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范例(3篇)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篇1
马球这一运动形式除了马以外，主要器械为球和杖。其中的球仅如拳头大小，是用质量轻而韧性的木料制成，中间挖空，外边涂上颜色。而打马球的棍子叫“球杖”、“鞠杖”。马球运动是一项竞技性和娱乐性很强的体育运动项目，古称为“击鞠”，它又和古代以骑兵为主的作战形式极为相似，既可锻炼军人的身体素质和培养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技巧，有利于作战水平的发挥。
藏族从古自今称球为“波罗”。对这个词，学者们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这是波斯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系由古藏语演化而来，马球源于。①著名藏学家王尧在他的《马球（polo）新论》中指出，马球最早起源于吐蕃，这一点从藏族最早的一本词汇集《翻译名义大集》中可以得到确认，成书于公元八至九世纪的这本书就载有“polo”一词，即是说在藏文中也有“polo”一词，在这之前，美籍德国学者劳弗尔：（BertnodLaufer1874-1934）他在《藏语中的借词研究》（载M《通报》1916年卷）一文中说“在（英语中）我们最有意思的藏语借词是polo，马球戏。《本世纪词典》和《大英百科词典》都认为它出自藏语。”应琳也在《英语中的藏语借词》一文中指出：“‘polo’是从藏语的一支方言借入英语的，有时与英语词ball连用，作polo-ball，ball用来说明polo是一种球或一种游戏”。而polotist则是“马球队员”。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五十年代著过详考，指出：“马球之戏”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波罗”当即指此而言。……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月号）从这些学者的论述来说，马球理应当是起源于吐蕃。当时的吐蕃是以牧业为主的马背民族，会骑马成为人们生存与争战的主要方式，在马背上开展各种技巧的马上运动，成为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使“波罗”球成为在马上玩的一种运动形式，并形成吐蕃广泛开展的马球运动。马上运动仍然是今天最普及、最激动人心的体育项目。从马上拾哈达、马上射击等项目的一些动作中，不难看出它们与马球运动的“亲缘关系”。这与藏民族自古是马背民族是分不开的。
据《敦煌写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略》记载，吐蕃王子从小就得学习骑马。吐蕃当时处于内忧外患，又受外来的威胁，为扩充疆域，增强吐蕃实力，加强对青藏高原的统治，除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和扩大军队编制以外，还建有强大的骑兵部队，特别重视军队体育运动和习练马术，以加强军事训练。其中马球运动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军事体育项目在吐蕃王朝军队中蔚然成风。赤德松赞时，已非常注重对于作战英勇之士的褒扬与升授，并且注意对他们的培养，教以善良、正直二事，对军士教以谋略武艺，注重从马球运动中培养和选择骑兵人才，这样不但为统治阶级搜罗了一批性格武勇剽悍的骑士，还给技艺高超的运动员创造了以马球运动晋升仕途的机会，从而在客观上激发了许多军人参加马球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吐蕃马球运动的发展。所以，对吐蕃来说，马球运动是较为突出的一种重要的军事体育训练项目，马球运动成为当时提高骑马作战技能的好方式，使马球运动在军队中异常活跃。随着吐蕃马球运动的开展，使这项在当时带有军事性质的运动走出了吐蕃疆域，由吐蕃传入唐长安，并向中原一带扩展，吐蕃马球的魅力使后来唐朝朝野上下竞向趋之。
不少学者认为，当是马球传入汉族地区的途径之一。从有名的长安马球赛，可了解到唐和吐蕃马球赛的盛况。②史书《封氏闻见记》载：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成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尚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宫廷队举行的一次马球对抗赛，而且皇宫队输了。这说明吐蕃球队具有较高的球技。时元（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元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即是说：709年，赤德祖赞遣使者尚赞咄、敏悉猎向唐朝为赤德祖赞求婚，唐中宗允嫁金城公主，并在蓬莱宫大殿请吐蕃使者观看马球赛。吐蕃使者要求和唐比赛。中宗先让宫中供奉与赛，决数局吐蕃皆胜。当时临淄王李隆基等与吐蕃使者队比赛，互有胜负。唐中宗大喜，欲与皇后、公主、大臣等赋诗联句。敏悉猎也要求参加联句，韵律严谨，才思敏捷，并作结句云：“玉酿由来献寿觞。”中宗大悦，赐给敏悉猎以衣服等。这里真正把宫廷球队与吐蕃球队两队不同民族的对抗赛情景再现出来了。③当时比赛的盛况唐代诗人沈全期作诗赞云：“今春芳园游，接武上琼楼。婉转逐香骑，飘摇拂画球。俯身迎未落，回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球。”唐代诗人杨巨源在《观打球有作》中也写道：“新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王勒回时沾赤汗,花鬃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唐诗还记有：“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蔡孚亦为诗云：“金键玉凿千金地,宝仗雕文七宝球。”（按：马球手乘马,手持球仗,驰击用革或木所做之球,球上涂色雕纹,谓之“七宝球”）马球自吐蕃传到唐朝，成为唐宫廷的热门游戏，出了好几个球迷皇帝，唐玄宗在年轻时就是个“深夜打球不知归”的球迷。
到唐太宗时，马球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太宗十分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曾下令让唐人向西蕃学习打球。《封氏闻见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指蕃人）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看来焚球并未戒球，禁止一种体育活动并非那么容易，尤其当它带有群众性的时候。在《封氏闻见记》中还提到“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
即是说，长安城里，西蕃人爱好打球，唐太宗是早有所闻的，下令让唐人向西蕃学习打球。唐太宗令习打球，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能采取兼收并蓄这一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唐太宗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从我国历代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的历史教训中，找到了如何对待“戎”、“狄”的妥善办法。所以，当唐太宗听见有西蕃人打球时，觉得它有利于提高骑马技术（唐太宗十分重视骑马的），也有利于克服“贵中华，贱夷狄”的弱点，便有“比亦令习”之举。“比亦令习”不但说明了唐太宗是一位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君主，而且也反映了在唐太宗以前，唐代长安城里除了西蕃人打球以外，再没有其他人骑马打球这一事实。“比亦令习”的结果，首开了唐人打球的风气，这标志着马球运动在唐代的兴起。由吐蕃传入唐朝的马球已设有球门，双方4-10人参赛。骑手盛装，骑骏马，手执4尺长头形月牙拐的藤杖，争击一枚朱红漆的圆球。马球后来被唐朝作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陵发现的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见吐蕃马球在汉地影响之深。④
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其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卷二）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时吐蕃重臣名悉腊也赋诗联句。⑤
关于吐蕃马球传入唐长安的情况，《封氏闻见记》载：自松赞干布以来，吐蕃曾大量派遣学子在唐长安“国学”就读，于是这些学子将马球技艺带入长安，并传给唐人。史书《新唐书・吐蕃传》有一件有趣而有力的材料：“显庆三年，（吐蕃）献金盎、金颇罗（金马球）等，复请婚。”吐蕃藏族献马球说明，一是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于吐蕃二王，两地间使者往来频繁，经济文化密切，马球正是在这时期传入唐朝，也反映了历史上藏汉和亲与民族团结的意义。隋唐史研究专家韩国磐教授在《唐朝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吐蕃人喜欢打球，当时汉人球艺系从吐蕃学来，至少也是汉人学打球的对象之一”。“所以，不仅汉人文化大量输入吐蕃，吐蕃的文化艺术对汉人也很有帮助。”（见《隋唐五史论集》）二是吐蕃时期，马球运动曾盛极一时，吐蕃马球水平的高超当时闻名遐迩，马球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受到普遍重视。《资治通鉴》的作者就充分肯定了唐中宗李显在推动唐代马球发展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书中说：“上（指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卷二百零九，景龙二年）在唐中宗的影响下，一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都投身马球活动，而且球技都很好。
唐中宗以后的唐朝历代皇帝也都重视马球运动所具有的军事训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把马球运动作为当时提高官兵骑马作战技能的好方式。据《新唐书・兵志》记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增至七十万六千。”军队在各地修筑的马球场地很多，有的可容纳上万士兵住宿。如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军事重镇――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名城，唐朝在敦煌地区驻守有大量军队，修筑有多处马球场。敦煌遗书P・3239《甲戌年邓弘嗣补充第五将头牒》记载“领步卒虽到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在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归义军马球场管理中所支出的账目单。⑥《温汤球赋》记述唐玄宗在诏令中充分肯定马球运动所具有国防和治安的双重意义：“兹艺精炼，古来罕见；宇今斯成，伐谋足擅。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宇县。”军队中除了日常性的马球活动之外，每年还利用冬闲时节，在临潼组织军士举行大规模的马球表演，以此作为全国性的示范。唐德宗李适在位时，韩愈写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说：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率军驻守徐州，每天黎明时分，组织好士兵的百来匹军马，在方圆千里、平坦如砥的球场上进行马球比赛，场面惊心动魄。韩愈诗中认为“此城习战非为剧”。唐代诗人扬巨源《观球有作》一诗对军队中马球活动作了肯定，说“亲扫球场平如砥”，“动地三军唱好声”，所以这样，是“欲令四海气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⑦
然而，古代的马球运动从吐蕃开始，传到唐长安后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流传下来不少诗篇。遗憾的是，吐蕃时期的马球，这项曾使唐朝“朝野上下竞向趋之”，又令人心动的马球运动在后来消失了，而且在各地寺院壁画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如抱石、摔跤、赛马、射箭、武术、气功、杂技、游泳、赛跑、棋类等均有形象描绘，而作为王者的马球运动却在各地寺院壁画中不见其踪影，在藏文史料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与吐蕃马球运动的更多实证。马球运动在的消失成了千古之谜。它是怎么消失的？在各地寺院壁画中又不见其踪影，也许永远是一个谜。更有待于藏学家和体育史学家的考证研究。
注释
①②关东升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门、珞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第238页。
③参见《封氏闻见记》和《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第389页（范学宗、王纯洁编：人民出版社，1988）。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关键词：教学结合知识联系中唐古文运动
在历来的文科教学实践中，文史哲被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学科以开展教学。这使得学生在掌握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地形成知识之间A连接，从而导致任何一方面的知识都无法被有效掌握。这一教学现状使得传统的文科教学出现知识碎片化的困境，学生在掌握一些复杂知识时难以形成体系化的认识和系统化的掌握。
以传统文学史教学中出现的知识点“中唐古文运动”为例。在传统的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古文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知识点，是中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唐作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相关文学常识知识点中都有所涉及。同时这一运动也是唐宋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乃至政治运动，在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传统的文学史教学中，我们看到对于中唐古文运动的叙述，是以重要作家参与文学运动为主要线索，指出重要作家是如何先后投入到古文运动之中；接着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叙述古文运动中上述作家先后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尔后介绍重要作品并叙述古文运动对古代文学史的意义。这些片面的对知识点的记忆，导致学生很难将古文运动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串联成一条有关的知识线索。难以将先后出现的重要作家和他们的重要作品联系在知识线索之上。
反观文学史教材的描述，我们发现，在文学史教材的描写中，并没有出现轻视政治史的描述和思想史的描述。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在讲述古文运动的相关知识点的时候，有如下的表述：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观察这一系列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史教材的作者在编著教材的过程中，实则是意识到了文学史背后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历史背景的。中唐古文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唐的政治环境。社会亟需寻找一系列的方法来维护王权，维护社会安定。是这一切实的政治需求导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站出来寻找解决之道。这一部分侧重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的表述，在传统文学史的教学中被轻视和忽略，导致学生无法切实了解中唐古文运动发生的真正动因。学生在此基础上，会生出关于古文运动错误的认识和理解，认为这一运动发生的根源是文学内部的历史发展问题。
而此时出现的儒学复兴，实则是士大夫们希望借助儒学的传统道德规范来对抗当时的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所以韩愈才主张要学习古文，学习扬雄、董仲舒等人的著作，回到对儒学传统的信仰。并通过儒学传统中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来对抗皇权削弱的社会现实。对于古文运动来说，儒家传统中的义理和道德基准是主要的，而章句则是次要的，因此才有了中唐古文运动提出的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探讨上来。我们看出古文运动复兴儒学的真正目的，是渴望通过儒学的伦理来解决中唐政权面对的实际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唐古文运动的思想中有反对佛学和道学的思想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文学被利用来实践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和哲学追求。因而中唐古文运动开创了散文化的文学风格，促成了后代散文风格的变化，从古典的骈文发展到了自由的散文。若只将这一文学现象局限在文学史内部来进行考量，那么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在这个时代会发生散文的文体文风变化。
在教学中，若不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内容，古文运动之所以爆发的社会，政治，哲学背景向学生做具体的解释，又如何能够指望学生理解并且切实掌握相关的文学知识。在学生心中若不能建立正确的知识联系，打破传统文科教学中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之间的隔阂，很难想象这样的教学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关键词]高棅唐诗品汇时代影响性
一、《唐诗品汇》产生的原因如下
（一）符合明王朝建立初年“重振汉唐雄风”的需要。唐的繁盛和强大，是后世之人有目共睹的，每个帝王，尤其是有着雄才大略，知道建国之难的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像唐朝那样是个太平盛世。朱元璋也不例外，他提倡盛世之音，反对宫体诗的靡靡之音等。这政治的需要和皇帝的提倡，使得世人的崇唐的复古思潮成为可能，也有了其发展的社会土壤。当时的士人也积极响应了，如高棅的老师林鸿的诗集就起名为《鸣盛集》。
（二）有明一代，士人爱好唐诗蔚然成风，刻书业的发达又为刻印大型书籍创造了条件，编纂了许多隋唐五代的作品总集。
（三）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鲁迅《选本》（通过选本来表达作者的诗学思想）
二、对《唐诗品汇》主要的批评
明代前中晚期对《唐诗品汇》批评最厉害的分别是方孝孺、杨慎和钱谦益。三人的理论角度各异，与明代的诗学辨体理论相关。
（一）近世之诗大异于古：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者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拘而无味。或以简淡为髙，或以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明方孝孺《刘氏诗序》。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诗。…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方孝孺《谈诗五首》（按：是出于正统理学意识，对诗学辨体的形式主义特征表示不满，主张“发挥道德即成文。是批评《唐诗品汇》的辨体理论的“过”）
（二）杨慎批评《唐诗品汇》的“不及”，批《唐诗正声》选诗古律不辨，体例不严，不足以“正声”：《唐诗正声》首以五言古诗，而其所取如陈子昻“故人江北去，杨柳春风生”，李太白“去国登兹楼，怀归伤莫（暮）秋”，刘眘（“慎”的古体字。刘昚虚，字挺卿，世谓江东人。天宝时，官夏县令。生性淡泊，深于经术，与贺知章、包融、张旭称“吴中四友”。存诗十五首，多五言。）虚“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声多在山”，律也，而谓之古诗，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屡醮之夏姬，美则美矣，谓之初笄室女则不可。于此有盲妁，取损罐而充完璧，以白练而为黄花，茍有孱壻必售其欺。髙棅之选，诚盲妁也。近见苏刻本某公之序，乃谓《正声》“其格浑，其选严”。噫！是其孱壻乎！--杨慎《升庵诗话》卷七
《杨升庵诗话》谓高棅所选《唐诗正声》，……即（使）古人有误，谈艺者何忍痛骂至此极耶？杨升庵该博之士，见今人尽学唐诗，流入庸鄙，深可厌恶，独取六朝清新流丽之语，使耳目一新。即如升庵议论，便当另开门户，以古人所未道者为佳，而取其高出人意表可也。
（三）钱谦益深恶明代诗学格调派陈陈相因的流弊，反思明代的诗学理论的发展，把《唐诗品汇》作为明代复古格调派的始作俑者加以抨击，恨之深，言亦厉。“膳部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而入也。神秀呈偈，黄梅谓以此修行，免堕恶道。昔人亦谓，‘日模兰亭一纸，終不成书’。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持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颦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
（四）《曝书亭集》巻三十八。顾正嘉以后，言诗者本严羽、杨士弘、高棅之说，一主乎唐而又析唐为四，以初盛为正始、正音，目中晩为接武遗响，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至谓“唐以后事不必使，唐以后书不必读”，则惑人之甚者矣。韩退之有云：惟古，于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辞非已出，未有不流为剽贼者。转贴于
三、《唐诗品汇》的辨体意识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长河中，明代的中心和议题就是对诗文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辨体”是明人比较普遍的意识，比如格调说和性灵派都讲辨体。许多诗文评和文学流派之争本质上都与“辨体”有关。明代的文体学是继南北朝之后的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如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杨慎《绝句辨体》、许学夷《诗源辨体》等。明代的诗学辨体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乐府、古体诗必宗汉、魏，近体及歌行体必法初、盛唐。明代的辨体理论与唐诗关系非常密切，在诗学辨体理论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批评家大都是复古格调派，而复古格调论的真正先驱是高棅。明代批评家受宋代严羽影响最大，这从高棅的《唐诗品汇》的总序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就不再列出了。关于辨体，我们课堂上专门花了五六节课的时间讨论了五古、五律、七古、七律、五绝、七绝等的发展渊源、具体的界定，及在每个诗体方面的大家等，此处不赘述。关于辨体，当然，前辈们的意见纷呈，如：“研究明代诗话，因该注意到有明诗坛在复杂纷争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各个不同派别之间，他们的诗学理论，往往不仅存在着排他性，同时也存在着互补性，而这种诗学思想之间的相互吸引与中和”。--吴文治《明诗话概说》
“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对杜、韩的破体不满。
有的觉得很难界定清楚，不能过于破体，有的认为辨体不够清楚，或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均不工。实际上，古人辨体的目的从本质上还是为了追求文体的个性，以形成文体的丰富性。
四、《唐诗品汇》对明代崇唐的复古文化潮流的推波助澜作用
明诗之所以宗乎唐者，高廷礼之功也--明末谢肇浙《小草斋诗话》。相对于元朝末年，明代初期，社会较为昌明，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回复了常态，人生哲学从灰暗的隐遁转向了积极入世，审美情趣也由萧条变为昂扬开朗。盛唐诗的雄深壮阔，成为诗人们追求的目标。在此风潮之下，林鸿推严羽的盛唐理论，高棅编《唐诗品汇》。《唐诗品汇》使明诗宗唐走上了正道，即从元、明间的宗李贺、温庭筠走上了宗盛唐格调。在明代，复古思潮的线或隐或现，一直都没有断过，其人物简线大致如下：李梦阳、何景明杨慎（诗论主张方面与复古派趋向一致）谢榛（曾与李攀龙结社）李攀龙、王世贞（随后出现了反复古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但是复古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在个别的诗论家那里得到了发展和成熟）胡应麟許学夷胡震亨。总之，高棅的《唐诗品汇》对我们研究唐诗及和相关的批评理论、文体理论、明代的唐诗学、明代的复古运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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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邓新跃，明代前中期诗学辨体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