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概念范例(12篇)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1

一、从不同角度把握概念的内涵

在一次教研活动中，有这样一道习题引起了大家的争议：“在圆柱形物体中，挖出一个圆锥形的孔（圆锥的顶点在圆柱底面的圆心上，圆锥的底面与圆柱的底面一样大）成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体积是容积的（）。A.……；B.……；C.2倍；D.3倍。”对于是选择答案C还是选择答案D，几位教师看法不一，并说出了各自的依据。笔者认为，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C，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体积和容积的关系进行界定：“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是这个物体的体积。”“容器或其他能容纳物质的物体的内部体积叫容积。”把圆柱形物体做成容器后，容量的大小正好是圆柱体积的1/3（等底等高的圆柱体体积是圆锥体体积的3倍）。由此可见，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C。

其次从质量的角度进行思考：在物理学中物体的质量=体积×密度，圆柱形物体在它被做成容器前后的密度是不变的，但质量变小了。由于在圆柱中挖去了一个体积最大的圆锥，所以现在容器的质量是圆柱质量的2/3（挖去部分的质量是圆柱体质量的1/3）。基于此容器的体积就是圆柱体积的2/3，即这个容器的体积是容积的2倍（也就是选C）。

最后从转化的角度进行类推：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就是根据“物体的体积就是指这个物体所能排开的水的体积”来求一些不规则物体的体积的，然后再依据“等积变形”的原理求出物体的真实体积。根据这一原理应该选C。

二、从定义本身把握概念的内涵

在一份调研试卷中出现这样一道判断题：1.6÷0.3=5……0.1（），不少学生通过除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正确的判断，甚至有的教师也认为本题是正确的。我们不禁要问：命题者的意图是什么？在小数除法中是否有“余数”的概念？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什么是“有余数的除法”。“余数”这一概念是在整数除法中出现的，即“已知整数a除以整数b，如果不能整除，则出现余数r；a÷b=q……r，即要求两个整数q、r，使q、r满足下列条件：a=bq+r，其中0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有余数的除法是对整数除法而言的。在小数除法中，如果除不尽就用循环小数的形式表示，能够除尽时就用有限小数表示。所以在“小数除法”中没有“余数”的概念……

三、用类比方式解读临界概念

有这样一道数学题：用六人的考试分数举例说明，当出现什么样的分数时，用平均数、中位数或众数表示他们的整体成绩比较合适。

当六人的分数分别为________时，用平均数比较合适；当六人的分数分别为________时，用中位数比较合适；当六人的分数分别为_________时，用众数比较合适。

平均数、中位数、众数都是描述数据集中趋势的特征数，但各有不同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平均数作为表示集中趋势的代表数，是最常见的一种统计量，它比较可靠、稳定，它和一组数据中的每一个数据都有联系，所以对这组数据的反应最为充分，它的运用广泛，特别在统计推断时有重要作用。但平均数计算复杂，且容易受到极端数据的影响，这时数据的代表性就会受到削弱。（如“被小康”的打油诗：从东向西看，户户都是穷光蛋，自从迁来江百万，人均都已达小康；比赛中去掉一个“最高分”“最低分”的规定等）。

中位数是将数据以一定顺序排列后（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中央位置的数值。中位数作为表示集中趋势的代表数的可靠性小，但不受极端数据的影响，并且求法简便。当一组数据中个别数据波动较大时，适宜采用中位数表示其集中趋势。

众数是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它可靠性较小，但不受极端数据的影响，而且求法也简便。众数作为表示集中趋势的代表数，在一组数据中有不少数据多次重复出现时，就常常用众数来表示。

四、根据合理原则拓展概念内涵

以自然数为例，自然数的含义一般认为有两种，即基数含义和序数含义。当用来表示事物的数量，即物体有“多少个”时，这就是自然数的基数意义；当用来表示事物的次序，即最后被数的物体是“第几个”时，就是自然数的序数意义。其实还有第三种，具有“运算的作用和功能”。

例如：荷叶上有青蛙9只，跳入水中3个，荷叶上还剩几只青蛙？方法一：9-3=6（只）；方法二：3+6=9（只）；方法二就是利用了自然数的第三种功能，用数数的方法进行列式计算，是符合小学生的思维方式的，也是合理的。

五、联系生活实际解读概念内涵

若工资收入低于3500元/月不缴纳个人所得税，高于3500元的，超过部分按以下标准缴纳：超过部分低于1500元的按3%缴纳；超过部分1500元～4500元的按10%缴纳；超过部分4500元～9000元的按20%缴纳……小明爸爸月工资7000元，每月应缴纳收入所得税多少钱？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2

[关键词]民间信仰；构建；开放性；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B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1-182-01

民间信仰是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教等的信奉和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蒲慕洲强调应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李亦园在认为民间信仰是传统之混合性信仰。诸如此类，概念很多。民间信仰，作为学术概念，其名称和内涵，历经近百年的时间不断的调整、辨析、界定才相对地稳定下来。陈进国教授对民间信仰的概念是这样总结的：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约定俗成的“民间信仰”范畴，通常指具有“宗教性”又有“民俗性”双重纬度的信仰形态，用以指称那些与制度化的宗教形态（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新型宗教或教派）相区别开来的混合性的信仰形态。

但是，美国宗教学教授WilfredCantwellSmith指出，要真正描述和理解在人类宗教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就应当放弃使用不论是一般意义上还是个体意义上的“宗教”这一概念，而代之以“积累的传统”与“个人的信仰”这两个独立的概念。这个对于宗教概念的处理方式一样适用于民间信仰。要真正的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有生活气息的活生生的民间信仰，就不应当给出任何个体意义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应当是随着研究的进程，概念本身在不停地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民间信仰概念应当是开放性的。

因为民间信仰的概念核心应该是“民间何在？谁之信仰？”民间指的应该是普通民众的民间，信仰就是普通民众的信仰。而普通民众的信仰是体现在活生生的生活中，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信仰中也有新的因素。对此不应该视之不见，而是端坐在象牙塔内，玩弄着文字游戏。还因为类似以上诸多概念，都是以欧美标准，在西方主流话语主导的宗教语境下得出的。经过近百年欧美标准和主体话语”内在化“的过程，我们是到了面对我们本土的信仰环境而有的宗教文化自觉和宗教主体性的时候了。

因为民间信仰的这个目标，我们对其开放性的建构应该是各方商量、互相尊重、良性互动、规划引导、水到渠成、合力促成的。具体的建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在变化着的。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谈下自己的看法。

一、民间信仰的主要观念应该在考虑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尽量统一

如对“天地君亲师”的崇奉和祭祀，刘道超认为，“这几个字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与心灵安顿之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序列和民间信仰的尊卑序列。”苏秉奇先生视“天地君亲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经学者研究，把“天地君亲师”作为“最高崇拜对象”是由先秦直至今日未曾改变的。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合成一个类似“天地君亲师”的“最高崇拜对象”。也不一定全国，全省都如此，可以按信仰的区域进行引导、整合。

二、民间信仰的行为应该在考虑到信仰本身的特征与国家法规、社会道德、科学知识的结合上进行规范

各种有关信仰活动的行为绝对不能违反国家法规。这样的行为主要有巫术、祈祷、献祭、禁忌等。巫术治病、祈雨的行为是与现代科学知识明显不符，很容易可以识破的。对敌对者进行伤害的“凶巫术”虽然不会灵验，但它的行为本身是违反刑法的。一些献祭比如杀人祭神的“人祭“是绝对要禁止的。但是不能反向的极端，比如前段时期，安徽、河南有些地方的“平坟运动”是操之过急。祖先崇拜信仰体现了我国宗教的“核心”，是普通民众最核心的信仰。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消除，接受火葬也要有个渐进的过程。

三、民间信仰的仪礼应该在考虑到相应信仰观念与行为的情况下研究其本质意义并进行科学的程式化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健康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全国高科技健康产业健康管理评审与教育委员会会长

Q陈教授，您好，从事健康行业以来，请问您对健康概念的理解?

陈教授：目前，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对健康这个概念都有着相对片面的理解，大多泛泛而言或者以点代面，而且对健康的标准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完整的概念。《辞海》对健康的概念是这样解释的：“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效应的状态。通常用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来衡量。”就目前而言、我们对健康概念的阐述，还是以1978年WHO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出的健康的概念为主，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具有完美社会适应能力。”我从研究健康管理以来，将其总结为：衡量健康的标准，应当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以及道德健康这四个方面来衡量。

Q刚才听您讲到健康的标准中，有讲到“道德健康”这个概念，您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所说到的“道德健康”的大概含义呢?

陈教授：我们说到健康这个词，除了、他自身的自然属性之外，还有考虑到健康的社会属性。一个人的健康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自己，更多的还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亲人，朋友。向事等等。打个比方，一个正当年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他不珍惜自己的健康，突然暴病或者死亡，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家庭来讲，将会带来很多的遗留问题，诸如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教育培养，工作中未解决的问题等等，这就无形中可能会对社会增添很多的负担，增加很多社会问题。这对家庭、对社会而言都是不负责任的，是不道德的。所以说，我们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来研究健康问题，道德健康便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了。

Q那么请问您，当前大众在做健康管理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在哪?

陈教授：在做了很多调查与研究之后，我发现当前大众在处理健康管理问题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在于健康管理的概念尚不清晰。很多人在提到健康管理的时候，“往往都会认为”只要没病，或者说没进医院，都是健康。这种想法也是要不得的。还有一部人虽然这样认为，但是他们又片面的将健康管理理解为体检、营养保健或是心理咨询等等。如同我前面讲过的，健康管理应当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询等等。如同我前面讲过的，健康管理应当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健康以及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着手去考虑。目前大众的健康管理观念，往往只偏重了其中的一部分，大都集中在躯体健康这点上，基本上对健康管理的理解都不是全面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普及健康管理的概念，做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让更多数的人来关注，重视健康。而这一点也是目前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

Q您刚才讲到健康管理服务机构，那么目前我们能够认为是健康管理机构的都有哪些呢?

陈教授：就目前来看，我们将从事与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一系列单位都称为健康管理机构。当然由于每一个的职能不同，自身的侧重点也相对有所变化，比如：医院、体检中心、保健中心、康体中心、医疗服务机构、疗养院、健康会所、心理咨询中心、营养保健咨询中心、社区康复中心等等，都可以称为健康管理服务机构。

Q那么您认为当前健康管理机构除了解决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的问题有那些?

陈教授：我曾经讲过，健康管理产业是一个尚未形成标准的产业，虽然对这个产业来说，是一个朝阳产业。但就目前这个产业的发展态势来看，健康管理机构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就包括：政府及行业行政管理的政策性支持不够，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的投融资渠道严重不畅大多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在困境中运营、健康管理机构高层管理团队人力资源结构失衡、健康管理服务机构从市场定位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到客户服务；知识服务到技术支持；人文关怀到绩效管控等都缺乏相对专业的人材、多数健康管理企业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严重的制约着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的发展。

Q有人说：“健康管理就是体检，查出毛病再去控制。”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陈教授：我们说健康管理，就要先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体检也是检测健康状况的手段之一，也是健康管理中的一部分。当然只说健康管理等同于体检那是相当片面的说法。从躯体健康的角度来讲，体检也只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不但要关注健康体检，更要关注的是检测之后检测结果的分析、评估，最终来规划我们的健康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躯体健康的管理过程。对于整个健康管理产业这个体系来讲。体检业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1篇4

引言

自1995年引进大片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的市场博弈。其中，国产大制作电影不仅占领国产电影的大半市场，还与国外大片平分秋色，这无不得益于国产大制作电影的全面营销策略，然营销的基础就是国产大制作电影产品的具体内容，而这一点可以用产品整体概念进行分类阐述。

一、产品整体概念的起源及在艺术领域的发展

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人之一莱维特于1980年提出多层次的“产品整体概念”来描述扩展了的产品概念。他将整体产品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附加产品。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沿用莱维特对产品整体概念的划分，将产品的整体概念分为核心产品、实体(有形/形式)产品和扩展(附加/延伸)产品三个层次，核心产品与附加产品提供的是核心利益与附加利益。此后，这个概念就广泛传播开来，不仅被管理学科的众多学者所继承与发展，甚至被其他学科和领域所借鉴与延伸。

在艺术领域，英国学者伊丽莎白·希尔将艺术体验产品分为核心利益、艺术中心体验、外延经历和潜在经历四个层次，其艺术中心体验不仅包括实体产品的某些元素(艺术构成元素、商标、制作方法等)，还包括扩展产品的部分内容，而外延经历和潜在经历则同属于扩展产品。管顺丰教授在《艺术管理》一书中写到：“艺术产品拥有与一般产品一样的共性，即有着核心利益、实体产品和附加利益3个层次。”①鉴于实体产品在艺术产品价值中占比远远小于核心利益与附加利益这种特殊性，他还将形式层与附加层合并，将艺术产品的结构划分为“创新+文化”的核心价值层和可变附加层两个层次。

产品整体概念在具体艺术门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对电影产品的构成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依据产品的整体概念将电影产品分为核心产品、形式(有形)产品和附加(延伸)产品三个层次，如贾虹琳(1999)、俞剑红，翁旸(2008)、于丽(2011)、何萍(2011)、刘扬(2012)等。本研究采用众多学者对电影产品整体概念的划分，将电影产品分为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三个层次。

二、国产大制作电影的定义及特征

(一)国产大制作电影的定义

大制作电影，即大片(blockbuster)，它是一个舶来品，原是军事用语，意指二战时期的大规模炸弹，20世纪中叶被好莱坞借用于电影领域。大片概念在国内兴起源于1994年广电的自1995年起，每年引进十部进口分账大片的政策，国产大片的诞生标志则为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的问世。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制作电影的定义模式集中在“投资规模+影片特征”和“影片特征”两种模式。尹鸿，刘浩东(2009)等学者将大制作电影的投资规模界定在“1亿人民币以上”;在对影片特征的描述上，学者们无不都强调一个“大”字，即用大的投入、制作、营销、明星和市场等元素的综合尺度去描述国产大制作电影。大家习惯于用这些因素去区分大、中、小片，但“事实上，这种区分标准是相对的和变化的。”②由此而言，国产大制作电影是实践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并没有标准统一的界定。

(二)国产大制作电影的特征

国产大制作电影的制作模式和营销模式借鉴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概念”电影，因此，也有学者将其与“高概念”电影相提并论。国产大制作电影呈现出“高概念”电影“高、大、全”的制作模式及营销模式特征。

“高”是指高投入、高技术、高回报。高投入是大制作的前提条件，主要是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不管是制作过程中的明星、技术、场面，还是营销过程中的广告、营销推广等，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为基础。大制作电影往往给人一种视听上的震撼之感，这主要体现于奇观化的场景，而高技术则是这种奇观化的支撑条件。大制作电影是艺术与商业的融合体现，商业化特性必然要求高回报。

“大”则是大明星、大营销、大众化。名导演和名演员往往成为观众选择观影的重要因素，大制作电影利用这种“明星效应”来吸引观众，在电影制作中聘请大明星，在电影营销中宣传大明星。大营销，即大市场营销，就是要“利用各种电影元素，借助各种营销手段，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对一个电影进行系统化的整合让一部电影的商业价值通过市场的细分化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体现。”③大众化是指大制作电影在制作时以大众熟悉的故事进行改编，并充分考虑观众的各种需求，从而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

“全”，即全面产品开发，就是大制作电影不仅注重影片本身的开发，还注重电影衍生产品等的开发。

三、国产大制作电影产品整体概念的内容及表现形式

电影是一门以视听为主的综合艺术，其艺术性决定电影产品层次内容要符合艺术作品构成因素的内容。艺术领域中，在艺术作品结构的研究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最为经典的分类法将艺术作品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艺术作品内容的构成因素包括题材、主题、情节、人物、物象、环境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是题材和主题。艺术作品形式的构成因素主要是结构和艺术语言，另外还包括体裁、艺术手法等。

综合营销领域产品整体概念的分类、国产大制作电影的特征及艺术作品构成因素的层次将国产大制作电影产品整体概念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概括如下：

(一)核心产品

核心产品是消费者所需的核心利益或服务，艺术的核心产品主要是由艺术产品的内容，即题材和主题等提供的。电影作为一门以视听形式为主的综合艺术门类，主要满足的是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国产大制作电影由于其大众化特征，它在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方面更加的多样化，也就是说国产大制作电影的题材和主题更加丰富。纵观国产大制作影片的题材与主题，早已从单一的武侠题材(《英雄》)扩展至战争题材(《集结号》)、冒险题材(《狼图腾》)、科幻爱情片(《美人鱼》)等。即便是同一部国产大制作电影，也可以满足观众的多种需求，以《美人鱼》为例，人鱼的爱情让人满足情感需求，海洋生物为保护海洋与人的斗争满足教化需求，奇观场面及怀旧音乐满足人的感官需求……国产大制作电影的核心产品就是广大观众群体基于体验的多种需求满足，它由国产大制作电影多样化的题材及主题来表现，直观而言就是电影类型、名称和故事梗概等形式。

(二)形式产品

形式产品即实体产品，是核心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质量、品牌、包装、特色等内容。在艺术中，形式产品也是核心产品借以实现的方式，亦可称为艺术产品的形式，主要包括结构、艺术语言、体裁和艺术手法等。电影形式产品是电影核心产品的基本载体，也是电影作品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仅体现在营销层面的质量水平、外观式样、品牌形象、包装设计等形式上，还体现在电影的艺术语言、艺术手法和制作形式等外部特征上。

国产大制作电影的“大明星”“高技术”“大众化”特征决定了其形式产品的内容，即大明星、大导演/制片人、高技术水平及IP电影、续集电影等，这些形式产品是国产大制作电影艺术语言及结构等形式的直观表达，也是国产大制作电影“大营销”的重要内容。

(三)延伸产品

延伸产品，又叫扩展产品，是企业围绕核心产品和实体产品向消费者提供的附加产品或服务，主要包括售后服务、保证、运送等内容。国产大制作电影的延伸产品同一般电影产品一样，包括购票服务机制(购票平台、预先订票等)和影院软硬件设施(舒适座椅、宽大屏幕、震撼声响等)两个主要方面。

结语

电影作为综合艺术门类，电影艺术产品的整体概念应与艺术作品的构成层次相呼应。作为电影艺术的一种样式，国产大制作电影产品的整体概念也应根据其特征对概念内容进行阐释。电影产品因素是决定电影是否成功的根本因素，对国产大制作电影产品的整体概念进行阐释可以成为其营销策略制定的依据。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5

概念车――这种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作品，虽然离实际量产还有距离，但其美貌的外观和酷炫的配置总让人心生想往。通过一款概念车，我们可以触碰到全球顶尖设计师们的超前构思、各大汽车品牌的自我阐述，以及整个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为最具规模的汽车展览之一，北京国际车展的舞台上自然是聚集了数量众多的概念车，一一统计下来，竟然多达46款。在这46款概念车中，最吸引眼球的有哪些？最能代表品牌发展思路的有哪些？与行业趋势息息相关的有哪些？经过两天媒体日的逐一探馆，《汽车观察》为大家挑选出了五款2016北京国际车展上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车型。

宝马VISIONNEXT100――以驾驶者为中心

在宝马集团成立100周年之际，BMW首发了宝马VISIONNEXT100概念车，这样一款高度个性化，并且能完全满足驾驶者各种需求的汽车向我们展示了宝马未来产品的设计方向，同时呈现了BMW品牌对未来纯粹驾驶乐趣的诠释。

当然新车也配备了诸多超前科技：诸如能够自动打开翼型车门的智能传感器技术，能够调整位置的方向盘，可回收或可再生材料所制造的车身，自动驾驶模式，行人保护装备，以及能够自动学习并向驾驶者提供建议的“数字智能伙伴”。未来数十年内所有与BMW品牌关系紧密的新趋势和新技术都集中到了这一款VISIONNEXT100概念车身上，充分展示了BMW品牌坚持以驾驶者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乐视LeSEE――4个轮子的智能移动装置

乐视的首款超极汽车LeSEE定位超高端D级互联网无人电动汽车，设计灵感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动态前饰板根据车周环境调整屏幕显示，车身颜色伴随视角转变由白向蓝过渡，车身线条光滑如流水。车辆内部呈现座舱前移的设计，后座配备自适应性座椅结构，用户可以自主设定、保存座椅位置，当车辆处于自动驾驶或驻车状态时，驾乘者还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乐视多媒体内容。电动化方面，乐视自主研发“三电”动力总成，反向输出给阿斯顿・马丁，共享FaradayFutureVPA可变电驱动底盘架构。

乐视集团首席执行官贾跃亭表示，未来汽车将基于高速快捷的车联网络，采用无人驾驶技术的纯电动汽车，车企制造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拥有4个轮子的智能移动装置，就和手机，电脑一样。乐视希望通过独特的科技重新定义并设计汽车，改革汽车行业，超过目前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头羊美国特斯拉公司。

凌云推背概念车――小而美的汽车未来

作为国内首款两轮电动汽车，凌云推背概念车的长宽高为4360×1390×1220mm，轴距为2950mm，配备前后双人座椅，体积仅为传统四轮汽车的二分之一。整车整备质量为600kg。推背概念车的动力来源为18650型号插片式锂电池组，电池容量为25kWh，百公里耗电量小于7kWh，续航里程为400km，最高时速可达到120km/h。

两轮的设计和超小的尺寸使现有的道路在无形之中“变得宽敞”；创新性热切换分组式电池使电动汽车摆脱了充电桩的束缚；横向行驶和零半径转向的功能也让其在城市里面的泊车、掉头等操作具有极大优势……凌云推背概念车的亮相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汽车认知，迎合了所有关于美而小的行业发展趋势，污染、拥堵、充电难和停车难的问题都在此得到了解决。

奇瑞FV2030――更年轻、更时尚、更现代

奇瑞FV2030概念车采用鸥翼门设计，座椅系统灵感源于中国传统的“阴阳”概念，可以重新配置以满足空间利用的灵活性或通过旋转以便于乘员间的交流；智能配置方面，人机交互屏幕将能实现全息屏幕实时互联；轮毂被设计成能量收集系统，能够通过无线导电充电和能源信用共享来分享能量。

在FV2030亮相的同时，奇瑞公布了全新的品牌形象和人群定位：今后奇瑞将致力于为年轻消费者生产研发符合其个性需求的新车型，运用全新的“LifeinMotion生・动”品牌设计理念，应用自动驾驶和车联网技术，让奇瑞变得更加年轻、时尚、现代，从而打造真正意义上“领先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

大众T-PrimeGTE――数字化与绿色出行

T-PrimeGTE概念车基于MLB模块纵向平台打造，配备插电式混动系统。我们可以把T-PrimeGTE概念车视为未来大众的旗舰级SUV的雏形，其前脸采用大众最新家族式设计理念，内饰也依然是大众家族的风格，但是在数字化显示与数字化控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所有实体按键均被触控、手势、声控所替代。

T-PrimeGTE概念车为我们展示了大众汽车全力推进纯电动与混合动力车型的研发进程，在未来的三到四年里，大众汽车品牌计划在中国市场，推出七款全新的本土化生产的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从宝马的“以驾驶者为中心”，乐视的“4个轮子的智能移动装置”，到凌云的“小而美的汽车未来”，奇瑞的“更年轻、更时尚、更现代”，再到大众的“数字化与绿色出行”――上述几款标志性概念车型无一不指明了各个汽车品牌甚至整个汽车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1篇6

如果说，对于白酒的让营销人士汗颜而又熟悉的营销手法如广告战、渠道战、终端战、形象战、明星战、促销战、包装战、产品战等等已不再是什么难题的话，那么，白酒品牌营销概念的升级则是更高一层次的较量，因为，品牌概念定位决定了“卖什么”的卖点，而上述的诸多营销手法只是在此基础这上来决定“怎么卖”的过程。

众所周知，一切品牌营销概念的产生都是为了让市场更好地了解产品、接受产品。各种营销手法都是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而发展的趋势则是回归产品的品质根本。

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白酒营销概念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于在营销界有做过白酒营销做其它的产品营销都不难之说，当然这只是一句概括而已，其中还有诸多的市场营销环节；但是，至少从白酒营销概念的创新速度能够看出其竞争状态可见一斑。

从卖历史、卖文化、卖人物、卖古迹、卖产地、卖窖池/法、卖年份，到因为勾兑风波而起的卖纯粮概念，甚至有的企业还把自己的产品用现代科技搞出来个产品的“DNA”标准以显示自己的纯粮本色等等。在年份酒没有国家标准而遭众人所疑，而纯粮酒为国家认证之时，尽管我们知道国家出台纯粮认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们不仅要问：纯粮概念会是白酒营销概念创新的终点吗？

因为就在众多白酒企业在为自己的纯粮出身而呐喊时，自2005年始，白酒界的另一个概念黑马――洞藏酒，随着以郞酒天宝洞藏为代表，加之酒鬼酒的洞藏酒、东北宝清龙湖洞藏等一批洞藏系列酒从高端强势出击白酒界并立刻占有一席之地，并引发了新一轮的洞藏热。我们同样不仅要问：为什么洞藏酒会对市场有如此大的魅力？

对于酒企来说，把酿的酒放在洞中只是对酒窖藏的一种方式，属于产品生产的范畴，相当于一般企业的产品仓库一样，但是，现在这种方式却能够成为企业销售产品的一种动力。

分析其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一、相对于纯粮、年份等的抽象化市场瓶颈。

纯粮概念的市场瓶颈，如同一些企业大喊的年份酒一样使得消费者无法从根本上区别。因为所有的酒的包装上都说明是由某些粮食酿造的，这就要企业努力树造品牌形象，以此建立消费者的信任，而建立品牌信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是根本无法如何从口感、味觉上去区分辨别纯粮酒与非纯粮酒的本质差异所在。

因此，如何让纯粮概念更具象就极为重要，这就对于企业的营销传播策略提出了挑战。尽管众多的企业都在通过形象广告中粮食形象的表现来展示自己纯粮的品质，但是，如今的广告作用已非十年前那样可以那么轻易地打动消费者了，要影响并让消费者接受却是一个更大的营销挑战。

而洞藏的概念形象则不同，它的具象化能力更高一些。因为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有洞藏条件。洞藏所用的山洞是客观存在的，其冬暖夏凉的恒温习性是消费者能够感觉受到的；而纯粮酿造概念中所用的纯粮则是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消费者是无法体验到的，所以就只能由企业自己说了。

二、洞藏同样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

文化是一种在一定区域内的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特定人群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观念等，具有时间的延续性等特点，如中国延续几千年的酒文化即是诸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强势表现。

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中，洞藏概念大都与神秘有关联，总是让人充满探秘寻宝的好奇。也难怪郞酒会以“神仙在天上，郞酒在洞中”一说来诠释自己天宝洞藏的神秘好酒。

现在市场上也有了一些跟随的小品牌打出了洞藏酒，且不管其是否真的具备天然的洞藏条件，其敢于上市的原因就在于抓住了消费者对于洞藏概念文化的认可。

三、是对纯粮概念的另一种诠释。

众所周知，酒是粮食精。越是好酒越是好的粮食的精华所酿。

首先，洞藏就打消了消费者的勾兑观念，以酿酒的结果来说明酒的出处而非让人产生勾兑想法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洞藏实际上是一种资源价值的体现。作为窖藏的一种方式，只有好东西才会通过洞藏的方式使其增值，一般的造假者是难以有挖洞造藏制假的成本支出的；而对于白酒来说，只有酿造出来的好酒才值得这么去做。

犹如东北宝清龙湖洞藏所说的“东北人的珍藏实窖”、“洞藏，只为珍藏”等诉求一样，通过价值概念的树造对纯粮酒产生另一种诠释。相比较而言，那些一味地大声喊叫自己是纯粮的方式却无法让人真实地接受。

四、是品质价值回归的表现

俗话说，万变不离其踪。如此多年的各类酒广告诉求归其一点就是为了说明产品的品质好。

纵观白酒营销的发展趋势，不外乎二点为中心，即概念品类和渠道价值。关于渠道价值，笔者已在《价值回归：渠道变革的推动力》一文中给予了较深的诠释。

而对于概念营销的发展体现，笔者以为，当品质成为市场关注的中心时，就要抛弃浮华的表面还原产品的本来面目，给公众消费者最好的信任基础。本来消费者都知道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而现在国家却仍然要出台一个政策以强调并确认其是纯粮酿造，为何呢？

国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纯粮概念以及国家纯粮白酒标志的诞生成为了对白酒品牌及白酒产业实施保护的一个护身符。但是，偏偏中国的现实市场环境中，感性认知大于理性，因为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诚信度低的原因，当所有的酒都在说自己是纯粮酿造之时，纯粮概念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体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感受不到的就难以去相信其真实性。所以，当洞藏概念一出就为消费者接受也不难理解，因为什么地方有没有所谓的地理洞藏一般是难以造假的，客观存在的感知度较高。

因此，消费者对于洞藏的认可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对品质价值的需求，也是市场的需求。

小结：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概念；正能量

新时期，在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下，农村众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2004以来，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但由于一直以来，我国留守儿童研究得到系统研究比较晚，许多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是因为概念界定、取样等。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父母不在身边，跟随爷爷奶奶或亲戚一起生活，这与一般性儿童相比较，个体成长的自我概念在共性基础上，有其独特的方面。另外，由于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报道，主要是一些负面方面的报道，其实在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也有众多正向的方面，表现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正能量。因此，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应该以自我概念为理论指导，以留守儿童正能量为引导，学习他们在不同环境下，依然保持一种高的心理弹性，表现出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人格特点。

一、自我概念与正能量

（一）自我概念的结构

James最早将自我概念（self-concept）分为经验自我与纯粹自我，并将其细分为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和纯粹的四个成分。目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一般认为在社会环境背景下，角色身份变化速度加快，个体的自我概念也处于调整中，不是保持恒定不变，所以处于解构与重建自我的过程，表现出新的、动态与发展的自我概念模型。

（二）儿童自我概念发展

研究表明，在年龄特征方面，儿童进入小学后，自我评价越来越趋向于客观，入学初期（1-3，4年级），自我概念水平不高，自我评价明显下降，但到了小学中期（3，4-6年级），自我概念相对客观，表现较为稳定，且有上升趋势；儿童在青春期，自我概念波动较大，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在自我概念的社会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小学阶段的儿童自我评价较高。

二、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问题

（一）农村留守儿童概述

2004年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抽样估算，年龄在17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61万人，而这个数量在我国现今社会环境下，数量继续“壮大”。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分布区域，调查显示主要分布于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等省。四川省最多，规模达792.60万，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13.52%。

（二）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反思

任运昌认为要高度警惕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不能将留守儿童以问题儿童来看待，要反思留守儿童认识的误区，要从“减法”转向“加法”。

三、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转向

基于以上不足，研究者们提出了要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关注留守儿童，从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概念入手，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正能量，向公众展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方面，让众多同龄人和其他人群受到启发，学习他们在不一样的环境中，依然保持高弹性，同时获得一种新的成长，与同龄人相比，有不同的自我概念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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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8

摘要：设计的主体服务对象是大众，因而理应体现对大众的关怀与尊重。民生设计概念的提出对提高大众的生活品质，营造更理想的生存空间，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民生设计的重要性及此理念与大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设计；社会；民生；理想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94-01

一、设计及现代设计的概念概述

设计从诞生的那刻起就始终在为人服务。“广义的设计活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它远早于文明的产生。人类从早期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的制作，到各种生产、生活、战争诸多器具的不断发明、演化，都与设计的精神、思想、工艺、材料、使用等着有密切的关系。”手工文化形成的精细、优雅风格在欧洲由来已久，机械化生产带来了时代的进步，但由此带来的对传统美感的践踏，是人们所不能忍受的。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异议，他们的呼声给当时失去节制的急促时代敲响了警钟。现代设计概念由此产生。

二、民生设计的提出背景

广义的理解，凡是同民众的生计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民生范围。然而，民生概念更为切实的含义，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保证民众生存条件、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的一般需求。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出现了一种与艺术不同的感受性，人们希望能够“创造出用着顺手的东西，创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并由此感受到生活中喜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曾经历过的情形相仿，一样经历着世界巨变带来的痛楚，而今天的这种痛楚比一百多年前的来得更加尖锐与急迫。我们是否理应忖度一下，设计在今天如何解决大众的迫切希望得到改善的问题，今日设计的价值与目标在哪里落脚呢？

在此之前，我们须审视一下周围的环境――今天的社会及人的生存状态：经济全球化、各种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正被前所未有地进行着开发与利用、飞速运转的社会、被污染的环境……绝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住房、交通、教育、心理状态及工作等等的压力。在这样的现状中，设计的价值理应体现在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努力。

事实上，回溯设计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设计思潮的产生无不与“为人民服务”有关。民主设计其中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是为千千万万的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活动；二是设计工作必须是集体的活动，而不是个体劳动。包豪斯的创建人格罗佩斯便是希望改变过去的设计只为少数权贵服务的状况。考虑到当时德国人民的贫困状况，他的设计大量采用钢筋混凝土、玻璃、钢材等廉价的现代材料，并采取简单的没有装饰的设计。包豪斯的建立，使得“民主化大众化的设计”真正得以实现。

三、民生设计与设计师和大众的关系

实现“民生设计”，首先设计要“民治”，其条件是设计师的立场应当是“民主”的。“民治”在整个设计管理系统中不是听任市场，也不是唯消费者论，而是贯穿在设计师从构思到完成设计的自始至终，谨慎甄别那些艺术至上、设计至上的设计行为是设计民主的另一重要内容。特别在中国设计接受层面还未达到能接受设计师较为超越的概念和构思的时候，设计师如何主动地为“他人着想”，在协调自己的设计追求和适合不同用户之间找到平衡，并理解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单向度的理想给予有可能会成为“粗暴”和“专制”的双刃剑。但“民治”是一个无条件平等的前提，“民治“概念的”先入为主”应是设计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当前，几乎全部的设计热情和心力都倾注在城市方面，人们或者关心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工业和商业，只看重投资者的利益；或者把兴趣和目标落在所谓‘艺术设计’或‘概念设计’的自我表现上，陶醉于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所谓‘创意’和‘创新’。中国尚且有限的宝贵设计力量，存在着配置不合理、作用不全面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些在无谓的‘设计游戏’中被浪费了。”2.设计是社会文化的先行者，当代设计文化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与整个社会一道，共同承担起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的历史重任，有效地减少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竞争和自然资源匮乏的双重压力，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创造更为符合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文明的未来。

四、结语

民生设计并非一种独立设计流派和理念，在古今中外的各种设计风格与思潮中都能找到与之相交的部分。说到底，民生设计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中国设计和设计师只有放下身段和文化的包袱，处理好艺术和利润的关系，时时将自己还原到普通人的原初和不加条件的权利之中，耐心来对待这个中国设计成长中永远无法避过的问题。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定位大众传媒分众文化观念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发展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农村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现代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文献：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10

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实施犯罪的人数而言，大多数犯罪都是由一个人单独实施的。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大多数犯罪都是关于一个人的犯罪，它意味着刑法典分则各罪的单独犯。这种只要由一个人实施了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行为，就可以对此一个人的行为认定其构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犯罪类型就是单独犯。例如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某甲实施了故意杀害某乙的行为，即可以按故意杀人罪追究某甲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这个故意杀人罪就是可以由一个人单独独立完成的，因此故意杀人罪就是单独犯，因为它具备了一个完全的犯罪构成要件。这种一个人实施某一行为具备了一个完全的犯罪构成要件，构成犯罪的，就是单独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犯罪是由两个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也就是说犯罪可能是多个人合作的结果，而且这种多个人合作实施犯罪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严重。这种由多个人合作而犯下的罪行，从实施行为或者从形成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看，使得犯罪会因多个行为人适当力量的联合与分工而变得更加容易。这种由多个人合作进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并不是指犯罪的结果，因为由一个人杀死一人与由多个人共同杀死一人的结果是一样的）往往比一个人单独犯罪更为严重。此外，更有一些犯罪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由多个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以“聚众”（gatheracrowd或mass）这一形式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的共同犯罪，这种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种犯罪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聚众犯罪。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除了提出“聚众犯罪”这一概念外，并没有对聚众犯罪的概念加以定义或者解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对聚众犯罪进行明确的定义或者解释，因而造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聚众犯罪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概括。从目前来看，对于聚众犯罪概念的定义或者概括主要有下面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高铭暄先生等认为，聚众犯罪是指聚集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人实施犯罪，这些众多的人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实施犯罪，是由于其中的首要分子进行组织、策划、指挥的结果。第二种观点是陈兴良先生认为，聚众犯罪是指法律规定以聚众作为构成犯罪必要条件的犯罪。或者如姜伟先生认为，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以聚众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第三种观点是马克昌、赵廷光先生等认为，聚合性共同犯罪，又称聚合犯，即以多数人的聚合行为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第四种观点则是吴明夏先生等认为，所谓聚众犯罪，就是指行为人聚集多人一同进行犯罪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它是以聚众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上述几种关于聚众犯罪概念的定义或者概括各有可取之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扩大了聚众犯罪的范围，因为即使是单独犯同样也可以以聚众的形式实施犯罪，即以聚集众人的方式进行犯罪。这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聚众犯罪，而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聚众犯某罪”，按这种观点来理解聚众犯罪的话，研究聚众犯罪就没有什么更大的实际意义了，并且这样一来也就将聚众犯罪完全等同于一般共同犯罪，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聚众犯罪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空间。第二种观点既强调了“聚众”这一特征，又强调了聚众犯罪的法定性，即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这种观点几具科学性。但是，我们尚不能从其定义中看出聚众犯罪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与持此观点的陈兴良先生等对聚众犯罪的性质的理解有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的研究中笔者还将提到。第三种观点则纯粹属于从国外的刑法理论中引进的概念，连聚众犯罪这个词都未表述出来。第四种观点虽然强调了聚众犯罪的基本性质，但是却没有体现聚众犯罪所应当具备的法定性这一基本特征。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虽然是名家所论，但是，这些观点却没有完整地表达出聚众犯罪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所谓概念，就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是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把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任何概念都包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谓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某个概念的定义或者内容。所谓概念的外延，是指某个概念所包括的范围。那么如何对一个概念下定义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后，有一个最为经典的论述，他指出“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用这一观点来指导我们对聚众犯罪这一概念下定义，就必须将聚众犯罪这一概念放在另一个相对广泛的某个犯罪概念当中进行。笔者认为，所谓聚众犯罪，就是指首要分子聚集多人一起实施以“聚众”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以刑法分则为特别规定的共同犯罪。从这一聚众犯罪概念的定义或者内涵来看，聚众犯罪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或者特征，一是聚集多人，即非固定的多人性。所谓多者，在我国刑法中一般是指三以上。它表明参加聚众犯罪的人数至少要达到三人以上，但是其人员又具有相对的不固定性，如果具有绝对的固定性，则可能成为集团性共同犯罪或者是有组织性共同犯罪。二是必须由刑法分则特别规定，即聚众犯罪的法定性。它表明哪些犯罪是聚众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加以明确规定。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一种犯罪是否为聚众犯罪，不能仅仅以其罪名是否出现了“聚众”二字才确定其是否为聚众犯罪，而在于刑法具体的罪状表述中是否以“聚众”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例如扰乱法庭秩序罪，在罪名上并没有“聚众”两字，但是其中有两种行为是以“聚众”为必要条件而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即“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此外，还有一类聚众犯罪就是在罪名中没有使用“聚众”二字，在罪状中也没有使用“聚众”二字，但是其仍然属于聚众犯罪，这就必须结合刑法总则中有关规定综合分析认定。如暴动越狱罪，其在罪名上没有使用“聚众”二字，在罪状中也没有出现“聚众”二字，但是其仍然属于聚众犯罪的一种，因为在其罪状中使用了“首要分子”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在暴动越狱罪中的首要分子，显然是指聚众暴动越狱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而不是聚众暴动越狱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三是以“聚众”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聚众犯罪体现了犯罪的公然性。它往往是公开、公然实施的，这主要就是体现在所谓“聚众”上，它与其他类型的共同犯罪有所不同，其他共同犯罪人在实施共同犯罪时往往是不想让人知道，具有很大的隐秘性，而聚众犯罪则正好相反。当然，单独犯罪也是不想让人发现的。四是聚众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共同犯罪这个概念就是聚众犯罪这一定义中“更为广泛的概念”（列宁语），而这一问题也是刑法理论界在聚众犯罪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对聚众犯罪下这样的定义也就明确了聚众犯罪的主体特征、法律特征、行为特征及其形态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整体上较为全面地把握聚众犯罪的基本概念。从我国聚众犯罪的外延来看，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聚众犯罪。其他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聚众犯罪的外延则是该国和地区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所有的聚众犯罪。

李宇先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11

关键词：全能主义政治；群众运动；国家—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08-02

一、全能主义政治概述

全能主义概念由邹谠教授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中提出。全能主义是一种指导思想，“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1]邹谠以全能主义来表示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并最终完全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社会状态。

全能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根源于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全面危机。全面危机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农业经济的崩溃和传统文化的受创[2]。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各阶层的仁人志士意识到，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利用其政治力量深入和控制社会各阶层各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各领域的组织制度，克服全面危机。因此，社会革命和全能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按照邹谠的解释，全能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上叶持续至改革开放前期，建构全能主义政治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相同的政治愿景。

国民政府时期全能主义即已成为建国的首要目标。1925年7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完全处于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孙中山所倡导的“一党治国”，自此，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在中国开始兴起。国民党全能主义指导思想下的党国政制在国民革命时期具有双重性：从取代军阀统治意义上来说具有进步性，但从建立国民党一党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又具有保守性。党国政制的保守性最终导致国民党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悖逆，也使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以失败告终。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迎来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形成了党国一体、政社合一的局面。国家是政党的创造物，是实现政党意志的工具。政社合一使本应具有独立地位的社会组织依附于国家。为巩固新生政权，推进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1952年国家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国家以计划的形式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并在城市推行单位制，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自此，国家政治权力垄断了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牢牢控制了社会成员，并将政治权利渗透至社会的各阶层各领域。“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标志着全能主义政治达到顶峰。在全能主义政治的兴起、走向高潮及达到顶峰的过程中，群众及群众运动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群众与公民

全能主义政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方国家建构理论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不同的。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西方政治理论认为，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被赋予争取权利、争取权益的角色，可以与国家相对存在。不管是古希腊城邦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复合状态，中世纪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同国家相对，还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契约观念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表现出了公民在权益、利益以及自身自由方面不断追求的趋势：对自由、平等权利的追求，分享并参与国家权力，并有权力和权利根据国家是否为社会服务而去确立或取消政治权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其设想，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重新建设了整个社会领域。经过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正是全能主义的特征所在，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并最终完全控制了社会。

从公民与群众概念的巨大不同来看。从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公民概念，即每个人都有他的抽象的天赋权利。公民概念经历了公民的、政治的、社会的三种类型的公民权利的发展过程。而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是群众概念，群众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一定社会联系的。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在群众概念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发展出了群众运动的概念。群

运动指的是单独某个阶级或——更可能是——若干阶级或阶层参与的集体社会政治行动。群众路线的提出是为了指导建立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正确”关系[3]。

三、全能主义政治中的群众运动

全能主义政治下的中国是如何产生群众运动的呢？汉娜·阿伦特认为社会分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化开创了群众运动[4]。

就社会分化而言，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立使得政治领袖更易于进行针对性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自1949年建国起至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分化和流动，即1949—1956年、1957—1965年、1966—1977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社会分化使社会阶级阶层位序出现大规模重组，几乎每个阶级阶层都有自己的政治边界和社会经济生活边界，要跨越这些边界并非易事。这进一步使得社会各阶层间的差别和差距固化并加大，使得整个社会存在巨大张力，或者说潜在的阶层对立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于是，政治领袖利用不同阶级或阶层群众间的分立或对立来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就更加容易。

阿伦特所言的极端个人主义化也可称为“个人的被原子化”。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联系薄弱，个人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与一个共同的权威的联系才得以间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在这种间接的人际关系中，利益因素是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如在“文革”中，人们忠诚于精神领袖，但是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谋得运动中的一官半职，家人之间各怀鬼胎相互揭短。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孤立无援，这使得个人只有属于一个运动才能克服恐惧，“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5]。1949年后群众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群众运动中的群体心理密不可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社会整合的。政治家们通常与群众生计有关的问题来打动群众。通过强有力的号召，一部分群众便会有所觉悟并行动起来，于是其他群众深受运动氛围的感染也会一呼而起，从而造成群众运动的强烈效果。当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后，运动自身也会成为一种动员与宣传的形式，吸引着更多群众加入其中。

勒庞在分析群体的一般特征时说道，“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5]从心理来看，独在的个体与群体中的成员有所不同。汉娜·阿伦特和勒庞同样认为，独在的个体有某种自我约束能力和责任感，无论是基于伦理道德或是个人理性，而数量众多的群众会有“法不责众”的念头，因此更容易出现狂热的群众运动引发大规模的恐怖。同样群体中的感情和行动的传染性也造成对领袖狂热的崇拜、对政治运动的强烈认同和参与。而勒庞强调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群体易于接受暗示。处在群体中的个人，不再受自我意志的支配，在群体给予的某种暗示下会因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极端行动。

四、群众运动的评价

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民主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不断开展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国社会中的大众参与政治形式的变化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不可缺少的基础。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铲除旧的经济基础、发展和巩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引入“阶级”范畴重构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等任务的完成也离不开群众运动的推动。群众运动对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群众与群众运动盲从、狂热、理性缺失等特点，群众运动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恐怖和冷漠。由于路径依赖及领袖个人的思想观念等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然一味地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一时期群众运动表现为一种日益强烈的个人崇拜、唯意志论，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负面影响。在某些时间节点上，群众运动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可以迅速有效地破坏一个现存的社会，但是在建设时期，社会需要的是稳定和秩序。因此，在建设时期狂热的群众运动与社会需

求是相抵触的。欧文·豪（irvinghowe）曾分析：全能主义有三个阶段，①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②狂热则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③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人际疏离，没有公共精神，即犬儒主义[6]。上述分析部分说明了全能主义政治下的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后果。

五、小结

对全能主义政治中的群众及群众运动的粗浅考察发现，群众运动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建构既有其积极意义又造成了难以忽视的消极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社会被称之为“后全能主义”时期，即使是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全能主义的影子在中国社会仍随处可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面临着既要动员群众，又要避免运动弊端的慎重选择。国家建设必须抛弃全能主义的政治观念，从农村、城市的多领域撤退，留给社会和私人更多空间以使市民社会重新生长。

参考文献：

[1]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2]聂伟迅.论20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及其成因[j].江汉论坛，2007，（9）.

[3]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4]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篇12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进步、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广告也呈现出日益复杂多样的面孔。广告一方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创意手法和表现技巧都有明显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恶俗、劣质、违法广告泛滥。虽然有《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管理，但是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的界定就显得滞后了，广告擦边球现象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屡屡得手，可称得上是游走在边缘地带的“高手”。此次新规定就对那些内容低俗，性质恶劣，存在误导消费者导向问题的各类广告提出了明确禁止，这对于愈演愈烈的广告擦边球现象的遏制起到了非常关键、及时的作用，对肃清广告行业里的违法违规现象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从这次出台的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对原有法律法规的修正和完善，从而对新经济环境下的广告实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增强了广告的社会公益性，减少了广告的社会负面效应，使广告能够美化人们的生活，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以利于社会公德的建设。再加上未来全行业竞争将更加规范化、公平化，这些都促使未来中国广告必须向着积极、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因此，广告法律法规的完善势在必然。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广告擦边球，你还能走多远？

1、把玩“好色”心理，能否为企业开路？

新规定的第十一条指出：“广播电视广告应当健康文明，不得播放含有色情或性暗示等内容的广告”。因此，那些对“性”津津乐道的广告就该被枪毙掉了。

如今，相当多的广告都在挖空心思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为完成广告被注意的目的，以展示人体（尤其是女性）勾起人的本能欲望的性感广告大行其道。一些擦边球广告就突出体现在“性”趣盎然。虽然好的性感广告不但可以促进销售，还会给观众带来美感。但从“性感”到“色情”的堕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依靠《广告法》这条底线，对于那些故做性感以求轰动的“色情”广告而言，因其没有明显的违规字眼和画面，频频打擦边球。如最近雕牌天然皂粉一则广告：“你泡了吗？泡了。你漂了吗？漂了。”，引发了诸多消费者的不满。有人认为这则广告打了情色广告的擦边球，让人联想到的内容很不健康。纳爱斯集团表示，在全国统一播出的该广告10月底前将改头换面，新的产品形象广告将代替这一有争议的广告。

而性感广告与色情或性暗示广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性感广告是一种以表现性特征、性心理为手段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广告表现形式。它将广告中的人物形象和品牌个性进行结合，真正体现品牌魅力。借助形象及主题来体现整体品牌或品牌的个性形象，形成风格。相比而言，香水、化妆品、时装常常采用性感暴露模特的手法，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更重要的是借助性感来体现切合时代情调的品牌个性理念。从这一点来说，性感广告的运用是成功有效的。例如美国一时尚杂志《性感》的广告堪称经典：封面是一群裸体组成的大脑，广告语：“我们最清楚男人脑子里想什么！”这才叫“合乎情理、出人意料”。因此，这种符合审美特点的含蓄型的性感广告在中国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那些创意低劣，刻意追求低级的性暴露，性诱惑、性暗示广告，虽然可以达到一时的哗众取宠，但是，只能使得消费者对其品牌产生格调粗俗的印象，不利于品牌美誉度的建立。因此，在树立企业形象，建立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上，把玩受众的“好色”心理，以赤裸裸的艳情女性或者撩拨性感话题作为吸引消费者注意的手段并不高明。

2、以假乱真，能否占到便宜？

新规定的第六条指出：“不得利用或篡改领袖人物名言作为商业广告用语”。而现在以假乱真，滥用名人肖像及姓名，侵犯肖像权，或者模仿名人的“伪明星”、“假名人”广告，也将得到有效制止。

由于名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地位较高，受到观众的喜爱和信赖，能够产生共鸣和迅速沟通。因此请名人做广告，就能够快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从而扩大销售。而一些广告大打名人形象的擦边球，引发了不少非议和纠纷。典型事件就如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使用姚明肖像权之争。从今年4月开始，作为中国男子篮球队签约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在饮料瓶上使用姚明占突出位置的3名国家队队员形象。而姚明作为百事可乐形象代言人，并未授予可口可乐使用其个人肖像使用权。于是，姚明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侵犯其肖像权，并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可口可乐虽然没有违犯法律法规利用姚明的形象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但它刻意突出姚明位置及形象的本意，则不言自明。作为全球知名的响当当的大企业，盗用别人肖像的行为毕竟不怎么光彩。可口可乐对百事可乐这么急功近利地穷追猛打，只能让人感到可口可乐是一个缺乏个性的模仿者，对其在可乐市场上树立的“王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可口可乐看似高明的一招，实则应验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

再如一则葡萄酒广告，演员酷似毛泽东，广告语除了包含“祖国山河一片红”之外，还套用了“三个代表”的句式。这样极不严肃的广告，不但违反了广告法，而且还触怒了观众的情绪。所以，一播出就遭到谴责。而这个葡萄酒企业的广告正好成了过街老鼠，众矢之的。所以，玩以假乱真的游戏，占不着便宜还“偷鸡不成反被蚀把米”。

3、玩文字游戏，日子还能过多久？

新规定的第十三条指出：“广播电视广告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不得故意使用错别字或用谐音乱改成语。除注册商标及企业名称外，不得使用繁体字”。这使那些不避恶俗、侵犯企业商标权的擦边球广告，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和惩治。

在广告的文字制作中，一个新颖、简洁、脱俗、醒目的广告标题对吸引顾客产生购买欲望的作用尤其重要。因此，标题的制作对广告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一些企业广告就开始在商标、标题上大做特做文章，玩文字游戏。或者不避恶俗，或者克隆名牌。它们的目的无外乎就是要首先吸引你，然后诱骗你。如最近长沙一则“突破三点，大得让你心动！”的暧昧语言房地产广告，引发了一场关于“广告与女性”话题的争议。而北京公交站的“好色之涂”和一泻药取名“泻停锋”等的谐音广告，就是这次“严打”的对象。更有一些产品在取名上玩“花招”，什么“沙宜”、“娃娃哈哈”、“喜三郎”、“江源”等等不一而足，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冒牌货。企业乘机混水摸鱼，以假乱真，克隆名牌的行为，使知名品牌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和名誉损失。所以，更是今后“严打”的典型。

因此，不避恶俗、不择手段，故意混淆视听的广告行为，必将会受到消费者的唾弃和执法部门的严厉惩罚。

4.“概念”这班车，好搭也好坐？

新规定的第四条指出：“广播电视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误导消费者”。那些大打“概念”擦边球的广告，就被列为整顿的对象了。

“概念”在当下的广告中大行其道。对于大多数创意贫血的广告而言，找一个出挑夺目的概念，似乎是挽救其拙劣创意的救生圈。“概念”一方面是对广告的高度浓炼，在纷繁众多的广告中，有一个别具匠心的概念，确实能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给受众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它由于简单明了，琅琅上口，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受众记忆和理解。“概念”就是具有了以上特性，才被广告主们视为保证广告效果的不二法门。概念擦边针对的就是现实中，企业为了一鸣惊人，强行在广告中打出某种概念，这种概念往往与产品并无多大关联，此时已是概念为主，产品为辅了。于是，一些企业追随时尚热门话题，大打概念营销，以期引人注目，扩大产品销售。SARS期间，一些企业大打“非典”广告，使出移花接木的手段试图搭便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卖保健品的标榜自己是““‘非典’的最大克星”；卖食品的说自己“含免疫球蛋白，强身健体”；卖茶叶的则说“清热、解毒、治咳嗽”，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地方还打出了“吃火锅、防非典”的广告。这些宣传虚假、夸大其辞的广告，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作为虚假违法广告的典型案例向社会曝光，使概念产品遭到消费者的抛弃，导致概念营销的失败。而那些借“非典”概念企图发国难财的厂商，绝大多数都受到了罚款、调销执照、停业整顿等处罚，正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概念”这班车是好搭不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