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理论的优缺点范例(3篇)
人本主义理论的优缺点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曾说：“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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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理论的优缺点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A8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1
互联网时代已经悄然而至，它的到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不再那么困难、那么单一、那么枯燥。它开创了一种信息传播的新渠道和新方式。但是，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有它自身特有的优点和不容忽视缺点。下面就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泛传播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泛传播的两个积极影响
第一、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实效性大大的提升了。
众所周知的是，传播各种信息是互联网最主要的功能，而且传播信息的速度和效率非常的高。因此，我们的政府部门才能有效且及时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成果经由互联网渠道广泛的传播出去。方便了每个接触到互联网的人都能即时获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任何最新信息。互联网经过最近几年日异月更的发展已经逐渐地植根于几乎每家每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非智能手机极其功能日新月异的发展莫属，更甚于连六七旬的老人和刚懂人事的孩童也都加入了学习和使用网络的队伍，大大提升了互联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实效性。
第二、互联网强大的发展速度极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互动性。
由于互联网人机交互能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互联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释能力、应用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传统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都有单一性的特点，互动能力又弱，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些相关知识和理论缺乏充分清晰地理解和掌握，结果人民群众必然不能很好的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精神和理论。同时，传统的传播方式由于解释理论知识的能力不足，理论与现实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这些情况在互联网进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后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互联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互联网的出现极大的方便了人民的生活，仅仅通过自身携带的手机便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信息。而且，人民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互助平台对理论知识掌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随时随地的进行提问得到最为准确的答案。另外，网站管理人员会对网站进行管理和提供相应服务。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掌握。
二、互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消极影响
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两点积极影响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下面就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
第一、互联网的多元性严重削减了主流价值观对于民众的影响能力。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全球媒体网络方面都稍逊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互联网的多元性致使人民的价值观念亦多元化发展。各种形形内容都充斥在网络上，不免掺杂有一些腐坏消极的观点，它们会误导人民对政府部门传播的主流价值观产生错误的认识和理解。另外，互联网的开放性也为那些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在网络上传播的机会，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文化的冲突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决，使得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能力进一步削弱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目标的实现。
第二、互联网传播渠道加大了我国对网络信息的掌握难度。
一位美国学者曾说信息流动的数量和流动的方向是可以被媒体加以控制的，
而且媒体也一定程度的影响着信息的理解，媒体还有权利对哪样信息是否可通过，以怎样的形式和渠道通过进行把关。媒体的这种筛选作用在信息传播的全程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那些信息可以进行报道，报道又该取向哪里。但是，媒体所具有的这种信息把控能力在现今这个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已经日渐衰微每况愈下了。现在，各种社交app和社交网站如雨后春笋似的竞相冒出头来，想在网络时代占有一方之地，这些都更方便了人民随时随地收发各种信息。这样滥竽充数的消极腐坏的信息自然也有不错的用武之地，所以说互联网传播渠道加大了我国对网络信息的掌握难度，使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的正面宣传工作难度加大了不少。
三、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消极影响的应对措施
应对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的消极影响，首先，国家需要建立健全网络使用各方面的法规，优化网络生态。其次，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好各大主流网站的各项基本功能，同时加强对主流网站的管理能力，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再次，丰富互联网的宣传方式，还可以通过在媒体平台上定期举行演讲、辩论讨论、答疑等等方式方法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
四、结语
总之，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传播优点和缺点相依而生、相伴而行，需要我们谨慎对待，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法规，最终使广大普通民众能更好的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祥兴.从历史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若干基本问题[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3）.
人本主义理论的优缺点范文篇3
摘要目的：了解基层医院四类可摘局部义齿的修复情况，为临床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牙列缺损积累经验。方法：通过对在口腔科就诊的380例行不同种类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的患者复诊检查。结果：380例缺牙患者共468件活动义齿，其中隐形义齿修复115件，优良101件，优良率87.83%，钛合金铸造支架修复15件，优良率100%，镍铬合金铸造支架修复87件，优良84件，优良率96.55%，塑料基托不锈钢丝弯制卡环修复251件，优良206件，优良率82.07%。结论：不同种类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的优良率不同，基层医院可摘局部义齿修复要加强适应证的选择，选择合适的修复体种类，运用新技术，合理设计，才能提高义齿修复的优良率。
关键词四类可摘局部义齿修复优良率体会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1.04.095
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是牙列缺损最常用的修复方法，由于其磨除牙体组织较少，对基牙的要求也较低，操作简便，故广泛应用于临床。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提高义齿修复水平，我科对2006～2008年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的患者380例进行复诊检查，了解不同种类可摘局部义齿的使用情况，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2006～2008年在我科行局部可摘义齿修复的380例患者，其中男236例，女144例，年龄16～72岁，共468件修复体，其中隐形义齿修复115件，镍铬合金铸造支架修复87件，钛合金支架修复15件，塑料基托不锈钢丝弯制卡环修复251件。
方法：询问患者近3年义齿戴用情况，检查义齿基牙、卡环、余留牙、牙龈及牙周情况，必要时拍X线片检查。修复体优良标准：能正常行使咀嚼功能，面型良好，发音正常，查见义齿完好，基牙无松动或松动不超过一度，部分基牙虽有轻度牙周炎，浅继发龋，经治疗后不影响义齿功能，患者取戴方便，义齿无需修理或虽有基托、卡环、义齿问题，经修理后亦能行使正常功能。修复体差：功能较差，义齿脱落，基托破损，基牙病变（2度以上松动或脱落，继发龋、牙周病变），使义齿固位不良，支持无力，虽经治疗和修理（义齿）亦不能行使正常功能，需重新制作。
结果
义齿符合优良标准的有406件，占总数的86.75%，其中隐形义齿修复115件，优良101件，优良率87.83%，钛合金铸造支架修复15件，优良率100%，镍铬合金铸造支架修复87件，优良84件，优良率96.55%，塑料基托不锈钢丝弯制卡环修复251件，优良206件，优良率82.07%。失败62件，占13.04%，其中隐形义齿14件（人工牙脱落、折断；色泽改变；固位不良）。镍铬合金支架修复3件（支架折断）。塑料基托不锈钢丝弯制卡环45件（基牙龋坏、疼痛、松动；基托反复折断，无法修理）。优良率从高到低分别为：钛合金支架修复、镍铬合金支架修复、隐形义齿修复（以上优良率高于平均值）、塑料基托不锈钢丝弯制卡环修复。
讨论
一个理想的可摘局部义齿既要有美观的外形，又要有良好的功能，应根据病人的要求，口腔牙齿及身体条件，经济状况，选择合适的修复体种类（选择用材和制作工艺），如为年轻患者，缺牙1～2颗的kennedyⅢ、Ⅳ类牙列缺损，对美观要求高又不愿意磨牙的患者，作为过渡性修复，首选隐形义齿。隐形义齿的特点是强度高，有适宜的弹性，较好的柔韧性，抗折力强，半透明，其色泽与牙龈接近，基托或卡环可做的薄而舒适，本文468件修复体中，隐形义齿有115件，其优良101件，优良率87.83%。失败14例，原因为人工牙脱落或折断；基托色泽改变，患者不满意；固位力差，义齿松动脱落。隐形义齿基托与传统的树脂人工牙缺乏化学结合力，是靠树脂材料加热后，注入人工牙磨制的孔道而达到机械性结合，如果患者前牙咬合过紧，易至人工牙脱落或折断，且人工牙脱落折断后无法修理，只能重做。隐形义齿变色的主要原因是制作时催化体系中的氨造成，使用时间越长，变色就越明显。隐形义齿一般为黏膜支持式，主要是靠基牙倒凹黏膜组织及倒凹固位，且其固位力随时间流失而下降，一般使用年限为2～3年或稍长。牙齿缺失过多，缺牙间隙小，基牙短小无倒凹，后牙游离端缺失是其非适应症。对舒适美观、强度要求高，经济条件尚可，而口腔条件亦好的患者，建议制作铸造支架修复，否则则行不锈钢丝弯制卡环塑料基托修复。
不锈钢丝弯制卡环塑料基托修复，制作简单、经济，便于义齿修补和添加，基托折断后可修理，对口腔条件差的患者尤为适用，不锈钢丝弯制卡环塑料基托其塑料基托厚度一般≥2mm，这就加大了义齿的体积，易引起患者恶心、发音不清，延长了患者对义齿的适应期。塑料基托强度差，易老化，基托较易折裂，其折断部位多发生在小间隙孤立人工牙的舌腭侧基板相连处，缺牙区与非缺牙区交界处，前牙区应力集中处，制作缺陷基板薄弱处【sup】［1］【/sup】。其弯制卡环与基牙为点线接触，易致基牙龋坏、疼痛、松动、脱落，个别患者对塑料有过敏现象。本文251件塑料可摘义齿，优良206件，优良率82.07%，失败45例，失败原因就是基托反复折断、无法修理7例，基牙龋坏、疼痛脱落38例。
镍铬合金铸造支架修复，其基托厚度可减少为0.5mm，边缘1mm，而基托强度较塑料提高，患者戴用舒适，其铸造卡环可制成内扁外圆的半圆形，内扁可增加与基牙的接触面积，加大摩擦力，有利固位，且不易致基牙龋坏。外圆可减少与口腔软组织的摩擦，戴着舒适，易自洁，且美观。可根据患者基牙、缺牙及牙槽嵴条件合理设计近中或远中牙合支托，可设计大连接体与基托共同作用以达到传递与分散牙合力的作用，不仅有力于固位且可有效避免基托折断。本文镍铬合金铸造支架修复87件，只有3件出现基托折断，导致失败。其缺点是镍可以致敏、致畸。
钛合金铸造支架修复与镍铬合金铸造支架相比有其所有优点，且生物相容性好，质轻而强度高，在口内无味，不变色，不致敏，无毒，与口腔软硬组织的密合度及固位力更好【sup】［2］【/sup】，在本文15件修复体中优良率100%。缺点是价格稍贵，二者的共同缺点是对余留牙健康条件较差，软硬组织倒凹较大者不宜选用，且一旦基牙、余留牙、卡环、基托，出现脱落折断等问题不易修理。
无论何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都要根据缺牙间隙的长度、黏膜的性质、牙槽嵴的丰满情况来选择基牙。邻缺隙侧牙如牙周健康、牙周膜面积大，支持效果好，可作为首选。可选用多个分散基牙，并可连至对侧，利于固位【sup】［3］【/sup】。应避免出现为减小修复体面积，而将应整体设计的支架改为局部或分体设计，这将导致基牙，黏膜及义齿稳定性出现问题，尤其是后牙游离端缺失的情况。在不影响义齿固位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避免卡环与牙颈部贴近，尤其是卡环体部，应避开龋坏的好发部位，如牙颈部、发育沟处等【sup】［4］【/sup】。
通过本文468件四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的回顾分析，我们感觉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只要严格掌握适应证，通过合理的选择修复体种类，个性化的设计，就可提高基层医院制作可摘局部义齿的优良率。
参考文献
1赵铱民.口腔修复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36.
2郭宏,齐仕珍,刘洪臣.钛在可摘局部义齿修复中的应用［J］.中华口腔医学杂志,1999,34（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