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特点范例(12篇)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1
世界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在自己所生成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每个民族生活的环境不同，又使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或称为文化的民族性。这样，也就使得我们的世界涌现了多种文化体系，或称为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有多少国度，就有多少文化体系。如，我们所说的古老的玛雅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爱琴海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华夏文化等。这样众多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多彩的文明景观。世界是各民族人民所共创的，世界文化也是各族人民所共建的。在当今的世界，也同样存在着多种文化体系。如西方的欧美文化圈，东方的中华文化圈，佛教文化圈，还有阿拉伯文化圈，拉美文化圈，等。
民族政治文化的内涵
现代政治科学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首倡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其后便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政治学者基本上是从政治心理视角来界定政治文化。如，阿尔蒙德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另一美国学者派伊（L·W·Pye）也说“政治文化一词涉及政治上一切有关的取向，不论是认知的、评估的或表情的”。其他学者也都有相似的看法。作为结构一功能主义的代表，阿尔蒙德不仅注意到政治的客观方面，即结构及其功能，而且注意到政治的主观方面，即政治文化现象。这样，使政治科学不是停留在对客观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和研究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的主观、内在方面。同时，他还认为政治结构一功能（客观）和政治文化（主观）二者是互动的。政治结构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一定的政治文化则支持、维持和变革政治结构体系。作为当代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有其科学价值的，他弥补了传统政治学单纯着重制度研究的欠缺，深化了对政治现象的认识。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主张所谓“价值中立”的，他们否定“价值判断”，对事物不作定性分析。这样，他们只从感性方面、心理方面认定政治文化，而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关于政治文化的看法，在我国学者中是不一致的。一种也是把政治文化主要归结为政治心理方面。如，马起华说“政治文化是个人对于政治系统及自我在系统中所担任角色的心理取向”。丛日云也是把政治文化归结为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另一种见解是将政治文化广泛化。即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理论、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如朱日耀先生即认为“政治文化应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其中包括有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几个方面。
上面两种看法，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将政治文化广泛到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狭义说则仅只是指政治心理方面的政治取向。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看法。把政治文化既看成是主观方面的现象，但又不仅仅指政治心理方面，而是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思想方面。或者说是包括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部分。如我曾说过“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王沪宁也说“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具体的说，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这点，王惠岩教授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非理性的情感认识因素，也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性认识因素。即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因素，同时还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
总之，我的看法是居于中间的。即一、政治文化是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主观方面；二、作为主观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心理因素，而且包括政治观念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二者是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的。政治心理是潜藏在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表露在外的。但是它却促进着人们政治观念的形成，即人们对政治生活有系统的认识，而政治心理又受其政治思想的支配，即人们是在一定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产生出一定的政治情感、信仰和认知的。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引导人们的政治心理；而政治心理又推动政治思想的形成。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政治意识要比政治心理更为重要。因为心理只是一种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往往作为一种系统的观念表露在外，并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规范。
至于客观方面，或是政治制度方面，则只是政治观念形态的载体。就是说政治的主观方面必须通过客观载体来体现，而载体本身则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之中。这点是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一致的。
由于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不同的社会心态。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心态，应是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每一个民族由于在政治文化上具有共识，从而使人们对该社会的政治共同组织产生认同感，因而该民族才富有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于世界舞台的基础。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就构成该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所以只说“一定的稳定性”，是因为作为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来说，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民族的政治文化也要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决定政治文化的诸因素
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于各自所生成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那末，是些什么因素决定着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各自的特点呢？
首先是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任何民族为了生存首先是要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自然环境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大自然所给予各民族的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特别是初民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是很大的。他们由于征服自然能力的低下，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有的民族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则适宜于从事航海或贸易；内陆的一些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沿海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这样，就使得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如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具有封闭性。再如希腊，境内多山，不宜农耕，经济作物较少，而且海岸较长又多岛，故而适宜发展航海和对外贸易，形成了其开放的环境。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人类在适应自然中不断地改造自然，从而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和制约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在今天世界科学发达的情况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强，各民族的交流极为方便和频繁，因此，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约束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比起从前，则相差甚大。
其次是各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经济生产方式我指的是如何组织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而经济形态则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或说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一般说有三种经济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也有的称之为时间经济，或其他称谓）。又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的氏族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自然经济，无论中国或西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然而，中国和西方的奴隶、封建社会又各有特点，这就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环境。中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如前所述，古代希腊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这又决定了古代希腊文化的特色。
再次是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对政治文化来说更是其直接基础。在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阶级关系。国家则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公共组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将来阶级消失后，人类社会还会存在着相互关系，那时必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也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除了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等外，国际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就将相互影响，也会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当然，也有的是外民族的入侵，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强加给另一个民族，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最终本民族的文化还是起主导作用，它总是不能代替的。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虽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受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等的制约，但是反过来，它也对其他现象起着影响，对经济、政治还起着反作用。
政治文化的传统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变”，又有“通”。“变”是“改”，“通”是“继”。历史就是在“变”与“通”的过程中“有序”的发展着、前进着。“无变”则社会不前；“无通”则社会难前。就是说，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停滞不前。这就是发展与继承的关系。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世代相传的过程。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这就产生政治文化的传统问题。所谓“传统”，中文把“传”解释为“接”，就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一代。也就是“交接”“接力”的意思。又解释为传播、传授。而所谓“统”即事物间的连续相关性。英文传统一词大多用“Tradition”，其意为一代又一代的往下传。这与中文有相似之处。可见，无论中西传统一词实际意义都可理解为一以贯之，传而统之。我国过去就有所谓“道统”，这是指以“孔孟之道”作为“统续”的观念，实际是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观念。
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就是一个民族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则是精神的积淀，也就是每个民族历史相传的民族精神，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意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有的学者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别开来。文化传统是指历史积累下来的民族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前者是凝聚在现实人们的思想中；后者则是历史的现象，已成过去的存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文化传统。当然，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是必须了解传统文化的。因为，文化传统正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生理的遗传，特别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而造成的。
关于生理上的遗传，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能多谈。关于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则是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一。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人们通过多种社会渠道，如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传媒工具而培育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等。这里特别要提到政治符号。所谓政治符号是指特定的国旗、国歌、国徽，以至领袖人物的肖像，都属于特定的政治符号。这些都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象征，具有该民族的形象的代表意义。这些符号是通过一种直观的形式对人们政治心理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传递该民族的政治文化。人们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重要场合要奏国歌等活动，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作用。
政治文化正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个途径实现了其传播和积淀的。罗伯特·E·道斯等人指出：“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人与人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与生俱有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或多种过程。”（参见布莱克维；政治学百科全书H571页）阿尔蒙德也说“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比较政治学》，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也表现为各自的发展轨迹。如，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一贯式”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虽然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起过多种变化，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主流是不变的。西欧各国则不同。其政治文化发展的线路是与我国很不相同的。是一种“转换型”的，或称之为“演变型”。西方的文化曾经历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文化多种形式。然而，在西方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文化形式又是一个兼容的过程。就是说，虽然形式变化了，但其基本精神依然被吸收保存下来，如平等、自由、民主精神，从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有的风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又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继承性、交汇性
前面谈到，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民族性等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就有政治文化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问题。
1．社会性与阶级性
政治文化既然具有民族性，作为一种观念的现象，就是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共识。也就是说它是具有社会性的。然而，政治文化又属于政治范畴。因此，也就必然的具有阶级性。或者说，这是由政治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目的而奋斗。因此各阶级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和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观点，以及代表某个阶级的政治理论等）。各阶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共同的阶级的政治文化，才能够产生各阶级共同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表现为它是团结各阶级成员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的一种凝聚力量。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其次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因此也就各有其独自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即阶级的政治文化。这就构成政治文化的亚文化体系。一个社会有多少阶级，可以说就有多少个政治亚文化。但是，掌握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掌握的国家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主要是传媒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这也是一种思想统治。
当我们讲政治文化社会性时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同样，当我们重视政治文化阶级性时也不能否认政治文化的社会性。可以说政治文化的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民族性）之中。例如我国古代，人们都认为国家是“天”所建立的。君主也是天所设立的。有所谓“天生蒸民，受之君，受之师”。这种政治观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但各阶级对此的理解并不相同。统治者认为是“天”命我来进行统治，老百姓必须顺从；而老百姓则认为“天帝”之所以立君的目的是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公认一个“天”（这是政权的来源），要求却不一致。老百姓不顺从时，统治者以“天罚”的名义惩罚；老百姓被逼造反时，也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西方的平等观也是如此。如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则是“消灭阶级”。平等是共同的追求，但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
2．时代性与继承性
如前所述，政治文化是具有稳定性的。这就表明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时代，政治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特点。然而，人类社会。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延续”的发展过程。后一个时期、阶段、时代都是由前一个时展、演变而来。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继承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继承发展史。
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同样，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也是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都有其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文化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文化时既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又要了解它的继承性。不看到政治文化的时代性，不能认识它的性质；不了解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便不能认识它的民族传统。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时代性，就是它属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它的性质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它是世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再如，我国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积淀了优秀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时代性。
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继承性，是使我们避免提倡继承文化传统时不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也不至于只承认时代性，否定政治文化的继承性。我们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有选择的继承传统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继承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遗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立足于时代的前列。因此，马克思主义既讲继承，又讲发展。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与继承性的最好的典范。
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更新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继承一方面是“继往”，而另一方面则是“开来”。所谓“开来”就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观念的发展和超越。无论何种文化体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地超越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也就是在这样不断往复地前进。人类也就是在这样不断更新中前进。更新观念一方面拓宽了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渠道，是传统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人们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新条件下，为传统观念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成分，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并继续显示其活力。任何不从时代的转换出发，在新的基础上更新观念，不和时宜地僵守原有的观念，都是有碍于社会前进的。当然，忽视“继往”，一切都“另起炉灶”，也是不可能的，也会影响社会的前进。
3．民族性与交汇性
由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不同，因此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色。然而，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又不是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缩短了各民族间地理上的距离。这为人类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成现（定式），是不能避免的，也是人力所不能阻挡的。罗马出现过以老伽图为代表的“顽固派”，未能阻挡希腊文化的传播；我国清末的“顽固派”也未阻挡住西方文化在我国的流传。
在西方，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如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罗马文化更是接受了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古犹太教的发展。西方中世纪文化是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综合体，同时还包含有接受希腊文化传统（先是柏拉图，后是亚里土多德）。我国文化具有独特性，看来是一种封闭文化的典型。其实，我国古代文化也吸取了不少外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吸收各民族文化而构成的。而且，印度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我国；阿拉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传入。近代更是大量受到欧洲文化的撞击。可见，在开放性社会存在文化的交流，在封闭性的社会文化的交流同样存在。
我们之所以说“交汇性”，是说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我国特别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这是无疑的。但同时，我国文化也影响着西方。我国的四大发明不说，就是人文社会思想，对西方也是有影响的。如早在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就受我国儒家“仁学”的影响，我国的戏剧《赵氏孤儿》就受到他的赞赏。当今，西方对东方文化更是广为接受的。无论是人文、社会，以至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还是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说，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存在，主要就是由于它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特点这个民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只有坚持民族特点才能立足于世界。其次，当一民族吸取别族文化时，其基本立场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另外，还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任何原封不动，照抄照搬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此外，任何外力强加的办法同样是要碰壁的。文化的交流必须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外民族文化消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且这是交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随着人类社会各民族交往的发展，文化的交汇性会越来越突出，交融汇合之点会更广泛，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以此为由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文化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方法，比较是一种鉴别。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对事物通过比较，才能区别其不同之处，才能看到其各自的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区分事物。因此比较法是我们经常在各种生活中所采用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的区别事物的方法，比较法是有许多原则的。这里我们不多作研究，但有一点要说清楚，那就是比较必须具有可比性。这是进行比较的首要原则。
既然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宏观的政治文化研究时，就必然引起对各民族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视。
对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比较。所谓纵向的比较，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本身的比较。既然政治文化是与政治社会同其久远的，因此它就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产生、发展、膻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每个历史时期，也必然地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这样，为了更好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这就是民族的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等。如中国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对这种研究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同时代的。如，我们可以进行先秦的和两汉魏晋的比较，也可以魏晋的和宋明的比较。也可以是学派之间的比较。如，儒家和墨家的比较，玄学和理学的比较，还可以对孟子和荀子比较，等。这是就中国而言。对西方也是同样的。如，希腊和罗马的比较，希腊罗马同中世纪的比较，基督教文化和近代文化的比较，也可以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卢俊和霍布斯的比较等。所谓横向的比较是指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之间的比较，如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如前所述，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受其本民族所处的各种条件制约的。这才产生了多种形式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甚至还有其支脉（亚文化的一种）。各民族政治文化体系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利弊得失。因此我们在对不同体系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就绝不能褒此贬彼，或区分就优孰劣。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要认真地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例如，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个人和整体（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同西方在观念上就存在区别。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偏重整体，而西方则是偏重个人的。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观念，有着极大的凝聚力，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是我国几千年来得以延续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在我国这种特有的整体观念中，个体却存在过多的依赖性，缺乏独立性格，从而使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西方则恰恰相反，个人的独立地位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充分的活力和生机。然而其分散的效应却造成人际关系上的冷漠和社会的某些混乱。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1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公民；公民文化；政治文化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表明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这样定义政治文明“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虽然我们建国以来一直在努力地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仍然是不完善的，我们的人民民主意识还不是很强。因此，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培育在今天仍然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一、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当我们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会从中找到“和谐”、“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包容，’等等推动我们今天政治文明发展的合理要素。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束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培育的因素。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我们的政治文明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特征。加之我国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结构瓦解不充分，使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家天下或称家国同构的特点。国与家一体，君与国一体，皇帝便自然成为全国百姓的“大家长”，“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在我国相当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们的人民处于“臣民”、“子民”政治地位，这种政治地位造就了带有明显“臣民”意识的政治思维方式。
(一)普遍的等级依附观念和官本位的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人和人之间在血亲宗法关系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整个社会就是由各种等级隶属关系构成的关系网，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这张网的相应位置，属于各自的主人，并以习惯性的依附于自己的主人。君主就位于这个关系网的顶端，他在社会生活中是最大的“家长”，而人们遇事自然的就等待“家长”来做出决策，权力也就自然的集中到了各级“家长”手中，“家长”的级别越高手中的权力就越大。因此人们开始崇拜权力，甚至认为拥有权力比拥有健康更为重要，以至于人们在给自己崇拜的神灵排次序的时候能够保佑自己健康长寿的“寿星”都排在了能保佑自己得到高官厚禄的“禄星”之后。
(二)公共空间的缺失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讲求两个字“忠”和“孝”，对国家的“家长”要“忠”，对自家的家长要“孝”。那么在这一“忠”一“孝”之间人们忘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就是普通老百姓走出家庭后的人际交往空间，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把这个空间称之为公共空间。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这种公共空间的缺失极为容易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淡漠。
(三)伦常的政治文化和人治的传统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被人们看作最高追求，为了这个目标人们克己复礼，修身养性，《三字经》、《弟子规》成为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这些为我们赢来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作为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伦常也是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工具，因此我们回到几千年以前的历史背景中来审视当时的“德治”思想绝不等同于今天我们讲的“以德治国”，而是“以德治民”“以权治国”。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也是义务本位模式，即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人的思维起点也自然的是义务，美国人在快餐店被咖啡烫到了，会想到“我有权力去告他伤害”;中国人遇到此种情况，会想到“我有义务慢慢试着喝”。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虽然中国人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臣民”地位很难使他们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但是作为统治对象的中国的“民”历来是很受重视的。徐大同先生将此称之为“重民”思想，并指出，这种重民思想与民主思想是有所区别的。重民思想主要是注重民的行为能力，而否认民的认知能力;虽然看到民的欲求能力，但否认了民的自主与自救能力，认为民只能由君主来治理。因此“重民”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的影响，今天人民民主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不强;权力崇拜、清官情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建设的严重阻碍。
二、公民文化的内涵和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特点
“公民”，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被解释为“属于城邦的人”。而所谓“公民文化”的概念并不是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形成的，它是随着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而形成的，属于当代政治学的概念。很多学者对于什么是公民文化?进行了探讨，给出了公民文化的定义。比如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在这里我们援引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丛日云先生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公民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文化。在民主制度下无论掌权者还是普通大众，其政治角色都是公民而不是主子和臣民。公民文化就是公民们的政治取向，或公民们在其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
基于上述的定义公民文化既然作为公民们的政治取向就一定打上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在谈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培育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现阶段我国公民文化呈现的特点。
(一)政治文化的发展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
人们习惯的给改革开放前的年代两种定义，从经济学角度将其称为“票证年代”，从政治学角度我们将其称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在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为主导政治文化，亚政治文化几乎不存在。并且由于当时的国内环境，政治文化是相对封闭的，人们几乎很难接触外来的文化思潮。当我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在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这种曾经在建国初期极大的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的政治文化，逐步显示出了封闭行和僵化性的弊端。面对这样一种现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的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事业包括政治文化开始在扬弃中西文化传统中发展，并逐渐走向开放。
(二)公民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型”转变
前面已经述及由于我国有着较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公民的政治人格带有明显的“依附型”臣民政治人格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市场经济所培育的经济人的主体意识、竞争等意识和自由、宽容、平等等精神逐步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并逐步形成新型政治文化。我国公民的政治人格也已经开始逐步向“独立型”转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在中西部一些偏远的山区和经济形式单一的农村地区，独立自主型的公民人格仍待培育。
(三)公民情绪化的政治热情逐渐走向理性思考
由于“文革”的惯性，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是情绪化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的旗帜。中国公民开始用理性的政治思考来代替情绪化的政治热情，人们接受并习惯了使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开始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人(绝对孤立的，单个的，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于是人们开始理性的思考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
三、如何培育我国公民文化的思考
(一)坚持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
对于公民文化，我们和西方一些学者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更多的是将公民视为原子式的，单个的人。而我们是将的公民意识、公民的独立人格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上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定义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按照这样的观点我们培育的公民文化中的公民是社会的人而非个体的人，个人权利在他人权利的获得中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在培育公民文化过程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民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培育提供了沃土。市场经济可以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权利平等意识、法治意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由于传统意识的影响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特殊行业的垄断、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等情况。我们还应着力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统一、开放、公平、公正、有序。
(三)紧紧抓住基础教育环节，培养未成年人的公民意识
基础教育阶段是公民“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我们应紧紧抓住基础教育环节，通过思想政治类课程的改革，搞好未成年人的公民意识教育。据了解目前我国从幼儿教育开始就有了思想品德类教材一直到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但多数教材都是告诉学生你应该怎么做。笔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意识培养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教材，要变你“该怎么做”为告诉受教育者你“可以怎么做”。转变传统的义务本位思维模式，逐步使受教育者懂得社会权力义务总量相当的道理。二是教师，教师应该从根本上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培养人格平等的师生关系。
(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因而培育公民文化还应从法制建设人手，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这个法应该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同时相对等量的赋予公民权利。并在市场运作中逐渐减少行政干预，尽量用法律来替代行政干预。以法律的手段鼓励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1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政治治理现代化借鉴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
只有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才能为阐明中国独特的政治形态、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提供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只有将政治治理能力作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才能为推进我国政治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指引方向；只有重视并且善于学习、完成自我超越，中国政治学才能为中国政治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作出贡献。
立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
当今中国任何领域的进步与发展都需要建立在对相关文化或文明成果的发掘、继承、借鉴基础之上。从中国人的文化历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三种主要思想文化。中国政治学恢复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既是中外思想交汇的时代，也是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碰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近现代西方政治文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学者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为了夯实学科的知识基础，成长于这一时代的中国政治学者对各种思想资源表现出包容的心态，并致力于从各种思想资源中开发出有益的政治学知识。
经过中国政治学界三十多年来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及政治学原理得到系统梳理与研究；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潮及政治学原理得到介绍与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逐步恢复并发展。然而，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三种思想资源梳理的日益系统化，以及在分析理解、知识运用上的日益成熟化，一些分歧与问题也随之产生。囿于三种思想资源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中国政治学者无论是编撰大学政治学教材还是进行相关学术课题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分野，学术观点上的争鸣也时有发生。学者们在阐释为什么要坚持某种思想资源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也不得不现实地面对如下的一些难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何增强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力？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近现代西方政治学中有益的知识成果如何实现本土化？无论什么思想源流，无论什么学术概念、理论学说，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具有解释力并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经表明，一方面，它需要从上述三种思想资源中得到理论与知识的支撑，任何单一的思想资源都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完整、健全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来自于不同思想资源的理论与知识是能够有机统一的，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发展方面能够产生合力作用。当前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担当起推动中国政治进步与发展的责任，不仅需要有包容的精神，以吸取来自不同思想资源的有益知识，而且需要以务实的态度实现三种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贡献。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5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范式的构建与优化研究”（17CKS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志业（1987-），男，山西阳泉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胡钢（1969-），男，陕西长武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文化育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需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辨析和论证。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视角分析，文化育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具有深刻的文化表征，从而为文化育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表征进行全面研究，使其从遮蔽的存在转变为显见的存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学术界有“四要素说”和“三要素说”①等分类。在此，笔者拟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说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和介体”这一思路，分别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文化表征，以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方式提供学理支撑。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性
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既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受教育者。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他们作为主体的人，都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而生存和发展。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性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生活在一个既定又超越的文化世界中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体是生活在既定的文化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首先是作为人类主体而存在，而文化作为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产物又反过来规约和驱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汶说言：“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种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1]正是由于人类既通过实践活动创造文化，又通过文化来规约和驱动自身的行为，从而才使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而成为有智慧的生物体。随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逐渐提升，人类所积累的文化基因也就越来越趋于稳定和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每一个个体从出身以来就面临着既定的文化环境，这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人们对此只能适应，而别无他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文化存在体对既定的文化进行着创造和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文化存在体首先必须面对既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既定的文化只能采取被动接受和适应的态度，事实上，人类对既定的文化进行传承的同时，还进行着绵绵不断的创造和发展，从而才有人类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体现人类作为文化存在体的本质所在。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作为文化存在体，在一定条件下，其本质就是一个文化创造和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文化生成和创造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对外界事物进行认识和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自身的自我改造和提升的过程。在作用于外界事物和自身的同时，人类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发展了辉煌的精神文明，从而推进人类社会不断从蒙昧和愚昧走向文明与现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以此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以特定的方式接受既定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独特的生成与创造，从而形成特定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所特有的文化模式，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中显示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存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与文化现象和文化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主体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性的集中表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静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划分为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等四个层面。首先，所谓文化心理，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刺激―反应”层次即感性认识层次。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中，文化情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是主体以自身的本能和欲望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所形成的感受、体验和情绪的凝结化状态。按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的来源，可以划分为对象型文化情感和自我型文化情感。对象型文化情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接触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时所产生的情感。自我型文化情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对象型文化情感的内化，从而在暂时离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对象时所产生的回忆、想象和体验等文化情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情感属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而非理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无比巨大的。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论是对教育者主体而言，还是对受教育者主体而言，都应该努力保证他们对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和内容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展开建立良好的心理基础。其次，所谓文化思维，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疑问―探究”层次即理性认识层次。正是在这一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科学思维和推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真理性判断。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思维中，文化反思能力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反思过程，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价值还原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接受和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更为科学的理解、解释和说明，从而在自己对其认同的基础上达到使他人认同。再次，所谓文化价值，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意义―反思”层次即善恶思考层次。在这一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历、感受、体验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伦理思考。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三个方面存在着怎么样的意义。在这种意义的思考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自己的善恶观念。这就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先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发掘并认同，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意义世界发挥最大限度的引领和建构功能。最后，所谓文化精神，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本质―超越”层次即整合创新层次。人具有这样的一种天性，即从不满足于既定的回答，而是对事物存在更深层的条件和根据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就形成了人所特有的超越性、创造性和自由性的文化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经过文化心理、文化思维和文化伦理的有序整合，在人所特有文化精神的引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进行合理理解和把握，可以使人们在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化现象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造和发展。
第二方面，从动态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求真、求善和求美的本性和过程。笔者在前文分析文化定义时指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善、美的集合。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在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过程中得以形成、整合和优化的。首先，求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心理层面和文化思维层面的活动。人们之所以求真，反映了人们有对外在世界的实在状态进行理解和把握的需要，从而在满足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和天性的基础之上，给人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其次，求善，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活动。人们之所以求善，是因为善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最优化，这一方面使人可以经常自我反思，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向善原则更积极规范了人们的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实现过程，使得人的发展不断趋向积极轨道和高尚化。”[3]最后，求美，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文化精神层面的活动。求美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求真与求善基础上对现存思想境界的批判、改造与创新，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正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特性，一方面能利用这一特性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真、善、美，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其进行理解、接受、内化和践行。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以前学术界的研究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当做客体看待。随着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最终都把受教育者当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看待。在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要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内容等为主要表现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活动对象的总和。因此，这里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内容为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文化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体现为目的设计依据的文化性。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主观依据及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主观依据主要体现在人们在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时往往受到思维理念及人性假设的影响。思维理念体现了人们以有限的智慧追求无限的真理这一崇高理想，它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而文化作为人的文化，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人性的假设。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设计受这两方面主观文化依据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比如，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在对“天”“道”“理”“性”的探讨和理解，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其修身养性。同时，不同思想家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制定者的人性假设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我国古代性善论者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人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发端，也就是所谓的“四端”，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回归人类的善心并将之发扬光大。而持性恶论的荀子则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4]，所以，人性都是恶的，其善也“伪”，因此，思想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去掉恶性而成为君子。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论是具体的理念表现还是人性假设都表现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因此，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塑造人的完整人格而奋斗。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及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确立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等。这其中，社会的文化传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客观依据的文化性。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等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文化传统这一因素，因为文化传统不仅反映了人们从古至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图式，更影响到人们是否能很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授的内容。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越来越激烈，而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外来文化之间互动和摩擦最为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倾向于整体协调性，而西方文化的特点倾向于个体竞争性，这两种文化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并且对我国大众都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因此，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定时不能忽略的依据。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文化性体现为目的定位的文化性。这种目的定位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传播特定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服务。特定阶级的文化主要是通过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对人们发挥塑造与引领的作用。特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深知文化的这一关键特性，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手段来为自己的主导价值观服务，以使它能够被大众接受，从而赢得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地位。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应当不断宣传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5]这里所指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指科技文化水平的提升，也是对特定阶级所宣扬的主导价值观的认同、内化和践行。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特定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服务，因此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还是社会目标，都有特定阶级主导价值观的意志体现。就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而言，不论是哪个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同程度地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价值引导。这就意味着个人的发展是在特定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超出这一范围，就有可能受到社会的排斥、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社会有序发展服务的。这种有序发展也是以特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价值观所认定的有序为参照和标准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一项具体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长活动，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而武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头脑，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精神生产与生长提供“质料”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一种精神性要素，处处彰显着文化特质，从而使自身具有浓厚的文化性。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热莸奈幕?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成而言，它是特定阶级经过长期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而积累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文化实践还处于十分低端的状态即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自身的生存需要。基于此，以维护氏族和部落的存在与安全所需要的忠诚、勤劳、勇敢和血亲复仇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当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富余时，社会中就有一部分人（通常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摆脱生产劳动这一社会实践，而从事文化实践。这时，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没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进行控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实施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其内容具有浓厚的等级文化色彩，处处体现着类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并对其进行维护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由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治才”，也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所以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有忽略或鄙视体力劳动的倾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以圣贤著述为主，其教育方式就是对这些内容的背诵和熟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呈现形式上带有灌输的色彩。到了现代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文化实践表现为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与网络技术革命，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道德观念开始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自强、自信、效率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的内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也由过去的绝对灌输开始向对话以及尊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等方面转换。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文化实践呈现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趋势，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这一文化实践特点的影响下，不仅有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而且也呈现出本国所独特的内容特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中?A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文化以及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化的集中统一。
第二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构成具有文化性。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由特定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正是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着不同国家和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建构着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也维系着他们社会历史的绵续和发展”[6]，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以发挥。文化价值体系按照其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和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所谓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经过严密的论证、推理后以理论形态呈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其中，核心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分析理论性文化价值体系的文化性重点在于分析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首先体现在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决定着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向。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虽然在推翻封建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最终使其文化发展方向走向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我国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力求在最大程度保证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性体现在它是对传统文化的升华。西方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与西方“逻各斯”的文化传统有极大关联。具体而言，西方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以“逻各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因此，这种文化精神特别强调个人的理智感的塑造。在“逻各斯”文化精神的影响下，一方面使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本性渗透到西方人的血液里，另一方面，使西方人在探讨国家问题时，正义、平等这类问题成为论题的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从传统文化理念汲取营养，就会失去发展的根基。
所谓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指虽然没有经过严格论证、推理，但却对大众发挥着文化建构功能的文化价值的总和。在前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时，文化的直觉建构所提到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礼教传统等都属于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容之一，是因为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价值观要素，同时它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大众为对象，通过对大众的日常思维和日常交往进行建构而发挥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在此，以民俗文化为例进行说明。所谓民俗文化，是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机制在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长期作用下，经过积累和演变而成的文化形态，它包括饮食、服饰、礼仪、信仰等物质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等。民俗文化蕴含着大量的价值观元素，它已经沉淀在大众的意识深处，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民间传说，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舍己为公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传统节日如春节的祭拜祖先、拜访亲邻等礼仪，传递着中华儿女敬重祖先、团结和善的愿望。正是这些民俗文化通过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激励广大人民爱祖国、爱民族、爱乡土的情感”[7]，从而实现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与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容，由于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二者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张力，比如一些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尊重人性的礼仪等，与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存在冲突，这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和抵制的。同时，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有许多优秀价值元素，但是由于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故而带有日常生活的惰性、非反思性等特征，因此需要以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其进行引领和创新，方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有益的文化内容。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过于抽象，因此也需要借助非理论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日常特点，来实现自身的生活化转型，继而真正发挥对大众的文化建构功能。三、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指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纽带，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就体现在它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等内容。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发利用、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和目标实现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是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源。以高校建筑为例，不同的高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物，它不论是在布局与风格方面，还是名称与功能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因此它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之所以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具体的物质文化资源不仅仅是一种供人们使用的实物，也就是说，它们不仅对人类具有满足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人类思维和创造性的外化，内含着人类的价值理念和心灵追求。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是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所开发和利用的心理素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性因素的总和。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相比物质文化资源资源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精神文化资源具有能动性。也就是说，精神文化资源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和发挥，一旦这种资源被合理开发和利用，就会发挥出极大的作用。比如，如果人们认同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就会转换成人们奋斗的动力。其二，精神文化资源具有再生性。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一经开发，就可以被思想政治教育所持久利用。比如，大学校训形成之后，就一直对师生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其三，精神文化资源具有共享性。精神文化资源是在不同的文化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只有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具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文化资源的外在表征和有形寄所。任何一种精神文化资源作为无形的存在总是要通过一定有形的方式来表征自己。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化资源是物质文化资源的“灵魂”所在。正是因为这种“灵魂”性的东西附着在物质文化资源上，才使具体的物质文化资源可以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提供动力支持和“能源”保障，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对其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便最大程度地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指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能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产生交互作用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比如图书馆、博物馆、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质，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不是一般的文化信息，而是特定阶级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在我国则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都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即只有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被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载体才能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如书籍、音乐、绘画、戏剧等作品只是内涵了某种思想道德观念，其本身还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组织、引导人们阅读、欣赏、观看这些作品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8]由于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强、形象、生动等特点，所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另一方面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文化载体的发掘和利用，从而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服务。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存在，也就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主要是指借助文化场域理论，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一个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场域中，研究如何促使特定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文化在这一文化场域中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自觉的方法。所谓文化场域，是指不同的文化形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由于不同的文化形态代表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利益不同、所呈现的方式和特点不同，会促它们之间发生对话、交流、碰撞甚至冲突，最终会以文化合力的状态形成一个文化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和阶级试图维护自身所倡导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领导权，以保证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之一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场域法来对人们进行文化确认和文化选择，从而使人们达到对特定文化形态的自信和认同。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状态下，各个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文化较量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国家以自身强大的资本优势借助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传到我国，以期实现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对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加强其文化场域方法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方法的存在，也就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文化性。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6
关键词：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332-01
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提高新时期企业员工队伍的素质与建设，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个重要的新课题。随着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已成为新时期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主题。
一、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工作的根本保证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其自身的概念和特点。企业文化是职工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基本信念、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它贯穿于企业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和管理之中，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灵魂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种工作方法，主要是统一职工思想认识，稳定职工队伍，树立远大理想，激励员工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范畴，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企业的发展服务。在实际工作中，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的出发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修养，开展工作就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传授给人们的东西，不能停留在原则性、政策性的表面，更要具体地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最基本要达到三个层面：一要能说。在做报告时要有理有据，扣人心弦；做演讲时要引经据典，引人入胜；做思想工作时要以情感人，入脑入心，这些靠的就是口才。二要能写。写文章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大话、空话、套话，让人听而生畏，有的甚至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那些空洞无实的文章，是没有人愿意阅读的。三要能干。就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员工中开展调查研究，主要是掌握员工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首先自己应是调查研究方面的专家。这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积极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效。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是有相同点和差异的。两者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工作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企业发展，手段都是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法，进行组织观念教育的文化体系和群体意识，提高企业凝聚力和归属感。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是指工作方法，它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思想性，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是联系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安全生产的桥梁和纽带，两者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凝聚、规范、鼓励功能，对实现企业发展目标起着推动作用，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能够感受到这种作用的存在。企业文化通过培育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员工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企业凝聚起巨大的感召力，为实现企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二、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即辩证又统一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在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两者齐头并进。企业文化建设着力塑造高素质职工队伍，它反映了企业管理者的意识和行为，再通过安全生产和职工的行为表现出来。思想政治工作同样如此，企业文化抓得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如鱼得水，反之，思想政治工作就缺乏相应的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员工的思维方式开始向动态的、开放的思想方式转变。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的出发点，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一个合格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应该不断去找出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点，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同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
教育形式要生动活泼，改变陈旧的教育方式，减少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等生硬呆板的教育形式。善于应用现代化传播工具，根据职工年龄、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特点，开展不同的活动。与此同时，教育手段要新颖别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时代赋予的新课题。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思想政治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不仅在教育内容上求实创新，而且在方式方法上求活求新。充分发挥现代传媒作用，拓展信息交流渠道，扩大教育的辐射面，增强教育的感召力。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生动感人、形象直观，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企业的改革创新与经济发展，必然要涉及员工利益上的变革。所以，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应该增强政治敏锐性，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及时了解和掌握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配合企业领导和各级组织，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突出矛盾、突发问题、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三、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要有自己的切入点
企业发展必须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作支撑。企业兴衰在管理，管理关键在班组。企业文化建设要渗透到班组，才能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一是建立学习型班组。组织职工参加安全培训，鼓励职工学习安全技能，逐步形成安全文化氛围。二是开展亲情教育，改变以罚代管的现象。三是提倡双赢理念。员工有多大本事，企业就建立多大平台，通过安全技能大赛让员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树立安全质量意识，加强安全第一宣传教育，树立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理念。五是搞好职工之家活动，通过建家和开展活动，让员工进了企业就有家的感觉。六是实行民主管理，发挥职代会、业务公开、民主管理的作用。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7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成高职教育的目标,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高职院校无论在教育类型、培养目标、服务面向等方面,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因此决定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1.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职业性为前提。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紧抓住职业性这一鲜明特点,不断强化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理想等教育,切实增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目标的应用性。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要精,要管用”,重点是教会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提高解决思想问题的能力。
3.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地方性的服务面向。要在实践教学领域里开展各种思想政治工作,把职业伦理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在实习、实训、实验、毕业设计等各个环节,学生在教育中实践,在实践中自我教育。
二、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高职院校生源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对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较大的挑战。
2.对高职院校教育目标的曲解,减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重“管”轻“育”,重“技”轻“德”,突出“动手”,忽视修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科学性受到冲击。
3.多元化文化和多元化价值观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加大。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这些都加大了高职院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三、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应对策
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出发,有效改进和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以下三条对策:
1.针对生源特点,开展自尊自强教育。针对高职院校生源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一是阐明高职院校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指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三是教育学生认识到,无论是本科院校的学生,还是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以职业素质教育为核心,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以职业素质教育为核心,抓住思想政治教育中那些与学生就业和职业密切相关,符合企业对人才思想政治素质需求的内容,尤其是要解决学生在未来就业中可能出现的思想政治问题,并不断强化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理想等教育,切实增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8
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效果，直接影响着能否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效地内化为自身素养、外化为日常行为，受教育者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认同是其接受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因此，民族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教育对象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态度。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是受教育者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所持有的肯定性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不仅包含着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认同和内容认同，还包含着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认同，极大地影响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的个体教育实效。要使受教育者认同和接受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教育者能否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引导、感染、激发其心理共鸣和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心需求。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差异性，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种差异性特征会表现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道德思想、心理及价值取向等许多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质。即使是同一民族，也会存在着民族聚集区与内地散杂居地区的个体上的思想和行为差异。这些因民族或地域而呈现出的差异不仅是影响不同民族个体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重要因素，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受教育者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认同，进而影响着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和教育实践的实效。认识和了解教育对象，就需要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差异性民族特征入手。源于客观实践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无一例外地与民族特质密切关联，成为了一些民族特质的重要载体，使得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会因民族或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与民族特质相关的差异性特点，民族性则成为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最显著的特征，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特征。正是这些携带着民族性差异、承载着民族特质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教育者提供了认识教育对象内心世界的依据，只有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中寻找具有民族特质的素材、元素，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等情况的了解，才能真正探寻和认识到影响不同民族以及教育对象个体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而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形态的教育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其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和心理需要。
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不断丰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成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没有必要的教育内容作支撑，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核心，其教育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按属性标准划分，既可以是物质资源，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精神资源，如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德、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丰富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素材。正是根据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在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资源经过开发、加工、提炼和整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相关内容。经过对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民族工作实践的不断总结和凝练而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既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同样也属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因此说，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成过程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源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又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一部份，应属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范畴。一切脱离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教育内容都是凭空臆造的，既没有真实性和可信性，也没有说服力和生命力。教育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引起教育对象的共鸣。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丰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其强调的重点就是要以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对象、接到地气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提高教育实效。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孕育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个性，表现在思想道德、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模式。属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其中所包含的爱国精神、爱国人物和故事，以及思想道德、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尤其是那些在本民族或本地区流传已久的、大家已是耳熟能详的事件、人物等教育资源，使教育对象感到自然、亲近、可信，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资源，经过加工、提炼和整合之后而形成的体现着地域或民族特点个性化教育内容，对于特定的教育对象具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易于得到教育对象思想的认同和共鸣，能够有效地增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教育对象能够形成较为持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还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尤其是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成，原本就是一个不断挖掘和利用新的元素、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从民族工作的实践看，由最初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和“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到后来邓小平又指出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再后来所阐述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思想，以及提出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主题思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论断和观点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继承基础上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和工作更加贴近时代和发展了的民族工作实际，对现实更具指导性和针对性。由此启示我们，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党和国家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新特点，充分利用一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积极地回应时展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三、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是形成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的构建基础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114-03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予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
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作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府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中国特定的土壤里,并深深渗透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仅如此,一国政治文化与其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密切相关。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属于意识层面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源于物质性基础,更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生根于中国特定社会历史土壤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其培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特点。
1、政治观念里,家国同构、家长权威,这既是国家观念,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选择。虽说有“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家与国在实质上却是同一的,两者联成了一个家国共同体,同时,君主的统治形式也是家天下的。无论是家还是国,“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显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显出价值。国家和君主地位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与忠诚精神,也体现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在家国同国构的体系中,个人、家庭、国家都被定位,都在依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
2、统治方式上极为重视伦常秩序。在传统政治文化体系里,道德伦理、伦常秩序是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关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这导致了民众对君主的顺从依附,不仅如此,儒家学说还为其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持。祖宗遗下的规矩和圣贤的训诫不可违背,这导致其生长根基日渐巩固,迎合了主流文化。与此同时,统治者力求做“圣贤之君”,寻求“德治”,因此,人要维护纲常,讲求“慎独”,“自律”,必须把自我的言行纳入统治者的轨道,然而,这种“自律”文化却远离法的权威,反而强化了权力意识。
3、政治思想上体现的君主民本和实质价值取向上的权力本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将政治体看成是由君主与臣民组成的统一整体①,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虽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统治者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所以君主民本成为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臣民在长期的“教化”下,认识到君主有着无尚的权威,是“天子”,于是臣民文化得到张扬。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对权威的认同,在漫长传统社会的浸润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生根于中国特定历史土壤中,带有鲜明的特点。所以说这些特点必然有特定的原因:
1、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或家族的存在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家长或族长是宗族的最高权威。对于农民来说,因为其自身力量的弱小,一方面生存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天道”何如,一方面又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奴役”,必然会形成一种对皇权的敬仰崇拜和谨慎保守的臣民心态。
2、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和任何人牵制的实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权威,人民景仰、服从并慑于这种权利。中央集权更进一步强化了君力,使君主的权力更加不可撼动。“由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任意敢于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控制着广大生产者人身,(国家的――笔者注)与(土地的――笔者注)所有权是难以分开的。我们看到,在土地和生产者两项中,封建国家尤其注重对生产者的支配。”②因此君主的专制皇权权威性地控制了国家、土地及生产者的人身。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延续于整个封建社会,它直接造就了政治文化中的权力本位和臣民心理。
3、封建宗法制度是其政治规范。由于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特点,农民个人利益的伸张必然要靠血缘关系、宗族力量。宗族是封建社会的社会单元,内部等级森严、法规严明,而封建专制统治以此为基础,重视等级秩序,故催生并强化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封建宗法族制意识。
4、儒家学说是其文化基础。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强调伦理道德、纲常秩序,正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政治阶级也力图实行“德政”,“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正式占据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高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价值取向乃至统治秩序。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启动,中国已经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并求的自身发展,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实现整体性现代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它能够培育公民的公平法治、自由平等等政治心理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族制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取代,人们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平等、和谐、文明的新型政治生活关系;封建君主专制被崇尚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取代,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人民可以自主的参政议政、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制约和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文化规定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了特殊性和相对性。”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的,权力本位、人治观念、臣属心理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则相当地匮乏。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部分消极因素严重地牵制了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及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果要从现代化的阻滞力转变为现代化的内在趋助力,就必须要经历深刻的根本性变革和创造性转型。
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带有极强的保守性和惰性,缺乏自我扬弃和超越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是极其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的。有几千年连绵不断血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带有极强的自在性、重复性、稳定性、保守性和惰性,而缺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等进步性特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非但没有形成对感性经验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反而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肯定和强化,进而在根本上扼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内因。
三、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
一般来说,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有两个:其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及教化。其二,是由外而内的冲击,特别是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的渗入。基于以上两个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理论观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是:
1、通过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完善,培育平等、公平、开放、参与的精神和意识。市场经济促使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观念使民众再次得到启蒙,公民对合法利益的主动追求使其产生影响政治决策、参与政策制定、参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从而使政治文化形成现代的公民文化特征,而非传统的依附型、地域型的臣民文化。
2、主流文化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和改革。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政治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和教化能够产生强大持久的影响。统治者依靠国家权威、教育资源和社会舆论导向,可以将公民的政治意识纳入特定的轨道。树立现代的价值观念,而又不移除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是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要求。
3、借鉴西方进步的政治文化因素。“西方政治文化明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一面镜子”,“西方政治学东渐是近代政治浪漫主义的发端,同时也是政治文明转型的开始”④,政治文化的转型有着与其相类似的途径。西方政治文化一般是指从文艺复兴开始由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以个体主义为指导,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内容的个体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的基础是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发展,就历史发展来说,它是伴随现代化运动而产生的政治文化。“扬弃西方政治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他山之石”⑤,西方政治文化尽管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是它必定会有某些人类进步所共有的东西。如自由、平等、法制、制衡等观点,就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和吸收并不是全盘西化,而必须是中国化的。否则,在传统政治文化未被清除而新的政治文化基础尚未奠定之时,就会造成个人主义膨胀、自私观念盛行,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动荡,进而损害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4、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客观对待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推移,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我们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地科学分析,正确认识和选择其现代变革方式,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已有的西方民主实践中有益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5、根本措施――加快经济建设。在现代化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双轨并进,缺一不可,而这两者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才能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其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陋习,并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对民主、法治的认识,树立权利、平等、法律等法治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提供稳固的、良性的政治文化环境。
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化的继承性与创造性体现
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化,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流传了下来。留下来的是那些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而消失的或者说仍然存在的一些不适应的部分则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的。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转型,两者逐步磨合乃至逐渐适应,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正是由于前者被继承和创新。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规范,必须既考虑到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的规范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公正为本、诚信为上、服务到位、责任到人、尊重产权、正当致富作为其基本内容。”⑥在这种理念的转型中,既包含了现当代的平等、权责与服务意识,又能窥见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所弘扬的诚信、正义精神,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向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内在要求的转化。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体系中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爱国思想,又兼有当代改革创新的时代因素。而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扬弃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天行有常”等观点,又结合了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现状,是民族元素与时代元素的创新性结合。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爱国、诚信、正义等优秀的精神是不能够丢的,但要使传统政治文化整体上适应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又必然要结合时代特征促使其创造性地转型。
注释:
①马德普.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②刘泽华、汪茂合、王兰仲.专职权利与中国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31.
③曹德本、宋少鹏.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186―188.
④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0―11.
⑤金太军.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革的历史反思[N].江汉论坛,2000.
⑥程伟礼、黄凯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规范体系[N].解放日报,2000-7-9.
参考文献:
[1]程伟礼,黄凯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规范体系[N].解放日报,2000-7-9.
[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王宝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转换路径分析[J].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7,(1).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10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特点
电力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是开展所有工作的中心和基本出发点。也是领导制定各项工作应遵循的规律和依据，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开展在员工之间，根据已经制定完善的工作方针、原则，来指导员工的工作行为，从而促进电力企业良好的发展。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四大特点：第一是社会性，电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外，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电力企业也是处于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员工的思想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具有社会性；第二是开放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电力企业员工的思想，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具有开放性；第三是自主性，随着电力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员工加入到电力企业中，这些员工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第四是广泛性，思想政治工作包含的范围非常广，职工素质教育、改革观念教育等都属于思想政治范畴。
（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企业文化内涵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环境，以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为核心，对员工的工作行为起规范性的作用，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方面：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心态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员工的行为方式等。在电力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创新化、人本化、制度化以及学习化的特点。创新化：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创新性，从而实现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本化：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员工，只有被员工认可的企业文化才具有生命力，同时，企业员工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化：是指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学习化：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创造一个全员学习的氛围，以便员工的工作能力能一直符合时展的要求。
二、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联系
二者的共同点：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精神对人的主导作用，为了使工作达到最佳效果，都会充分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在具体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二者都会针对人的特点来开展价值观教育，促进电力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让员工主动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二者的不同点：在电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所特有的企业文化，而且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属于理性文化概念。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员工的思想观念、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引导，以此来调动员工主动投身工作的热情，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理性概念，还是实践性概念。二者的互补作用：在管理上，思想政治工作以党的思想为基础，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企业文化具有政治方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互为补充。在行为方式和体系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选用的方式为关心理解、沟通等，这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依据，而企业文化经常采用的方式为商品经济行为、非组织交流行为等，这种方式可以补充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在电力企业中，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方法有三种：第一，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队伍，这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保证和条件；第二，采取相应的运作原则，运作原则要以人为基础，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充分的调动起人的积极主动性，让员工自愿的投身到电力企业的生产建设中，并参与到电力企业的管理中；第三，注重电力企业文化培育，良好的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电力企业繁荣的发展，当前，电力企业正在实行体制改革，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坚持与时俱进，做到与企业体制、时展相符合。
三、结论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11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信念方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高等教育观念要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高等教育职能观、价值观和发展观[1]。运用网络以巩固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信念的方法，必须创新网络政治文化的观念、内容、形式和机制，并使四者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一、创新网络政治文化观念的方法
从信息通信的角度看，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网络所具有的及时性、综合性、开放性和虚拟性，对于政治文化培育工作来说，既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因此，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和分析网络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扬长避短、推陈出新，要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形成创新政治观念的方法。
其一，重视网络作用，形成全球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信息传递的多向手段。充分认识网络给高校政治文化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战略高度重视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充分利用网络强而有力地发出党和政府的声音。客观认识网上不良行为、不良信息的隐蔽性和个性化特征。
其二，以开放的心态正视网络带来的政治文化挑战。准确判断、客观把握、评价网络对大学生政治文化觉悟和对社会政治思潮的判断能力的影响。由于成熟的大学生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特别是来自国外的网络政治信息、虚假信息有较理智的选择性，所以，应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不成熟大学生网民的筛选、引导和监督。
其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工作者的培养与教育。通过网络政治社会化实践，学习和掌握网络政治知识。通过举办报告会、研讨会和座谈会，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宣传媒体加强对网络及正确的网络政治文化观的宣传介绍，主动加强对网络政治文化和大学生网民的深入研究，加快创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网络文化培育的有效载体。
二、创新网络政治文化内容的方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网络政治文化培育方法，要注重深化基本点、把握重点、突破热点、诠释疑点，在动态中拓宽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的内容。
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内容的时效性，注重研究热点问题。依据网络传播政治信息的速度快速的特点，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者要在网络政治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方式方法和内容的时效性、前瞻性和预测性，杜绝“马后炮”、“讲旧闻”，要使网络成为反映热点问题的一面镜子、讨论焦点问题的一个平台、深挖难点问题的一部机器。结合网络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受印刷、运输、发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的特点，把握好网络对于热点问题的宣传，使大学生在自觉自愿关注热点问题的同时，能运用网络所提供的素材，根据政治文化基本理论，得出正确的结论，巩固大学生网络政治信念的内容。
另一方面，要重视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内容的针对性，重点问题重点讨论。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工作者应当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把重点的政治理论、政治信念和正确的理想信念融于科学知识当中，力戒网络上的政治文化干瘪的说教。
三、创新网络政治文化形式的方法
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要广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运用多媒体的多重感官刺激功能，使大学生的多种感官同时感知，更全面、更深刻，更长久保持学习成果。一是运用多媒体技术使得培育形态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静态变为动态，从现实时空走向超时空；二是依据网络政治信息的超容量本质，使培育内容变得丰富而全面，并且具有客观性和选择性；三是由网络技术演绎主旋律政治性内容，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情趣、化不解为易懂。
四、创新网络政治文化机制的方法
改变过去单一的集中培育模式，实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形式多样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政治文化培育机制。针对网络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积极探讨在新的环境下充分运用传统政治文化培育工作积累的经验和机制，同时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方法上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之网络政治文化培育工作的机制创新。
在充分发挥网络提升大学生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作用的同时，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运行机制引入网络领域，教育大学生网民把网络政治规范和网络技术置于同样重要的层面加以学习和掌握，培养大学生自觉的网络政治意识、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提高网络政治文化的自我教育功能。同时，教育者和大学生要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教育者要屏蔽动机、包装培育行为，以全新辩证的思维方式、平等友好的待人态度、接近受众的语言风格，潜移默化地达到培育目标。
其一，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只有教育者自己对网络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了切实的体验，形成了理性的认识，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中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才能树立起教育者的威信，才能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其二，教育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摒弃行政权威压服的工作思路和思想，强化教育者的模范带头作用。一方面，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使大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教育，上网者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者。因而，要重视问题的讨论，要有意识地组织、传递相关信息，帮助学生分析、理解信息，强化某些积极信息，促进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发生正向的变化。另一方面，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要讲求以情动人。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既是一种宣传教育，也是一种情感交流。网络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为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培育提供了一个全接触式的、开放性的情感舞台。网络技术的运用，在以往单调的政治文化说教中加入图像、声音等，充分调动大学生的视觉、听觉，给大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取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网络政治文化培育的优良效果，进而达到运用网络巩固大学生网络政治文化信念的目标。
参考文献：
政治文化的特点范文篇12
[论文摘要]江泽民立足于基本国情，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
江泽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概念，强调要把实现“政治文明”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一，“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需要有较高程度的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此相适应。“政治文明”主要表现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进步。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集中表述为“政治文明”则是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2000年春，江泽民提出了“三令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其保障——法制建设的新发展，首先提出“政治文明”这一科学概念。2001年1月10日，他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2002年“五三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成熟，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善。
第二，“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目标的集中体现。江泽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而这种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提供的动力和保障，离不开精神文明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在内的社会不断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政治方面的集中体现，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使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政治文明，不仅可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而且为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第三，“政治文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心一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和精髓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进一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由人民自己来依法管理国家大事；就是要更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使人民更切实地履行自己的各种义务。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第四，“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有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把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来对待，切实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与时俱进。
二
江泽民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必须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要通过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制和依法治国方略来加以保障。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特点。江泽民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绝不谋求自己的私利，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复杂性及艰巨性，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来领导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一墒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只有懂得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才能懂得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才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进一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权益，充分发挥人民在国家管理活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等方面的主体作用。
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体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观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充分的肯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观要求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做到一心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利，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绝不以权谋私；必须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绝不脱离群众；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把始终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立志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绝不与民争利。如此等等，所体现的是“人民至上”。这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点之上的。
再次，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途径。党发挥核心领导作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业和经济文化科教卫生事业，都必须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途径，都必须恪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就要求我们党不断地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大力倡导和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实行依法治国，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及其管理活动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从而不断推进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
江泽民强调发扬民主必须同加强法制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走上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根本保障。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事和商事活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宏观调控，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的调整，违法犯罪的处罚等等，只有由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在宪法和法律上作出规定，并使这些规定成为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而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能有根本的保障。没有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障，就不能稳步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逐步走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三
江泽民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必须同本国的历史、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相适应，必须在民主的制度、规范、程序方面下功夫。
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适合本国国情。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制度是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制度的具体表现和运行方式需要不断完善，但绝不能改变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势力对中国打出所谓的“民主”牌，其实质是要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江泽民明确指出：“我国有十二亿人口，搞西方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受到经济、文化和其他条件的制约，也受到传统的影响。因此，民主化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才能愈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稳步发展。为此，江泽民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一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江泽民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此，要积极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切实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工作制度，把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建设成为宪法所规定的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
二是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以利于更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需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当然也需要始终接受一直与自己保持密切合作的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和批评。”
三是要搞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江泽民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群众的民主管理，同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一样，都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创造。”这一创造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实践。扩大基层民主，是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他反复强调，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基层的广泛实践，我们党必须搞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基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中当好家作好主，这是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的基础。”
四是强化民主监督机制。江泽民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民主监督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各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消极腐败的有效措施。我们党必须依靠人民民主，强化以群众监督为主的各种民主监督机制。其内容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政党的监督、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法律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府专门机构的监督、党内的监督等。要通过强化民主监督机制来促使用权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贯彻，保证政令畅通，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