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俗文化的特征(收集5篇)

国内民俗文化的特征篇1

关键词:海岛;民俗体育;海洋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8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7-0039-04

AResearchoftheCharacteristicsofIslandFolkSport

HUANGYongliang,FUJiliang

(P.E.andArtDepartment,ZhejiangOceanUniversity,Zhoushan316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Bymethodsofliterature,fieldworkandsurveys,theoriginandbackground,types,waysandcontentoffolksportinZhoushanIslandsareyzed.Itindicatesthatislandfolksporthassimilarnatureswithland,suchasentertainmentandbodybuilding,competitiveorientation,productiveorientation,dependencyandculture,butalsoisoceanoriented,regional,heritageorientedanddiversified,interactiveandbeliefrestraining.Itoriginatesfromthespecialproducingandlivingenvironmentofislands.

Keywords:island;folksport;oceanculture;characteristic

民俗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风俗习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现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必然活跃在民间的文化生活包括体育活动领域中。[1]

地处我国唯一的地市级海岛城市――浙江舟山市,位于长江、钱塘江、甬江之口,境内1390座大小岛屿宛如撒在万顷东海洋面上的璀璨明珠,面积1440平方公里,区域内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宜人,具有广阔的水域、细软平坦的沙滩,不但自然景观美,且海上风速适度,水流平缓,其特有的蓝天、碧海、绿岛、金沙、白浪为体育休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海岛群众体育源源流长,并且已经形成了具有海洋特点、海岛特色、时代特征、渔村风情的海岛海洋民俗体育文化[2]。本课题对舟山海岛的民俗体育的产生与来历、类型、方式、内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海岛与内陆的民间民俗体育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为促进海岛民俗体育在现代社会体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舟山市“创建海洋体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1海岛民间民俗体育的产生

《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界定这“在民间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一种运动风俗包含一个民俗体育模式,当行为变成风俗的时候,也就是行业形式稳定的模式的时候”[3～4]。民俗体育的根本在于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当中,总是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连。[5]因此,海洋的自然条件、海岛的生活内容与方式、民俗习惯和心理信仰等都构成了海岛特色的民间民俗体育。早在夏商周时期舟山先民使用的早期石器中,石刀、石锛、石斧等既是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是后来武术器械的雏形。舟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弹和石镞,与现代球类运动和弓箭射击一脉相承。猎杀大鱼的索标,也是今天标枪的最早表现形式。舟山博物馆《古代史迹陈列》厅内展示的一些刀、镞、剑等青铜兵器,形象地说明,舟山先民崇尚尚武精神。

古代舟山体育,它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特点外,还表现出浓郁的海岛特色。水上活动是古代舟山先民最有特色的体育活动之一。据《吴越春秋》载:越人习水,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这种用舟楫搏击长风巨浪的方法,反映出古人已娴熟于航海、浮水技能。《晋书•周处传》中说“(周)处投水搏蛟”,“投水”就是跳水。弄潮中的泅水技术,“泅水”就是潜泳[2]。至今在盛产贻贝的嵊泗列岛,还广为袭传着被称为“攻淡菜”的这种泅水技术。东海岛民广泛使用的弹涂船是渔民在涂面采集贝类、藻类、鱼虾的工具,而相传在明嘉靖年间,弹涂船是戚继光用来训练士兵追杀倭寇的装备。如今,伴随海岛旅游的不断兴起,“沙滩拔河”、“港湾垂钓”、“浅海网捕”、“弹涂船速滑”、“挖沙蛤”、“打紫菜”、“海钓”、“潜水”、“堆沙”、“水上射击”、“摇橹接力”、“沙

投稿日期:2009-01-10

基金项目:舟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课题基金项目(2006021)。

作者简介:黄永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训练与管理。滩自行车”、“海上下棋”、“船头拔河”、“舟山船拳”、“海上跳伞“等体育健身项目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海上运动。它们既保持着古朴的民俗节令的神韵,又闪耀着新时代的海洋光彩,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形式。

2海岛民间民俗体育竞技的类型、方式与内涵特征

2.1船上竞技特征船上竞技是指这些民间民俗体育竞技是在船上发生的,也可说只能在船上才能发生,如爬桅的主桅,抛缆的缆绳,摇船的橹,驶船的船,帆、舵等。

2.1.1爬桅又称爬桅杆。《越绝书》中云:“以船不车,以楫为马,往者飘风,去则难从。”明代,帆船主桅上装有“兜椅”,渔民或水手常攀桅上“椅”而望风。这说明,爬桅的行为在古代早已产生[6]。爬桅一靠体力,二靠手劲和脚劲,还要靠技巧。爬桅比赛采用在同一船桅上或同样规格的两个船桅上进行,以最早到达桅顶者为胜。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木帆船大多改装成机帆船,船桅的作用可有可无,这种爬桅竞技也日趋消亡了。

2.1.2摇橹摇橹其实是摇船比赛,一般在舢板或小对船上进行。《释名》中曰“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6]”可见摇橹竞技主要是臂力和技能的比赛。摇橹比赛时,摇橹者身穿背心、短裤,赤脚,一人、一橹,挥臂伎橹,划起陈陈浪花,再加上海螺号、摇橹号子,锣鼓声和呐喊声,顿使海湾沸腾一般。近年,沈家门渔港还举办过全国舢板摇橹比赛。

2.1.3龙舟竞渡竞渡即划船比赛,主要器具是桨。不过,船为龙形或龙饰船身,不是一般渔船。竞赛日子是特定的,即为端午。据传,温州渔村的竞渡习俗,源于古越族祭龙图腾的一种仪式,直至明清时期才为纪念屈原的节庆活动。竞渡的实质,是划桨团队的体力和技能比赛。

2.1.4抛缆抛缆俗称抛缆绳,这是渔船靠岸带缆或渔船起网带煨固有的海上劳作行为。当渔船近岸而未靠岸之际,船上必须有人先从船头把缆抛上岸来,或直接抛进岸上的缆桩里,或抛向岸上接缆人,由岸上接缆人把缆绳再套入缆桩[6]。比赛这种竞技,充满刺激和挑战性。

2.1.5拳术(船拳)海岛人的拳术,在船上主要是船拳。据考证,船拳起源于吴越春秋,流行于明清时期,是帮会中一种特殊拳种。它根据渔船舱面和船只行驶的特征而形成了似南拳,又非南拳的独特风格。特别是效法水战,步法极重马步,以求操拳时稳健,经得起风浪颠簸。传说明、清时舟山渔民在抗倭、抗盗斗争中大出风头,一些吃过苦头的倭寇、海盗还战战兢兢地称之为“神拳”[2]。舟山在1993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武术节”和大型活动中,船拳列为比赛和表演的项目之一。船上竞技还有升帆、车锚、撤网、拔网、叉鱼,过船、海上骑马战等,均是十分惊险而刺激的。

2.2海上竞技特征

2.2.1船上跳水以船甲板为跳台,有高台和低台之分,所谓低台,则是从船甲板跳下,高台则是从船后梢角或船前角顶,甚至从高于甲板的船鳖壳上跳下。跳水比赛,往往在同一条船上进行,以跳得高,姿势美,入海腹不击水,水花不高为胜。

2.2.2海上潜水潜水又叫泅水,潜泳,俗称“水底攻”。此技能的形成,乃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关联。在嵊山和东极等岛屿,有些大的贻贝生长在礁岩的底部,约在海下3至4米处,采贝必须潜入礁底才能采集,俗称“攻淡菜”。为此,这些岛屿的渔民,自幼就培养孩子具备这方面的本领。比赛以最迟出水者为冠军。

2.2.3海上游泳游泳的技能,海岛人幼小受到训练。一般三岁下海,先在海滩上学“闷头游”、“狗爬式”,尔后从海滩上游向深海,直至游向抛在港湾里的渔船。以先上船者为胜。要求参赛者不仅要有矫健身手和游泳技能,还要有从水中上船,俗称“爬船”的技巧。据传,在今东极岛还流传着一种抱着空洒坛踏海陆空游的姿式,雅称“太白醉酒游”[6]。在嵊山枸杞岛,就有一种游向50m外采得海中塑料或玻璃“浮子”后,再游回海岸的游戏,俗称“海上采珠游”等等。

2.2.4海上骑马海上骑马战,则为一大人泅水在下,另一儿童骑在泅水者背上,双方进行水战,其形式类似海上芭蕾,却比芭蕾惊险而猛烈。至于现代的水上竞技,如皮筏艇、海上摩托舰以及帆船、帆板、气垫船等等,类型就更多更广泛了。

2.3海滩竞技特征海滩竞技是指在海滩上进行的民间竞技项目,分为沙滩和泥涂滩两种形式。

2.3.1海滩摔跤海岛人盛行海滩摔跤,有特殊原因:一是渔民出海前在海滩候船,为打发寂寞,相互摔跤取乐;二是青年渔民性格豪爽、争强好胜,相互比体力以决胜负;三是沙滩质软,摔跤倒地,也无伤害,故盛行之。

2.3.2海滩放鸢海滩由于场面开阔、海风习习,非常便于放鸢上天,同时放鸢是把悔气放向远方海面,以保海岛的平安,因此海滩放鸢历来成为海岛人爱好和滩上竞技之一。每到清明、立夏、中秋、重阳,形成了“滩头众人牵戏,空中满眼鸢飞”的壮丽场面。

2.3.3海滩拔河海滩拔河主要是场地大,倒地,也无伤害。另外海滩拉船,船上拉网,均要依靠手臂力量,并要众人参与,齐心合力。所以,海滩拔河实是对海上劳作行为的一种预演和锻炼。

2.3.4滑泥运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参与性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不同于滑雪和滑草。滑泥需要具备行、滑、转向等技能,掌握平衡、速度和节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在细腻的滩涂上,在跳跳鱼蹦跳起伏的节奏中,滑泥运动的乐趣便一一展现出来了。

2.4码头(岸上)竞技特征码头(岸上)竞技与船上和海滩竞技一样,都是一些生产性的竞技为主,与渔民的海上劳作方式是息息相关。

2.4.1拎石锁、举石墩在渔港码头上,可以看到做渔船大网的网坠或压舱石之用的石锁(又称石柱)和石墩(又称石大刀)。渔民在岸上劳作之余,常常用此作臂力锻炼,或举行比赛,获胜者称为大力士。

2.4.2攀缘绳索当渔船靠渔港码头有一定距离,无小舢板摆渡时,渔民只得攀拉连接船上和码头缆桩上的一条绳索下船,称之“攀缘绳索”。[6]这个竞技一要胆大,二要灵巧,并要有较好的手力和脚力。以到达船上(或岸上)的时间最短促者为胜。

2.4.3“抢窗角”、发生在张网作业渔区渔民在未下海挂网前,须在海滩上把四枝毛竹扎成一个个“方窗”,并相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四角方阵。“抢窗角”就在这方阵中进行。一般是五人抢四个“窗角”,未抢到窗角者出局[6]。

2.4.4“骑马打”所谓“骑马打”,则是把若干人分成两组,各自背上负着一个小孩。下者为马,上者为兵,尔后叫阵、对打,模拟海滩大战,最后以讨饶投降者为输。

3海岛民间民俗体育同大陆内地民俗体育特征的异同点

海岛民间民俗体育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同时,它又是在海洋、海岛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海岛的民间民俗体育不仅同内陆一样,具有娱乐健身性、竞争性、生产性、依附性和文化性特征,而且具有涉海性、地域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交融性和信仰规约性的特征。

3.1海岛民间民俗体育同大陆内地民俗体育的共同点

3.1.1娱乐健身性民俗体育是一种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它着重于人的身心和情感愿望的满足,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对应大众,而是以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活动方式迎大众,使人们在这些娱乐性的活动中,直接得到令人愉快的情感挥发。从因时因地,自由灵活的娱乐嬉耍,到配合岁时节令的民俗体育,不仅把民俗体育融合于宗教礼仪、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如七月半放水灯,谢洋节关帝庙会演菩萨戏以及“跳灶”中送灶神,虽为酬神,客观上却取得了娱人的效果。[7]而且在沿传中,经劳动人民不断加工,提高,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娱乐性。这种起源于先民庆祝丰收时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的舞蹈,在海岛仍普遍流行,并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从而使民俗体育活动的娱乐健身性体现得更加充分。

3.1.2竞争(技)性一项体育民俗,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集体创造而形成的,并为他们所普遍地遵循,进而得以传播。这种民俗体育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集体性、社会性和竞争(技)性。沈家门民间民俗体育大会将渔港作赛场,码头成擂台,开展了“船头爬桅杆”、“田间”插秧、“夫妻”海边拉网、捡“泥螺”、“船头抛蟹笼”、“海边提水”等民俗体育项目的比赛。如捡“泥螺”,踏着经过改良好的“泥螺船”,比比谁捡得“泥螺”多;“船头爬桅杆”,选手系好安全带,手脚并用,比比谁快速爬至桅杆顶;“船头抛蟹笼”,用力将手中的蟹笼抛下大海,比比谁抛得远等竞技性融于个人与集体于一体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

3.1.3生产性传统民俗体育活动的形成,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具有实用性的特点。海岛渔民以捕鱼为生,在特殊性海洋环境下,渔民一方面要调剂寂寞、劳作带来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在出海捕鱼和生产中少不了同大风大浪搏斗的技能。这种产生于劳动中的某些技能在休渔期被渔民们运用于健身锻炼中,这就有了特有的具有“海腥味”十足的爬桅、抛缆、摇橹等民俗体育活动。这些这些贴近渔民生产生活实际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发展一方面是海上作业固有的程序与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渔业生产之需要,充分体现了渔家人吃苦耐劳、凝聚合力、拼搏向上的精神。

3.1.4依附性民俗体育具有强烈的节日依附性,这是所有民俗体育文化的共性。其目的为了节庆仪式中酬神与娱人的需要,如春节赛龙灯,清明踏清,立夏斗蛋,端午闹龙舟。[6]在传统的祭祀庆典活动中,体育游戏比赛和文艺表演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比较典型的有浙江岱山中国海洋文化节祭海、休渔谢洋大典,舟山渔民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大海的热爱和感恩之情。护坛的渔网缓缓拉下,神圣的海坛向世人庄严地呈现;渔火天灯飘然升腾,镇坛之宝――“定海神针”金光显现。鼓点激越,上百艘渔船浩浩荡荡地拢洋归港,数百位渔民集聚一起,近千人踩街巡游,色彩缤纷的各种表演方队,洋溢着神圣海洋文化气息的傩舞、礼祭乐舞表演。

3.1.5文化性中国民间体育活动像一个文化意识团块,远古的竞技、娱乐、戏曲融为一体,从活动中还可以抽取出许多现代文艺的因子。有许多游戏是和传说一起传承下来的。民俗活动裹夹在民间体育当中。将民俗心理、民俗精神、民族特色代代相传。通过参加集体性民俗体育活动,它以极大的吸引力、聚合力,使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前提下,集聚于一定的文化运动轨道,整合为一个普通文化现象的运动势态。[7]海岛的民俗体育也是如此。如舟山海滩摔跤、海滩拔河、海滩放鸢,温州沿海的龙舟竞渡、以及舞龙等均与吴越地区一脉相承,都反映了内陆吴越文化的渗透。另一方面,海岛人的竞技游戏中,还表现出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如舟山的“赛泥马”、玉环的“戈石“游戏,相传都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抗倭时所创,在战斗中都取得奇效;此外,温州沿海的龙舟竞渡很明显受”屈原投江“的传说影响。海滩放茑则可推至春秋时期,韩信放纸茑,一曲楚歌散尽项羽子弟兵,更在海岛家喻户晓。[6]

3.2海岛民间民俗体育同大陆内地民俗体育的主要差异点

3.2.1涉海性差异海岛作为被海水包围着的特殊陆地具有与大陆沿岸不同的海洋文化形态,是随着海岛的经济发展而不断运动、变化的。它既表现了海洋文化的自身扬弃过程,也表现了海洋文化的自身发展过程。[8]象渔俗文化、旅游文化、沙雕文化、海鲜美食文化、古建筑文化、海岛历史文化、佛教观音文化等等,这些都是舟山群岛所特有的海洋文化。涉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涉海性,既包括海洋的自然属性,又包括海洋的民俗体育文化属性;海洋的自然属性是其民俗体育文化属性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一基础和前提,海洋民俗体育文化也就无从产生。所谓“南人善舟,北人善马”,海岛人开展的民间民俗体育竞技活动充分体现了以涉海类项目为主,并与渔业劳作、生产相结合,如爬桅、升帆、摇橹、抛缆、车锚、海上潜水、龙舟竞渡、海滩放鸢、拎石锁、举石墩等。同时特殊的海洋环境使渔民喜欢在船上敲锣打鼓、打牌麻将以及吆酒令等游戏来调剂情绪之需要。这种涉海性及其生产性的民俗体育特征是内陆所不具有的。

3.2.2地域性差异我国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我国各民族居住分布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体育民俗鲜明的地域性、气候性特征,“南人善舟,北人善马”,就是对民俗体育地域性的生动概括;而且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使相同的体育民俗事象也表现出各自地域的特色。[9]如:船拳在舟山称为舟山船拳,而在湖州则称为湖州船拳,在江南则统称为江南船拳。海岛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的地点主要在船上、海上、滩涂、码头(岸上)上进行,特别是在休渔期或渔船拢洋时开展类似船拳、船上跳水、海泳、潜水,滑泥运动等项目;而内陆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则都在高山、平原广场、街道进行。如:放风筝、跳秧歌、射箭、赛马等。

3.2.3传承性和变异性差异民俗体育的传承,既是指时间上的纵向延伸,也指空间上的横向分布。一项民俗体育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经流传演绎而难免变异,但其核心和主旨总有因袭的内涵和固定的仪式,代代相习,绵延传承。它对维系一个民族的群体凝聚力和趋同意识具有很大的效应。[10]海岛民俗体育作为被广大海岛民众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海洋文化形态,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世代延续的一种海岛社会文化,在空间上也是可以传播和扩布的。如舟山船拳经受了一种可称为“烙印”的传承洗礼,现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体育民俗一旦形成并得以传播,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还成为一种程序化的固定格式,并以这一格式传承。而民俗体育的变异性,与传承性密切相关的一个特征。由于民俗体育为民间集体藉口头或行为创造和传播的。因此,在流传中必然受到历史、时代、社会、民族、地域及语言等种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异。如海岛民俗体育中的一些神话传说,其变异性因口头语言的易变和没有物质载体而最为明显。早期的一些原始娱乐活动的场地、器材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被现代的一些体育活动、器材所替代。[11]如:抛缆、摇舢板接力、船拳结合了在水道表演的特点,兼收各派之长自成一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异无疑是民俗体育发展与再创造的原动力,促使体育民俗在不断变革中适应新的环境,继续发挥其作用。

3.2.4交融性和信仰规约性差异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民俗心理等造成各区域民间民俗体育的差异。北方人崇尚勇武、豪爽奔放,因此,力量型的项目较为突出,如摔跤、奔跑、搏斗、举重等;南方人的性格趋于平和而细腻,富有思考,擅长心智活动类和技巧型项目,如游泳、海滩放鸢、海滩拔河、弈棋等。[12]而海岛的民间民俗体育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海岛与内陆的特点,具有交融性和信仰规规约性。尤其是江南内地习俗对海岛人生活的渗透和辐射,和海岛环境造成海岛人对海的崇拜、包括鱼的崇拜、潮汐崇拜、龙的崇拜。浙江岱山中国海洋文化节祭海、休渔谢洋大典、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体育大会。这种民间规约性既约定了民间体育的游戏规则,也有着严格的人格品行的要求。所以这些规约也是中国民间体育文化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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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俗文化的特征篇2

1中国画创作意境与滇西赶摆的宗教特点

中国画创作首要解决的是意境问题，而中国画创作中最高层次是禅境。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以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被灿烂地发挥的一种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是一种以韵味为上的阴柔之美。对滇西傣族赶摆民俗活动的宗教特点进行研究，正是滇西赶摆民俗题材创作要积极探索和表现的本质与意境。人类早期的节庆活动是和原始宗教活动合二为一的。傣族信仰佛教，关于“摆”的活动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赶摆是佛事活动的一种，意为敬佛或是对佛有所供献。但凡笃信佛教的傣族，都认为赶摆是供佛的最大功德，带有祭献和忏悔的意思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有借此通向佛国天堂之意。运用中国画的创作方式对赶摆这种佛事活动进行描绘，表现傣族人民对佛的敬仰，对佛事活动的重视，折射出傣族人民的人文精神、风俗习惯和信仰。在中国画创作时，表现傣族人民的这种心情和期盼，把傣族赶摆这一活动寄托的美好愿望用具体的形象创作出来，把中国绘画的东方韵味与滇西傣族民俗活动相结合，表现出赶摆民俗活动所包含的本质与内涵，创作出具有宗教色彩??美情趣的中国画作品。

2中国画创作的内容与滇西赶摆的区域特点

滇西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所谓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滇西赶摆作为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有着其鲜明的区域特点、地方性特征，这种特征是通过它的宗教信仰反映出来的。滇西傣族节日名目繁多，大都叫做“摆”，如、广母赛、晃露盛会、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等，有各自的特点和意义。广母赛，滇西傣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幼都要到河边搬运沙子，然后由老年妇女在佛寺院里精心堆沙塔，人们用竹子编制一些祭物，制作彩纸塔帽，人们以此祈求丰收，过上甜美的日子。开门节，也叫摆干朵，此时正是秋收季节，农忙已过，解除“关门节”以来的禁忌，男女青年可以开始自由恋爱、举行婚礼。关门节以来的安居斋戒也随之结束，这期间善男信女们身穿民族盛装，敲锣打鼓，为此举行盛大的集会。各个寨子的男女老少手持各类贡品，如：彩马、彩象、佛伞、佛幡、钱树、鲜花、食物等，随着锣鼓声涌向友邻村寨的寺院参拜礼佛，以此对斋戒期间心存的一些杂念、过错和不端的行为进行反省、忏悔、总结，以崭新的姿态面对未来。赶摆活动的发生、发展、演变正是在这样的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它是傣族佛事活动的一种，受傣族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影响，显示出浓烈的区域性特点。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不只是从赶摆的形式上，如傣族人民的穿着打扮、贡品、赶摆细节等方面考虑，更要从滇西赶摆的区域文化所包含的内涵出发，使构建具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主题创作带动中国画创作的新模式得以实现。

3中国画创作和滇西赶摆的民俗文化特点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是民族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滇西赶摆这个题材有它自己的民俗文化特点。钟敬文先生说过：“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的特色。”①这种特色是通过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云南地处边疆，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再加上山高水远，交通不便。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因此许多极为原始的，极为古朴的民族文化资源，得以在各个民族中保留。滇西赶摆这种民俗文化活动正是经过长期的发展传承下来的，无论哪种形式的赶摆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民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点，并通过它的稳定性表现出来，传承至今。滇西赶摆这种民俗活动在傣族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面貌，所以它具有民俗文化中的多元性特征和复合性特征。它是由单一到复杂的过程，它不断地发展，把每个阶段的特色结合在一起，才呈现出今天这样的面貌。

滇西赶摆创作是把赶摆这一佛事活动引入高校中国画创作课堂，通过对赶摆一系列活动进行取舍、重组和再创造展现出来。它不仅是傣族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始再现，还是经过用心提炼，注入情感后创作得来的。以民俗题材为主题的民俗绘画艺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之所以选择中国工笔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题材，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绘画艺术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的结合无疑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正是高校中国画民俗题材创作要追求的，这种特征则是通过民俗文化和中国画的稳定性体现出来。中国画理论的传承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古代画家绘画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传统绘画思想的集中体现。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和社会变革，却始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至今。如顾恺之的“传神论”奠定了绘画美学的基础。谢赫的“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宗炳的“畅神论”，在创作思想上，要求画家要体现自然内在的精神运动，而不是自然影物的机械摹似。诸如此类画论在当时已经定型，并一直传承下来，这正说明中国画传承上的稳定性特征。这些理论在滇西赶摆创作中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不同画家有着风格各异的美术作品，现当代高校中国画教学与创作正是借鉴和吸取了这些作品的精华，才展现出今天特有的面貌。正因为中国绘画与民俗文化有着如此相近的特点，这就使把中国绘画的东方韵味与中国特色民俗艺术相结合的想法成为了可能。把这些综合因素利用起来，才能丰富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实践。

总之，滇西赶摆民俗题材创作是中国民俗文化艺术与中国画艺术碰撞的产物。把滇西赶摆这种民俗活动引入高校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实践中，即满足区域民俗文化的传承，又丰富了中国画创作题材，满足美术学教育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为中国画创作提供了有意义的条件。

国内民俗文化的特征篇3

关键词：民俗体育文化；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6-0038-05

Abstract：Accordingtothecomprehensionofculturalgenerativecharacteristics，folksportsculturenaturallypossessesthecharacteristicsofgenerativeculture.Furtherstudiesfindthatthewholegenerativemechanisminvolvesthreeaspects：1）crystallizationofhistorydeterminesthegeneratedtrajectoryoffolksportsculture；2）creativityofhumanbeingsisthegenerativedynamicsoffolksportsculture；3）formationandsuccessionofnormalformisthegenerativeconnotationoffolksportsculture.

Keywords：folksportsculture；generative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2-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我国民俗体育现代功能及社会文化价值研究”（10CTY024），山东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齐鲁文化与山东民俗体育文化互动研究”（10CTYZ02）。

作者简介：李刚（1978-），男，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产业、民俗体育。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SchoolofPE，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250014，Shandong，China

无论是在西方词源里，还是在中国传统词源之中，“文化”（culture）本身就具有了先天的生成性特征。前者通常是指“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而后者的“化”则代表着变易、生成、造化等。所以，民俗体育文化，这个典型的、经过人类社会加工过的“次级文化”，也自然具有了生成性文化的特征。特别是经过中国几千年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土壤的培育，经过人类创造性的发挥，所演绎的内容已经涵盖了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等诸多文化载体，这使得其生成机制非常复杂，有待于进一步剖析与探究。

1历史的凝结：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轨迹

民俗体育文化关注的是文化范畴中的本体性的理解，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从而对于人的生存和历史的运行提出更为深刻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民俗体育文化并不存在“过时”的说法。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探讨民俗体育文化一定是“向后看”的，民俗体育文化似乎成为“落后”、“陈旧”、“迂腐”的代名词，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这种对于民俗体育认识上的误区，已经成为我们研究民俗体育的“绊脚石”。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民俗体育文化一定是一种历史的凝结。它注定是符合时展的趋势，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一种“契合”型文化。只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时代”是指的“当时代”而不是“现时代”，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解读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文化精神去理解，而必须要将其还原到当时代的背景之中。就像在清末民初盛行在山东省鲁西南地区的民俗体育“拜罗圈”，运动方法是游戏者三人以上，手拉手围成一个圈，边唱歌谣边进行游戏。当唱到“钻”时手不松开，领头的一人低头带动众人从与自己相邻近的一位游戏者的腋下空档处钻过，形成一个外圈，大家就这样唱着歌谣反复钻来钻去。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非常简单的运动方法，其所凝结的历史文化精神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拜罗圈主要是女子（尤其是女孩子）参与的民俗体育运动，如果以今天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去审视这项运动，它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它发生在清末民初，出现在山东省却值得我们深思。长期以来，妇女在我国的地位并不高，从儒家思想中的“三从四德”再到明宋开始的“裹脚”，都成为封建礼教制度对妇女压迫的记载。在当时代女子要想参加体育活动是无法想象的，她们只能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终日与女红为伴的日子。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是在山东省——这个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尤其是鲁西南地区），在清末民初却打破了这种封建枷锁的桎梏，迈出了冲破旧礼制的第一步，这是一种可以载入史册的进步。如果我们全面审视历史，在拜罗圈这项民俗体育运动兴起后不久，封建制度的崩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这些典型的“进步文化”的代表，其实早在民间的“拜罗圈”民俗体育运动中就已经显现出了雏形。

其次，民俗体育文化关注的是“点”。历史的生成方式有很多种，有直线型的也有螺旋上升型的，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方式更加关注的是“点”。所有的民俗体育文化都是以一个个体“点”的形式出现，而后众多的“点”再聚集成一条主线，这成为民俗体育文化的产生脉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聚集成直线的“点”也不是整齐划一地在一条直线排列，而是围绕着一条主线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一条轨迹。有很多民俗体育运动项目看似是历经一种时空的延续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它们发展的轨迹更确切的是由众多的点形成的轨迹。例如民俗体育运动“走百病”就可以分为明显的几个发展“点”。“走百病”在我国起源很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非常盛行，当时这个项目叫做“追傩”，几乎在所有的祭祀、驱鬼活动中都可以见到，这时候该项目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发展到明朝，“追傩”已经不再属于祭祀的范畴，演变成为“驱疫鬼”仪式，并且逐渐形成“走百病”、“消百病”等运动。此时的“走百病”运动尽管在形式上和追求的终极意义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第一，该运动从祭祀活动成为驱鬼除魔的封建迷信活动。第二，逐渐演变为特定的日期进行的活动，主要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夜晚，据说这天夜晚地下鬼穴是空的，此时在外走动，可保一年不生病。现在类似“走百病”的民俗体育运动还依然存在，并且选择活动进行的时间大都是在傍晚或者晚上。但是，这项运动已经完全不具备原有的封建迷信本质，而是成为一种人们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摒弃了理论上文化直线演进的轨迹，在发展中不断寻求突破，修正自身文化体系。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说，它是围绕着文化的发展主线在其附近不断演化，第一，它还是注重人类自身的健康，只不过是由过去的被动式祈求（鬼神保佑）变化成为自身主动的增强锻炼；第二，透过现代运动项目自身我们还是依稀可以看到过去文化传承的影子，过去的“走百病”一定是在正月十五的晚上进行，现在的“走百步”依然是在晚上进行，只不过对于时间的要求变得相对宽泛的多，因此才有了“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的民谚。

2超越和创造：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民俗体育文化的演进？是超越性和创造性。这个答案我们不难知晓，但是是谁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1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之人类对自然的超越和创造

我们已经知道文化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人类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是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文化作为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代表着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源自于人类自身对于自然的超越和创造。比如说民俗体育的功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俗体育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祭祀活动（这其中也包括巫术），早先的人们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因此遇到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总是求助于神灵的庇佑——这种敬畏自然也包括对于自身生命的诉求。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持久的关注，人们也在不断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自然界，人们开始认识到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对于身体各个器官的锻炼意义，这就导致了由祭祀产生的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功能上的重大转型。民俗体育由过去的象征意义逐渐演变成关注参与者个体健康的一种健身活动。就像我们的民俗体育运动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等运动项目，也是从早先的祭祀（像龙舟竞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逐渐演变为一类强身健体的运动形式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健康除去身体健康之外还应该关注心理健康之后，民俗体育再次产生了新的创造性，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功能成为当代民俗体育关注的重点。民俗体育这种功能性的变化导致了民俗体育文化的转型，文化核心从过去的“敬”和“畏”逐渐演变成对于自我的一种信仰，人通过自身不断的认知过程完成了对自然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之后，自然是一种新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当今的民俗体育文化已经充分完成了对于最初的民俗体育文化的超越和创造。

民俗体育的另一种重要产生方式是源自于人们的生产实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起源于人的类本质活动，即实践活动。文化是实践的历史积淀和对象化；文化又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方式。民俗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实践活动，它综合了人之为人的所有根本特征：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等等。民俗体育运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的实践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给定性的否定、超越和扬弃；在于对人自身和人的世界的创造与再创造。民俗体育文化起源于人的超越性与创造性实际上就是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理解，民俗体育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俗体育文化是人与自然分裂与统一的根基。

民俗体育运动源于人类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因此民俗体育文化也就继承了这种实践中的自然性。相当一部分民俗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是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并且总是要将自然融为运动项目，民俗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例如最简单的跳房子、打瓦都不需要固定的标准场地，只需要一块简单的自然场地即可，更不用说打水漂、滑冰等运动项目。但是，这种和谐统一并不是民俗体育文化的全部，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文化代表，民俗体育文化中还体现着与自然的对立与分裂精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却是超越了自然。征服自然一度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并且伴随着这种目标实现的过程，人类与自然产生了分裂继而形成根本性的对立，民俗体育文化也是如此，很多运动项目也在重复着现代竞技体育的特点，不断的追求极致，不断的试图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体育文化本身就具备了人与自然分裂与统一的特质，这是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根基，民俗体育文化的演化过程几乎都遵循着这一脉络主线。

第二，民俗体育文化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分裂和统一的基础。

民俗体育文化是人创造的，一旦民俗体育文化形成，也就标志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和统一逐渐形成。民俗体育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民俗体育文化，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几乎所有的民俗体育文化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文化（这其中包括民俗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很多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从最初的一项体育运动最终演化为一项制度，成为被全社会认可和接受的一种制度文化，就像清朝自康熙以来，每年秋季都在热河拦围场大会蒙古王公，其活动有：“较射”，即射箭比赛；“跳驼”，即跳过八尺高的骆驼；“诈马”，即驯服烈马；最隆重的是“库布”即角力摔跤。以及十月的“冰嬉”和元宵前后的马术、灯舞也都是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这些运动项目自清朝入关以后带入关内结合中原实际情况进行推广普及，使之成为“国俗”。

人之所以可以与自然界分裂开来，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自身的个性和创造性，这种特质也成为民俗体育文化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分裂的基础。民俗体育不像现代竞技体育一样，具有严格的制度体系，成为制度体育的典范，而民俗体育具有很强的灵动性。就像我们提到过的“投壶”运动，从过去的士大夫阶层的游戏，逐渐平民化，人们所使用的器械也从酒壶、箭逐渐演化为杏核、石子和任意的器皿，这种变化固然有利于民俗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推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标志着阶级的分化。同样一种运动形式，由于器械的不同可以看出阶级的区别，这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类似的还有踢毽子，过去王公贵族踢的毽子是用雕翎做成的，一般平民的毽子则多使用鸡毛制作，这也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中都被列为不良文化，但是在民俗体育运动中却存在相当数量的运动项目“涉赌”，像斗鸡、斗蟋蟀、斗羊甚至于砸元宝、砸铜钱等等，这些民俗体育运动就明显呈现出与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分裂，这种分裂并不是由个体人所决定的，而是成为社会民众的集体行为，像斗鸡、斗蟋蟀等运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乐此不疲，参与其中。这种分裂现象对于促进民俗体育演变本身而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却违背了社会主流文化，这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解决的问题。

2.2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之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的不断超越和创造

一个民族在共同的民俗体育文化影响下其内在形式和整个表现是相似的，民俗体育文化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创造者。涂尔干认为：“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总是感到文化的强制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的显现出来。”因此，文化的特性表现在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人、制约人、左右人的生活方式的深层的、激励性的东西。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俗体育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但是却是自由发展的。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尽管是人类创造了民俗体育文化，但是人类却并不能真正驾驭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只能让它按照自身文化体系的演进规律去发展。譬如说我们最近遇到的民俗体育文化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到今天，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却逐渐走向没落，无论是从其文化传播意义上还是从其影响力上都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此时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者竭力想使其发展壮大，但是现实却是非常残酷，人类无法真正驾驭这个由自己亲手创建的文化体系。我们只能做的是通过各种途径、渠道来帮助民俗体育文化，仅此而已。如果民俗体育文化不想被湮没在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只能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来完成。

第二，民俗体育文化具有内在的自由和创新性。

民俗体育文化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张力，而这种矛盾和张力的动力来源于正式民俗体育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自由和创新精神。一方面民俗体育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物，是人超越自然本能而形成的，它代表着文化的自由和创造性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民俗体育文化又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文化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行为模式，对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它一旦形成，就对参与民俗体育运动的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具有制约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由于民俗体育文化的内在的矛盾性或张力结构，民俗体育文化才一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使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得以流传至今；另一方面具有自我超越性和创新性，使民俗体育运动项目能够不断地丰富、发展（即使是已经消失的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也是这种超越性和创新性的产物）。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由历史生成的产物，它既不是给定的先验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体系，而是经历着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进程的相对稳定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

3范式的建立：民俗体育文化生成内涵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可以看作是表层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和深层文化（精神文化）的建立，在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为文化体系建立起一种固定的范式，将文化桎梏在这个现有的范式体系之中，这个看似美好的文化愿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因为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

3.1民俗体育文化表层范式的建立

人们试图建立文化范式的意图是建立在民俗体育文化表层范式的建立基础之上的。民俗体育一旦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其运动的器械、运动的一般规则都已普遍建立起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得到参与大众的认可，应当说这种文化的表层范式建立起来相对轻松。因此往往给人们一种假象，认为民俗体育文化的范式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起来，即使运动项目自身的结构体系、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会发现一种新的范式很快就取代了旧有的范式，并不会对民俗体育运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骑马打仗”一样，最初的骑马打仗是由两匹“马”，两个人组成的四人对打项目，它是属于“单打”项目，这是一种满族青少年非常热衷的民俗体育运动，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确立，骑马打仗像许多满族民俗一样在全国推广普及。及至后来，在民间将“骑马打仗”这一运动形式进行了变革，逐渐增加了“马匹”数目，开始变成“三匹马”、“四匹马”，将“单打”运动变成了“群打”。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只是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范式的变化（请注意只是变化而已），属于一种新的范式取代旧有范式的过程。然而，这种变化带给运动项目的绝不仅仅是文化表层范式的变化，而是一种文化深层范式的转折。

3.2民俗体育文化深层范式的更迭

民俗体育文化还存在一种深层次的范式生成过程，也就是精神文化建立的过程，因为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和文化图式，所以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内涵是比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更为丰富的展示和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它建立在一定的范式基础上却又超越这一范式，并不是依靠范式来决定民俗体育文化的演进方向，而是依靠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范式来决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俗体育文化结构是由主体结构文化自身与客体以结构人类实践活动共同构成的。它们的“同构”根基在于主体与客体在人之实践过程中的同时生成。因此，民俗体育文化必须是要建立在二者同步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这种同步过程并不是僵死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当我们试图建立民俗体育文化范式时（即使我们已经建立起表层范式），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深层范式的动态性和协调性，也就是说，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表层范式，文化的深层范式根本不会接受——甚至于会产生一种反抗，正是这种反抗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是民俗体育文化深层范式与表层范式的冲突，两者根本无法兼容，这种后果就会将民俗体育推向灭亡；另一种则是民俗体育深层文化范式处于不断的自我调整阶段（毕竟我们已经将表层文化范式固定），使之与表层文化范式相匹配，这种调整的后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俗体育深层文化范式和表层文化范式尽管能够共生共存，但是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认识的民俗体育（文化）。就像“骑马打仗”一样，由“单打”变成“群打”这其中的深层文化范式已经添加了中国传统战争文化——战车的文化因子，其运动方式更加讲究策略，追求礼仪式的运动文化制度，这与当时满族人所推崇的“骑马打仗”已经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它依旧套用的是旧有的范式。深层文化范式始终呈现出一种滞后性，并且文化范式在不断的更迭之中，这将会成为民俗体育不断演进的源动力。

4结语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缘起于人类的时间认知过程，却又超越了人类自

身的驾驭能力。因此，它的演进之路注定是复杂的，既是一个被组织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组织的产物，这就给我们把握民俗体育文化增加了难度，我们必须在尊重民俗体育文化的基础上，试着去走近它，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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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俗文化的特征篇4

关键词：民间剪纸；剪纸符号；意象结构

中图分类号：J5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179-01

剪纸，是遍布我国传统民间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形式，文化内涵丰厚，民俗结构完整，在我国剪纸是作为一种母体艺术存在的。传统剪纸文化的生成变化历程，表征了一代代剪纸人的生命延续过程。“生命”的含义包括两重：一是人本体的自然生命，二是剪纸民俗的文化生命。一方面，正是出于对人的生存和繁衍的强烈渴望，剪纸人才将人生未来的种种理想寄寓在阴阳组合的平面符号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大量剪纸民俗符号中的生命意象的朴素而真诚的信仰，剪纸人才不断通过这些意象表达对生命的挚爱之情和寻求繁衍生命的希望。

在封闭而内敛的农耕经济条件下，剪纸也是属于一种满足自给自足生活并达到自我精神延续的“绘画型”经验图像。剪纸意象是剪纸民俗的物质载体，剪纸符号则是剪纸意象的灵魂。符号“一方面指称对象，另一方面又模铸意识”，将意与象整合于特定的民俗文化体系之中；同时“符号与人的个体的相对分离性使它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存在物，具备完善而恒定的社会文化精神。

剪纸意象是民众长期感知外物的直觉经验的凝固，其基本结构生成，不是通过理性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顺应文化生命的自然法则最后水到渠成。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整体上看，剪纸符号是以普通认同的典型特征构成民俗文化意象系统，成为整个民族观念、精神的表征。深入剪纸符号里层，探索意象生成原理，是走进剪纸民俗世界的必要途径。

剪纸符号的基本构形思维方式是意象。意象思维借助联想、想象、类比、直觉等多种形象方式来揭示事物内涵，表达主体对意念的理解和对生命的体悟。对剪纸民俗而言，意象是建立在民众普遍认可的文化形象和共同遵从的情感意愿的基础之上，是民众共同认可的文化精神形式。民间剪纸的意象思维并不同于纯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方式。纯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最基本的美学特征和创造本源是无限自由广阔的艺术形象。但是，民间剪纸文化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大相径庭。然而，剪纸民俗长期偏居一隅，基本程式千年不变，其意象思维更固执于自然率真的心象表露和蕴藉生动的灵性外射，即直觉经验的呈现。剪纸行为不同于主流艺术创作对主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追求，而是执著于对固有的生活文化最真实的展露，是传统观念世界与外部生活世界的天然合一。

剪纸意象结构中的基础成分是“象”。剪纸取“象”丰富，几乎无所不及。概括言之有三种：自然物态的、民事生活的、虚拟构想的。自然物态的，如牡丹、红梅、黄菊、荷花、石榴、柿子等花卉佳果和牛、羊、鹿、猴、鸡、鹅、鹤、蝙蝠、青蛙、鲤鱼、蝎子等鸟兽鳞介；民事生活的，如植桑养蚕、采莲划船等等；虚拟构想的，如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八仙过海、天女散花、钟馗打鬼、老鼠嫁女等等。

民间剪纸意象的核心成分“意”，是民众群体按照特定目的附加于剪纸形象之上的深层体认，构成了民间文化的意义系统。剪纸之“意”，是我国民众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情感，如团员和睦、吉祥如意、多子多孙、富贵长寿等，是在华夏民族数千年道德观念引导下，在传统社会经济刺激和宗教精神浸润下，经由社会成员世代传承与敷衍充实，不断获取新型认同群体，最终形成的意义凝定。意象符号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含义”，人类将含义加诸于实在事物或事件上，从而使它们成为符号。这种在实在事物或事件（“象”）上“强加”的复杂含义，就是“意”。剪纸人固有的文化心理中蕴藉这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正如剪纸人所谓“花无真色，鸟无正名”，“取个意思就行”，所以剪纸中经常可见意象内涵亦此亦彼，模糊不辨的情况。这表明民间剪纸符号的创造并非局限于客体事物自然特征的机械模拟，而是在集体表象基础上的个体直觉经验的再创造。

剪纸意象的建构，是特定文化群体长期的民俗行为和习惯的结果，是约定俗称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表征。因此，剪纸表面上是介于平面绘画和线条文字之间的一种粗线条民俗图形，在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象征模式显示的民众思想实体和民俗精神寄托。这些在民间社会常见的、代表中华民俗文化特点的剪纸意象，是千百年民众生活积累的、具有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集体表象的结果。这些意象具有稳定的民俗文化结构、与社会心理的密切相连的基本形式、反复出现的特质符号以及表现手法的符号化等民俗文化基本特征，体现了我国民众本土文化中最原始浑朴的人文心理。所以，民俗意象是我国剪纸民俗文化中的基本成分，也是整个中华民俗文化的精髓。

国内民俗文化的特征篇5

茶马古道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茶马古道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至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由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从康定起又分南北两条支线，北线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南线从康定经雅安、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再由昌都至卫藏。茶马古道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这一时期从祖国内地传入吐蕃。但藏汉间的茶马交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是在宋代，即吐蕃王朝崩溃的分裂时期。北宋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马匹每年达两万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两宋期间四川产茶3000万斤中有一半以上销往藏区。明代是茶马交易的极盛期，茶是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当时茶叶不仅是汉藏之间重要的经济纽带，也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至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由此带动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虽然民国时期军阀战乱、川藏纷争，但民间茶叶贸易依然活跃，并一直沿续到民国末。

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古以来延续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作用的古道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和功能，但其特点和文化历史内涵则十分丰富：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文章认为开发茶马古道至少有三个意义：1、茶马古道可以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2、茶马古道的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对茶马古道的宣传和开发利用将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的团结和维护藏区的稳定。

民俗文化论

民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容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关注。陈立明发表在《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上的文章研究了的民俗文化。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和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物质民俗指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舍、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游艺为其代表。的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的民俗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此外青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地域色彩，构成民俗多姿多彩的风貌。第二是民族性特征。藏族民俗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而门巴族、珞巴族、人、夏尔巴人也都生活在这片高地南坡的广大地域，由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是多元整一而又斑斓多彩的。第三是互融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区域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等多方面。第四是时代特征。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时代的文化风貌，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时代变迁和历史进步。风情民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民俗文化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民俗文化，表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顽强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论藏药浴的学术内涵及其发展

藏药浴是藏医药浴疗法的一种简称，是藏医外治方法之一。黄福开发表在《中国藏学》2002年第二期上的文章对当前方兴未艾的藏药浴进行了研究。文章说，传统藏医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般疗法归纳为四大类：食、行、药、外治。食，即饮食，指符合健康和治病要求的饮食选择；行，则指起居，包括身语意三业门所做的一切活动；药指药物治疗；外治，包括器械治疗、油涂、按摩、针灸、放血、药浴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