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学思想(精选8篇)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1

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文化仍然处于多元并存、百花争艳的时代，各种文化虽然仍带有其自身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但是在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越来越走向趋同的道路。作为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两种文化形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融成为历史的必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方文化哺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东方文化的发祥地进行的一次亲密接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而参与到这件21世纪的大事中去。而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思想和谐思想，又从不同方面给人文奥运的理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和;字印刷体的表演，经过几种字体的演变，突出了当今使用的和;字，这个和;字的理念得到时代的升华，而这种和谐哲学也是人文奥运;的蕴涵之义。当北京奥运主题歌的唱起，当全世界人们的目光聚注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和平的理想是坚定的，如果只能选用一个字、句、词来表达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的话，那就是和;字。和谐思想与人文奥运;相互促进，共同演绎了2008年这场举世瞩目的体育文化盛会。

1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和谐（harmony）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谐;在中国古代则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中国历史上，西周末年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史伯认为事物必须由不同的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孔子用持中;的办法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在他看来，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便是实现和;的途径〔1〕。

儒家的和谐哲学思想有以下四点：第一，和为贵;。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儒家相与之道;的精髓。阴阳和合;、和合生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和实生物;、中和;、和为贵;、天人合一;等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元主义、和谐价值观。儒学鼻祖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2〕的观点，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并将仁;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和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价值。第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多样性的和谐，反对片面的单一性的同一。这里所谓的和;，指的是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所谓同;，则是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东西。由此看来，孔子心目中的和谐;，不是没有差异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第三，和而不流;、和必中节;是在实践层面上应当遵循的原则，前者强调的是和谐必得坚持原则，后者则强调把握好实现和;的度与量，积极创造条件使矛盾双方达到平衡与协调。第四，仇必和而解;。任何事物的矛盾，经过冲突与斗争，最终必定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儒家坚信仇必和而解;，矛盾双方不可能永远对立下去，但只有通过运用和;的方法，才能转化对立双方的僵硬状态，这种信念的根据乃是儒家对于和;作为天道、人性的本然状态的体认。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辩证、象征、整体思维的特点〔4〕。

2人文奥运的内涵

自从北京提出2008年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以来，人文奥运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出现很多不同的观点。总体上说，对于人文奥运;内涵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种理解：一种观点是对人文的解释。人们侧重探讨的是体育与人文的关系，亦即强调人文体育和体育的人文化。人文奥运的内涵在于铸造人文精神、倡导人道关怀，提升人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使奥林匹克真正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属人本的解释。另一观点认为，新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应一切以人为中心，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中东西方

转贴于

文化的互补、互动，将体育与教育相结合，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的主要内容〔5〕。它强调展示人的本质力量，倡导对人的尊重，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哲学，强调以奥林匹克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文奥运将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6〕。人文奥运，乃是我们大练文化价值观内功;的绝佳载体。寻找到一个好的载体而锻炼内功，抓住机遇大搞精神文化建设，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条宝贵经验。人文奥运;，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人文奥运，其功能在于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文化的广泛性，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儒家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完美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运动是吻合的，它不仅和奥林匹克精神吻合，也和人文奥运理念一致。儒家和谐哲学是人文奥运理念的灵魂，是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体现，是奥林匹克与中华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一个涵盖自然、社会、人事诸领域的应然;的价值目标，它所表明的是自然、社会、人事及人的身心所应达到的恰当、适宜的状态，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属性。因此，和谐是包括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及人的身心和谐几个方面在内的普遍和谐;。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预期，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思想从不同方面给人文奥运的理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本文由收集整理资源。人文奥运所包含的倡导国家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等内容与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具有某种契合。

3、1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文奥运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最好的现实样本。人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而不是其敌对者，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而不是其掠夺者。儒家认为人之道不离天之道，人的刚健有为不应破坏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而应该按照自然和万物的生命节律去促进其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7〕。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散见着很多先哲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如荀子所说，在林木的生长期，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在鱼鳖的繁殖期，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道家主张天道法自然，人的行为完全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反对人对自然的有所作为，去除人的主动精神和一切人为造作，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自然和谐境界。儒、道关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减少到最低程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启发意义。人文奥运的理念正是汲取了传统文化中丰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以绿色奥运;的旗帜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去回应人类的共同问题〔8〕。在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臭氧层的破坏、海洋的污染、大气质量的恶化、水资源的枯竭趋势、沙漠化、热带雨林的减少、一些物种的绝迹等等，表明人与自然处于紧张和对抗当中。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或者全人类问题。人类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人文奥运的理念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即告别单纯的gdp崇拜思维，告别以体育赛事拉动经济发展的片面思维，告别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思维，而是去寻找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共赢之路，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3、2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

人文奥运就是要关心人、关注人、关怀人、爱护人和尊重人，培育人的创造精神，激发人的生命活力，释放人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先哲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道家认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四十四章）宇宙的存在，唯人最贵；人与他物比较，亦唯人最贵。因此他们关注人的生存际遇，关注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关注人的精神超越，关注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家园。比如，儒家强调道德自觉，主张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砺，超越现实的物质限制，寻找安身立命的道德家园，如同颜回那样，哪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仍不改其乐;（《论语&雍也》）〔9〕，在困境中保持精神快乐与身心和谐。道家主张去除物欲的遮蔽，珍视生命，不贪财货，追求浑然纯一、无所偏私的精神之乐，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尽管他们提出的关于身心和谐、精神和乐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所蕴涵的对人的生命、尊严以及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对于现代人反思自身的生存际遇，缓解精神紧张感、挤压感、疏离感，寻求崇高的超越之路和精神家园，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优雅的人、自由的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与奥林匹克精神相契合。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人是体育文化的载体，他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离开了人，离开了对人的关注，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任何的体育活动不过是徒有形式而缺少灵魂。转贴于

3、3倡导国家与国家间的和谐共处

20世纪以来，战争不断危害着人类生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世界局势扑溯迷离，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分裂主义气焰嚣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一次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盛会。儒家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平共处。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主张以文德感动外邦，反对对外邦用武，这是儒家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态度。儒家主张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表现了中国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服务。在最近的几届奥运会举行时，联合国都呼吁沿袭古代奥运会传统，进行神圣休战;。古罗马人开创性地提出了神圣休战;协议：在神圣休战;期间，停止一切内外战争，任何人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把武器带入奥林匹亚地区，违背休战原则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神圣休战;使奥运会在一定意义上，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和平与友好的盛会，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要求与渴望。21世纪的今天，战争与武力冲突仍然威胁着人类和平，呼唤和平、保卫和平，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和平共处，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主题。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2

关键词：先秦时期 儒家文学 人文哲学思想

一、先秦儒家文学作品的总体概述

先秦时期是儒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孔子是这一学派和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人，被后人尊称为孔圣人。在先秦时期，有关孔子的思想著述当中，主要包含在《论语》《大学》《中庸》和《易传》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最为闪耀的依据。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当中，涵盖着孔子对人文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考和观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庸”之道的人文哲学思想，这是孔子和有关孔子的著作当中，可以总结出来的有关他在人文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思想。《论语》这部著作是记录孔子言行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作出的努力的思想结晶，成为对后人影响非常深远的一部儒家必读书籍。先秦时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就是孟子，他被后人尊称为亚圣，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他在《孟子》当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孟子》这本书是记录他本人言行的一部汇编，是他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努力编写成册的，主要记录的是孟子的语言和他在政治上的一些看法以及行动。在这部书当中，主要可以总结出孟子在思想上的性善论观点，这也是这部书和孟子本人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还出了另外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荀子，《荀子》这部著作是荀子思想的结晶，虽然在个别观点上和前面两位代表人物会有一些不同，甚至是对立，但是就整部《荀子》来看，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总体概述

先秦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诞生和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三位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承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孔子创立了这一学派，在其代表作品中，提出了他的有关人文哲学思想。孔子强调的是通过中庸之道来达到处世为人，这可以说是孔子人文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亚圣。他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弘扬上，也有不朽的贡献。他主张民贵君轻，极力反对发动武装、进行征伐，可以说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虽然是比较另类的一位圣人，有别于孔子在人文哲学思想上的重视“仁”，也不同于孟子在这方面的强调“仁义内在”，荀子主张一切讲究客观的“礼”。

三、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儒家的处世原则

在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文学作品当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人文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儒家的处世原则上。《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来说，为了得到真理，即使是牺牲自己性命也是值得的，这种人文哲学思想很好地支持了那些为了真理不断坚持和拼搏的人们。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把追求真理放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追寻真理就是枉费生存，我们作为一个有行知的人，必须要保持着一颗不断追寻真理的心，只有不停地向真理靠近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哪怕是早上得到真理，在晚上死去也是可以获得永恒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信仰真理，维护真理，坚持去追求真理，才能不断地领悟到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其次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上，从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张的是希望知识分子可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职责。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担负一定的历史责任，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应该有的奉献。最后表现在儒家还特别注重讲究个人的气节。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孟子》当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二）对财富上的认识

我们在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当中，发现值得我们现在还要学习和继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对于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儒家表现的是对于财富的不在乎，甚至是摒弃和轻蔑，因此，儒家的先贤们都各个俭朴，言行一致。《论语》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作为老师，大加赞赏自己的得意弟子颜回所坚持的简单生活。《论语》还记录了孔子对于富贵的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将金钱财富看作过眼云烟一般的圣人态度，是我们这些后人的巨大财富。《孟子》中详细阐述了孟子关于财富的看法：“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就是孟子的直接表露。他认为，一味追求金钱，会使得一个人失去更为重要的仁德。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孟子在《孟子》一书当中阐述的这些有关人文哲学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准确对待财富，去享有一个完美而有价值的人生。在谈到社会公平的时候，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荀子》，都有详细的解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孟子》中记载孟子极为严苛地道出他对社会不公平的呼声。由于在我们的儒家思想内涵当中，先哲们都提倡的是积极地对待社会财富，这为我们后人在面临金钱选择的时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在崇尚节俭、强调社会公平的人文哲学思想下，我们应该接受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把这样正确地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点，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以此达到人生境界的新高度，从而追寻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三）儒家对和谐的主张

在优秀的儒家文化当中，经典的儒家文学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蓝图。在《论语》中有具体的特征表现，在《孟子》中有详细的行为准则，在《荀子》中提醒人们注意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庸》中也有处理一些有碍于和谐的很好方法。儒家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中流砥柱，一直都是主张和谐，向往美好，这也是儒家留给后人的优秀的人文哲学思想的精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中庸》中阐述和谐的话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说的是世间彼此都是共生共存的，我们应该发挥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优点，去帮助周围的一切，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符合天地之间变化进步的规律，也是和衷共济的具体体现。《孟子》中的阐述更为具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美好社会的向往和真实表达，九州之内和乐温馨，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还补充：为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的人，正是作为君子的条件，圣人们给我们描绘着美好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在这些先秦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到答案，蕴藏在这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学习的榜样。 语

结语

在浩瀚的儒家文学作品当中，一些经典的文学所承载的人文哲学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光彩熠熠。在当今的社会，我们仍然强调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支持，通过分析阐述在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详细从《论语》和《孟子》等著作当中为大家挖掘出其中的优秀人文哲学思想，以供当下社会学习。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3

论文摘 要：本文介绍了儒家思想和中学语文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儒家德礼思想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扬儒家的德礼思想，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出具有人文道德情怀的全方面共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引言：语文教学大纲中曾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说明了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人文教育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中学生而言，语文的学习是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所以，文以载道，语文学科不仅肩负着传授学生知识的重担，还要努力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中学语文的教学不仅体现了人文教育，而且毫无疑问，在语文学习中传统文化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和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首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教育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经历几代人的传承后，儒家思想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和教育学生的方法，对语文的学习，语文的教学，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深远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文化集大成者，它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成就，而且在政治、文化、军事中都影响了一代代的人民。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其思想内涵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始祖，也是我们国家私学教育的开创者。他的教育是以仁爱为主，提出在教育中要重视六艺，并且开创了一些列的教育学生的原则和方法，乃至现在，还深受教育家、语文老师等相关专家学者的支持。而孟子和荀子则在孔子关于德礼思想方面做了拓展延伸，孟子注重对士的培养，提出要把道德思想和意志结合起来，注重教育的系统化方法。荀子则提出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稳而和，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当今的教育中。

（二）中学语文教学：如今的中学语文教学随诊新课程改革纲要的实施，逐渐的有所改变，开始慢慢注意起对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培养，教师也不再简单的对学生只是传授知识，减少了枯燥的文字的学习方式。而且新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语文的学习有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道德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使学生能体会到教材中的人文道德情怀。

（三）儒家思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儒家德礼思想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源远流长，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仍然体现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提倡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养成，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情感培养。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就提出了除了重视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情况下，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与人良好沟通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次，儒家的教育方法在现在的语文教育中也是经常使用的教育教学方式。最后，不仅学生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教师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教学态度，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教师学生都能得到共同的进步，教学也就更加有意义。

二、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扬儒家德礼思想

（一）依附课本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语文教材中的内容都是相关专家学者精心挑选的，因此非常具有代表性，是进行儒家德礼思想熏陶的不可或缺的好的作品。当教师在进行一节语文课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标，在教学目标中要体现道德培养的目标。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相关的儒家德礼思想，去引导学生去思考，提升其感情的升华高度，教育学生如何做人。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合理安排和有意识的深入德礼思想，使学生得到全方面多层次的人文道德关怀，不仅学习到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道德情操，学会如何做事做人。

（二）学生动手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学以致用，就是学习到的知识要学会去合理的使用，才能体现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学生们在课本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培养了思想道德，就要有一个方式让其得到展现。因此，作文课的设置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因为通过学生自己的比写出了东西才是真正经过他自己学习收获的东西，是学生对不同事物态度的真实感受和反应，同时也能看出学生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人文情怀。所以，在作文课的教学中使学生融入德礼思想的内涵，才能不断修正学生的态度和观念。通过让学生自己体会思考，让学生明白老师的爱，得到文章情感的升华，这样不仅写出了好的作文，还能使学生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对其思想道德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又把儒家的德礼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渗透。

（三）拓展活动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语文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沿，因此，除了重视课堂的教学内容外，还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与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和人文道德的重要性。儒家中的礼讲的是要使人们明白和周围的人事物的关系，在与人的相处中要谦虚，互相尊重，能正确真诚的和人打交道。只有通过课外的活动，比如做些义工工作，和同学共同参加一些比赛等等，这样，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会怎样与人打交道，如何与人沟通交流，还能无形中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因为这都是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儒家的德礼思想得到更好的发挥。

结束语：综上，儒家德礼思想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得到了人们的世代传承和继承。如今，儒家的德礼思想还能与时俱进，适应世展的需求，是我们不得不珍惜的宝贵财富。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也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学语文的融合是源远流长的。在语文的学习中可以体会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思想通过语文的教学得以很好的传承，二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因此，在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语文教材的特点，科学合理的从不同角度渗透儒家的德礼思想，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为国家培养有用的栋梁之材。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4

[关键词]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人本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成果。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儒家人本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一、培育有人性光辉的企业文化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在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详细地阐述了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说:“惟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完全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同尊，并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同时，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规定。人具有智慧，因而，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动物。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因素。以尊重人为目的的思想而逐渐进入管理领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愿望，乃至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尊重人性，认清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把人视为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人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主张民为邦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 ，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发挥出能动的创造性。一切物质的因素都是死的因素，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事业的发展。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也不是见物不见人，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决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为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

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心感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以此推及社会人群，就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尊重人。只有重视顾客、雇员的利益，公司才能在凝聚中求得发展，只有发展，公司才能有长久的经济信誉。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如果企业能够本着儒家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职工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将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企业才能拥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培育和谐进取的企业文化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同时，儒家人本哲学思想讲究中庸与和谐，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其中的“和为贵”、“义以建利”、“民生在勤”、“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等思想都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思想深深植根于普通中国人的头脑中。强调群体利益，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大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育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荀子》中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阳刚向上、富有竞争精神的向度。这种精神已经普遍化和社会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性格，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总之，儒家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人性的尊贵、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企业经营的道德自律，强调任贤使能，强调积极进取与奉献，这些思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庆武:《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影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5

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参考文献】

[1]潘文阁、新时代新地区背景下越南儒家之研究[J]、哲学期刊，1999（3）、

[2]潘大尹，阮玉琼、关于阮朝官制的一些问[M]、顺化出版社，1998：118、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付依菱、明清社会经济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6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 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 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 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7

但是近代以降，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剧，特别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学对中国文化具有的决定性因素，使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西方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人膜拜、效仿的对象，于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更谈不上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了。

在人们极力引进、吹捧西方文化、并以西方文化来改造、建构中国文化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研究文化的时候，我们除了借用西方的学术术语和学术思想，几乎找不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面对文化建设，我们已经无法用中国传统思想来表述现代的文化，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中国文化除了被外来文化融化外，很难再找到中国文化“化外”的功能。

中国文化曾有过“化外”的辉煌

中国思想文化现代以来的“失语”，并不表明中国思想文化缺乏“化外”的功能，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化外”历史，最成功的范例就是东汉以来佛教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和会通，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东汉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和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学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开始了和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因为儒学、佛学、道家所宣传的教义不同，三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文化各有特色，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一样，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于政治社会制度和公私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佛道两家却于思想信仰层面似乎更胜擅场。在东汉以前，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是儒家，道教产生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挤压，儒家思想因与两家不同而产生冲突。虽然在政治社会层面儒家仍然高高在上，但在人们的精神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利用自身的教义，影响着世俗的精神生活。不论是帝王还是世俗百姓，崇佛信道的大有人在。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留存下来的那个时代的石窟佛龛可知，不仅仅代表着那个时代宗教艺术的辉煌成就，而且也告诉人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在中国是何等的盛行。

虽然佛教从传入中国以后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家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甚至还出现了武宗灭佛这样的历史事件，可想而知儒佛之争是何等的惨烈。在很长一段时间，崇佛、排佛一直是思想文化交锋的主线，儒佛之争说穿了就是以捍卫儒家道统的学者和佛教徒关于儒学和佛学价值和作用的争论，也是本土思想文化和外来思想文化谁主沉浮的较量。从东汉到隋唐甚至宋初，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的交锋，基本上都停留于表面，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论战双方都没有沉下心来仔细研读对方的思想理论。尽管交战激烈，却趋于表面。从唐朝排佛领袖韩愈、柳宗元以及宋初“三先生”对佛教的排斥，就可以看出当时两种思想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

韩愈是在儒学思想甚浓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尊崇儒学并自视为儒家正统的接班人，在《上宰相书》中，自诩：“业者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9页）他一生的志向就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韩愈全集校注》，第1909页）。他从儒家卫道士的立场出发，高举灭佛的大旗，用犀利的文字抨击佛教，最著名的排佛文章有《原道》《论佛骨表》。在这些文章中，他历数了佛教的种种罪恶：佛教为夷狄之法，中国人不应该信奉；佛教传入中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加速；人们痴迷佛教，伤风败俗，有损孔孟传统；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应该对他顶礼膜拜。表现了对外来文化的极度排斥的心态。

到了宋初，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儒士，同样对外来文化―佛教抱有极度的敌意。他们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批判佛教“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徂徕先生集》卷七《宗儒名孟生》）。石介自命“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说・中》），表现出与佛教毫不妥协的姿态。孙复更是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力辟佛老，痛斥佛教为异端邪说，“去君臣之乱，绝父子之威，灭夫妇之义”（《睢阳子补集》）。宋初的儒学之士对佛教的抨击，只是单纯从儒家正统出发，对佛教教义并没有深入研究，很显然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佛教的要害，因此显得软弱无力。

面对儒学之士的抨击，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不得不面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抵触开始适合中国生存的变革，于是佛教开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悄然变化，不论从教义还是其他方面，逐步吸纳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儒佛互补、儒释道合流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慢慢启动。儒佛互补，其实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互动，儒家吸收佛教的精神，佛教吸纳儒家的精髓，从相互抵触到相互吸纳，并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儒佛互动的历史进程，从佛教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禅宗的形成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宋学等同样吸纳佛教的养分，自此而后，儒释道合流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佛道亦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存发展，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范例。

中国文化“化外”的经验

佛教中国化、儒学融合佛教的历史经验，开启了两种不同文化融合互补的成功范例。禅宗集中显示的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以至于自唐以后不领会禅宗思想就不能参透中国思想文化。同样，宋以后的儒学也包容了佛教的一些思想精髓，并形成新的儒学学派，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发展到这一地步，不得不迫使人们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如何融合才能成功，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确保两种不同文化融合成功？

细细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对今天中国文化的“失语”有所借鉴。

第一，文化融合的前提是“固本”。唐之前，儒佛势同水火，针锋相对，前提就是各自不认同，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文化。唐之后，矛盾和冲突虽然未能彻底解决，但已经开始融合。佛教的中国化表明佛教积极吸纳儒学的精神养分，向儒学靠拢，同时不再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能接纳佛教，也是因为儒学正统的根基没有受到佛教的冲击，在高扬儒学的旗帜下，在儒学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儒佛道三教合流正是在固守儒学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佛教不肯放弃外来文化高贵的身躯，凌驾于儒学之上，并时时想取而代之，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能。正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依托的母本是中国本土文化，这才有了儒佛互补的可能。放弃根本，照搬人家，中国文化不可能“化外”，佛教也就不可能中国化、儒学化。

第二，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合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文化的“化外”能力的强弱与国力、国势的强盛的关联。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步，并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代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近代中国孱弱、被西方列强欺凌的现实有关。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文化也就不可能繁荣昌盛，从汉唐盛世直到明清，中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在外人看来，中国文化也就代表着当时最优秀的文化。从文化互动的规律出发，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融合落后的文化，中国文化“化外”、中国文化具有话语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和互动，就是必须保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态度，如果一方想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一种文化想征服另外一种文化，文化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儒学之所以能融合佛教，与唐宋以后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切磋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国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两者攻伐不断。随着冲突加深，也迫使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尤其是宋代以后，不仅很多僧侣与当时的士大夫都是好朋友，“援儒入佛”“援佛入儒”成为当时有名的僧人和儒士共同的取向，只有平等的心态，才能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才能不带情绪化地深层次了解对方。如宋代的智源和尚除了佛学修养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对于儒、佛，他认为“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所以“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上》）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也有同样的认识，如王安石就认为：“佛书，乃已经合，盖理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正是能够保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文化心态，两种文化才有可能吸收、融合。

第四，文化融合的目的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本土文化吸纳其他文化并在文化上创新。宋明理学的产生，既是坚持儒家道统的结果，又是吸取佛道等思想文化的产物。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是儒家消灭佛道，也不是佛道取代儒家，儒家的正统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佛道也没有被儒家蚕食，反而在吸纳儒家的成分后，进一步被中国人接受，儒、佛、道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失败，走的就不是文化融合的路径，作为传教士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不论是汤若望试图让顺治皇帝归顺基督教，还是南怀仁尝试让康熙皈依基督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文化会通上，西方的传教士没有采取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态度，试图以基督教思想文化征服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像康熙朝发生的“礼仪之争”，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理解为不同的礼仪差异，实则是两种不同文化融合的路径之争。罗马教皇严禁“祀祖祭孔”，一副高高在上的霸权行径，岂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所以康熙皇帝下令从此以后洋人不得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张西平：《中国与西欧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

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化外”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异域文化能处在主导地位，保持长期的话语权，就是在面对异域文化渗透的时候，坚持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再会通、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并有所创新。

儒家的文学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争鸣；古代医家思想；影响

儒家内部学派众多，观点各异，自由争鸣，开拓创新，既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又使得儒家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夯实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古代医家或吸收儒家争鸣之成果，或起而效法，开展争鸣，勇敢地提出新见解，著书立说并应用于医疗实践，拯救无数生灵，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笔者试图以儒学随其历史沿革而形成的3大历史阶段（ 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和宋明新儒学）所呈现的争鸣学风及其对医家思想的影响加以浅述，不当之处，望同道海涵，并予以斧正。

1先秦儒家八派之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先秦时期，儒分八派，开创了儒家争鸣之新风。《韩非子、显学》中提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在延续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形成自身的观点：如子张之儒重视博爱容众，子思之儒发扬中庸思想，颜氏之儒提倡安贫乐道，孟氏之儒发展仁学思想、提出天人合一论，孙氏之儒主张"明于天人之分"的朴素唯物论[1]。其结果丰富了儒学的思想，提升了儒学的理论水平，促使儒学成为先秦显学之一。

先秦儒学作为显学，自然会受到医家的关注。医家引进争鸣中的先进思想用以概括医学理论，发展医学理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即是很好的佐证。《黄帝内经》其论述的基本内容，是由战国时期诸多医家共同完成。医家们吸收了儒学争鸣中的中庸思想作为思维方法，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和异常以及维持正常和纠正异常过程进行理性的认识、归纳和总结，并将中庸思想作为人体的最佳状态以及治疗疾病最高境界；医家们亦吸收了儒家整体观：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合一论；安贫乐道之心性修养，也启发了医家养生思想；儒学争鸣发展了孔子鬼神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把"天"视作有一定变化规律的自然界，把"神"解释为事物变化的奥妙，而所谓"鬼"实际上是某些人在疑惧心理状态下的错觉，因此，坚决反对"营巫祝"、"信祥。"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渗透进医家（如在《素问、五脏别论》中就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为《黄帝内经》彻底批判鬼神病因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2两汉儒家今古文之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汉代儒者将儒家典籍神圣化，形成所谓"五经"[2]，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训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便是经学。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毁于一炬。宿儒学子靠师徒父子口传，至汉初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文，谓之今文经学，重在阐论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多章句训诂。两汉时期，儒学内部虽争鸣渐稀，但仍未止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继续儒家争鸣之余绪。

医家则汲取了古文经学章句训诂之古朴风貌、今文经学阐析发微之开创精神，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中寻求创新。例如汉代张仲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脏腑学说 ，多在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诊治临床实践过程中 ，将《内经》脏腑学说灵活地应用在判定疾病部位、进行疾病命名、区别疾病症状、阐明疾病病机 ，进行疾病辨证 ，推测疾病愈后等方面，勇于创新，著《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中医学受儒学经学影响，亦确立了4大经典：《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后世诸多医家以经典作为医学研究和临床的基础和出发点，通过校注、整理等方式渗进了医家的医疗思想和临床经验，寓创造于注释，使中医学在继承中屡新，从而使中医学两千多年来得以一脉相承。

3宋明儒家学派纷争对古代医家思想之影响

宋明儒家治学从怀疑经传、议经改经开始，同时又融会佛道思想，形成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新格局。周敦颐之濂学、王安石之新学、张载之关学、二程（程颢、程颐）之洛学、朱熹之闵学、二苏（苏轼、苏辙）之蜀学[3]，在学术见解上，分别独创自己的理论、观点、命题与范畴；心学则另辟蹊径，自成一统，从而构建起儒学的全新理论模式：以"太极"为起点的宇宙生成图式、以气性学说为代表的先天后天学说、以"天理"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以"格物致知"为主导的方法论、以"心学顿悟"为基石的内省认识论等，完成儒学哲理化进程，极好地应对了来自道佛的挑战，宣告了汉唐以降形成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的终结，重新取得了霸主地位，完成了儒学一统天下的目标。

此时，儒家各派的学术争鸣，其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之风气也深刻地影响到医家，激发他们争创新说，自立学派，展开争鸣。医家们不但吸收儒家争鸣之成果，把"太极"、"理"、"气"、"心"、"性"等儒学范畴与中医学原有范畴相互融通，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医学概念、命题、理论、方法，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同时，医家们又各立学派，抒发己见，从而出现了"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一现象[4]，其间，参与论争的医家及其言论甚多，所争论问题的广度、深度及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呈现出中医药发展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如促成了"金元四大家"的诞生，各立其说，各有创见，为我国医学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明清时期，在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伤寒派的论争中形成了以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医学理论温病学派，解除了大量患者的病痛。这场从金元至明清时期医家的创新与争鸣，各家都从不同侧面深化、扩展了医学认识，极大地活跃了中医学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后世医家思想解放和中医药的繁荣发展。

4结论

儒家争鸣自先秦开始，从未间断，古代医家则撷取儒家争鸣之成果，博采众长，各立学派、争创新说，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健康发展。当今中医学子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和发展中医学，引领中医学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6、

[2]汤一介，李中华、中国儒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2、

[3]林殷、儒家文化与中医学[M]、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

[4]常存库、中国医学史[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