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例(12篇)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1

囚徒困境

假设有甲和乙两个地方政府，资源和投资环境等要素条件均等，政策目标均是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决策行为是理性的。在双方共同进行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即执行统一的优惠政策，那么甲乙双方均可以获得50个单位的收益，选择不合作将因为让利（如降低土地出让价格或税收）损失2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则选择不合作的一方能够凭借其更加优惠的条件将对方50%的投资吸引过来，不合作方可获得50+（50×50%）-20=55个单位，合作方的收益为50-50×50%=25个单位；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则双方各损失20个单位收益。

由于甲乙双方均是理性的，即它会按照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为依据进行选择，当甲选择合作，乙选择合作的得益是50个单位，选择不合作的得益是55个单位，于是乙会选择不合作；当甲选择不合作，乙选择合作的得益是25个单位，理性的乙会选择不合作，这样它会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同样当政府乙选择合作，政府甲会选择不合作，获得55个单位的收益，当政府乙选择不合作，政府甲会选择不合作，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最终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合作，不合作），收益组合是（30，30），处于这种状态下，双方都没有动机做进一步改变，博弈处于均衡状态。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双方的收益总和最大为100，对区域整体乃至个体都是最有利的均衡解，但这不稳定，甲、乙都会有选择不合作的动机，因为在乙选择合作的状态下，政府甲选择合作的收益为50，而选择不合作的收益是55，显然对于政府甲而言，会选择不合作。反之亦然（如图）。

该博弈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最终只能得到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稳定劣解，但却是博弈各方独立理性思考的必然选择，这种结果在整体上不是帕累托最优，它小于整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当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也处于这种非零和博弈状态。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双方都选择合作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双方的收益总和是100，但双方理性思考的结果却是不合作，双方的收益和仅为60。一个地区吸引了新的投资，有可能在经济增长、就业、居民收入以及官员政绩等多个方面获得更大收益，并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不论其他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都会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争夺外部资本，以免在博弈中处于下风，各地政府都从本地利益出发，在缺少有效的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就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从而导致非合作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参与竞争地区的数量增多，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提供虽将促进地区投资和经济发展，涵养税源，对于远期税收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在近期必将导致对税收增长的制约作用，当地方政府从政策优惠中所获得的福利不足以抵消优惠政策所需要的税收、地价等让利成本带来的负效用时，就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下降。

不利影响

1、造成社会福利的大量损失

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竞相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优惠手段，为引进外资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如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地价、优惠服务、财政补助以及不计成本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的主要筹码是税收优惠。为了回避政策，许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先按照国家规定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征收后，再根据原先的协议，以奖励或补贴的名义返还给企业。这种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造成包括税收、生产要素转让收益等诸多方面的损失，使得引资成本大大高于引资收益，造成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不但扭曲了市场信号，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而且损失了地方财政收入，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巨大浪费。

2、影响税收法制公平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权代法，对外部投资者做出超出国家税法范围的许诺，从而影响税法的刚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擅自通过财政返还税收，是严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其危害是明显的。首先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造成了地区间、企业间收入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本地企业，税负远远高于外来企业，这就造成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些依靠政府扶持，土地不要钱、纳税有返还的外来企业，最终有可能把那些用地靠钱买、税收照章纳的正常企业打败，甚至把本来有管理、技术、资源等优势的本地企业逐出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次是削弱了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造成经济管理中的混乱，导致政府职能错位，助长了滥用公权。再次，容易助长一些企业的投机行为。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直接还是变相地减免税收，结果都是一样，就是少纳税。许多外来企业在优惠措施结束后就准备搬家，到更优惠的地方去，或者重新更名开业，争取继续享受此项优惠。一些投资者在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驱动下成了“候鸟”企业，在享受各地不同的优惠政策的同时，无形中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对于真正谋求发展永续经营的成熟企业来说，它们更希望投资地的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透明的运作机制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如果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出台超出国家税法的减免税政策，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公信度就值得怀疑，这样的投资环境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也许是致命性的。

3、提高了招商引资工作的成本

为了完成保增长的任务，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有的加大招商引资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有的设立招商引资奖励资金，有的出台招商引资项目优惠政策，还有的给每个单位每个人员都下达招商引资任务指标。这些措施都伴随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然而，无论地方政府如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项目的总投资需求是有限的，这种竞争必然会提高招商引资的工作成本。

政策建议

1、规范软环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规范，对所有企业均实行普惠制和国民待遇是大势所趋，优惠政策已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招商引资的竞争将由过去政策优势的竞争，转变为投资环境的竞争。

一是完善税收立法。目前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但这仅是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和监督机构，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被大打折扣。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着手研究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以此促进经济领域中诸如招商引资等工作的规范性。

二是规范税收执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这既为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避免行政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对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规范提出了要求，在日常税收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税收法治原则，对于与税法相抵触的规定，坚决不予执行，切实维护税法刚性。

2、挖掘潜力

招商引资要有税负意识。企业的税负高，税收收入就多。就税收贡献而言，工业企业的税负较高，税收贡献最大；商业企业的税负较低，税收贡献较小；进出口企业不会产生税收。特别是对外贸型的企业引进必须慎重。根据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外贸型的企业可以享受退税。而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所得税税率由33%下调到25%，生产型消费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必然下降，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可用财力将实质性地减少，国家可能对税收的分配体制进行调整，出口退税地方负担的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就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力，因此对外贸型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引进的重点应是生产型的出口企业。同时，对资源利用型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因为资源存在着稀缺性，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长，对资源利用型的企业引进一定要考虑到税收因素。目前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正常利用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界限趋于模糊，资源性的东西用一点少一点，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保持地方经济增长的后劲，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特别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引进必须慎重。

3、发挥比较优势

一个地区到底应该招什么商，靠什么招商，怎么招商？在全国的大环境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都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环境特色，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上都取得优势，在国家总体发展布局的大环境下，各地区要从自己的小环境出发，明确区域定位，找准优势产业，这就解决了招什么商的问题。发展优势产业，一要营造好产业氛围，二要制定好产业政策，三要建造好配套设施，四要提供优质服务，优势、氛围、政策、设施、服务，这就是招商的资本。要形成产业集群招商，产业集群会降低交易成本、空间成本和生产成本，共享辅助，实现规模经济。一个地方产业的集中程度越高，对新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通过招商引资活动，促进产业整合和产业聚集，形成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降低成本，集约发展。同时，要努力完善产业链招商，围绕构成一个产业的主导产品和与之配套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和包装件等产品来吸引投资者投资。新形势下，各地招商应进一步凸现个性，以特色产业吸引客商，引导外商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利用产业优势，吸引组团式投入，利用龙头企业的终端产品或核心产品优势，鼓励产业链各环节同步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资落户。

4、提高招商效率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2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3

什么是双减”政策？

2022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我们简称为双减”政策。

2.双减”政策包括哪些内容？

①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②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学校要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③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3.国家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

大家注意，教育的文件不出自于教育部，而源于国务院，学生负担过重”已上升到国家层面。

①学生的核心素养直接影响国家的竞争力。高分低能显然无法适应未来的国家发展需求。

②追求教育公平。教育阵地不能市场化”，校外培训已严重影响到学校教育。

③维稳。新x方”等机构资本化运作，掌握了大量学生信息。综合前期滴滴公司在国外上市的背景，几家大的培训机构不也在某国上市吗？

总结一下：教育内卷”靠国家强力政策解决，着眼的是未来，落脚点是国家安全。

4.一线教师对双减”政策的应对。

①减负”口号由来已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随波逐流。无所谓”型。

②早该减负了，减轻学生书包负担，减少学生课堂静坐负担，减少无效作业负担……叫好”型。

③学生作业时间少了，不补课了，会不会影响学生成绩？家长会不会抱怨？学校考核会不会受影响……忧伤”型

5.一线教师为什么对双减”态度不一？

①教师评价系统不变，学生减负”会实际造成教师的增负”。教育部门的质量监测”、小学义务教育毕业水平检测”考的是学生，排队的是各学校学科教师；评优、选模、晋职、晋级教育质量获奖者优先；年终绩效工资考核、学校目标考核，教学质量权重第一……什么是教学质量？班级平均分、优生率、差生率、合格率，这些率”又有对应的分”，很复杂，教育局专门有部门操作，一线老师根本搞不懂。

②教学内容不变，学生减负”一定会让教师增负”。什么精讲精练（不是精讲多练）、向四十分钟要质量、教学六认真”当然是教师的本分，但考虑过学生学习过程没有？学生预习、合作探讨、复习巩固、检查反馈都只能在课堂上完成，教师要充当魔法师”，变出时间来？比如一年级的语文识字量上下册近500字，光认识是不够的，还得会写，光会写不够，还得自动化书写”。对于零基础（点横竖撇捺都不会书写）的农村孩子来说，一节课10个以上的生字词认读书写，难度系数4点0。低段数学书中作业倒是能在课内完成，但练习册、口算题卡什么时候去完成？怎样才能达到口算自动化？况且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行为习惯的养成都要花大量的时间。

③课后辅导、延时服务、暑期托管服务都实际占用了老师班后时间。暑期学校托管教师报名自愿”已成志愿”，教师职业最吸引人的寒暑假”将消失了，学校除承担教育教学”角色外，还即将增添保姆”一项工作。

④课后延时服务虽迎合了家长，但苦了学校，苦了教师。开学后即将实施的教师弹性化”下班制，真的可以落实吗？学生早晨七点到校，教师能晚过七点到校吗？学生六点半出校，教师能六点准时下班吗？出了安全事故谁负责？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1篇4

2009年县卫生系统双拥工作总体思路是：以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为主线，以庆祝建国60周年为契机，深入开展双拥宣传月和关爱功臣永葆光荣等系列主题活动，加强医疗单位和驻盐部队共建结对，落实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就医政策，进一步优化各项医疗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卫生系统双拥工作质量和水平。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强化双拥工作领导，加大双拥工作力度，实现卫生系统双拥工作水平新的提升

今年是省级双拥模范县的申报和命名表彰年，县卫生系统双拥工作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把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与全县卫生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双拥领导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工作机制，继续将双拥创建工作列入医疗卫生单位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卫生系统双拥工作创建目标任务按职责分工分解到各科室和医疗卫生单位，明确完成时限，加强检查，确保省级双拥模范县创建各项任务得到落实。抓好各级双拥机构规范化建设，各医疗卫生单位要重视双拥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健全双拥组织，确定双拥工作联络员。

二、结合双拥宣传月，深入开展双拥宣传，营造浓厚的双拥创建氛围

以庆祝建国60周年为契机，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作为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丰富国防教育内涵。在7月份深入开展“双拥宣传月”活动，广泛宣传我县双拥共建成果和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充分发挥各项政策的导向作用，激发广大医务人员参与双拥共建的积极性，不断扩大双拥创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力。重视双拥宣传报道，充分挖掘近年来卫生系统双拥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并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国防观念和双拥意识。

三、进一步优化服务质量，积极落实双拥各项政策和措施

一是落实医疗优惠减免政策，优化服务质量。贯彻落实《*县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认真落实医疗费用优惠减免政策，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现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就诊凭证实行五优先，即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付费、优先取药、优先化验。现役军人的急诊、危重伤的抢救直接进入急救绿色通道，并实行先救治、后收费。现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凭证就医和治疗，免收挂号费，其诊疗费、注射费、输液费、护理费、床位费等费用由就医单位按50%给予减免，检查费按5%给予减免。二是做好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三合一实时结报。在重点优抚对象参加城乡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配合县民政部门全面实行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三合一实时结报模式，提高优抚医疗保障新水平，进一步简化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补助、大病医疗救助的核报手续，帮助重点优抚对象解决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开展“关爱功臣、永葆光荣”活动。按照县双拥领导小组下发的实施方案，结合卫生系统实际，继续开展爱心献功臣活动，走访慰问卫生系统结对退伍复员老军人。

四、以共建为手段，加大卫生拥军力度，深化军地互动，丰富双拥共建内容

按照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卫生拥军的实施意见，结合创建文明行业活动，继续开展医疗单位与驻盐部队共建结对，注重在军民共建中办实事，求实效，尽力帮助部队解决战备、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为国防建设和社会稳定作贡献。各医疗单位要在共建内容、共建形式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积极开展向驻盐部队送医送药、健康体检、急救知识培训、卫生专业人学习等活动；县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要发挥卫生监督、疾病防控技术优势，完善军地传染病防控合作机制，为驻军部队提供健康知识讲座、营地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食品卫生检验等服务工作，实现互相促进、互相关心，共同发展军民鱼水关系。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中欧合作气候变化多层治理地方政府城市气候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P467/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7）01-0090-19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701006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苏格兰威胁退出英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逆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证明，一股“再国家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国家乃至更小的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盟内部。但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具有国家属性，尤其在国际合作领域；在成员国中，法国、德国等大国及其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对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同时关注欧盟内部多层治理体系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运行及其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作为促进双方四大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中欧气候合作不能只从欧盟层面考察，必须深入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关系中，并继续向下延伸，将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体纳入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内部存在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但在国际合作中是以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相比之下，欧盟则是一个在发展程度上由现代、后现代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其在气候政策领域则主要反映了积极减排成员国和社会主体的诉求。这导致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中国与欧盟多层行为体气候合作之间的非对称性，并由此产生了在治理目标、能力和机制上的严重摩擦。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非对称性，中欧双方应当大力推进多层气候合作，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合作层面探索应对这种非对称性的途径。

一、中欧气候合作困境与非对称性分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就减排的量化指标和谈判机制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会后，时任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wardMiliband）更是指责中国阻碍了大会达成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矛盾只是双方气候合作总体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根源在于表面上宏大、全面、精巧，实际上却复杂、脆弱，且具有非对称性的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架构，而这种合作架构根本上是由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所形成的。

多层治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果，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诸多超国家机构，这与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形成了至少三个层次的多层治理结构。马克斯（GaryMarks）和胡格（LiesbetHooghe）等学者认为，多层治理不同于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而是在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决策能力被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分享，而非被国家垄断；第二，集体决策使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决策权的控制；第三，多层治理在政治领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嵌套的。这一结构是欧盟在一体化的同一性与各成员国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目的是在获得一体化收益的同时，利用各种治理手段应对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是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政府和社会行为体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平等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使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为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比如在欧盟气候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始终是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威来源。在欧盟气候决策机制中，“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小组”（WorkingPartyonInternationalEnvironmentIssues，ClimateChange，WPIEI-C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个由成员国气候官员与专家组成的机构在欧盟对外气候决策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首先，成员国环境部长们将WPIEI-CC作为协调成员国利益的预热平台，避免直接在部长理事会上的正面冲突。其次，WPIEI-CC本质上是一个在欧盟内部凝聚气候政策共识的机构，参与其中的官员和专家都具有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共同意愿，因此是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者。WPIEI-CC的意见最终将交由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进行决策，这一机制起到连接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将成员国利益诉求反映到欧盟理事会的决策中。根据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欧盟决策基于成员国的国家偏好，它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动态性，即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平台间接影响欧盟决策。穆拉弗切克（AndrewMoravcsik）认为，这一过程中单边选择能力、建立替代联盟能力、议程联系能力更强的国家将更可能影响欧盟决策方向。因此，欧盟对外气候政策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利益整合，然后由WPIEI-CC反映到欧盟层面，实现各成员国利益的第二次整合。但欧盟层面的最终决策是由在气候问题上较为积极且影响决策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导。

具体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丹麦、荷兰、德国、芬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都倡导积极的环保政策，国内绿党和环保利益集团强大，并且经济结构上已经具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第二类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上较为被动，国内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和环境立法，大多被动接受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第三类国家以法国为代表，对以核能等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表现积极，但本质上属于现代国家，相对于接近后现展水平的北欧等国在低碳转型的态度和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显得逊色，因此居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可见，法国、德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成员国。同时，按照穆拉弗切克影响欧盟决策能力的单边选择、建立替代联盟、议程联系三个变量，这两国由于人口、经济总量位居欧盟前两位，所以不依赖联盟单边行动的能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替代联盟的能力和联系其他议程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也是影响欧盟决策能力较强的成员国，这使得欧盟最终的气候政策更容易反映这两国的偏好。

除成员国层面以外，欧盟多层气候治理机制还直接将绿党、环境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纳入欧盟决策程序的参考中。比如，1989年绿党所做的欧盟晴雨表调查在议会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长期以来，欧盟还特别注重引导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比如，欧洲环境局、世界自然基金、交通与环境、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地球之友、欧洲气候网络等影响力较大的环境组织，常常通过倡议、聚焦公众注意力、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价值与规范，逐步成为地方民众实现环境治理的一股黏合剂。同时，欧盟内部多样化的环境组织还可以通过参与专家委员会的方式直接影响欧盟决策。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丹麦、荷兰、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靠前，但由于绿党和环境组织势力强大，同样可以直接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最后，欧盟层面的气候政策必然主要反映这些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够且愿意承担应对成本的国家的偏好，表现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就是过于超前的减排目标。

中国与欧盟多层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时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整体参与，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而欧盟是一个多层治理结构，决策的主导权主要依赖成员国博弈。因此欧盟内部虽然也有发展中成员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气候政策却更多代表了经济水平接近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成员国利益，这些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消费习惯，还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条件都远远优于中国。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都低于2%，而中国则占到50.6%。从目标看，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而欧盟制定的2022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单位GDP能效提升20%，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上下浮动，除荷兰外其他国家都高于中国（见表1）。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公布的2030年应对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而2015年欧盟制定的2030年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7%。可见，无论是碳减排目标，还是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都远低于欧盟，更低于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为实现能源体系转型付出了不小代价。例如，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最后几位。2015年，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行业亏损94.25亿元。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进而导致山西省工业经济增长疲软，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8%。由此可见，中国由于后发国家的性质，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必须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而以煤炭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就占据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发展方式长期存在，一方面带来了煤炭生产大省的短期富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对煤炭产业的高度路径依赖。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从整体上需要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低碳化的过程又必须淘汰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这又必然降低某些行业和省份的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新产业的难度远远大于维持一个旧产业的难度。后者在人才、需求、市场主体的培育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在此过程中无法保持淘汰落后产业与保持必要增速之间的平衡，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新老产业更替青黄不接的困境。

表1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与中国能源结构比较

行为体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2014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的目标（2022年）

丹麦0.1%30%

芬兰0.1%38%

法国0.2%23%

德国2.0%18%

荷兰0.2%14%

瑞典0.1%50%

中国50.6%15%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6月，http：///content/dam/bp-country/zh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215%20CN%20Final%2022150617.pdf，第32-33页；EuropeanCommission，“EUClimateAction，NationalActionPlans，”http：//ec.europa.eu/energy/node/71。

山西在能源产业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速方面的两难困境，进一步反映出中欧双方在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差异，也是中欧多层气候合作非对称性的写照。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非对称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严重分歧还会出现在未来的中欧气候合作中。比如，在2015年6月中欧领导人峰会上达成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各自在减排方面的自主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对双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减排目标的共识，体现了中欧对各自发展的尊重，将减排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权交还给减排主体，避免了国际机制强制性为其设定目标的模式，因此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国和欧盟进一步减排的动力。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盟仍然不满足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减排目标，还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减排目标是比1990年减少40%，我非常欢迎中国能够对同样的目标承担起责任。”从根本上看，这是在用欧盟内部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欧多层气候合作的进展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能力的非对称性，根本上源于中欧制度的非对称性，即欧盟以多层结构与中国的单层结构合作。因此，中国应促进中欧气候变化合作向多层次合作方向发展，特别是将气候合作的主体充分向下延伸，提升地方政府在中欧气候合作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多层次合作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现实基础，中欧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中国与欧盟的单一层次合作。具体而言，中欧多层气候合作主要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及双方社会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这一层面的气候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份重要的双边文件中。200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单向援助，演变为环境、能源、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因此，该宣言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的正式开端。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以推进务实合作并交流意见，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为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的《中欧合作2022战略规划》是中欧面向未来战略合作规划的重要文件，其中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部分指出，中欧要“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绿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可见，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已被纳入中欧长期关系的战略规划之中，成为双方战略层面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正值中欧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又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既是对双方十年气候合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气候合作的新规划。声明中不仅提出要提升气候变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在保持传统合作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相关机制方面协调气候立场，加强双方国内气候政策协调等新内容，由此使得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开始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这得益于双方在冷战后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多层治理结构下，推进中国与欧盟的气候治理合作，最终还必须依靠欧盟成员国。

第二，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合作。在中欧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法国、德国两个欧盟主要成员国也开展了积极的双边气候合作。总体来看，虽然已建立起中法、中德双边气候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初期，由于气候与能源体系转型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议题是相分离的，气候合作只是环境合作的一部分，尚未上升到双边合作的战略层面。以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为标志，气候合作在中国与法、德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法、德先后发表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或宣言，就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并最终落实表达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由此，气候合作已经进入中国与法、德双边关系的战略层面。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6

关键词：中小企业地方政府非零和博弈政策

一、概述

非零和博弈是指非合作下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它区别于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式之中，自己的收益并不等于他人的损失，同时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

我们从非零和博弈的概念中可以看到，虽然博弈处于非合作状态下，但是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乃至合作。现将此种概念置于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一般认为被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经济组织；政府，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企业为各地方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政府管理、制约企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良好政策、健全的法制、稳定的政局，政府依赖于企业的良好业绩进而提供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支出。

习惯上我们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我国为例，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贡献了我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政府的职能有中央职能、地方职能。自然的，与中小企业存在直接联系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国家对地方公共事务行使管理权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其权威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得以保全自身甚至最大化地获得利润。

二、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一）博弈分析

博弈论研究的是各方策略在相互影响之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都有自己追求的利益，他们各自的策略都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因此，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博弈的双方。在这种博弈中，中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非完全合作的：政府的政策手段与治理方式不可能完完全全只对某一类企业负责，而企业的发展也难免“触碰雷区”，政企双方的目的与追求也不尽相同；而最好的结果是：政府达到了管理目的，企业取得了预期效益，二者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纳什均衡理论揭示出个体理性与共同收益之间的矛盾。博弈的双方--企业、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就不得不放弃自身认为最理性的选择，从对方的角度考量，以期望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转型时期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初始阶段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由于中小企业的自发性及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缺乏或不完善，双方不能达成相互影响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很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从而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就整体公共利益来说并不是最大的。下面以民间融资为例，分析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情况：

政府可选择严格的金融管制，为银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留有较大余地，亦可选择放开金融市场；中小企业面对政府的两种政策可选择少量民间融资、不融资和大量募集民间资本两种策略。

政府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得各家商业银行竞相进军中小企业市场，大量的资金涌入促使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他们并不缺乏资金扩张或只通过少量的民间融资弥补资金的欠缺，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趋于激烈，迫使改革加速；

部分中小企业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有些企业选择推出；

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中小企业自主选择商业银行贷款与民间融资，资金充裕，同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但银行仍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

在严格金融管制下，部分中小企业选择通过民间借贷和融资募集大量资金，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前途未知。

显然情况A会使双方的共同状况达到满意，从而实现非零和博弈。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博弈中的问题

1、政府制定的政策效用有限

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基础，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治理效果。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决定了下一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反馈的成本有时是巨大的，不妨对政策进行有效的预测。

例如目前热议的煤炭资源税制改革：资源税是地方税种，煤炭资源税若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地方收入将会增加。但目前煤炭约占一次能源的70%，又处于卖方市场地位，一旦资源税改革铺开，企业成本上升，势必将成本压力转嫁到电力、钢铁等下游产业，对宏观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收模式本意是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这一税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也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若推行资源税从价计征，煤炭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加大，希望取消一些涉煤基金和行政性收费、统筹税费关系。而饱受地方债困扰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地方政府，却可以因此获得可观的税收红利，正积极游说和推动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就需要作出合理决策，是一味的为自身谋求利益还是兼顾各个企业的反应和对经济的整体影响。

2、政策实施不顺畅，改革不能深化

合理的政策制定出来后，政策的实施成为决定效果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实施会遇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阻力。一些旧有的、不适应市场且“名亡实存”的政策阻挡了新政策的实施。

例如我国应当被市场机制取代却依然存在的价格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百亿元。

3、政府过分依赖、扶持国有企业，不能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发展，在世界500强中，就有2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在与中小企业的争利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亏损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享有的土地、资金（财政资金和贷款）的低成本和便利、垄断高利润，造就了国有垄断部门的高收入、以及一些国企的挥霍和腐败。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实质上是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博弈。

三、政企双方对策

（一）政策因势而定

博弈论思想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对策，即行动者要根据其他博弈参与者可能行动的选择情况形成相应的行动判断。作为制定政策的局中人要考虑政策承受方局中人的作为。

以税率调整政策博弈为例，政府有提高税率和降低税率两种选择，纳税人的反应有稳定投入、增加投入、减少投入三种选择。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夫曲线”告诉我们，当政府提高税率以后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加稳定投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会受到影响，他们会倾向于以减少投入抵消增加的税收负担；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减少导致税收的减少。

如果税率降低，在稳定投入状态下，纳税人税收负担减少，他们会倾向于以增加投入赚取原来稳定投入状态同量税收负担的收益，这会导致应税收入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加。

（二）政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

政府部门应认真反思，调整观念与思路，约束自身行为。一些中小企业的负面行为实属对于政府的无奈。由于政府部分采用行政方式配置政策资源和稀缺资源，营造了寻租机会，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无论是国有企业内部的问题，还是中小企业的政治化趋势。

对大型企业的优待等同于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剥夺了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政府应当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的竞争环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重公平性、透明性，不能让优惠政策成为少数企业的特权。政府在配置不可再生、稀缺资源时，应考虑以市场化方式，这样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增加资源产出率，给予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三）中小企业加入行业组织

中小企业普遍势单力薄，面对政府的权力显得无所适从。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当中，企业们逐渐意识到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切身利益，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团组织或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成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商会组织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它与政府同属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它不属于政府，政府也不能干预民间商会的内部事务，但它可以影响政府，它有权力参加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法律活动，同时，也有义务协助政府贯彻实施这些政策法规：政府也可以委托民间商会完成某种任务。无论是民间商会还是地方政府，事实上都是以追求利益目标为己任的。这样，博弈的局中人变为了民间商会组织和地方政府。

此种博弈的过程，体现出的是公共权力的让渡。政府由统治转向了治理，中小企业联合，制定行业规范，接收政府转移的部分权力。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3年，为应对欧盟的CR法案和打火机反倾销，温州政府和民间商会之间默契地进行了一次权力转移，并且其后的行动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协作。

四、结束语

地方政府往往是博弈中的决策人，即在博弈中率先作出决策的一方，中小企业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政策是连接双方的纽带，政府应摒弃利己的政策，从全局考虑，引导、调控中小企业。面对一些政策，中小企业需要有明确、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的理想状态是非零和的，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博弈论[DB].2012年10月.

[2]百度百科.非零和博弈[DB].2012年5月.

[3]维基百科.中小企业[DB].2012年10月.

[4]维基百科.纳什均衡[DB].2012年9月.

[5]豆丁.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从博弈论视角看政府治理[DB].2012年10月.

[6]腾讯新闻.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在即企业政府博弈[DB].2012年10月.

[7]道客巴巴.企业与政府的动态博弈[DB].2012年11月.

[8]百度百科.价格双轨制[DB].2012年9月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8

关键词：瑞典社民党；充分就业；成效分析

中图分类号：D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10-03

一、相关政策简述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瑞典社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实现充分就业，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施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具体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通过国家财政支出的形式建设一大批的公共工程，实施“人民之家”计划，为住宅建设提供财政支持，为私营企业农场主提供贷款和补贴。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复苏，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在1934—1935年，平均每年有大约6万人左右在特别为失业者安排的项目中工作[1]26-27。汉森总理也曾在1933年的预算法案中表示：“用（政府借贷）这样的措施，将不仅能够为失业大军提供工作，而且能够结束经济停滞，开拓复苏和经济重建之路。”[1]27

社民党政府通过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很好地缓解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严峻的失业问题。但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长期执行就难免会造成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于是，20世纪5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雷恩和梅德纳设计出了著名的“雷恩-梅德纳模式”。该模式的主要要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团结工资政策”同样成为了瑞典社会促进充分就业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瑞典社民党在劳动市场政策领域的主要政策。所谓“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约斯塔·莱恩在《瑞典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回顾与展望》中描述到：“用在‘消极’做法（即支付失业保险金和提前退休的养老金）上的开支大大低于用在‘积极’项目上的开支。所谓积极项目我们是指在劳动力需求太低时，搞一些以促进需求为目的的职业创造项目，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或以改进供给为目的，调整各产业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的差距。一切促进供需平衡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服务处有效的工作也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2]瑞典社会该阶段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又可称为供给主导计划，即政府通过在职培训、岗前培训等教育形式解决劳动者不能适应就业环境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则属于需求主导计划，即通过兴建公共工程等措施为劳动者创造出就业岗位。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主要是通过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从业技能，从而实现就业困难者的再就业。这种职业培训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从而使劳动者做到有的放矢，大大增加了就业的几率。而且这种培训可以解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劳动者无法胜任新工种的问题。可见，职业培训计划一方面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解决了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市场上人才不足的问题。

由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剂良药。瑞典社民党在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兴建公共工程、设立公共管理部门等方式人为地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此外，他们还通过设立的就业服务部门来实现劳动者和工作机会之间的连接。就业服务部门的有效工作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核心，这些部门将通过掌握的工作岗位供给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需求信息结合起来，为求职者介绍了大量的工作。“就业服务处理论上掌握了全国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需要招工的情况，20世纪50—60年代，15%的劳动空位是借助就业服务处来实现招聘的。”[2]这种政府性的中介组织为求职者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实现就业岗位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使就业率获得提升。

（三）团结工资政策

团结工资政策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互为补充。团结工资政策是在1936年瑞典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来的，这种政策简言之就是“同工同酬”。具体来说，团结工资政策指不管在任何地区工作，工人凭同等劳动获取同等报酬。这种政策的结果使那些低于正常利润或亏损的企业感受到了压力，加快了他们的破产，而对于那些拥有超额利润的企业则是十分有利的。团结工资政策有利于将那些常年处于低效率的企业推出市场，让劳动者从衰败的企业流向先进的有能力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这有利于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也有助于减少失业现象，对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样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这一政策遭受的质疑也是很多的，从提出之日起人们就对它争论不休。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工资政策，理性的工资政策必然要求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团结工资政策也没有得到彻底的应用。但是，它和积极地劳动力市场政策一起，对瑞典社会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对于瑞典福利国家的建立，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建立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参与的集体谈判机制

在瑞典，劳资双方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双方在大多数时候能保持一种相互协商的关系，尽量减少对抗。这种关系的形成，就得益于所谓的集体谈判机制。集体谈判机制是劳工组织、雇主组织和政府就劳资关系等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并进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的一种制度安排[3]。

瑞典的劳工组织即瑞典的工会组织。19世纪末，瑞典工会联合会（LO）成立，表明整个瑞典的工会从此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组织。随着瑞典工业化的发展，瑞典工会的力量也不断强大起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成为了工会的会员。工会在瑞典的影响力几乎可以与瑞典社民党和议会相媲美。强大的工会组织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代表雇主们的谈判提供了可能。因为只有以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做后盾，弱势的工人们才有可能与雇主平起平坐，共同进行工资谈判等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的协商。

除了代表劳动者的LO之外，瑞典还有代表雇主利益的SAF。SAF即瑞典雇主联合会，成立于LO成立之后不久的1902年。作为两大利益集团的权威代表，双方从一开始就合作探索劳资之间通过集体协议实行协商合作的道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劳资之间的基本妥协基本实现，集体谈判制度也初步建立。该制度主要有以下三大内容：一是由1938年双方签订的“萨尔茨耶巴登”协议发展而来的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该制度规定了双方在劳资纠纷上要相互进行协商，工会应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以及减少和避免罢工等方面与雇主进行沟通合作，雇主则通过设立的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咨询委员会来与工会就解雇工人、处理纠纷等问题进行协商。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委员会这个劳资双方加政府成立的三方合作机构来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这个机构在制订劳动力计划、就业服务计划、职业培训计划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制度，即劳动生活自决。通过这一制度，工会获得了参与决定雇员合同的签订等过去完全由资方做主的事情。

集体谈判机制同样有助于降低失业率。有强大的劳工组织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当中，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有利于工人权益的维护。碍于这一机制，雇主在解雇工人等方面不得不更加谨慎。此外，这一机制带来的和平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现象。

二、对这一时期瑞典社民党促进“充分就业”的相关政策的成效分析

（一）该时期瑞典社民党促进“充分就业”的相关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果

1.政治领域：巩固了瑞典社会执政地位

1932—1976年间，瑞典社民党连选连胜，连续执政44年。可以说是1932年瑞典社民党的上台执政拉开了其辉煌的序幕。1932年社民党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且在随后的44年里保住执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民党人基本解决了瑞典的失业问题，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1932年的大选是在失业问题异常严重的形势下进行的。1931年瑞典失业人数比1930年增加了180%，1932年的失业人口则超过了16万人。如此严峻的形势让执政的人民党不得不交出政坛宝座，而瑞典社民党正是抓住了这次机会，从而开创了一个社民党的时代。上台后的瑞典社民党利用瑞典学派经济学的思想，采取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国家干预策略，制定一系列充分就业政策，最终解决了失业问题，也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2.经济领域：促进了失业率的下降与经济的快速增长

失业率的下降是充分就业政策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图1直观地表示出了失业率的下降情况。

图11913—1986年瑞典的失业情况

资料来源：克拉斯·埃克隆德著，刘国来译《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由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出，瑞典社民党充分就业政策的实施使瑞典的失业率大幅下降，从上世纪30年代初的20%多降至50年代后的5%以下。

瑞典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瑞典社民党的一系列充分就业政策所带来的较少的劳资冲突。劳资冲突的减少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直接减少了因劳资冲突带来的雇员平均工作日的损失。如1964—1974年间，瑞典因劳资冲突所造成的每千名雇员年损失工作日数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低很多。较低的雇员年损失工作日对经济的增长同样是有帮助的。瑞典在上世纪初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也落后与当时主要的欧洲国家。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的观点，瑞典的经济起飞时间比英国晚85年，比法国晚38年，比美国晚27年[4]。但是到了1974年，瑞典的人均GNP却名列世界第一，超过了那些老牌的欧洲工业强国。

瑞典与其他发达国家因劳资冲突每千名雇员

年损失工作日比较1964—1974

资料来源：弗斯贝克《瑞典劳资关系与就业》，第67页。转引自黄安淼、张小劲编著，《瑞典模式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3.社会领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1932年后，瑞典国内政治形势最典型的特点是稳定[5]。政治形势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瑞典国内社会形势稳定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瑞典社民党的充分就业政策。瑞典社民党的充分就业政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并通过集体谈判机制将劳资间的对抗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形下，瑞典的罢工次数与参加人数总体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较少的。其中，1967—1968年瑞典仅发生过14次小型罢工，参加人数也只有区区500人左右。另外，充分就业政策也使瑞典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贫富差距的缩小同样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该时期瑞典社民党促进“充分就业”的相关政策的不足

1.影响了生产效率

瑞典社民党的充分就业政策在减少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是有着很好效果的，但是在注重公平的同时，这些政策也使经济效率有所降低。譬如团结工资政策，该政策的确有利于工人获得较为公平的收入，但该政策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很多企业因此要么倒闭要么就维持在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状态。此外，高额的税收也降低了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对于个人来说，完善的福利制度与高额的私人税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很多人宁愿失业靠领取各种福利来维持生活也不愿意重回就业市场。因为失业后的各种补贴也足够其维持一个相对较为舒适的生活；即使失业者回到就业市场，大多数也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实现的。瑞典自谋职业者人数在经合组织中是最少的。因此，不管是对于市场主体的企业还是对于劳动者的个人，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经济效率。

2.降低失业率与降低通货膨胀率不能兼顾

凯恩斯曾这样认为，“社会经济——如果按老一代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随其自由发展——很可能陷入不是失业就是通货膨胀的境地，且不能自拔。”[6]而克服这些问题的良方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经常利用的手段是影响社会的总需求，具体做法是，国家通过扩大社会总需求（执行扩张政策：增加公共开支或降低税收）来减少失业，通过减少社会总需求（执行紧缩政策：减少公共开支或增加税收）来对付通货膨胀，可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失业率与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方法是相矛盾的。在只有其中一个问题发生时，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当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时，有时便必须牺牲其中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瑞典由于福利国家带来的高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财政赤字，而在瑞典，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赤字愈大通货膨胀愈烈。加上社民党政府对充分就业的优先选择，在很多时候当二者发生矛盾时都是牺牲通货膨胀而保全就业。这就造成了在很多时候，瑞典的失业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而通货膨胀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参考文献：

[1]沈全水.失业的出路—瑞典就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张晓华.试论瑞典的“充分就业”[J].世界历史，2008，（5）.

[3]孔德威，金喜在.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4）.

[4]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4.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1篇9

1990年代初金融失控的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采用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从而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逐渐演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也应随之改进。在短期内仍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完善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同时逐渐引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并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和汇率作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调节的两个有力工具，同属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在运用和传导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联动制约关系，所以，两者的改革应同步进行。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要达到对中介目标操作的预期效果，首先要有科学、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在逐步转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和人民币汇率弹性日益增强的过程中，央行对于汇率波动总是需要进行程度或轻或重的干预。外汇市场的公开操作主要就是通过吞吐外汇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但实体经济可能并不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减，那么，这部分增加或减少的基础货币就需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消化。所以，公开市场操作的重点依然在于银行间债券市场而不是外汇市场。制约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有效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问题在于央行缺乏足够可供操作的金融产品，所以要努力创新用于公开市场操作的金融工具，丰富金融产品。

加强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的协调

在IS-LM-BP模型的基础上，综合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H.B.Chenery,1966)分析，我国国际收支的连年顺差导致了“双缺口”双双为正。对国内净储蓄来说，S(储蓄)>I(投资)意味着部分国内资金出现闲置；对于国外净储蓄来说，BP(国际收支)>0增加了本国的外汇储备。根据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一国的货币供给是由国内信贷与国际储备共同决定的。要解决“双缺口”问题，前者取决于国内的消费倾向和投资意愿，而后者则可通过适当的渠道加以利用和消化。这就使国际收支在一定条件下会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产生冲突，从而抵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就成为缓解“双缺口”的关键。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在增加进口、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减少对外债务等方式中选择较优的方式，以使国际收支政策与国内的货币政策更好地相配合。

积极促进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

近年来，珠三角外贸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工贸易企业纷纷转移到其他省份，珠三角加贸产业面临“空心化”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政府出台“双转移”措施，以“资助”和“让利”的方式，计划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投入500亿元人民币，鼓励珠三角加贸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并推动上述地区的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以实现珠三角地区加贸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广东区域内的均衡发展。

据悉，“双转移”的财政投入政策将引进竞争机制，全面贯彻能者多得的原则，最大程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争取每年5亿元资金在当地建设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同时还要通过竞争获得扶持资金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一到两个大型产业转移园区。

广东省财政厅长刘昆说，“双转移”引进竞争机制，就是用不均衡的发展手段，来解决广东省在发展中遇到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这次对于‘双转移’的资金安排采取竞争性方式，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申请财政资金安排的地市要提出总体的资金使用方案。”

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如何争取示范性产业转移园的5亿元建设资金？刘昆表示，各竞标地市要拿到5亿元资金，必须先拿一套规划方案说服专家组。各地首先要根据省委、省政府总体文件要求，对本地资源、本地情况进行分析和规划，最后形成如何在当地发展示范性产业园区的初步方案，申报方案报到省里后要经过专家组的评审。专家组会认真讨论研究各地上报方案的可行性，比较这些方案在带动“双转移”方面的优劣性，然后初步选出能够得到这笔资金的地市。

广东省委书记对这种竞争机制十分赞赏。他说:“当前进行‘双转移’，也要强调区域竞争，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我非常赞成在广东建一到两个大型产业转移园，公开竞争，谁能干谁先干起来！”

重点全力倾斜

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在八个方面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实行直接的资金扶持，投入金额达到400亿元。

扶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基础设施。

省财政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15个地市每年每市补助1亿元，五年共投入75亿元作为贷款贴息，专项用于支持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争取带动10倍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

以竞争形式扶持欠发达地区建设产业转移园。

省财政每年拿出15亿元分三个标，每个标5亿元，通过竞标方式择优扶持欠发达地区三个100至200平方公里的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建设，五年共75亿元进行东西两翼或粤北山区布局，实现珠三角企业的链式转移。与此同时，通过竞争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一到二个大型产业转移园区。五年75亿的巨额资金将用于产业转移园基础设施如电网工程和路网工程的建设、补贴转入产业转移园的企业等等。

加大力度扶持欠发达地区重点产业发展。

目前，广东有步骤、有重点地认定一批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省财政将在整合现有每年安排的重点项目启动与战略产业培育专项资金7.5亿元的基础上，每年安排10亿元，五年共投入50亿元，用于鼓励全省重点产业发展及促进重点产业在全省各市间的合理分布。

实施政府有效引导的产业转移政策。

这是“双转移”中最受企业关注的一项资金投入。省财政每年安排产业转移奖励资金5亿元，五年共安排25亿元，用于鼓励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加快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产业园区转移。

实施免费技能培训。

省财政每年安排7亿元资金用于培训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劳动力，每年培训50万人，每人每期培训四个月，按每人1400元的标准给予经费补助，5年投入培训资金35亿元。

此外，每年将对100万在岗农民工进行技能等级提升培训，对全省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中青年农民提供一次免费技术技能培训，以适应产业升级优化对劳动力的需要。

鼓励贫困农村适龄青年掌握职业技能。

广东将对全省2.24万户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入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实行免学杂费和补助生活费政策。省财政每年按每人3500元的标准资助学杂费，五年投入资金共11亿元。生活费补助每人每年1500元，所需经费纳入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政策资助范围，按既定分担办法由各级财政负担。

另外，广东省政府将组织两个区域之间建立对口劳务帮扶机制。珠三角各技工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每年要安排不少于30%的招生指标专门招收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学生。

以农田标准化建设减少农村单位土地使用的劳动力，推动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

省财政五年共投入80亿元完成500万亩现代标准农田的改造，整合现有农田建设各项资金，实施现代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用农村标准化建设和土地改造剥离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造新耕地挂钩置换，增加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可开发土地和支持解决全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问题。

省财政每年将从省级土地收益中筹集4亿到5亿元，在预算中安排3亿到4亿元，五年投入40亿元鼓励和引导市县积极采取措施增加耕地，特别是加快对广东省低效园地、山坡地的改造，争取造新耕地200万亩以上。

政策性减免助力转移

除了得到直接的资金扶持之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地市已经从政策性费用减免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目前，广东已决定对东西两翼销售电价按茂名的现行电价水平、对粤北山区按清远的现行电价水平实行同网同价，降低欠发达地区电价。从6月起，对山区和东西两翼工业用电实行降价。

首先，广东从区域上实行差别电价。从6月1日起，粤北山区一度电减少一毛八，东西两翼地市大工业电价每度电降了6分，非工业电价每度电降了一毛二分八，商业电价降了七分二。

其次，广东在产业上实行差别电价。对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附加值的企业实行惩罚性电价，同时对服务业实行鼓励电价。

另外，广东对产业转移园区实行鼓励政策。凡是进入园区的企业,电价、水价正在考虑给予优惠政策，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采取零收费政策,鼓励企业进入工业园区。

据统计，仅电费减免一项就可以减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每年约19亿元的电费支出，五年减少近100亿元。加上对“双转移”的直接投入，扶持资金总额将达到500亿元。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11

关键词：减免税政策；免税制度；减免税优惠；税收优惠；征税对象

中图分类号：D63l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自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129号文）始，税收减免税备案管理与减免税审批管理共同成为税务部门进行减免税管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认为，历经九年的减免税管理办法中有关减免税备案的规定弊端逐渐显露，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改革。

一、减免税备案制度在实践中逐渐暴露的弊端

1.救济手段不明确影响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纳税人享受备案类减免税，应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减免税”。在实际征管过程中，对该条款有三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备案申请的，均不得享受减免税优惠；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备案之前的不能予以享受减免税政策；另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后可以自始予以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由于理解的不同，实务中税务部门出于谨慎本能及规避执法风险考虑，一般不予补充备案，造成未及时备案时救济手段不力的状况，直接影响了部分优惠政策的落实。

2.减免税备案制度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税法精神

新时期地税部门注重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合理行政是题中之义，合理行政包含了实质重于形式的执法精神。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减免税条件，在法律、法规、规章未设定审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不经备案就丧失了享受实体权利，企业符合规定的减免税条件，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角度，笔者认为其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应允许进行一定的有效救济。

3.减免税备案制度实行的准审批性质不符合简政放权的理念

从流程设置上看，备案登记事项在业务流转设置上与审批类流程类似，是一种“准审批”行为。取消审批的目的是要放权，对取消审批的项目同时要求备案，这种既放又收的矛盾做法，不仅无法实现政府设定的压缩审批、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的目标，还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其效果与高速公路法定节假日免收费却仍然发卡造成大量堵车是一样的。

4.减免税备案过程中的“严入宽出”的现象不利于公平竞争

目前对备案减免税项目没有操作性强的后续管理办法来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备案事前审核，轻事后评估、核查的“严入宽出”的情形。对备案事项的事后监管没有同步，无法及时了解企业减免税变化情况，使企业产生已经取得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安全心态，擅用或滥用优惠政策，造成税基侵蚀和实质上的不公平竞争。

二、改革税收备案制度的必要性

1.改革税收备案制度可以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减免税优惠政策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税收调节作用，备案制度作为减免税的管理手段之一，是否适当、合理将直接影响减免税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2.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有利于有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在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固树立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就是收“过头税”、就是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观念，不能以税收收入任务紧张为由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上打折扣。新一轮的征管法修正案也以更加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作为修订的重要内容。现行备案制度具有准审批的性质，同时存在行政救济手段的不足，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3.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是简政放权、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明确提出了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也已进行了多轮审批项目的清理。清理要求行政审批项目只能由法律法规设定，一些已明文规定取消审批的项目必须予以清理。

三、改革减免税备案制度的若干建议

1.应该考虑改变旧的管理理念，逐步取消备案管理

一方面，审批及备案的核心是为了加强对减免税政策落实的监管，但当前税收征管模式及治税理念均发生重大变化，对企业监管渠道的不断丰富，使得逐步取消备案管理制度成为可能。信息管税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征管手段，依托征管信息数据库，通过后台取得企业相关报表及减免税数据，进行跟踪管理；或者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交换平台可以较好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企业享受优惠的具体情况，使减免税过程变得可控。另一方面，征纳双方也已摆脱旧有征管理念中管理与被管理的模式，更加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加推崇对纳税人的“诚信推定”，从事先审核审批、备案的旧有管理模式转变为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的方式上来。

2.应该明确事后救济手段，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在现行未完全取消备案制度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救济方式。建议从维护税法的刚性出发，设定一个允许救济的期限。从国家税务总局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管理思路上看，均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思路，如“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建议遵循这一治税理念，及时明确救济的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

3.建议考虑扩大影响，对部分备案项目取消备案转为直接减免

直接减免指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达到条件的可直按减免，不必再备案或审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要审批的除外。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纳税人受惠迅速，落实面高，有助于减免税政策迅速落实到位，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影响深远，同时征纳双方也可以减少审核审批方面的事项，节约征纳成本。从福建省莆田市、龙岩市2012年中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看，2012年两市分别对5612户、3201户不达营业税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减免税额2507.25万元、2281.75万元，成效明显。“2013年8月1日起对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征营业税”，此项政策也是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该项工作赢得总理在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上的肯定，指出“这次对部分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反响很好”。

4.应该宽严并济，加强事后审核控管

“宽入”可以把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企业都纳入减免税的笼子，减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的办税成本；“严出”是要加强事后审核，及时发现减免税条件变化情况，对不符合减免税条件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予以严厉打击，对减免税条件改变的及时予以取消享受优惠政策资格。税务部门应通过信息管税进行后台数据管理，对享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加强财务数据分析，根据数据疑点、风险等级适时组织对受惠企业的实地巡查或案头评估，以确认企业享受的优惠条件没有变化，确保不因取消备案制度而削弱对减免税的管理。通过信息管税实现减免税管理的目标，还需要征管部门对年度汇算清缴报告表、各税费年度自查表中减免税相关栏目进行专项设计，以利于税收管理机构进行过程监控和在申报期后开展专项评估或审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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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小勇.减免税管理刍议[J].江西财税与会计，2002（11）：24.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范文篇12

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功将决定着下一个3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随后，在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屡屡提及。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同样被提及。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被看作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会议稿中虽无一处提到“供给侧”，但是却数次提到“供给”问题。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作为指引中国经济走向的中央决策，正在走上前台。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框架下，我国经济走出了一轮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工业污染，产能过剩，三驾马车前进乏力，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互联网金融泡沫的泛滥，使得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陷于杠杆膨胀与通缩加剧、去杠杆与防通缩抉择两难的困境之中。宏观层面的积极、宽松政策，或落于对高杠杆火上浇油、对防通缩于事无补的尴尬境地。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需要有区别于以往的、更强有力的金融深化与结构性改革，并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逐渐取得共识。此时，特别需要经济理论上的支持与呼应。与“需求侧”相对应的“供给侧”呼声渐起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供给理论被称为萨伊定律（Say’sLaw），也称作萨伊市场定律（Say’sLawofMarket），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萨伊定律”来源于19世纪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经济学家让-马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萨伊其实并非最早提出定律内容的人，真正提出相关概念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Mill）。萨伊定律作为主流的著名经济学理论，曾风靡一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需求理论，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久，为了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凯恩斯（Keynesian）提出应当抑制战时消费需求，增加储蓄。凯恩斯主义横空出世。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的基础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的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他提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可以不太严格的用“需求决定供给”来表达。这与萨伊定律相悖。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虑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美国当时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中国目前却处在通缩的边缘）。按货币主义的思路，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了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之和。结果表明，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合的。仅控制住了通胀显然是不够的，增长的动力还需要解决。理论上，拉弗（ArhurBetzLaffer）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政策上，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而且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但就结果来说，政策是成功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减税更是因此成为供给理论的代名词，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通讯、能源、金融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改革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广场协议等）。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这样，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得到了保障，GDP按产业部类来说，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业，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共同带动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显然不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拿起供给理论、放下需求理论那么简单；在改革实践方面不是照搬仿效美国当年供给革命那样就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内容会更丰富，改革的任务会更艰巨更宏大。已有机构将政策选择诸多研究的结论总结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即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