究、其特定消费者――网民的行为规律、空间分布等等方面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一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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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尚嫣然,柴彦威.深圳居民服务性消费行为的偏好与空间特征[J].人文地理,2004
小区物业论文篇5
【关键词】舆论导向外界舆论导向内在舆论导向社会管理创新
建设和谐示范矿区需要舆论支持。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想成合力，加速和谐示范矿区建设。
1舆论导向
舆论导向又称舆论引导，是一种运用舆论操纵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向，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的传播行为。
舆论导向的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对当前社会舆论的评价；二是对当前社会舆论及舆论行为的引导；三是就某一社会事实制造舆论。舆论导向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正面引导原则；真实性原则；分流原则；有度原则。正向舆论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负向舆论则对社会发展起到破坏和阻滞作用。
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是对思想宣传工作部门和新闻单位提出的政治方向要求。思想宣传工作部门与新闻媒体在反映舆论、评介舆论的过程中有选择地进行报道，对社会舆论所起的影响和引导作用。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社会舆论是多样的复杂的，不可能完全纳入一个模式，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必然要求有一种代表社会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舆论导向。随着当代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不再仅仅通过各种组织和行政力量来推行，更多地要通过大众媒体来传播。以高超的政治艺术有效调控各种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多样化的社会舆论，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
在大庆油田和谐示范矿区建设中，就广大群众生活的小区而言，舆论导向大致分外界新闻媒体导向、物业宣传导向、居民自发言论导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导向等几种形式，几种形式各自形成体系，相互依存。外界新闻媒体包括电视、广播、网络、报纸报刊等等；物业宣传包括小区广播、电子显示屏、温馨提示、传单等；居民自发包括日常交流、邻里互动、活动室互动等；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根据政府上级部门要求下发的通知、通告、居民须知等等。舆论导向的载体和形成过程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保障。正确的舆论导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能够正确的引导群众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大庆油田和谐示范矿区建设中，舆论导向是传递党的方针路线的扬声器，是维护稳定的加固器，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加速器，是和谐示范小区发展进步的助推器。
党的十召开后，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管理工作，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外界舆论导向与内在舆论导向的相互关系
外界舆论导向，是指和谐示范矿区建设的小区以外的通过各种媒体介质形成的舆论导向，内在舆论导向是指经过一定积淀，在广大油田小区内由小区居民形成的特定的舆论环境和议论氛围。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管理住宅小区148个，全系统共为油田22.4万户、70万人口提供服务，占大庆的四分之一的人口，舆论导向在和谐示范矿区建设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外界舆论导向是宏观上的，带有引领作用，从而指导和影响内在舆论导向，内在舆论导向微观上的，是和谐示范矿区建设的有力保障。内在的舆论导向往往经由退休人员、在家留守人员、区域互动人员、流动人员等形成，因为这些人员相对于固定的时间、地点、人员构成，他们是内在舆论导向形成的主要组成部分。
外界舆论导向通过各种媒体介质传播到小区内，内在舆论导向的形成则是消化吸收外界舆论导向的一个过程。党的十召开后，各种媒体是传播十精神的主要载体，外界舆论导开始发挥作用，而对会议精神的解读、领会很大一部分要靠内在舆论导向传播和积淀，这种表现形式体现在退休人员、在家留守人员等互相交流、口口相传、探讨问题上。在油田各个小区都有大大小小的党员联系服务站，这些服务站在内在舆论导向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党员联系服务站是广大非在岗党员、离退休人员、小区留守人员活动的主要场所，大家的相互交流、探讨为十会议精神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在油田东湖八区、奔二小区、庆新小区等多个党员服务站里，由非在岗老党员自发组织的学习十精神小组，是外界舆论导向转化内在舆论导向的有力载体。
内在舆论导向，是在小区居民日常生活交流，相互走动，邻里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油田的每一个小区就是一个微观的社会群体，在这样特定的群体内，形成了包涵自身特点、特色的舆论导向氛围。在油田物业管理三公司奔二小区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小区和谐建设的有力保障，奔二小区利用小区广播系统、电子显示屏、温馨提示等载体，积极营造小区舆论环境，为居民创造了可听、可看、可感的认知形式，把外界舆论导向通过各种载体，渗透到每个居民当中。
3社会管理创新与舆论导向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社会管理创新是和谐示范矿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与舆论导向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二者都是服务于矿区建设，其意义一定要立足于幸福百姓。对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和紧迫感；社会管理创新一定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从宏观入手并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舆论导向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扩大器，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媒体力量不可忽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的很多利益矛盾，有的是由于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误导而引发的；有的是由直接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为争取支持和同情夸大其辞甚至捕风捉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卷入矛盾冲突而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有关部门不愿、不敢、不会与媒体打交道，在出现危机后不知所措，一味封锁消息，频出错招，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坐失良机而激化的。从社会利益矛盾化解的实践看，舆论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舆论引导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3.1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构建群众和媒体有效引导的机制
在油田和谐示范矿区建设中，社会管理创新与舆论导向紧密结合，东湖八区爱心大姐工作室成立至今，在扶老助残、关注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邻里调解等方面作用突出，爱心大姐工作室的成立，为和谐示范小区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油田内外媒体的宣传报道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随着外界舆论导向的不断扩大，油田各小区也相继设立了爱心大姐工作室。奔二党员联系服务站成立的爱心大姐工作室则把关爱少年儿童、帮助老会战、搭建文化活动平台放在首要位置，使奔二小区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
3.2大力宣传油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的重大典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任务在基层，经验在基层，注意挖掘、宣传基层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典型经验，是宣传舆论服务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油田物业管理二公司的综合服务体极具代表性，是油田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大庆电视台、局有线电视、各大报纸都相继报道了综合服务体的各项工作。综合服务体是指由物业提供经营场所，由物业、社会联合管理，主要业务包括居民日常费用的收缴、解决菜篮子问题、综合服务等，主要针对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各项帮助，自从综合体开办以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3.3加强突发事件的新闻舆论引导
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期，突发事件频发，为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加强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是加强新社会管理的重大课件；如何减少负面舆论导向的影响，也是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一个挑战；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如何建立健全舆论导向机制，是今后一个时期应该解决的问题。在负面舆论导向未产生影响时，就应该利用小区党员联系服务站、综合服务体、物业的宣传手段、各种媒体等纠正错误，引导人们真确的理解、认识问题，从而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
4如何利用、引导舆论导向建设和谐示范矿区
舆论导向不但与社会管理创新紧密结合，还影响到和谐示范矿区的各个方面。新闻媒体、物业宣传、社区宣传、居民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等几个方面有机的结合，才能真正的促进和谐示范矿区的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各种载体、新闻媒体、物业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党员联系服务站，要重视舆论导向在和谐示范矿区建设中的作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向全国的居住小区推广。小区文化也是一种载体。是一个小的社会氛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比重逐年递增，作为内在舆论导向的主导者，老年人的舆论导向不容忽视。老年人在小区活动的越来越多，这一部分群体将是舆论导向的积极载体，而很多青少年儿童都由他们照顾，所以他们的舆论导向很大程度上将教育下一代，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下一代。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舆论导向，让其在和谐示范矿区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4.1发挥重大典型舆论导向作用
利用各种媒体，极力宣传各类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影响每一个人。油田矿区事业部举办的2013“感动家园人物”就是充分的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选举出油田各小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其中包括敬老爱老的模范、全国优秀志愿者、为青少年儿童创建学习园地的老人、小区里文化达人等等，对这些社会道德模范、公益模范、孝心模范的广泛宣传，极大提高了油田职工乃至大庆人民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他们就鲜明的活在我们身边，他们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影响了周围的人、邻里、小区乃至整个社会，通过他们的思想、话语、行动扩大舆论导向的正能量，从而引领社会朝着健康、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对典型人物的广泛宣传是建设和谐示范矿区的强力精神保障。
小区物业论文篇6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7.01.005
一、城市住宅小区的物业矛盾与物业费难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集中化居住的城市化住宅小区拔地而起，物业管理已成为重要的城市服务行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截至2014年底，全国物业服务企业2014年经营总收入约为3500亿元，全国物业服务企业约10.5万家；截至2014年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物业管理面积约为164.5亿平方米，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约为711.2万人。[1]从物业管理的内容而言，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涉及物业管理公司对住宅小区统一实施的社会化、专业化管理，其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对住宅小区内的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绿化、卫生、交通、治安和环境等管理项目进行维护、修缮与整治。然而与其他行业相比，物业管理行业又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服务行业。可以说，物业矛盾是城市基层治理的一大痼疾。物业矛盾的主体是业主（或居住人）与物业公司，一般涉及业主（或居住人）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相互不满意：业主（或居住人）对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不满意，而物业公司则对业主（或居住人）欠缴物业费和不同意上调物业费而不满意。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对于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矛盾产生根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产权模糊说
产权模糊说认为，物业矛盾的根源在于住宅小区产权的模糊性。比如有学者指出，住宅区存在“物业公共产权、集体产权和私人产权的共存特征”，“使得物业管理服务产品从整体上看具有综合性特征。对完全私有的物业管理服务属私人物品的特性，对物业集体产权和公共产权部分所实施的管理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物业管理服务中的私人服务量是有限的，绝大部分是集体服务和公共服务。在物业管理服务中，集体服务和公共服务收费难被验证”。[2]
（二）法律缺陷说
法律缺陷说认为，现行物业管理的法律规则存在结构性缺陷，集中体现为业委会的地位和行动能力赋权不足。有学者指出，我国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中的“执行机构”，没有法人资格，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3]无论是2007年10月前的旧《物业管理条例》，还是修改后的新《物业管理条例》，都缺乏对业主委员会权益的规定，使得业主委员会的动力机制设计处于空白。与此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物业管理企业的权责范围，致使本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房屋质量问题归咎于物业管理企业，部分业主并未认清各种管理矛盾的责任主体，常常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拒交物业费。[4]
（三）市场失序说
市场失序说认为，物业矛盾的根源在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和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比如有学者注意到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产生纠纷的原因，70%是由开发商引起的，特别是业主在使用住房过程中出现房屋质量问题或开发商在售房时的有关承诺在后期不能兑现的状况。[5]
（四）行政干预说
行政干预说的观点认为，物业矛盾往往是权力的过度介入造成的，比如有学者的研究指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中存在“权力过度化”问题，即政府部门行使的权力超出了其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和义务。[6]这种“权力过度化”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五）公民意识欠缺说
这种观点认为，物业矛盾和物业费征收难等问题在于公民意识不强，缺乏缴纳物业费的公共意识。对此，有学者指出，“由于住房制度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分房的制度，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国家出钱建房、管房、养房的意识仍然深植在大多数业主及物业使用人脑中，使老百姓已经形成了‘住房靠国家，挣钱自己花’、‘服务维修国家包’的观念，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误区”。[7]
上述这些观点对物业矛盾和物业费难题的理论分析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产生物业矛盾的根源问题。然而，这些理论性解释几乎关注的都是物业管理中的“失败经验”，由此形成的困境是无法对同质化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成功经验”给予恰当的解释。在现实经验中，即便在同质化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物业运作的“失败经验”和“成功经验”也都可能是交错存在的。
二、理解成功验：物业管理治理化的理论视角
本文所要展开的经验案例恰恰是在中国物业管理同质性大环境下的“成功经验”。上海的S社区的P住宅小区在居委组织的领导下，成功地对业主进行了上调物业费的同意动员，最终形成了业主和物业公司双赢的局面。笔者以为，这类物业管理的“成功经验”可能并非特例，有助于说明一旦物业管理被纳入基层组织的治理化过程，物业矛盾是完全可以通过治理化手段加以消解的。从物业管理治理化的理论视角探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解释同质环境中的“成功经验”，而且将业委会、物业公司之外的居委组织和政府引入视野，也更加接近于物业运作的日常现实。物业管理治理化的理论视角强调将物业管理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中加以考虑，尤其不能忽视物业管理过程中国家和正式组织的“在场”。物业管理治理化的理论视角的出发点和假设是，社区正式组织（居委组织）将物业矛盾视为社区治理议题，一旦正式组织发起解决物业矛盾的治理过程，成功与否的根本取决于能否实施有效的同意动员，即获得绝大多数业主的认同。与其他视角相比，物业管理治理化视角并不将物业矛盾简单化为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是将物业矛盾视为一种社区治理议题和治理化过程。
从物业管理治理化视角出发，物业矛盾的消解是社区正式组织对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说服，或者说同意动员的过程。国内有学者已经借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和布洛维的制造同意理论分析中国的基层治理议题，其中核心观点的是基层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制造同意”来消解治理矛盾。[8]在本文中，笔者更愿意用“制造可接受性”的概念来反映物业矛盾在治理化过程中的消解之道，因为在实际经验中，物业治理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供给的方案和程序在居民主观心理上的可接受性，而同意与否是最终的结果。如图1所示，在本文的经验中，“制造可接受性”强调业主和居民对物业费上调的同意是通过由社区正式组织发起领导、业委会和居民参与的沟通协商机制不断被制造出来的，而之所以能够最终同意则取决于沟通协商过程所提供的方案、程序能否在利益、信息、信任和情感上增加居民对物业费上调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是“因”，居民的最终同意与否是“果”，可接受性又是在社区沟通协商过程中不断被制造和建构的主观心理感受。可接受性既可能来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满足，也可能来源于过程正义和情感互动中的主观感受。在下文所提供的经验中，上海S社区的正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动P住宅小区上调物业费，根本之处即在于有效地对业主和物业公司实施了同意动员，而同意动员的成功又在于治理过程所提供的方案和程序满足了业主和物业公司在主观心理上的可接受性。
三、物业费调价：物业管理市场化的动力
在我国，“物业费是在当前物业问题中居于核心地位”。[9]物业费面临着征收难和调价难的困境。据相关研究提供的数字，我国物业费面上收缴情况相当不理想，“全国物业管理收费率很低，尤其是住宅小区的收费率就更低，少则只有30%～40%”。[10]在地方层面，有数据显示，“北京市的物业收费率一般仅为50%～60%，最低的只有30%左右，能达到80%～90%的已属凤毛麟角。广州约有20%的业主拒交物业管理费。[11]天津市物业服务企业反映，有的社区缴费率最高的时期在50%左右，现在只有20%。[12]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提供的数据，2008年，不同类型物业的物业费收缴率很少能达到80%，甚至有的地方刚刚超过60%，如表1所示。在这种物业费收缴不理想的情况下，物业行业的利润率长期处于偏低状态，亏损的物业企业数量相当可观。如表2所示，2008年，全国物业企业的亏损企业数占到40.76%，平均亏损额达到37.22万元。2012年，上海市物业管理主营收入达到约499亿元，约占上海GDP总量的2.48%左右。然而，物业管理行业平均利润率仅约为2.29%，利润总额约为11.45亿元。[13]
物业行业的普遍亏损一方面是因为物业费收缴率偏低和物业费上调难，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劳动力密集行业的物业行业的经营成本大幅度增加，这从两个方向上将物业行业推入困境。对于业主而言，物业费缴费意识不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非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居民，出于历史和动拆迁等原因，长期以来缺乏缴纳物业费的意识。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大量农民和旧城改造居民被动上楼，在心理上对缴纳物业费存在抵触意识，甚至认为免交物业费应当作为一种被动迁福利看待。二是商品房小区对物业企业的物业服务不够满意。对业主而言，“当他们感觉到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时，选择拒交物业费也自然成了他们本能和最后的选择。他们认为这是对抗物业管理公司服务差的最有效手段”。[15]
物业企业的大面积亏损还存在政策上的原因，即物业费作为一种由物业企业提供的民生服务，其价格长期被纳入政府定价体系，物业企业缺乏自主涨价的权利。所以，长期以来，物业行业，特别是一些民营物业企业，一直对政府放开物业费定价进行着呼吁。对地方政府而言，推动物业管理市场化也是大势所趋。比如，在上海，由于各种原因，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不得不长期性地拿出相当规模的财政资源以补贴物业企业的运营，因为在物业费定价偏低、收缴率有限和上调难等原因的制约下，如果缺乏政府的财政支持，物业企业更加难以维系日常运营。随着物业企业的成本缺口越来越大，政府背负的包袱越来越重，推动物业管理市场化，引导物业企业市场化生存，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2014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要求放开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和住宅小区停车服务价格。在此政策背景下，2015年3月，上海市发改委出台文件取消了政府对物业收费的官方定价。
四、物业费调价：来自上海住宅小区的成功案例
现实经验表明，即便在不利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仍然有相当多的城市住宅小区成功地实施了物业费上调。上海的S社区的P住宅小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正如前文所提到的，P住宅小区的物业费调价过程并非是一种小区业主自治起来与物业公司直接谈判的结果，而是纳入在社区正式组织体系的社区治理化过程的成果。城市住宅小区虽然是居民的生活家园，但是目前并不是一种完善的自治单位，小^公共事务很难通过自治来应付。这不仅是因为住宅小区并非熟人社区，信息不对称和社会资本存量有限，合作成本较高，而且是因为现行制度下，住宅小区缺乏对自治行动者（如业主代表、楼组长、积极分子）的有效激励。所以，正如P住宅小区案例所体现的，物业费调价问题并不是当作一种小区自治的议题而处理，而是放置在社区正式组织（居委会）的社区治理的大范畴中加以对待的。
P住宅小区是1997年新建的商品房小区，1998年入住，小区共有876户，其中有一部分是售后公房，共有12户。1998年的时候，物业费的定价是0.35元，这种低价随着物业公司人力成本的上涨而越来越难以维系。2006年，P住宅小区面临第一次物业公司“抛盘”。这家物业公司资质比较高，人员工资也比较高，承受不了一年3万多元的亏损。“抛盘”之后，一个资质较低的民营物业公司接盘了，他们的人员工资按照上海最低工资来支付，全年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所以成本要低一些。2008年，政府出资帮小区搞了一次大整修，大水箱改成了变频泵，物业费因此加了0.1元，变成0.45元。但是这多出来的0.1元钱，业委会提出来，只能用作变频泵的电费和运营费用，其他不能用的，要专款专用，但物业公司不用这0.1元钱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活不下去。2013年，这家物业公司又提出来要抛盘，说做不下去了，因为人员工资上涨了许多。2005年时，上海每月的最低工资是560元；到2013年，每月的最低工资已经是1620元了。出现这个情况之后，S社区的党组织迅速行动了起来，召集“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商量物业费的调价问题。总的意见是物业费肯定要涨，问题是：涨多少合适？用什么方式业主比较好接受？对P住宅小区的居民来说，普遍认为这家物业公司还可以，对其服务质量还比较认可，老百姓都认为可以涨一点，但涨多少大家心里没底。老百姓的心理是最好少掏一点，不掏最好。物业公司当时的经营已经十分困难，民营物业公司的老总甚至对居民区党组织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前世欠了债，今世在还。”当时，物业公司提出的意见是从0.35元涨到0.7元，这个意见居民区党组织认为步子一下子迈得太大，老百姓会不接受。经过对物业公司反复做工作，终于商量出来要从0.45元上调到0.58元。0.58元是上海市商品房五级定价最低标准，因此P住宅小区物业就以这个标准为基数。最终在居民区党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联合动员之下，广大业主投票接受了这个调价方案。在此氛围下，P住宅小区业主接着投票通过了另外一条规定，就是物业费与上海市最低工资上涨的联调机制。从2016年开始，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调多少，P住宅小区的物业费也做相应的上涨，并随着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比增长而增长。2015年，上海市最低工资调涨了7%，P住宅小区物业费按比例调涨了10%，涨了6分，到了0.64元。这样一个办法下来，原来物业以为居民不愿意，但是做下来，2015年物业费达到了80%的收缴率，而2016年1月份、2月份，物业费收缴率已经达到了85%。
从上述经验可知，在整个物业费调价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居民区党组织的组织化推动，在协调各方中居民区党组织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居民区党组织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物业矛盾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板块内容，居民区党组织是无法缺位的，另一方面，居民区党组织在物业费调价中的主导作用也是制度环境的要求。根据上海市2014年年底印发《关于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居民区党组织要支持和保障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依法履行职责。居委会要加强对业委会、物业公司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指导和监督，支持他们参与居民区治理，协助做好业委会组建和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业委会、物业公司及其他社区组织应积极配合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能，接受居委会指导和监督”。实际上，居民区党组织不仅起到了指导和监督的职能，而且领导了物业费调价的整个沟通协商过程。P住宅小区的案例，说明了正是在居民区党组织的捏合和运筹之下，社区的“三驾马车”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最终通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合力说服广大业主接受了合情合理的调价方案。
五、制造可接受性：物业费调价中的同意动员机制
从物业管理治理化的视角出发，P住宅小区物业费调价之所以成功乃是在社区正式组织的领导下对广大业主实施了有效的同意动员，而同意动员之所以成功又在于物业管理治理化过程为广大业主提供了一份可接受性的方案和程序安排，体现在利益、信息、信任和情感等多方面上满足了业主的主观心理要求。
（一）利益折中：制造双赢局面
物业费调价最为关键的是“里子”，即利益上的安排。P住宅小区的物业调价过程中，社区正式组织发挥了一种利益折中的角色，尽可能地创造一种业主与物业公司都能获益的双赢局面。社区正式组织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时，物业公司一开始提出物业费要从0.45元涨到0.7元，但是社区正式组织却认为如此幅度的上涨居民难以接受，又特别指出涨得太多，业主没有缴费意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说服物业公司物业费先从0.45元涨到0.58元。与此同时，建立了物业费与上海市最低工资上涨的联调机制，这样物业公司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动员业主同意时，社区正式组织、业委会和业主代表反复向业主强调一个基本道理，人员工资年年在涨，物业公司运营难以维系，物业费上调势在必然。S区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提到一个观点，他们只能是“一手搀两家”，平衡两头利益，既要使物业公司有微利，又要使业主承受得了。如果只是单方获益，肯定不能长久，双赢局面一方面能够促使物业公司改善服务，同时另一方面，提高广大业主的缴费意愿。
（二）抓住业主中的“关键少数”
在物业调价过程中，社区正式组织也非常注重抓住业主中的“关键少数”，即业委会主任、业委会成员和业主代表。与其他地方相似，社区居委会一般通过尽可能的交叉任职来整合业委会，业委会主任和业委会成员最好是居委会信得过的人。P住宅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就是一名非常干练且与居委会关系融洽的业主，在此次调价过程中，业委会主任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物业费调价之初，社区正式组织首先要做通业委会成员和业主代表的思想工作，在小范围内先形成了一个共识。
“我们在调价时，特别是要注意拉住业主代表，业主代表如果思想通了，那么这个选票下去，一定是勾同意的多。如果他们思想上想不通，勾出来的必定都是反对票。对业主代表，首先要做通工作。我们先后开了3次会，先对业委会主任做通工作，让他去跟业主代表分析为什么要涨物业费，要讲清楚为什么要涨到这个情况的原因，以及人家物业公司的生存空间是多少。”（访谈记录：2016-03-25）
抓住“关键少数”的好处在于，这些业主代表一般是业主中享受较高信誉的人，他们若同意会对其他业主形成一种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这些业主代表平时与所代表业主之间也相对熟悉，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所以他出面去做说服动员工作会更加有效。
（三）公开透明：信息对称换信任
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基于信息不对称之下的猜疑和不信任，往往是根本上没有重大分歧，而是因为缺乏公开透明的信任分享机制而相互误解。比如，许多业主内心中也认同物业费应该上涨，但是对物业费上涨多少，心里没有数，同时又惧怕物业公司的漫天要价。对于物业公司而言，信息不对称也容易受到“委屈”，明明是亏损难以维系，但是说出来业主还不一定相信。在P住宅小区这次物业费调价过程中，社区正式组织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做到公开透明，通过信息对称化来换取业主信任。
“我们向全体业主发了一份家书，以业委会名义发的，把小区情况、物业情况，物业的成本支出、人员工资情况，每家每户都发了一份家书，告知业主，先让他们看到。第二步，在小区设立了一个咨询点，让不理解的人都能够在这里理解。这次咨询会，三驾马车都在，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委都在。其实，业主一般都不会提为什么要涨价，因为之前的家书都看了，他们提的主要是物业服务怎么不到位，物业怎么没做好。那么他们说了之后，物业公司的服务改进了，那么这些人也就同意了。”（访谈记录：2016-03-25）
P住宅小区在这轮物业费调价时，特别建立了与上海市最低工资的联调机制，这种联调机制之所以能够得到业主的接受，恰恰也说明了公开透明、信息对称的重要性。
“老百姓很高兴，认为物业费上涨是正常的，因为物业费的支出主要是人员工资的支出。老百姓都明白一个道理，人员工资涨了，物业费不给涨，他们就生存不了。这样联调起来后，就不用一年两年再因为涨物业费去开会，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低工资涨了，物业费也要涨。现在每年12月，物业公司出一个通知就行了，告知明年的物业费涨到什么标准。这样老百姓都明白，都很愿意。对我们三方来说，都轻松了很多，少了很多矛盾。”（访谈记录：2016-03-25）
（四）过程正义：程序合法取同意
除了公开透明之外，P住宅小区在这次物业费调价过程中，还通过细致的程序安排，广泛地征询和吸收业主意见，尽可能地以过程正义供给和程序合法性来获得业主的同意。在具体推动物业调价过程中，共识形成是一层层地往外推，并且要在过程和程序上让广大业主接受。
“我们的业委会主任能力很强，他先做好账目，然后和我们业主代表去上课。先在业主代表当中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再通过各种载体向我们的业主去宣传。最后再汇总老百姓的意见，反过来再修改我们的方案。修改好方案以后，再对下进行咨询，因为我们有些业主，平常是不参与社区工作的，但是到咨询日了，他们也会来凑个热闹。这样上上下下以后，基本意见形成、反对意见基本没有之后，我们才开始投票。”（访谈记录：2016-03-25）
经过过程和程序上的周密安排，许多矛盾实际上得到了无形的消解。S社区的书记认为，最终的投票只是结果，我们的前期工作一定要做扎实，不然投票不通过，难以收场，以后做什么事都不容易了。
“大家都知道，做社区工作，业主的勾子达不到三分之二，那就惨了。如果我这任书记，走了这条路以后，那么你下面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因此每个关、每个卡，我们都要闯过去的，不能让老百姓有一个不同意。所以前面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投票以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这2次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物业费涨到0.58元，第二个项目是联调机制，方案下来后投票结果是一次性成功，都达到了三分之二。”（访谈记录：2016-03-25）
（五）关口前移：在平时工作中积累情感
从物业管理治理化的视角，P住宅小区成功上调物业费，S社区的居委干部和物业公司的“日常表现”也起着支撑作用。P住宅小区的大部分业主认为物业公司的平时服务还可以，物业公司在经营上的困难，特别是“三保人员”（保安、保洁、保绿）的人员工资难以保障，多数业主在情感上是容易支持一定幅度的物业费上调方案的。而对社区居委干部来说，物业费调价不过是他们处理的社区治理事务当中的一种，在平时工作中与居民打交道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平时工作的“表现”就会对眼前事件的处理形成一种的累积效应。如果平时工作中，在居民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甚至积累了一定的权威、信任和情感，那么这种权威、信任和情感便成为处理下次事件的“正资产”，反之则成为“负资产”。S社区的书记在总结物业费调价成功经验时也提到了这一点，要“把工作做在平时”。
六、结语与讨论
本文从物业管理治理化的视角给出了对不利制度和社会环境下物业费上调“成功案例”的理论解释，即物业管理在基层社区并非仅仅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民事关系，而是应该被作为一种社区治理议题得到治理化处理，在社区正式组织的治理资源的高强度介入下，物业管理矛盾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消解。上海S社区P住宅小区的经验说明，在物业管理治理过程中，物业矛盾的化解关键在于社区正式组织能否对广大而分散的业主实施一种有效的同意动员，而同意动员的成功与否又在于社区正式组织所供给的利益方案、程序安排和日常情感能否提供足够的“可接受性”。S社区P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成功经验”至少概括了两点理论性认识：
（一）物业关系的被政治化与治理属性
由于中国的体制性特征，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物业关系较少在自治和市场的轨道上加以解决，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社区被政治化为社区治理问题，不仅业主经常寄希望于社区正式组织和政府“为民做主”，而且社区正式组织和政府也往往出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考虑而主动介入物业关系的处理。
（二）基层治理体系与业主自治的良性互动
S社区P住宅小区的经验恰恰说明了基层治理体系与业主自治的良性互动形成了合作红利，使得即便在不利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也能够成功地实现物业费的合理上调。一方面，在既有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环境下，业委会很难独自应付物业费上调议题，这不仅是因为业委会较为尴尬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因为自治需要支付合作成本，而合作成本的消化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基层治理体系的介入输入了大量的治理资源（人力、物力、关系、情感），在社区正式组织的引领下，业主自治的合作成本被降低了，业委会和业主代表能够“轻装上阵”，做一些可能做到的沟通问题，而大量需要投入资源、人力和跨组织协调的难度工作则由社区正式组织承担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当前中国场景下，理顺小区的物业关系，出路可能并不是简单地走“去权力化”的市场和自治路线，而是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和自治双重发育不足的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能够培育、调动市场和自治力量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介入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居民自治和市场调节的良性互动。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聚集人口流入型地区”（15ZDC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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