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论文(精选8篇)

国际会议论文篇1

关键词：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投资；立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含义及其理论依据

对该原则的含义解释，各国学者说法不一。目前，我国学者较多采用以下解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指当外国人与东道国政府、企业、个人发生争议时，应将争议提交东道国的行政或司法机关按照东道国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予以解决。在未用尽东道国法律规定的所有救济手段之前，不得寻求国际程序解决，该外国人所在的本国政府也不能行使外交保护权追究东道国的法律责任。

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我国国际法学者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国际法上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是国家的属地管辖原则、国家对自然资源永久原则以及拉美国家提出的卡尔沃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法上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原则和属地管辖权原则。这两种观点虽然都是东道国当地救济的理论依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所依据的具体理由，E・理查德在1915年就做了较好的说明，主要是：（1）在国外的公民被认为是已了解并且应该了解当地法律所规定的救济方法；（2）和独立是所在国有权要求其法院不受干涉并确认其有司法能力的根据；（3）侵害国政府必须获得机会按照自己通常的方法对受侵害的人予以公正救济，从而避免任何产生国际争执的可能；（4）若侵害是由个人或下级官员造成的，必须用尽当地救济以确定不法行为或拒绝司法是国家的有意行为；（5）若是属于国家的故意行为，外国人也必须寻求当地法律救济，只有在未获补救而产生了司法拒绝时，外交干预才是正当的。这一论述虽然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其基本理由得到公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国家对内权、对外独立权的体现，是国际法上国家原则和属地管辖权的具体化。

二、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立法实践及对该原则的态度

（一）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立法实践。随着我国国际投资关系的广泛深入发展，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日益广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立法。根据我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争议，当事人如果向法院，只能在中国法院，不能在外国法院，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属于中国的企业或法人，合同是在中国签订并履行的，争议也发生在中国，因此无论是根据属人管辖或属地管辖原则，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这类案件都应该由中国法院管辖，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2、关于国际投资保险。针对国际投资政治风险的国家保险，从1980年10月底至今，我国对外签订了30多个投资保护和保险合同，这些合同无例外的规定了投资保险。在外国投资保险机构和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索赔时，就涉及到这条原则的运用。针对国际投资保险，中国于1988年4月底加入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并在1991年11月同该机构就投资保护、东道国货币的适用、担保项目的审批程序达成了3个协定，至1993年6月底已批准了该机构提出的5个担保申请。该机构的索赔涉及到这条规则的运用。

3、双边投资协定。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有关争议的解决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有关投资的争议，属于司法的范畴，应寻求当地救济；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诉讼和仲裁可以选择适用，即只有在没有使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寻求当地司法救济。如，中德协定规定：投资者可以请求东道国法院审查征收是否符合东道国法律，然后投资者可以就赔偿金额的争端同东道国协商解决，不成功则提交临时国际仲裁。

（2）有关投资的争议，属于私人争议，可以用尽当地救济，也可以选择仲裁解决。如，中国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5条“缔约双方国民间争议的解决”中规定，缔约一方应依照法律，使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其雇佣从事投资有关活动的雇员在其国民的争议中，可以完全在其有管辖权的司法或行政机关进行诉讼，以提供维护请求权和执行权利的方式。允许其在国民选择和缔约另一方国民有关投资和投资活动的争议的解决方式，包括在第三国进行仲裁。

（3）有关协定的解释引起的争议，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如，中国与美国政府《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的协议及有关问题的换文》第6条规定，对本协议的解释发生争议，或任何一方政府认为这种争议由于在承包范围内保险的投资或与这种投资有关的项目或活动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时，两国政府应尽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如果在谈判要求提起的3个月后，两国政府未能解决争议，经任何一方政府提出，应将争议包括这种争议是否引起国际公法问题提交仲裁庭。

（4）中国在1997年后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如1997年中国与尼日利亚、巴巴多斯等国家签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亦有所提及，其基本态度是：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其前提条件是：①用尽东道国国内的行政复议程序；②投资者未将争议提交东道国国内法院解决。概括起来就是，必须用尽行政救济，但司法救济与国际仲裁是互相排斥的。

4、多边投资公约。1965年3月18日通过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于1966年10月14日正式生效，我国先后于1990年2月和1992年7月签署和批准加入了该公约。该公约第26条规定，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同意提交中心管辖的仲裁案件，不得再提交其他任何程序解决，而其他任何机构也不应受理。但是，争议缔约国一方可以要求把首先用尽当地行政或司法救济方法作为其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一个条件。第27条特别排除了投资者本国的外交保护。公约实际上是对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和投资者本国的属人管辖权所作的一种调和，即东道国以投资者本国不行使外交保护权为条件同意中心仲裁，否则投资者以本国接受中心仲裁为前提而放弃外交保护权。

5、《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目前，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着力讨论制定“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第8［10］、第9［11］和第10［14］条的案文及评注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中国积极参加了条款草案的讨论和制定。中国代表薛捍勤在五十七届联大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4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关于外交保护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中代表中国指出：“关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及其例外情况，中国代表团认为，用尽地方救济原则作为提起外交保护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已被广泛接受，特别报告员关于该条的建议草案也未在委员会引起较大的争议，但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例外情况，国际法委员会则应谨慎行事，以使用尽当地救济与其例外情况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如果不当地扩大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例外情况的适用范围，将对外国人所在国的国内管辖权构成侵害，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两国因管辖权发生冲突，进而可能影响国家间关系。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些例外情况应符合明确的条件，例外情况的适用应相对确定，如当地救济显然无效或不当拖延，被告国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等。”

（二）我国目前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具体态度。中国目前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客观、合理、现实的态度，对待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习惯的国际法原则。要充分肯定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要正确理解其适用和例外的内涵，对其不能盲目地排斥或否定，要根据在国际投资争议实践中争议的类型及性质来考虑对其的具体适用。

1、对于契约性争议，即因为政府的违约行为引起的争议，应该依据契约解决条款诉诸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需要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如果契约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提交ICSID解决，则应允许直接提交，不必用尽当地救济。

2、由征收或国有化的补偿数额引发的争议，国际上倾向于直接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公约中规定，诉讼和仲裁可以选择适用，只有在没有使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寻求当地救济。

3、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可要求通过当地行政、司法救济，而后提交ICSID。

4、对于我国司法机关与DSB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国内提出救济的同时，由其本国政府向DSB提出救济，应当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但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对此类案件裁定中止审理，待DSB做出最终的建议和裁决后，再行裁判，以免被动。

5、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或国内幼稚产业保护的，应充分行使管辖权，用尽当地救济。

三、结论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习惯国际法原则，有关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理论实践，以及如国际法委员会正在拟定、讨论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等国际立法实践，充分证明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不能盲目地排斥或否定，在国际投资法律实践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平衡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东道国与投资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以客观、合理、现实的态度，根据国际投资争议实践中争议的具体类型和性质，来考虑该原则的具体适用，对于其适用的例外情况的界定，要持审慎态度，以使适用用尽当地救济与其例外情况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在处理与WTO有关的国际投资争议时，应遵循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基本规则，尤其是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或国内幼稚产业保护的有关投资问题的争议，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国际会议论文篇2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部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国际会议论文篇3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于2010年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国音乐教育界的数千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相聚北京，进行学术交流、专题研讨和教学展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余场绚丽多姿、各具民族特色的精彩音乐会进行展示和交流。本届音乐教育大会将为中国音乐教育界的广大学者和教师架起一座通往国际音乐教育学术论坛的桥梁，传递音乐教育课堂教学的最新动态、最新理念和最新成果，对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促进中外音乐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推动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现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具体方案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参会的各项宣传、组织工作，确保这届大会圆满成功。

附件：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

中国音乐学院

2009年7月15日

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一、大会主题

“和谐与世界的未来”

“和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理念和追求的最高境界。围绕“和谐与世界的未来”这一主题，与会者将就音乐教育教学和音乐艺术实践等相关领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二、大会主办单位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中国音乐学院(cCM)

三、大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0年8月1日至6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　中国音乐学院

报到时间：2010年7月31日一8月1日

报到地点：中国音乐学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四、大会参会人员

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校外、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专家学者、音乐教师、研究生、音乐教育科研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以及各类音乐演出团体等。

五、大会形式

1　主题演讲(Keynote Speaker)：会议邀请四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大会主题演讲(演讲时间各为1小时30分钟)。

2　教学展示(Class Teaching Demonstration)：这是此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新增添的一种课堂教学展示形式。其内容为国内外小学、中学、大学音乐课堂教学，时间为55分钟，过程包括讲课40分钟，互动和讨论15分钟。

3　论文宣读(Spoken Paper)：大会期间，论文提交者有20-25分钟的时间，用以陈述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可以使用PPT)。之后，有5分钟提问时间，演讲者给予回答。

4　论文海报(Posters)：大会将提供单位为70cm×100cm尺寸的论文展示板，供论文海报入选者使用。论文海报提交者可根据自己的论文内容，于会前设计展示版面(不超过4个版面)，印制成中英文海报，在会议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展示和交流。

5　工作坊(Workshop)：这是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中关于音乐教学实践的一种相互交流、互动形式，内容包括音乐教学法、合唱与指挥教学、器乐教学、欣赏教学等。每个工作坊的时间各为60分钟，过程包括教学简要介绍5分钟，现场教学45分钟，提问、交流和互动10分钟。

6　专题研讨会(Symposia)，也称为“圆桌会议”：其主要内容和形式，是围绕一个主题宣读论文并进行研讨。此研讨会的主持人身份，需由参会者自己提出申请、提交研讨主题和论文并通过审核获得。其职责包括：提出会议研讨主题、确定研讨会参与者名单、组织参与者提交论文、组织论文宣读与讨论。

7　音乐会(Concert)：包括室内与露天音乐会，分别在中午、傍晚或晚上进行，参会代表可以免费观看。

(以上七种会议形式均配有现场翻译，中国参会代表没有语言障碍。)

六、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

(一)会议注册与报到

1　注册时间

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0日

说明：

(1)港澳台地区的申请者可按照中国代表参会标准注册。

(2)中国代表参会的名额限定为2000名，如未能在规定注册时间内注册，将不得参加会议。但由于特殊情况只能在报到时现场注册的。需在原有费用的基础上增加200元人民币。

(3)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会议可提供不同标准的住宿条件。

3　注册办法

(1)网上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按照网上提示注册交费。

(2)邮寄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或“中国音教网”、“人民音乐出版社”网站下载“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注册申请表”，填写后邮寄(注册费需汇款或转账)至下述联系地址：

(二)会员申请

1　根据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要求，参加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代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或个体会员代表；二是学生代表；三是非会员代表。不同类型的代表，应根据不同参会标准提交注册费，方可注册参会。

2　各类论文的提交者(含学生代表)、教案的入选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需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个体会员。凡不是该会个体会员者，需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入会手续，方可注册参会。

3　一般参会者，只需获取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团体会员的资格。由于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已经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为此，凡中方代表已经是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会员者，可视为已经具有一般参会者资格；如果尚未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且欲参会者，又具有在职在岗三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可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的手续；或直接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以该会个体会员资格参会；或以非会员参会注册标准参会。

说明：

(1)凡申请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者，请登陆“中国音教网”(省略)。点击“学会专栏”，下载“会员登记表”，并按照表上要求填写。在大会注册时。连同终身会员费(2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照片(两寸照)，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

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2)凡申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个体会员者，请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按照网上提示填写申请表：或下载、填写“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个体会员申请表”(中英文)。在大会注册时，连同会员费(普通个体会员450元人民币；学生会员3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

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七、论文、教案提交 　 (一)论文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参加论文演讲、工作坊、论文海报展示、圆桌会议的参会代表，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论文摘要，及5000字以内的中文全文。请务必注明准备参加哪种会议形式(参见“大会会议形式”的2～6条)。

3　提交办法

论文一律采用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论文提交”，按照网上提示提交；或者下载并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发送至邮箱。

(二)教案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组委会推荐的参加教学展示的预选者，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摘要(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及5000字以内的完整教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和现场录制的教学光盘。大会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入选者在接到人选通知后，即可办理参加大会的相关手续。

3　提交办法

组委会推荐参加教学展示的教案一律采用邮寄和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和全文电子版由网上提交(见下列地址)；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全文的纸质版一式2份(A4纸打印)和教案光盘邮寄至以下联系地址：

八、大会演出申请

1　申请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申请要求

根据国际惯例，中国作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会议主办国，可以安排20场音乐会。演出团体的组团方式可以省、市、学校、少年宫以及各类音乐团体等为单位。可以是专业演出团体，也可以是业余演出团体。节目内容、形式要求丰富多样，包括演唱(独唱、合唱)、演奏(独奏、合奏)、舞蹈、戏剧、杂技、武术等。具体要求如下：

(1)节目富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2)音乐会演出时间长度在一个半小时以内。

(3)原则上演员人数不超过60人。

经专家评审后，组委会将于2009年11月通知入选单位，签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许可协议”。

3　申请办法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i0／chinese)，参见“大会演出申请”，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申请表”，将整场音乐会节目单(包括节目时长)、节目录像(DVD或VCD格式)、演出团体简历(中英文)、艺术指导或指挥简介、该团以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会的录像(DVD，CD)及相应节目单，邮寄至下述联系地点：

4　相关要求

(1)演出人员无需交纳注册费，但是所有人员的差旅、食宿、演出环境的设计装饰、旅游等费用，需由各演出单位承担。组委会提供会议期间用车、场地、钢琴、简单的灯光音响设备。

(2)演出人员可以相互观摩，但不参加开幕宴会等活动。

九、会议程序

根据国际惯例，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七个委员会的专题研讨会，分别于7月25日至31日之间在北京等城市举行；第二阶体大会(含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十、重要说明

1　凡提交教学展示、论文宣读、工作坊、海报等参会形式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大会将组织国际评委进行评选，入选者在收到大会组委会有关人选通知后，方获得以各有关形式参会及演出的机会。未入选者，可作为一般参会者参会。

2　大会将出版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秩序册(中英文)、论文集(英文摘要)、音乐会秩序册(中英文)及大会资料光盘(含大会秩序册、各类论文的英文全文、音乐会秩序册及各音乐会相关情况的英文介绍，以及相关图片、录像和录音)，上述资料将在大会注册时发给全体正式代表。

3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所有入选者颁发人选证书。

4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全体正式代表颁发参会证书。

国际会议论文篇4

[关键词]新课程；化学教育；国际化学教育会议

近代化学及其衍生的化学教育诞生于18世纪的西欧社会。我国学校制度化的化学教育直至19世纪后半叶才初步建立，并由于诸多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制约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实的差距催引着一代又一代化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开阔眼界，力图把握国际化学教育的脉动来探寻我国化学教育发展的理想图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吸纳新源、借鉴先达的工作更是得以围绕着一条有章可循、轨迹清晰、国际主流的线索而展开，即通过探察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hemicalEducation）主题的内容和趋势来反思与改进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与路向。然而，通过现有文献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极具代表性的ICCE主题的分析与思考尚缺乏整体研究，最早的相关报道和介绍也仅从1977年第4届开始。[1]因此，我们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对近40年20届的国际化学教育会议主题予以全面分析和梳理，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国际主流化学教育的趋势，并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现状对化学教育研究的路向进行思索。

一、ICCE的概览与主题回顾

ICCE是基于全球背景的当代大型国际主流的化学教育会议，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主办，举办国化学学会及相关教育部门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协办。会议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具体操作上，由IUPAC的下属机构化学教育委员会（TheCommitteeonChemistryEducation，CCE）负责组织与协调。作为全球性化学教育的盛会，ICCE的核心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沟通化学教育信息和协调化学教育活动，建立国际交往和促进相互了解，以发展世界各国的化学教育事业。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大会报告（PlenaryLecture）、专题讨论会（Symposia）和研讨会（Workshop）。期间，还将提交论文以口述或墙报（Poster）形式予以呈现。

为了明确大会讨论和交流的指向与范围，并给下一时期各国化学教育工作提供方向性指导，每届ICCE都会预先设定大会主题（Theme），并围绕主题拓展系列相关具体议题（TitlesofSessions）。大会主题作为每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立足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紧密把握化学及教育科学与技术动向，适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拟定和遴选出具有高度前瞻性和概括性的内容，并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公布。历届ICCE具体信息详见表1。

二、ICCE主题梳理的方法与结果

从表1看出，作为历届ICCE核心口号的会议主题通常是以指导性的纲领式呈现，少有具备明确指向性的化学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内容。而通过对会议相关议题的研究发现，其中较多包含了各届ICCE研讨内容的具体信息。例如，即将召开的2008年ICCE主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而其具体议题则细致明确，分列为：“文科与化学教育、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中等教育中的化学、高等教育中的化学、化学教师教育、化学与社会、化学奥林匹克、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化学教育、绿色化学、微观尺度的化学、化学教育中的现代技术、面向化学与化工的网络、工程教育、化学的公众理解、化学教育中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其他相关化学教育的议题”等。由此可见，通过对议题所涉化学教育内容范畴的研究更有利于详细了解ICCE的主题轨迹，进而对国际化学教育的研究热点领域和趋势形成整体、有效的把握。鉴于此，现对历届ICCE的具体议题连同大会主题一起进行梳理与分析。

我们在文献检索和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出第6~20届ICCE议题123条，加上第1-5届主题5条（由于时间较早，仅掌握到主题），合计128条。根据各议题或主题所涉的化学教育研究的内容范畴，分别归纳为12个领域，依次为：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化学理论及前沿研究；化学与交叉学科研究；化学与STS教育；化学与环境；化学教育与信息技术；大学化学教育研究；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化学实验研究；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化学教师教育研究。并使用Excel软件按届次对议题涉及上述12领域的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三、基于ICCE主题分析的思考

根据表1和图1分析共20届ICCE的主题与各类议题的发展脉络，我们对我国当前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路向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坚守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

建国后，我国的化学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双基”的训练，即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化学教育一直大力提倡教师的高效教学与学生的有效学习，其突出表现为重视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练习，注重向课堂教学要效益。新课程改革以来，在原来倡导“双基”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提倡学生的“三维”发展，并着力以“课程”的研究为突破口，整合“课程”“教学”“评价”三者的联系，形成了一体化的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

分析ICCE主题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及“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共占议题总体的18%，具有相当的比重。同时，从届次和时间上看，自1979年第5届开始，此两项研究的议题基本从未间断，形成了国际化学教育界持续的、相当力度的关注。这样的特点恰恰与我国化学教育中一贯重视“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脉络契合。例如，第十二届ICCE以“化学课程与教育方法的演变”为分主题，提出了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适应学科发展、就业和社会需要，教学内容应注意引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在评价领域占有很大比重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研究几乎在每届大会都会提及，而这更是我国为之自豪的强项，参赛选手均取得优秀成绩。可以看出，我国化学教育在化学课程、教学、评价这三个国际化学教育研究的持续热点领域上一直具有良好的研究传统。现阶段是新课程改革的关键阶段，化学教育研究工作首要的无疑是在继续坚守我国的传统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优势。

（二）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

源起于上世纪末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于一开始便立足广泛的国际考察，参考与引鉴了若干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域和兴奋点。在化学教育领域，同样也吹来了新的气息。以新课程理念为例，《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着眼提高21世纪公民的科学素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新提法。根据目前国内化学教育研究情况来看，科学素养（包括化学素养）教育和化学与STS教育不能不说属于新兴的热点领域。结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分析，“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与STS教育”在整个国际化学教育会议涉足的议题上也占有重要分量，其比重分别高达10、16%和9、38%。另外，加之与“STS教育”联系甚密的“化学与环境教育”“绿色及微型化学实验研究”的份额，这两个领域在当今国际化学教育研究中占据的比重更大，例如，2002年在我国举办的第17届ICCE提出的“环境化学教育”“公众化学素质教育”“绿色化学与微型化学实验”主题，第18届ICCE提出的“化学的公众理解（PublicUnderstandingofChemistry）”等。从时序上看，“化学素养”主题在第9~13届即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零星出现，90年代中期后渐成趋势，进而演变成化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又一热点。这恰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及其影响化学教育领域的情形暗合。

与国际研究状况相比，尽管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在“科学素养教育”“STS教育”上起步较晚，研究质量相较于下，但在当前国际国内研究方兴未艾的氛围下，也已具备了一定层次、不同视角的研究。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更应进一步奋起追赶，紧随国际脉动，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和STS教育，形成我国本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三）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拓展化学教育的理论化与信息化研究

相对于强势的纯化学研究而言，化学教育研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专业化学人才对此领域少有涉足，而由于学科壁垒又少有教育学者问津。因此，作为研究化学领域内教育问题的化学教育长期依附其两门上位学科——化学与教育学，使得自身研究主要处于演绎借鉴的阶段，研究理论化程度低下，缺乏独立自觉的理论研究基础与体系。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化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日益影响，以国际权威性的首次ICCE召开为标志，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化与交流工作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固定并渐受关注。时至今日，虽然仍鲜见颇具影响和标志性的化学教育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但其研究领域已在逐渐形成，研究工作逐渐丰富。如图1结果所显示，“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的议题比重已位居首位。例如，第18届ICCE就提出了“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BasisofResearchinChemistryEducation）”的议题；又如近年出现的从“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三角构型的化学教育与学习理论演变为以“人类要素”为着重点的“人性的—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四面体化学教育理论构型。[2]国外学者已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国内学界能够堪比的研究至今寥寥无几。可以这样说，我国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依然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化学教育必然要借助最为先进的工具实现自我的传播和发展。考察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关于ICT与化学教育的研究早已在国外展开，第20届ICCE已明确将大会主题拟定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ICT与化学教育研究多在大中城市的重点学校与研究机构中开展，普及性不够；研究内容多是单机或局域网内个别软件的应用与简单程序的开发，研究应用的交互性与高效性欠佳，使得我们离真正的基于ICT的化学教育尚需时日。

教育作为着眼未来的事业，新课程作为着眼未来的教育改革，要求我们的化学教育研究不能总是步国外先进经验后尘，处于长期滞后的局面，而应聚焦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眼光，在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保证我国化学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刘知新、IUPACCTC与ICCE[J]、化学教育,2002（7-8）：95、

国际会议论文篇5

[关键词] 共产国际；中共五大；“八七”会议；陈独秀；瞿秋白；共产国际；理论成就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22-10

以往史著中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评价，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大无所作为，甚或一无是处。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其一，是把五大与陈独秀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陈独秀主持了中共五大，并连任中共总书记。其二，是把五大与大革命失败联系在一起，认为陈独秀在五大期间及其后继续推行右倾错误，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其三，是受传统观点的约束和抑制，即权威人士早就指出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五大研究的深入，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重新认识和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责任的探究，对五大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

其实，五大和前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中共早期发展的一段历程。党在每个时段都会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必须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回答，总结与探究路线策略理论等问题，这样，党才会有所发展，不断前行。五大正是承载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艰巨使命，虽然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未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重任，但在革命理论上政策上却有所建树，比党的四大前进了一步，同时也为党的八七会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大仍不失为党的一次重要会议。

一、五大的理论依据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评价中共五大，应当以五大与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这是探究五大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是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也是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根据新的形势，发展了列宁主义；同时，共产国际在指导世界革命中，也有失误。我们在探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不能忽略这一情况。

1926年11-1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革命是会议的中心。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及其今后发展前途，并提出了中共的基本策略路线。期间，斯大林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指出中国革命和未来政权的性质，支持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理论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内容。1927年1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1] 92。中共五大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召开的，一切都由共产国际指示和安排。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自始至终出席会议，负责监督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执行；罗易在会上发表5次指令性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提案后，详加讨论，认为国际提案“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明确表示：“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2] 12，15，14李回忆说：“全党这次对国际决议的讨论，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3] 110可见，《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斯大林的演说实际上是中共五大的指导方针。

实践证明，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都是依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和精神制定的。蔡和森说：“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4] 96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也就是对共产国际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评价。

其实，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本身就有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指出中国当前任务是土地革命，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强调建立革命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持革命统一战线，过高地估计的革命性，将革命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等人的身上，缺乏对资产阶级叛变的思想准备。这两个方面都对中共五大发生很大的影响，五大的理论成就与不足皆源于此。

二、五大的理论成就

中共五大召开前半个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引发了整个时局的动荡和危机。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全党上下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时局的严重性，如何应对尖锐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全会的指示，规定党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政策和策略，制定土地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民主等新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五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在四大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面临的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等重要的问题，都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有益的探索，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一定的提升与突破。李认为：“大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它较之党的四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步。”[3] 11所以就五大的主题取向和应对策略而言，实在无可厚非。五大的理论成就，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明确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共四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5] 274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但对于怎样取得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受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彭述之O力鼓吹“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6]，这种错误观念被四大所接受，彭述之当选为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宣传部主任就是明证。表明党当时还不懂得领导权必须靠争夺才能取得。当然，彭述之的错误思想，后来也受到党内批评。指出：“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7] 159

中共四大以后，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但党这时“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8] 39。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共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惩罚。此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强调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指出：“近几年的事件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建立有战斗力的民族革命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顺利进行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9] 279罗易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领导权的阶段了。”[10] 192

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精神，无产阶级领导权贯穿于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反复强调加强无产阶级对各个方面领导权的重要性。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提出：“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而“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纲领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罗易指出：五大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的现阶段起支配作用，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10] 267。

显而易见，中共五大批判并否定了“天然领导权”的错误思想，肯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领导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在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成果。

第二，制定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对待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四大强调农民问题在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一次提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但当时多是停留在宣传农民组织农民阶段，只提“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和“以官地分给贫农”，甚至错误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11] 296。事实上，在五大以前，党对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12] 247。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根本性的土地纲领，那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罗易也强调：“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进行彻底的必要性，显示了开展一场土地革命的必要性。”[10] 192

中共五大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认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8] 44-45有鉴于此，五大的中心集中到了土地革命，制定出了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其主要内容：一是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农民同时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农村66%的田地为大地主所占有，农民全部收入的50%须交付田租，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二是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认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一直到分配土地。指出：“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进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三是提出一系列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如“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行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规定在革命现阶段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方针，等等。

从中共四大宣传“减租减息”至五大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农民革命行动政纲，这是党对农民土地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五大的土地决议案虽未能予以公布和执行，但对于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作了必要的准备。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号召举行农民暴动时，“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提出“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12] 247。这与五大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内容上基本一致，实际上是沿用了五大确定的土地政策。

第三，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共四大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模糊的，只是规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各革命阶级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把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指出：“目前，运动处于第三阶段过渡时期，处于阶级力量重新改组的前夜。在这一发展时期，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坚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面临着两个前途：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前途；第二个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并非一定要造成导致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这个国家将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是一个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的任务是将决议案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非Y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而要实现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必须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这样才有可能争取第二个前途。罗易也指出：“在革命现阶段，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10] 225

“四一二”反革命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阵营，以此为标志，如何对待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便提到了中共议事日程。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党逐步认识到只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才能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五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已进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的第三个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无产阶级只要取得革命I导权，就“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可见，中共五大的议决案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两种提法是一致的。实践证明，中共五大接受国际的决议，肯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争取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是正确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最终实现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革命重要转折点的中共“八七”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并没有否定五大的决议，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解决土地问题，独立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等问题上，依然认同五大的决议，只是批评“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13] 268，270显然，八七会议对五大决议还是予以肯定的。

总而言之，上述五大提出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革命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大革命失败后，五大的这些理论为党的八七会议寻找新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中共五大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

三、五大的不足

但是，五大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既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也未能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五大的不足可归结为以下3点：

其一，未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集团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以为只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和，便能够实现革命的任务。这时，党一方面把的叛变看作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把对的希望转移到、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的身上，视他们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者，寄希望于他们来领导军队、政权、等，对等人背叛革命的危险性也缺乏思想准备。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重要性，无疑这是对的。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却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以土地革命为例。五大前，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评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把农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重要性。但这一报告，却被拒绝提交中共五大讨论。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比较好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但大会以后，中共主要领导人非但没有去领导土地革命，反而竭尽全力去控制所谓“工农的过火行动”。

严重的是理论与实际脱离，成为五大的致命伤。如前所述，中共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但会后都未能付诸实施。如懂得了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但未能真正去争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为了求得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一味妥协退让，要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又如懂得了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却片面地看重民众运动，放弃了对军队的争取工作。再如，看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却未能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完全赞成的土地政策，并借口农民运动“过火”而压制农民运动。正如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所指出：“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4]于是，五大根本不可能挽救时局危机。

其二，未能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影响。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在大革命后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方针，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右倾或“左”倾错误，诸如始终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主体；对领袖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等身上。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无不受共产国际的制约。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尽管有时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当这些看法被共产国际否决时，最后只得言听计从，毫无自。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的右倾错误，如停止土地革命；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承认的领导权等等，这些大都来自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主张，而这些错误主张又被写进了五大决议。五大认为国际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15] 37。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指导革命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无法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影响。蔡和森认为：“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如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便是不承认国际决议是正确的。”[4] 96这说明党当时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其三，未能认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大革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愈演愈烈，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遂突显出来：一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以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和身上，尤其是幻想与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土地委员会制定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只没收肥田超过50亩、瘦田超过100亩的大地主的土地，依据这个标准，湘、鄂、赣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况且等对如此规定仍持反对态度，土地问题的决议实际上被搁置起来，成了一纸空文。二是在革命发展方向上，主张“革命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这被认为是放弃革命的退却。三是对小资产阶级及左派没有以坚决的领导去制止他们的犹疑和动摇，而是做了他们的尾巴。

中共五大会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以及等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陈独秀也不得不作一些自我批评，而更多的是为其右倾错误辩护。“陈独秀同意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正确的立场上了”[16] 498。所以继续选举他为中央总书记。这说明党内大多数人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实质和危害缺乏认识。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只字不提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五大以后，陈独秀继续推行其右倾政策。为了维持脆弱的国共合作关系，企图以让步来拉住，但已于事无补，集团最后公开，大革命遭到了惨败。正如李所说，“大会并未能根本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而“这些右的错`是继续导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3] 11。

四、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中共五大决议与共产国际决议，其内容和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是陈独秀在五大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所讲到的问题，诸如对资产阶级的策略、同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问题、军事武装、民主和党的组织建设等，都是共产国际决议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也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大会上所反复强调的中心内容。二是五大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并专门作出《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三是在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之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局部失败。共产国际决议中的一些规定，对于解决当前中国革命已不适应，但基本方针与战略构想，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第二，亲历者对五大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蔡和森认为，“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4] 96。瞿秋白说：五大“议决关于中国革命根本的原则的问题：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都有“积极意义”[17] 404。罗易的评价最高，认为五大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证明以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中国革命，必能超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界标”[10] 272-273。相反，鲍罗廷则认为，五大“几乎把两个月时间都耗费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期间的争论上，而在代表大会之后分歧依然没有消除”[18] 509。李立三指出：“五次大会依然是机会主义的”“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19] 248，251这种反差或许因为亲历者所处的地位和后来的境遇不同而致使政见各异。然笔者认为，今天学者们对五大的争议本质上仍是过去意见分歧的延续。

第三，五大和大革命失败不应划等号。五大两个月之后，大革命失败了，未能担负起挽救时局的任务。但大革命失败有多种原因，不应完全归罪于五大。客观上是敌我实力对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大大超过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主观上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维经斯基承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16] 475五大的成就与错误，都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归根到底，是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既缺少经验，又缺乏理论，失败是难以避免的。正如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20] 610。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五大及大革命的失败，必然会有正确的反思并得出宝贵的历史教训。

第四，五大是党探索中国革命的一段历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客观地解读五大，不难看出，五大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次经历。五大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等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突破性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中共五大作了如下评价：“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这里，既肯定了五大的积极的一面，也指出了五大的缺陷与不足。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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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国际会议论文篇6

[关键词]传播国际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

在当今多元化的传播体系中，国际论坛作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生成舆论、传播信息的场所和手段，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都大行其道，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安全、外交等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这一全球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愈加突出。它的凸显和强化，进一步反映了在国际社会处于转轨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全球化发展新形式下，各国人民加强交流和沟通的需要。在名目繁多的论坛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其层次高、规模大、发展快、探讨的问题富于前言性等而最具影响力，位居全球榜首。本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国际论坛在国际交流中的独特价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我国参与该论坛等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负经载道自有机杼

“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但是脱离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想象，历史是不可能被理解的。”①国际论坛是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在传播技术手段非常发达、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络等已渗入人们生活各方面的今天，国际年论坛以其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多元化的信息传递、较强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为开展外交活动开辟非正式渠道等有时在国际传播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由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环境是一种“间接环境”（也称“媒介环境”）。在这种“间接环境”中，人们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来间接体验现实世界。由于各种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是经过“筛选”、“加工”后的信息，加之媒介设置议题过程中因素的影响以及工作程序等造成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而言，论坛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环境——“直接环境”，进一步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需要。在通常的情况下，会上除极少数与会者讲话需要多一点时间（最多也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只有7-8分钟。各种会议一般都有问有答，使听众与主讲人之间进行直接交流。除此以外，与会者还有大量的会外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面对面直接交流可以使传者和受者双方全部感官接受刺激，全方位地建立传播联系，因而能更完整、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信息需求。纵观当今国际论坛，绝大多数论坛议题走过了一个由单一领域议题向多领域议题转化的过程。这是由当今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国际论坛所探讨的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出现极其解决都涉及许多方面。同样，由于多样化世界的存在，人们有不同的交流需要，这不是一般的人际传播或某一大众传播媒介所能满足的。相对而言，国际论坛能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样的要求、国际论坛是国际社会多种信息的集散地，许多信息在这里汇聚、生成并再度传播。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例，该论坛议题非常广泛，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在第30届年会短短的6天时间里，所安排活动就达400多场，讨论的题目有200多个。这其中包括论坛组织者安排的200多场大会和讨论会，每天多场的新闻会、记者招待会以及许多小型的讨论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幕后各种形式的会谈。论坛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除年会的主题外，从国际互联网信息新技术、生物技术革命到美国经济模式、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其局限性；从环境污染、沙漠治理到欧洲统一、新恐怖主义；从21世纪政府与经济关系、预防冲突到非洲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等几乎无所不包。参加者犹如进入现代化的超级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没有机会直接参加会议。也可以通过会议发行的简报了解有关内容。

3、不同思想的交流,为形成国际共识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没有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国际论坛作为与会者发表看法、交流思想的场所，在全球信息整合、形成国际共识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由于各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实行多种（包括对媒体和受众）控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国际论坛独特的性质和交流方式，在促进国际之间诸方面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多方面的限制。其次，论坛不同于某些国际组织针对某一国际问题所召开的国际会议或进行的国际谈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论坛不做出具体的决议要求其成员执行。与会者只是交流信息、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在一个较为轻松、自由、开放的研讨氛围中更易于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再次，由于与会者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背景，成员之间的这些差异使得他们能分享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进一步印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相互撞击、互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逐步达成国际共识。

4、非正式外交途径的开辟,对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独特功效。论坛为与会者幕后接触、私下会晤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正式接触渠道或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而寻求关系改善的国家或对立的双方至关重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促使世界热点降温、加快地区冲突各方和解方面就具有典型意义。在濒临战争之际，通过198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会晤,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总理共同发表了和解的联合宣言；在198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朝鲜南北双方首次实现部长级会晤；199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两德领导人的会晤，有效地加速了德国统一的进程；1992年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黑人领袖曼德拉在达沃斯首次会晤，加快了南非民族和解的步伐；199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通过私下接触，进一步推动了有关加沙和杰里科协议的达成等等。

二、论坛巅峰何以成功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坐落在只有17公里长的山谷里,是一个人口仅为1、3万人的小镇。这一小镇因一年一度在这里召开世界经济论坛而名闻遐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宗旨的非官方的国际性的机构、论坛自197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召开了30届。目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囊括了位居全球前列的1000家大公司和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5%以上的财富，年营业额合计超过4、5万亿美元；作为论坛成员的公司或企业其年营业额或资产需达10亿美元以上,其参加会议的代表必须是董事长或总裁级人物，政界人物须是现任在职；每年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几十位国家元首、数百名部长级官员、各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各大媒体记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等；论坛讨论的问题是全球最前沿的经济、社会等问题；作为论坛成员参加会议需支付较高会费来自金融机构会员每年需支付会费15000美元，其他公司的会员则需付12000美元。此外要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交纳交通和食宿外，另需支付7200美元。尽管入会费用如此昂贵,但应者若云。除通过论坛宣传自己、获得相关的信息、建立广泛的联系外，参会人员把参加这样的会议看作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除每年举行年会外，还举行国家论坛、工业论坛、全球决策人士电信网络等活动。另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还在华盛顿、津巴布韦、圣保罗、北京、香港、萨尔斯堡、开罗和新德里等设立的地区论坛也定期举行年会。除自身取得这些成就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组织合作、缓和国际关系、推动地区冲突的解决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82年来自17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在洛桑举行的旨在推进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乌拉圭回合会议、1993年举行的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经济合作会议、1997年举行的关于黑海经济区域国际合作会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举行的欧洲-东亚经济高级会议。1994年举行的中东-南美高级会议、1995年和1996年先后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合作会议、1996年举行的东欧经济会议等对促进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等等。由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加会议的人员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因而对全球决策、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非政府组织,被称为“全球超级企业俱乐部”、“世界经济最高级会议”、“经济联合国”、“会议政府”、“国际论坛的巅峰”等。在取得这种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的同时,论坛的自身也获得了较好经济效益。论坛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施布瓦也被国际社会称为“会议经济第一人”、“拥有全球权力股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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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各种论坛中位居巅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传播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紧握时代脉搏的会议议题

根据罗杰斯-休梅克的创新扩散理论，一个新事物能否扩散或成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变数：一个是接收者变数，一个是社会系统变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系统变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造性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个体想象力和人类境遇的紧密结合。这集中体现在其论坛议题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各个年份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均属当时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决策和未来发展,因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这样，论坛所探讨的问题就把两个变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论坛的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最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理方面,范围也仅限于欧洲，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后，石油危机不仅对西方世界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日益临近，也对论坛探讨问题内容和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后论坛逐渐步入探讨全球政界、经济界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工作轨道上。在通常的情况下，基金会从80个永久会员中选出8人组成小组，来预测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思想并选出下届年会的主题。因此，其年会议主题均属于前沿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期会议主题包含了以下内容：“世界领导地位新变化”、“全球合作与竞争”、“再定义世界经济基本设想”、“未来发展面临挑战”、“如何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建立网络社会”、“21世纪优先考虑的议题”、“全球化影响及对策”等。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新开端、新思路”。会议议题以代表21世纪的新技术革命——网络和基因革命——使全球化进程加快为基点，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教育、健康、环境和社会等面临的新情况展开讨论。除此以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各地区论坛的会议主题也颇具针对性和前瞻性。如今年4月16日?8日在中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高峰会年”的主题: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与挑战。这些议题紧跟时代步伐，最具时代特点和挑战性，因而对国际社会舆论界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和影响，备受世界瞩目。

2、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与会成员

出席达沃斯会议的人员中，既有威名显赫的政界要人、富可敌国的商界巨头、领导世界潮流的科技奇才、也有享誉全球的知识精英、颇负名望的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蜚声世界的艺术天才等等。这些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具有全球的知名度和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仅以第30届论坛年会为例，与会者既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印尼总统瓦希德、南非总统姆贝基、英国首相布莱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西班牙首相阿森纳尔，也有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法国经济部长所索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美国在线华纳董事长凯斯、金融大亨索罗斯，灵魂音乐大师奎西·琼斯、电影导演劳伦斯·卡斯丹、政治学家华伦·比蒂。一位与会者不无感慨地说,“环球旅行一年所见到的要人还不及在这里见到的1/10”。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论坛提供了一个一年中绝无仅有的计划机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与世界各领域的重要人物探讨各种问题并交换看法。“出席达沃斯会议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是一种吸引力（施瓦布语）”。由于这些重量级人物在某一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舆论领袖。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在会议期间所作所为自然有非同一般人物的影响力，也相对具有较高新闻价值。

施瓦布本人也具有造就其事业成功的自身资质和个人魅力。他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思维方式、高超的协调能力和运作手法以及对未来事务趋前的感知力等等得益于他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而他因时而作、因势利导的行动能力使其才智锦上添花、发挥到极致。他早年就读于瑞士联邦技术学院、苏黎世大学等高校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先后获得基建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现任佩雷斯和平中心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主席，地球协会会员等。他不仅学有所成、教有其果，也著作颇丰，出版过包括《克服漠视》在内的具有影响力的多部著作。曾先后获得包括德国荣誉十字勋章、法国骑士勋章、斯洛文尼亚自由勋章、奥地利金十字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

3、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

在人类进入混合媒介时代的今天，国际论坛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不开对各种传媒手段的运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推进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除发挥参加会议的各个领域的舆论领袖、传媒精英作用外，它也拥有自己的宣传机构、研究力量和研究刊物。从1979年起达沃斯论坛每年推出《世界竞争力报告》。这一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作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被世界各国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论坛所探讨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焦点问题、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发展状况如何、今后的走向何方以及各国未来将采取何种政策对各国乃至某一个企业的发展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这些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传播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是利用这些优势，通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多种媒体将其所作所为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影响。为促进论坛与媒体的合作,1992年召开了“非正式编辑,评论家年会”。1993年召开社论作者和评论员的非正式会议。目前,论坛与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今年参加达沃斯年会的记者就达650人之多。

4、适应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体制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初以一般论坛的形式出现。从1976年开始、转变成了一种会员基金会组织。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论坛在内部机构设立、管理制度、会员制度、会议类型、运行方式、各种论坛设置等诸方面适应论坛本身及世界形势的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如1973年设立的国家论坛、1992年先后成立的八个区域论坛；1992年建立“未来世界领导者”网络、1992成立的世界艺术论坛、1993年成立的“环球发展公司”、1998年建立工商咨询会等在推动论坛走向世界论坛巅峰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他山攻错、需有新为

从1979年起，受组委会的邀请，中国政府开始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从1980年起，论坛每年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时至今日研讨会共举行了19次。论坛使我们能以全新的视角,深入了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国所处的境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借助这一论坛在宣传中国、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89年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其舆论界对中国大加诋毁。施瓦布不被西方舆论所左右，亲赴北京出席研讨会。1991年施瓦布力邀总理出席1992年达沃斯年会。在1992年年会上，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论坛的重要问题之一。总理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说所传达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以及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信心。②在199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被认为是今后经济增长最快、最值得去投资的国家；③199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使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问题充满信心。④在199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经济专题讨论会的举行以及在年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讲话，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今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会上所作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演讲,使与会者对中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景深信不疑。

今年4月16－18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共同主办“世界经济2000年北京峰会”，有300余名跨国公司、国际机构领导人，300位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参加。这是一次全球商界、企业界、政界、学界、传媒界聚集的峰会。会议以“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以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议题为主轴，集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及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信息产业怎样改变中国、如何运用IT改善企业的运作、全球商务策略、资产体制与重组、资本市场在变化中的形式和作用等问题。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与海外拓展、兼并收购与国企改革、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保险和养老市场、医药与科技、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也同样受到与会者的特别关注。本次峰会是世界经济论坛自成立以来在中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大大突破原先的设计和规划，国内报名企业超出上年的两倍，反映了中国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以及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旺盛需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中国企业几十年来的实力积累已经为中国企业与世界各种经济论坛进行交流奠定了基础。但相对而言，中国总体参与能力仍然很低。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非政府组织举行的会议和活动，依然是中国了解世界、宣传自己、同世界各国及其部门进行交流的难得场所和重要渠道。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世界各种论坛的活动，并学会能更好地利用论坛资源，挖掘潜力。与此同时，中国急需不断培养和造就自己的队伍。他们应该在某一领域具有国际知名度、了解这一领域在全球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走向，深知中国国情，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沟通能力等等。在传媒经济崛起的今天，国人对这种经济类型的认识应有一个根本的提升。对会议经济的运作，我们还比较落后。要使会议形成经济效应，必须有整体的设计，从硬件的基础设施到软件的公共服务都要到位。

中国参与达沃斯世纪经济论坛的历程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各方面都有做出进一步努力的需要。

注释：

①陈卫星:《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见《传播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编辑1999年11月第35页

②从1993年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家最多的国家。

国际会议论文篇7

本届会议由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电力电子分会（PELS）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联合主办，日本电气工程师协会工业应用学会（IEEJ-IAS）和韩国电力电子学会（KIPE）共同技术主办，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裴相精、副理事长苗立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IPEMC 2012 大会主席 Fred Lee、IEEE/PELS主席 Dushan Boroyevich 共同宣布IPEMC 2012 开幕。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美国电力电子系统研究中心（CPES）主任李泽元博士担任本届大会主席；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杨庆新先生，IEEE/PELS主席、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Boroyevich Dushan教授，日本东京工学院Hirofumi Akagi教授担任会议荣誉主席；浙江大学钱照明教授担任国际指导委员会主席；日本Yokohama 国立大学Atsuo Kawamura教授、美国佐治亚工学院Deepak Divan教授、Kyungpook 国立大学Heung-Guen Kim教授、浙江大学徐德鸿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刘进军教授担任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徐殿国教授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哈工大电气工程系主任刘晓胜教授担任秘书长。

本届会议得到国内外电力电子与运动控制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725篇投稿。经程序委员会511位国内外专家严格评审，会议最终录用论文563篇，其中263篇论文分为53个分会场进行口头交流，300篇论文分6个分会场进行墙报（poster）交流。本届会议论文集的所有论文将被IEEE Xplore和EI Compendex收录。会议论文充分反映了国际电力电子和运动控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器件、封装及系统集成，电力电子变换器及其控制，电机驱动及运动控制，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力电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以及电力电子其他应用等方面。

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56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其中海外代表219人。会议邀请到了美国Robert D、 Lorenz教授 、日本 Shigekane 博士、中国李立院士、韩国Kwang-Hee Nam 教授、爱尔兰Ger Hurley 教授、以色列Adrian ioinovici 教授和英国诸自强教授做了大会主题报告。还邀请了德国Peter J、Grbovic 博士和Ralph M,Kennel教授、美国孙建教授、加拿大李云伟博士及瑞士Johann W、 Kolar 教授做了精彩的技术讲座。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通过Keynote Speech、Tutorials、Oral Session和Poster Session等多种方式，交流了电力电子和运动控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器件、封装及系统集成，电力电子变换器及其控制，电机驱动及运动控制，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力电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以及电力电子的其他应用等七个主题。

IPEMC 2012 闭幕式上举行了IPEMC旗帜交接仪式：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我会转交给下届承办方合肥工业大学。

国际会议论文篇8

初夏北京，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满目青翠，繁花似锦。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深刻阐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内涵，提出一系列新倡议、新举措，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尽显大国担当。这是注定载入史册的辉煌一页。

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又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更是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首倡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由开幕式、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三部分组成。30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1500多名中外嘉宾，云集中国首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

经过两天深入、全面的交流讨论，高峰论坛拿出了一张涵盖“五通”内容，共76大项、270多项成果的清单。圆桌峰会上，中国同出席的国家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反映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共识。新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总数达到68个。

回望过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在全球收获越来越多的共识；聚焦今日，多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北京，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展望未来，来自全世界的伙伴怀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愿望，在“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一带一路”上，踏上崭新的征程。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是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一带一路”这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铺展在世界面前；“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的里程碑。

传承历史 凝聚共识

主席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4年前的秋天，主席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4年来，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超乎预想的成果和收获。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激发出强大的生产潜力，科技进步极大提高生产和生活效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险阻？？

世界向何处去？人们将目光投向北京，聚焦“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具有广泛代表性――俄罗斯总统来了，见证“一带一路”倡议诞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来了，七国集团成员国均有代表出席，非洲肯尼亚总统来了，阿根廷总统、智利总统也不远万里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了。

开幕式主旨演讲、欢迎宴会祝酒辞、圆桌峰会开幕辞？？论坛期间，主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宣示理念，传递信心。

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主席在论坛上的详细阐述，为“一带一路”的未来指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透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信号。

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产业是经济之本；要有“向外看”的胸怀；要向创新要动力；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主席的一系列新倡议新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作为东道主，中国积极推动与会各方形成共识：探索解决世界经济重大挑战的共同方案；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牡攘煊蚩展合作？？

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未来3年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宣布了一批关系“一带一路”中长期发展的重大举措。

一个个承诺，掷地有声！一项项举措，诚意满满！

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主席说：“‘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仿佛仍旧在亚欧大陆上回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帆影船楫依然辉耀着东西方文明。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向世界发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倡议。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同时，全球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贸易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战乱和冲突、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大规模流动等问题为世界经济投下阴霾。

两个月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阿富汗问题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而今，这些曾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地区，却成为贫困、冲突和危机的代名词。

“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主席发出呼吁。

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

作为高峰论坛重要成果之一，与会多国发起“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认为有必要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实现更具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对于世界来说，开放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为世界带来繁荣。

世界经济面临挑战，只有携手应对，才能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主席的讲话令人鼓舞。

共享机遇 共谋发展

主席说：“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5月15日，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集贤厅。来自3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围坐在巨大的圆桌旁。下午5时许，会议进入闭幕环节，各方通过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这是首份关于“一带一路”国际性、权威性、系统性的政治文件，凝聚各方共识，勾画未来图景。

与会代表呼吁加快“一б宦贰苯ㄉ瑁让各国经济增长更强劲，基础设施更完善，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从APEC北京会议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到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再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申“共商、共建、共享”……一次次坚定的中国主张，标注着全球治理变革的东方贡献。

主席说：“‘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将继续担当文明沟通的使者，推动各种文明互学互鉴，让人类文明更加绚烂多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场承前启后的会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中树立起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我们坚信，“一带一路”倡议将让中国梦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更加紧密相连，促进不同文明互鉴共荣，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人类向何处去？面对这一问题，在经逢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中国给出响亮的回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展现出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襟和历史担当。

主席说：“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样流传久远、泽被后代。”

以北京为新起点，中国梦与世界梦进一步交融激荡，必将汇聚起合作共赢的澎湃动力，开辟人类发展更加光明的未来。

主席宣布，中国将于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结 语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中国的“机遇之门”正式开启；16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更有为的姿态融入世界，中国拾级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今，“一带一路”倡议彰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凸显中国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和开放型经济的郑重选择。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此次高峰论坛达到了凝聚更多共识、明确合作方向、推动项目落地、完善支撑体系的目的，在“一带一路”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此次高峰论坛的召开也是对这些成果的检阅。此次高峰论坛发表的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反映了与会各方的广泛共识。从中可以看出，各方均愿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支持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架设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