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精选8篇)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1
[关键词]玻璃;陶瓷;信息;“李约瑟难题”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001-03
一、西方玻璃与中国陶瓷
西方玻璃技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国际考古界逐渐确认了公元前20―15世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世界玻璃制造的发源地,公元1―4世纪罗马时的吹制玻璃器皿已很完美。显然中国是陶瓷大国,中国瓷器发展经历三次飞跃。中国古代玻璃无论相对瓷器还是相对西方玻璃都处于弱势地位或从属地位。
一定意义上,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玻璃的生产与使用就没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我们知道,西方丹家及炼金术士很早就在实验室中普遍使用玻璃仪器,显微镜发明的事实使人类的眼界走入微观世界,它的发明对生物学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望远镜的发明有革命性意义。“日心说”的胜利归功于伽利略的直接明证,而他的证据的取得就在于自1609年后他首先使用望远镜对天体加以观测研究。伽利略的观测结果使哥白尼的理论得到同代人的认可,如,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周运动改为椭圆轨道后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接着牛顿在此基础上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于数学公式,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二、玻璃与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
在玻璃与陶瓷的生产和使用及其不同作用中,笔者以为,生动地体现着西方与中国的两类不同的信息、文化传统。
从信息论角度说,人与其工具系统存在着“全息统一、相协进化”的关系。因为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进化着的体外的物化工具的中介而展开、来完成,在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的方式的进化中集中体现着新的物化工具的进化水平,而在新的物化工具水平上也直接凝结着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方式的进化。这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样,中国陶瓷作为“体外的物化工具”就是从华夏大地上生长出的有代表性中国文化,同时,陶瓷反过来又塑造着中国文化。
因为,从认识论看,人,作为一个高级的智能系统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外部世界存在的客体信息转变成为知识(认知)”。而显然正是“信息”在多重意义、层次和尺度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发生和过程展开的中介环节,或者说,“信息”是认识构成一个现实的过程的主客体之间的“中介”。
我们同样认为,人类的信息认识活动有其共同的特征和普遍规律,但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自有其特点。这是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中传递,而人的感官功能的特异化,恰恰可以对自身统一的混沌客体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相对于某一感官的抽取;这种抽取产生的固然是对客体某一方面特征的映象,但是,它却是依赖于感官结构的相对映象。这个相对映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感知对象的哪一方面的特征依赖于特定的感官结构,如眼睛看不到气味,耳朵听不到颜色;二是就某一感官映象的状况来看,它也不能不受到产生这一感觉映象的感官结构的限制,如人的视觉不同于青蛙和猫头鹰的视觉,有色盲的人的视觉也不同于正常人的视觉。由于主体的这种参照系作用,客体的映象是在主体状态对客体信息的整合和规范下在主体中建构出来的,主体对这个建构出来的客体映象并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直接内在的建构者。所以,我们创造的世界既是真实世界的“影子”,也是我们的“特定”精神世界的“影子”。
通常的共识,我们中国人所把握的特定世界的特征,如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理的文化;中国文化注重直觉体验,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分析等等。显然,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与玻璃中的信息、文化世界的区别。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更注重“悟”、“内省”与“心智”的力量,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信息、文化世界。而西方玻璃中的世界更是一个注重视觉影像、眼睛观看的一个外向的、透明的信息文化世界。
应当说明,一方面,眼睛并不是单独工作的,而是作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工作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看,都受整个身心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眼睛只是人的感官的一种,除了视觉,人类还可以利用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来感知外在世界。但是,视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人类的认知方面则具有特别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人对视觉的依赖感是很强的,正如“视觉思维”研究开创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视觉是人类活动中最有效的感官。”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认识器官中,眼睛最敏捷,人脑获取信息,来自它的信息比例最大。如此,通过具体的有所侧重的信息活动方式,或者视觉中的影像信息、文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探悉认知主体是如何思考与理解世界的。这正显示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不同的信息、文化特征。
三、信息度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一般表述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的“破解”是因为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我国学者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李约瑟本人的回答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决定论”,与此相似的还有“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等。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予以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还没有回答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而以更微观视角分析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科学技术可以视为一种信息、文化现象。它是把握、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而就科学技术表现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方面来看,它是人所创造的信息、文化的实现了的形态。在科学技术中,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达到的结果直接地统一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产物直接统一着。因此,从信息、文化的不同传统来回答“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有效的思路,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方式与其赖以展开和完成的物化工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必然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规定,所以,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陶瓷与西方玻璃作为实例分析是问题破解的一个突
破口。
从现象上说,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革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玻璃业,但它的发展及影响可以到忽略不记的地步。显然,中国是陶瓷、冶金大国,所以,中国古代丹家主要使用陶瓷和金属器具。中国古代丹家不研究气体及对液体反应研究不多,无疑都和使用器具的不透明性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利用玻璃的透明性直接用眼睛观看物质反应、变化的现象,进而错过了许多发现的机会,消弱了中国古代化学的成就。因此,可以认为,玻璃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中国古代化学向近代的演进。同样,在天文观测和生物观察上,由于玻璃仪器发明的欠缺也不能作出相应的重大发现。所以,仅从仪器工具的角度看,这在技术条件上使中国失去了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科学是一个探寻知识信息的系统,而探寻知识信息的途径必需依靠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取的结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统一规范的,可重复的。陶瓷中的信息、文化特征是一种崇尚悟性的文化,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多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也不能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先天的智慧和悟性,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例如中医,文学,哲学,戏曲等等。讲求悟性,不注意寻求方法论,往往不善于对方法进行积累和简单化。而任何知识信息如果没有方法论,如果没有对知识信息进行总结、归纳,一般人就很难进入这个领域,即使进入了也要“从新”开始,这本身就影响了知识信息的继续积累更新和发展进化。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方法论上不注重眼睛的观察,不重视视觉影像信息。这里,可以由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进行说明。古老的汉字更多的反映了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然而,这种所谓可直接“视读”的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所视之世界更多的非着眼于描摹客观事物。因为,象形之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是直觉、主观体验。虽然,一方面,可以说每个象形字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创造性思维信息,但是,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文化信息世界,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客观事物的神秘想象。相反,玻璃中的视觉信息世界是一种近乎“直接”的思维,它根据对事物的生动视觉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是社会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然而,不透明的陶瓷,一定程度上“封闭”了中国人的视野,而把中国人神秘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向的世界意识;而西方人借着玻璃的敞亮把其世界向外穿越,形成了一个开放、扩张的世界意识。
以上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透明的中国陶瓷及其相生的信息、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困顿于对自然的神秘想象,而西方人却借着玻璃的敞亮开创出近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实现了近代科学技术的革命。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复合型图书馆优化配置重点学科学科馆员
知识经济的变革给高等教育带来新机遇。高校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高校图书馆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占整个国家文献资源的69、23%,同时它也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并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辅助高等院校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如何保持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任重道远的课题。广义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种向前的发展模式,既能够满足目前的需要,未来也有持续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成熟的发展模式,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1]。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高校图书馆建设要有前瞻性,要具有动力机制,包括激励、评价、约束、规范的机制,并且要有长远规划,做到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相结合。
1把握机遇,以可持续发展观制定复合型图书馆的发展战略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使图书馆的存在形式与服务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经过了近十年的研究与实践,由于版权、安全性能和阅读习惯等方面表现出的缺陷,数字图书馆并未能取代传统图书馆,因而载体多元化必将导致复合型图书馆的长期存在。复合型图书馆作为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有机融合体,是图书馆当前发展的自然延伸和现实选择[2],也是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长期存在的新模式。
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化比重在不断提高,网络服务随之蓬勃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重点高校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已具有一定规模,其中在北大、清华图书馆里,分布在几十个不同平台上的数据库就多达300多个。其他多数高校图书馆采用引进和自建数据库的方式,也构建了不同规模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具备了复合图书馆的雏形。因此高校图书馆理应率先走在复合图书馆建设的前列,以复合性建设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加强应变能力与可扩展能力,实现图书馆多种知识载体的复合,图书馆传统业务与数字化现代业务之复合,以及信息服务大众化与个性化之复合。
2复合型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复合图书馆中,传统图书馆馆藏、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库以及虚拟网络信息资源形成了最基本的信息资源框架。将各类型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与有机整合、管理与利用,实现各类型资源一体化服务是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图书馆建设的重要任务。
2、1审时度势,加大动态的虚拟馆藏建设,增加数字文献的收藏
动态的虚拟馆藏建设可以有效缓解空间有限与资源增长的矛盾。当前信息生态瞬息万变,网际空间的信息高速流动,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不断加快,虚拟馆藏丰富了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基础,拓展了服务的广阔空间。高校图书馆不仅要增加数字文献的收藏,还要采用多种方法对虚拟馆藏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与揭示,如建立专业信息资源指引库和学科导航库。指引库和导航库是动态的信息,向用户提供某一主题或学科资源的分布,采用主题树浏览方式进行组织,它将已获得的信息资源的索引按照主题分级加以组织,用户可以逐级浏览,直至找到所需要的信息线索,进而通过信息线索找到相应的网络信息资源。
2、2重视对数字资源的评估,保持数字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资源改变了文献信息资源的组成结构与服务模式,高校图书馆每年用于购买数字资源的经费已经占到全年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面对种类繁多的数字资源,必须科学地引进经济适用、使用价值高的数字资源,并对数字资源进行科学的评估。首先,应对数字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得出各种数据包括数据库使用率、用户满意度调查[3]、人均全文下载量、读者人均服务成本与数据库次均服务成本等,并以此作为评估的依据。同时还要评估信息的质量包括学术水平、时效性、连续性和信息的广度与深度,最后为各指标设定权重得出一套评估体系[4]。对数字资源进行科学的评估,可以指导数字资源的合理采购以优化馆藏结构,还能够全面及时地了解数字资源的利用情况,针对性地对数字资源库的使用进行宣传和培训,以达到数字资源建设的合理化、科学化与数字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3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竞争力,是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1加强学科与重点学科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强化高校特色,提高竞争力
重点学科是高校核心竞争力之一,图书馆要在经费分配上充分考虑相关文献资源的购置、订阅和维护的需求。重点学科的专业藏书要保证有国内外专业权威性的专著、具有代表性观点的专著、各阶段上有影响的论著,对争鸣性的论著也可做部分收藏,对外文文献也要给予足够重视。科技情报信息量大部分由期刊提供,因此高校图书馆在期刊征订时,坚持让学科有关专家参与期刊的选订工作,全面、系统地收藏重点学科期刊;选择性收藏有关学科期刊;保持重点学科的核心期刊的连续性;注重科学合理地采购与本校重点学科对口的外文期刊,以满足重点学科研究人员对国外最新科技动态的需要;强调博士学位论文的收录,对于重点学科的部级或省部级专家的论文,图书馆可以组织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本馆数字资源、专家提供和出版社提供多种渠道获取资料,将他们的论文收集归档、整理并数字化、网络化,形成具有学科特色和学术优势的数据库,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数据更新。
3、2设立学科馆员制度,开展学科化信息服务,突出高校图书馆的个性化、特色化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中的有机体,顺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新。学科馆员制度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阶段,高校教师从事的科研工作,从制定科研计划、申请课题、实验研究到出成果,都需要大量时间进行信息检索。信息需求贯穿整个科研,并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科馆员是同时具备学科专业知识与图情知识的图书馆员,因此学科馆员可以利用学科背景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与高质量的系统信息服务。这种个性化信息服务全面客观地分析学科用户的信息需求,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过滤,得到用户所需求的、个性化的信息资源精品。第一代学科馆员主要有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学科联络员,分散在原来工作岗位上,兼职完成学科馆员的工作;另一种是通过成立独立的学科馆员领导小组,学科馆员集中组织、全职工作。作为信息咨询专家,学科馆员与对口学科研究人员、学习型组织成员等协同工作,参与数字图书馆技术研究,使数字图书馆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资源,并提供预见。实现数字图书馆系统和用户信息环境的无缝集成。其服务手段更加多样性,如电子邮件、BBS、BLOG、Wiki、虚拟交流、专题网站、协作式服务等,新的服务方式有主动推送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数字参考咨询服务、E-learning等[5]。
3、3积极发挥教育职能,突显高校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图书馆不仅是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学校文化底蕴的聚集地。高校图书馆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需要,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高校馆的教育职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艺术修养水平。图书馆实体建筑是读者与信息、读者与馆员以及读者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场所,因此,对图书馆的评价在于其综合服务能力,它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营造了包含各种因素在内的书香文化空间[6]。在当前新的环境与形式下,图书馆也应积极开发网络交流的空间,论坛BBS与博客Blog等,加强与读者的互动。随着信息化发展的深入,信息素质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添了新的内容,信息道德等问题越来越体现出重要性。在进行信息素质教育时,应加重信息道德相关的内容的比重,包括学习信息法律、法规,抵制违法信息行为,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正确处理信息创造、传播、使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英图书馆2008年4月10日开展了来自大英图书馆商业及知识产权中心新的交互式在线课程教育,帮助个人和小型企业随时随地了解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7]。因此,在信息素质教育中加入一定的知识产权的学习,加强知识产权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保障,尤其对于理工科学生,学习知识产权中专利的内容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4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新知识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型人才直接影响着组织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新型图书馆员应该是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如何培养与激励新型图书馆员,是图书馆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中心内容[8]。建立高素质的学科馆员队伍是有效地开展学科化特色信息服务的根本保障,因此,才能将“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落到实处。然而在现实中学科馆员制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阻滞,没有好的管理,学科馆员才不能尽其用;没有好的激励机制,不能激发学科馆员的工作热情;没有给予良好的待遇,人才的流失不可避免。而且学科馆员制度发展必然导致传统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重组,包括服务功能的重组以及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些都需要创新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建立新型的管理制度,树立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总之,只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图书馆员自身的智慧与才干,形成强大的集体合力,才能推动图书馆业务不断发展,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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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3
>> 论中学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有效利用 论《新课标下信息技术与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整合》 论公共政策解读中的冲突与整合 浅谈利用信息技术与物理的整合 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合 论档案利用与档案传播的整合 论新闻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农村中小学利用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教学现状 农村小学信息科技与体育教学的整合研究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问题与对策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及整合策略分析 论信息技术与数学的整合 论数学教学与信息技术度的整合 论信息技术与音乐教学的整合 论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的整合 论信息技术与化学教学的整合 论中学体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论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整合的过程 论信息技术与体育学科的整合 论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整合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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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4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哲学:科学与人文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40-04
作者简介:马兰(1975-),女,广东台山人,哲学博士,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当代科学研究有一个新动向,就是越来越重视对生命世界及意识问题的探索,原来只在哲学范围内对意识、行为、知识和规范的探讨,逐步纳入到科学的研究领域内,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可能。尤其是上世纪末启动的人类脑计划项目加强了对人类大脑的理解,将大脑与人类行为密切联系,探索人的情感、认知、记忆、甚至自由意志的神经基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而其中的核心技术便是脑成像及脑-计算机接口技术。对脑图像信息提取、处理、识别、解码计算读取凸显了以计算思维为特征,以生命网络、社会网络、神经网络为研究目标的计算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尤其是生物信息学和整个计算机革命等方面的巨大成功。而这些科学的核心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理论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这种范式的转换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需要,正以最深刻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文化与生活。
一、信息化生存与信息哲学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等各种硬件设备及软件工具与科学方法,对各种信息进行获取、加工、存储、传输与使用的技术之和。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就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极具诱惑力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世界。现在,这一切已经几乎全部成为现实,并且以超出他想象的速度前进。
信息化生存被看成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无不渗透着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农业革命带给人们的是丰富的食物,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是充足的商品,那么现代的信息革命带来的则是大量的信息和畅通的交流。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并不亚于任何人类的伟大发明,电脑网络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把人从现实世界带到数字化的虚拟世界,海量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被收集、存储和分析。互联网使我们能够随时看到文化动态、公众舆论、政治事件、商务消息,无论是宽带网、无线通信还是智能终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传送到越来越多的人手中。人们正在享受信息革命带来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交通、医疗、金融、教育领域中的众多技术要依赖于微处理器来进行操作,众多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所需的基础设施也要依赖于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信息技术已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经济而又高效的解决许多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社区管理、电子健康医疗等。今天的现代文明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化的生存方式独领,迅猛发展,“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与信息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信息化生存将信息技术视为一个工件,或是视为人类实现其目标和成果的工具。信息技术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侵入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当人们要实现某种目的,信息技术就会实现某种影响力,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手段和方式方法。美国科学院列出的21世纪的重大挑战的工程——医疗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大脑研究工程,几乎都是信息科学与其它领域的交叉学科。在整个21世纪,信息科学与技术将与生物、纳米、认知等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向各个行业渗透,能够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要素。不仅如此,信息作为最重要的资产成为不同组织和个人争夺聚集的对象,脱颖而出的信息网络成为权力、财富和智慧的象征。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开放式和非层次结构或多或少也可以导致运用它的社会变得更开放,人的自由度无限增大,以致在网络世界里“你想怎样就怎样”。在信息时代,人们不但依赖计算机延伸了自己的脑力,使人类生存能力得到了飞跃,并且创造了虚拟生存的方式。托夫勒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电脑,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信息社会的权力话语为当今世界产生了弥漫性的影响。海德格尔早就将技术作为批判的对象,阿尔伯特伯格曼认为技术是一种表现的态度,现象学家认为技术体现的是与人类关系的现象。但是。作为人类实现其成果与目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信息技术不应当只被塑造成为实现权力话语的工具,这不利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也不利于一个包容性的信息社会的发展。在一个包容性的信息社会中,任何人都有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的机会和权力。在一个包容性的信息社会中,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具有获得信息、思想和知识的自由与能力,消除获取经济、社会、政治、卫生、文化、教育和科技信息方面存在的障碍,加强公用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所有人均能有平等的机会普遍获取科技知识、创造和传播科技信息。2005年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宣言》中指出,未来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要使个体、社区和所有阶层人们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在社会范围内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以发展为目的的信息社会,使其成为人人能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工具。包容性信息社会使信息技术成为21世纪现实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工具,信息科学技术会成为满足人们生活与文化需求的主业。信息化生存将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将先在的生存态度转向了现存的世界。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创造出更具智慧更理想的工具,构建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一旦技术上允许,世界就会以特别的方式呈现,作为人存在的意义与行为的表征。
信息化生存将信息技术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信息技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成分、一个成员、一个要素,或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系统中一个要素的改变尤其是一个重要要素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要素或是整个系统的变化。在工业社会中,机械代替人的体力,制造业是主导产业,大量生产耐用品,现代工厂作为物质生产的中心,是整个工业社会结构中的象征。而在信息社会中,计算机技术代替人的脑力,以知识产业为主导,大量生产知识和信息,信息社会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为基础的信息公用事业成为社会基本结构和象征,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影响是渗透式的,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服务全社会为价值目标,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今天,我们把智能手机挂在腰间,笔记本电脑随身携带,上网冲浪成为社会生活中常态,甚至我们的大脑也可以被扫描成图像信息交给技术去处理,这种围绕信息而进行的技术革命,根本性的影响了我们的出生、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甚至死亡的方式。通常人们没有考虑到这项技术产生的复杂因素,而当今的社会已然处于信息开发和设计的复杂进程中。在开发和设计过程中似乎有很多其他选择可以排除这种技术的出现。比如文化、政治或是经济因素。如人文主义者以侵犯人的自由为理由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技术,对现代技术进行反思与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没有考虑到技术本身已是复杂和微妙的社会进程的成果,不单是某种文化或是政治力量完全能主宰的,而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一种方式,信息化生存已将信息技术深刻镶嵌入社会结构体系中,作为一种无法退去的浪潮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
信息化生存将人的意识、情感和道德信息化。从信息的角度考察人的认识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以信息加工观点研究认知过程是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主流,当然这也得益于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认为能发现与人的意志、情感、品质、道德等相关的大脑物质的态度不再停留在哲学层面的争论。实证的突破性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获得2003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磁共振成像以及以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就是吸收并整合了信息技术在内的不同技术,在获取、编译、传输、变换、存取、加工、创造、控制图像信息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学家通过脑成像技术可以获得人体网络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许多图像信息,对人的情感、意识和道德决策进行更全面的人工机器的模拟和计算,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在实践层面上,神经科学家已经能够做到用脑扫描的方式进行心理检查、提高人的注意力、增强人的记忆和学习能力但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发展到用大脑器官、肢体来交流意义,实行大脑对话,而只能借助感觉器官、肢体来交流大脑劳动的结果。于是,人脑的内部信息必须由外部表达才能被感知,因此作为信息化存在的人也就离不开信息技术。口]通过信息理解人的意识、情感甚至道德与大脑物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化生存通过编织一种共同的信息符号描述、模拟、控制人的认知状态,趋向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代替人的脑力,成了一种迫切的文化需要。
二、信息哲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哲学
信息哲学是在反思信息技术及其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一方面以人文学者对技术的批判为路径,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以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的批判,认为技术遮蔽人的自由,会给人类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则是科学领域内建设性的发展,以人工智能、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等意向性科学的发展提出的哲学问题而向前推进。
信息哲学领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目前对它的称谓还没有统一的专门术语,信息哲学、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数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计算机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定义实际上具有同等层次的意义。总的来说,“计算机哲学”和“信息哲学”使用得更广泛,“信息”术语倾向于信息系统,“计算机”与“计算”一词涵义相同,计算机科学是作为交叉科学出现的最常用的术语,它应用了数学及3D建模可视化和计算机模拟方式,高效处理大型数据集。但数据并不等于信息,数据只是信息的源泉。
从目前学界的术语使用情况看,信息哲学似乎涉及到更宽广的领域,包括多种不同的计算机科学方面,有计算机理论、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和信息系统。信息哲学与当代新兴的生命哲学、工程哲学一样,有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只谈论本体论与认识论要素的特点,还包涵着价值论的研究,如信息伦理、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等应用伦理学方面的内容。信息哲学已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目前。信息哲学在本体论方面关注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追问信息的基础性地位,探讨什么是信息。
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领域和时期答案不尽相同。在20世纪初维纳较早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把信息比作负熵,这种实用主义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科学的方法,供人们在经验层面理解信息。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操作存储数字实现运行程序的计算机的发明,数字通信的问题首先得到探讨,20世纪50年代,生命科学中的信息证明了遗传特性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数字代码生成的。信息代表着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信息”一词是从可以测量的科学知识中转化来的代名词,如在物理学、生物学中可以认为,信息是对行为的通知,从发出到接收通知的接收器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并确定信息。现代通信理论则是决定信息如何传递与接受的数学式的量化通讯。当从哲学上谈论信息的本质时,维纳强调了信息不同于物质的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也给哲学家提出了新的命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信息”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其核心思想通常是来自哲学家达米特(Duramett)的观点。达米特认为信息是比知识更基础的概念,知识代表所有人类保存的信息创造,包括人类头脑中的信息与各种书籍及网络提供的信息。我国较早对信息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邬煜教授认为。从信息的存在方式来看,信息不是一个具体的直接物质存在形式,信息是在表征、表现、外化、显示事物及其特征的意义上构成自身的存在价值的。本体论层次上。信息被视作为它所表现的事物特征的间接存在形式。是世界的本质和说明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超出了物质或意识的本体。
信息哲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哲学。根据西方信息哲学的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F、弗洛里迪(Floridi)的定义,信息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学科,涉及到信息的概念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包括它的计算和流程,以及信息理论的应用和计算机方法中的哲学问题。佛洛里迪的定义十分广泛,包括了信息理论与哲学问题。2002年,佛罗里迪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一书中以人工智能哲学命名了还不成熟的信息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人和机器中基本智能的计算原则,发展以信息和数据作为计算的基础,与人沟通、感知并与物理世界相互作用。刘刚认为,信息的科学研究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还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论证,形成了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的新的理论体系,引导并规范着信息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信息哲学将信息的某种形式或关联现象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力求探索其在人类文化和一切领域中的极限功能,以及穷尽其认识论、价值论甚至本体论意义,由此导致的是一种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使得以信息作为本体出现时。可能引起我们眼中世界图景的巨大变化,甚至导致一个物质的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信息的世界。美国学者亚当斯(Fred Adams)和瑞典学者斯莫克维奇(Gordana Dodig-Cmkovic)指出了科学哲学的范式正走向信息哲学。邬煜教授认为,信息哲学是信息科学的哲学理论的层次,是对信息问题的哲学方面的考察,是对信息概念和信息原理的哲学层次的概括,诸如信息的哲学本质、哲学分类,信息的质和量的哲学表述,以及信息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形式、认识方式、价值尺度、进化原则的一般性理论等等,都是信息哲学所应考察的方面。信息哲学本身又可以包括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方法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等诸多哲学领域方面,并且这些领域方面还可以再包括若干个子项分支哲学学科。
在认识论层面,信息哲学目前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对机器与意识的关系、意识与意义概念的探讨。如:机器能思考吗?机器有自我意识吗?机器有灵魂吗?研究以主客体关系为主线,运用信息的观点和方法对回答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对问题的解答形成了各种争论,争论在很多形式上具有启发性,并揭示了问题的重要性。大量数理逻辑的结果显示机器的能力还是有限度的,著名的哥德尔理论表明了在任何充分有力的逻辑系统中确切阐述的陈述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除非系统本身不一致。哥德尔定理证明了任何特殊机器的能力是有限的,然而它只是说明了应用于人类智力的限制作为规则既不完备也不一致。此外,还有更多实用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诸如,机器的设计通过图灵测试了吗?机器能创造专家承认的天才式的人工作品吗?如作曲美妙的音乐、写诗、文学评论。通过机器推理能证明理论吗?能具有某个领域中最顶尖的知识吗?能扮演为专家系统吗?例如,医生的准确诊断等。我们是否需要类似人的特点的机器?也就是说普通人一般行为的表现与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在各自专业领域内能够完成实现人类理想的抱负是有区别的,显然后者更能指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只是计算机中一个稳步增长的领域。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发现了用机器进行模式识别、学习、解决问题、证明理论、打游戏、归纳与概括、语言处理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以肯定,各种人工智能程序不能等同于人类意识,因为人类意识揭示的每个领域都非常的专业。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寻找到任何唯一令人向往的“一元化理论”或是某种未知的“基本原则”,正如20世纪初对经典物理学构建一元化的机械式理论的失望。
三、信息哲学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随着近代科学的独立,科学强化其独特性、排它性、自我发展的逻辑性,独立走自己的道路,科学与人文的分离趋势明显,自然科学取代宗教成为思想生活的重心。自然科学对现象分类和普遍法则感兴趣,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主张科学价值中立,要求科学实验具有可重复性、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和可预言性,依赖于理想式的近似和概括的方法。而艺术、历史、文学和哲学转向研究存在者的意义,对人类生命的各种感受、体验进行解释,具有独特性、个体性的特征。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根本不可能价值中立。在事实与人工制品、过程与程序中都有价值的体现。所有事实都是理论负载,并且所有的理论是价值负载的,即使没有明确的给出价值系统。史蒂芬?温伯格甚至认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不仅充斥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甚至会影响科学结论。”
人文学的本质是探索、维护意义并为价值辩论,这是文学、戏剧、美术以及哲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核心。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脱离道德、美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目的,科学家很少反思科学活动对道德、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怀特海这样定义了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现代世界:“17世纪产生了由数学描述的科学思想图景,是出于数学家的功利。科学的巨大成功一方面收益于物质,一方面是意识、感觉、承受、推理,科学是最具体的对事实的扭曲。因此,现代哲学遭到了毁灭,表现为三种极端的复杂方式,一种是将物质与意识作为相等同的二元论,另两种是对立的一元唯物论和一元唯心论。但这种欺诈的抽象性从未能克服固有的混乱,是17世纪科学谋划的结果。”在怀特海看来,科学与人文的分离恶化了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培育,使它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成问题。
信息哲学成为科学与哲学对话的新领域。20世纪纯科学的研究进展乏力,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则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科学家开始审视规范与价值领域,把真理与意义带入科学范围内,形而上学的观点被修改。传统中属于哲学或宗教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如: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意识?如何理解自由意志?意义是什么?与意义有关的问题——真理、证据、符号操作、形式以及如何使符号获得意义等,现在都纳入到了科学领域内。计算机以其令人感兴趣的方法和技术为澄清与洞察以上问题成为可能,并扩展了科学与哲学的对话领域。另一方面,哲学家对与信息本身没有直接关联的新问题发生了兴趣,例如,什么是互联网?它对个人隐私产生何种影响?用处理器写字与传统的笔纸书写的区别?如何用移动电话通信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怎样实现一个符合大众福祉的包容性信息社会?这些新的问题往往集中在信息科学与技术对社会与伦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围绕着构建的信息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以及从物质对象为主体的技术化生存到以创造负载主体命令的信息与计算机机器合一的信息化生存的转变,以哲学关怀的方式审视科学技术的影响。
信息哲学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信息哲学的兴起不但与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相关,也取决于哲学家关注点与视界的转变。无论是技术悲观主义者还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当信息化生存已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时,有助于掀起多元化的讨论。不管如何定义信息。其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功能已是大多数信息哲学研究者的共识。作为实现在世界各地瞬时传输信息可能的计算机加强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储存、组织和信息操作的活动。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人所创造和把握且有一定的社会性与人文性的目的、手段、方法和活动,信息又具有社会属性与人文属性。计算机作为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学者新的工具和工作交流的新方式,更加以人为核心,为科学与人文、艺术与工程达到一种新综合成为可能。计算机本身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并且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人工制品,思想的物化试图使知识结构化、信息化,包括对计算机本身的信息化,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以人为核心的理想创造了新的环境。信息技术兼具自然与社会两重属性及与此相关的将信息视为超出物质和意识的本体的特点,决定了信息技术同时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的特征。因此,在将信息技术视作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交叉领域的意义上,关于信息的哲学思考可能而且必会同时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视角展开,这就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科学主义的研究建立在信息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基础上,追求对信息的精确、客观乃至定量的表达为其重要的特征;人文主义则将信息视为一种人文现象,从信息的角度丰富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在突出信息的作用时并不舍弃人是中心的理念,从内在方面展开对信息的分析,以阐明信息技术本身的概念、方法论程度、认知结构以及客观的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把人的信息化生存方式看作是了解各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反映的是技术与社会、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关系。这就是说,信息哲学的发展有一个从自然到社会化的过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越来越明显地将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相整合。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评价信息技术是一种挑战,信息哲学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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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邬妮,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5
【摘 要 题】特稿
【关 键 词】情报学/社会需求/社会服务
【正 文】
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回顾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过程,学会团结广大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者,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并以学会学报《情报资料工作》为学术研讨园地、工作交流窗口,为繁荣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尤其是促进社会信息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作为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和学会一起经历了情报学变革、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从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信息研究所,还是和图书馆的合并与分开,这些年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的实践说明:社会需求是情报学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服务社会是情报学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有实践才会有发展。情报学研究只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才能在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中发挥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抓住机遇,明确定位,积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在信息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的时代背景下,大力推进信息化,已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为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把信息化作为覆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目前,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信息化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新阶段。但是,我国是在工业化不断加快、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条件下推进信息化的,信息化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因此,信息化发展不仅为情报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者创造了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
在情报学走向自身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抓住机遇,应对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挑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精神,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所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以情报学理论研究为基础,重点研究社会经济信息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向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国内外社会科学前沿信息,开展有关信息化战略、区域规划、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成为上海市政府在信息化方面的重要研究咨询机构。
2 搭建平台,与社会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发展情报学研究
情报学是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也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情报学要为社会所需要、所认可,就要有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为社会服务的愿望越强烈,创造力的空间就越大。几年来,我们把理论研究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积极拓展为社会服务的途径与渠道,在与社会广泛、紧密的联系中,主动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研究和服务的各种平台,力求在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形成学科新的生长点和增长点,提高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和影响力。
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需要,调整研究所内部的科研组织设置,建立面向社会的研究中心。先后成立了信息学、区域信息化、政务信息化、企业信息化、信息资源管理、现代传媒等研究中心,以利于与社会联系,为社会服务。
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托,成立了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UNPAN)亚太区域中心编辑部,直接参与该英文网站的编辑工作。除了收集、编辑、亚太地区各国的有关信息以外,还自主开发了电子月刊《亚太地区政府管理瞭望》、电子季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通报》。在工作中严格执行联合国方面规定的专业水准和操作规范。在网络信息版权上也有所突破,已经获得一些机构和个人的授权。经过努力,目前在该网站所属6大区域中心的26个站点中,上海站点信息更新最快、信息量最大、点击率最高,得到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公共行政与公共经济司的充分肯定。由于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是联合国收集、世界各国相关信息的网络平台。因此,通过该网站的工作,不仅可以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及时掌握世界各国信息化的动态,跟踪国际网站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发展状况,积存、提升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及知识网络管理促进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和理论,而且提高了在信息化领域参与联合国有关工作的信心与能力,也拓展了网络条件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
成立上海市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分中心。以此平台设立互联网研究论坛、开展合作课题研究、培训信息化人才等工作,并承办或协办了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上海市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中的“城市信息化建设与测评指标市长研讨会”、第五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中的“公共行政中的知识管理研讨会”。
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技术中心、相关企业共同组建上海市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该中心以向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为主要目标,发挥连接传统企业、IT企业以及有关企业信息化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定位优势,开展企业信息化相关事务的研究、咨询、培训、测评等服务,致力于制定ASP应用服务的企业准则,加强资源整合、市场管理、安全监督、产品评测、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并通过搭建不同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营造公共服务环境来建立长效的企业信息化推进机制。目前,该中心正在为我所参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推动科研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今年,我所还和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处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在信息交流、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实现制度性的实质合作,使情报学研究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决策,促进理论成果的应用。
3 通过承接社会课题,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培养复合型科研队伍
社会信息化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伴随着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的历史过程。因此,实现社会信息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当前社会信息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不是光靠现代信息技术就能够解决的,还迫切需要以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思考、解决问题。
几年来,除了积极申报并完成获得的国家和市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等课题以外,还通过招投标、定向委托、合作研究等形式,先后承接了一批社会课题,并由我所科研人员担纲完成。在信息化发展规划方面主要有:“上海市电子社区‘十一五’规划”、“市委办公厅公务网发展规划(2006-2010)”、“上海市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十五’重点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广西柳州市城市信息化发展研究报告”、“上海市金山区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2003-2010)”、“上海市嘉定区信息化行动纲要(2003-2005)”等。在信息化管理方面主要有:“上海市减灾管理信息系统”、“上海市公共信息系统工程(项目)档案管理办法”、“智能城市——上海信息化建设新方向”、“中小城市管理信息化研究报告——上海市宝山区城市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关于提高浦东新区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信息化水平”等。在信息安全方面主要有:“上海市信息安全技术与平台建设研究”、“上海市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等。在信息化比较研究方面主要有:“城市信息化水平指标体系”、“亚太城市信息化水平比较研究”、“上海城市信息化水平国际比较研究”等。这些课题除了情报学以外,还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网络等多个学科。在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过程中,促使情报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从而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如情报经济学、情报社会学、情报计量学、比较情报学等。此外,在进行这些课题研究时也反映出现有科研队伍的知识结构、科研能力还不能适应社会信息化的需要。因此,在进行这些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课题实践中,也逐渐培养、锻炼了一支复合型的科研队伍。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面对社会信息化向传统的情报学理论和学科理念提出的新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唯有在研究、解决社会需求的科研项目实践中,大胆探索,将实践经验、规律总结上升到学科理论高度,才能推动情报学研究创新和发展。
蓄势腾飞正当时,奋发有为向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引领下,在情报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社会科学情报事业一定会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程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6
一、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文献老化理论。文献老化理论主要指的是信息资源随着时间逐渐失去自身蕴含的价值,文献老化率可通过半衰期、普赖斯指数等进行量化。半衰期由美国文献学家J 、D、贝尔纳在1958年提出,是指某学科领域尚在利用全部文献中的一半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普赖斯指数由普赖斯于1971年提出,指的是某领域发表不超过5年的文献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之比,指数越大,文献老化的速度就越快。根据,可将文献分成档案性文献和有现时作用的文献进行馆藏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剔除老旧资源。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7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探讨信息哲学的基础理论及其时代意义和价值。会议主题报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信息本质和信息本体论
北京邮电大学的钟义信教授以《再探“信息”》为题做了本次研讨会的首场主题报告,他认为信息概念是一类与物质和能量都很不相同的复杂对象,只能采取主客互动的研究视角加以研究。在信息的本体论定义和认识论定义中,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后者是前者被认识主体所感知的结果,人类能够获得、处理和利用的只能是认识论信息。 基于此,他探讨了信息运动的基本规律,即“信息转换定律”,并强调了其超过能量转换定律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的苗东升教授首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信息”概念的多维理解进行了评述,赞赏了由此而产生的世界信息科学和哲学的多元协同发展现状。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当前中国信息科学和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唯西学马首是瞻的诸多弊端,而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优秀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邬教授在信息哲学研究中,历经30多年的辛苦而创立的思想体系,已然形成了能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学派”。苗教授还意味深长地呼吁广大学者立足自身,心无旁骛搞研究,力争信息科学与哲学的“中国学派”的长足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信息科学和哲学研究必然有所成就,为西方所不可及。
北京大学的罗先汉教授以《物信论及其应用》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广义信息可由物质的实在状态及其相关规律来表示,由此,他所提出的物信论认为在存在上,信息要依赖于物质;而在运动变化上,物质则要依赖于信息,物质与信息既彼此不同又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规律,才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莱顿大学的詹姆斯・W・麦卡利斯特对经验数据的信息内容:方法论和形而上学意义进行了详述,他认为经验数据是科学观察和测量的结果,包含着关于世界的信息,表达着世界的结构。科学定律的功能并不在于精简经验数据集,而是表征其中的意义模式,且正是这些模式对应着现象。那么,多少模式能够真正地表征现象呢?这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科学实践表明具有所有可信属性的模式都对应着现象,所以世界也就具有所有可能的结构。
俄罗斯科学院的康斯坦丁・科林(由约瑟夫・ E・布伦纳代讲)提交了题为《信息的现实结构、科学世界观和哲学根本问题》的论文。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化世界和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新理解,基于对现实结构的多元组分中的具体信息现象的分析,他认为除了物质客体、过程和事件之外,在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不可见客体、过程和条件等信息内容。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应将关系看作一种关于现实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构成要素。
武汉大学的李宗荣等人认为,在计算机芯片植入人体体内以后,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联合工作,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处于信息进化论过程的这两个极端被连通起来了。这样,宇宙间的“信息统一性”被无可怀疑地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证明了。宇宙万物都具有“物质―信息二重性”,对它们既可以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一分为二,又可以进行物质与信息的合二为一。信息具有非物质的特征,但它又必须具有物质的载体,因而信息也是物质的。
二、 关于哲学发展和信息哲学研究方法论
西安交通大学的邬教授做了题为《哲学的发展与哲学的根本转向》的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现代主流哲学数次转向的倾向性实质,乃是沿着向认识主体内部日益狭隘的因素的追求来限定哲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如此,哲学必将丧失其应有的功能。人类哲学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条路径,这就是在一般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所孕育和展现出来的哲学自身的发展。按照信息本体论的理论,世界(存在)是由物质和信息两大领域构成的,物质和意识之间通过自在信息的中介相互过渡和转化。由此,信息本体论学说的建立为变革哲学的所有其他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由于信息哲学首先在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这一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上把传统哲学的“存在=物质+精神”的一般信条改变成了“存在=物质+信息”,并在信息活动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解读了精神活动的本质,所以,当代信息哲学的诞生导致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性转向。
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康教授以《前提性反思与合理性评价――信息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提出哲学思考的最大特点是致极性与超越性,寻找信息问题的极限与边界,进而从发生学、社群学、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角度,阐释了事物与信息的同时同步关系、信息作为环境或存在领域的本质构成、信息作为认识过程的介质及其与价值世界的相关性等论题。最后,他还指出信息的哲学思考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面临非常复杂的挑战,需要非常多维的视角,尤其是综合化和整体性的研究。
西班牙萨拉格萨大学的佩德罗・C・马里胡安作为外方主席,做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二场主题报告。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实践转向信息科学中的诸多论题,一门严格的信息科学能否最终产生,不仅仅依赖于信息哲学的积极讨论,最重要的是要在信息科学自身中构造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它建基于主体/客体、元观察者、自创生、传播和信息流等方面进行思考,其要点在于关注通向信息实体的经验性进路;将信息的“不可见的手”作为包括不同信息领域中所有复杂性的巨大成形器;考察信息在其所激发的转换和不同主体或行动者领域之中的符号化流动,以及在适应性地调整物质结构与自创生过程中的自身呈现。
三、关于信息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关系
汉密尔顿学院的肯・赫罗尔德针对时间和计算的哲学问题,追溯至笛卡尔,强调其时间概念建基于一种行动的同步观念,因而减少了对于记忆的依赖。而图灵,还有维纳,都探讨了经验的纵向维度。由此出发,他采用格鲁普的时间替论,解释了数据和信息之间的一种经由直觉和计算的不同步的逻辑界面。这种时间的界域哲学导向了一种对在吉尔伯特的共同知识的信息结构中的状态和共同回忆的阐释。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索伦・布赫尔考量的问题在于能否通过将基于现象学的符号学与基于系统和控制论的信息概念结合起来获得一个关于认知和通讯的跨学科理论。生物符号学就是这么一种试图整合生物学和符号学的发现,以构造一个关于生命和意义作为自然世界的内在特征的新观点。生物符号学家强调编码是三元符号化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解释项在对象和符号(表征项)之间建立动机化的连接。
山西大学的魏屹东教授从信息哲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信息与认知或者心灵、表征与语言和知识的相关性,认为信息是认知与表征的内容,认知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而表征则是信息的再描述。在本体论上,信息是构成物理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form),“inform”就是“在形式中”,因此,“形式”就是信息的根隐喻,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是信息哲学的基础。由此,信息是心灵对自然现象的认知与表征,它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半透明的、非绝对的、离散的、无维的和难以言明的,但可以肯定,信息哲学将与认知哲学联手探讨信息问题。
法国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约瑟夫・布伦纳就“人格同一性的信息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他认为,人格同一性作为一种复杂现象,对它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同一性和多元性,以及作为动态过程的二者关系的理解。而他所倡导的现实逻辑恰恰提供了一种对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本体论关系的新理解。同时,邬先生所创立的信息哲学和元哲学则首先从本体论上对此给予了支持。基于二者的综合,他指出人格同一性现象的稳定与变化的复杂性乃是一种本体论过程。邬所提供的人类信息活动的等级结构图景,有助于人格同一性的建构,而这正是他所建议的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本体―认识论之路。
四、关于信息社会、互联网及其伦理问题
维也纳技术大学的沃尔夫冈・霍夫基希纳(由罗伯特・雅恩代讲)提交了题为《“全球性可持续信息社会”――对未来的展望》的论文。他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另类的多元进化系统,其所具有的综合效果便是所谓的共同性。社会系统表现着个体化和社会化的辩证关系,如果个体因素处于中心舞台,那么共同性则是其附属。今天,在全球化挑战的时代,共同性附属变得不再稳定,因此需要建构一种超系统,以关照所有演员之间的多元化的整体关系,而这正是一种全球稳定的信息社会视野的理论依据所在。
重庆邮电大学的徐仲伟教授在对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本质的思考中认为,“大数据”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事物从量的角度,通过今天的互联网等技术所产生的,让我们认识到的,体量浩大、类型复杂、迅速生成、价值巨大的社会事物量的表现(或者说记载、信息)。大数据的出现,是人们对社会事物从量的角度对许许多多的社会事物认识和反映的结果,有自身内在的规律和外在的形式。互联网在人们的当代生活和工作中从多个维度展现着其巨大魅力,如果从互联网所表现内容的角度看,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它的社会性,它所反映的完全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本质仍然是它的工具性。
重庆邮电大学的代金平教授从价值哲学层面对网络化传播境域下的信息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网络时代滋生出诸多问题或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人类在网络化传播境域下信息化生存所面临的全新的价值判断、选择和重构等问题。网络文化作为信息文化在网络化传播境域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以自由为根本旨向,然而这种网络自由必须是在一定的网络规范约束下的自由,由此便构成了网络化传播境域下信息文化的基本价值冲突,进而影响着网络时代信息文化的其他二元价值冲突。基于信息文化视角的深入分析,他总结认为网络行为主体的自律才是解决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冲突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的信息文化环境才是解决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冲突的必由之路。
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林・艾伦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能够获得极大数量学术文本的数字途径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拥有适合机器和人们使用的高质量的数字资源的内容说明。对这些内容的不同归类方式必然建基于不同目的,因此会导致不同归类图式之间更进一步的问题出现。他讨论了哲学概念的归类根据,并分析了一些主要的归类途径是如何处理不断变化的资料的,进而描述了印第安纳哲学本体论计划的目标和方法,并提供了这类利用模型方法的分析案例。
维也纳技术大学的罗伯特・雅恩就内在价值本体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引起了困惑,使得哲学尤其是伦理的复兴成为必要。假定道德价值不是物质 (根据物质一元论),而是道德评价者的一种内在的偶发属性,那么信息伦理必须建基于这些价值,因为对于人类来讲,这些价值仍然与信息时代之前的道德普遍原则相契合。信息有其不同的定义,作为一个价值事物的潜在组成,它影响价值的具体性,也就是说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评价主题必须展现自己的价值,而道德行为者也必须证明他所认知的属性是充分的。
五、关于量子信息、信息量子和计算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国林教授以《量子信息与不确定性的哲学思考》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将量子信息与经典信息区别开来,指出本体论量子信息是微观事物的状态与关联方式的自我显现,认识论量子信息是微观事物的状态与关联方式对认识主体的显现。进而,他从量子纠缠的关联程度和量子信息的度量入手,阐述了量子信息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消除。量子信息表达了量子系统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在量子信息(量子技术)作用下可以发生改变,而量子世界又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因此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受到量子信息的控制。由此,普遍而言,物质与信息是统一的。
四川社会科学院的有梁教授对“质量―信息关系式与信息量子”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首先从香农―维纳公式推导出一般不确定原理,以及作为一般不确定原理的特殊情况的海森伯不确定原理。基于此,他又结合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得到质量与信息、能量与信息的关系式,阐明了质量、能量、信息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信息量子”、“信息寿命”、“信息长度”的新概念和新公式,进而分析了引力波的“信息量子”及探测引力波困难的原因。
希伯来大学的以色列・贝尔夫对“信息―计算的转向:哈金式革命”进行了探讨。他所提倡的哈金式革命的标准是跨学科的,能够集中体现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与重大的社会实质性变革息息相关,所以也应是无边界的。概括而言,此革命实质在于计算模型和模拟的革命,涉及混沌、复杂性和系统理论中的涌现和还原论中的诸多论题。基于此,他揭示了一个比特的新语义场,其中,信息化手段和计算复杂程度是新的语言,量子比特、黑洞熵和全息原理是新的对象,信息时代(空间/时间/虚拟)则是社会变迁的标志。
亚眠大学的柳渝基于对“信息”与“问题”的西文字源与汉字基因的分析,认为P versus NP问题认知的困惑来自概念认知的困惑:“基于验证的定义”取代“基于求解的定义”,造成了NP欲捕捉的“不确定性”消失了。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提出的著名的逻辑问题“白马非马”,她指出P versus NP的关系只能从相对比较的角度来认知,在中国思想里,此认知表达为“阴阳互补原理”,这样不仅从整体观出发,能够解读P versus NP问题,而且能探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意义以及中西文化的互补性。
六、关于信息、智能与逻辑的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的王小红教授就人工智能问题,提出机器发现系统检验了以及正在检验着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在观察与理论陈述的争辩中的立场。当数据和假设之间的严格边界崩溃之后,机器发现系统重新发现了更多的经验定律。她对旧的争辩和机器发现应用语义信息理论的生产,与应用于厘清人工智能系统和自然智能系统之间差别的成果进行了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钢教授主要探讨了《易经》的成卦法中的大衍求一数问题,举例说,即在莱布尼茨的普遍字符和通用图灵机的理论基础上来讨论,使得一节较短的算法片段能够描述某一卦产生的进路。他认为大衍求一数、普遍字符和通用图灵机可以看作是等价的,而且因此便开启了一个从对《易经》的数学研究到现代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新路径。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篇8
【摘 要 题】信息化与网络化建设
【关 键 词】内容分析法/学科信息门户/信息选择/信息组织/信息导航/信息服务
【正 文】
1 内容分析法概况
1、1 发展历史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发源于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种方法,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有效描述传播内容特征和检验传播研究假设。其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等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了一项名为“战时通讯研究”的工作,以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重要的军政机密情报,取得重大成就。这项工作不仅显现出内容分析法的强大作用,而且总结出了一套内容分析法的工作模式,战后,内容分析法在传播领域得到更多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发表著作《内容分析:传播研究的一种工具》,奠定了内容分析法的地位,其对内容分析法的定义也被广泛引用。目前,内容分析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政治军事决策、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随着网络的发展,它开始成为网络信息组织、描述和利用的重要方法和研究热点。
1、2 定义
按照贝雷尔森的经典定义,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定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1]。在运用到图书情报领域时,内容分析法依然遵循客观、系统和定量原则,通过对各种类型文献信息的数据计量、比较、分析和推理,描述学科发展特点和趋势、发现学科空白实现学术创新、实现信息的有效组织和利用以及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按照使用的方法模式不同,内容分析法可以分为:(1)解读式内容分析法,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文本内容来传达作者的意图;(2)实验室式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定量和定性内容分析相结合;(3)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运用计算机来辅助数据搜集、编辑、整序和分析[2]。
1、3 特点
内容分析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定性、定量相结合。内容分析法首先要提出研究意图和假设,对分析单元和程序进行质的规定。以定性为基础,再采用统计、计量等定量方法和数字、图表等描述方法对信息内容进行揭示,最终还将回归到内容的解释和深化的定性层面。(2)客观性。内容分析法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于文献的内容特征可以通过符号群(包括语词、图像、音频、视频和多媒体元素等,其中语词是最常用的符号群)来体现,而且同一符号群在同一文献中具有相同的意义[3]。人们是通过对符号群出现的频次、位置等外在客观信息的计量来了解文献的信息内容特征的,这就保证了内容分析的客观性,它不会因为实施者的不同而出现巨大差异。(3)系统性。这主要体现在样本选择和分析框架建构上。内容分析法一般是对一段时间的(通常是5年-10年)、连续稳定的、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的大量文献信息进行分析,从时间跨度、数量要求、稳定程度等多方面对研究样本进行了限定。在分析单元和框架体系上要求尽可能全面反映样本的所有信息特征,具有互斥、完备、可信的特征。(4)统一性。内容分析强调统一的标准和规则,选择样本上必须按照统一的程序,保证每个项目接受分析的机会相同,而且所有的研究内容应以完全相同的方法进行处理,编码和分析过程必须一致,保证长时期分析效果的一致性。
2 学科信息门户概况
2、1 定义
学科信息门户(subject based information gateways,简称sbigs)是用户访问某学科资源与服务的一个单一入口或通道。它是一种网络服务,用以完成本学科网络资源内容的高度组织集成和网络应用程序的聚集,并将这些资源与应用集成在一个可定制个性化的界面中来满足每个最终用户的需要。它还提供一个统一协作的学术交流环境。从用户角度来看,它是某学科用户访问该学科网络资源和服务的起始站点或称入口[4]。目前,国外都开展了各种学科信息门户项目,例如:欧洲的desire项目、美国的infomine项目、英国的rdn(resource discover network)项目、sosig(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gaterway)项目等等,国内近年来开始发展的上海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资源项目、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项目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心门户和生命科学、化学、数学物理、资源环境和图书情报5个学科信息门户、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材料复合新技术信息门户”等。
2、2 特点
学科信息门户主要针对特定学科领域,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专业研究人员。这一主要特征决定了学科信息门户建构的要求:(1)专业化,在资源选择上要选取学科研究中可靠的信息源,资源描述和组织上要依据专业词表和分类法,对门户要经常更新和专业测评;(2)集成化,将专业领域里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源,包括网站、图书情报系统、文摘索引、电子期刊、科技报告、学位与会议论文、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教育机构、学术会议、工具书、专业服务系统以及与学科科研紧密相关的其他资源系统集成到一个网络平台上提供服务;(3)知识化,信息资源强调专而精,根据对知识内容及其关系来选择、描述和组织资源与服务;(4)智能化,要能提供符合专业领域的检索浏览方式及资源导航模式,并能在用户使用过程中提供智能化的服务帮助[5]。
2、3 研究内容
目前学科信息门户研究也主要围绕上述要求来开展,内容有:(1)信息资源的选择研究,包括对学科信息门户需要涵盖的资源广度和深度进行界定,制定选取标准、流程规范和搜寻控制策略;(2)信息资源的组织研究,包括资源的整合策略、资源的描述方式和深度、资源的组织方式、知识挖掘;(3)信息服务研究,包括异构数据库的统一平台检索研究、信息导航研究和个性化推送服务;(4)技术研究,对建构学科信息门户的各种智能技术研究。
3 内容分析法在学科信息门户构建中的应用
3、1 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学科信息门户是一种在网上获取高质量信息资源的重要工具,面向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在信息资源选择、组织和服务上都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内容选择上不仅强调完备性,而且更强调一定的指导性,要能够反映学科热点和前沿,在信息服务上,要能够针对个人研究情况的转移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当前出现的各种资源选择和评价标准还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上,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因为缺少量的规定而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避免人为差异,而且定性描述难以准确反映学科研究的中心内容,内容分析法结合定性与定量描述,能够科学地反映学科核心资源、基本资源和边缘资源,还能够分析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保证资源组织内容全面、重心突出。在服务方面尤其是个性化服务方面,目前的发展还远未完善:信息导航还主要依据专家意见,不够客观;推送服务主要是依据用户提供的要求来进行自动检索和发送,用户潜在的信息需求无法满足,也无法跟上用户的动态研究状况。内容分析法的优势就是从公开资料中提取秘密信息,信息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对用户使用习惯、查询内容等的深度分析,了解用户的使用偏好、研究内容,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指导、资料推送等个性化的服务。
(2)可行性。首先,内容分析法与学科信息门户具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特征和要求。学科信息门户要求信息资源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系统性,在选择范围和质量以及组织方面要求统一性和标准化,在信息服务方面也特别强调内容挖掘和知识内涵。而连续性、系统性、标准化也正是内容分析法的实施要求,并且内容分析法就是要从数据的分析中提炼内容主题,能够满足学科信息门户建设的知识要求,还能够弥补现存资源标准定性多、定量少的缺点,使学科门户资源提供更加科学合理。其次,目前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将内容分析与信息建设和服务结合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可以作为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学科信息门户的基础。如李敏等人研究了基于内容分析的信息导航建设框架和技术[6],朱少强等研究了内容分析运用于文献群隐含信息的挖掘的理论和方法[7],毕达天研究了内容分析法在网络数字信息分析中的应用[8],缪其浩利用内容分析考察了国际图书馆学术前沿及其发展[9],张蕊、王曰芬等人研究了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10-11]等。这些研究表明内容分析法能够运用于学科信息门户的信息选择、导航和知识挖掘,并且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3、2 具体应用内容
(1)信息资源选择。严格的资源选择是学科信息门户专业性、知识性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外对资源选择都制订了各种标准,例如sosig从内容、形式和选择过程确定筛选标准,包括有效性、权威性、准确性、全面性、唯一性、有组织和时效性[12]。但这些标准还局限在质的规定上,结合内容分析法可以达到量的限定。在进行全方位信息选择之前可以先选取消范围的文献资源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制订可量化的信息选择标准。仅以确定信息选择的相关性标准为例,首先,选取某些体系完备、发展稳定、信息含量大的主要信息源,对其中的文章或网页里出现的专业词汇进行切分和索引,并依据专业词表进行规范和合并,然后对索引词汇进行词频统计、语义分析和特征提取,从而确定学科研究的核心词汇、基本词汇和边缘词汇。反过来,这三种类型词汇在各个信息源中出现的频次可用于确定某一资源与门户建设目的的相关性。按照样本结果,可以订立便于计量和操作和全面资源搜寻标准和策略。
(2)信息资源描述和组织。
内容分析法在信息描述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内容分析与数据挖掘、语义结构和知识发现技术相结合,能够从大量不完全的、模糊的外显信息中发掘其隐含的有用知识信息,这种隐含信息可能信息创造者自身也未意识到,这就使信息描述更加完备、深入。第二,内容分析法在创建分析类目时,要将意义相同、相近和相关的分析单元进行归类整合,因而分析类目可用于描述资源之间的参照关系,并建立符合网络资源特点的动态词表。
目前主流的资源组织方式是分类浏览和主题检索,这两种方式的缺点在于作为受控语言,需要依据分类法或主题词表,而分类法和主题词表更新往往滞后于动态的学科发展形势。如前所述,运用内容分析法能够反映学科的核心词汇、基本词汇和边缘词汇,体现学科发展的热点和重点,再通过分析单元的归类整合,可以形成学科研究词库。而且词库产生的分析结果能进行迅速、有效的更新,更新一次内容分析只需下载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信息文本并用原来开发的编码程序执行分析,研究趋势、重点分析可以每年、每季甚至每周更新,即使发生突发情况,也能及时反映。每当加入一个新问题,内容分析也能延伸到之前研究开展的时期再次分析,不受时间限制[13]。可见,采用内容分析能够提供一种更加适应网络和学术研究特点的、半受控的知识元组织方式。
(3)信息服务。信息服务是学科信息门户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是资源创建者和使用者之间沟通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信息导航服务、检索服务和用户个性化服务等层面,运用内容分析法能够提高这三个层面服务的质量。
信息导航可以帮助用户迅速、准确地定位到所需信息,但目前的导航系统还多是基于语词的静态物理链接,要达到用户满意就必须在用户导航路径的选择上给予内容提示与知识指导。通过信息的内容分析,抽取信息资源的核心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含量、质量及相似度,从而实现资源的动态聚类,根据查询目的不同从多角度切入导航路径,并且不断转入相关导航节点,优化导航过程[14]。在日常维护中,通过对用户查找和点击情况的内容分析加以不断调整导航项目和设计,满足用户要求。信息导航除了门户内信息的快速定位,还包括外部相关网站的合理链接。选择独立网站作为分析单元,对其规模、内容、访问人数、学科信息内容的和用户使用评价情况做内容分析,确立关联程度、内容质量和使用频率较高的网站进行外部链接导航。
由于内容分析提供了信息的半受控的知识元组织方式,相应地,这种知识元索引库可以作为知识元检索方式的基础。运用一定的智能技术,在信息选择和组织过程中构建索引数据库,库中的内容都是专业领域的知识单元,是最小的知识组分。当用户查找某个关键词时,通过知识组分的逻辑组配合运算,包含该关键词的信息源将被作为知识元索引结果被检索出来提供给用户。还可将用户的检索要求和对检索结果的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和积累,作为备用索引库,不断完善学科信息门户检索的专业化和知识化。
个性化信息服务离不开对用户个人使用情况的跟踪分析,内容分析法的应用主要是对网络使用记录的挖掘。显在的用户信息包括用户注册信息、发表评论等,隐性的用户信息要通过web服务器日志、cookie记录、动态跟踪软件、网络调查等方式来获取[15]。分析显在和隐含的用户信息,可以提取有关的用户行为特征,对用户的资源使用行为、频度、关注内容、使用偏好进行了解,总结其信息利用特点和规律,从而提供个别化的使用帮助和个性化的推送服务。
3、3 实施步骤
内容分析法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独立的阶段执行:
(1)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研究范围。在研究开始阶段就要明确表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假设,并且依据研究主题划定研究范围,详细说明所分析内容的界限以便给出可操作的主题领域和时间段。
(2)抽取样本。样本选择的标准是符合研究目的、信息含量大、具有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简言之就是能从样本的性质中推断与总体性质有关的结论[16]。
(3)选择分析单元。即寻找内容分析所需考察的各项因素,这些因素要符合研究目的,且便于抽取操作。分析单元可以是数据库或网页中的特定语词、符号、主题、人物或者句子、段落乃至全文或网站,也可以是声音、视频信息或用户行为。
(4)建立类目体系。即确定分析单元的类目归属,有效的类目体系应保证所有的分析单元具有唯一的分类指归,各个类目界限明晰,并且分类标准一致,不同的编码者对分析单元的归属意见相同。
(5)内容编码和计量。将分析单元分配到类目系统中并对各个类目出现频次、空间数额等进行计量,这个过程可以采用计算机和相关软件来完成。
(6)解释与检验。通过数据的分析,进行合理的分析与阐释,并与研究假设相互印证,发现研究目的与结论之间的异同,得出对某一现象或理论的科学认识。分析结果还要通过信度和效度的进一步检验,信度包括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检验,效度包括结论与事实的相符程度、理论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检验[17]。
3、4 应用内容分析法的优势与不足
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学科信息门户的优势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种通过信息记录的数量分析来间接研究资源和用户行为的科学方法,内容分析法具有客观性,方法的运用者不与研究对象发生直接联系,研究者的主观态度和偏好不会对分析的数量结果造成影响,而且分析过程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和选择评价规则来执行,分析结果表现为一系列的量化数据,这些都保证了内容分析的客观性和统一性,使分析者能够从模糊、虚假的显在信息中抽取真实信息和有用知识,并能较深刻、精确地反映资源的知识含量和用户的个性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目前学科信息门户信息资源选择、描述、组织和服务标准定性化、主观化(依据专家意见)带来的不确定、易变的缺点。
内容分析法应用于学科信息门户构建也存在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内容分析法系统性要求与网络资源分散性特点的冲突。内容分析法要求选取比较稳定、连续、体例基本一致的大量信息作为样本,而学科信息门户作为对资源的二次整合,既包括数据库等比较稳定的资源,也包括互联网上比较零散的、形式多样的易逝信息,后者难以达到内容分析的要求,但对于学科信息门户资源建设又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对暂时的、分散的用户使用情况的分析过程中,因而如何对这些即时性的、零碎的信息进行可靠的内容分析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内容分析法评价判断的不确定性。内容分析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定量建立在定性基础之上,这就使得任何信息在被统计分析处理之前,必定要划分到一定的类目体系中,而任何类目体系都是高度人工选择性的,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却成为客观定量分析的前提,这是内容分析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当然,目前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引入概率论、数理统计方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方法、贝叶斯定理来尽量减少内容分析法的不确定性[18],达到最大化的科学性。
4 结语
内容分析法具有客观性、系统性、统一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特点,在实际运作中具有灵活性、易操作性,这些特点使它能够广泛地运用到学科信息门户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领域中,为信息资源选择、描述、组织和服务提供量化数据和规范基础,优化学科信息门户资源和服务质量。当然,内容分析法也还存在不足,需要结合其它方法和深入发展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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