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范例(3篇)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范文篇1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其矛头首先指向三大世界经济组织。1999年11月，全球化的反对者们大闹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千年庆典活动；同样是在11月底，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也遭到反对者的阻挠；2000年4月在华盛顿，抗议者高呼“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堵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的出入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对世界市场上数额巨大的流动资本征税（托宾税）；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全球化只有利于世界前100到200家大型跨国公司，他们批评这些公司污染环境，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造成社会分裂以及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而这些反对的声音恰恰来自极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它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由全球化导致的问题的担忧。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范文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

【正文】

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事实，突出强调了生产力、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趋势和方向。邓小平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等，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新的内容和时代价值，形成了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探索和研究邓小平的世界历史发展观，对于在全球化已作为现时代重要特征的背景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一，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外在条件，把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认识发展到新水平。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他们指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稀少的，各个民族处于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族发展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才最终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才初显端倪，那么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则更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活动，以国际市场和信息技术进步为纽带，越来越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世界整体，世界历史进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即全球化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P.64）他更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在条件。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其他领域都要对外开放。他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在“扬弃”的基础上拿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发展到新水平。

第二，邓小平关于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了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无穷贪欲；而它的市场经济的交往形态，则赋予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扩张力量。这样，资本必定会创造出世界市场，换句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而世界市场的建立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因为通过融入和参与世界市场，人们摆脱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通过全球的全面生产为人们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分析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俄国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东西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的波折和痛苦。这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由中心国家向国家发展的趋势。邓小平根据这种趋势从一方面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整体繁荣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因为国际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2］（P.79）。因此，不断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中国要赶超世界水平，必须实施“台阶式”发展战略。而要真正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立足于世界市场。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2］（P.290）而要立足世界市场，还必须通过改革以适应世界市场。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通过改革适应世界市场的一个重大举措。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世界市场思想，充分说明了各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核心机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

第三，邓小平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所依据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动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考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和在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生产工具的改革、生产新工艺的采用，都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深刻而准确地认识自然物的属性，有效地对其进行加工以及发现和创造新的劳动对象，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知识水平的增长，体力和智力的强化，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武装。事实证明，18世纪中后期正是由于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持续、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经历了一场伟大革命，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根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崭新概括。它说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也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第四，邓小平关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矛盾运动作出了新判断。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进入了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谋求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发展时期，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随着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渐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矛盾运动；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矛盾运动在扩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个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运动产生碰撞和冲突，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矛盾运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运动相互激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P.115—116）这就使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既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性矛盾，又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现为民族性矛盾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矛盾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关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主要形式和解决对抗关系的主要手段，也由军事较量转向“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既表现在国际领域两种社会制度比优势、比竞争力、比吸引力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2］（P.195）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作出了新判断。

第五，邓小平关于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实现的首要目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前提，而且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的。由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得以建立，最终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成为社会上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他们的斗争形式也成了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研究处在世界历史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一次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与我们最终建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只要能够建立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P.382—38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现代价值

第一，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以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卷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有机系统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谋求社会发展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同时也必须确立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深刻领悟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刻内涵，会极大地拓宽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和思维空间，改变人们往往从本国或本民族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事务，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近两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对待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趋利避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进一步认清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加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世界历史是各国间普遍联系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这种态势决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管理办法，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才能以跳跃式的发展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尽可能地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第三，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充分估量未来科技的巨大作用，大力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21世纪必将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必将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当前，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科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科技实力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都在制定和实施21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面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加快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尤其是科技源头的创新，实现中国科技发展的跨越，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四，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够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都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使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进一步认清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二战以后，虽然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不管在国际范围还是在国内都还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邓小平指出：“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3］（P.168）社会主义在当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大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P.383）。“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2］（P.320）邓小平还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P.135）因此，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吸收和引进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文明成果，在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等方面缩小同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并逐渐超过资本主义而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收稿日期：2001—03—1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范文

通过对国外企业（而不是对国外资本）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全世界最优质的公司带入本国资本市场，分享了全球优质企业赢利的增长，这才是成熟市场历经风险，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内在支撑力。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对外国优质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积极推进国外优质企业在A股的融资上市。这才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的长久之计。

2007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股市增长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在2007年到2008年，以至于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增长是不是可持续?

从历史比较分析的角度针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探讨，寻求股市繁荣和衰落的原因，理解了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这样才能使中国A股市场发展走向理性繁荣。

历史会在中国重复吗？

代表着美国资本市场走势的道・琼斯指数，自1884年7月3日历史上第一次公布以来，在2007年4月26日，上升至13107.4点，刷新收盘点位历史最高纪录。从近期来看，道琼斯指数从2003年2月的7891点开始上涨，一路上冲到13000点附近，上涨了5000点左右；代表着香港资本市场走势的恒生指数，自1969年11月24日以来，到2007年3月已经突破了20000点。增长十分惊人，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恒生指数从1987年2302点，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一路上涨到了11487点，如此的增长令人称奇。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一段相对平稳的快速上涨时期。

对比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发现各国市场都经历了一段大约3～5年长期的大幅上涨的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国市场的繁荣期内都没有系统性风险发生，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在这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经济机理？

通过研究各个国家股市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其实在股市上涨的背后有着深刻而统一的经济机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我们看到在各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正是各国经济稳定发展上升时期，趋势显著。例如以美国和中国香港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道琼斯指数与美国GDP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4，恒生指数与香港GDP的相关系数达到0.92。这从一个侧面经济基本面的支持，宏观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才是推动股市上涨的基本推动力之一。

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国会重演吗？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宏观是否可以持续稳定发展。我们认为在如下的理由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保持持续稳定发展。

一是国有企业的产业整合，战略布局带来了效益的不断提高。中小国有企业退出后，国有大型企业集中资源，管理和投资在石化、能源、军工、电力、机械、建筑、商贸等领域，使得国有大型企业在上述领域的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显著地增加。

二是充裕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下降，这使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得到很好的改善。从劳动力流动性方面这将是单位劳动成本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其他条件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这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构成强烈的支持。

三是外部驱动力对我国企业的利润增长构成了强力支撑。相同行业的盈利能力的跨国比较表明，我国在全球贸易循环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竞争力不断得到体现，这在长期来看，将对我国企业盈利构成另外一个重要的外部支持。

考察了最为关键的因素后，我们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市场的促发因素总结在下表中，然后再与中国目前的情况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发现在全部的13项促发因素当中，中国有9项符合，占全部因素的69%。

同样，各国资本市场也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泡沫和急剧下跌的打击（参见附文《各国（地区）股市的牛熊转变》），我们考察了促发各国（地区）股市大幅度下跌的的因素后，并与中国目前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全部的17项促发因素当中，中国有1项符合，占全部因素的5%。

中国股市的阿基里斯之踵

金融产品短缺在我们这个市场原本始终存在，但随着股市回暖后人们对金融资产需求的急速放大，这个问题今年以来变得日益突出。从国际比较看，内地居民的金融资产（存款、股票、债券、保险等）仅占GDP的124%，远低于发达国家200%～300%的水平。而且，金融资产中证券类资产（股票、国债和公司债）仅占19%，70%以上的依然是存款和现金。在居民“存款搬家”的背景下，今年以来800支股票股价翻倍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2007年以来，随着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占比从年初的69%上升到76%，需求的增长有增无减。在内地，同样是在一个封闭市场条件下，巨量的资金追逐有限的筹码，由稀缺性导致的股价高企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

业绩是长期发展内在的“安全边界”

对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美国和中国香港在经历过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而且从牛熊交替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香港也能够较快地从股市下跌中恢复，对实体经济的消极影响也被控制到了一定的范围内，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认为在于：美国和香港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使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被控制了在一个“安全边界”内，在安全边界内资本市场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很快地触底反弹，不断发展至新的高度。

另外，更为重要的，美国和香港金融市场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是其通过正确的机制安排提供了一种内在驱动因素。这就是，通过对国外企业（而不是对国外资本）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全世界最优质的公司带入本国资本市场，分享了全球优质企业赢利的增长，这才是美国和中国香港市场历经风险，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内在支撑力。美国和日本股市在过去30年经验可以清晰地显示这一点。虽然这两个市场都经历过快速上涨（很类似中国股市在过去15个月的经历），但美国股市在过去30年涨幅要远远超过日本，而且整体波动性要比日本股市小得多，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盈利增长。在过去30年间，美国股市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7.3%，公司盈利年均增长率为7.1%，而日本股市指数增长的年均增长率为6.2%，公司盈利年均增长率只有3.3%。相比较而言，美国股市基本上是业绩推动型的，而日本股市更多表现为估值扩张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股市最终代替日本稳居全球第一大股市的位置（尽管日本股市在1990年代泡沫破裂前占据了全球45%的市值份额）。从长期来看，业绩增长将超越一切，成为推动股市的唯一因素。而来自全球的优质企业是其业绩能够保持增长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上，欧洲的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日本经济兴起时赢利能力最强的企业，中国台湾地区最富竞争力的企业，这都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和前进动力，也是为何在资本市场进入调整期后可以快速恢复的内在原因。单以中国为例，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每一阶段几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优质的企业，赢利能力最强的企业。在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市场分享了其成果，而事实上也为美国市场和中国香港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

防范系统性风险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检测如下的指标来判断，分析和防范我国股票市场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