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概念范例(12篇)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1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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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融合；概述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1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2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3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4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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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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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2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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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3
【关键词】社交媒体;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
新技术日日新的当下，5G时代来临，互联网愈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媒介化社会成为新语境。以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交应用勃兴，信息工具、媒介使用渗透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新背景下，用户对信息与媒介的关注、使用、管理等都超过以往，人人都已是“数字公民”。同时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也在日益完善中，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19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比为15.6%[1]。另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22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7%，98.35%的中小学已拥有多媒体教室，初中、高中学生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98.1%、98.3%，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也达92.1%[2]。在数字乡村振兴与社交媒体浪潮的共同主导下，农村青少年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呈高频化、高密化趋势，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不够完善，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网上自护意识和能力等都需要加强。基于此，乡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不可忽视，并尤为突出。
一、社交媒体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内涵
媒介与信息素养是取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并列、并包的整合概念。媒介素养（MediaLteracyi）概念，最早于1933年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FrankRymondLvisae）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h）在《文化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vironment:TheTainingofCiti-nrrcalAwareness）中提出，随后，美国、俄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联合国也都关注到媒介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概念[3]。综合看，媒介素养意指公众的媒介接触、分析、评估、制作及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作和生产能力[4]。媒介素养根本上是一种能力，也同时具有教育意涵。信息素养（InformationLteracyi）概念，于1974年由美国人保罗·泽考斯基（PaulZrkowskiu）在《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势》（InformationSrvicesEvironment:Rela-entionshipsandAdvantages）中提出，指涉人们捕捉、筛选、评估、交流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素质[5]。互联网时代，新媒介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传统媒体也从新闻转向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并重，这也即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并合实践呼之欲出。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媒介与信息素养整合概念的提出者、推广者，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andI-nformationLteracyi，MIL），即公众接近、获取、理解、评估、利用、创造和分享各种信息与各种媒介内容的能力，这能够使之参与、从事个人的、职业的、专业的、社会的活动[6]。此定义也特别说明，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一组相互交叉的概念群，包括计算机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图书馆素养、网络素养、影视素养等。媒介素养偏重于媒介使用维度，信息素养偏重于图书馆工具维度，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概念，更契合媒介社会化情境中的用户行为特征。
二、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凸显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媒介教育浪潮以及我国对媒介素养的重视，是促发乡村青少年媒介与素养教育问题凸显的大背景。在大众媒介影响力不断扩大、扩散的实践中，媒介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向来受到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也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现、倡导并积极践行。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育实践，历经90年的发展，横向上可以分为欧美国家模式、发展中国家模式等，纵向上可分为防御免疫模式、分析理解模式、破译建构模式。英国于1930年代将之纳入学校教育范畴。1990年代末，美国也将媒介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中。我国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也有自己独特的模式——防御、进取、建设相结合，最早始于1980年代，多由高校图书馆开展相关文献检索课程。2000年，我国正式将信息化纳入基础课程目标中。2013年，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近两年，我国开始把影视教育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步骤试推行并逐步实施。2018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了信息素养的重要性。2022年的新冠疫情中，线上教学、公众互联网使用与参与等大大凸显，五部委联合文件，再度强调全面提升教育中的师生信息素养。在技术不断迭代中，媒介日益渗透入公众的现实生活与交往实践，相较于其他人群，乡村青少年群体囿于地理因素的羁绊与未成年人交往不完善的双重情境，其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伴随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成为包裹每个人存在的“气候”环境。万物互联、万物为媒，我们都处于媒介化、信息化的社会中。其中，受新媒体影响最大的是青年学生群体，伴随网络的逐步大覆盖，农村网民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网民日益增多。就农村青少年媒介使用来看，在互联网带来学习、生活等诸多便利与积极作用的同时，因媒介与信息素养缺失所促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宏观上，乡村与城市间的媒介信息接触、使用与管理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中微观上，大量留守儿童的媒介依赖显著，网络安全与自我防护知识较为欠缺等。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农村青少年学生特点的网络素养教育成为应时之课。上网技能之外，信息甄别管理、防止网络沉迷、互联网自我保护等媒介素养知识应成为必修内容。基于此，农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迫切。
三、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效用
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现代化教育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是时代声音。与此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扮演了环境围绕、基础底座的角色。因而，对于乡村青少年进行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具有应时意义，又具有应用意义。
（一）宏观维度：助力数字乡村与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
农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贴合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信息化深入推进等政策思想。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部门不断强调并加大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青少年是觉醒力量、破解力量，更是振兴力量，作为新农人的主要培育对象，乡村青少年是建设新型农村的关键力量。因此，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培育，不仅有利于乡村数字化建设，更是实现乡村教育信息化、数字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二）中观层面：延展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
社交媒体的勃兴，让人类社会进入媒介化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包括媒介与信息获取、媒介与信息使用、媒介与信息管理等外在层面，还包括媒介化社会交往维度。这缘于，媒介作为人类交往的前台，已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展示窗口和重要工具。因此，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不仅仅是获取、使用、评价、管理等外层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媒介与社会交往、媒介与社会互动、媒介与社会公共生活等连接知识的传递。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作为整合概念，自一开始使用，都将媒介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点，在媒介与信息专业技术知识之外，重视媒介社会学视角，以此指导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这将对他们未来工作、生活的长远发展具有指导和关键意义。
（三）微观视角：优化乡村青少年的数字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人人日常使用媒介与信息，形塑自身对世界、社会的认知，并构建与他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与信息素养是每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媒介与信息素养包括媒介知识、媒介使用、媒介评价、信息意识、信息道德、数字化学习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对于农村学子来说，家庭引导管理相对不如城市，学校和老师成为他们可依赖的中坚平台与力量。某种意义上，乡村学校、乡村教师扮演了核心角色，具有关键作用。乡村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将直接在课堂内外引导、启发、影响乡村青少年。学校在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开展中，会将新技术环境、新媒介知识、新媒介交往等输入到学生知识体系中，这不仅会向学生传送全面的互联网接触与使用知识，同时还帮助学生进行信息管理与延展。如此而来，丰富媒介教育内容、拓宽信息教育视野，不仅将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获取、评估、创建并利用媒介与信息技术参与学习的能力，同时，还能促进青少年其他核心素养的塑形。
四、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提升路径
乡村政府管理机构、乡村中小学校、乡村教师是青少年媒介与信息培育的中坚力量，地区、学校、老师，作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三维，分别扮演着顶层设计、中层管理、微层执行的不同角色。
（一）做好顶层设计，夯实“超越数字鸿沟、兼具未来关照”的教育目标
宏观政策引领下的顶层设计，是贯通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全局的关键因子。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在地管理者应考虑到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独特面向：一方面，首先乡村青少年也是未成年人中的一员，相较于成年人而言，未成年人的网络屏障能力与防御抵抗能力弱势明显，因此，培育他们需要更多补充新技术催发的数字素养与融合媒介素养等知识。另一方面，乡村青少年具有地缘特色，与城市相异，他们的培育更需要考虑农村特点：既重视网络与外面世界连接、打开交往新纬度等开放性意义，也要传递网络失范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等风险知识。为此，追寻新技术发展，跨越城乡媒体鸿沟、蕴涵农村青少年未来的教育观，是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重中之重。面对于此，从关键处、高处发力，事半功倍。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要贯穿到当地乡村信息化行动的目标定位、具体执行等方案设计中。在地方乡村教育振兴和数字发展中，管理者要重视乡村青少年媒介信息与素养培育，关照高等学校、农村中小学校等各个教育环节，为他们铺设政策性、理念性路途，并通过互动沟通、试点示范、城乡对接帮扶活动等可实践形式开拓乡村媒介教育的新土壤。
（二）转变中层管理，开拓全学科融入模式
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较为滞后，形式单一，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媒介素养课程缺失，媒介素养多被等同于多媒体上课技术使用能力；信息知识和实践运用脱节；照搬城市模式，同质化突出，缺乏贴合农村现状与乡土特点的针对性教育；教学偏重资源的获取，信息使用与管理，人文性、道德性、素质性欠缺；学生的参与式与主动性不足。对于学校而言，要适时转变教学观念，突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全学科融合特征。现有中小学媒介与信息课程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在信息技术课中侧重计算机知识；二是在日常课程中利用新媒体形式。这都是侧重信息检索技术的传统设置，虽也有学校尝试媒介素养教育，但他们更多是将媒介、信息知识作为拓展元素，加入到日常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独立性不突出。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时代，南方地区的部分中小学已经开始尝试将媒介相关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如：浙江省中学开展了传媒艺术特色课程教育，开展传媒艺术特色班，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艺术审美情趣和鉴赏创造能力。由此而言，一方面，乡村学校需要转变媒介与信息素养只等同于技术训练的单向度观念，意识到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独立性、与其他学科的可融入性及交叉性。另一方面，学校要有条件、有能力保证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多形式开展，逐步践行从融合课程到独立课程的发展目标。
（三）创新微层教学，延展乡村教师自身素养与课程建设能力
乡村教师既是信息时代巨潮的感受者、体验者，也是农村学生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引领者。教师作为中坚力量，应以立体、融合视野，不仅善用新媒体，会用新媒体，还能将媒介与信息素养视为重要能力，让学生既会利用新媒体，又能在生活中抵抗新媒体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相较于城市，乡村教师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更显短缺。媒介与信息素养知识融入日常课程体系严重不足。为此，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乡村教师需要凝练、提高自身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通过职后培训，在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从意识、认识上发现媒介与信息素养对深度学习、未来发展的效用价值，加强数字素养知识，获得媒介专业知识、系统知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要紧跟社交媒体最新特征，“进阶”信息课程设计观念，课程设置既加大、加深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重量、质量，又明确、结合学生需求，同时还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培育实践的完成。
结语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4
一、信息技术在金融学教学改革中的运用现状
尽管多媒体信息技术在金融学的教学中已经被普遍应用，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1.信息技术的实际利用率低，形式化严重。
金融学教学改革后在课堂上引入多媒体技术，但是很多教师的创新意识不强，仍然停留在仅是使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形式上。很多教师对于教学课件的制作过于粗糙和简单，多是将教案上的文字理论转换成PPT的制作，适当地穿插一些图片和视频的教学，没有真正达到使用多媒体参与金融学教学的真正目的。
2.过分重视技术，淡化教学内容。
由于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有的教师出现本末倒置，过分重视课件制作的精美却忽视教学内容本身的重要性。过分追求课件制作技术的高深，将课件中的动画、图片和声音等设计的非常华美，而对其中的知识点的讲解和教学重点不够突出。有些课件内容的引入甚至和教学主题关联性不大，只是形式上生动有趣而已，这样极大地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
3.忽视了课堂上教师的主导地位。
多媒体技术作为教学上的一个辅助工具，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加直观深刻地理解教学内容，事实上教师仍然应该是课堂上的主导地位，主导整个课堂的有序进行。然而有些教师过分依赖于课件，甚至出现将所有教学内容全部录入课件，尔后照本宣科地盯着屏幕教学的场景，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这种教师利用投影仪在讲台上宣讲教学内容，学生在座位上忙碌地记录笔记的教学模式，极大地削减了学生的听课积极性，降低了自身的学习效率。
二、提高信息技术在金融学教学改革中的运用策略
金融学是以研究货币和资金的经济活动为主要对象的学科，主要包括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租赁等重要行业。由于金融业的发展对市场经济变化的依附性特别大，对金融学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也非常高，因此对金融学的课堂教学也应该顺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1.合理利用多媒体，丰富教学方式。
金融学的很多概念和专业知识的理论性都比较强而且非常抽象，因而必须运用多媒体展示技术让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在实际的教学课堂上，教师应该注重人、机、板书的密切协调与配合，要注意教学内容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正确有机结合，而不是单单展示一个有文字、声音、图片的屏幕。例如，在进行外汇市场的概念教学时，可以播放一段真实的纽约外汇交易市场的现场视频，让学生对外汇市场的概念有个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在讲解汇率变化对国际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时，可以将目前人民币对各国汇率的变化图表放到课件中展示给大家，还可以播放目前发生的真实案例给学生，这样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体会。教师可以根据实际课堂的需要截取相应的教学辅助视频，将一些最近的金融发展的网页与媒体新闻报道链接给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
2.加强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
对多媒体的教学应用，教学课件的制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质量高的教学课件不但能够节省教学时间，还能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该加强自身对于多媒体技术的操作使用能力，应该注重多媒体课件内容的精简、实用，一般课件的背景颜色不宜过多，便于自身课程的讲解和使用。对于金融学教学中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应该遵循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将教材细致分解成明晰的课程结构图，即让学生清楚学习的重难点，清楚所学知识之间的逻辑结构练习，而不是一味孤立地学习。金融学的学科专业概念多而繁杂，并且大多分散在教材的各个教学章节之中，给学生的记忆和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可以将整个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以思维导图的形式通过多媒体课件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对金融学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3.加强指导培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的课堂应用能力。
随着金融学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自身的教学思维与综合素质都应该有所提高。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在课堂上的实际应用能力。一定要转变教师的教学思维，鼓励教师多结合金融学的学科特点去寻找合适的教学资源，真正实现课程内容与多媒体的完美融合。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使用信息技术使用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制作课件的实际技能，甚至可以根据学科自身的特点，形成固定的多媒体教案设计，从而实现整个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的可控制性。只有提高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加强对任课教师们的指导培训，才能真正提高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三、结语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
2004年，美国风险资本家罗杰・麦克纳米出版的《TheNewNormal：GreatOpportunitiesinaTimeofGreatRisk》一书，被翻译为《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
目前，“新常态”在中国是一个热词。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可以找到3880多万个与其相关的结果，内容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新常态原本指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后来，这一词汇又用于政治领域。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政治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按图索骥，让我们看看如今的中国媒体业出现了哪些新常态。
反腐报道成为新常态
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反腐败成为一个政治亮点，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并不仅仅指新闻欺诈和有偿新闻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反腐败是一步更大的棋，它影响到中国的很多方面。
以往中国的反腐报道至少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认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舆论监督报道中净是村干部。这当然不能只责怪媒体，毕竟那时候全社会对反腐败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分歧。第二个阶段是试图用媒体反腐，典型代表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力图把媒体打造成为反腐的利器。但在新媒体时代，仅仅想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方式来反腐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同级媒体能不能监督同级政府。不过，今天已经不是媒体异地监督的问题了，而是在反腐大局中，媒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今天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如今的反腐更多是由官方主导的，媒体能够做的就是要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除了媒体人的举报以外，媒体更多的是顺应这样一种形势，顺势而为。过去，新闻界在探讨新闻改革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什么关系？谁走在前面？谁受制于谁？两者是同步的，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度？而今天看，结论似乎是明朗了，没有政治上的变化，媒体的新闻改革往往是小打小闹。
媒体融合成为新常态
最近一两年，媒体融合变成了一个被中国高层认可并且鼓励的概念，虽然这还是一个局限于媒体产业的概念，但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更深的含义。实际上，媒体融合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因为它早已是媒体实践的需要，有的学者用融媒体来命名，还有个流行词汇是全媒体。不过，今天看，因为官方的肯定，媒体融合的概念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
就媒体实践来说，媒体融合已经搞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大面积的丰收，我们能够看到的更多是零星成功案例。这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从学术界来看，有关媒体融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甚至可以说，学术界比媒体界在这个问题上有更极端的分歧。尽管大家都知道媒体融合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会经过什么样的阶段，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
不过，国人对新媒体的看法似乎越来越和国际接轨了。典型的体现是，把新媒体视为一种国家战略，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同时也在产业概念上，不再只是纠结于新媒体对旧媒体的取代上，而是更长远地看问题，媒体融合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创新的问题。虽然不能说这超越了政治，但至少它是一种更加开阔的政治视野。过去，很多人看不起新媒体，认为它缺乏代表性。但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高层人士，把互联网视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旧媒体的融合并不仅仅是让新媒体取代旧媒体，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把媒体的变化和政治的变化统一起来考虑，尽可能地发挥媒体的社会平台作用。
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容生产，互联网格局下，这种内容生产方式仍有价值，但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互联网格局下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寡头竞争，媒体至少要在内容生产、技术支撑、用户洞察三个方面都做到极致，才能跻身市场的前几名，从而才有可能继续存活。①
以澎湃新闻为例，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正式上线，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的媒体开放平台，澎湃在上线之初就受到了业界学界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报业改革的再次反思。澎湃新闻走的是一条依仗传统媒体内容优势的新媒体之路。澎湃新闻声称要打造“开放的内容平台”，“澎湃深知通过自己的内容团队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优秀内容，因此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接受所有时政思想类优秀内容团队的各种形式的合作”。②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新闻有思想吗？有人把澎湃新闻模式总结为“新闻+思想”。我们认为，新闻的思想应该是它本身具有的，而不是添加上去的。这也许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闻是客观的，思想是主观的，怎么相加呢？
澎湃很善于运用新媒体的强互动性特点，编辑对互动有着极大的热情。
上海报业集团掌门人裘新对媒体“融合”作如是解：“‘融合’是此涨彼涨而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它避免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你死我活’的关系，从彼此替代变成彼此融合、共赢。”③
也有人持冷静的看法，搜狐公司原副总裁刘春指出：“几篇时政大稿并不意味着以原创内容为特色的网站就能成功，因为再多的原创也支撑不起一个新闻门户，而基于PC端的门户本身就在衰落中。‘澎湃新闻’最近的火爆仍然来自微信公众账号和移动端的转发传播，它的未来在APP和移动端。”④
移动互联网是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结合，既具有“随时、随地、随身”的移动特点，又具有“分享、开放、互动”的互联网优势。⑤
2014年，与澎湃新闻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今日头条”，不同的是，后者受到了传统媒体的严厉抨击，理由是它侵权，把传统媒体的内容化为己用。也许我们可以把澎湃新闻视为旧媒体转型所为，而“今日头条”则是新媒体打着旧媒体旗号的一种信息掠夺。在这里，好像新闻规律和信息规律打架了，啥是新闻规律？很多人提新闻规律时，针对的通常是宣传规律。不过，现在看，网络突出的是信息规律，或者说是市场规律。比如说，“今日头条”的口号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这就是市场规律。而如果按照新闻规律来说，这句话就应该改为：“头条才是你关心的”。这种顺序说明了新闻规律的状况。而澎湃新闻走的路子正是按新闻规律办事。信息的去新闻化在“今日头条”这样的媒体上很容易看到。以前媒体用信息的概念代替新闻时，是一种去政治化。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新闻这个品种好像在受到信息的挤压，并非因为新闻的历史短，而是机器人写作新闻成为现实可能，如同用信息的方式报道新闻。
老实说，我们对大数据有一定的质疑。首先，在数据不太透明的社会中，大数据技术靠啥抓到可信的数据？“今日头条”就是一例。其次，我们不否认大数据可以搜索出更智能化的个人数据，问题是，这是否体现了人类获得信息的动机和方向？最后，也许我们还可以把数据分为硬数据和软数据，问题是大数据会让信息变软吗？
走基层成为新常态
多年来，走基层一直是官方提倡的一种媒体行为，按照过去的规律，政府主导的新闻行动往往很难坚持特别久的时间，虽然不能说是一阵风，但至少它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一方面，是上级政策也会经常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是否接地气，是否有足够的新闻界原发动力，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新闻行动的持久性。
不过，这次走基层活动看上去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转变作风当然很重要，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新闻的姿态更低了，基层定位下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更少了。应该说，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来自于官方的指导，还源于新媒体的压力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形态的微妙改变。
过去，一说到走基层，基本上都是报道基层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如今走基层的内容更丰富了，不仅仅有表扬性报道，也有批评性报道，并且增加了很多体验式报道。以往批评性报道的对象经常是基层干部，舆论监督出现了对下不对上的倾向。现在的批评性报道就显得正常一些了。以前的基层报道主要是由民生新闻唱主角，新闻比较琐碎，地域比较狭窄。如今走基层报道的加入让地方新闻的视野更加开阔，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民生新闻的出路是在公共新闻领域还是在走基层。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来说，中央新闻或者说全国新闻通常占据统治地位，地方新闻往往成为附庸或者陪衬。而走基层新闻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从政治意义上说，了解一个真实的基层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从舆情的角度，还是从群众的呼声上，都超越了过去简单的访贫问苦模式。当新闻界很多人谈论用户意识的时候，要知道在基层有许多人还谈不上成为一个用户。很久以来，基层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是比较单一的，媒体甚至远远满足不了这种渠道需求。现在像央视《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是很难做的，这也给走基层报道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何在新闻专业主义和走基层报道中找到平衡，如何在走基层报道中锻炼记者的职业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新媒体的背景下，走基层也有了新的含义，目前的走基层报道还仅仅限于传统媒体的记者，那么，新媒体记者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需要呢？
注释：
①喻国明姚飞：《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的一场革命》，《青年记者》[J]，2014年8月下
②朱春阳张亮宇：《澎湃新闻：时政类报纸新媒体融合的上海模式》，《中国报业》[J]，2014年第15期
③赵子忠崔卓宇：《新媒体时代时政新闻如何突围――也谈澎湃新闻的竞争策略》，《新闻研究导刊》[J]，2014年第12期
④宋雅娟：《“澎湃新闻”到底有多新》[N]，《光明日报》，2014年8月23日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1篇6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专业；通识教育；人才培养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契尔・索勒・普尔教授于1983年提出，原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普尔将媒介融合归纳为两种形式：“过去为不同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一个媒体提供；过去为一种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不同的媒体提供。”[1]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国的媒介融合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三网融合”概念的提出，到“两微一端”的大众化，再到融媒体的出现，媒介融合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新闻媒介的深刻变革也对高校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高校新闻教育模式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通识教育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新思维和新模式的有益探索，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人才的新需求，培养出符合行业需求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一、新闻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
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既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出具备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又拥有全面的人格素养与广阔的知识视野的新一代大学生。国内的通识教育最开始是为了应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危机而被大力推动的，但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其内涵也不断地丰富，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种重要模式。
通识教育理念被引入到我国之后，各大院校都开始积极探索并实践通识教育理念，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也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在我国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识教育未来会成为高等教育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现行的新闻通识教育包含了除新闻传播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之外的其他所有通识性的公共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这其中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课程为主，如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课程。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学生成为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因此，新闻通识教育不是培养什么都懂的“通才”，而是培养能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利用多学科背景的优势处理问题，完成工作的一专多能型的新闻传播人才。而这样的一种学科融合理念与当前媒介融合的新趋势不谋而合。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特别强调培养兼有文、理知识的通才。强调新闻专业的本科生必须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分析问题和综合问题的能力、交际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2]这种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的新闻通识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二、当前我国新闻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传统媒体如纸媒的日益式微，新媒体则强势崛起。借助于迅速发展的媒介技术和网络技术，新媒体实现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有机结合，新闻信息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手段变得多样化，传播速度也更加及时迅速。传统的新闻采编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限被逐渐打破。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高校的新闻通识教育显得有些滞后，没能跟上业界的发展步伐。
（一）办学理念相对滞后
在媒介融合蓬勃发展的今天，一些高校仍然坚持过去的一套教育模式，只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而忽视理工科教育和媒介融合方面技能的培养，如新媒体操作技能、网络技术等。有的高校则因办学条件所限，对新闻通识教育长期不重视，造成了通识教育变成了纯粹的技能教育的局面。这两种新闻通识教育办学理念都亟待更新。未来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新媒体操作技能和网络技术。
（二）师资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合适的师资队伍，是新闻专业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基础。[3]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因人设课的现象严重，这就导致了不少新闻通识教育课程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对新闻教育造成巨大的伤害。新闻专业要提高通识教育的质量，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的新形势，还在于要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提高教师的实践水平，鼓励教师多到媒体行业实地调研考察。如果连教师都不了解媒体行业的新变化，学生们又如何提高对媒介融合的认识水平。
（三）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人才的网络技术和媒介素养的要求更高，在知识理论体系上既要“博”，更要“专”，同时又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就当前的新闻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而言，是不符合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人才的需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1篇7
2010年，在美国IPO(首次公开募股)的34家中国企业中，TMT（科技、媒体和通信）类行业拔得头筹，有14家，占全部IPO数量的41%，募集资金额的46%，公司总市值的54%。[2]在14家TMT企业中，4家属于软件行业，其他10家均属于传媒行业。新一代的科技、媒体和通信类企业，一般打着科技概念的旗号，在美国股市上，被纳入中国概念股的行列。在美国股市交易的40家左右中国概念股中，有60%为传媒企业。然而，2011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情形却急转直下。仅2011年3月～5月，至少有18家企业被停牌或退市，其中8家是传媒类企业，占45%左右的比例，涉及印刷、广告、视频、网络等多个领域。此后，众多传媒企业跌破发行价，一时之间遭受重创。
一、中国传媒企业美国股市受挫的原因分析
曾几何时，当中国风刮到美国上空的时候，给美国资本市场注入新的血液，中国传媒类股票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上颇受青睐。然而，仅仅半年时间，中国公司经历了从风光到尴尬。突如其来的改变，令传媒企业放缓了脚步，2011年7月底原本计划在美国上市的两家传媒企业迅雷和盛大文学宣布暂缓IPO。中国传媒企业开始了反思。
（一）美国动荡不安的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令美国深陷泥淖，难以自拔。动荡不安的宏观环境，造成股票市场飘忽不定，企业赴美上市难以筹集到预想的融资额度。2010年12月，刚在纽交所上市的当当网就与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展开了一场争辩，主要原因即所筹集的资金与预期相差甚远。通常，国际投行除了上市公司的承销业务之外，还有基金和客户理财等业务。投行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权衡，将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筹资额度受限。目前，美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未走向企稳回升，震荡的股票行情，令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日益谨慎。2011年6月初，美国经纪商盈透证券公司[3]宣布，禁止其客户动用借入资金买入大约90只在美国上市交易的中国公司股票，其中的主要成员是2010年以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小公司和网络概念公司。[4]机构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的封杀，无疑给需要融资的传媒企业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
（二）赴美上市企业资质各异，股价涨跌是市场的自然选择
一直以来，纳斯达克市场以低准入门槛著称，吸引着全球众多的高成长性公司。2008年以来，纽交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些没有醒目的财务报表和骄人的业绩的企业，仅仅依靠未来的赢利预期也开始进入纽交所市场。
1．业绩是支撑公司股价的原动力
在2010年赴美上市的公司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优酷网。作为一家网络传媒公司，在没有任何赢利记录的情况下，仅仅凭着良好的未来前景登陆纽交所，并创下5年来美国IPO表现最好的个股记录。然而，网络传媒的神话并未一直延续。2011年第一季度，国内互联网风险投资金额近7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全年互联网投资金额的总量，但是人人网、网秦、世纪佳缘等上市当天或不久都宣告破发，多只中国概念股股价低迷，缺乏核心业务，成交量冷淡。正如巴菲特所说，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事实证明，在股市中，仅仅凭借所谓的高科技概念，很难获得持久的市场地位。即使依靠概念成功走向美国交易所，也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败下阵来。而依靠业绩存活下来的股票，其生命力远远高于依靠概念炒起来的股票。以百度为例，它能持续维持股价高位，在众多中国传媒股折戟之时，依然傲立于美国股市，业绩是支撑它的原动力。
2．市场的理性选择致使股价趋于合理的水平
当市场激情逐渐褪去，投资者开始回归理性客观地看待上市公司的股价。当前一部分曾经虚高的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趋于平稳的股价，将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成长性。根据国际惯例，市盈率在14～20之间为正常，低于这个值，股票价格可能被低估。高于这个值，股票价格可能被高估。而人人网上市之时，市盈率高达440倍，即使考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公司的高成长性预期，其股价依然存在巨大的泡沫。早年在美国上市，并且表现一直良好的网络概念股，其市盈率虽然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但是也并未如此离谱。百度的市盈率为60倍，搜狐为52倍，新浪为40倍。从长远来看，市场上过高的市盈率与股价的理性回归，有利于建立规范、健康的市场，从而为传媒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
（三）财务制度及资本市场运作机制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文化与经济的差异，中美两国的财务制度及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传媒企业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与误会。
1．财务制度的理解偏差
财务作假与信息披露失真是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上饱受诟病的两项重要指标。为了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国内某些公司在账目处理上，确实存在迎合美国证券市场需要，进行账目调整的行为，即所谓的“包装上市”，但并非所有的账目调整都属于有意欺瞒。国内的财务、税收等政策、法规、制度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中国公司在本土经营，要适应本国的市场环境与经济政策，因此账目更多地满足中国财税部门的要求；对信息的披露也以中国市场需求为蓝本，对美国市场的规定不甚了解，所以存在理解误区。中美两国财务指标和统计口径等各方面存在出入，在报表的表达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小型公司刚上市的时候，投资者可能会要求与之签订“对赌协定”。而美国的会计准则规定“对赌协定”中的利润部分不计入当年利润。这将导致公司的市盈率过高，对公司的股价造成负面影响。[5]新兴传媒企业一般以网络等高科技为依托，前期投入较大，赢利水平不高，在经过几年的打磨之后，利润大幅度上升。例如亚马逊在成立之初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开始赢利。中国的传媒企业为了吸引投资者，有时候会选择平衡赢利水平，将赢利分摊到各个阶段，从而造成国内外财务报表的出入。然而美国市场并没有给中国公司足够的宽容与时间来适应，从2011年在美国资本市场流通的中国股票来看，有些中国概念股甫一上市就遭受围追堵截，致使股票价格跌至谷底，甚至遭受停牌或退市的厄运。在对中国公司违规质疑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项指标就是，公司上交给美国证监会的财务报表，与它们上交给中国财税部门的财务报表有出入。在中美各种现实差异以及沟通不畅的情况下，中国公司损失惨重。
2．对资本市场运作机制缺乏了解
中国传媒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挫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媒企业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缺乏深入的了解。
（1）美国资本市场完整的上市与退出机制
美国上市的审核较为宽松，准入门槛低，耗费时间较短，因此与中国资本市场严格的准入机制相比，美国股市更具吸引力。许多新兴传媒企业并没有炫目的财务报表，仅依靠未来的赢利预期就敲开了美国交易所的大门。美国股市历经了200余年的洗礼，市场化程度颇高，股票的波动不受限制，短时间内，股票的涨幅或跌幅均能达到惊人的地步。而做多和做空机制又对股票的涨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中国股市的大幅度扩容不同的是，美国证券市场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每年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公司数量与退市的公司数量基本持平。财务标准或市场化标准不达标、法人违规都可能导致企业退市。因此，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在美国上市并非一劳永逸的选择，在上市之后，并不能放松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要通过上市来进一步规范企业运作。
（2）美国资本市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
美国证券市场实行金字塔式的多层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整个市场进行全面的监督与管理。各州的监管机构对所辖区域进行有效监管。行业自律组织接受政府监管机构的管理与指导，监督市场交易及其成员的活动。此外，民间还存在诸多的自发监管者。首先，美国股市在进入的时候门槛较低，这与其成熟的投行、审计等一套完整的体系密不可分。许多前期的审核任务由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承担。根据美国法律，一旦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被其他机构或个人揭露造假，其审计机构将难辞其咎。目前，已有至少24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师提出辞职或曝光审计对象的财务问题。2011年3月11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宣布辞去中国高速频道公司的外部独立审计工作，随后该公司遭到了停牌的厄运。而马龙•贝利会计师事务所（MaloneBaileyLLP）不仅辞掉几家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还向美国证监会举报了涉嫌财务造假的客户，随后这些公司收到停牌、退市的通知。尤其是反向收购的上市公司，往往为了节约成本而聘请美国不知名的小型审计公司，而这些公司又将项目承包给中国本地公司，由于距离和语言的障碍，抑或利益驱使，就容易在审计过程中出现问题。[6]其次，美国有成熟的集体诉讼程序，一些律师专门盯住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一旦发现财务作假或信息披露不完善，他们就出面为投资者诉讼，并从中获利。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专门寻找上市公司的瑕疵，成为美国证券市场上民间监督的一股重要的有生力量。再次，做空公司是另一股为牟取自身利益而主动担任民间监督角色的力量。做空公司一旦发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或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立即建立空头头寸，然后在证券市场上出具报告，披露问题，甚至借助律师展开诉讼，待公司股票下跌后，买回股票平仓，从中获利。
事实上，空头消息放出来后并不一定被证实，但是只要股价下跌，空头者就可以从中赢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做空者放大了中国概念股的负面新闻。2011年以来，在华尔街遭遇停牌、退市或股价大跌的很多股票，遭受了做空公司的猎杀。作为资本市场的新手，中国传媒股票在遭遇美国做空公司攻击的时候，基本上毫无还手之力。看着股价下跌，直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然后接受停牌或退市的厄运。
二、传媒企业全球资本运作的多元化视角
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合作的不断加强，中国传媒企业融资的选择日益增多，企业应该谨慎判断，慎重选择。
1.优化资本结构，合理选择融资渠道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对流动性的收紧，银行贷款融资渠道趋紧，传媒企业逐步转向直接融资来筹集资金。直接融资有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种方式。目前传媒企业经营者们大多强调股权融资方式，而忽视了债权融资方式。诚然，股权融资能够降低风险，一旦亏损，由股权人共同承担损失，不会给经营者造成额外的负担；然而股权的稀释，对于企业的所有者而言，却有可能造成赢利流失。债权融资需要到期还本付息，对于企业而言，无论赢利还是亏损，都需要按期偿还；然而债权人收取的只是本金和利息，不影响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股东决策。传媒企业在大举进军股市的同时，可以适当考虑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统筹规划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比例，构建合理的资本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2.放眼全球证券市场，选择最合适的股票发行市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企业可以选择的股权融资市场也不断增多。目前国内已经开放的市场包括A股主板市场、B股市场、中小企业板块市场、创业板市场，国际板市场也已经论证多次，正处于呼之欲出的状态。本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为传媒企业的融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传统的大型传媒集团已有数家在A股上市。目前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传媒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国内资本市场向传媒企业敞开了大门。香港证券市场也加大了对内地企业的支持力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报告显示，同类企业在香港市场上市的市盈率高于内地市场，而内地市场的市盈率又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7]因此，香港资本市场不失为传媒企业上市的理想选择之一。东南亚、欧洲等世界各地的证券市场都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公司前往融资。传媒企业需要综合考量上市过程、上市时间、上市成本、企业估值、企业后续融资、品牌宣传、企业国际策略、团队激励机制以及公司法律结构（股本结构）等一系列问题，来最终确定融资的证券市场。
3.多方权衡，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对于拟上市的传媒企业而言，良好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反向收购企业对“壳”的选择，都将影响企业融资目标的实现。首先，投行在传媒企业的上市过程中扮演着导演的角色。在对投行的选择上，传媒企业要明确目标，仔细衡量，在成本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在上市过程中，既要尽力配合投行完成企业的审计等各项业务，又不能盲目迷信国际大投行，始终坚持企业的立场，切忌急于求成，为了追求上市目标，而盲目听信合作者不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选择也需要慎重。一方面，要选择有经验的审计公司，为企业的上市计划提供有力的支持，协助企业调整不规范操作，完善财务报表。另一方面，企业要以诚实守信为原则，对违反原则、不遵守职业道德，过于迎合企业需求的会计师、律师、审计师要慎重对待，切忌为了实现上市，而无视各项法律、法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对各项财务指标理解透彻，当遭遇投资者非难之时，及时澄清事态，维护企业的诚信，树立企业的形象，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再次，对于反向收购的企业来说，“壳”的选择尤为重要，这直接关乎企业资金筹集的成败。企业在选择合作的“壳”的时候，首先要对“壳”进行全面的了解，从经营行业、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到“壳”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等信息掌握清楚，对信息加以分析，预测上市成本以及上市之后的筹资金额，以免上市之后陷入资金匮乏的被动局面。
4.尽快适应国际资本市场的企业宣传和信息披露原则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8
据数据显示，从9月2日到9月15日的两周时间里，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股价分别下跌13%、36%、18%、16%；网络游戏企业，盛大下跌5%，第九城市下跌6%，完美时空下跌13%；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百度股价下跌19%，阿里巴巴更下跌29%。
最新一期《福布斯》杂志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加剧，戴尔等电脑设备供应商以及IT软件服务企业也可能会遭受更大的创伤，因为金融业是这些企业的大客户。伴随而来的还有裁员、信贷标准紧缩及利润下滑，科技公司将遭遇更大打击。
正望咨询公司总裁、互联网分析专家吕伯望认为，目前美股暴跌，造成美国投资者信心受挫，市场资金紧张，从而在短期内影响中国概念股表现。但从基本面上看，如果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在这场危机中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速，中国概念股仍然能够保持前期的高速增长。
从不同的收入来源看，以提供互联网资讯服务而获得广告的门户网站以及网络游戏企业所受到的影响最小。
面对此次汹涌而来的金融风暴，在千禧年科技股泡沫中涅重生的中国概念股，采取了一些主动措施。如盛大、巨人、九城等一线厂商频频回购股票，华友世纪等公司宣布更换董事会成员、引进更有经验的投资界人士，旨在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9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可行性路径
对中国新闻宣传工作者来说，2014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2014年4月23日，部长刘奇葆出席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强调要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1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此后，国内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媒体融洽，2014年作为“媒体融合元年”被写入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那么，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如何落实中央精神，转变宣传教育观念，创新新闻宣传工作模式，以培养适应新媒体时展的创新人才，并进一步提升高校品牌塑造能力，就成为当前高校教育管理者和新闻工作者着力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高校媒体融合时代的背景追溯
1.“媒体融合”定义和来源
“媒体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提出，原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概念应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概念是指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如电子杂志;而广义的“媒体融合”则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汇聚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而且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2000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媒体综合集团成立坦帕新闻中心，将集团旗下的报纸、电视台和新闻网站集中在一起办公，被称为“媒体融合实验”，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国际媒体融合的标志性事件。与坦帕新闻中心的“人与平台”融合相比，“融合新闻”则是一种“新闻产品融合”，如获得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大制作《雪崩》，就是由两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主创的《华盛顿邮报》“TSA”报道（《头号美国机密》）以及英国《卫报》对“棱镜门”的报道[1]。
2.“媒体融合”是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客观需求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2014年新媒体蓝皮书》显示：2014年全世界微信用户已达6亿，其中，中国国内用户达到5亿，微信公众账号保持每天8，000个的增长速度以及超过亿次的信息交互;中国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现有103家，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3亿。国外研究显示：如今一个人平均每天摸手机的次数大约是150次，每天打开微信的次数是38次，微博访问的比例超过70%。这一切都表明新媒体尤其是基于移动终端的“微媒体”已经成为中国信息传播的主阵地，新媒体技术不但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而且已经深深影响普通公民的生活理念和生存方式，中国已进入以移动终端为载体，以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应用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2]。近年来，传统媒体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压力倍增，纷纷寻找改革转型的出路;同时，新兴媒体虽有技术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新闻“把关人”也经常遭到争议。上述应该是中国“媒体融合”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
3.“媒体融合”从学界业界研究上升为中央政府决策
中国的“媒体融合”起步较晚，早期的“媒体融合”多是媒介的整合，即是一种狭义的“媒体融合”。石艳红将早期的“媒体融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复制阶段、互动阶段及全媒体阶段[3]。应该说，中国“媒体融合”在2014年才进入真正的实质阶段，这一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传统媒体先后推出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社成立融媒体中心，上海报业集团成立澎湃新闻;新华社与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先后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新浪微博、腾讯微信、土豆优酷网、头条新闻等新兴媒体也是新招频出。2014年8月1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文件，从而将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推向高潮。随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高校、从学界到业界，“媒体融合”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作为一项中央决策、一种业界共识贯穿整个新闻传播领域，“媒体融合”成为2014年度社会最新热词，社会各界和新闻界进入两情相悦的“蜜月期”。
高校媒体融合的现状分析
应该说，当前大多高校领导都非常重视学校新闻宣传工作，普遍希望学校的新闻宣传工作能大胆突破、勇于创新，从而抢占高校育人舆论阵地的制高点，为高校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舆论环境。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前无论是高校管理者还是新闻宣传工作者，对新媒体时代高校媒体融合还没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对高校媒体融合发展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高校媒体融合路径扑朔迷离，高校媒体融合面临巨大挑战和发展机遇并存的现状。
1.高校媒体融合缺乏顺应新媒体时展的机制保障
近20年来，国内高校宣传教育工作经历了侧重理论宣传向侧重新闻宣传的转变，大部分高校先后在党委宣传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闻中心，以统筹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校园媒体。但事实上几乎所有高校的新闻中心和党委宣传部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并未因此增加人力或物力;同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多数高校的校园媒体无论是校园电视台、广播台还是校报和新闻网，基本是处于一种松散的联合状态，各媒体之间无论是内容采集还是后期制作，基本上都在独立运行，这一方面使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本来有限的人员捉襟见肘，同时也使得高校成立新闻中心的初衷无法实现，新闻中心形同虚设、味如鸡肋，导致众多高校由于缺少必须的机制保障而陷入媒体融合困局。迫于人员、资金、制度等机制方面的压力，一些高校或被迫无视新媒体传播效果，或完全放弃新媒体传播平台;一些高校管理人员疲于应付，或主动将校园媒体的管理权转移，或取消校园电视台或者校报等传统媒体;一些高校虽然开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但却不能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造成新媒体平台形同虚设，媒体融合发展前景堪忧。
2.高校媒体融合缺少谙熟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的专业人才
从技能需求来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人员，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从业人员大多是非新闻专业人才，与社会媒体相比，在新闻素养方面存在不足，加上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与传统媒体时代存在很大的不同，对管理人员或工作人员的新媒体使用熟练程度、传播技巧以及大数据分析等专业技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当前高校管理者普遍对新媒体新闻传播规律重视不够、认识不深、研究不多，漠视新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规律的不同，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办法做新闻传播工作。不少高校虽然开通了新媒体平台，但由于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节奏不能与时俱进，不但反应迟钝，而且面孔僵硬，要么说空话、说套话，要么言之无物、言之无味，使得高校新媒体运行既不接地气，也没有人气，最后只能自娱自乐。
3.高校媒体融合具有社会媒体融合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
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高地，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具有媒体融合发展诸多天然优势。首先，高校不但拥有媒体融合所需要的高科技专家团队，而且拥有一大批谙熟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学生社团和爱好者，这可以给高校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保障;其次，高校媒体没有经营压力，不必像社会媒体一样经常需要屈从于经济因素，可以完全按照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规律来整合学校和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有利于高校媒体实现无缝对接、真正融合，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优势;最后，高校媒体种类相对齐全，而且无论属于哪个职能部门，在高校都隶属于学校党政，管理相对集中，更有利于高校媒体根据媒体自身特点进行分众传播，具备非常大的管理优势。
高校媒体融合可行性路径探究
显然，中共中央在深化综合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媒体融合”绝非空穴来风，而是目光深远、意义重大。时至今日，笔者以为中国的“媒体融合”已不仅仅是一个只涉及新闻传播领域的概念，而是中央为了整合国际国内各种资源、抢占国际舆论阵地，统一国内各界人士认识，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推动综合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大决策。作为国家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高地，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应该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大力推动高校媒体融合的探索和研究，以培养适应新媒体时展的创新人才。
1.转变传播观念，用“分享共赢”的互联网思维优化高校媒体管理运行
高校媒体融合要强调“分享共赢”。首先，高校媒体要实现资源分享，互惠共赢。高校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新媒体建设上，围绕新媒体传播特点打造高校媒体融合模式。其次，高校要加强和社会媒体之间的沟通联系，能用社会的、别人的技术要尽量用，不能关起门来搞融合。社会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他们都各有特点，各有所长，高校要善于搭建平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与社会媒体分享包括内容、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资源。最后，高校要加强与上级部门、兄弟院校的互动和合作，新媒体传播是一种裂变式传播，集群效应在新媒体时代将愈加凸显，在上级部门、行业协会的统筹下，与兄弟院校实行同步互动，传播效果及影响力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2.转变管理理念，用“融媒体”的创新管理模式加强高校媒体机制建设
高校媒体融合要强调“管理融合”。首先，应成立高校融媒体中心，改变原来校园媒体相对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策划、统一采集、分别制作的媒体融合管理模式。其次，要加强新闻宣传的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制定定期召开高校年度、季度、月度新闻宣传策划会的例会制度;综合上级部门、社会媒体、学校党政等多方面信息，一般每年年初制定年度新闻宣传的重大选题，根据选题特点确定牵头负责的校园媒体和基本新闻宣传方案;在年度重大选题的基础上，每月月底由融媒体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下一个月的新闻宣传策划方案;在年度和月度计划的基础上，每周一召开融媒体中心综合编前会，就本周新闻宣传工作的采集和编写以及后期制作进行具体分工。最后，要打破校园媒体的传统人员岗位设置现状，打造符合新媒体时代特点的全媒体新闻人才，采用采编一体、岗位轮换等方式，整合高校所有媒体资源，形成高校媒体融合人力资源合力。
3.转变制作方式，用“分众互动”的用户体验方式推动高校媒体内容生产
高校媒体融合要强调“用户体验”。首先，表现为工作重点的转变，说过“用户在哪里，阵地就应该在哪里”，高校师生特别是大学生，由于年轻而且熟知新媒体技术，对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比一般群体依赖程度更高。我们传播的东西对师生是不是有用，师生是不是喜欢看，应该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高校媒体，如广播台、电视台、校报、新闻网、微信、微博等各种媒体在新闻策划上要有顶层设计，要各有侧重并注重先后，制作不同媒体风格特点的传播内容。其次，高校媒体融合发展要在提升新闻内容品质的基础上对新媒体技术进行合理运用，传播内容是决定高校媒体融合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高校更要坚持出高品质、有内涵、吸引人的传播内容，而不能简单追求“眼球效应”而降低导向要求和内容标准。最后，要考虑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要重视用户体验，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分众），生产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传播内容，而不能千人一面，更不能一厢情愿，要通过新媒体技术了解师生的客观需求，线上、线下频繁交流（互动），熟悉师生的阅读习惯，精确推送师生真正关心、真心喜欢的内容。
4.转变工作角色，用“外引内培”的资源整合手段提升高校媒体业务能力
高校媒体融合要强调“人才融合”。首先，高校媒体人才队伍的融合是高校媒体融合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宣传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高校新闻工作者不但要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而且要有坚定的政治素质，同时还要能熟练使用各种新媒体传播技巧。其次，高校媒体融合要突破人才瓶颈，就需要采用外引内培双重渠道：一方面，在原有人员基础上加大人才引进的力量，高校宣传部门应该有别于其他职能部门或者党务部门，在机构设置或人员招聘时要尽量考虑新媒体传播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现有人员进行新媒体传播理论、传播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培训，让现有人员从传统党务人员的角色尽快转型成兼具“新闻素养+新媒体技巧+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全媒体人才。最后，高校还可以通过挖掘学校的师生资源，特别应该利用新媒体新颖、时尚、互动的特点，鼓励和带动广大师生参与到学校新闻宣传工作中，改变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模式为新媒体时代信息服务模式，结合学校文化特色和价值观理念，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搭建各种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平台。
总之，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要打通两个舆论场，真正起到“外塑品牌、内聚人心”的作用，高校管理者和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尊重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用“分享共赢”“用户至上”的互联网思维和“以人为本”“人才为先”的管理理念去推动高校媒体融合发展，让高校新闻宣传工作接地气、有人气、显大气。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
以东莞报业传媒集团为例，该企业下属有：《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东莞时间网、东莞日报手机报、《看东莞》杂志等5个子媒，同时还拥有东莞市万家通报刊发行物流有限公司、东莞报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东莞市捷报泉食品有限公司等8家经营公司。在东莞报业传媒集团发展的几十年里，《东莞日报》共经历了五次大的改革和改版。每一次的变革都反映了报业传媒的发展趋势。因此，东莞报业传媒集团的营销现状非常有代表性。1.传统报业稳步增长。不断改版后的《东莞日报》很快有效占领了整个东莞市场，成为东莞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东莞日报》的影响力为东莞报业集团的营销争取到了更多的竞争优势。至2006年以来，东莞报业在广告市场不断开疆拓土。通过城市标志楼盘评选、品牌汽车大展等各类活动不断提高了东莞报业的营销力。据相关数据统计仅2007到2009这三年间，《东莞日报》的广告收入超亿元，还荣获了中国十大地市报品牌、最具品牌价值地市报十强等荣誉称号。2.积极探索新媒体营销策略。例如：东莞报业集团于2006年6月1日开通了东莞手机报，2007年11月1日开通了东莞报业网，就是现在的“东莞时间网”。在该网站创办两年后点击率就一直持续飙升。东莞时间网不断满足了网民对新闻的需求。随着移动手机不断深入人们生活，东莞报业集团创立了东莞手机报改版，在其创办的3个月内，移动收费用户便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8万多户。3.积极推动东莞报业传媒的品牌影响力。为配合东莞报业品牌营销的策略，2008年还创立《东莞时报》，2010年创立了《看东莞》杂志，以满足不同兴趣读者的需求。同时，成立的东莞报业文化公司成功策划了桥头荷花文化节、望牛墩七月七风情节、樟木头小香港旅游节等多项活动，不断增加东莞报业集团在文化界的影响力。4.全媒体营销融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全媒体的发展，但大笔资金的投入和较高的投资风险使许多的报业传媒企业的全媒体发展进展的并不顺利。从东莞报业传媒集团的新媒体经营成果来看，盈利空间还有待进一步开拓。新媒体的商业模式、运营和营销的创新是当前东莞报业传媒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报业传媒的全媒体融合营销策略
要真正实现报业企业的全媒体概念，仅靠建立几个平台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科学的全媒体融合营销体系，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现收益上的重大提升。结合东莞报业传媒营销的实践经验，笔者提出了报业传媒的全媒体融合营销策略。1.统一思想，完善全媒体概念理念，并有效实现全媒体概念。以东莞报业集团为例：东莞报业集团已经建立起了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东莞时间网、看东莞杂志、东莞报业官方微博以及多维新媒体广告有限公司等平台，同时还开发了IPAD、安卓客户端、电子报。这些平台的建立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全媒体融合营销的基础条件，但各个平台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适合全媒体营销理念的融合。首先，在集团内部要达成共识，充分理解全媒体融合营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营销理念上不仅仅局限于广告产品，而是立足于整体综合运营能力的统一建构，落实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综合实现之上，为未来企业品牌运营、整合传播提供更为全面的内容。其次，对各个平台的营销进行统一协调和规划。针对传统报刊业务，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营销体系，在已经开展的广告业务方面不断提高该业务的产值。对于东莞时间网，东莞手机报等等平台，目前则还没有比较好的盈利模式。加大对这方面盈利模式的探索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最后，重视集团内部对全媒体营销融合的学习，加强对外交流，向其他同行取经，积极借鉴其他报业集团的经验。2.始终坚持办报“内容为王”的竞争策略。及时新鲜的新闻信息是传媒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不断发现和挖掘高价值的新闻素材，才能满足市场上不同读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内容是东莞报业传媒集团开展营销融合必须首先关注的产品策略。在全媒体概念背景下，发展立体全媒体营销融合成为了可能。在传统报纸上，新闻只能被刊印一次，读者阅读后能留下的内容还非常有限。但在全媒体概念下，一个新闻点，可以带出一个新闻事件，还可以更多真实的新闻图片和新闻视频，产生大量的相关新闻链接，引发读者大众对新闻的激烈评论和探讨。这样，辛苦挖掘的新闻线索就有了深度开发，实现新闻产品的复合消费，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东莞日报可以在传统新闻内容报道的基础上增加评论和调查性的报道，同时在东莞时间网增加专门的新闻互动贴吧，提供视频和图片还原新闻本色，让读者品尝到探究真相的乐趣。多渠道开拓新闻线索，关注实事民生，服务社会，才能实现新闻内容的长青。3.积极促进全媒体业务流程再造。在国内，许多报业集团的新媒体还处于亏损状态，究其原因是还没有有效实现全媒体下的业务流程再造，对全媒体下的盈利模式还需要开发。要实现全媒体营销融合，必须加快内部改造，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在集团的体制改革，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要进行全面改造，以适应全媒体融合的需要。建立即时新闻、流媒体新闻的新闻采编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全媒体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平台，用于集团信息的、互动和服务，实现集团内部的用户、内容、线索、审核、策划、数据库、检索及新闻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在全媒体数字系统平台的帮助下，一条新闻可以在多媒体上协同。在流程再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好采编团队的转型，把传统的新闻采编流程改造成一个新闻信息的大生产车间。实现采编团队的全媒体转型，就要建立全媒体数字采编管理平台，建立集团内部的采编新闻数据库，通过信息搜索技术实现新闻信息的高效应用；建立以搜索引擎技术为支持的全媒体数据库，实现新闻内容的二次营销、三次营销；最后，制定多媒体协同新闻的管理流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4.重视高素质的能适应全媒体的营销人才培养。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在全媒体观念全面融合的阶段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支持。发现市场需求，引导市场需要才能更好实现全媒体的有效融合。一方面，在集团内部发现具备良好全媒体营销能力的人才，提供更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提高多媒体新闻开发技能。例如：高清数码相机的使用，互联网新闻的编排技能等等。另一方面，积极引入相关方面的专业优秀人才，例如全媒体数字系统平台的开发和维护人才，实现集团在全媒体融合阶段的人才建设，保障融合阶段顺利进行。在人才管理方面，制定适合报业集团现状的采编人员绩效考核体系和薪酬激励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此才能不断调动广大记者、编辑、发行商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结语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70-02
摘要：新媒体的出现，像是媒介的一场革命，使传统电视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挑战，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时不我待。电视包装，作为电视媒体品牌形象塑造与发展构架下的重要行业，它将是实现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将介绍电视包装的概念，分析电视包装的发展过程，探讨新媒体对电视的影响，进而从在播包装、离播包装方面提出电视包装在面临新媒体挑战下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
关键词：电视包装；新媒体；电视媒体
一、电视包装的概念与发展过程
电视包装目前是电视台、各电视制作公司经常用到的概念。什么是电视包装？电视包装的全称可以为电视媒体品牌形象包装。根据形象设计论的理解，按照国际广播设计者联合会和国际电视宣传与营销联合会的定义，电视包装是指关于电视频道、栏目、节目的全面包装设计，包括“在播包装”和“离播包装”两个方面。在播包装是指除了节目内容和插播广告之外的电视播出内容的包装设计与应用，其要素涉及频道标识(ID)、频道颜色、频道声音、广告标语、形象宣传片、片头、导视系统、演播室等诸多方面。离播包装是指在非电视媒体以及社会公共环境中的形象设计与应用，涉及报纸、杂志、户外、广播、网络、推广活动等。电视包装有其自身的特性，主要为统一性、发展性、独特性。
电视包装行业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约17年，其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995年到2000年，是电视包装的1.0时代，这是电视包装的起步阶段，大家都还没有包装，各电视台的竞争很小。在内容上只是一种简单的节目包装，没有频道整包的定位，也没有品牌形象的概念，主要是以独立的视觉设计为主；在制作上处于简单的模仿状态，那时电视台的要求也不高，往往只要片子做的大气好看就行。但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始做起电视包装的时候，各种要求和压力就相继而来，电视包装的1.0时代也就很快过去了。
2001年-2006年，是电视包装的1.5时代，此时第一波蓝海已经过去，而逐渐转变成红海。那时，整体包装设计概念被引入，品牌的定位开始在电视包装中应用。电视包装的内容更全面，从策划到制作到维护，包括在播包装和离播包装设计；制作上开始走原创路线，并融合了二维、三维、实拍等多种技术。
2007年以来到现今,是电视包装的后1.5时代，现在我国大部分电视包装正处在后1.5时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存在很多精彩纷呈的电视频道，尤其是在播包装这一块，设计已经很到位，使得接下去可以定位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现在的电视包装已不能只是在做片子而是在做结构，如果把一个个节目栏目看作产品，那整个频道就可视作品牌，电视包装要通盘考虑在播包装和离播包装，需要具备电视整体包装策划制作、品牌形象宣传管理等综合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在后1.5时代要寻找新的蓝海出口，离播包装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尤其是在新媒体出现后。
二、新媒体的出现和对电视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使我国电视包装即将步入新的时代，也就是2.0时代。
所谓新媒体，通常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体系上出现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类型很多，但其基本类型可以分为基于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平台的新媒体。
较之于传统电视媒体，新媒体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互动性、整合性、及时性、细众性。新媒体的这些特点使受众的选择度、交流度、参与度大大加强，并可以自由的选择媒体接收的时间、地点和形式。
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和特点决定了新媒体的继承发展和强大的生命力，也给作为被迫收视的传统电视媒体带来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电视受众急剧下降。新媒体较之传统电视的鲜明优势，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分流了传统电视的受众人群。从年龄结构来看，目前电视的主要受众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年轻一代主要的信息和娱乐通道转向新媒体，庞大的年轻群体涌向新媒体，这必然会导致电视受众的流失和收视率的明显下滑。
电视广告遭遇瓶颈。电视广告长期以来一直是电视收入的支柱，目前由于电视收视率的下滑，广告投放也开始由电视向新媒体分流，而新媒体的广告收入则处于不断上升的成长期。
传统电视媒体将面临新媒体带来的危机，然而“危机”一词分开看，既是危险、又是机会。新媒体虽然一方面给传统电视带来影响并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使电视迎来了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将会是未来传统电视的一大出路，也是趋势所在。
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体现在优势互补和融合共赢上。虽然新媒体有着传统电视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然而电视，经过多年的发展后，虽然已经处于相对饱和期，但是也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特质与优势，使其有着独立的生存空间。电视内容主流化、制作高端化和操作简易化是传统电视之所以不会被新媒体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传统电视和新媒体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两者融合发展，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的成果。
三、电视包装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
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时不我待。而这其中，电视包装，作为电视媒体品牌形象塑造与发展构架下的重要行业，将是实现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过程中，电视包装行业传统的那套内容不能放弃，包括在播包装要素的视觉设计、离播包装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应用，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融合新兴媒体形式，拓展新的业务渠道、寻找新的宣传平台、丰富和完善电视包装整个服务体系。这也是电视包装在新媒体浪潮下的发展趋势。
（一）电视在播包装的发展趋势。
其实早在1.5时代，电视在播包装这一块无论在制作技术还是制作内容上就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面对新媒体2.0时代的挑战，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在播视觉要素的设计趋于简约。21世纪崇尚简单的生活，简单明了的东西也更让人容易接受，于是我们在在播要素的视觉设计上也应该体现出简约化的特点，通过仅可能少的包装符号将频道理念、宗旨表现出来。例如可以在概念内涵上多下功夫而非一味地追求复杂的画面效果，让设计在简约的同时又耐人寻味；也可以巧妙地从基本几何形或基本色的构成中去挖掘灵感、去抽离元素。
其次，融入新媒体风格的设计理念。例如，节目导航可以设计成游览器的样式，通过输入搜索框带出画面，字幕出现的方式可以犹如鼠标点击一样，也可以配上网络中常用的点击、消息等背景声音，这种仿佛正在点击上网浏览的在播包装设计，融入了目前新媒体互动风格样式，从外观形式上拉近了电视与新媒体的距离。
视觉设计上的简约化和新媒体化可以说是在播包装在新媒体时代合适的发展选择方向，值得从中进一步探索新意。
（二）电视离播包装的应对策略。
在电视包装的发展历程中，相比成熟的在播包装，离播包装还是相对不够完善的。电视离播包装这一块将是新媒体时代的重点发展空间，以往较多地是在报纸、杂志、户外、广播等传统媒体上的宣传应用，但是新媒体出现后，已经无法满足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需求，如何拓宽新媒体业务，以提升电视频道的品牌形象，将是电视包装行业未来发展的蓝海出口，这里有很多内容可以发展探索：
1.互联网新媒体拓展。
电视和互联网合作，其空间很大。包括频道网站、主持人博客、观众博客、网络电视等。
频道网站。包括节目介绍和预告、主持人资料、频道资讯、论坛社区等。供观众在电视屏幕之余了解频道信息、查阅节目菜单等。频道网站是电视频道在互联网新媒体中的形象展示窗口，使电视频道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媒体形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主持人博客。以前观众往往只是看到主持人荧屏前的一个形象，很难去了解一个主持人并且和主持人沟通，但是通过博客，观众可以跟主持人产生对话和联系，进而激发观众对节目的关注。
观众播客。现在很多突发新闻事件，都是由市民首先在第一时间将第一现场的照片或视频在网络上的。于是，电视频道可以建立观众播客平台，播放一些由观众自己拍的东西，还可以把作者请到演播室同大家分享交流，想必这种互动形式会对频道的宣传很有利。
2.手机新媒体拓展。
如今手机的普及率已近很高，可以说近乎人手一台，借助手机平台开辟新的渠道，也会给传统电视带去良机。
短信互动平台。近年来很多电视节目已经在使用短信互动平台，例如在一些选秀节目中，观众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也可以通过手机参与短信抽奖、短信留言等。
手机电视。是利用具有操作系统和流媒体视频功能的智能手机观看电视的业务。手机电视既具有电视媒体的直观性，又具有手机的便携性，虽然手机电视前景是美好的，但是目前在国内无论是技术、内容、政策等诸多方面都还有待提高。手机电视业务也将会逐步纳入电视离播包装未来的服务清单中。
3.其它新媒体拓展。
无论是基于数字信号的数字电视，还是依靠无线信号的移动电视，也都是电视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可取的重要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新的电视播出渠道，以其技术优势使观众可以实现点播、回看、定制收看节目。
电视离播包装在新媒体业务的拓展应用，将会极大地帮助电视媒体提升品牌形象，将成为电视包装在新媒体时代的重点发展趋势。
四、结语与展望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我国电视包装正在或将要面临新的挑战，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迈出了步伐，但是有着更广阔的蓝海出口等着我们去探索。相信在未来，随着电视包装走向更加完善的机制体系，会让电视荧屏精彩纷呈，同样也在屏幕下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郭蔓蔓.电视频道品牌包装艺术.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05.
媒体融合概念范文篇12
关键词：互动新媒体艺术；定义；发展特征；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267-01
互动媒体装置艺术属于新媒体艺术，具有技术含量高、人机互动强、美学价值高等特点。中国的计算机图形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媒体艺术始于90年代初期，随着计算机的更新和合适价格的出现，更多人开始计算机图形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其中新媒体艺术在原始模仿国外的录像艺术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个新的分支，促使我国在互动媒体装置艺术领域更深入地设计与发展。
目前，有部分的国内外艺术家已经开始初探互动媒体装置艺术，并且在这个领域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这些艺术家基于装置艺术的概念，运用一种新的媒体互动的方式设计制作了大量的互动媒体装置艺术作品，这些作品的展示表现方式众多，表现理念各有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文中就该方面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为后期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一、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定义
互动装置艺术作品虽然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展出，但其概念的界定笔者在国外的资料中还未看到，国内关于互动媒体装置的印刷或书籍更是少有，因此，笔者在此对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概念进行了尝试下界定。
互动媒体来自英文Multimedia，multi是“多重的”，media是“媒体”，指我们用来表达信息的载体与形式，从字面上解释是多种媒体集合。互动装置也被称为交互装置，交互与互动要求具有双向信息的传递，这种传递在低层次上是一种信息指令的发出与程式回复，在高层次上是一种具有判断性的信息反馈。
二、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发展特征
（一）20世纪50年代：单纯而原始的指令性操作
无论在何种设计中，计算机的引入都为其增加了新的生命力。此后，计算机图形艺术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从中分离出来。1968年在伦敦的计算机美术作品巡回展上，计算机图形艺术最早出现。与此同时，不同表现形式的电子媒体进入人们视野，如：影像艺术、数码图形、网络艺术等。70年代，“多媒体”概念出现在计算机行业，它只是单一而原始的指令操作，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互动媒体装置艺术在其中隐约出现。由此，笔者认为互动装置艺术的雏形是建立在一定的计算机软硬件平台上的人机交互。
（二）20世纪90年代：交互方式开始呈现艺术化
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新媒体艺术作品以互动的艺术形式出现，为今天的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同人通过计算机硬件的承载进行互动艺术，是以自然中的硬件装置媒介为基础的交互艺术，能使观众参与、交流甚至融入作品中，并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同时，有很多院校艺术以及艺术机构开始发展新媒体艺术，它们是艺术活动的先锋，在欧洲以德国卡斯鲁尔的ZKM和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奥地利的AEC及亚洲日本东京的ICC；美洲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为代表，澳洲的新南维尔斯大学美术学院等。
（三）21世纪至今：多元素、跨领域学科融合
2001年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上李政道所言，即艺术和科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与科学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能动创造性的反映，同时用其独特的表现方式进行表达。因此在学科相互融合这个因素的影响下，衍生出新时期两种互动方式：“沉浸式”交互，即需要观众以肢体语言与装置进行感应互动；“界面式”交互，即观众去对某一界面进行实时操作。在这两种方式中，“沉浸式”交互的空间占用无疑是最大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于能与空间更好融合，将空间融入到展示作品中。这也将融合到展示设计学科中，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形式感本身已经具有，因为其形式感已经够强，加上媒体技术这种媒介的表现力，能够将形式感与表现力融合的很好。
三、互动媒体装置艺术的发展趋势
2003年，上海举办“艺术与科学”国际数码艺术交流展，其中希腊代表团的作品《电脑化的智能寄生物》是一件高科技的互动媒体装置艺术，人在投影屏幕前转动，红外线传感器将信号传入计算机，计算机根据传入信息进行计算并将运算结果传到一个智能装置上，智能装置根据传来的信息产生相应的运动，类似于一个智能机器人，这就好似一件科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