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药学史论文(精选8篇)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1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时代特征；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时代，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传统的中国医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不得不谋求变革与发展。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中医界人士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创办期刊便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民国建立之前，在西医药刊物大量出版的影响下，为了及时沟通联络，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一些专业的中医药期刊已经开始出现。比较著名的有1904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医学报》，1908年6月创刊于浙江绍兴的《绍兴医药学报》等。
民国建立初期，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此时的中医药期刊多出现在经济、文化、医药学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次之，如南京《南京医学报》、上海《神州医药学报》、南京《医药卫生通俗报》等。据笔者统计，1920年以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已达到20余种。
进入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和中医兴废论争的开始，中医学界联合起来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抗争，此时中医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也显著增多。1921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先后出版的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其出版地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杂志》、山西《医学杂志》、上海《医界春秋》、广东《杏林医学月报》、上海《中医世界》、福建《现代医药》等等。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排斥中医，中医药刊物又多由个人或医学社团自发创办，经费和人员常有不足，导致大多数期刊在创刊一两年内即停刊。
1938年至1949年，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中医药刊物被迫停刊，但中医界人士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创办了一些中医药刊物。期间新出版的中医药期刊约有80余种，但这些期刊大多刊行年代不长，影响也不够大。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除东南沿海各省中医药期刊出版依旧活跃外，四川、广西等省出版的中医药刊物也随之增多，成都《中和医刊》、重庆《国医月刊》、桂林《复兴医药杂志》、西安《平民医学周报》等相继创办。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复刊及新创办的中医药期刊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广东《新中医》、福建《杏林报》、重庆《华西医药杂志》等。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
（一）刊载内容丰富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刊载内容相当丰富，有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医学知识探讨，有中医药团体的机构、成员及最新动向介绍，有民国时期医药卫生行业的政策与法规的报道，也有面向普通民众、以宣传中医药知识为主的普及性文章。
中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中西兼备，刊载了大量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如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知识及西医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医学理论差异，探讨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引申出无数有关中西医相互交融的探索和中西医碰撞的争论。
（二）办刊宗旨多元
民国时期，西医学在我国逐渐发展，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医学体系相比，传统的中医学面临许多问题，对中医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等问题，中医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不同医学派别所编的中医药期刊也各有不同的办刊宗旨。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按宗旨不同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以融汇中西医学为宗旨的期刊，主张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提倡两种学术汇通，如山西《医学杂志》“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为宗旨”[1]，《华西医药杂志》“旨在沟通中西医药学术”等[2]；其二为以宣传维护中医学为宗旨的期刊，多以宣传中医药文化、阐发中医药知识为主，对西医药知识多有排斥，如《中医杂志》“以阐发中医学理、普及中医知识为主旨”[3]，《中医世界》以“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真实之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本身，获得稳固的基础”为宗旨[4]，《国医正言》以“保存国粹，维护同胞健康，唤醒迷信西医之梦魂”为宗旨[5]；其三为以宣传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期刊，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中医学的前途命运，主张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整理，如《中医新生命》宗旨为“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之治疗方法与学理”[6]，《国药新声》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等[7]。
（三）出版形式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医学社团或私人出资创办为主，期刊的编撰者多为有名望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中医界人士。由于当时对期刊的出版发行模式没有固定的规范，因此期刊在刊行方面不拘一格。从出版周期来看，有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从开本大小来看，有16开本，大16开本和32开本等；而时局的动荡、办刊经费的缺乏和人员的变动等原因又使得当时的很多中医药刊物举步维艰，很多期刊为了维持运作，会在期刊上刊登医疗和药品广告，或者附刊于商业报刊，但停刊、改版和改名另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三、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沿革和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期刊的出版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篇幅比较灵活，涉及题材丰富多样，流通范围广泛。与著作等其他出版物相比，中医药期刊出版时滞相对较短，报道内容更加宽泛，能及时反映所在年代的社会现实，记载医药史上的各种重大事件和学术发展动向。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客观地展示了当时中医界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反映了中医界为谋求行业发展进行的抗争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西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1917年余岩《灵素商兑》的出版，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医论争的大幕。针对余岩的言论，诸多中医药期刊发表檄文予以鞭挞，很多文章论述精彩，振聋发聩，在维护中医合理地位的同时，对中医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29年2月，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闻此消息，中医界办刊人士审时度势，在中医药期刊上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利用期刊渠道联络全国中医界团体和同人，掀起了奋起抗争的舆论热潮，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国民政府最终搁置《废止中医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35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写信给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试图阻挠允许中医合法存在的《国医条例》的颁布，中医杂志《医界春秋》在1935年9月刊登《致孙科书》[8]，揭露了的阴谋，同时在随后的各期当中，连续发文动员中医界对的言论进行批驳，全国中医界人士反响强烈，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颁布了《国医条例》。
民国中医药期刊既是当时中西医论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论争的记录者，在中西医论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促进了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
民国之前，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相对闭塞，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出现，为中医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医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交流，反映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成果和动向。借助中医药期刊的全国发行，中医界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得以广泛讨论，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和宣传；期刊上丰富的医案连载，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当时疫病防治情况的报道，不仅交流了疫病防治经验，还保存了大量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中医药期刊关注中医的学术前途和命运，其上刊载的大量关于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为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承载了大量的信息，既是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医界发展与抗争的见证，又是民国中医界学术传承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历史，也能够为现今的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凡例、医学杂志[J]，1921、6
[2]投稿简则、华西医药杂志[J]，1946、4
[3]凡例、中医杂志[J]，1921、12
[4]五行讨论号导言、中医世界[J]，1929、6
[5]天津国医正言社启事、国医正言[J]，1934（1）
[6]谢诵穆、中医往何处去、中医新生命[J]，1934（3）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2
壮医药是广西特色民族医药,也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壮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规范文字,长期以来,壮医药主要在壮族地区民间流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才开始对壮医药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与我国其他兄弟民族医药相比,壮医药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临床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医疗卫生服务参与程度,还是药物研究开发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如何在现有基础上促进广西壮医药快速发展,缩小与其他民族医药的差距,为广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是值得业界认真探讨的问题。
1 后发优势的概念和内涵概述
后发优势是国内外众多研究者探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提及较多的一个概念。“后发”与“先发”相对应,均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的描述。先发国家或地区是指现代化起步较早、先行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后发国家或地区是指与先发国家或地区相比,现代化起步较晚、总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通常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因此,任何时期总是有先发国家或地区与后发国家与地区之分。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因后发而具备的先发国家或地区不具备的一种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最早是从经济学领域提出来的,同样,医药卫生领域也存在后发优势的现象,后发优势理论对民族医药的发展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2 壮医药后发优势因素分析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与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苗医药等相比处于落后状态的壮医药,属于典型的后发者,因此拥有多种后发优势,目前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2、1 发展意识的后发优势
发展意识是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当人们没有发展意识时,再好的机会也没用处,他们只会安于现状而不会去谋求发展。只有当人们普遍感到生存的危机和生存条件的差异后,才会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意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以及壮医药工作者十分重视壮医药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20多年来,以只争朝夕的态度投入工作,使无文字记载,仅在民间流传的壮医药登上了我国传统医药的大雅之堂,成为我国民族医学中3个具有代表性的医学体系[1]。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正抓紧进行壮医药发展的立法,同时加大对壮医药发展的支持力度,广大壮医药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异常高涨,这些都将成为壮医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壮医药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2、2 发展理念的后发优势
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的典型,如藏、蒙、维吾尔、傣、苗等民族医药的发展历程,为壮医药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借鉴的成果、经验和教训。壮医药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既有的理论成果,认真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制定更加合理的发展战略,从而尽最大可能避免其他民族医药曾经犯过的战略错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尤其是可以在总结其他民族医药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更加有效的壮医药发展政策。有了借鉴的条件和途径,这就为创新打下了基础,借鉴和创新是重要的后发优势之一,这是一个共性。
2、3 发展机遇的后发优势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发展民族医药事业,不但是各族人民健康的需要,而且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07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1部委联合制定并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壮医药在多年发展积累的基础上,适逢国家出台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重大政策,这将为壮医药加快发展创造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2、4 人才培养的后发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主要靠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延续医术,以致一度曾陷入萧条。20世纪50年代后才开始成立部分民族医学院校,如1956年内蒙古医学院成立后开设了中蒙医系；藏医药教育虽然起步较早,如旧西藏政府曾开办以藏区各地寺院僧人为学员的“药王山利众医学院”,但藏医人才培养非常有限,直到1959年成立了“拉萨市藏医院”,才以医院为依托开展藏医药师的培养。广西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壮医药挖掘、整理,于1985年开始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药方向硕士研究生。2002年秋季,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广西中医学院开始招收首批中医学专业(壮医方向)本科生。2005年,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医药学院,加大壮医药人才培养的力度,目前已招收了四届壮医本科生。200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广西中医学院获得民族医学(壮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从而使壮医药成为继藏医药、蒙医药之后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数不多的民族医药,为壮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和支撑。
2、5 执业资格认定的后发优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我国于1999年11月正式举行了首次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这标志着我国医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建立。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起步较晚,至2007年底,仅有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实施了医师资格考试。经过努力,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正式批准广西2008年开展中医类别中医(壮医)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这意味着壮医药从此有了“合法身份”,必将对壮医药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2、6 区域地位的后发优势
广西是既沿边又沿海的西部省区,地处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对内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对外面向东南亚是连接中国-东盟的桥头堡,区位优势明显。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传统医药交流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发展基础,根据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的研究,壮族及壮侗语系民族(布依、傣、侗、黎、水、仫佬、毛南族)与东南亚的泰、老、掸、岱、侬等民族有着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是同源异流的民族。东南亚壮侗语系十几个民族共约有9000万人口,从物质文化来看,壮侗语系各民族有很多共同之处,因而壮医药容易被东盟各国接受、认同并加以推广。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南宁,将为壮医药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
2、7 资源丰富的后发优势
俗语说：“川广云贵,地道药材。”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加上特殊的气候条件,广西中草药物种基源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2位,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壮医常用药达千种以上。主产或特产于壮族地区的壮药资源如罗汉果、肉桂、八角、金银花、蛤蚧、蚺蛇、葛根、天花粉、广豆根、广西血竭、广金钱草、扶芳藤、大黑山蚂蚁、灵香草、木棉花朵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特别是田七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已受到专家的高度重视。广西已经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中成药,如正骨水、云香精、中华跌打丸、金鸡冲服剂、鸡骨草丸、炎见宁、三金片、百年乐、大力神等,多是在壮医验方秘方或其他民间单方秘方的基础上研制提高而成。这些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中成药功效显著且不易仿制,因而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丰富的药物资源将成为加快壮医药发展的可靠保证。
2、8 人口众多的后发优势
在我国民族医药体系中,有些民族的医药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但由于主体民族人口少,分布地域狭窄,限制了其使用与发展。壮族是一个有着1500多万人口的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域辽阔。壮族群众历来喜欢运用壮医药防病治病,壮医药服务有广阔的需求空间和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壮医药挖掘、整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壮医药将成为壮族地区医药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极大地促进壮医药的发展。
2、9 制度建设的后发优势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把发展民族医药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来抓。自治区于2007年成立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18个有关部门参加的自治区中医药工作厅际协调小组,负责协调解决全区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目前,广西正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快制定法规、政策,早日颁布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和《关于加快广西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决定》及发展规划,健全中医药和壮医药管理体制,加强服务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进一步构建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发挥中医药和壮医药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大力提高全区中医药和壮医药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保持和发挥中医药和壮医药特色优势,打造广西中医药和壮医药教学、科研和临床医疗、养生保健特色品牌。日益完善的制度建设必将为壮医药发展创造活力。
3 发挥壮医药后发优势的思考
上述壮医药后发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潜在优势；同时,壮医药也面临着许多不利条件,如起步晚、基础薄弱、经费投入不足等后发劣势。因此,壮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的平台,克服“后发劣势”,实现壮医药的跨越式发展。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壮医药要实现后发优势向现实的转变,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处于“追赶”状态。要追赶,就要有领导、有组织,不能任凭自身发展。而且,如果这种追赶若是重走先发展者所走过的道路,那将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状态。因此,政府在壮医药发展过程中必须起主导作用。政府可以在发展战略、体制机制上集中各种知识和信息,然后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利用政府的权威加以贯彻,使壮医药的发展速度更快一点。
3、2 善于学习,扬长避短
对先发者的学习、借鉴和模仿,是后发优势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但这种学习、借鉴和模仿,决非完全照搬和机械复制,它是在吸收经验、汲取教训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创造性学习和创造性模仿。因此,善于学习、扬长避短是壮医药发挥后发优势的关键所在。
3、3 大力创新,积极进取
所谓创新,是指新事物的引入而产生的新变化,可分为观念、理论、科技、制度等创新。创新对后发优势的发挥格外重要。多数具有强劲势头的后发实力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营造和发挥后发优势,关键要将创新作为后发优势的灵魂[2]。壮医药要发挥其后发优势,必须把创新作为推动自身快速发展、缩小差距的决定性因素,着力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和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不断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创新。
【参考文献】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3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是藏医药古籍保护与整理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体例就显得至关重要。《藏医药古籍目录》编写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内容提要、存佚等。
【关键词】 藏医药 古籍 目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藏文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的藏医药典籍。作为藏医学知识主要载体的藏医药古籍，从古至今一直是藏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并且是我国有优势的卫生、科技、文化和产业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藏医药古籍也积淀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藏医药”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对藏医药古籍的保护与整理，是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全部古籍保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古籍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藏医药古籍珍藏在寺院和民间，大量的藏医手抄本、善本、孤本及“口传古籍”等正面临着流逝和失传的危险。对于藏医药古籍的存世现状并不清楚，这就严重影响藏医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书，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方法。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能够清楚地反映历代藏医药古籍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学习藏医学的入门书。
藏文典籍目录的编著具有悠久历史。吐蕃时期，由于大量印度佛经的翻译，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时期，产生了第一部藏文目录学专著《旁塘目录》，此目录已亡佚。现存最早的藏文目录是赤松德赞时期，译师嘎瓦贝等人编写的《丹噶目录》。此后历代都有藏文典籍目录的编写。编写图书目录，首先涉及图书的分类问题。目前对藏文图书进行分类较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喜饶嘉措大师的分类，拉卜楞寺藏文典籍总目录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分类，黄明信先生的分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分类［1］。医学属于藏族传统文化十明中的医方明，在以上几种分类方法中，藏医学皆归入“医方明”。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需要确定收录古籍的范围（时间上下限）。藏医学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的苯教医学，至今已有三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藏医药古籍是记载藏医药知识的古代书籍的简称。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古象雄时期。本世纪初，从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文献中，i、0、755号写卷已被公认为一部象雄语的医学文献［2］。那曲地区藏医院医生阿加就收藏了古象雄时期的医书，包括苯教创始人辛绕弥沃齐所著《象雄解除痛苦的医学广论》《象雄消除病魔白药瓶》《象雄药论甘露》《象雄消除病魔黑瓶》等书，均系手抄本［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下限可以划定为1949年。
在编写藏医药古籍目录时，必然涉及对藏医药古籍进行分类。早期的藏医药著作藏医和藏药一般不分开，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内容涉及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学和药物治疗等。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由《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续部》4部分组成，内容包括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养生、医德等。藏医学的分科最早见于《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全名《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八支者将医生治疗的疾病概括为普通疾病、儿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神志疾病、创伤疮疡、中毒症、养老及滋补壮阳等8个分支。
关于藏医（医方明）图书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将“医方明”分为：续部及其注释、药书译注、本草、零散著作。黄明信先生将“医方明”分为：医典及注释、医药著述、药物图谱、零散著作。杰西·西饶江措《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及其分类研究》一文将“医方明”分为：一般著作、译著及注释、四部医典及注释、药物图鉴、其他［4］。上面三种分类方法实际是将藏医典籍分为：经典著作及其注释、（药书）本草类、其他（零散著作）三类。参照《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对中医书籍的分类方法：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 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我们认为可以将藏医药古籍分为三大类：藏医类（包括医经及其注释、一般著作及其注释、临证各科、曼唐）、藏药类（包括本草、方书、药物曼唐）、综合类（包括医史、养生、文史丛书和学者文集中的医学著作）。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的填写应该包括：总编码、部类名称、字母标号、书名、简称、别称、作者姓名、别名、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抄本、印本、篇页长短、每页行数、函数、章节、页数、是否完整、馆藏部数等19项内容［5］。照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结合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主要内容应包括：类名、总序号、书名（包括通行书名、全书名、简略名、异名、书名编号）、著者（包括生卒年代、姓名〈人名著录选用常名，遵循约定俗成，注意各藏区的地域特色，强调人名的规范化。同名同姓者，可以在其名字前贯以地名、职位等加以区别〉、别名、著者编号）、版本（包括著作年代、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卷数、页码数、是否完整）、内容提要、存佚、收藏处代号、备注等。为了全面了解藏医药古籍总的状况，在进行目录编写时，应该收录著录存世或公开出版的藏医药学历代古籍以及已经亡佚但是见于古代医学文献、历代史书方志及学者文集中记录的医药书籍。
藏医药古籍目录中同一类目的著作按照成书或刊行年代先后编排。成书年代不详者，一般以作者卒年为准。生卒年不详或者无从考证者，则注明“成书年代未详”。著作年代的书写用三种纪年法 ，包括传统藏历纪年法、中国历史纪年法（历代帝王年号、干支）和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只著录传统藏历纪年法和公元纪年。
藏医药古籍书名取一最通行者为书名。藏医药古籍往往有很长的全书名和简略书名，本目录著录时全书名列于通行书名的下方，其他异名，均冠以“又名”字样，列于全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例如《四部医典》（通行书名），全名为《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又名《医学四续》。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首先要反映其藏文特色，同时应该重视其具有国际交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文字应该包括藏文、汉文、英文、藏文字母拉丁转写等4种文字。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既要参照传统的藏文目录编写体例和吸收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又要遵循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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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药学史论文篇4
【关键词】 针灸 医学史 文献综述
近五年来关于针灸医学史的研究，涉及针灸的经络、腧穴、针灸的技法、针灸的处方与取穴、针灸的临床、针灸的医家、针灸的医籍、针灸的教育、针灸的中外交流等方面，其中以腧穴、灸法、处方与取穴、临床、医家、医籍研究比较多。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勾划出目前国内针灸医学史的研究方向与水平。
经络与腧穴方面的研究
这几年来，一些研究探讨了经络与腧穴的起源、发展过程。曹铁军等探讨了经络及腧穴起源及其意义［1］，华萍等归纳、总结经络研究的各个流派［2］，常小荣等论述了腧穴学的历史发展过程［3］，谭奇纹对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经络腧穴文献进行全面系统考证［4］，黄龙祥研究了腧穴主治的演变［5］，刘立公等对古代文献中三焦经及其腧穴主治进行统计［6］，崔孟镐选取腧穴理论组成部分之一脏腑俞募穴的内容进行研究［7］、黄思琴等对古代文献中百会穴的记载进行研究［8］。
在针灸铜人方面，黄龙祥对东京国立博物馆针灸铜人的外形特征、经穴数量、穴名书写特征、经穴归经以及经穴定位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9］，黄龙祥等还在系统考察明代正统铜人沿革的基础上，确认了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为明正统铜人，同时确认正统铜人的性质是仿宋天圣铜人，可视为宋代国家针灸经穴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本的权威解释［10］。
针灸技法与取穴方面的研究
针灸技法的研究主要是在灸法方面。于赓哲对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作了的时代背景分析［11］，杨威等总结出清朝灸疗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清代灸疗的发展特点［12］，箱大昭通过日本灸法历史资料的回顾以及现代灸法文献的研究，系统地展示日本灸法的发展历史、源流以及演变过程［13］。田纪钧总结了刃针疗法的历史渊源［14］。
黄涛研究了古代文化因素对针灸选穴的影响，并且还分析针灸方的演变及选穴规律［15～16］，杨兆民探索了古今针药并用的源流［17］，樊旭通过对古今针灸治疗泄泻病的文献的整理及分析研究后总结出针灸治疗泄泻病的常用处方及配穴规［18］，张瑞峰等研究了古代针灸防治“中风”处方规律［19］，富作平通过对古今文献的分析及研究，总结出针灸治疗中风病的高频次处方［20］，郭向军等总结出针灸治疗哮喘病的主要穴位、归纳出哮喘病针灸常用处方及其配穴原则与规律［21］。
针灸治疗疾病史
针灸治疗疾病史方面主要集中在内科疾病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是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刘立公等人运用计算机对多种古医籍中使用针灸方法治疗各科疾病的内容进行统计方面。刘立公等对古医籍所载有关针灸治疗消渴、瘟疫内容进行整理研究［22～23］，王妮探讨了哮喘病的针灸防治规律、以及各种方法和临床证型之间的选穴配穴规律项等［24］，王全林分析归纳了宋代针灸补肾法的基本特点［25］，李永宸等总结了岭南医家采用针灸治疗鼠疫、霍乱的经验［26］。在外科方面，刘立公研究瘕积聚、瘤核赘突的古代针灸治疗特点［27～28］，李云等总结了古代针灸歌赋治疗痛证的特色［29］。五官病方面，韩红探讨了五官病针灸用穴的技法［30］。另外，王宇恒等从历代文献中对针灸疗法禁忌症的论述进行整理［31］，李戎分析针灸“人神禁忌”学说中的“尻神”辨误［32］，贺小英评述针灸时间疗法的发展历史及现代临床运用［33］。赵诚基还探讨了古代医家创立针灸“治未病”方法的学术思想、理论基础、以及探索针灸“治未病”规律［34］，武晓冬等探讨了古代针灸文献中有关症候群鉴别方法［35］。
医家与医籍方面
对针灸医家的研究大部分是对古代医家的研究，对近、现代的医家研究相对较少。魏稼、王家骜、王红云分别研究了张仲景的针灸学说、针灸特色及其对针灸学的贡献［36～38］，黄晓菁、安贺军、曹中兵等分别研究了孙思邈的针灸学术成就、总结了孙思邈对外科灸法的贡献，及其对诸风病的治疗［39～41］，严善馀探讨了王国瑞对针灸学的贡献［40］，王千怀等总结了王执中对针灸临证方剂的贡献［43］，严善馀探讨了窦默针灸学术思想［44］，袁宜勤对徐凤的针刺调气说、治病八法说、子午流注针法说、灵龟飞腾八法说等针灸学说展开研究［45］，余雪琴、高希言等分别总结了杨继洲对灸法的贡献［46～47］，俞昌德等总结了楼英的针灸学术思想［48］，袁宜勤等探讨了吴昆的针灸学术思想［49］，赵欣纪等总结了近代医家陆瘦燕对针灸学术的贡献［50］。
与针灸相关的古籍研究除了经典著作如《内经》、《伤寒论》、《针灸甲乙经》外，对金元时期的《标幽赋》以及明代的针灸医籍的研究也比较多。李广钧、白云来、王小平、徐晖分别对《内经》中的经络学说、针灸的时间疗法、针灸调经原理、刺禁展开研究［51～54］，刘智斌、薛西林、贺君、訾明杰分别对《伤寒论》的针灸疗法、针灸应用特色、针灸的应用规律作了探讨［55～58］，李福芝、赵忠顺分别研究了《伤寒论》中针灸在六经病中应用、太阳病桂枝汤证针灸配穴特点［59～60］，顾一煌等分析《伤寒论》用灸规律［61］。李素云等对《黄帝明堂经》腧穴主治内容的构成特点进行分析 ［62］，王家骜等探讨了马王堆医书针灸学术成就［63］。张宝文、张胜春、纪军、李戎、刘建民分别研究了《针灸甲乙经》与《太素》互校内容、处方用穴特点、处方配穴的特点、禁针禁灸腧穴、妇科疾病的治疗［64～68］。 冯禾昌通过《太平圣惠方·针经》总结唐代针灸医学特点［69］，万文蓉、李万庆分别探讨《千金要方》哮喘选穴配方特点与针灸禁忌［70～71］，王天生等探讨了敦煌遗书《灸经图》治疗五劳七伤特点［72］。严善馀总结了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对针灸学的贡献［73］、任玉兰等探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归经的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74］。周鹏等总结了《玉龙歌》的针刺治痛特色［75］。王雪苔对金代佚名氏《针经》进行考证［76］，苏春梅、杨俊生分别探讨了《标幽赋》的语言特点、对针灸的贡献、学术思想［77～79］，严善馀总结了《卫生宝鉴》针灸学术特点［80］，韩秀珍、邹敏分别研究了《针灸聚英》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火针的贡献［81～82］，张芙蓉等对《琼瑶发明神书》成书年代及作者考进行考究［83］，金亚蓓探讨《奇经八脉考》对奇经理论的贡献［84］，肖元春对《针灸集书》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整理研究［85］，王继等探讨杨继洲《针灸大成》四篇“策问”的学术价值［86］。刘立公等总结了张镜的《刺疔捷法》在临床上的经验［87］。武晓冬采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传统的文献整理和史源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了计算机信息处理等手段，对《存真环中图》进行全面、高效的辑佚和考证［88］。另外，李相昌对朝鲜太医许任的《针灸经验方》进行研究［89］。
其他方面研究
1、针灸的通史或各时代的研究
针灸的通史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黄龙祥主编的《中国针灸史图鉴》。该书分上下2卷，载图1 998幅，总745页，按内容分为“内景与外景”、“明堂与经络”、“器具与技法”、“处方与取穴”、“按摩与导引”、“医家·医籍·医学”、“其他”等7大类，是目前国内医学史领域最大的一部图集。该书既是文物收集、鉴定、保护等方面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又是中国针灸博物馆的形象大使和中国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90］。
阎杜海等总结了宋金元时期针灸学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91］，叶险峰等分析了宋代社会背景对针灸学的影响［92］，谭源生分析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针刺手法主要演变产生的原因及演变产生后对后世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当今针灸学发展提供借鉴［93］。
2、针灸学术的教育、传播、中外交流史
张永树研究了以承淡安为代表的澄江针灸学派在海外传播的史迹［94］，陈泽林等对中日两国针灸教育的历史进行了比较［95］，冯诗婉介绍了针灸医学在美国的历史和现状［96］，李照国等探讨了灸术在西方的早期历史［97］。朱兵认通过metu系统探讨经络的中外交流［98］。
3、针灸医学史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黄涛研究了古代文化因素对针灸选穴的影响，他认为由于针灸方中文化因素的混杂，影响了人们对古代针灸方的正确理解［99］、柴克义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对针灸学的影响［100］。
近五年来，针灸医学史特别是在针灸医家、医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有不少的学者从语言学、训诂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角度对针灸医学史展开研究，但总的来说，针灸医学史研究仍还很薄弱。今后，除了加强对于针灸的经络、腧穴、处方、取穴、临床、医家、医籍等方面研究外，应重视利用计算机的存储、检索等先进技术，对史料、医籍进行深入挖掘、系统整理、认真研究，以大力弘扬针灸医学。另外，还应加强对针灸近代史、教育史、中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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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药学史论文篇5
【摘 要】在《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实施过程中，采用多重方式，将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作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高校逐渐转换考核方式；高校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将其推动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课程。
关键词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学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8-0046-02
作者简介：袁莉萍，女，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专业搜索引擎、教育资源建设和网络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1XJJC710001）和塔里木大学高教研究项目“我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实效性研究”（项目批注号：TDGJ1118）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2007年《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正式成为新疆高校各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通用教材。这本教材共十章，其中历史观教育的内容占三章，主要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占五章，主要说明民族与民族问题、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占二章，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该课程在加强大学生历史观等方面教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这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为此，我们进行《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对加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极为重要。
一、改革教学内容
首先，教育部门要联合少数民族学者和汉族学者共同编纂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许多学者提出了该课程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上的不足。例如，宗永平认为：“教材内容的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教材某些地方重复现象较多”。吴恒同、陶小平认为该课程存在六个问题。例如:“《教程》目的与内容的矛盾；《教程》的政治性与内容广博性的矛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矛盾；部分章节篇幅与逻辑问题；《教程》与《中国近代史》的衔接问题；民族学生、民族教师语言障碍与教辅资料不足问题。”尽管自2000年以来学术界出版社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比如厉声先生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余太山先生主编《西域通史》、马大正先生著《新疆史鉴》、李树辉先生著《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等。然而，与悠久历史、民族多样和文化多元的新疆相比，这些分量仍然较少。尤其是被民汉学者一致称道的书籍更少。鉴于以民族划分新疆大致存在两种学术圈：一是汉语言学者学术圈，二是民语言学者学术圈。民汉学者沟通相对较少、民汉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汉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民语言、民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古汉语、民族与族群概念的混用等导致民汉学者对新疆历史的某些问题他人非5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我们必须出版民汉学者公认的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工程，“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实际情
况……编写一套分别适用于学校、工厂、农村、干部教育的教材。而教材作为使用量较大、发行面广、内容最成熟最基本并用于教学的一种有形载体，具有社会性、基础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学习性等特征。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需要，不仅要编写视觉教材，还要与之相配套编写听觉教材、视听教材。”这样能为新疆和谐发展奠定持久而坚实的基础。
其次，将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作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新世纪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加紧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宣传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导致部分高校学生国家观念出现偏差，国家认同出现动摇。”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维吾尔传统医药现已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维族传统药材主要是按照阿拉伯字母的顺序和药物功能等来分类，并且药材的名称是从维语直译为汉语。从中看似维药不同于中药，其实不然。维吾尔族传统医药材仍延续我国中医药材的传统，它们由矿物、植物和动物药材组成。‘植物药分为花、叶、皮、根、汁、果实、油、子等；动物药有毛皮、角、乳、油、粪便、蹄、血、蛋、皮、骨髓等；矿物药分为盐类、石类、金属类、宝石类、石油类、土类等。’据此，维吾尔族传统药材的起源和发展均与中华传统中医药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以中华文化反击所谓的“泛伊斯兰主义”、“共同突厥文化论”。 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文化馆和“博物馆作为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所以，我们要在全疆范围尤其是南疆每个县市建立中华文化的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以实物、遗址、遗迹等展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悠久历史，以此对抗境内外分裂势力。只要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实践教学课程中参观该馆就被灿烂的中华文化、厚重的西域历史感染，那么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会形成比较正确、客气和全面的历史观。因此，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是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改革教学手段
首先，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一堂课是否符合创造性教学的思想，最主要有两个特征：问题性和探究性。每一次授课形式上保持讲授法、讨论法交替使用，突出问题性和探究性。问题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作为载体，把教学内容问题化，通过问题来展开探究，以问题解决来建构知识的教学模式，操作策略是：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研究假设，自主探究，解决问题，应用一般。这一过程伴随着师生互动，合作交流，相互学习。对于探究法，教师应注意讨论的前期准备、讨论内容选择、讨论氛围把握、讨论过程调控等环节的驾驭。”总之，只有以多种教学手段才能达到教学效果。
其次，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教学方式，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课题曾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组织了问卷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最受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的依次为‘看电教片’、‘社会实践、演讲、辩论’、‘专题报告’和‘传统授课’，比例分别为43、2%、35、7%、16、3%和4、8%。可见，前三种教学方式因能调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在参与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受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青眛。”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绝大多数以“传统授课”为主，还要增加学生辩论、专题报告和电教片的力度。比如，我们针对新疆曾创造灿烂的丝绸之路文明，让学生讲述新疆丝绸之路印记的主题报告，以增加学生对新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认识。
三、改革教学考核
首先，高校要逐渐改革考核方式。《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该课程的教育，“通过外在的思想交流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观念，变他律为自律”，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因此，考核方式主要是对学生思想观念、学习过程、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考核。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是以考试为主。考试作为最后的评判标准，在某种情况下是很难准确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我们可以推行如下考核方式：即平时成绩（30%）+试卷成绩（50%）+课外实践教学（20%）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为课堂表现、上课出勤、平时作业等。试卷成绩按照民汉学生采取不同方式即民族学生采取开卷考试，汉族学生采取闭卷考试。试卷题型一般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课外实践教学主要为读后感、观后感、讲课成绩、演讲比赛成绩、调研报告等。这样的考核方式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情况。
其次，高校要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切实增强学生的认同感，使学生主动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环节的安排，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口头交流以及写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做好《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工作，就必须长期坚持‘三结合’原则，即与课堂理论相结合，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堂的教学、校园文化的活动以及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总之，《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上都需要进行创新，增强课程的实效性，让它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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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药学史论文篇6
论文摘要:高等中医药教育要取得长足进步，必须加强时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树立时中医药发展的信心和正确的中医药科学观;遵从中医药的理论体系，科学设五课程;适应医学发展趋势，走多学科发展之路;改变教育模式，强调创新，草重学术个性，不把中医药理论视为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善于或勇于抛弃中医药理论中不合理或欠科学的成分，汲取西医药分析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与现代科技结合、与西医药取长补短和相互渗透中求创新。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市场将全面开放，我国的经济将真正进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高等中医药教育和其他行业一样，将面对加入wto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需要迎接新的挑战。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在这种背景下，高等中医教育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中医人才，中医学科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加强思想教育、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和正确的中医科学观
目前中医发展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际上是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其实西医是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医也是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应该看到中医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模糊论科学，是一种传统科学。www、133229、coM传统科学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早期，是从整体出发来认识世界而构建的“知识系统”，中医学是其典型的代表。从整体出发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集中地体现在濡家的典藉《周易》之中。只有肯定中医是科学的，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才能让人们认识到中医是民族和世界宝贵文化遗产，值得发扬光大，才会有更多的人关心中医，投入到中医的复兴事业中来。
如何引导学子树立对中医的牢固信心，是中医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标准。加强中医院校在校生的思想教育，通过医学伦理课，各种讲座等方式，明确学习目的，使之产生紧迫感和责任感，从而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中医的学习和工作中去。学好中医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相当难度的，通过医学史、思想道德修养、医学伦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和其他辅助手段让学生深切体会中医的价值，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学习韧劲和敢于迎难而上的精神至关重要。
2遵从中医的理论体系、科学设置课程
几十年来中医教育上的问题，主要是课程设置没有严格遵照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知识结构包括4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以中国春秋一秦汉之际的文、史、哲和其它学科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第二，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及以温病学为代表的经典医著，确立了中医药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奠定了中医药学辨证论治的原则和范式第三，《伤寒杂病论》、温病学以及出于历代临床医家之手的代表性医著，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核心第四，以中药治疗为主体，包括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等疗法。
课程设置是实施教学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要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教师才可能依据教材并通过合理的教学方式，培养出合格的高级中医人才。当然，西医的课程不是不要，而是应当安排在中医高等教育的高年级阶段。中医的知识比较抽象，西医的知识比较直观当学生牢牢地把握了中医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以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西药知识，才是科学、明智的安排。
3适应医学的发展趋势、走多学科发展之路
高等中医教育要适应医学的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要在中医教育、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医诊治疾病等方面取得创造性的成果。现代科技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很多新理论的产生和技术创新都是学科交叉碰撞的结果。由此，在注重专业培养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这已成为国际专业教育改革的新潮流:作为高等中医教育，很有必要开设中国古代哲学、社会关系学、地理生态学、医药管理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数学具有高度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泛的应用性及辩证性，它不但对于培养中医专业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及临床应变的敏捷性和准确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在培养和赋予学生的科研能力上是其它任何科学都不能替代的:作为中医药科学研究基础的高等中医教育，只有走多学科发展之路，才能为中医的继承和发展造就高素质人才。
4改变教育模式、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中医人才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一临床课一毕业实习三部曲培养模式，但中医人才成长缓慢及毕业生理论与实践脱节、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已成为目前高等中医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转变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科学的教育方法，提倡开放、创造、科学、民主、多样的教育理念，建立恰当的教学评估标准，建立“课堂实践同步，以学生为中心，实践为重点，提高科研动手能力为目的”的高等中医教育模式，真正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化中医专门人才是当务之急:
5强调创新、尊重学术个性、推广多媒体教学、推进中医高等教育
中医学的特征是具有个性的，历史上许多名医就具有各自人格的魅力和独特的视角以及诊疗风格，要培养造就新世纪的名中医，就必须重视对学生学术个性的培养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7
摘要：在中国本土的科学之中，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门独立的学术，虽然其在清朝末年，由于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直至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医文化会在西方医学的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而幸存下来呢？中国本土医学文化自古就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那么其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关键词：历史演进；本土医学；西方医学；过去；未来
毋庸置疑，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发生了多次疾病。在中国正史以及地方史志等史书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疫”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持续时间长，记载量也很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疫病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连续性的。面对疾病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身体观以及医学文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替代品，是一种柔软的治疗体系，然而实际上中国医学是在治疗传染病的多次尝试中形成体系的。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采用辨证治疗。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金元以来，中医开始没落。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从20世纪初起，西方的医学便开始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医学，西方科学从基本原理到技术应用中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的身体的系统知识，基本上已统一了世界，成功地突破了一切国家、民族或文化的界线。19世纪是西方医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其治疗效应迅速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相形之下，东亚的传统药学不免为之黯然失色，日本首先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医疗体制，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于这一新潮流之外。在西医取代中医的过程中，中医的性质问题曾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有关中西医论争的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学史界已有过不少的专门著述，但因资料的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后。路彩霞在“中医存费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一文中指出，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波及天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路彩霞认为此次论战是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争论。天津中医与《大公报》之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明清时期医药职业逐渐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行为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朝末年。1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医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借着近代媒体的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国医学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的科学之中，医学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门独立的学术，甚至在唐、宋科举考试中设有医学专科。直至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医文化会在西方医学的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而幸存下来呢？这源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中华名族既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文化的诠释者。当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中时，于是造就了中医学的浩瀚之作。这种寓创造于解释，寓革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有着系统的统一性。2同时中国医学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讲究人生哲理，强调和谐互补和天人合一，这使得几千年中医医道虽老不衰。
源远流长的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直至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那么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呼声，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显然符合这一国际趋势所追求的理念。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让中医文化精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十几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几千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通过两千年发展实践形成的中医药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加速吸收并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包括西医西药学的知识和技术,以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护好中国先民所创造的这一伟大的充满着智慧和民族精神文化瑰宝。
注 释：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8
时展到今天,包括中医学、蒙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时代。19世纪中期起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1](P、55)从那时起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经典其权威性尚且受到质疑,包括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传统理论与经验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传统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史,基本上属于它的衰落史。然而,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给人们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鉴于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人们在返璞归真中,重新思考着传统医学、民族医学的价值和作用。医学人类学者亦提出了“多元医疗模式”(medicalpluralism)的概念,分析探讨在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体系和医疗资源如何共生、共存。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并以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医疗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为例,分析探讨多元医疗模式的存在带给人们的多样化选择。以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及医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论文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 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对本地区、本民族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有深入的探索和独特的疗效,对当地植物、动物、矿物的深刻认识和有效利用,反映了民族医药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性。除一般的药物疗法外,民族医学的外治疗法多种多样。
蒙医药学除具有上述民族医学的一般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蒙医药学是在游牧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处处体现出游牧文化的特征。
首先,与中药相比剂量小,用药量成人每次不超过2~3克。便于保存和携带,适合游牧。此外,蒙药还具有取材广泛、来源丰富、加工炮制简单、疗效肯定、副作用小等特点。
其次,除药物治疗外,还有放血疗法、灸疗法、针刺疗法、浸浴疗法、罨敷疗法、熏蒸疗法、按摩疗法、“以震治震”的正脑术等多种传统疗术,这些传统疗术以其疗效神奇、民族特点突出而享有盛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外伤治疗、骨科发达。蒙古族传统整骨术是以手法复位、夹板固定、喷酒按摩、功能锻炼等行为疗法为主,辅以蒙药治疗、饮食调节等综合性治疗方法。蒙古族传统整骨术的最大特点是体外施治,一般不需要做手术。具有操作易行安全,不受环境条件限制,患者痛苦小,愈合快,合并症少,功能恢复好等优点。
酸马奶疗法是蒙古族典型的绿色食品疗法,历史悠久。蒙古人以此法健身、治病,它是用马奶经过发酵制成的一种保健饮料,适用于肝中毒、心脏病、高血压、肺痨、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第三,在处理一般常见病的基础上,对牧区的多发病、常见病及疑难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疗效显着。如,对痛风、风湿病、肠胃等消化疾病、中风等脉系病、心脑血管病、骨折、脱臼、脑震荡等都有独特的疗法。
第四,动物药多。内蒙古的药用动物有100种以上,其中蒙药应用的有66种。家畜和动物脏器是生物药物最主要的原料。此外,还发现和利用了动物的血、肉、骨、角、结石、粪便等成分的药用价值。
如上所述,蒙古族传统医学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自古以来,深得广大蒙古族患者的信赖。时至今日,依然是蒙古族就医时的主要选择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一起,共同承担着当地人民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
三、当代蒙古族医疗选择的多样化格局
地方医疗体系包容了一个社会中与健康有关的许多成分,包括了一群人或一个社会所能够利用的全部医疗资源。目前可供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选择的医疗资源有三类:第一类,以蒙医药为主的传统医疗;第二类,西医;第三类,民间医疗。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选择使用,形成三个部分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叠的现象。尽管在蒙古族内部对医疗资源的选择存在异质性,但对于生活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的蒙古族牧民而言,对蒙医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蒙医蒙药有很强的认同感和依赖,同时也不排斥西医等其他医疗手段。
下面介绍的案例是根据笔者2005年7月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所做的实地调查整理而成。笔者认为,能够基本反映蒙医药在牧区和蒙古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的使用情况以及蒙古族牧民、农民的医疗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解读
阿古拉镇的医疗资源及人们的就医行为阿古拉镇地处科尔沁左翼后旗中部的沙坨地区,距旗政府所在地甘旗卡镇120华里,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阿古拉中心卫生院作为该镇主要医疗机构,承担着本镇居民和所属嘎查农牧民的防病治病、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以及村级卫生室建设等工作。阿古拉中心卫生院始建于1953年,初为合作医疗形式,到20世纪60年代变为苏木卫生院, 2001年阿古拉撤苏木建镇,该院亦变为镇卫生院, 2002晋升为中心卫生院。
该院在岗的11位大夫全部是蒙医,其中的5人是从社会上聘请的有多年行医经验的蒙医。院长格日勒图,毕业于内蒙古蒙医学院,其余为卫校毕业。当地是蒙古族聚居区,对蒙医蒙药有较高的需求。卫校毕业的人中有的是学西医的,到阿古拉中心卫生院工作后,都要跟着老蒙医学习蒙医。
特色科室有蒙医传统理疗科:该科应用蒙医传统疗法如放血、针灸、按摩、拔罐等方法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蒙医传统骨科:运用传统蒙医整骨术,治疗各种骨伤、骨折等。蒙医内科:用蒙药治疗急、慢性肝炎,胃肠炎等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各种传染病。
院长格日勒图介绍说,当 地冬季气候寒冷,农牧民一年四季在野外干活,外感风寒,故风湿病较多。其次是胃病等消化道疾病。主要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卫生条件较差,生活水平低,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他还介绍,当地人求医多选择蒙医,认为蒙药疗效好,副作用小、便宜。对西医的选择多是打针和“挂吊瓶”(指输液),认为见效快。得了大病和急性病,多去旗医院或通辽市医院找西医检查治疗,病情缓解后,会继续吃蒙药治疗。当地患者选择阿古拉卫生院就医的原因,据院长分析,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路近方便;二是大夫好药好。该院的几位蒙医大夫对有些病治得很好,如用蒙药治疗肝病、胃肠道疾病等有很好的疗效;还有的大夫掌握一定的蒙古族传统疗术,如放血、针灸、接骨等技术;三是花费少,如检查费比大医院便宜一半,一般是几十块钱。治疗费、药费也比大医院便宜;四是语言通,手续简单。
结合上述案例,笔者认为蒙古族就医行为的选择依据如下:
首先,民族医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千锤百炼传承下来,大都有深厚的积淀,疗效确切。即使是生活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其就医行为一般而言也是理性的,蒙古族牧民就医时首选蒙医蒙药,蒙医药的良好疗效是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对牧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治疗优势尤为显着。
其次,根据病情和病症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医疗手段。确诊疾病时往往求助于西医,因为西医先进的检验手段是传统医学无法企及的。对于重病和急性病,先去找西医检查治疗,病情缓解和稳定后,用西医治疗的同时,也会找蒙医治疗。如果是慢性病或西医无法确诊的疑难病症,多选择吃蒙药,认为蒙药副作用小,不仅能治标而且能治本。对西医的选择多是手术、打针和输液。第三,经济的考虑。在西医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蒙医药仍然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价格相对低廉,符合目前大多数患者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大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收入较低的牧民、农民望而却步。第四,医患关系及语言交流的便利。医患关系是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由于文化背景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不同文化中治病的场所及在该场所中医生与病人的互动有时区别甚大。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对成功治愈病患有至关重要的意义。[5](P、163-166)对于牧民来说,语言也会成为一个交流的障碍。蒙医与牧民交流起来无疑更自如、轻松、有效。
第五,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不可否认,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解决人们所有的健康问题。许多病人在利用西医治疗无效后,就会把求医的眼光投向西医以外的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