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收集5篇)

产业结构论文篇1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着重要影响：三大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第三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分离、融合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高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主导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产业结构“软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调整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制定和实施科学的产业政策。

世界正在走向新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面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也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迅速进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加速知识化进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依靠科技进步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新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1、新经济时代，三大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第三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相比，新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已显微弱，一般低于10％；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明显，一般占2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GDP中的比重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和。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已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导致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提高，而且，这种趋势将在新经济时代进一步强化。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从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来衡量转变为以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来衡量，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结构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2、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发展，产业分离、融合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一方面。大量的新兴产业在新的知识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如从生物工程中可分离出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药等多种门类的生物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经济和信息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将对产业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使原来专业分工明确的产业因新知识的融合而组成新的产业，如机械制造技术与电子技术相融合，形成了机器人制造业；生物技术与医疗技术相结合，产生了生命科学专业；信息产业和网络产业更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

3、高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主导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新经济将加速传统产业的更新和改造。新经济的产生是与高科技，尤其是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新一轮的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推动的高技术的产业浪潮，拉开了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大改组的序幕。随着高技术的发展，一批高技术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同时，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提供更多的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深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大大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缩短工业化进程。

4、新经济促使产业结构“软化”。产业结构“软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以通信、金融、信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生产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产业的服务，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所有产业结构中，伴随着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人才，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的依赖大大增强。

5、新经济引导并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同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对比，新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知识和信息要素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以可移动性为特点的知识资源，可以在广泛的地域空间中流动和扩散，使高新技术和知识、信息产品迅速地从一个地区推广到其他地区，推动落后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系扩大，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新问题

1、三次产业的结构不合理。一是工业结构不合理，比重过高，技术和制度创新动力不足，不适应发达市场的需要。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浪费；“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依然存在，多数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水平低。二是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较慢，水平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低收人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金融、保险、旅游、教育、医疗等配套体系以及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三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过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2、各类产业内部，整体素质不高，主要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工艺陈旧，设备老化，多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大部分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出VI额占全部商品出VI额的58．3％，而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产品出VI以量取胜，优势与特长不明显，竞争力不强。

3、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市场集中度低，规模经营水平差。目前我国石化、汽车、机械、电子和建筑等支柱产业远未达到规模经济水平，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制造业榜上无名。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集团的总资产和销售额只相当于美国同行卡尔彼勒的1．97％和1．39％，仅是日本同行小松公司的2．22％和2．15％。由于企业生产组织结构集中度低，关联度小，相对分散，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产品之间专业化协调差，依存度不高，缺乏规模效益，因而在企业开发能力、营销网络建设和承受风险能力等方面，我国的企业都难以在国际上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竞争。

4、生产力空间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没有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格局。目前国内纺织、塑料、化肥、钢铁、化纤、自行车、汽车等热点产品生产企业几乎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带来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地区分割问题，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产业趋同性、产品雷同性、功能单一性问题十分突出。

三、我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特点

进入新经济时代，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战略性调整，具有不同于以往适应性调整的新特点：

1、市场主导型调整。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式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求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市场为导向，采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积极培植和壮大优势特色产业，积极运用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高度重视发展第三产业。

2、结构升级型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在技术进步加快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结构升级的调整。因此，这次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结构升级，一方面，产业重点将向建筑业、汽车业以及一些新兴产业转移和延伸；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走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之路。

3、动态型调整。这次的调整是发展中的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我们要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产力，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4、全面型调整。这次战略调整的范围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调整。由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失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仅产品结构不合理，地区结构不协调，而且产业组织结构，产品技术结构都难以适应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决定了调整不可能局限在某个地区或领域，而应该是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全面调整，调整的范围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等。

5、重点发展型调整。由于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经济全

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加入WTO，更加全面地融人到产业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针对现有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制定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一些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抢占这些产业的制高点，提高产业竞争力。

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适应市场要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产业结构。

首先，就政府而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选准方向，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把过去那种既当组织者又当实施者的角色，尽快转换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者和调控者，并正确处理好市场和资源的关系。

其次，就企业而言，要加强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运用新技术，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不仅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且决定着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

因此，企业应该审时度势，选择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并以此为龙头，培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

2、调整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要将全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方面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工业基础实力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优势，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撑经济增长作用强的主导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挥其对全国的示范、辐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中西部地区采用适用的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资源优势与适用先进技术的结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3、要依靠科技进步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实质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科技含量的过程。新兴产业和新技术产业既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领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最重要的领域，因此，我们要依靠科技进步，用新思路，新办法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积极培养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应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不断提高产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计算机硬件、信息通讯设备、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结构论文篇2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3]顾建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产业结构论文篇3

一般而言金融政策首先主要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直接影响市场资金供给和企业投资需求，然后在产业资本形成转化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金总量结构和投资结构两方面来影响市场资金供给和需求状况。前者是通过对市场资金供应总量结构的调整变化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率以及企业资金积累率等因素的影响;后者是指资金供应结构(投资结构)的变化带来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这方面与国家或者地方区域性的产业倾斜发展政策、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以及企业投资预期和偏好等相关。

(一)区域信贷控制的产业趋同效应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中央的信贷政策很难面面俱到，这也使得各种政策针对性不强，造成各地产业结构存在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因此，实现区域信贷政策的区域化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配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协同。我国银行信贷业务投放的政策性比较强，信贷控制是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商业银行除了75%存贷比要求外，各银行内部对各区域的信贷业务具有一些软约束，包括对各地区信贷业务规模控制与行业控制。每个年度，总行都会给对每个地区下达信贷规模与行业结构指标，这种具有行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导致了区域金融市场间的隔离，使得各地区对各行业的金融支持具有一致性，并直接引导了金融资本的流向与规模，进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趋同效应。目前来看房地产、通讯、生产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部分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从表1中分行业信贷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12年信贷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达到32．19%，而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二者分别是4．78%和4．45%，二者差距相比达到8倍之多。

(二)金融业务规模经济的产业趋同效应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具有逐利性特征，追求利润。而金融业务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了金融机构所服务的对象具有趋同性。以银行的信贷业务为例，银行信贷业务的收益是利息收入，由贷款额度L及利息率r水平决定。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融资成本、监管成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营运成本、人工成本、风险成本和税收成本)。按照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固定成本FC，如水电气、职工与业务无关的基本工资等;二是与业务数量相关的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监管成本等;假定单笔业务成本为nc，业务数量为N，业务量相关成本NC=nc×N。三是与业务规模相关的成本，如资金成本。假定贷款规模为，每单位贷款的资金成本的d，SC=L×d。在FC、nc、r和s固定的情况下，利润与放贷规模成正比，而与业务数量成反比。所以银行比较偏好单笔信贷规模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信贷总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会放弃小额信贷业务市场。而由于不同行业，资产规模天然的存在较大的差异，银行对业务规模的偏好会导致其对不同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同。在表2中给出了2012年部分工业行业的资产规模情况，可以看出各行业之间的平均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单个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资产规模达到69.32亿元，而平均资产规模最小的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为0.46亿元;二者相差150多倍。

(三)金融企业风险控制方式导致的趋同效应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以自身利益为目的，逐利性较强。特别是银行放贷体系中，银行为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偏好选择国有企业及抵押品比较充足的企业进行放贷融通资金。这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自身风险，而且切合了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机构这样的逐利性，也导致了一些新兴行业、新型企业在获得资金的途径上困难重重，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企业在选择行业时，也会考虑融资的便利性，而更加趋向于选择一些已有规模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融资障碍。这样，资金的流向逐渐趋向于一些固定资产较多的工业行业，渐渐形成了产业结构的趋同。假定:全社会流动资金规模为C，假定有两个行业，分别为1和2，每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第i个行业每单位投资所能产生的可抵押物价值为mi。每家企业决定在地区A、B进行投资发展。银行总行对每个地区进行信贷规模指标控制，投放到A地区的总信贷额度为LA，投放到B地区的额度是LB。贷款利率水平r与风险相关，假定银行对风险的评估只与抵押品的充足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A、B两地区其它差异，A、B两地的信贷行业结构是相同的，因此在区域信贷规模控制下，严格以抵押品的充足率来发放信贷必然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

(四)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导致产业结构趋同效应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影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部门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选择的提供资金供给。这两方面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调整，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信贷政策的统一性会影响产业结构趋同。信贷政策主要是为了衔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设计贷款的方针、原则以及政策导向达到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各地区域性差异非常大，但目前信贷政策很难做到各地差异进行区别对待，这也就使得全局性的信贷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地产业结构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其次，资金供给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储蓄率及资本积累水平等影响到资金的充裕程度进而在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属于资金总量不同决定的产业结构趋同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投资结构决定资源的不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影响资金的投资偏好进而对产业结构趋同产生影响。资金供给主要透过资金供应量和资金供应结构两方面的变化来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最后，投资需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影响。企业通过投资改变资金的流向和资金配置，不同的资金配置比例影响投资结构进而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投资需求的不同，一方面透过投资资金配比的变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地域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投资需求，进而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目标。

(五)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政府与金融机构相互渗透，相互利用也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兼具企业和政府的性质，它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国家或地方财政，而相应的业务却更多的与企业相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盈利、亏损以及相关业务都存在政府的身影(朱元［24］，1996)。政策性金融机构透过财政资金和银行的性质起到政府意志与金融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的目的，达到政府希望的产业结构趋同的效果。同时，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借助金融机构使财政资金经营化，实现金融政策和产业资金配给的协同，从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为此，政府透过财政金融与微观主体结合，间接管理和直接管控实体经济，达到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统一，其最主要透过金融手段来完成。但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纯粹的企业，他并不是以市场主体的角色来经营和管理。这种地位也成就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体扮演宏观调控职能和政策推动者的角色。这种特殊性也有利于它先行投资和形成政策投资导向，表明政府的政策投资意图，在产业发展初期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扶持的企业的政策依存度也开始不断下降，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承担起市场主导型的机制发挥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说明

(一)数据来源通过对金融政策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相关理论的分析，本文以我国2003年以来各省市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各省市行业数据。

(二)变量的描述性说明1．因变量———产业结构相似系数sim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测度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度，对于区域i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为。2．自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R):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Goldsmith［5］(1969)和麦金农［25］(1973)两位学者对金融规模指标的衡量标准，这两种标准各有侧重点。Goldsmith［5］(1969)以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水平的存量和流量关系，进而反映出该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这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借鉴的主要指标。其表达式为金融资产总量/GN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麦金农［25］(1973)指标主要通过货币负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中货币结构以及货币规模情况，其表达式为M2/GD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本文认为，信贷政策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文用信贷规模占GDP比值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税收负担(tax):用各地区税收收入除以GDP计算得到，反映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财政投资支出占比(inv):用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比(fin):用各地方财政收入占该地区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计算得到。人均储蓄(sav):传统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与要素禀赋具有重要关联，人均储蓄代表的该地区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用当年年末各地区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常住人口，并用CPI指数进行平减。

三、模型设计及结果分析

文中因变量是各省市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金融因素包括: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指标(贷款结构:私营经济贷款占比)，其他为控制变量指标(税收负担、财政投资支出占比、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人均储蓄)。基于以上的分析判断，实证研究的计量方程为。上式中:sim为产业结构相似度，load为金融发展水平，信贷结构比重，tax为税收负担，inv为财政投资支出占比，fin为分税制虚拟变量，sav表示人均储蓄。利用2003－2012年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趋同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解释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以各指标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借鉴萧政［26］(2004)提到的协方差方法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模型的方式，计算出F统计量为5．63，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因此，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使用2S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采用Hausman检验二者优劣，Haus-man的统计量为180．17，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从模型的DW统计量为2．029判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用Greene［27］(2000)提出的方法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的组间异方差问题，构造的卡方统计量为151．36，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最后利用可行的二阶段加权最小二乘法(TSWLS)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列在模型3中。根据模型3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Load与Sim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较强的相关影响;信贷规模占GDP比重越大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说明金融政策对经济总量较大的省市，越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财政投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在5%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税收负担、人均储蓄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一个省市税收负担越大，越不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和经济发展集聚，因此，应该优化税收结构，适度减轻区域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竞争活力。此外，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资本要素禀赋越丰裕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与其他地区之间差异就越大，产业相似系数越低，表明人均储蓄禀赋越高越有利于区域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四、本文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篇4

第一，集约化的生产带来的是分布在上下游各个企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加速提高了从图纸到产品的全过程。第二，围绕着核心产品的各个过程和细节，高密度的相关人才和智慧的集中和碰撞，无疑地给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及部分相关配套产品的革新创造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第三，适时理论（Justintime）的运用，提高了上游产品生产和运输的服务质量，加速了库存的周转，减少了生产库房的成本压力，并为各配套企业产品的生产客观地提供了较强的计划生产的灵活性。第四，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为相关的各个企业间提供了技术、设备、管理、工艺、人事和服务的互相了解有利条件。第五，降低了上游产品供应的物流成本，涉及物流的包装成本及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从而最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第六，近距离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有利于有效的劳动力培训，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的储备。第七，在这个产业链上各个产品生产企业和组装厂之间，以及这个产业链上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工作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使得其产品的生产更加配套有序。让我们观察一个对比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理论：二战后，福田汽车公司在英国伦敦东部的泰晤士河湾半岛建立了其在欧洲的第一个汽车生产厂。选址此地，可能当时过多的考虑其成品更接近市场的便利，因为作为政治、金融中心的伦敦对汽车有着极大需求以及当时伦敦相对健全的公路运输可达英国各地。而泰晤士河道通海的水路可用船运通往欧洲大陆。由于泰晤士河湾过小的地域面积和逐年递增的地价，不仅不能为福特生产厂的几乎所有上游配套产业链上的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场地，在后来的几十年也彻底限制了福特生产的发展。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二次创业的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在其旧有生产基地考文垂重新规划了其组装厂，周边留有大面积的土地给了他的配套产品企业用于生产和中转库的建设，并借机进行了配套产品以及供应企业的重新组合。形成了当时较为优化的以罗孚组装厂为核心的集团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我们比较后发现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造成了有近74%配套产品较罗孚同类产品因运输成本和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的增加，而最终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成品价格，使其在英国市场逐步失去了同档次车型的价格竞争力。第二，由于福特的工厂相对远离他的上游产品生产企业，迫使福特不得不建设大面积的库房和用较大的现金支出来储备配套产品以保证企业的生产。加之伦敦地区不断上涨的地价，使得福特工厂的用地成本也大大地高于罗孚。第三，大面积配件库房，多种的配套零部件产品在福特库房的储备造成了福特高额的零部件管理费用并伴随着零部件产品更新换代造成的死库存而带来的浪费。第四，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给组装厂和配套产品生产商的交流和工作的协调带来了障碍，较之罗孚大部分的主要配套生产商距离罗孚组装厂只要十分钟内车程的距离相比，给善于用开会来解决问题的英国人带来了沟通与交流的不便；同时，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造成的各企业间人员在技术、管理、工艺交流的困难，使得福特新产品的开发和零部件的更新造成时间上的拖拉和延误；同样，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差异。与福特工厂在一个区域的独立相比，罗孚周边的数万工人在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工作。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保证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也在这个产品系列结构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综上所述，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着大多数单一生产企业所不能具备且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在过去的一百年而被诸多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成功实践。

2.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缺点

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具有上述不可替代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他与生俱来最致命的缺点---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产业链终端的核心企业及产品的过度依赖。为了更透彻地解释这一缺点，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迸发出的消费激情对家用电冰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需求。于是，北京的一家大型家用冰箱企业为了加大生产量以满足市场爆炸式的需求，改变原有几乎从头到尾的生产模式，利用其上级主管单位的行政协调，让数十家中小企业放弃各自原有的产品，利用其各自所长，为冰箱厂配套生产冰箱所用的配件。这时，可以看到以原有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形成，并在建立的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这一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势—集约，分工明细，且配套。这样，这个冰箱厂以极高的产量满足了北京市场并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占领了周边市场。几年后，市场逐步进入了饱和。冰箱的销售出现了滞销，并且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在这个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数十家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与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一同受到了伤害。他们随着冰箱的销售数量的减少而减产，直至最终停产。到此，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致命缺点充分地暴露出来—即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上游单一产品生产企业对下游终端产品企业的过度依赖性。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如下：第一，依赖性的特点表现为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不直接对市场负责，而只对终端企业的订单和质量负责。而作为中央圆心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依赖性表现为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的依赖，大多不去做深入的市场对比。第二，由于上述的特点，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产品自我研发能力。技术力量主要停留在下游终端成品对自己产品技术要求的理解。第三，这一特点还决定了下游终端成品企业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原材料提出了质量和价格的要求。限制或指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对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采购队伍。第四，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对市场的销售能力。因为所有产品销售的大部分去向或是唯一的去向是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大多或无需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因此，一旦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或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力独自面对市场。本文上面阐明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诸多优势，并举例说明了这是在生产、市场及涉及到企业管理诸多要素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将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进程中利用其优势而做大做强。那么，在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各个企业，特别是处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而能够生存发展呢？

3.扬长避短，倚强做强

一般的说，作为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的终端产品企业多为大而强的企业，其产品也具有相当的市场知名度。那么，作为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各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消除短板而倚强做强呢？先让我们还通过对比看一个同样是大型家电企业的例子，他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80年代中期，伊莱克斯集团在大举进行的一系列与家电相关的企业收购和重组后，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家电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综合集团。之后，伊莱克斯着手在意大利建立了以不久前收购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模式。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利用其积累了超过百年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对所建立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规定了如下改革政策：第一，要求作为产业链终端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采购的冰箱的零部件不少于40%要来自伊莱克斯集团之外的生产商。这一政策看似肥水流了外人田，但客观上提高产业链终端企业的采购能力。用集团外的产品和本集团内产业链上游的企业的同类产品进行质量、价格和服务的比较，从而倒逼本集团内上游的企业了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并制定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与此同时，产品终端企业有了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用最合理的价格保证其终端产品的质量。第二，要求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集团内各个企业，成为每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一企业，只对各自企业利润负责而无需对产业链上包括终端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的产品供应保障负责。同时规定，各个企业的产品销售给本集团产业链终端企业的上限为其自身生产能力的50%，不设下限。这一政策就是说：各个企业的生产要以自身利润为中心，无需过多的承担对终端企业的责任。这样，上游企业为了各自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能够依托为沈努西加工产品的品牌优势和成熟的技能优势建立自己的市场和销售队伍及建立自己的市场知名度，同时争取更多的客户。在这一政策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生产企业实行几年后的1990年代初，欧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沈努西冰箱和其他家电一样遇到了滞销。然而，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数十家生产企业的发展没有随着沈努西冰箱的滞销而停止。而是他们经过了早几年的市场历练，把他们的产品拓展到了冰箱产业以外更宽的空间。他们中的冰箱轱辘生产企业，除了供给沈努西冰箱外，还为医院，超市，航空等公司生产手推车的轱辘。这些生产企业成长得更加成熟和强大。这一切或许都应得益于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当年制定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继承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是全盘的照搬。从而修正了这一生产模式自有的缺陷和劣势。

4.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篇5

关键词: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区域差异

问题提出

江苏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实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该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南北差异,严重制约了其总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文章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存在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基于前人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结论,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研究江苏省各县域在产业结构上的空间差异,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产业发展策略,以期对江苏省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章以江苏省“十五”规划的起始年份2001和2005两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9.0软件,对其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空间分析,将经济发展水平分为“极高”、“较高”、“一般”、“较低”和“极低”5个等级(见表1),并输出地图(见图1、图2)。

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区域差异

由图1、图2可以看出:“十五”计划的起始年份,江苏省县域经济均明显地表现为苏南、苏中、苏北的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南重北轻”格局明显。江苏省县域之间的等级扩散效用明显,苏中的多个县域逐渐从“极低”等级上升为“较低”等级。这验证了郭金海等(2009)关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作用的结论。多数县域经过“十五”期间的发展其等级没有变化;只有宝应县、洪泽县、兴化市、如皋市、沛县由“极低”等级上升为“较低”等级,而赣榆、盱眙二县则相反。在等级内部,除去少数县域在经济水平排名上没有变化,多数县域的经济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动。这说明,江苏省各经济发展等级之间差距明显,但等级内部差距较微弱。

江苏省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

江苏地域依次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为研究三大区域产业结构,计算“十五”计划起始年份的各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口比例(见表2、表3)。由表2、表3可以看出:无论从产业增加值,还是从业人员比重来看,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要优于苏中和苏北,苏北的产业结构最不理想。经过5年的时间,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均呈逐渐优化的趋势。即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最高的苏南地区,2005年其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仅为36.05%;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1.10%,占据主导地位。据钱纳里的六阶段划分标准来判断,苏南地区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非农业劳动力开始占主体,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但仍未占主导地位。由表2可见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第一产业的比重均有较大程度的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增长明显;苏南和苏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降低,而苏北略有增长。

江苏省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策

处在上述“极高”、“较高”等级的县域,其产业的优化首先,注重产业的融合。服务业应加速向工业的生产前期研究、中期设计和后期信息反馈过程展开渗透,电子网络技术向传统的商业、运输业渗透;第一产业内部应通过生物链将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融合形成新型生态农业。其次,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促使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教育、科学、技术和产品之间形成良性转化机制。第三,注重产业的关联效应,在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重视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应综合考虑服务业的规模、层次和结构,当前除要大力发展生活业,更应重点发展生产业。最后,注重“溢出效应”。就这类发达县域而言,其经济的发展需要外部资源支持,也可以产生溢出效应。特别是将相关产业向毗邻的县域进行渗透,有助于拓展市场空间,舒缓资源压力。

处于“一般”和“较低”等级的县域多位于苏中地区,苏北少数地级市辖区及附近县域也处在该等级。这些县域工业经济起步较早,纺织、机电、医药、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具有明显优势,土地、耕地面积数量充足,丰富的后备土地资源潜力巨大,对保持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苏中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对资源短缺的江苏和华东地区具有重要的开采价值。农副产品较为丰富,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基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能够提供一个低生产成本和低交易成本的发展条件。海洋资源十分丰富。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已逐步形成石油化工、汽车及零部件、船舶制造、电工电器、服装加工等主导产业,产值占全市规模工业产值的比重达70%。由上文可知等级之间的扩散效应明显,因此,处于“一般”和“较低”等级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发挥与高等级县域毗邻的区位优势,吸引相关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渗透。处于“极低”等级的县域多位于苏北地区,这类县域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1.姚丽虹,赵阳.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协整分析——以广东省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9(20)

2.张辉,王晓霞.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