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论文范例(3篇)
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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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高等教育的新鲜事物，民办高校发展历史不长、经验积淀较少、办学条件有限等因素致使形势与政策课在组织落实过程中出现问题，且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本文从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供给机制出发，从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教学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对其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供给机制
198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在各高校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11月，国家教委制定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设置“大学生思想修养”、“形势与政策”等五门课，其中“形势与政策”为必修课。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国家和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和界定了课程的性质和定位，不断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新要求。
作为大学生系统学习思想政治的主要阵地，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了解党的理论政策、认清当前国际局势、提高社会觉悟等起到重要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数十年来，各高校纷纷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发展极不均衡，部分高校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模式落后，尤其在一些民办高校，由于教育资源不足、领导层缺乏重视等主客观原因，这一情况更为明显。
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性便成为民办高校思政教育课开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从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供给机制出发，从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教学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对其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教学供给机制问题分析
教学供给机制存在于学校日常教学的方方面面，良好的教学供给机制是教学活动高效、有序的重要保障。某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开展过程中，学校的供给与学生的需求达不到平衡，也就是说，这些民办高校所能提供的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出现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的状况，具体来讲就是在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和教学供给内容上存在不足。
（一）教学供给方式单一，教学方法滞后。
教学供给方式，就是常规意义上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由于具有时效性鲜明、政治性明显、针对性较强、知识面广泛、实践性突出等特点，形势与政策课的开展注定有其特殊性，课程内容丰富，涉及内容纷繁复杂，包括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相关内容，而其最大的特点是时效性、变化快。因此只有采用合适的教学供给方式，随着社会出现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不断调整才能切实推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国际形势，提高社会觉悟。
现阶段一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方式问题不少，单一的教学形式、陈旧的教学手段和落后的教育理念制约着形势与政策课对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引导作用。
从教学模式看，大多数民办高校采用单向模式作为其教学的主导形式，即教师授课、学生听讲的“灌输式”模式。这种传统的单向模式仅注重理论说教，忽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上缺乏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不重视教学情况的反馈。缺少变化的课堂，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心理，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从教学组织形式看，受制于教师、教室、资金缺乏等因素，形势与政策课“小班制”教学在民办高校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民办高校采用大课形式，以容量大的教室或者礼堂作为授课地点，听课学生少t一两百人，多则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教师有心，也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或者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
从教学手段看，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某些民办高校教学仪器设备落后，某些老教师不能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技术，“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教学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无法对青年大学生产生吸引力，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另外，某些民办高校和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形势与政策课就是在播放各类教学视频、阅读PPT，缺乏对当前时事政治热点和重点的解析。
从教学理念看，陈旧落后的教学理念导致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的不足，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的不足反过来又阻碍教学理念的转变。这种循环使得当前一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理念与时代脱轨。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依旧秉持以理论教导为主的观念，对实践教学的认知存在偏差，没有形成多渠道的教学模式，忽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感受。教学内容往往是从教师“如何教”出发，漠视学生“怎样学”的问题，教学效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
（二）教学供给主体不明，师资队伍薄弱。
古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作为教学供给的主体，是一门课正常开展，正常运行，实现预期教学目标的重要保障。形势与政策课也不例外，相反由于其涉及知识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使得它对于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更为严苛。
目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以专职与兼职混编为主，校内兼课教师一般由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从事思想宣传的行政人员或者学生辅导员担任。这对形势与政策课正常的教学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兼职教师受制于自身的本职工作，无法抽出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形势与政策课上，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不足。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有其特殊性，对于兼职教师而言，其教学水平有限和知识储备不足严重影响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同时，民办高校持续扩招致使学生的数量增长速度远超过教师增聘的速度，师生比例失衡，导致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老师占比越来越大，加剧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课程的质量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总体素质同样值得忧虑。民办高校往往难以应聘到专业素质过硬的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无论是专业背景还是理论水平都难以与公立高校相媲美，兼职教师混杂其中，使得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青年教师虽然学历、专业背景较好，却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教学理念有所落后，无法熟练使用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教师因为缺乏专业背景，无法得到进修培训，导致教师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三）教学供给内容混乱，课程建设落后。
教学供给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课时的安排及考察方式的确定等。对于当前某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而言，教学供给的内容混乱，譬如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大，缺乏针对性；课时数量太少，安排不合理；考察方式不完善，科学性不足等。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建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四门具有相对稳定教学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的特殊性与灵活性使得其教学内容无时无刻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调整。形势与政策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等多个知识面，没有相对稳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虽然教育部社政司会定期指定《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等期刊作为参考教材，并在春秋两季印发每年的教育要点以作为课堂教学指南，但无法满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正常需要，这便要求高校采购足够的课程资料，组织社会实践进行辅助教学。民办高校难以按要求给学生配备相应的教辅材料，难以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随意。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千差万别，良莠不齐。
从课时安排看，教社政〔2004〕13号文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而在实际操作中，民办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视程度不够，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安排课时。教育部规定形势与政策课应当贯穿大学四年（专科三年）始终，也在近期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然而民办高校往往只开设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期的课程，大幅度削减课时数量。除去课时的不足，在课时安排的具体时间上，部分民办高校大做“文章”，将形势与政策课安排在晚自习、周末等时间，教师备课和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容易产生厌烦感，到课率受到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受到制约。
对于一门课程而言，考试是检验学生有无掌握到课程要点的重要途径。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以开卷考试和撰写小论文为主。开卷考试往往题目简单，题型一般以选择、填空和简答题。教师出卷以保证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为出发点，在考试中完全无法检查出学生的学习进度，难以分辨优劣，难以对学习效果进行追踪和评价。撰写期末论文的考察方式虽然具有操作简易、成本较低、时间安排灵活的优点，但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学生容易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随意搜索、复制，难以起到考察的作用。
二、教学供给机制改革思路
为解决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存在的问题，民办高校势必要从供给侧着手，从制度层面出发，对当前的教育供给机制进行改革，以实现加强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坚持形势与政策课“学科化”的建设理念和发展方向，结合形势与政策课自身的时效性、政治性、学理性等特点，从根本上突破其教学供给机制的瓶颈。
（一）优化教学供给方式，转变教学方法。
教学供给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关系到形势与政策课的生命力。在近期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因此良好的教学供给方式在提高教学实效性、增强学生满意度、强化课堂吸引力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需要民办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形式、教学手段乃至教学理念加以改进和调整。
从教学模式看，民办高校应当抛弃传统以“单向模式”为主的教学模式，认识到实践教学、社会锻炼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作用，转变思想，打造理论课堂、网络课堂、实践课堂、社会锻炼“四位一体”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民办高校应当依靠常规课堂为学生提供理论的支持，依靠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渠道，搭建平台让学生参与到实践锻炼和社会服务中，全方位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将理论课堂与网络课堂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网络不受时空限制、内容丰富、更新快速的优点为理论课堂提供教学素材。实践课堂和社会锻炼需要学校搭建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和社会锻炼平台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当然，理论课堂应该与校园实践相结合，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以社团活动为辅助手段，将校园文化和时事热点结合起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刺激学生的求知欲。
从教学手段看，民办高校教师要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改变“一言堂”的观念，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建立互动式的课堂，多创造学生自主讨论、自主研究、自主学习的机会，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将枯燥的理论学习变为趣味横生的情景式课堂，增强课堂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总而言之，教学手段的革新应当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目的，根据学生思想的变化与具体需求的不同，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手段。
教学供给方式的优化离不开教学理念的转变。理念决定方向，思路引导行动。为着力解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机制出现的问题，民办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学校为学生而建、学生为学习而来，教师为学生而来”的理念，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理论教学为主向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转变。
（二）强化教学供给主体，破解教师供给困境。
强化教学供给主体，就是促使教师主体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道路。只有一支思想活跃、专兼结合、富有创造力的精干师资队伍才能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把握形势动态、了解学生思维方式，从而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顺利进行。
民办高校加强形式与政策课师资队伍建设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优化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的要求，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结构合理、比例适中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当前形势与政策课课时少、安排随便、课题变化快，高水平的教往往不愿意专门从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因此，民办高校要从薪酬标准、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并稳定专职教师比例。另外，形势与政策课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多门学科，因此要求教师的专业背景相符、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较强的教学能力，保证形势与政策课正常的教学供给。
考虑到资金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落后等因素，民办高校可以加大培养自有青年教师的力度，引进相关学科的高水平硕士、博士，一方面要通过授课学习、教学观摩、研讨沙龙、参与课题研究等途径，增进该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教学水平，增加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安排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参与校外交流学习，开阔其眼界，增长其见识。当然，民办高校还可以建立起“以老带新”的工作机制，鼓励具有丰富经验的中老年教师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帮助青年教师成长起来。
除了教师的专业水准以外，民办高校同样应当重视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师德修养，提高其政治理论素养。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列课程之一，其任课教师更应当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有崇高的思想道德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这需要民办高校采取高质量的辅导和主题明确的研讨等措施，强化师风师德教育。
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离不开学校教学评估体系发挥的督导作用。民办高校可采用学生、其他教师、教研室、院系的四级考核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日常行为和授课水平进行公正合理的综合评价。这个评价的结果应当记入教师的个人档案，作为其聘任、考核、晋升、晋级的依据，对于师风师德不合格、教学水平常年反映较低的教师可实行“一票否决”制。
（三）规范教学供给内容，推进课程改革。
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内容混乱的局面制约了正常的教学供给。这要求民办高校应正确认识到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严格遵守课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由于时效性强的特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极易变动，不稳定。因此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规范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加强其课程体系建设。
虽然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变化极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由这些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判断形势所需要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组成的。近期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牢牢把握当前国内外的总体形势，对时下新闻热点进行深入的分析讲解，结合当前热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当然由于不同学生群体在不同阶段思想状况和特点的不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因材施教”，制定最贴近学生的教学内容，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
就考核方式改革而言，民办高校应当在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具体来讲就是把期末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开卷考试与课程论文相结合，克服单一期末考核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其次，应当将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既要进行卷面考核，又要进行实践考核，更客观地反映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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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政策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4-0055-03
“形势与政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我国大学通识教育中颇具特色的课程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和方式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该课程的根本目标却未发生任何改变，即开阔学生的视野与知识面，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然而，作为一门颇具时效性的课程，“形势与政策”课程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显著的标志是与时俱进”[1]。在此时代背景下，全国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了推进“形势与政策”教学，把握学生对该课程的认识非常重要。为此，我们对本校开设该课程的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通过把握学生的思想动向达到改进课程教学的目的。
一、资料来源
问卷调查主要涉及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意义、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等方面共15个问题，重点关注学生对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效果的看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有23个学院（系、所、部），其中思政部、国际学院和水土保持研究所不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基于此，在调查过程中，课题研究小组根据专业、年级、性别相对均衡地在20个院系部中发放问卷1300份，占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学生总数的21%，回收有效问卷1251份，回收率达到96%。基于这些问卷，对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进行统计分析（对49份废卷作了适当处理）。
二、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认知的现状与特点
通过对选取样本的统计分析和研究发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本科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
（一）学生对课程开设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就“形势与政策”课程开设的意义，调查问卷从课程作用、对成才的影响以及了解形势与政策的作用等三个方面展开。统计分析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在这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上，把握我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对于他们开阔视野、增长眼界以及最终的成才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形势与政策”课程也是他们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和国际形势的主要途径之一，因而“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开设极为必要，认为该课程重要的学生占84%，而仅有16%左右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无关紧要，可有可无。至于“形势与政策”对成才的影响以及了解形势与政策作用，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也表示出相似的立场和认识（见表1）。
表1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重要意义的认识（单位：%）
（二）总体教学效果良好，大多数学生表示基本满意
根据问卷涉及的问题，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从课程中教师的总体印象、教师备课情况、教学的信息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条件等方面作出了回答。从总体来看，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总体印象、教师备课的认真程度、授课水平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具体而言，对教学效果表示很满意的占6.8%，满意的占26.1%，比较满意的占47.8%，不满意的为19.3%。就教师印象来看，7.8%的学生表示十分满意，30.8%的学生表示满意，50.7%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仅有10.7%的学生表示不满意。就教师备课而言，大多学生认为教师是充分准备的，89.9%的学生表示他们的教师备课认真，只有11.1%的学生认为教师备课不认真。
当问及教学的信息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条件时，被调查的大学生总体持肯定态度。很多学生认为，“形势与政策”是所有课程中信息量最大的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他们获得了许多根本不了解的知识。不少学生认为，自己原本对当今的世情和国情并不了解，该课程庞大的信息量增进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认识。根据问卷的统计结果，认为课程信息量很大、比较大、一般和不大的比例分别为9.4%、26.3%、51.9%和12.4%。对于教学内容，多数参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表示，任课教师的内容选择紧扣教育部每半年一次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与教学要点，能够使他们获得最新的国内国际政策与形势的分析。对于教学条件，在被问及的大学生中，10.1%的学生表示非常好，51.2%的学生表示好，32.8%的学生表示一般，仅有5.9%的学生表示教学条件较差。
（三）教学方式、教学途径与形式与大学生的期望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形势与政策”教学主要采取专题式大班讲座模式，外加暑期社会调查，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在每个学期的第10―14周内都有两次“形势与政策”课程，思政部与教务处根据学生的上课时间，安排不同的教师就国际与国内热点问题分别举行一次讲座，每次两个小时。此外，学校还在学生第一学年结束时，组织全校一年级学生返乡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暑期社会实践调查，并在暑假结束返校后举行多场暑期社会实践调查交流会，增进学生了解国情、社情和民情。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大多数学生希望“形势与政策”课程能够再多些实践性教学，而非理论性的讲授。当问及“什么是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形式”时，46%的学生选择社会实践，33%的学生选择多媒体教学，12%的学生选择主题演讲，还有9%的学生主张进行专题讨论。而对于如何进行社会实践教学，40.3%的学生选择社会调查，27.8%的学生认为应该进行基层走访，8%的学生选择听报告会，还有23.9%的选择社会实践。而对于该课程的讲授时数，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太分散，应该集中。对于多少课时比较合适，大学生的看法则存在很大分歧，在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选择4次（8课时）的学生占32%，3次（6课时）的占29%，2次（4课时）的占30%，1次（2课时）的占9%。毫无疑问的是，“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方式与形式与他们的期望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错位。
（四）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存在较大问题
虽然大多数参与调查的大学生表示“形势与政策”对于开阔视野、增进对世情和国情的了解、把握国际局势和国内政策走向意义重要，对于个人的成长和成才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在实际的“形势与政策”学习中却难以反映这一点。作为一名“形势与政策”教师，在课堂上看到的是，学生上“形势与政策”课迟到的现象很普遍，还有一些学生根本就不来。来上课的学生很多也是什么都不带，更不做笔记，问卷统计结果也反映和佐证了上述现象。就学习态度而言，不少学生表示对该课程兴趣不大，表示很有兴趣的占12.2%，表示一般的占45.4%，不感兴趣的占29.3%，无所谓的占13.1%。对于上“形势与政策”课是否记笔记，5.9%记录非常详细，12.9%的学生比较详细，45.2%的学生表示记笔记，而高达36%的学生表示不记笔记。对于该课程的作业，40.3%的学生表示是独立完成，37.5%的学生表示是网上下载，22.2%的学生表示是简单拼凑。所有这些都表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态度令人担忧。
三、影响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认知的因素分析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形势与政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本身的重要性及其教学的重要性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对该课程的诸多方面持肯定态度。然而大学生在实际学习中却出现了明知课程重要，但是却不重视，甚至不愿意去上课的现象。究其原因，以下因素促成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认知的出现。
（一）课程设置的特殊性
“形势与政策”是大学生5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一，然而该课程的设置却与其他4门课程有着很大的差异。应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处在不断地改革之中，而变化最大的当属“形势与政策”课程[2]。最近的一次改革当属2004年原有的“两课”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更名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据此，四年制本科的“7+1”课程被精简为“4+1+1”课程，“形势与政策”仍作为必修课，以“1”的形式存在，并按2004年11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形势与政策’课按每个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3]。这决定了当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形势与政策”的课程设置：在本科一、二年级的每个学期10―14周内，均有2次（4课时）的“形势与政策”课。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得任课教师在上课时能够将最新的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纳入教学中。但是由于课程安排的机动性，加上一个学期只有两次，其结果是很多学生要么遗忘了这门课，要么因为这门课的课时少而不重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当问及学生为何缺席“形势与政策”课程，有40%的学生表示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和地点，30%的学生认为该课时少不重要而不去上课。
（二）课程的教学途径与考核方式
“形势与政策”课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要采取大课堂专题讲座教学，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每个学期2次（4课时）由不同教师分别讲授过去半年内国际、国内的形势与政策。由于课时比较有限，每个教师都会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选择某一个方面的重点讲授。而很多学生对纯粹的理论讲授兴趣不高，加上还有部分教师在如此有限的课堂上以放资料片来取代讲授，使学生进一步丧失了对该课程的兴趣。在填写调查问卷的过程中，不少学生表示，在“形势与政策”课堂上，放资料片虽然能够提高课程的吸引力，但是由于该课程课时偏少，加上选择恰如其分的资料片相对比较困难，其结果可能影响学生对最新形势与政策的把握。当问及“从形势与政策课程中你获得了什么”时，虽然大多数学生表示该课程增进了他们对最新形势与政策的了解和掌控，但是也有部分学生表示，“形势与政策”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因为教师在课上放了几次资料片之后这门课就结束了。基于此，他们认为从开阔视野的角度考虑，他们还是倾向于理论讲授以及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授课方式。可见，“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途径对大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有不小的影响。
与此同时，“形势与政策”的考核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大学生对该课程的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在本科培养方案中属于考查课，即一般情况下该课程不考试。目前来看，虽然这门课时间跨度长，所有在校的学生要学习两年（一、二年级），但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硬性的考核，直到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结束所有的“形势与政策”讲座后才进行考核，考核主要以写论文为主，因此，很多学生把这门课当成相对容易通过和获得学分的课程，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多学生为了能够获得学分，在结课论文中不加引注地抄袭别人论文的现象比较普遍。此外，很多教师在批改学生结课论文时一般不会给学生太低的成绩，尤其不会让学生的结课论文不通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视程度。
（三）大学生的总体学风
从总体来看，大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较高的素质，在到课率、课堂秩序上表现相当不错，但在对知识的接受上略显消极。尽管学生的这种态度在客观上与一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更与学校的整体学风有一定的关系。在调查过程中，很多大学生一方面坦承自己的学习态度不够积极，对上课热情不高，尤其是大班上课尤其如此，但同时又对任课教师的备课情况、教学态度等普遍持肯定态度，这也说明整体学风状态对具体课程学习态度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认知及其决定因素。应该说，“形势与政策”在大学生的认识中是一门紧扣时展的课程，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一门颇具特色的课程。鉴于该课程在开拓学生视野、促进学生成才中的作用，因而绝大多数大学生充分认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和开设的必要性，但是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因受到课程设置、教学途径与方式、学校总体学风等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重视。基于此，要使“形势与政策”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必须创新教学方式，解决三大问题是关键：一是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即“形势与政策”如何能够更好地将教学与现实结合起来，实现理论性讲授与实践性体验的有机统一，从而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增进教学的实效。二是教师和学生的矛盾。长期以来，课堂采取的是教师导向的教学，即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居高临下，教条地讲授国家的大政方针，脱离大学生自身的需要和实际。如何在教学中实现教师导向和学生导向的均衡把握是值得思考的。三是“行与知”的矛盾。虽然不少大学生认识到“形势与政策”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在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认识方面能力缺乏，使其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根本的动力，这不仅是“形势与政策”课程，同时也是其他很多课程面临的问题，需要加以改变。总而言之，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认识改观以及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们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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