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精选8篇)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1

林俊德入伍52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倾尽心血，在癌症晚期，仍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林俊德的中学和大学都是靠政府助学金完成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从事核试验研究。由于核爆炸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测量仪器研制一直存在很大难度。林俊德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独立创新制作了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为测量核爆炸冲击波参数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数据。在之后40多年的科研旅途中，他先后获得30多项科技成果。

2012年5月4日，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拒绝手术和化疗。5月26日，因病情突然恶化，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醒来后，他强烈要求转回普通病房，他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林俊德住院期间，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5月31日上午，已极度虚弱的林俊德，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于是，病房中便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病危的林俊德，在众人的搀抬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

5小时后，心电仪上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屏幕上永远地消失了。这位军人，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冲锋。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2

引导力的建构

凝聚与召唤。央视《感动中国》栏目强调“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其人物评选标准可归纳为“感动”二字，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国家、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①《感动中国》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凝聚民族精神，追求人文关怀，具有强大的舆论引导力。

《感动中国》采取公众投票与专家推选相结合的评选方式，当选人物覆盖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到平民英雄和百姓典范等各个群体。颁奖晚会采用仪式化传播，从“感动”切入，用朴素真实的“软力量”凝聚、召唤和引导广大公众，成功地实现理性思想的感性化。

建构认同。肯尼斯・伯克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物质性认同、理想化认同和形式上的认同这样三种互相交叉的认同来源。央视《感动中国》栏目维护主流价值观，营造社会认同氛围，尤其是在理想化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弘扬中华民族孝道、诚信、自强不息和见义勇为等伦理道德，塑造传统道德文化认同；在对政府官员的报道中塑造中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在对许多专家名人等的报道中体现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如被誉为“民族脊梁”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钱学森，承载着中国飞天梦想的杰出航天人杨利伟等等。②这些人物及其精神通过道德类品牌电视栏目广为传播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无疑强化了和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影响力的打造

权威与公信。道德类电视栏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其形成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感动中国》在央视这个部级的权威平台上播出，容易赢得观众信任，播出时间选择在每年春节之后，也有助于扩大受众范围，形成社会影响力。栏目组邀请来自全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阵容强大的推选委员会，他们用自己独有的感悟审视入选人物，保证了评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社会责任感。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在经济建设上虽然取得巨大进步，但在精神文明领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核心价值共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思想道德观念出现分化，电视媒介市场化和泛娱乐化倾向日益加剧，有些急功近利的电视栏目不仅不承载和传播主流价值观，反而消解和灭绝其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在问题频出的社会转型期，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共识与满足。电视栏目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监测社会环境和传承民族文化。央视《感动中国》栏目正是抓住了新时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变化, 以弘扬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使感动人物群体的中国故事和民族精神深入人心，以负责任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媒体大联动。央视《感动中国》栏目采取“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主动与全国各地媒体合作，成立“全国感动联盟”，利用网络和报纸等媒体的优势，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历届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央电视台都与全国几十家媒体联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场以“感动”为主题的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热潮。同时，每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都要历时数月，经过推委会委员推选、组委会推荐、公众投票等多个环节，各地区也纷纷推出当地的感动人物。这本身就是发现先进、褒扬先进、效仿先进的过程，更是先进人物感动公众、传承精神、延伸理想的有效途径。③

传播力的扩张

收视率和广告含金量居高不下。央视《感动中国》栏目因单位时间内收视率高，受到众多广告商的青睐，单位节目广告含金量仅次于央视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以2005年颁奖晚会为例，该节目首播时段一天就获得了5、9%的收视率，观众规模近2、3 亿。CCTV1赢得了14、6%的收视份额，两个小时的节目，观众人均收看时间近四十 分钟，该时段对CCTV1该天的收视贡献率为26%。④2007年年度人物评选，截至投票结束,央视国际网络投票主帖点击量近五万,留言3764条；网络投票人数逾5647万人次,票总数突破9640万人次。⑤其传播力的扩张可见一斑。

信息内容与结构不断优化。央视《感动中国》栏目虽然是一档每年一次的人物评选活动，但是信息量丰富。每一个感动人物和团体，背后都有自己丰富的人生历程。他们的故事又见证着国内一年的重大新闻事件，展现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设，是集体记忆的重现。此外，在信息传播中，《感动中国》也以其特有的信息内容和结构吸引并锁定了观众。首先，《感动中国》作为一档道德类电视栏目，具有真实性、重要性和接近性，它所传播的信息能使广大观众得到心灵上的震撼、思想上的启迪，并感受到多元的审美情趣。其次，“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历时几个月，从前期报道、网络投票到人物展播、颁奖晚会，信息强度和重复度高。最后，作为该栏目精华的颁奖晚会被设置在央视晚间黄金时段播出，首播日期则定在中国传统春节之后不久。这些信息内容与结构因素的优化使得该栏目在略显浮躁的电视荧屏上独树一帜。

专业性的设计

营造现场仪式感。央视《感动中国》栏目颁奖晚会设计大气, 现场屏幕内容精致，视觉效果强烈。比如2012年的颁奖典礼，舞台红地毯展现从2002年到2011年的一个个小坐标，接着伴随庄重激昂的音乐，原本昏暗的舞台中央“感动十年”四个醒目大字如丰碑般跃然伫立，随后前几届“感动人物”头像耀眼出现，就像点点星辰，一圈圈环绕着中心的丰碑。当星光熠熠闪烁之时, 金黄色光芒撒向四周，将观众席逐一照亮，在全场热烈掌声和太阳般光芒照耀下,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之后主持人导引、播放主角短片，人物出场和接受访谈，再到主持人宣读颁奖辞，最后获奖者高举起奖杯，在观众潮水般的掌声中完成了这一现场仪式。同时，央视《感动中国》还拥有栏目自己的主题曲，颁奖晚会中间会根据现场需要设计不同的音响效果，每位感动人物出场时，伴有符合人物个性的音乐，烘托和调节气氛。此外，无论是主持人串词还是现场访问文本，尤其是颁奖词和评价短语都堪称精湛。这些都充分彰显了《感动中国》栏目的专业底蕴和不俗品质。

突出故事化表现。央视《感动中国》栏目摒弃以往晚会常见的文艺串演, 着力展现人物及其故事，追求现场真实感。这样的电视手法能够营造出特定情境，吸引观众，建立起一种“约会机制”，⑥即观众在特定时段守候某一电视栏目，形成一种观看期待，也有助于提高观众的栏目忠诚度和粘着度。在颁奖晚会上介绍每一位人物前，主持人会有一段精彩引语，非常动情且引人注目。之后是一段短片讲述获奖人的感动故事，有过程，有情节，有画面，时间长短不作硬性规定，依内容和现场情况而变化。这种故事化表现方式让观众不知不觉融入其中，被感动人物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产生心灵激荡和共振共鸣。人物最后的颁奖词和评价短语则是故事主题的点睛，既优美凝练又形象贴切，受到交口称赞。

网络影响力凸显

由于网络媒体兴起给电视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在对道德类电视栏目进行评估时，还应加上网络影响力这个评价指标。网络媒体自主性和开放性等优势使得观众与特定电视栏目的“约会意识”淡化，但如果观众保持着对该栏目的忠诚度，那这种“约会”与守候还是会继续，只不过可能选择网络搜索来观看。学者陆地指出,由于在网络中没有时间和频道的强制性选择，观众对某一电视栏目的喜爱与憎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主动选择，一档电视栏目在网络受欢迎更能说明其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

事实上，早在2008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就联合推出《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该报告首度提出以网络影响力来作为评价新型电视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08年开始每年一次。央视《感动中国》栏目曾经被评选为“2007年度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电视事件”，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该栏目的品牌效应和受欢迎程度，也为我们思考道德类电视栏目品牌综合评估体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视角。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栏目责编：黎 莉

注释：①孙金岭，边 巍：《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热的冷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感动》，新浪网。

②盛 芳：《典型人物报道与文化认同――以央视为例》，《当代传播》，2009（4）。

③胡占凡:《给人以力量 给人以鼓舞――的10年回眸与启示》，《人民日报》，2012/02/02。

④闫云霄：《创新典型人物报道》，《传媒观察》，2008（6）。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3

针对这次普查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特点，浙江省确定在“普”的基础上，重点把握普查质量的工作思路。

首先，对全省的工作进行调整，把普查作为近几年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安排。为此，我们暂停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项目和一般性文物保护工程。集中高层次专业人员组成普查业务指导组，为每个区市派出专业人员负责业务指导。

其次，严格执行普查规范。这次普查技术要求高，为严格掌握规范要求，浙江省在普查开始阶段，就按规范要求重视抓好普查的培训、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全省累计培训普查人员10407人次，普查队员熟练掌握普查技术，是确保高质量做好普查的基础。同时，根据规范要求，有针对性地编印了《文物普查业务操作若干问题的阐释》，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范本》，印发《野外调查记录手册》，使全省的普查有统一的格式文本。

第三，确保每个环节的质量控制。普查的三个阶段，浙江省在每次转段时，都召开以质量控制为主题的转段工作会议，部署下阶段任务。特别是在实地文物调查阶段，省文物局所有局领导分别带队，省考古所专业人员参加，在全省开展普查质量的督查和验收，有力地推进了普查质量的提高。要求野外普查人员必须亲自完成调查数据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建立普查数据资料的审核责任，逐级把关、交叉互检的质量验收方式等。

浙江省把普查质量视为检验普查成果的标尺，始终以服从质量为普查的关键。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五年中，共登录了73943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数量名列全国第一。通过了国家文物局普查办组织的实地文物调查阶段顺利验收，实现了普查数据校验和抽样检测中差错率最低。

赵荣(陕西省文物局局长)：陕西建立文物普查标本库

陕西省于2011年10月底圆满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各项任务。在全国率先完成了以县域为普查单元的实地调查工作；率先完成了实地调查阶段的验收工作；率先完成了普查工作报告的编制和上报工作。全省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9058处，其中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34187处。通过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了陕西省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家底；锻炼壮大了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扩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影响力；铸就了“爱岗敬业、科学严谨、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陕西文物普查精神。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严把普查质量。提出了“省市联合，以市为主”的组队原则。先后从全省文博系统中选调业务骨干460人，并吸纳大专院校、其他行业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130余人组建了以市为单位的10支普查队伍。省普查办从省级文博单位中选调10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担任各市普查队的业务副队长，增强了各普查队伍的业务能力，普查队负责实施以县域为单元的逐县逐点调查。另一方面，还组建成立了陕西省文物普查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由考古、文物、古建、历史、科技保护等方面专家和学者59人组成。负责普查工作的业务指导培训、技术把关，以及逐县开展普查验收，把握文物普查质量。在普查过程中摸索出的“宝鸡经验”“咸阳做法”“高陵模式”等创新工作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二是建立了“文物普查标本库”和“文物普查地理信息系统”。在这次普查中，为了妥善保管所获珍贵资料，陕西省文物局在陕西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建立了陕西省文物普查标本库。标本库建筑面积480平方米，配置了56个轨道式标本柜，并专门研发了《文物普查标本登录检索系统》软件，用于普查标本的数据化管理。这是中国第一座以省为单位全面收集文物普查标本的专业库房，也是陕西在全国文物普查中的创新之举。

王琼(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四川众志成城　震后完成三普

四川省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和灾后重建的艰难历程，全省文物普查工作者自强不息、感恩奋进，克服重重困难，以忘我无私的工作态度和朴实无华的实干精神，摸清了家底、夯实了基础、历练了队伍、积累了经验、扩大了影响，四川文物大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四川省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的藏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全省“三普”工作覆盖21个市(州)、181个县(市、区)、4663个乡(镇)。地理条件复杂，队伍力量较为薄弱，文物普查在物质、人才和技术保障等方面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此同时，在“三普”过程中，四川历经“5・12”汶川大地震，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难度加大。灾区一些已经普查的文物点消失了，一些普查资料及设备淹没在废墟中，全省广大文物普查工作者既要抢救受灾的地面文物和馆藏文物，同时又要抓好“三普”工作，期间付出的艰辛努力比常规工作要多得多。但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广大文物普查工作者发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感恩奋进，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了“三普”各阶段工作任务。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省共计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65231处，其中新发现51836处，复查13395处。

四川“三普”工作采取的有效措施及手段包括：政府重视，落实责任，政府领导亲自抓，主动过问；建章立制，保障经费，在全国第一个出台了《四川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从而确保了各级文物普查专项经费的落实，经费累计投入量仅次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和广东省；强化督导，将质量控制切实贯穿到文物普查工作的各个环节；动员力量，在全省各地不断加强宣传，使得广大的社会志愿者、其他行业和大专院校人员积极参与其中。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为全省各阶段工作的圆满完成做出了贡献，参与此次文物普查的社会志愿者共计8426人次，其他行业人员共计7160人次。

“5・12”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普查领导小组明确要求地震灾区要“一手抓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一手抓文物普查”。同时，还对设备损毁的灾区及时补发了普查设备，并专门针对地震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培训指导。面对灾难，灾区广大文物普查工作者更是忍着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悲痛，精诚团结、自强不息，用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力诠释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夺取了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和文物普查的双丰收，兑现了“四川文物普查绝不拖全国后腿”的庄严承诺。

翟利国(吉林省文物局局长)：吉林数量服从质量　率先通过田野验收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从比其他省城晚一年进入实地调查阶段到全国第一个完成田野普查、第一个完成数据整理和录入，吉林省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不仅在工作进展上完成了由落后到第一集团的跨越，工作质量也受到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吉林省各级政府对三普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有赖于全省文博系统业务人员的团结协作，也体现出良好工作机制和正确的方法在工作中的强大推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主要有三方面的体会：

第一，加强普查队伍建设，确保工作进度和田野调查质量。在普查之始，根据吉林省各县区业务力量不均衡的实际状况，采取以地区为单位组队的方式，集中全地区的业务力量按区域逐县进行田野调查；在一些人员业务素质较弱的区域聘请高校文博专业师生参与普查工作，重点区域调集全省的业务骨干进行指导或具体完成区域调查。通过这些方式使田野调查的质量大幅提升，也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如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发现了辽金时期“春捺钵”遗址。

第二，践行“数量服从质量”的原则，切实做好遗址认定和验收工作。为了做好三普数据验收工作，我们相继研究出台了《吉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调查阶段验收方案》《吉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登陆验收工作实施细则》《编写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目录清单的通知》和《调整我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验收方案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聘请文博系统专业人员60余人，历时3个月，集中完成三普数据验收工作。在验收过程中，始终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数量服从质量”，不盲目追求总量的多寡，将工作重心放到提升普查质量上。先后组织了试点验收、预验收、抽查验收和全面验收等环节，经过了省级数据接收、整体验收、现场复核、数据整体审核、遗迹整改等工作，经过多个环节的验收，吉林省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由10841处调整为9017处，合并、撤销不具备标准的不可移动文物1824处。2010年4月，吉林省确定为全国省级验收试点，并率先通过部级田野调查验收。2011年2月，在全国率先完成数据审核验收，成为国务院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个核定文物数量并给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省份。

第三，提前部署、注重实效，实现“三普”成果最大化。在田野工作结束后，调动各方力量，加快“三普”成果的转化。四平市、伊通县、大安市、镇赉县、临江市地方政府分别将683处不可移动文物公布为市、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0个县(市、区)按照省里的统一要求，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对新发现和以往未公布的8018处不可移动文物通过多种形式予以公布。吉林省文物局与吉林省测绘局在普查期间通过多次合作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2011年起开始合作进行基于“三普”调查成果的吉林省文物保护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现已进人实施阶段。

谭玉峰(上海市三普办副主任、上海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普查成为上海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起点

三普是上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投入最多、时间最长的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通过拉网式、全覆盖的深入普查，一大批重要的城市文化遗产现身“上海滩”。上海在三普中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422处，其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266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761处。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流前沿，近代工业及产业工人的发祥地，上世纪前期中国文化、经济中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的三普新发现大部分为近现代代表性建筑、革命遗(旧)址、名人故(旧)居、工业遗产、老字号、军事设施等不可移动文物，充分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遗产的构成特点。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上海的城市文化遗产“生态”正在急剧变化，如旧区改造带来的环境风貌改变。错位开发造成优秀历史建筑受损；政绩工程促成忽视保护的短期行为；建筑设计缺少城市历史文化内涵；文物保护重古抑今；法人违法屡禁不止；资金短缺严重影响历史建筑维修保护等等，无一不对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构成威胁。在各类新建筑雨后春笋般矗立的同时，许多三普中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同样面临倾覆之虞，由此产生的“文化安全”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瞩目。对此，上海市文物部门紧紧抓住三普机遇，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各项要求，在努力完成三普各阶段任务的同时，针对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特点，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

一、依法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三普启动五年来，全市共公布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4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78处，不可移动文物总数较三普前增加了27％，从而使许多重要的具有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特色的三普新发现得到法律保护，如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陈望道旧居、张乐平旧居等。目前，上海市文物局正在组织上报公布近百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加强文物保护机构建设――以三普为契机，各区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有的区针对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丰富的情况，打破常规增设文物科，还有的区则创新成立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

三、广泛开展专题调查――为了摸清上海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家底，配合城市建设抢救文化遗产，各级文物部门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各类专题调查，如黄浦江两岸工业遗产调查、周浦历史建筑调查、陕西北路名人名街调查、抗战文物调研等。

四、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我国近现代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立法重视，上海市通过三普工作的长期宣传，近现代代表性建筑、革命遗(旧)址、名人故(旧)居、工业遗产等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内容，已在全国率先纳入地方文物保护法规。具有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特色的《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草案)，已被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

刘国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普办副主任，新疆文物局办公室主任)：“遥感之眼”看新疆三普

新疆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区，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演绎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这里也遗留下来大量的重要历史遗迹。它们分布在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并且呈现出整体上分布范围广、局部上遗址相对集中的分布特征。而新疆约有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区、沙漠或者戈壁，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些山区和沙漠腹心区域生态环境极其恶劣，人迹罕至。在对该区域内遗址进行野外调查时，工作人员面临极大环境考验，同时工作效率较低，难以全面、深入地进行文物普查工作。

因此，为配合新疆第三次文物普查顺利完成，在全新疆范围内开展遥感考古的遗址调查工作，将重点放在普查人员难以到达的无人区。此次遥感考古工作的开展，不但空间技术手段在新疆文物普查中为首次应用，同时对于地理环境较为相似的我国西部地区也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2009年5月，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新疆遥感考古工作站。这标志着

遥感考古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将与田野考古等手段一起推动新疆的文物事业发展。

遥感考古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等多种空间技术应用在考古领域的一项综合性技术，把高空传感器记录的地表光谱信息作为基础数据，提取关注的环境要素与遗址特征，是从全新的视角进行考古研究。从在新疆的初步探索到遥感遗址调查工作的顺利完成，通过在新疆绝大部分地区的遥感分析与地面成果检验与测试，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经过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空间与光谱对比分析，掌握遥感考古方法预测分析遗址的关键技术。流程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

1、古代遗址的遥感预测与分析。为配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全疆范围内开展了古代遗址的预测。结合地理要素、环境信息，分别建立古代遗址的遥感解译标志，对影像上与遗址相关的弱信息进行自动提取，突出遗址的空间特征和光谱特征，进而对遗址进行调查与预测。

2、遗址地面真实性检验。对预测的遗址点进行野外考察，验证遗址点的真实性情况。为深入验证预测成果，积累遥感考古的实际工作经验，由新疆文物局三普办公室、国家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科院遥感所研究、新疆各地州文物局及考古所相关工作人员组成新疆遥感考古特种普查工作队，自2009年9月至12月，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野外工作。对阿勒泰、塔城、伊犁、克州、喀什、和田、巴州等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野外调查，并深入到了准噶尔戈壁、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地区等无人区腹地。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证实了大量遥感方法预测的遗址。

3、遥感解译资料库建立。通过影像解译与实地对比分析，建立了不同环境下的遗址解译标志，掌握不同种类遗址的分布规律与光谱特征，形成了代表性遗址与典型地物的解译资料库，为以后遥感考古工作继续深入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遥感考古因其涵盖了丰富的地理信息和遗址空间信息，为考古工作引入了全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在未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近几年新疆遥感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并且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随着工作的继续深入，研究与工作团队更加壮大，专业结构更加完善，遥感考古工作也将更上一个台阶，为新疆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邱立诚(广东省三普办副主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广东普查成果弘扬岭南文化精神

广东省各级文物普查机构的2000多名文物普查工作者，与14000多名镇、街文物普查联络员、志愿者，对全省123个县域普查单元、1601个镇、25005个行政村(社区)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广东省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37156处，其中古遗址2462处、古墓葬2528处、古建筑20566处、石窟寺及石刻76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0821处，其他10处。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27110处，复查的不可移动文物为10046处。不可移动文物从这次普查前的10000多处增至37000多处，说明广东省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极为丰富，有力地说明了广东是文物资源的大省。其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是复查数量的2、7倍。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蕴含着较高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不少重要发现填补了广东在某些方面文物资源的空白。

在普查新发现中，岭南传统民居、党史文物、涉台文物、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景观等新类型文化遗产在这次文物普查中得到充分重视，在新发现文物点中占有较大比重，反映了广东省实地调查工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近现代以来，珠三角地区作为西方思想传播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保存下来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尤为丰富。

广东省的三普工作在普查机制、普查方法、普查内容以及文物保护融入社会发展方面都非常重视创新。建立了四级普查领导机构联动机制，对新发现文物点采取挂牌保护、规划性保护、发出保护通告等多种保护措施。利用普查试点来带动和示范，鼓励先进，照顾多数，督促后进。并在全省开展了不可移动文物摄像工作。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准确判断广东省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与规划，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文化强省建设任务提供全面翔实的科学依据。由此夯实了文物工作基础，使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趋于规范化、合理化，提高了全省文物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深入研究利用文物普查成果，有利于弘扬岭南文化多元兼容、开放务实、革新进取等积极精神，不断注入新时代元素，增强归属感、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人文精神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哈比布(自治区三普办副主任，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首次独立完成大规模文物普查

自治区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始终把质量放在优先的位置，通过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全力以赴、扎实工作，独立完成了普查任务。

2010年9月，普查数据和普查资料通过了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整体验收。2011年6月，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数据通过国务院普查办核定，核定自治区不可移动文物点4277处。

截止2011年9月，自治区用于文物普查的经费共计1539、89万元，全区完成调查73个县(区)692个乡镇，调查面积约117、6万余平方公里，普查区域覆盖率达到100％以上(除无人区外)，行政村到达率100％，自然村到达率98％以上，共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点4277处，其中新发现文物点3013处、复查文物点1264处、消失文物点17处，新发现文物点为复查文物点的2、4倍。

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第一次完全由自治区自己组织实施的、第一次不借助内地科研机构力量，完全由自己的文物工作者完成的一次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调查工作最细致、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次文物调查工作。

张文平(内蒙古三普办常务副主任、总队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内蒙古试点为普查标准规范提供借鉴

内蒙古自治区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首批试点省区，为全国文物普查标准规范的制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通过试点，全区动用人力2万余次，普查面积16万平方公里，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3800处，为国家制定文物普查标准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

但客观地讲，由于第一次将文物普查正规化、数据化，在普查标准规范的制定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受此前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的中美

区域性考古调查项目的影响，将普查标准规范过于复杂化，给普通普查队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造成了难度。其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在组织专家制定全国性的普查标准规范时，虽然尽量使标准规范简单化，能够放之国内而皆准，但仍然受到诸多诟病。文物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里面包含的内容跨时代、跨学科，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若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没有漏洞的普查规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客观地分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标准规范的优缺点，为今后类似的文物工作提供经验与借鉴。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提出的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理念得到了贯彻，扩大了文物普查的范围，新增了很多近现代的不可移动文物品类。这种将不可移动文物品类扩大化的理念，本身对文物事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但很多新遗产类型的典型实例，在内蒙古地区是非常稀少的。从而，由于对近现代文化遗产概念理解的模糊性，在实际普查过程中，广大普查队员将很多普遍存在的、普通的老房子、老供销社、知青点和水库大坝等统统列为普查对象，缺乏典型性。

第一、二次文物普查主要是由文化、文物部门的文物工作者们自己去完成，第三次文物普查转化为政府行为，深化了地方政府的文物保护意识。内蒙古自治区的普查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以旗县为单位展开，为旗县普查队配备了普查车辆和设备。旗县政府纷纷划拨普查经费，原来没有文物机构的新成立了机构，缺兵少将的新增了专业人员。可以说，通过文物普查工作，完善了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培训并强化了基层文博队伍，使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基层文物机构为之面貌焕然一新，为今后加强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提供了便利。

陈术石(辽宁省三普办技术应用组组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辽宁老专家身先士卒传帮带

四年里，辽宁省各级文物普查机构2100余名普查队员不畏艰辛，冬战严寒，夏冒酷暑，足迹踏遍了全省100个普查单元，1500个乡镇(街道)，11790个行政村，4353个社区。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4115处，复查11356处，新发现12759处。许多乡土建筑、工业遗产、交通，水利设施等，首次纳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新发现了现存日俄战争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永久性工事建筑群――旅顺鸦户嘴堡垒，研究城市发展史和建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大连市西岗区烟台街近代建筑群，本钢一铁厂、鞍山制铁所1号高炉旧址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鞍山“石窝”形岩刻群、葫芦岛市南票区香炉山岩画、调兵山太平山遗址、朝阳老山洼和马莲桥红山文化积石冢群、青山沟小城子山城等古代历史文化遗存，极大地丰富了辽宁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内涵。

自全省三普工作启动以来，郭大顺，徐秉琨、辛占山、徐英章、姜念思、王绵厚等文博界老专家，凭着对文物保护事业的满腔热情，不顾年高体弱，忘我地投入到三普工作中，从业务培训到技术指导，从标本鉴定到现场确认，汗水洒遍了全省的山川田野。尤其是徐英章，辛占山二位先生，在“三普”即将结束之际不幸去世，魂归他们毕生耕耘的辽沈大地。老专家们的忘我工作不但保证了辽宁三普实地调查的工作质量，而且在他们的传帮带下，培养了大批的基层文博业务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为我们将来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宫希成(安徽省三普办副主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安徽“三普”的质量控制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是我国开展的一项意义深远、规模宏大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调查工程。为保证文物普查成果真实、准确、科学，安徽省普查办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将质量控制贯穿于文物普查全过程。

第一，坚持“直接培训第一线普查员”和“以查代训”的原则，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近80次，培训普查业务骨干约3000多人次，全员持证上岗。全省形成了“以普查组技术骨干为核心，以乡镇、村协查员为有力支持”的普查模式，严格按照“三普”流程图步骤，高质量、严要求地组织实施野外调查。同时明确省、市、县三级普查机构在质量控制上的职责，层层把关，确保基础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不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伪造、篡改普查资料和数据。

第二，成立专家指导组，随时帮助解决普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专家对全省各基本普查单元进行业务巡查，发现问题当场沟通解决。在网上建立了“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QQ群”，随时就普查中出现的问题提问、讨论，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时效性。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4

论文摘 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5

综合运用多种创新性策略，用新的视角寻找选题诉求点

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媒体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策划的竞争。许多重大活动，往往是各大主流媒体精心策划大比拼和实力展示的大舞台。一项媒体活动在实际操作中含金量的高低，将直接决定其胜出的把握性大小。《感动中国》节目成功运用以下几种策略，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广泛认同。

第一，《感动中国》以平民化策略召唤大众。《感动中国》与其他人物评选最大的区别在于平民化策略，这一策略为《感动中国》赢得了广大的受众。首先，以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方式再现是平民化策略的第一个表现。它一改过去事迹宣讲式的报道策略，将目光集中在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事件的细节上，化理性的判断为感性的情感，化抽象的概念为具体的人物，化严肃的新闻为动人的故事。这种平民化策略不仅意味着新闻报道形态的创新，更是一种贴近大众的平民精神。其次，视角的平民化以及评选的大众化是平民化策略的第二个表现。《感动中国》的获奖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也有草根英雄和百姓典范。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有多么的不同，只要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就可作为评选对象。纵观5年来《感动中国》评出的人物，普通百姓占了七成，这样评选出来的人必然与老百姓更为贴近。再次，强调公众参与，确保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是平民化策略的第三个表现。为了保证公众的参与，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先以公众推荐的形式广泛征集评选活动的人选，再由活动组委会评出20名角逐年度人物评选的正式候选人，然后采用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接受公众投票，保证公众参与渠道的广泛和畅通。为了确保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中央电视台采取了公众投票与专家推选相结合的评选方式，以吸引和调动最广泛的公众。

第二，《感动中国》以主流化策略唱响主旋律。一个优秀的电视品牌媒体，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作为底蕴，必然是苍白的，也是注定没有受众市场的，更谈不上成为主流媒体和具有品牌影响力。《感动中国》节目大胆从主流意识入手，通过对一年来“感动公众、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评选，唱响主旋律，坚持“三贴近”，振奋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弘扬无私无畏的社会正气，倡导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褒奖鼓舞人心的传统美德。一改其他媒体热衷“另类”、“边缘化”评选，极尽炒作之能事。以“感动中国”为主题，以“感动公众”人物为对象，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背景。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应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他们是一群以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感动中国的人，他们是当今时代精神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因为有了他们的故事，公众的心灵被一次次打动；因为有了他们的故事，公众的世界被一次次照亮。记录下这一年被感动的瞬间，记录下这一年感动中国的人们，也就记录下了曾经有的这样一个年头。

第三，《感动中国》以震撼心灵策略颂扬真善美。《感动中国》特别节目浓墨重彩，坚定颂扬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善良、诚信、勇敢、无私，“发现”平凡中的高洁，“弘扬”人性中的美好。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以平民观照为视角，细心寻找、敏锐发掘平凡生活中的感动，发现普通人身上的真善美，用镜头捕捉闪动在我们身边而又不被人们重视的“真纯”，用画面描绘深藏在生活潜流中的朴实无华的“崇高”，于平静、平实中，给人带来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震撼。在这里，真情成了真善美的催化剂，感动成了人们心灵和行动的指南针。这样一次打破行业限制和身份限制、极具人文关怀和价值追问的年度人物大评选，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完全是一次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格大检查。

全方位整合资源，媒体联手打造精神品牌

策划工作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它需要整合媒体各个环节和各种资源，它需调动整个活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一个节目能否为观众所接受，不仅取决于编辑的整体设计和全程协调，而且取决于与全台相关栏目或部门的沟通、与其他媒体的互动，最终形成整体合力。特别是在传媒生态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合作才能出效率，合作才能资源共享，合作才能优势互补，合作才能扩大影响。

《感动中国》在评选活动中没有固步自封，独家运作，而是采取了“央视主办、媒体联动、受众参与”的运作模式，与全国各地、各媒体合作，成立了“感动联盟”。《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首先在中央电视台内部整合资源，将此活动列入本年度重大项目运作。台内各栏目组相互配合，营造氛围。《新闻联播》栏目进行报道，《东方时空》栏目及时展播，《面对面》栏目进行访谈。活动充分发挥中央电视台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推委会组成上，不仅有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精英，还有政府官员、教育界名流、艺术家、作家、节目主持人。

每年全国有几十家媒体参与《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他们配合央视，在报纸和网络等媒体上共发表了有关文章数百篇，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宣传声势。“感动联盟”使评选活动最大程度地深入到受众之中，增强了活动的广泛性和权威性，扩大了活动的社会影响，为《感动中国》的最后成功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氛围。《感动中国》采用“感动联盟”的传播形式，体现了大众传播的和谐性。

从《感动中国》的成功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媒体想要成功打造自己的活动品牌，需要在活动前，明确活动的定位和受众，提前给活动宣传预热；活动中，借助多种平台，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活动结束后，总结活动的经验与不足，以促进活动质量的不断提升。

综合运用艺术表现手法，合奏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

《感动中国》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倾情打造的又一块“传媒品牌”，一个精品节目。从舞台、灯光、背景到节目制作，都体现出一流水准，全方位打造精品，也合力展现了节目的人文内涵和人物的精神追求。

首先，舞台设计精巧。舞台设计新颖、别致，独具匠心。2005年《感动中国》的舞台造型是一个“心”的形状，象征着一颗“感动的心”、“跳动的心”；舞台中间铺着一条红地毯的通道，仿佛一条连着获奖人物和广大观众的彩带，也像舞台和现实之间的一条血脉。构思精巧，颇具象征意义，与整个节目内容交相辉映。

其次，镜头制作精美。每一个片子的制作都非常精美，尤其是镜头的运用，准确、生动、传神。画面讲究构图、角度和造型，追求象征意义和讲求朦胧意境。节目在表达洪战辉生活的艰难和拼搏、顽强的精神时，运用特法，突出双脚画面，几乎没有人物的正面。这双脚时而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时而走在城市干净的马路上，时而走在明亮的教室里，拍摄非常写意。通过这些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充分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精神境界，刻画出人物坚定、执著、拼搏、顽强的精神世界。

最后，颁奖词撰写精到。《感动中国》的颁奖词高度概括又具体形象，深刻而又不失文采。诵读颁奖词是《感动中国》整个节目流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最能体现它的高文化品位及其丰富内涵。颁奖词是经过许多专家无数次修改，千锤百炼而铸就的，是评委会为每位获奖人物量身撰写的，具有准确、生动、大气的特点。

《感动中国》在大众传播“泛娱乐化”的时代，坚守社会责任，大力倡导正义、善良和真纯，努力用创新的思维和手段传播严肃文化和积极健康的精神产品，体现出高品质、大风范。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我们期待更多的感动，期待感动的持久。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6

【材料传真】宋志永、杨国明、杨东、王加祥、王得良、宋志先、王宝国、王宝中、曹秀军、尹福、宋久富、杨国平、王金龙。均为男，河北唐山人 年龄最大62岁、最小19岁 农民

2008年初，特大雪灾袭击了华南地区，湖南郴州成了一座冰雪中的孤城。没有上级号召，也没有组织要求，河北唐山13个农民除夕那天租了辆中巴车出发，顶风冒雪来到那里参与救灾。这13个来自唐山市玉田县东八里铺村二组的农民，自己准备了工具，初二上午赶到郴州电力抢险指挥部，成了湖南电力安装工程公司一支编外“搬运队”，每天起早贪黑、踏雪履冰为抢修工地扛器材、搬材料、抬电杆。 2月23日，在工作了16天之后，这13位农民兄弟离郴返乡，许多郴州市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赶来为他们送行。他们还被郴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

5月12日下午，在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宋志永和12位兄弟商量后，几经辗转来到灾情最重的北川县城，成为最早进入北川的志愿者之一。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铁锤砸、钢钎撬、徒手刨，不断寻找幸存者。只要哪里需要，他们就到哪里。他们与、武警战士一起，抢救出25名幸存者，刨出近60名遇难者遗体。

【颁奖词】不是归途，是千里奔波，雪中送炭；不是邻里，是素不相识，出手相援。他们用纯朴、善良和倔强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兄弟”的含义。

【使用提示】

这十三位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骄傲！他们参与救灾，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社会、为他人奉献一点爱心。可是，这种从老百姓内心迸发的担当精神，却为冰雪灾区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情感支撑！人在自然面前显示的强大能量，源于人们每一点力量的大集合。在这次抗冰救灾中，亿万人民像这13位唐山农民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出他们火热的爱心，伸出他们友爱的双手，完美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深刻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愈是在危难的时刻，就愈能显示出她的儿女的责任和情感。在13位唐山农民身上，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次抗冰救灾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亿万人民的众志成城，这是再恶劣的冰雪都摧不垮、压不倒的。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呢？

【适用文题】

真正的“兄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

2、灾难中的光辉 男儿榜样 李隆

【材料传真】

李隆： 男， 31岁，中国共产党员，河南省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在今年5月赴四川抗震救灾战斗中，已担任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的李隆和战友们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在废墟下先后挖出57名群众，其中五人生还，包括被困104个小时的李青松和被困124个小时的卞刚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救援的奇迹。 李隆1995年加入公安消防队伍，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在重大灭火抢险救援事故现场从未退缩过。钻火场，堵泄漏，他总在最容易发生危险的位置。李隆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3170多次，抢救遇险群众760余人，为保卫人民群众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获得 “五四青年奖章”公安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尖兵”， “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等荣誉称号。

【颁奖词】火场、废墟，有多少次出生入死，就有多少次不离不弃。他用希望扩展希望，用生命激活生命。

【使用提示】

李隆，这是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更是一个感天动地的英雄！我们从他一桩桩感人至深的事迹中，让人肃然起敬。他是近亿河南人的杰出代表，是淳朴、善良的河南人的生动写照，也是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道德、有作为”的河南人英雄群体正在成长壮大。我们从他身上也看到了中原儿女的风采。中原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养育了一代代中原儿女。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长期的传统美德熏陶，铸就了河南人的淳朴善良、义气热情、吃苦耐劳、讷言敏行、忍辱负重、埋头苦干、仗义执言、疾恶如仇、知难而上的群体性格。我们为中国有这样的优秀儿女而骄傲！

【适用文题】

人物风采、感天动地真英雄、性格与文化--------

3、中流砥柱 经大忠

【材料传真】

经大忠：男，羌族人，44岁，中国共产党员，现任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县。地震发生时，北川县长经大忠正在开会，他果断的组织与会人员疏散，并用最快速度将县城里的8000多幸存群众集中在安全区域。全面的救援工作展开以后，经大忠成为北川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5月14日下午，经大忠带领工作人员在废墟中救起了一个小女孩。当经大忠抱着孩子往担架跑的时候，孩子一直在哭泣。经大忠摸着她的脸，安慰她：“别怕，孩子，爸爸救你来了！”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动容。地震发生后，经大忠3天3夜没有合眼，他说，“群众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只有我们舍命，被埋的人才有更大的希望获救。” 震后，北川县城大部分被埋。经大忠家中的6个亲人全部遇难。

【颁奖词】千钧一发时，他振聋发聩，当机立断；四面危机时，他忍住悲伤，力挽狂澜！他和同志们双肩担起一城信心，万千生命。心系百姓、忠于职守，凸显共产党人的本色。

【使用提示】

经大忠是我党的优秀干部，他们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下优秀干部的标准。当干部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和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干部不仅要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疾苦，更要关注他们的内心，要时时刻刻心系百姓。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更不能打自己的小算盘，要忠于职守，凸显共产党人的本色。古人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舍命的县长，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马当先的身体力行。这样的干部，一定能带领灾区人民看见新的希望！这样的干部，也为今天所有干部的干部塑了一面镜子。

【适用文题】

好干部的标准、豪言壮语与身体力行、希望之灯-------

4、烛照深山 李桂林、陆建芬

【材料传真】

李桂林，男，42岁，彝族村寨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教师。陆建芬女，41岁，彝族村寨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代课教师。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村民上下绝壁都要攀爬5架木制的云梯，进出极为艰难，村民一年难得下绝壁一次。就是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从汉族地区来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妻扎根这里18年，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彝寨，为村民走出彝寨架起“云梯”。

1990年，李桂林夫妻来到这里，村民的落后与贫苦深深的震撼了这对彝族夫妻。强烈的同情心和民族感使李桂林坚定了扎根二坪搞教育的信心，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他与妻子18年如一日地教书育人，共培养了六届学生共149人，其中有22人是从外村慕名而来的。李桂林本人还两度被评为县优秀教师。

二坪--这个过去的“文盲村穷山村”，现在成了“文化村”。昔日的荒凉到今天的精神巨变，与这两位老师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他们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

【颁奖词】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19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

【使用提示】

读了他们的故事，不禁让我们心潮澎湃，感慨颇多。乡村教育是重要的，但常常被忽略；乡村教师是伟大的，却不应该被遗忘。李桂林、陆建芬夫妇他们的故事给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注入了温暖。从历史渊源和自然条件看，二坪人是不幸的，他们和大峡谷地区其它彝民一样，历史上饱受剥削与压迫，同时遭受大自然的无情肆虐；今天的二坪人是幸运的，有李桂林夫妻这样的老师，为那里的教育发展作奉献。李桂林夫妻说过：“中国教育的难度主要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很落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如果我们千千万万人民老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大家都具备这种忧患意识，都具有这种奉献精神，中国就不会产生新文盲，中华民族就一定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听了他们的故事，耳边好像有从那高高的峭壁上，在那白云生起的地方，有学子朗朗的读书声传来，这好像是他们的青春在歌唱吧！

【适用文题】

精神的沃土、希望的种子、“人梯”精神-------

5、死的光荣 武文斌

【材料传真】

一个战士倒在了抗战救灾的第一线，上万民众为他哭别。所有参加吊唁的人都与武文斌素昧平生，他们只听说：一位战士在抗震救灾中活活累死了！仅这一句话，已经让人们泪流满面。13万子弟兵在抗震救灾中舍生忘死的表现，留给人们太多太多的感动……

这个战士，就是铁军某师炮指连士官学员武文斌。

6月17日晚，他和战友们冒着大雨将8车50吨重的活动板房建材全部卸载完后，累得瘫倒在泥水地上。就在这个夜晚，他因劳累过度，引起肺部大出血而停止了年轻的生命。

5月13日，当部队接到急赴灾区的命令时，武文斌被告知后留，一向脾气温和的他急了眼，坚决要求上前线。“我们一定要多救人，才能对得起身上的这身军装。”武文斌对战友们说。在他参与抗震救灾的32个日子里，他总是找活干、抢活干，干完份内的事，就去帮着其他班排干，别人拦也拦不住。他身上的迷彩服总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战友们说，他的心里装的全是灾区群众。

【颁奖词】山崩地裂之时，绿色的迷彩撑起了生命的希望，他树起了旗帜，自己却悄然倒下，在那灾难的黑色背景下，他26岁的青春，是最亮的那束光。

【使用提示】

看了这个故事，我们不禁泪流满面，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没有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一个普通士兵的离去却引得都江堰数十万群众前来悼念他。是什么让他停不下脚步？是什么支撑着他异常疲惫的身体？是人民的利益，是军人的职责。武文斌用他短短的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价值！用平凡的岗位向我们诠释什么是伟大！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生命的完整不取决于年龄！从武文斌身上，人们看到了13万抗震救灾官兵的奉献精神，看到了“80后”、“90后”军人的责任担当与崇高追求，更看到了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适用文题】

他为什么让人感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崇高的追求-------

6、奥运惊艳世界 大写尊严 金晶

【材料传真】

当几名分子试图从她手中抢走火炬、干扰圣火传递时，坐在轮椅上的金晶毫不畏惧，用双手紧紧抱着火炬，脸上流露出骄傲的神情。她被威胁、被殴打，但她手中的火炬始终没有被抢走。金晶用她那残弱的身躯捍卫了奥运精神，触动了所有人的心弦。

【颁奖词】那是光荣的一刻！她以柔弱之躯挡住残暴，她用美丽的微笑，传递力量。她让全世界读懂了奥运的神圣和中国人的骄傲。

【使用提示】

金晶以她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张瑞敏也禁不住地说：金晶勇敢地用残缺的身体保护奥运火炬，这勇敢源自深深的爱国情。爱国情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远古战国时代的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汉朝忠臣苏武被匈奴拘留19年而不屈服，宋朝末年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南宋名将岳飞的《满江红》，他们用文章和行动，表达出对祖国坚贞的爱，南北朝时代，北方女扮男装的花木兰的代父从军，更是千古传咏的佳话。如今的金晶，这位被网友们称为“轮椅上的微笑天使”、“最美丽的火炬手”的27岁女孩，在7日巴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用她的身体奋力保护火炬，表现了一种无畏的爱国热情。金晶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的步伐，这是中华民族的原动力。

【适用文题】

微笑天使、最美丽的人、中国的骄傲--------

7、点燃生命 吉吉

【材料传真】

第一棒火炬手：吉吉，女，登山队运动员。第二棒火炬手：王勇峰，中国登山队队长。第三棒火炬手：尼玛次仁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第四棒火炬手：黄春贵，中国农业大学学生。 第五棒火炬手：次仁旺姆，女，自治区登山学校学生。

2008年5月8日上午九时十七分，中国登山队十九名队员成功登上珠峰之巅并进行了奥运火炬接力，首次实现了奥运圣火在世界之巅的传递。2008北京奥运圣火终于在海拔8844、43的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点燃！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圣火耀珠峰的盛景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兑现了7年前的诺言，书写了奥运史上的一个奇迹！

珠峰火炬队当天凌晨3点出发。登顶的激情和传递奥运圣火的动力激发着队员们神速前进。队员们的前进速度甚至超过了事前的预估，9点10分，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第一次在珠峰燃烧，第一棒火炬手吉吉高举的祥云火炬与圣火在珠峰实现完美融合。经过王勇峰、尼玛次仁、黄春贵三位火炬手的传递之后，站在珠峰顶的次仁旺姆高举火炬，奥运圣火在珠峰跃动！ 那一刻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而这五名英雄和他们所在的珠峰火炬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实现了所有中国人的梦想。

【颁奖词】白的雪，红的火，刺骨的风，激荡的心。鹰失去了同伴，但山的呼唤让她飞得更高，她，是高山上绽放的雪莲。

【使用提示】

我们知道，登珠峰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奥运圣火登珠峰更是难上加难，最大的难题是低压缺氧，一方面令火炬燃烧困难，需要采取一些高科技手段，另一方面对队员也是一大考验，因为要将奥运圣火火种带上去，点燃火炬，还要进行直播，必然要带上许多设备负重登顶。其次是大风。再次是低温，很多精密仪器设备在低温条件下运行都不太稳定。但是这五个运动员却克服了诸多的困难，成功地登上了珠峰，实现了所有中国人的梦想。这一方面来源于他们心中美好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另一方也来源于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向上的精神。

【适用文题】

困难与梦想、众志成城、信念和毅力--------

8、华彩惊世 张艺谋奥运团队

【材料传真】

总导演：电影导演张艺谋；副总导演：中国人民总政歌舞团团长张继钢 国家歌舞团副团长陈维亚

开幕式是北京奥运会呈献给世界的“第一印象”，在整个奥运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水平如何，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2005年，张艺谋、张继钢、陈维亚等人被任命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负责整个开闭幕式的创作和实现。

为更好地展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主题口号的深刻内涵，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突出“文明”、“和谐”两大主题，张艺谋和他的团队推掉了高昂报酬的商业合作，带领他的团队夜以继日的工作。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努力，奥运开幕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精彩阐述了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世界文明的交融，用中国文化打动了世界。

【颁奖词】长卷舒展，活字跳跃；圣火激荡，情感喷放。他们用人类共通的语言，让五千年文明跃然呈现，那一夜，中国惊艳世界。

【使用提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憾了中国，震憾了世界。张艺谋和他的奥运团队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努力，奥运开幕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精彩阐述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和世界文明的交融，用中国文化打动了世界。总导演张艺谋说，电影做了20多年，从来没有这种感受。这种机会一生只有一次，当你有幸从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这是你一生的财富，值了，值了！这是一群太懂得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人，也是一个知道如何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介绍中华民族骄傲的团队，金牌授给他们，现在还不晚。

【适用文题】

什么才是最值得的、中国文化的魅力、付出总有回报---------

9、太空中的第一步 傲拓天疆“神七”航天员

【材料传真】

去年9月25日晚，搭载着3名宇航员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执行中国第3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在72小时的飞行过程中出色地完成了所有任务，9月27日16时43分24秒，翟志刚开始出舱，他在太空迈出第一步，成为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人。 杨利伟、费俊龙和聂海胜、“嫦娥一号”研发团队，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当年“感动中国”评选的入围者，“神舟七号”航天员团队的当选，更是众望所归。飞天的渴望在中华民族的脉搏里流淌了数千年，如今“神七”发射的圆满成功，再一次复活了一个古老民族关于“飞天梦”的记忆和影像。3名航天英雄用近乎完美的方式举步量天，将一个古老的人类巡天愿景变成了现实。“神七”的成功发射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继北京奥运会后，“神七”在中国民众心中激起了新一轮民族自豪感。

【颁奖词】中国人的足迹，从此印进寥廓而深邃的星空，当他们问候世界的时候，给未来留下了深远的回声。

【使用提示】

“神七”飞天是2008年中国继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的又一大快人心的创举。炎黄子孙留在浩渺太空中的这一小步，豁然自信、脚步稳健，展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姿态与力量源泉。这翱翔太空的三位勇士，掀起了中国民众新一轮的民族自豪感，向世人表明了梦想与航空共起飞的豪迈与快意。

回想祖国的建设历程，从“一穷二白”的家底，到“两弹一星”，到神七飞天、太空行走，中国在变，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仰望神七，透过飞船倩影，我们展望的不啻是祖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飞跃，是中华民族锦绣的未来。

【适用文题】

豪迈与快意、一小步与一大步、美好的未来------

10、普通人的大爱 这就是爱 韩惠民

【材料传真】

34年前，一场飞来横祸，把韩惠民和初恋情人吴月瑛分开，吴月瑛瘫痪了。照顾吴月瑛3年多后，韩惠民认识了徐敏芳，而他答应交友的前提是，对方必须同意与他一起照顾吴月瑛。当徐敏芳了解到韩惠民坚持多年不谈恋爱只是为了照顾过去的情人，她被韩惠民的一片痴情所打动。1980年，韩惠民与徐敏芳结为伉俪，从此，守护在吴月瑛身边的又多了一个人。韩惠民和徐敏芳告诉吴月瑛：“我们一定会守护你，照顾你到老！”吴月瑛被深深地感动了，她流下的不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幸福的泪水，更坚定地活下去的泪水……

一段相知带来一个汉子34年的照顾，一声承诺变成一对夫妇共同的看护，一个特殊的传奇连起两个普通的家庭。

【颁奖词】

他用百姓最朴素的方式，回答了生活中最为深奥的问题：有比爱情更坚固的情感，有比婚姻更宏伟的殿堂，34年的光阴，青丝转成白发，不变的是真情。

【使用提示】

我们从韩惠民这个平民人物身上看到了爱的真正内含，那就是一生的承诺，就是性命相托。韩惠民是个可敬的人，足以让每个震惊。34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已是生命的一半了，这34年是可以经历为人夫为人父亲甚至为人祖的一个时间段。也正是这34年，为了相恋时期的一个承诺，他守护瘫痪在床初恋女友，不离不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妻儿老小也一同参与这份守护……同时，从他们身上也表现中华中民族的传统美德――守诺和诚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充分表明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潜移默化于我们的民族精神里了。

【适用文题】

一诸千金、真正的爱、传统美德--------

11、特别奖授予全体“中国人”

【材料传真】

组委会认为，2008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悲怆和喜悦，在抗击暴风雪、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神七”航天员太空漫步等事件中，中国人用坚韧、勇敢、智慧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

【使用提示】

2008年是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也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本色：当风雪阻断归路， 我们彼此取暖！当面对挑战，我们亮出利剑！当圣火遭遇屈辱， 我们义无反顾！当病毒吞噬生命， 我们用爱弥补！当列车冲出轨道， 我们竭诚互助！当地震撕裂大地， 我们开山辟路！勇敢面对磨难，我们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7

近几年，动漫行业发展迅猛，造型各异的动画作品在荧幕上呈现，表现出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而我国的动漫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动漫风格。本文将通过举例说明我国动漫艺术设计的特色，并对其中的造型语言进行重点研究。

关键词：

动漫行业动画艺术设计语言造型

一、我国动画艺术设计的造型语言风格

我国动画艺术设计过程中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颇深，在动画情节以及人物设计中融入了民族特色，形成了独具中华文化的语言造型风格。在设计手法和设计技巧上采用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下面对中国派;的动画艺术设计中所包含的语言造型风格进行详细阐述。

（一）写实风格

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动画的艺术设计也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运用夸张的创作手法，将事物艺术化。中国派;的动画艺术设计是将历史和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其中，力求形象设计能将民族精神和文化表现出来，比如人们较为熟悉的动画作品《戚继光》，这部动画的创作来源是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创作，突出一名武将所具有的英雄气概，造型设计又融入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浓眉大眼、国字脸，眼睛炯炯有神。中国动画创作过程中的写实风格，大胆追求改革创新，人物设计不浮夸，颇具精神内涵，通过光影交错将人物的立体感和空间感表现的淋淋尽致，通过线条的恰当运用来塑造人物特点，注重细节将人物的形体区别体现出来。中国式动画设计中的写实风格就是在动画设计过程中将人们生活和文化现状展现出来。

（二）意向风格

所谓意向就是在那些客观事物上烙上人的情感，使其具有人物的痕迹，意象风的动画艺术设计是人物思想情感的真切表达，是人物的主观情感在事物中的体现。中国动画艺术设计中语言造型是用具体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运用了具体表达抽象的创作手法。最具中国特色的意向风格就是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是我国第一部水墨动画，其中小蝌蚪的造型设计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作品。水墨动画与一般动画的创作形式不同，其没有较为清晰的轮廓线，水墨通过渲染在宣纸上自然成画，一幅水墨画就能展现一个场景。角色的动作与表情恰当匹配，泼墨山水的背景优美秀丽，画笔的挥舞充满诗意。呈现出了中国画的美学特点，意境深远。意象化的设计风格对中国动画造型语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中国风更高层次追求的体现。

（三）装饰风格

与意象风格不同，装饰风格主要通过加法;的形式完成动画形态的创作，突出观赏性的同时增加艺术表现力，以丰富的装饰来提升动画形象的民族美感。通常来说装饰性风格要将民族特色和现代生活方式融入到动画形象的设计之中，通过色彩分层与对比处理使动画形象的观赏性增强。例如动画片《秦时明月》，在场景设计和人物造型上都极具装饰性，女性人物多数采用的是长发造型，因为长发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且发型设计上融入了现代编发造型技巧，再配以复古的发型装饰，在人物服装设计上，通过复杂线条的勾勒，展现服装的美感，将我国古代服饰的优雅之美生动的表现出来。

二、我国动漫艺术设计中造型语言的设计元素

动画人物形象在设计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元素众多，下面我们将对动漫艺术设计中常用的造型语言设计元素进行详细阐述。

（一）道具设计中的造型语言体现

道具设计能将所从属的派别以及气质风格更好的展现出来。比如动画作品《葫芦娃》，每个葫芦娃所携带的葫芦颜色都不一样，火娃的葫芦是红色的，而红色正是火的象征，每个葫芦娃道具的颜色是每个葫芦娃所具技能的象征。在道具设计上，对人物的造型语言进行设定，通过道具颜色和性能可以展现人物的正邪特征。道具的设计使人物的造型语言更加丰富，语气形象风格与道具的选取通常是一致的。

（二）服装设计中的造型语言体现

服装设计在动画艺术设计造型语言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物的服饰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地位、所处的年代以及性格特征等，特色鲜明的服装设计能够使动画艺术设计中的造型语言更好的体现。服装不能单独存在，它需要与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使用，服装的设计必须满足剧情的要求并与人物的性格相符，增加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使人物的特性更加鲜明。

（三）人物设计中的造型语言体现

人物设计是为了满足剧情的需要，每一部动画情节的展现都需要相关人物来实现。在人物设计过程中，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可以适当的删减或是更换，动画人物的面部设计尤为重要，反派的角色通常都是贼眉鼠眼，尖下巴，笑容中蕴含着邪恶的目光，而正派人物通常都是面容清纯，慈眉善目。人物的语言设计是人物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将动画人物的思想情感集中的体现出来，将复杂的故事情节清晰的展现。中国的动画人物设计通常来源于神话故事或是历史人物，这样能够将中国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责任感融入到人物设计之中。

（四）声音设计中的造型语言体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声电视早已普及，动画形象的声音设计也极为重要。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要感染观众，使观众的心灵得到震撼，丰富观众观赏影片的精神体验，声音设计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动画片的制作很多是出于商业目的，较好的语言设计能够增加影片的口碑，促进收视率的提高。声音的设计能将造型语言深刻的展现出来，例如，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用浑厚、洪亮的声音说出我爱你和用较为温柔的声音说出我爱你时，将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前者表达的爱充满强制性，体现的造型语言是霸道的关怀，让人们更加有安全感，而后者则体现出一种颇具温暖的爱意，其所表达出的造型语言是这个社会需要更多和谐、善良、温暖的沟通方式。现代动画的声音设计与以往相比更加丰富，人们往往通过人物的声音就能对人物的性格特点有准确的判断。

三、结语

动画的形象设计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其设计能够将动画形象的造型语言很好的展现出来，能够使观众了解到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人文环境，赋予动画作品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推动我国动漫行业不断向前发展。作者：单位：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作者：赵晓艳 单位：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感动中国人物作文篇8

关键词：中日比较诗学；审美感兴；感；感物；物感；感心；哀；物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151-006

在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中，关于审美感兴的范畴，有“感”、“感物”、“物感”、“感兴”等；在日本，则有从中国传入的“感”、“感兴”和日本固有的“哀”、“物哀”。中日两国的这些有关审美感兴的范畴，具有复杂的关系与关联，也有深刻的审美文化上的差异。在比较诗学层面上对此进行分析研2究，既可以呈现两国文论与美学的相关性，也可以凸显两国审美文化的某些根本特点。

一、作为中日两国传统审美范畴的“感”与“感兴”

古代日语中的“感”这个词，写作“感”，读作“かん”（kann），无论从字型还是发音，都可以断定来自汉语的“感”，而且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型。以“感”为词根的相关汉语词汇，也都进入了日语，其中，“感”字前置的词主要有：感应、感兴、感化、感怀、感觉、感想、感叹、感激、感谢、感伤、感触、感受、感染、感想、感知、感得、感会、感动、感服、感激、感泣，感泪、感慰、感情、感心、感性等，“感”字后置的词汇主要有“所感、多感、哀感、音感、、共感、好感、五感、实感、直感、痛感、同感、性感、痛感、肉感、反感、敏感、预感、灵感”等。在这些“感”字词汇群中，属于文论与美学范畴的，主要是“感”、 “感兴”。

作为文论用语的“感”字，传到日本最晚应在公元8世纪后期之前，藤原滨成在《歌经标式》中，开篇即用汉语写道：“臣滨成言：原夫和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地之恋心也。”这是我们现代所能看到的和歌论中最早使用的“感”字。接下来，9世纪初，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有“政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南卷・集论》）之句，又有：“咏史者，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 （《南卷・论文意》）等。10世纪初，“和歌四式”之一《孙姬式》开篇也用了几乎同样的话：“原夫和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地之恋心。”这些大同小异的说法，显然是从中国的《毛诗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来的。10世纪后，“动天地，感鬼神”的说法被进一步套用于和歌，如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说：“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好夫妇，莫宜于和歌。”在这里，“感”的对象都是“鬼神”，连无情的鬼神都能为之所动，可见“感”力之大。“感”成为人与外物之间互联互动的途径和表征。在物语文学中，“感”字也被用来描述审美的状态。如紫式部《源氏物语》第二十一卷《少女》中，有一句话：“虽未感于琴音，但黄昏时分还是令人惆怅，心生物哀之情”（“琴の感ならねど、あやしく物あはれ夕べかな”），这里将“感”字与审美概念“物哀”两个词用于一句之中，使“感”成为兴发“物哀”的条件。

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审美概念来使用的，是15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戏剧理论家世阿弥。他在《花镜》中的《上手的感知》一节中认为，戏剧表演艺术有三个层次，第一是“技艺”，技艺属于“身体之姿态”的层面，技艺很高，也未必能成为“上手”或名家，有的人技艺有所不足，却能名满天下。因此高于“技艺”的第二个层次是“心”，他强调指出：“有了‘心’才能达到永恒的‘正位’。……以‘心’表演，虽然技艺上尚有瑕疵，但却取得了上手的声誉。可见，真正的上手的声誉，并不在于舞蹈与技艺的熟练，而是依赖于使演员确立正位的‘心’，并由此而产生出艺术的灵感。只有真正的上手，才能理解技艺与‘心’的区别。”而在“心”之上的最高的境界，则是“感”――

比起让人感到有趣，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从心中不自觉地发出“啊”的感叹之声，这就叫做“感”。因为“感”超越了意识，是一种连有趣的判断都来不及做出的感动，就是“纯然”直觉的境地。所以，《易经》在“感”这个字的下头，将“心”省略，直接写作“咸”，而读作“感”。这就是说，真正的感动，是超越心智的一瞬间的感觉。

演员的艺位也是同样。从初学时期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可以达到“上手”的程度。但这也只是一般的上手的程度，而让人感到上手之上的趣味，才能达到名家的高度。在名家的艺位上，具有“无心之感”，才能达到誉满天下的高位。这需要不断刻苦钻研和反复修炼，方可以使“心”达到最高境界。[1]

在这里，世阿弥将中国《易经》从哲学角度对“感”的解释运用到艺术审美中，将“感”看作是超越了记忆、也超越了“心”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掌握了技艺而有超越技艺，有了“心”而又达到“无心”之境，是由繁入简、由博返约、举重若轻、信手拈来的出神入化，是一种超越技巧、省去一切判断的“‘纯然’直觉的境地”。世阿弥将“感”字直接作为审美概念来使用，并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概念的创造性活用，即便在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也是罕见的。

在“感”的基础上，对“感”的状态加以阐述，并生发出“感兴”这一审美概念的，是9世纪初空海的《文镜秘府论》。

《地卷・十七势》将“势”列为十七种，其中第九“势”是“感兴势”，在“感”字的基础上，使用“感兴”一词，并对“感兴势”作了这样的解释：

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亦有其例。如常建诗云：“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又，王维《哭殷四诗》：“泱漭寒郊外，萧条闻哭声。愁云为苍茫，飞鸟不能鸣。”

据研究，空海的这段话及“感兴”这个词，来自唐代王昌龄的《诗格》。可以说，这里的“感兴”是见于文献的最早用例。虽然在唐代之前的诗学文献中，把“感”与“兴”两个词连在一起偶有所见，如陆云 “感物兴想，念我怀人”（ 《谷风・赠郑曼季》），孙绰“情因所习而迁习，触物所遇而兴感”（《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但都没有固定为“感兴”这个词；而空海不但明确使用“感兴”一词，而且把它作为“势”之一种，并作出了明确的界定，那就是“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这就使得“感兴”这个词成为一个诗学概念了。而且，这其中也包含着空海自己对“感”、“感会”、“感兴”的独特表述与理解。他说“人心至感，必有应说”，意思是说当人心之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一定会有反应和表达，在这个时候，“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世间生动具体的万事万物，都仿佛如约而来。以下所引用的两首诗，是对审美感应状态的描述，也就是人与客观外在的一种和谐互动的关系。

在《南卷・论文意》祖述了王昌龄的《诗格》的相关内容，对“感兴”之“兴”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阐述：

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无兴即任睡，睡大养神。……兴来即录。若无笔纸，羁旅之间，意多草草。舟行之后，即须安眠。眠足之后，固多清景。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须摒绝事物，专任情兴，因此，若有制作，皆奇逸。看兴稍歇，且如诗未成，待后有兴成，却不必得强伤神……

这里的“兴”指的是一种创作冲动和审美状态。而创造冲动和审美状态的生成，既需要外在的“江山”、“清景”之类的感发、感触，也需要诗人的充沛、专注的精神面貌。就“感兴”的形成而言，“感”的对象是外物，“兴”是主体的状态，两者相互依赖，无“兴”即不感，无“感”即不“兴”。而“感”而为“兴”，便进入审美创造的状态。后来，“感兴”这个词本身也用来表示一种审美状态。日本权威辞书《广辞苑》对“感兴”的解释是：“感到有兴味；有趣之事；又指兴味本身。”可见“感兴”在日语中已经固定为一个审美的、诗学的概念，并一直从古语贯穿至现代日语的文论与诗学著作中。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一书中，多次以“感兴”一词来指代审美感觉乃至审美价值，在评价某作品的时候，常常使用“很有感兴”或“缺乏感兴”之类。顺便说一下，与日本相比，长期以来，“感兴”这个词在我国文献中使用偏少，自觉地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似乎更晚。在收录古汉语词汇的商务印书馆《辞源》以及专业辞典《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中国文论大辞典》中均未收录。直到1988年美学家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设立《审美感兴论》一章，才把“感兴”这个概念突显出来。

二、中国的“感物”与日本的“感心”

中日两国古代文论中，作为审美感兴之概念的“感”，其“感”的对象的界定有明显的差别。如果说，中国的“感”是“感物”，日本的“感”是以心“感心”。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感物”的“物”具有客观性，而由于人心的喜怒哀乐的不同，赋予“物”的感彩也就不同。先秦时代的《礼记・乐记》有云：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蝉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动。

这就是说，“物”是客观的、有自性的，而人心则随着感情变化而对“物”有不同的感受，用什么样的心情感受事物，什么事物就染上了什么样的感彩，所以说，“哀、乐、喜、怒、敬、爱”这六种心情，是没有自性的（“六者非性也”）。到了汉代儒家，董仲舒进一步强调了“物”的客观性，提出“人之性情由天”，并把“物”进一步客观化为统括天地自然、无事万物的“天”，使之与“人”形成“天人合一”的关系。西晋玄学家郭象认为人从上观意志出发去应对外物，往往会因不了解外物而夺其所宜，有害于物。只有无心于物，听其自化，才能无物不宜。因而人心对于外物应该处在被动的状态，并提出“无心应物”、“心与物化”的思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论与美学文献中，“物”由秦汉时代的较为抽象之物，变成了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自然物象、人事现象，但这些作为“物”仍然具有客观自性。宋代哲学家张载在心与物的关系上，提出了“人本无心，因物为心”的思想，认为人心是受物支配的，把客体物质世界作为认识产生的来源和根据。他们都强调“物”自身具有客观独立性，并具有审美价值。人要去积极、自由地加以感知、感应。

而在日本古代文论与美学文献中，人所感“物”却缺乏中国文论之“物”那样的客观性。在日语中，“物”（もの）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代词来使用，但当“物”作为一个词素的时候，往往具有表示某种抽象的、难言形容、难以把握的存在，因而以“物”作字头的词，也常常带有负面的、消极的意义。例如：物い（慵懒、倦怠）、物悲しい（难过、悲伤），物恐ろしい（很可怕的、恐怖的），物狂おしい（疯狂的、狂热的），もの寂しい（寂寞的），物がしい（吵闹的、吵吵嚷嚷的）、物凄い（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物凄まじい（凶猛的、可怕的、惊人的）等。在这些形容词中，“物”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成为对主观感受、主观描述起加强作用的接头词。同样的，在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物哀”的“物”就是如此。

“物哀”之“物”，也具有这样的漠然性和主观色彩，因而与中国的感物的“物”有所不同――

这个“物”不是一般的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而是足以能够引起“哀”的那些事物。并非所有的“物”都能使人“哀”，只有能够使人“哀”的“物”才是“物哀”之“物”。换言之，“物哀”本身指的主要不是实在的“物”，而只是人所感受到的事物中所包含的一种情感精神，用本居宣长的话说，“物哀”是“物之心”、“事之心”。所谓的“物之心”，就是把客观的事物（如四季自然景物等），也看作是与人一样有“心”、有精神的对象，需要对它加以感知、体察和理解；所谓“事之心”主要是指通达人性与人情，“物之心”与“事之心”合起来就是感知“物心人情”。这种“物心人情”就是“物哀”之“物”，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2]

这样一来，“物哀”之“物”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物之心”，也就是将“物”加以“心”化，将“物”加以人化、主观化，即把“物”转化为“心”，称之为“物心”。这是一个有日本特色的概念。

关于“物心”，18世纪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一书中，提出了“事之心”、“物之心”的概念，并把它纳入了审美感兴的“物哀”论，他说：

世上万事万物，形形，不论是目之所及，还是耳之所闻，还是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感知“事之心”、感知“物之心”，也就是“知物哀”。

如果再进一步加以细分，所要感知的有“物之心”和“事之心”。对于不同类型的“物”与“事”的感知，就是“物哀”。例如，看见异常美丽的樱花开放，也觉得美丽，这就是知物之心。知道樱花之美，从而心生感动，心花怒放，这就是“物哀”。反过来说，无论看到多么美丽的樱花开放都不觉得其美，就是不知“物之心”；那样的人也不会面对美丽的樱花而感动，那就是不知“物哀”。[3]

也就是说，作为审美感兴的“物哀”和审美感知活动的“知物哀”，所“感”者就是“事之心”、“物之心”，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合二为一。

本来，“物哀”这个词的原初词形只是一个“哀”（あはれ），是没有“物”的。日本文论所“感”者，往往省略了“物”，而直接面对“心”，从而倾向于“心”与“物”的一元论。例如，《歌经标式》、《石见女式》中都有“天人之恋心”的说法，就是说天和人一样有“心”而且是“恋心”。《古今和歌集・真名序》开篇：“夫和歌者，托其根与心地，发其花与词林者也。”直接将和歌的根源定为“心地”。《假名序》开篇云“倭歌，以人心为种”，并从“心”与“词”的关系入手，对有关歌人作出了评论。这些都是将中国式的“物”加以忽略，而直接面对“心”。因此，如果说中国的审美感兴论是“感物”，那么相对而言，日本的审美感兴论便是“感心”。

汉语中没有“感心”这个词，但在日语中，“感心”（かんしん）是一个常用词。“感心”所表达的是对对方的充分了解、高度理解、完全认同，并有此产生审美性的共感和共鸣。日本的基于“感心”的审美感兴论，在日本古代文论中产生了“心”（创作主体）与“词”（文学作品） 的审美创造二元关系论；而基于“感物”的审美感兴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形成了中国“物”（客观外物）心（或“意”，创造主体）词（诗文作品）的三元关系论。为了更直观起见，可用一个这样一个公式明示如下：

中国的物、心、词的三元结构：物心词

日本的心、词的二元结构：心词

中国的“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的以心“感心”，“心”可以离“物”而独立，因而更强调人的主体性。换言之 ，日本的“感心”具有主观唯心的倾向，中国的“感物”具有对外在事物的客观反应、感应的倾向。“感心”的美学取向反映在日本文学中，使得日本文学较之中国文学，具有更为浓厚的主观性、情绪性。

三、“物感”、“感物”与“哀”、“物哀”的相通与差异

“感心”的倾向体现在美学范畴中，就是产生于平安时代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王朝贵族文学中的“哀”（あはれ）与“物哀”（物のあはれ）。这是极有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的范畴。从比较文化与比较美学的角度看，“哀”、“物哀”与中国的“感物”或“物感”，在同属审美感兴这一点上，是相同相通的，但两者之间也有根本的差异。

差异之一：中国的审美感兴范畴“感”、“感物”、“物感”有着深厚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而日本审美感兴范畴“哀”与“物哀”则带有强烈的感性文化色彩。

中国的“感”、“物感”、“感物”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应感”、“感应”的概念，原本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组成部分。在《周易・咸卦》中，“感”是阴与阳二气交互运动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天与地、天与人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里，既有“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宇宙万物之感，也有“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人间之感。在此基础上，天人相感、神人相感、物人相感、人人相感，而形成了审美感兴、审美感应的理论观念。《管子・五行》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说的就是审美感兴、审美感应基于人与天地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中国的“感物”或“物感”中的“物”是客观的、外在的，因而“感物”本身具有认识论的性质。“感物”既是审美感兴的范畴，但本质上也却属于一种知性文化。

关于日本的“哀”与“物哀”产生的感性文化背景，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在《“物哀”论》一书中曾做过了分析论述。他认为，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社会，感性文化、审美文化很发达，而相反地，知性文化很贫弱。虽然当时从中国归来的少数留学僧很有学养，但他们的学问是外在于日本社会的，并未对日本人的唯情主义的思维方式产生什么影响。因而，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哲学思考这样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深刻探求的倾向，在本质上是非常匮乏的。这反映在《源氏物语》、《枕草子》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中，就是相对缺乏博大精深的睿智和深刻的思想。[4]255-257日本人的这种过剩的感性文化、情绪文化，用“哀”和“物哀”来概括最为合适。“哀”、“物哀”是很感性的。在《源氏物语》等王朝文学中，“哀”常常被当作感叹词使用，“物哀”则主要被作为形容动词（具有形容词性质的动词）来使用，都是表达人的喜怒哀乐的感叹之声和感慨之情。后来，“物哀”在和歌论中，曾被作为和歌的一种体式，称为“物哀体”，于是“物哀”才得以名词化，并具备了成为概念的可能。直到18世纪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才开始将“物哀”加以概念化。但即便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在西方哲学尚未传入的情况下，由于在思想上排斥中国的儒家哲学，在论法上把理论性的逻辑思辨斥之为“理窟”，并时刻注意不“落入理窟”，因而，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也缺乏深厚的哲学根基，而只是基于朴素的审美心理，更多地从感性、印象与直观的角度加以概括、分析和阐述。相比之下，中国的“感”、“感物”、“物感”，在先秦两汉时代首先是哲学范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演变为审美范畴；即便是作为审美范畴，也有深厚的哲学根基和思想背景。

差异之二：中国的“物感”、“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中和的，而日本“哀”、“物哀”则主要是在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情理失衡中产生的。

中国的“感物”、“物感”总体上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心物相应、情与理均衡的，其最高的指向就是中庸，就是和谐，是“妙”，是“乐”。概而言之，是一种泛音乐化的“乐感”倾向。而日本的“哀”与“物哀”则是在感性文化与知性文化的极不对称中形成的。正如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所指出的，平安王朝时代在政治上较为平稳，以藤原氏为中心的宫廷贵族的荣华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在社会生活的仪式、仪礼方面，在偏感觉的和情绪的生活方面，非常精致、精美和发达；但另一方面，人们在享受着绚烂精美的生活的时候，又不得不随时随地直接面对经常发生的充满血泪的人生惨事，特别是频频发生的疾病、夭折与死亡，由于科学与医学知识的极度匮乏，面对这一切，人们往往束手无策，只好乞灵于诵经、祈祷、驱邪、祭拜，而最终常常是无济于事。于是留下的只有绝望、悲哀、惆怅与痛苦。王朝物语中对此都做了大量细致的描写。而佛教悲观思想的影响，又在这种生活之上笼罩上了惨淡、哀愁的阴影。大西克礼认为，之所以如此――

其根本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是异常发达的审美文化，另一方面是极其幼稚的知性文化，两者之间极不均衡、极不谐调，造成了两个方面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呈现出极端的跛足现象。这一点是今天我们阅读当时的物语文学、日记文学时所产生的最强烈印象……[4]254

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正是感性的审美文化与知性文化之间的严重倾斜和失衡，才使得“哀”与“物哀”成为一种审美趋向。它表达的不是中国“感物”、“物感”的和谐和乐感，而是更多地表现人生无常、物是人非的感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纠结。两者之间的失衡，必然导致审美上的、文学创作上的悲观、悲哀、忧郁、感伤乃至颓废的风格色调。相比于中国“感物”、“物感”的和谐的“乐感”，我们可以把“哀”、“物哀”称之为“哀感”。归根到底，“哀感”是由审美文化与知性文化之间、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倾斜和不平衡所造成的。对于大和民族而言，“和”的观念来自中国，始终是他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但是“和”或和谐却始终主要是日本的一种理想文化，而不是日本人的行为文化、现实文化。表现在“哀”与“物哀”中，虽然是感兴的、感物的，却往往不能产生和谐之感，而是带着虽不激越、但也不吐不快的不平、不满、不甘的哀感，这就使得“哀”、“物哀”风格的日本文学，呈现出一种淡然而又可感的哀怨和悲观，在不和谐、不平静中努力克制、努力平复的一种优雅之美。它也含有中国的“不平则鸣”的意思，但“哀”、“物哀”中的不平是心理上、情感上的不平、不畅，而不是社会性的不满与抗争。换言之，它纯粹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差异之三：中国的阴阳互感、刚柔相济的“感物”、“物感”，与日本阴盛阳衰的女性化造成的阴阳失调的“哀”与“物哀”。

中国的“感物”的审美感兴，建立在阴阳互感、负阴抱阳的阴阳哲学基础上，追求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在总体上显示了阳刚主导、阴柔辅之的刚柔相济的审美风貌。但日本的“哀”与“物哀”却表现出浓厚的阴盛阳衰的女性化风格。关于日本文学的“男性化”、“女性化”问题，早在江户时代，国学家贺茂真渊、香山景树等就曾作过探讨和论争，但论争的焦点是日本的哪些区域、哪个时代的男性化女性化问题，至于日本语言文化总体上的女性化倾向，则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一般认为，在（下转167页）（上接155页）《万叶集》时代，日本文学尚未女性化，而到了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学中，女性化的特点已经很突出了。这主要是因为平安王朝的贵族男性使用汉文写作，而贵族女性则使用日语写作的缘故。日语的书面语本身，恰恰是在平安王朝时代由女性为主导的写作群体逐渐确立和成熟起来的。因而可以说，女性是日本语言文化的主要创造者。这样一来，日语本质上就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柔婉、含蓄、絮烦等特点。反映在日本文学特别是王朝物语文学、妇女日记中，便可以用“哀”与“物哀”来概括。“哀”与“物哀”深深植根于平安王朝时代感性化、情绪化、柔弱化、女性化的文化土壤中，是女性化的感物兴叹，是女性化的多愁善感，是女性化的细腻委婉。对此，日本现代著名学者和哲郎在《关于“物哀”》一文中说：

我们不要忘记，在她们才华横溢的创作中所包含的无常感与哀愁里头，是有着上述的背景的。“物哀”是女人心中绽放的花儿，于是“物哀”表现出了女人特有的感受性、女人特有的一切脆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既然女人是当时的最高精神的代表，那么，这种充满了女人气的“物哀”就势必具有时代的精神特性。

这样说来，我们对于平安王朝的“物哀”及其由此而形成的平安王朝文学的不满也就缓解了。正如人们反复指出的那样，“物哀”起源于男性精神的缺乏，从这种感情与文学中所体现出的境界，就是男性感的缺失。我们必须在其最有魅力的源头处，见出“物哀”的局限及其根源。[5]

另一方面，日本精神文化与文学艺术中的“哀”与“物哀”的审美文化的女性化，又与作为日本人行为文化的武士在征战中的阳刚、残忍、坚韧、坚忍形成了矛盾对立。日本人以物语文学、和歌为代表的“物哀”的审美文化，与日本人的以刀剑为象征的武士道的好战文化，一阴一阳，但却不是阴阳协调，而是阴阳失调。日本传统武士道在战事之余，也努力修炼，学习琴棋书画、染指和歌诗文，试图将贵族的风雅的“物哀”精神或称精神，与武士的“刀剑”精神协调起来，也就是将所谓的“和魂”（柔和的精神）与“荒魂”（暴烈的精神）协调统一起来，但实际上往往难以协调，正如现代作家三岛由纪夫所表现的那样。“哀”与“物哀”的女性化的特质，竟不容男性的、阳刚因素的介入，两者往往难以水融地溶合在一起。求美者以毁灭美而告终，求爱者以情死、殉死而超越。许多武士道的信奉者，最终以“死”、“寻死”、自杀来解决阴阳失调的矛盾。看来，日本的这种“哀”与“物哀”的审美文化是女性化文化畸形发达的产物，其审美感兴与审美文化的特点与魅力在此，而其病态性也在此。

参考文献：

[1]世阿弥、花镜∥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598-599、

[2]王向远、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J]、江淮论坛，2012，（5）。

[3]本居宣长、紫文要领∥日本物哀[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