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与管理(精选8篇)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1
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
一、 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
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 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
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 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
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 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
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 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 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 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 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
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 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
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
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 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 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 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 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 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 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 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 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 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 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 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 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 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 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 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
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
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
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 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
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
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
二 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
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
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
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
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 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
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 虚火上升》披露： 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 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
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
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 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 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 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 完善的法制。
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
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
三 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
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 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 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
“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
“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 ，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
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
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
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
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
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
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
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
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
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
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2
那么，对于传媒经济的研究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其实，针对传媒经济和管理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中国传媒产业集团正在如何组合？第二，在中国这一特殊的转型社会，传媒集团化过程中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是什么？第三，目前中国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当然，针对传媒经济和管理的问题绝不限于这三个，但是它们可以解答这三种类型的问题，即现象描述型问题、理论构建型问题和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型问题，其也是传媒经济学真正显示给大众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之处。
三种模式构建传媒经济
传媒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随着它的成熟，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使用范围更为广阔的方法。一个具体的趋势就是广泛地使用应用微积分的数学模型。比如，在微观经济的供应方面，主流经济学提供了分析传媒公司行为的强有力的工具。
由于传媒经济学也向其他学科一样产生了大量分布于不同层面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成果，并且这样的状况将继续下去。而继续坚持方法论方面和理论化方面的多元性能不断地产生新的见解。因此，采取从具体案例的细节特征中提炼加工出理论的方法能扩大和加深对这一领域的认知。
从目前情况来看，致力于传统经济部门的传媒经济学者和那些隶属于传媒管理、新闻业、信息研究和传播学方面的其他项目的传媒经济学者，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鸿沟。而跨越这条内在鸿沟的桥梁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以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将会保存并增强传媒经济学领域的活力。
所以，传媒经济学不仅只关注基于市场的活动，它以个人、企业、产业及社会层面的资源利用及其利益最大化的研究为基础，提供了检验传媒企业内部工作方式的手段，同时进一步提供方法以便对决策和资源利用如何影响更广泛的观念――比如顾客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研究。
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媒体与传媒行为的增长和变化，现在传媒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三种传统模式：理论传统模式、应用传统模式和批判传统模式。它已经告别了引入和发展阶段，传媒经济学这一学科开始成熟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它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发展，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建立在稳固的力量基础之上的深邃见解，并且能够在传媒环境中被观察和验证。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在此基础上也在进行重组、并购或颠覆。
理论范式的局限与思考
对于传媒管理研究的理论范式来说，社会科学理论确实构成了一系列有助于一般人理解的有用的概念和框架。尽管有这些用处，理论仍然有局限：首先，它们是集中的并且非常特殊的，因此，它们不能给出包括所有因素的完整解释，这种特性通常导致对决定性因素的解释；其次，它们趋向于建立在有限的，不真实的假定基础上。理论的目标在于发展用于预测未来行为和结果的模型，但它们需要处理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在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中，理论帮助我们认知、理解和解决那些有相似的内在因素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表面上似乎并不相似。理论允许我们预测人类行为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传媒管理学者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关于组织和企业的结构对媒介内容的暗示和影响。不过，传媒管理文献的分析显示，该领域的一个弱点是研究趋向于碎片化、不系统和无规划。只在某些研究领域里，传媒管理学者进行了有规划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小心地重复和扩展各自的研究。
对于传媒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四个基本理论――垄断、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受到这些模型启发的实证研究，构成了SCP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基础，为美国和许多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析和竞争政策提供了指导。如果要说新的分析框架已经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不正确的。相反，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学家们用以解决各类型的经济问题的不断增长的多样的分析方法中占有了制高点。大部分关于传媒企业和传媒市场的经济学研究都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四个基本模型之上的，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属于SCP框架。
根基植于媒介产品
1980年以来，随着新技术的进步，传媒受众数量激增，媒介产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媒介组织对媒介从业人员创造力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机器只能机械化地进行生产，但人却可以带来无限的梦想和创造力。他们是现代管理体系中赖以生存的创新要素。传媒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传媒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总的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这批人为传媒组织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效的媒介组织管理者明白，人际关系是效率的关键因素，因为有创造力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工作有占有感和自豪感，并视其为自身的写照。
对于财务管理问题，红利政策、资本结构、兼并和收购、实物期权以及财务重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任何公司或企业的核心问题，并且传媒产业在这个问题上十分重视。
理论领域内，研究传媒产业的产业链是有益的。这可以系统的研究购买者价值继而加以区别。研究者也许也想整合联合战略、创业战略和分类战略。这些理论可以帮助解释许多在传媒产业中经常发生的媒介公司的行为。综上，媒介战略研究是媒介研究的分支，整合了基于产业的更多事务性的传媒经济领域和传统的、个人的管理或组织领域（组织行为）内的传媒管理。这是一个为下阶段传媒经济学做准备的有巨大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领域。同样也可为传媒集团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3
一、我国传媒产业回顾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传媒作为党的宣传部门与喉舌，发挥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与社会舆论的导向功能，在传媒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前提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重视了传媒的政治功能的发挥，而忽视了它的经济效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体制的转型与国民文化需求的增长，使得人们对传媒的认识更加符合了传媒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促使我国传媒步入产业化的轨道。这个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阶段。所谓事业单位是依照机关的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的单位，即是国有和国办传媒的文化体制，它是我国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运转靠政府拨款，有着垄断性的行政特权及配置资源，其按照政府规范、文化政策法规和上级意图办事，实行的是全额财政拨款、指令性管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1978年末《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提出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随后于1980了《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我国传媒业新管理方式的实行，是市场化进程的开始，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广告业在我国的恢复。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性广告，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建台以来第一条商业广告；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的第一则广告，从此，中国广告业开始迅速发展，我国的传媒开始从过去那种事业型观念的宣传本位、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转变为具有商品性质、产业属性的传媒，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传媒经营管理的方式。
二是传媒集团化产业发展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国有关传媒的政策进一步放开，传媒产业迈入了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市场机制被引入我国传媒产业领域，其主要绩效就是催生出传媒集团的问世。1992年新闻出版署提出了组建出版行业内的出版、发行和印刷联合体。1994年5月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我国的传媒集团化改革正式从报业集团发端，1996年1月《广州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的众多传媒事业单位通过兼并、重组，逐渐完成了产业化的改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到2003年底形成了近百家传媒产业集团，其中出版集团15家，发行集团6家，报业集团41家，期刊集团1家，广电集团13家，等等。比较典型的传媒产业集团有：中国电影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江苏出版集团、四川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上海文广影视集团，等等。
三是传媒资本运营阶段。资本运营，即是将传媒的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流动、兼并、重组、参股、交易、转让、租赁等手段与途径，进行优化配置，盘活传媒资产，实现价值最大增值。1998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以资本运营为纽带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广东出版集团，开始了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化的出版集团试点改革。1999年第一支传媒股——电广实业在深圳股市正式上市，标志着我国传媒资本运营的开始。1999年，《成都商报》下属的博瑞公司通过购进四川电器股权，完成了传媒的借壳上市。2001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允许系统外资金进入媒体，这是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改革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2004年12月，北京青年报社控股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首家境外上市的我国传媒企业。同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省新闻出版局实行政企分开，以股权为基础，变革了集团管控模式，取得良好经济效益。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创造了“中国出版第一股”。我国传媒企业资本运营的改革，使传媒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传媒企业集团。传媒企业通过资本运营，既在传媒机构内部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运作方式，也将自身融入到资本市场之中，实现了传媒产业的超常发展。
2004年底和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先后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指标体系》两个政策性文件，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传媒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正式被纳入国家的产业政策系统，成为我国产业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传媒产业现存的问题分析
相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言，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才迈入初始阶段，存在起步晚、起点低、体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等问题。虽然传媒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国也初步构筑起了一系列传媒产业发展政策系统，但由于目前我国传媒政策基本上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传媒政策还不够宽松，传媒产业还没有完全实现企业化经营，无论从政策导向还是经营管理体制上都存在众多弊端，阻碍着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
1、政策限制明显。我们知道，政策是制度的一种输出。由于多年的传媒改革是在现行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势必造成传媒产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供给不足。传媒体制性的矛盾与障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策仍然过紧，政策突破与政策创新不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打破行政化市场垄断格局，导致这些年来传媒产业发展的失衡状态。目前，我国传媒行业发展与政策的冲突、资本与政策的冲突、管理与体制的冲突还很明显，“媒介市场化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现行的传媒行业政策极大地制约了其市场扩张的能力和范围。”这种传媒产业发展与政策的冲突主要是：传媒产业要寻求新的突破与转轨，靠传媒业自身的“协调发展”、“挖潜改造”已作用不大了，必须进行政策转型与创新，要有质的突变，传媒产业才可能有一个大的发展。
2、产权归属不清。产权即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财产所有权有关的经营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力。我国目前的传媒企业基本上是“国有”性质的单位，其创办者、投资者基本是党政部门或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清，传媒机构国有资产处在“所有者虚位”状况，“媒介没有人格化、责任心强的利益主体代表，媒介作为国有资产其所有权与媒介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模糊。”。虽然一些传媒实行了集团经营，但是这种传媒集团仍按照党委领导下的管委会负责制，属于独立的事业法人实体而不是企业法人实体，具有行政属性，从法律上来说这种“事业身份”是不能从事经营行为的，他们的市场、经营与效益意识都很薄弱。因此，这种产权的得失是以政府决定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不明晰的传媒企业，必然会形成政事、政企、政资不分的现象。这样，传媒机构仍然是政府附属的一个生产机构，不是一个单纯遵循产业逻辑规则运行，而是一个市场与行政双轨操控的传媒产业，其发展存在着运营方式上的行政化管理与商业化经营一体的不合理状况。事业属性和企业属性、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真正分离开来，也就不可能达到责权利的统一。
3、行业壁垒森严。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产业政策主要由政府不同主管部门制定，因此，行业和部门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厚，导致我国传媒产业结构受到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传媒产业成了传媒事业，行政区划成了文化区划，资源管理者成了资源拥有者，甚至于临近的地区之间互不联通，整体效益难以发挥，没能形成传媒资源的整合开发。现实中往往实行的仍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严重，横向联系松散，低水平重复建设，各有各的利益，产业资源分散，无序竞争严重，这种政策与体制严重制约着传媒产业走向规模经营之路。众所周知，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融合问题，行业之间的壁垒整合困难，区域之间的壁垒更为森严，这和我国的传媒政策有关，和现行的管理体制有关。政策和体制上的壁垒森严不打破，必然造成低效的资源配置，形成资源分散的格局。
4、产业粗放发展。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布局分散、产业规模小、质量低，散滥差的传媒产业发展状况仍然存在，“我们所追求的媒介产业化、集团化，其基本模式和参照、未来走向以及结构和价值链等仍然不够清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业组织的运行和产业活动的效率依然比较低下，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虽然我国传媒集团化的发展已经实践多年，但至今这种集约式的传媒经营仍然没有摆脱行政力量和突破行业界限与行政区域格局，从传媒集团的建立到资本运营仍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我国传媒产业的资本与政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媒体的决策层是由行政权力来任命，而不是由资本权力来推选，这样，在我国的传媒改革中没有真正地把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转型同步推进，建立起来的所谓传媒产业也缺少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我国传媒产业资源分散，造成成本增加，核心竞争力缺乏，传媒的规模化、企业的大型化、产业链式效应难以实现，这种状况是不能与外来庞大的诸如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集团相抗衡的。
5、融资渠道狭小。资本的本性即决定了资本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自身的最大增值，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传媒实现产业化投融资体系的关键所在。比如：股份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产业的主流形态，世界九大传媒集团都是上市公司。然而，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几十年来，传媒金融政策、资本运营机制并没有完善，民间资本、海外资本进入传媒产业的大门还远没有敞开，市场准入门槛高，众多资本，尤其是海外非公有资本难以进入传媒产业。政府还没有完全给传媒业“断奶”，在政策垄断中成长的我国传媒业无法自立自强。我国传媒产业急需要资本运作，现存的问题是我国的传媒企业也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市场主体还没有确立起来，导致资本运营能力有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传媒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为寻求传媒产业扩张和资产重组进入资本市场筹资融资时，现实融资政策、融资机制、投资管理的缺陷就越显突出。
三、我国传媒产业政策的未来转型与创新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把传统的传媒事业“产业”化，遵照现代企业科学的发展规律，推动传媒产业的全面发展，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我国传媒产业政策体系势在必行。然而，这种新的传媒政策体系的建构，就不仅是对原有传媒政策和体制进行简单的结构调整和关系变化，而是要实施一些有效举措，突破政策性、体制性与机制，从深层革除原有的弊端，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传媒产业政策，通过政策手段增强我国传媒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共同发展与经营传媒产业。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在传媒领域基本上不存在其他非公有成分的市场主体，因此，所有传媒节目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主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即传媒生产什么，受众就消费什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在物质经济发展中贯彻得较好，但在文化经济方面，尤其是传媒产业领域落实得就不够。我们必须克服政策，通过传媒产业发展政策、准入政策，破除行业壁垒，降低门槛，鼓励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发展中国的传媒产业的开发，吸收多种资本进入传媒产业领域，创新传媒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传媒产业的格局，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和外资一起兴办传媒产业的新模式；建立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体私营、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在内的各种传媒企业，激活传媒产业的经营机制，改变那种政府包办传媒的格局，传媒的所有制形式呈现多样化，真正建立传媒产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我国传媒产业真正得到大的发展。
2、传媒产业企业化，明晰产权归属，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管理。产权问题是传媒管理体制改革和传媒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传媒产业要得到发展关键是进入市场，要逐步减少行政对传媒的干预，“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国家仅控制少量的全国性的传媒机构，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理模式要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允许大量的社会资本、国外资本进入传媒产业，部分传媒机构实现直接上市融资；克服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资产所有多元化与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矛盾。要不断完善与创新传媒产业政策，促进文化、财政、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相互协调与配合，以冲破进入传媒市场的壁垒。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必须明确其企业性质，传媒产业实行的是企业管理体制，靠市场来配置资源，靠商业运作来创造利润，以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自主决策，要把政治的宣传与经济的经营分开，革除政事企“三合一”的体制障碍，使传媒产业改革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宣传与经营分开，形成传媒业合理的治理结构，实现传媒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建立起形式多样、结构优化、经营管理规范的传媒产业组织体系。
3、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全面配置媒介资源，转变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式。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它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产业，是一种高投入、高垄断、高利润与高竞争并存的特殊行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不仅起到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更是市场规模巨大、利润回报丰厚的产业部门。当今世界传媒市场竞争中，传媒大国或大型传媒公司占据着传媒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面对国际传媒集团的巨大挑战，我国传媒产业必须克服整体实力不强、竞争力弱的被动局面，必须在传媒产业组织政策层面上实行政策创新，促使我国的传媒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传媒产业的组织创新。而要走规模化的道路就要优化传媒产业结构，加快媒介整合合作，克服小而全、弱而散的传媒格局，改变从单纯依赖数量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大力提高质量、效益的集约化经营转变，培植出传媒产业的“巨无霸”。我国传媒产业要通过自身重组和外部扩张的多种形式，寻求更强大的资本支持，实现传媒企业的优势组合、优势互补、优势扩张，真正实现传媒由市场带动的跨地区和行业的资源整合，形成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传媒集团。
4、逐步打破行业壁垒，克服传媒产业发展的体制，提高市场运作效率。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数量庞大、结构散乱，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飞跃的传媒产业发展现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要依照现代市场规律、运营规律来办事，通过传媒产业的组织政策，利用政策杠杆引导行业行为。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与结构，突破行业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不良状况，推动产业集聚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我们应努力合并多层次的管理机构，将现存的某些行政部门改成公司化经营，实行一系列股份合作，吸引不同性质的资本与先进的管理模式进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自我发展。比如，目前通讯、广电这两个领域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三机合一”(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三网合一”(广电网、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网)也越来越明显，这种由技术推动的行业部门合作，就是现代传媒产业化的一种必然走向。在“十一五”期间，由于这种技术的进步、行业的整合，对于打破行业壁垒，打通不同管理部门的体制界限、体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5、创造宽松的传媒产业融资环境，强化传媒市场的资本运营。“资本”在西方国家通常指可以用来生产更多财富的财产，也就是说，资本是一种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获得增值的特殊资源。“资本运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是指对“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流动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使其增值，即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在传媒产业的发展中，有效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对传媒产业进行整合、重组，扩大资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资金利用能力。过去我国传媒产业一直是资本的，非官方资本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正确处理传媒产业投资中的内外资关系，彻底理顺国内民间资本投资传媒产业关系是我国传媒产业当务之急。“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以资产联结为纽带，以资本流动为中心环节，以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效率为目标，通过联合、兼并、收购、托管、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再伴以财政文化投入的产业化管理，才能实现科学的市场投融资与管理体系。”我国传媒产业只有借助于资本和资本运营的力量，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格局，才能有大的发展。如果不允许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注入我国传媒产业，要寻求跨地区、跨国度、跨媒体的联合，想使我国传媒产业大发展只能成为空话。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4
关键词 人力资本 传媒 核心竞争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成为企业发展最核心的资源。资源知识化从各个层面改变着传媒的生存与发展，传媒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作为知识载体的人。人力资本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要素，传媒企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培育、人力资本能力的整合来构建核心竞争力。
一、知识经济时代传媒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知识经济是新的信息革命导致知识共亨以高效率产生新知识时代的产物，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人类信息共享、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并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l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要素从其他生产要素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资源知识化改变了传统的资本构成，知识成为企业最核心的资本，知识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资源知识化同样给传媒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资源知识化使传媒企业的生产力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新闻工作者，将从“生产型”、“技能型”转向“知识型”、“科技型”、“创新型”人才，那些掌握现代传播技术、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记者、编辑、主持人等将成为媒体发展的关键，直接决定着媒体的竞争能力和最终命运。
资源知识化使传媒企业的资产形态发生重大转变。以往的传媒企业特别注重有形资产的投入，即以货币、机器设备、厂房、能源作为其发展壮大的基础；而知识经济时代则主要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知识资本成为媒体企业资产和媒体企业成长的基础。因此以人才为载体的知识资本将是媒体企业的核心资产。
资源知识化使传媒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的媒体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取决于资源、资金、劳力、设备等外延性扩大因素的密集程度，是一种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广告、发行、收听收视费的收取是媒体的主业经济，而广告是媒体经济的支柱，媒体出售广告时间或空间的容量成为检验经营效益的重要尺度。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媒体经济的发展将取决于科学、技术、管理等集约性因素的密集、转化程度和诸因素结合的程度，将取决于媒体人力资源效能的充分发挥和创新能力的培育，是一种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模式。
资源知识化要求传媒加强知识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迅速升值。知识与有形物质资产不同，它所创造的是人才产品和知识产品，因此需要不同于物质资产的生产、分配的管理艺术与管理方式。传媒企业是知识型生产企业，传媒生产的过程就是信息和知识流动的过程，传媒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对知识资本的管理。
二、传媒人力资本与核心竞争力
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以其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示的资本，如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众所周知，今天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它所具有的核心能力，而核心能力的基础则是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他们的能力水平。
从传媒层面来看，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媒介管理者与员工的素质，工作的效率，员工学习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完成任务的能力等。人力资本是传媒组织生存、发展，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的最核心的能力元件。对当今传媒来说迫切需要的是：具有洞察力、竞争力的新闻专业人才，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市场运营人才。
传媒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传播，传媒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内容生产的竞争，也就是编辑记者等一线采编人员在信息采集、内容加工与知识呈现方面的能力竞争。21世纪是社会环境变化频繁复杂的时代，简单的信息提供和事实报道早已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只有那些蕴涵见解、立场、情感、态度的知识才会被大众所渴求与喜爱，这对传媒一线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能否洞察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以敏锐的眼光择取信息、以深刻的方式加工信息、以独特的方式传递信息与知识，是传媒竞争能否胜出的关键，因此具有洞察力、竞争力的新闻专业人才是传媒最为基础最为活跃的人力资本，他们所拥有的关键知识与技能及其在传播活动中的运用是传媒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当今传媒的发展更需要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所谓高素质就是传媒企业的领导者、经营者在复杂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高超的预见力、创造力与感召力，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敏于洞察敢于创新善于领导。众所周知，传媒企业不同于一般的生产经营型企业，它担负着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功能，追求三种利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这就要求传媒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识与素质：(1)政治家的观察力、判断力与决策力，即具有宏观视野，能洞悉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关键，确定传媒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2)具有传媒职业经理人的素养，对媒介产业的发展、变化与竞争有很好的了解与把握，能充分组织和调动组织内外资源进行生产与竞争，扬长避短，努力开拓本组织的生存空间，获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3)具备持续创新的精神与能力，引导组织通过改变、变革、创造，不断寻求新的资源与力量以推动企业的发展。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是传媒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
传媒组织实现价值创造和获得价值回报的最终环节是进入市场，传媒需要懂得市场运作的人才。市场运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取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受众与广告客户。传媒市场竞争在市场运作的环节表现得更为激烈。传媒的生产特性决定了传媒的价值实现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传媒产品本身的销售收益，二是出售媒介受众的注意力给广告商而获利，因此，传媒组织的发行能力(报纸杂志)、覆盖推广能力(广播电视)、广告营销能力成为市场运作的关键能力。这些能力的聚集和发挥是传媒赢得市场的最终力量。
三、基于人力资本构建传媒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当传媒企业拥有了上述三种人才，还不能说传媒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力资本都是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构成成份，根据中外管理学者对核心竞争力特征的分析。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具备四个特征：价值创造性，难以模仿性，可延展性，可持续与创新性。只有围绕传媒组织的发展目标将三种人才的知识与能力进行整合，使其完成核心能力的跃迁，才能最终形成传媒的核心竞争力。
1 传媒企业要以人力资本的洞察力、预见力、执行力实现价值创造。所谓的价值创造就是为传媒组织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使其获得超值的利益。为此传媒要善于发现和聘用具有专业才能的编辑记者和一线市场运营人才，并不断地开发与培训他们的能力，使其具有的知识与技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传媒还要重用富有创新精神的经营管理者，为其提供相应的权利、资源和时间。这就需要传媒建立相应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将具备各种能力的人才协调整合，建立团队，充分赋权，进行柔性化管理。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传媒采取的是职能制或事业部制，这种传统的科层组织结构的运行效率取决于由信息不对称所保证的下级对上级行政命令的服从，沟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行政命令的实施效果。但是在当今信息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大大缩短了媒体组织层级间、组织与外部相关业务单位间的信息传递过程，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削弱了信息不对称性。现代企业为了增加沟通、提高效率，纷纷建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所谓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是一种静态架构下的动态组织结构，它改变了原来层级制组织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组织与外部之间的联系方式，具有敏捷、灵活、快速、高效的优点。扁平化组织结构使具有不同知识的人分散在结构复杂的组织形式中，通过凝缩未来时间与空间，加速知识全方位运转，以提高组织绩效。传媒应尽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增大管理幅度，减少中间层次，促进信息、知识的快速传递与沟通，以便更有效地整合各个层面人力资本的能力。
2 塑造传媒企业员工的忠诚度，使各种人才转化为别的企业难以获得或模仿的专用性资本。Wiig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企业不能拥有人力资本，只能借用人力资本。也就说人力资本是流动的，一个企业不可能通过强占资源的方式强占人才，只有通过各层级的管理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其才能的发挥构筑坚实的平台，使人才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实现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最终使人才建立很强的组织依赖性和忠诚感。
对于传媒企业来说，传媒是新闻工作者实践专业理念与专业技能的场所，传媒产品是传媒人力资源活劳动的结晶，传媒除了要致力于构建人才培养、生成机制，积极引进人才之外，还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员工营造施展才能与智慧的舞台，满足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层次需求。比如传媒组织必须为一线采编人员提供各类资源，以便进行采访、编辑活动；为其提供各种高水准的职业学习与培训，以便提升职业素养；为其提供稳定的经济利益回报，使其安心工作与生活；为其提供各类荣誉、评奖等机会，以满足其精神需求。
此外，传媒还可以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来增加组织的凝聚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企业文化带动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增强员工自律、自发意识，自觉维护组织利益，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精神激励与行为规范的软性约束，为组织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减少内耗，增强凝聚力。企业文化的建设使传媒可以维持和塑造员工持久的忠诚度，从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3 传媒企业应该尽快构建知识共享的平台，促使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转化，以增强核心能力的延展性。人力资本具有产权的特性，个体的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难以分离，人才的流动必将带走知识。核心员工的流失可能使传媒组织遭受巨大损失。如核心采编人员的离职或当家主持人的出走都可能使报纸的版面或电视的栏目质量下降，造成受众的流失，影响广告的投放，这样的例子在媒介屡见不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将知识分成：(1)知道是什么的知识，是指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2)知道为什么的知识，是指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知识。(3)知道怎么做的知识，是指某些事物的技能和能力。(4)知道是谁的知识，涉及谁知道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认为前者通常是有形的，也容易被学习掌握；后者则是事物固有的，很难用语言表述和交流：据此不难看出“知道是什么”与“知道为什么”的知识是显性知识，是可以规范化处理，并容易传递，是可以通过教育、培训获得的；而“知道怎么做”与“知道是谁”的知识是隐性知识，是很难规范化，也难以传递给别人的，因为它常常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只能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发挥效益，它是个体的经验、对事情的感悟和深层次的理解等方面长期积累而获得的技能，它具有垄断性，需要组织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挖掘，才能将属于个体的知识、技能显性化。最终将其变成组织共享的积累性学识。
据此我们来分析传媒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不难发现，作为最基本的采、写、编、评的基本形式和工作流程方面的知识比较容易获得的，只要经过较高层次的教育甚至短期培训就能够从事新闻工作，但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作者。则必须经过实践的磨炼，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优秀的新闻作者是稀缺的，就在于他们拥有不易为别人所模仿的隐形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才是传媒最核心的竞争力。为了提高传媒组织的竞争力，就必须想法把优秀员工的隐形知识逐步转化为显性知识，变为组织可以共享的资源。传媒可以通过组织学习和知识共享平台的建立，将依附于个体的知识和技能逐渐转化为组织的知识和能力。
4 传媒还必须保持人力资本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人力资本的核心能力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需要不断地发展、提升，补充与完善，有时已有核心能力甚至会变成组织发展的障碍，即出现核心能力的刚性。传媒企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人力资本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5
资源稀缺性自经济社会开始就已经存在，它在西方经济学中也一直被看做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任何需要付出代价来获得的经济物品都具有稀缺性。而传媒产业的核心是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物品，自然也就具有稀缺性。以稀缺性为出发点，着重介绍了传媒资源稀缺性的表现形式及发展现状，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传媒资源的配置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对传媒资源的优化配置作出应有的贡献，促进传媒产业健康长远发展。
关键词：
稀缺性；传媒资源；出版资源；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1001703
稀缺性一直被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任何需要付出代价来获取的资源都是稀缺的。传媒产业的核心是内容，内容是需要专业策划人员构思的，如此说来，传媒资源也具有稀缺性。尽管目前看来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情况一片大好，但在繁荣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面对传媒资源各种稀缺问题，如何优化配置有限的传媒资源，改善传媒业发展的现状，这关系着传媒产业的长远发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1稀缺性的概述
1、1什么是稀缺性
稀缺性在经济学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进行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也正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经济学才得以发展。换句话说，稀缺性是经济学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那么究竟什么是稀缺性呢？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如是说：“稀缺性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相对需求，物品总是有限的。任何现实社会都决不是那种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到处都是充满着经济物品的稀缺的世界。”美国学者瓦尔特・J・威赛尔斯在《经济学》中指出，从经济学来讲，人们的欲望总是大于可用资源所能够满足的欲望，这是导致稀缺性的原因。我国学者顾永波指出“稀缺性总是相对于人的需求或者欲望而言，正是因为与后者的无限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相比，前者是有限的，是稀缺的。”关于稀缺性的定义，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一致认同稀缺性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欲望大于需求。
从萨缪尔森对稀缺性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所有物品都具有稀缺性，只有经济物品才有稀缺性。经济物品是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得的物品，因此像空气这种免费拥有的就不具有稀缺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可再生资源还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我们要获得它们，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开采的成本，亦或是开采带来的后果，这些都需要我们承担。因此，相对于人类无限的欲望来讲，不论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资源都具有稀缺性，而且随着人类各种活动的不断进行，它们的稀缺性也在不断加强。
1、2稀缺性的表现形式
稀缺性并不是某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特定地区或者国家存在的问题，纵观人类整个发展史，稀缺性是普遍存在的，每段历史时期、每个地区或者国家都存在着稀缺性问题。
然而，稀缺性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稀缺的资源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技术成为了主要的稀缺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发挥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逐渐成为这个时代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稀缺因素。
此外，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稀缺性又可分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等。
2传媒资源稀缺性
传媒产业主要以内容或者创意为王，这种内容或创意的获取也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因而传媒资源也具有稀缺性。但由于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使得传媒稀缺性的发展历史、表现形式以及现状不同于其他行业。
2、1传媒资源稀缺性历史
传媒产业作为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种特殊产业，当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政府规制也会有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稀缺表现。这里主要以传媒业下的出版业为例，介绍了出版资源在不同时期的稀缺状况。
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都需要依赖于指令性的计划，也就是说全部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进行配置。“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传媒业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传媒业下的出版业为例，当时出版业属于事业单位，依附于党政机关，从事出版活动所需的资源须先由政府严格控制把关，然后再对各个出版单位进行分配，这就使得每个出版单位所分配到的资源不足以支持其进行正常的出版活动。但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当时的出版物总量显然不能够满足国民需求。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越来越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计划经济产生质疑，并逐步将其摒弃，不断探寻新的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在适应新的形势，逐步由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我们出版业，却一直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10余年间，相继成立的各地专业社无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于我国传媒业此前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对党政机关已形成依赖，导致传媒单位政企不分。因此，我国对传媒单位的管理也是分开的，如广播电视归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管理，报刊归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管理，在经营上，不同媒体之间各自经营，彼此间的交叉很少，分割严重。再加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仅仅起到基础性作用，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但大部分资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他们仍很难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因此，这一时期的稀缺资源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稀缺。以出版业的书号资源为例，每年新闻出版总署都会给出版社发放一定数量的书号，而民营出版社却没有获得书号的资格，因此，书号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民营出版社若想制作出版一本书，必须通过购买出版社的书号或者和国有出版社合作获得书号的方式。
由于传媒业一直都属于事业单位，过分依赖于政府，导致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发挥，严重阻碍了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2002-2012年对传媒业进行了十年改革，即转企改制，将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截止到目前，出版业中，全国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几乎已完成转企改制。传媒单位转企改制后，作为新的市场主体存在，要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必然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有效的管理体系和适度的政府规制。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企改制进行的并不彻底，企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产权制度不明晰，也没有建立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外，单位转为企业后，人才就变为一种主要资源，而把人才当做资源来管理的话，同样需要建立一套不同于以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因此，转企改制后的传媒资源稀缺性主要表现在人才、制度的稀缺。
传媒业转企改制基本完成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观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要在资源配置中突出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要减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建立统一的文化市场体系”，就目前看来，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在传媒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传媒单位设置区域壁垒，导致传媒集团无法跨地区建立，这无疑说明，传媒业缺乏统一的市场体系。
2、2传媒资源稀缺的现状
由于我国传媒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长期依托的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策优惠和扶持，即便是政府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虽然市场经济逐步健全，但大多数传媒企业仍未完全脱掉事业单位的帽子，目前仍面临体制、法律法规、人才以及市场等方面的短缺。
首先，是传媒业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传媒企业产权不清、权责利不明。长期以来，由于电视、报纸、广播、出版等传统传媒业的产权都是在人民-国家-政府-企业管理者这样层层委托的模式下进行，由此一来，就产生了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从而使得传媒企业没有建立起权责利对等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外，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性，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比如，报社或者传媒集团，在本质上，它们还属于事业单位，只不过是采用企业化的办法进行管理，享受着事业单位应有的优惠政策，以企业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
其次，是法律法规的缺失。一方面，我国的法律滞后。目前传媒业的相关法律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与现在的经济环境不相适应，严重影响着传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法律体系不完善、不健全，泛泛的法律较多，而专门针对传媒的法律较少。此外，现存的法规权威性也不高。据不完全统计，在每年颁布的有关传媒管理的法规中，有60%以上是以“通知”、“紧急通知”、“意见”、“办法”、“暂行办法”等形式出现的。这些以文件形式削减了法律法规所具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再次，是人才的缺失。传媒业本身就是个人力资源集中的行业，因此行业之间的竞争也必然会通过人才的竞争体现出来。随着传媒单位逐渐转变为企业性质，需自负盈亏，传媒企业要想获得较大的利润，就需要对自身的资本进行有效地运营，因此，就需要既懂得传媒专业知识又懂得资本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但就目前看来，这种人才及其匮乏。
最后，是市场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以地域和部门来划分管理区域，比如每个省都有自己管辖的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等，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常常会自主设置一些地区、部门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比如湖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要想进入湖北市场，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此以外，不少传媒单位如广播电视局、新闻中心等，本身就在以政府名义限制与其产生竞争的其他传媒单位的经营和发展。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传媒业的发展空间，我国的传媒业亟需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
3传媒资源配置对策
正是由于传媒资源具有稀缺性，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传媒资源，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优化配置。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需要政府从宏观上制定一系列政策、制度，也需要企业主体从微观上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会使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
3、1宏观上的对策
3、1、1完善法律法规
一方面，政府要集中精力对现行法规中与我国传媒业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规定进行研究、修改，尽快建立一个不仅适应我国传媒业发展需要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进行适度的规划，不断健全、完善传媒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制定专门针对于传媒业的法律政策、制度等，使其具有权威性，从而为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1、2建立人才培养体系
传媒人力资源质与量的水平决定了传媒产业化的进程。传媒业缺少既懂专业知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需要加紧开展对传媒从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如实行岗位培训制度，并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可以挑选优秀人员出国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或者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提高传媒人才的综合素质，从而推进传媒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迅速增强传媒产业的综合实力。
3、1、3要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
政府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扰乱市场秩序、影响市场环境的行为进行制约，比如针对书号买卖问题，政府已出台了实名申领书号的措施，这不仅可以减少图书市场的买卖书号、一号多用的问题，也有利于减少跟风炒作和低俗之风，优化市场结构，完善市场体系。此外，针对传媒单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现象，政府要对传媒资源加大整合力度，推进跨地区、跨行业的传媒集团的建立，从而推进统一的文化市场的形成。
3、2微观上的对策
3、2、1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在原来的事业单位体制下，传媒业的产权不明晰，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转企改制前，大多数单位都沿用这种体制，这种体制造成政企不分，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主体。因此，企业要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做到产权明晰，责权利明确，成为真正的企业主体，自负盈亏。
3、2、2提高资源获取能力
只有提高资源获取能力，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占取先机，获得最具特色的资源。这就要求传媒企业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利用高科技对一定范围内的传媒资源进行调查，从而先于别人找出最具特色的资源作为自身的优势资源。
3、2、3强化资源意识
传媒业已逐渐步入产业化发展的轨道，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传媒资源的重要性，传媒业更应该强化资源意识，重视对传媒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且要好好保护自己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必要时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从而防止传媒资源的流失或被窃。
3、2、4资源共享
传媒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达到有效利用。传媒企业可以通过和国外出版业合作、交流等方式共享资源，也可以通过调整自身产业结构，提高技术，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4结论
传媒业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也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我们要重视传媒业，对传媒资源配置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优化传媒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健康发展。相信在政府及传媒企业自身的努力下，传媒资源配置状况会达到最优状态，传媒产业也定将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2]顾永波、传媒稀缺问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
[3]厉以宁、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J]、中国发展观察，2008，（08）、
[4]李广洁、山西出版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新闻出版交流，2000，（02）、
[5]刘成高，姜淼、政府规制改革与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J]、新闻界，2011，（09）、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6
中国互联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现规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3年7月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上升至78、5%，规模达4、64亿。早在2008年，中国就已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中国无疑也是世界上使用新媒体人数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新媒体使用却具有一些中国特色，最为明显的是它的泛政治色彩。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学者Bill Dutton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全球互联网价值观的国别比较研究，他的调查表明，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网络用户在内容生产的数量（发帖量）上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每周发表政治看法的数量是美国人的两倍以上。的确，在西方充当社交工具的私人属性明显的网络应用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媒体属性的东西，以至“众声喧哗”：网络曝料、 人肉搜索、舆论监督、公共启蒙、参政议政等都借助于新媒体得到呈现。这一点在微博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微博承担的功能远远超出了一款社交媒体。微博反腐、微博议政、微博问政一度成为中国网络生态和政治生态中的重要景观，也让网民狂欢，让公共知识分子为之乐观。继微博实名制之后，新一轮的网络管理随之而来，看似风光无限的微博大V瞬间垮塌。自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后，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加大了对互联网的管治力度。如在集中了全国90%重点网站，互联网流量占全国70%以上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必须把网上舆论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克服‘不能管’、‘管不了’的错误认识，积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切实加强
网络管理。要借鉴社会管理经验，把宣传力量、管理力量向网上延伸，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尽管分析互联网之于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有多种视角，但简单的“国家社会”或“技术-结构”的二元分析框架显然是不够的。在笔者看来，我们需要回到对新媒体属性的基本认识。新媒体首先是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存在的，从这种媒介技术的发生发展来看，它有两个属性：一是商业属性，二是政治属性。这两个属性相互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延伸。新媒体技术在发生阶段是商业属性，发展到后来就具有了政治属性。商业与政治的二元合一恰好构成了互联网技术的正反两面。而从新媒体的经济属性去观察其政治后果，对于理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规制有所助益。
“客户端”与“公众号”：新媒体的赋权与身份变换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所构筑的世界使我们多了一个身份--网民。新浪网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微博用户数已超过5亿。与此同时，中国的微信用户数量也迅猛增加，目前已超过4亿，2013年底有望超过5亿。网民们在使用新媒体应用时，通常需要下载一个“客户端”（Client）软件。显然，在新媒体的程序设计中，我们用户的身份被定义为是一个“客户”；而在玩微信时，我们也会关注一些面向非特定用户的“公众账号”，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份似乎又是一个“公众”（public）。新媒体因此赋予了我们两重身份：客户身份与公众身份。从术语上而言，这两个身份略有不同，前者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可以称之为经济身份；而后者可以纳入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范畴，是一种政治身份。在使用新媒体的实践中，网民的这两个身份可以相互转化。正如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区分“注意力集合体”（attention aggregate）和“公众”的区别一样，“当一个人企盼他想要的东西能影响公共政策时，他就从注意力集合体的成员过渡到了公众成员”。正是网民身份的这种“易变性”，使得新媒体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性后果。
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认为媒介具有“身份和地位赋予”的功能。传统媒体赋予我们的是受众身份，我们是读者、听众或者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其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这种“服务”有时候其实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但我们只能接受，既难以反馈，也无法用脚投票。与传统媒体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媒体的出现一开始就赋予我们以“客户”身份。因而其服务意识远甚于传统媒体，对用户的需求和体验也更为敏感。事实上，这正是新媒体能够打败传统媒体的关键所在。在传统媒体中没有得到实现的“服务客户、满足客户”的宗旨，在新媒体的发展中得到了真正的贯彻落实，这也正是新媒体不断创新的驱动力所在。
作为一种媒介技术，新媒体是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引入或仿制，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新媒体的商业属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没有传统媒体所肩负的政治使命与历史包袱。新媒体才是真正的市场驱动、需求驱动的媒介技术。它为何要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原因很简单，因为用户就是生产力。新媒体的本质是一种影响力经济，注意力经济。美国学者伯纳多・A、胡伯曼在《万维网的定律--透视网络信息生态中的模式与机制》一书中指出：“数字媒体的出现带来了冲击我们感知的信息洪流，维基和基于万维网的社会网络带来了新的信息交往模式，它们正在转变着人们注意力分配的方式。”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下，新媒体必须在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上下功夫：如果某一种媒介技术形态或组织模式解决了用户的问题，契合了用户的需求，那么它就会在这一领域受到欢迎，也会给自己带来商业利益。从网络论坛、BBS、搜索引擎到电子商务网站、博客、微博、微信，以及目前正处于挑战者态势的易信等，都是这样一种技术创新。“客户”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新媒体只有服务好了顾客，才能赢得竞争。
新媒体这种服务客户、鼓励性参与的架构和理念，在满足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培育了用户的一种消费者意识和自由、平等、参与的理念，赋予了客户以知情权和选择权。通过客户的身份转换将之桥接进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这个过程是在潜移默化的无缝对接之中完成的，几乎不留痕迹。正是如此，新媒体发挥了其改变社会的作用。
新媒体的这种功能首先与其商业模式有关。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的“钱货”交易模式，鼓励参与才是Web2、0的核心理念。因为其背后的数据库管理就是一种新的营利模式。用户参与带来的网络效应就是新媒体的一种巨大的商业资源。因此有论者将Web2、0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分享主义、平等主义、平民主义”，这种分享建立在协作基础上。体现在商业运作的原则上就是：用户越多，服务越好。新媒体的商业模式中内含了一种平等和参与的理念。这种理念没有在政治领域中培育出来，却在商业领域中被培育和激发出来了，这实在是一种意料外后果。
新媒体 “客户”的平等理念一旦被唤醒，参与习惯一旦形成，则很容易迁移到非商业领域，如政治或社会领域。作为一个行动者，客户的消费需求与偏好转化为政治需求与偏好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新媒体所打造的网络世界恰好给用户提供了这种转换的契机。一旦客户脱离了单纯的经济诉求，它就可能变成政治领域的公众。这种新的需求反过来会促使新媒体企业的创新。不满足受众的需求，则无法吸引受众的注意，满足受众的需求，则必须承担相应的创新风险。新媒体企业必须兼顾双重身份的网民的多元需求。我们发现，新浪微博产品的开发与运营就体现这样一种逻辑：为了吸引客户，新浪微博必须满足客户的多样化的需求：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层面的，例如言论表达、公民议政、反腐揭黑等，新浪不是不知道这其中的风险，但是为了提升竞争力，它必须冒险创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浪微博创办的最初两年，微博平台的言论尺度还是相当之大的，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微博事件：如2010年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上海高层住宅大火事件以及湖南常德抢尸直播事件等都是通过新浪微博传播放大的。这种“生猛”的表现使新浪微博迅速积累了人气。2010年因此被称为微博元年，“围观改变中国”也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凭借微博产品的创新，新浪公司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今天我们再来看微博，发现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围观”的热度和效果都在递减。这当中固然有多种因素，但也与媒体公司采取守势战略，主动收官有关。事实上，网络“围观”效应与其说是公众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互联网企业创造出来的。不让公众围观，又怎么会有新浪微博的发迹与崛起？新浪微博的发展明显表现出“未商业化先政治化”的特征。一旦聚集起了公众，新浪就不愿再冒着风险打政治球了，而是致力于转型为商业平台，重新把“公众”变成“客户”。将这种聚合“客户”的影响力卖给广告商，卖给电商，同时也卖给企业和政府部门，这即新浪“舆论监测”的买卖。通过舆情买卖，新浪的生意经和政治经合二为一了。
通过分析新媒体的生长史与发育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媒体的商业属性是原发性的，第一位的，而其政治属性其实是商业竞争的衍生物，或者说是一种市场溢出效应。它使得作为客户的网民具有了平等和参与意识，并能够变身公众，参与政治性议题，进行公共表达。反过来而言，一旦这种角色转换完成，网民新的偏好与期待便会形成。并通过“需求-供给”杠杆，反过来给新媒体以创新的压力和动力。
除了溢出效应，新媒体对于受众注意力的竞争还产生了一种“挤压效应”，这就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挤压。这种挤压使传统媒体日益丧失群众基础，不得不脱胎换骨以重建公信力。而所谓公信力的重建，无非就是取悦受众，满足受众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传统媒体的转型：倒逼出了传统媒体的服务意识和客户意识。新媒体时代，许多传统媒体日益向新媒体靠拢，在新闻的贴近性、即时性、有用性和趣味性上不断提升，以期重新赢得受众。新媒体的挤压效应还表现在它“挤”走了传统媒体中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这批新闻从业人员大多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中出走新媒体，大大提升了网络新闻的品质。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及操作技法在新媒体领域得到了延续。可以想象，随着新媒体商业竞争的加剧，一大批有政治情结、有新闻理想或创业冲动的新闻人会转型到新媒体领域，这将使商业与政治、客户和公众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产业与意识形态：二元合一下的规制两难
产业和意识形态原本是泾渭分明。然而在媒体行业它们却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传统媒体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存在的，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才具有了产业属性。互联网则刚好相反，它先是作为一种产业出现的，但当其演化成媒体形态后，则又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初始路径的不同也使它们日后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及演化结果有所不同。
作为一个“双面技术”，从初始路径来看，互联网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种经济产业，正是因为其经济属性，互联网在中国的嵌入因此获得了合法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互联网就是这样的科学技术。1984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他敏锐地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崛起中的作用，却没有对其政治管理作出论述与指示，也许那时候的人们包括邓小平在内，都还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的媒体属性以及可能衍生的政治后果。这之后，中国一直把互联网和信息产业联系在一起，并划归信息工业部主管。2008年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将信息业与工业联系在一起。工信部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拟定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总体规划，振兴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通信业和软件等。”这一主管部门是将互联网作为一种经济产业来对待的。尽管今天互联网的管理“九龙治水”，很多部门包括意识形态部门都在管理。但可以发现，互联网技术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决策，是作为一种产业而存在，在今天也主要是一种经济和技术产业。只有当互联网泛化成为一种大众媒介，并侵入传统媒体的领域时，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才显现出来。然而，由于中国政府体制所带来的管理部门间的区隔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弥散性与不可分割性，传统的媒介管理方式难以奏效。“九龙治水”因此成为一种现实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确实限制了互联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使得互联网无法被完全纳入传统媒介的管理框架。
应该看到，互联网及新媒体产业的经济属性至今仍然是其最大的合法性来源。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经济也正在从工业领域走向第三产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服务”、“信息消费”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谓“信息服务”是一种将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用户，最终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活动。“信息消费”则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活动。这两种活动都囊括了新闻传播的全部内容，但都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将新媒体及其受众整合进了“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的框架，新媒体由此获得了合法性。
2013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更是首次将信息消费提升到了国家规划的层面，这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业是一个利好。根据《意见》的规划，到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照此测算，信息消费规模每年将为GDP增长贡献大约1个百分点。这无疑将在极大程度上夯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的使命与贡献将使互联网的应用与创新获得合法性与生存空间，尽管这种将文化、传媒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纳入融进信息产业化的范围必然对政治领域及意识形态管理造成冲击。
就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想要扩大互联网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又要极力限制其在政治领域带来的消极后果。这种规制思想在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中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但互联网技术的特性及嵌入经济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却使这样的规制很难实现。在新媒体所构成的网络空间中，没有一块专属于“政治”或“非政治”的领地，任何一块领地其实都是可以政治化的。例如娱乐，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可以变成政治。我们看到，很多娱乐明星也在通过微博大谈政治，积极介入公共事件，其庞大的粉丝量使这种政治效应迅速放大。新媒体消除了把关人，也消除了界别，拆除了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围墙。因此，互联网技术的特性使我们无法把商业和政治切分开来 。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看到，政府相关部门也在适应新媒体环境，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最为明显的一点，传统的僵化的媒介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学者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描述了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调适：与过去相比，政府权力一方面在收缩，另一方面也在进行转化和调适。他特别指出，最能表现这种收缩与调适的，就是“信息、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宣传部门正在调适自己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放弃旧有的不合时宜的管理方式，一方面也在探索新的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宣传模式。网络新闻发言人以及政务微博在中国的兴起就反映了这种调适。事实上，互联网经济的溢出效应不仅表现在重塑了网络“客户”的偏好，也似乎在改变传统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偏好。在发展经济的旗号下，我们看到宣传部门也开始讲经营，讲业绩，致力于推进传媒的产业化和多元化经营。进行上市融资，进军新媒体产业，抢占市场份额，传统媒体纷纷试水转型，主管部门也希望通过传统媒体做大市场来放大主流声音。然而，在新媒体主导的商业模式与市场规则下，传统媒体如果仍不说人话，仍然选择性地失语，经常性的传播失灵，无视网民的多元诉求，那又如何赢得网民的注意力和口碑呢？而如果要做这一点，那就需要大变，任何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改进终将无济于事。对于传统媒体及管理部门而言，这实在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商业逻辑遭遇政治逻辑：博弈与均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说过：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需要了解人们的动物精神。他用“动物精神”来描述人们追求利益与成功的创新动力。在笔者看来，在所有的媒体形式中，新媒体及其背后的创新者无益是最具动物精神的。
社会的广泛需求，潜在的商业价值从来都是技术创新的不竭动力。在这种动物精神的驱动下，新媒体的创新虽然或许有些风险，但创新的各种尝试仍然不会停止。只要媒介企业还存在基于市场利益的竞争，总会有新的媒介形态出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市场的本质就是企业家自由的创造。市场的逻辑就是为客户提供服务，只有给别人提供了服务才能在市场上换来你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只要新媒体的经济属性及其所置身的市场环境没有被消除，它们就不会放弃服务与创新。这种技术创新甚至不会因为现有的规章制度而停步。例如“非新闻网站不可以自采新闻”是一项政府管理规定，但商业性网站对这种规则的遵守从来都是相机行事的。原来商业门户网站想编发一些原创性的新闻会通过变通的方式，比如先让一家传统媒体报道，然后再转载进行议题设置。现在则更为直接和大胆，干脆开办频道，雇佣采编人员，直接办起了报纸和电视，把相关的规定放到了一边。我们只能说，这就是商业的追求、创新的力量使然。
为了产业利益，大的媒体公司甚至会进行政治投资和政治公关，以期换取更为宽松的商业政策和庇护空间，减少创新的风险。美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指出：“互联网具有技术的天生政治性，但是它的政治性是政治环境所决定的。那些掌握网络结构生产技术的人是新的政治掮客。”正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新媒体企业成为政治掮客。而作为新媒体的客户，既给了媒体公司以创新的压力，同时也附带享受了其所带来的创新益处。
这种政治掮客行为不但在中国媒体公司中可以观察到，也在外国媒体公司那里有所体现。2010年11月15日，谷歌公司在其“公共政策博客”上了一份“白皮书”，在此白皮书中，谷歌认定许多国家“阻碍信息自由流动”的行为“不仅妨碍人权，而且不利于贸易和经济增长”，要求美国、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采取步骤，“消除自由贸易和互联网商务的壁垒”。显然，推动这种“网络无国界运动”的背后有着商业性的力量和商业动机的驱动。一旦网络技术实现了全球一体化和无差别化，则必定削弱单一国家的控制权力，这也是一种溢出效应。
互联网技术已经部分地推平了信息自由流动的藩篱，正在创建一个更加开放、平等、民主的商业环境。这种技术变革的政治后果我们无可消除，因为互联网商业化必然产生溢出效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新媒体与旧有的科层管理体制的不兼容及由此形成的冲突。一方面管理科层希望收编新媒体，但又要顾及其经济代价与社会后果，这造成了政府监管的两难。技术的“双面性”决定了监管只能是一种平衡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新媒体环境也在促使政治科层体制的行为逻辑发生某种程度的演变。这一切的演变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互联网从经济领域渗透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溢出效应”。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学家默顿所讲的“意料外后果”。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7
[论文摘要]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与发展，以下四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社会经济的作用；政治方面；法律道德。
作为传播媒介实体，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科技设备，也需要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的从业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应有符合自身发展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直接关系着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管理机制亦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除去社会制度的影响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传播机构的内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模式，经营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传播媒介选择管理体制的因素，西方新闻出版事业领先我国百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一、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
探析西方传媒的管理体制，不能不提弥尔顿。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在理论渊源上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分不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形容弥尔顿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时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一声炸响的霹雳穿过至今，仍隆隆回荡……这就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让我们凭着良知自由的认识，自由的发言，自由的讨论。”在这篇名作中，弥尔顿深刻揭示了对言论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对事件的讨论才能不断的获取真知。弥尔顿大声疾呼任何权力机构不应该阻止、妨碍，公众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得真知。
《论出版自由》虽然在思想界、传播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毕竟仍未具有法律效应。《人权宣言》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媒体建构自身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权宣言》明确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它言简意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人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权利。第二，要为自己传播的信息担负责任。美国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审理一件案件时曾说：“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绝不能保护诸如在剧场中大喊‘着火了’一般。”西方传播媒介管理机制，在建立时就对假新闻及新闻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在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政府会乐意看到这一切，但如果踏出这一范围，那么传媒机构必须要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影响西方传播媒介体制管理的经济因素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二战中，由于适应战争与外交的需要，国际广播迅速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战期间，拥有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从27个猛增到55个，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形成了几家大型的垄断机构，但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分不开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国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竞争的国家，它的传播媒介管理体制必然要适应美国的经济发展，即市场经济。
英国的BBC公司，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传播管理体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营类似于我国的传播机构，其实不然，BBC由于技术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其它西方媒体的体制管理表现出特殊，是由于英国与他国国情的不同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国的经济体制。其次，是新型科学技术装备的应用，影响着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构，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西方媒介管理体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种的社会制度当中，媒介的管理体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就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而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上面。而西方则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媒介管理体制就必然姓“资”，所以它是建构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它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媒介管理体制的构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所以西方媒体存在付费的成人频道。四、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社会责任论的诞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新闻道德建设的步伐，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出台，旧有的规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机构纷纷将这些道德目录拉入自身的管理体制当中，媒介管理机构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依照自愿的原则上建立，其原则的应用只能依靠自觉来进行。尽管这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但因其缺乏无力的制裁措施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但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防止其“过于自由”。保护自由和预防新闻自由的泛滥，体现了调控传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团体、政府的调控是极其必要的。
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福乐（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福乐把道德区分为两种。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义务的道德”。福乐认为第一种是对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进步，受到舆论的好评。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义务道德不会受到人们的表扬，但是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及相应的惩罚。“愿望道德”是一种理念，证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准则，而“义务道德”则是人们所必须践行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新闻实践也贯彻新闻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为方式都不具有强制性，它只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肉身，所以新闻道德化不仅要把道德法规与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将社会普遍道德纳入到法律结构中来，这也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要求。
在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当中，新闻道德法律规范化，作为新闻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新闻道德的规章化和制度化使新闻媒介有了严谨的行政手段。约束其以利益为目的而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恶劣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它，更好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新闻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道德的规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道德的过泛化”。二种是“规章过泛化”。“道德的过泛化”会使新闻道德显得过分脆弱，没有强制力的道德将很难约束新闻行政、运营行为；“规章过泛化”极易会发生新闻机构运营新闻呆滞化，没有任何创新的行政运营手段，只会让新闻机构走向衰败。如果新闻规范过于苛责的话，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将会对新闻采访、编写、播报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闻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对搞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体管理体制变革，搞好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周鸿铎、应用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
[2]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1）、
传媒经济与管理篇8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 发展 的重要 历史 时期，回顾和梳理期间的十个重大事件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和升华。这十大事件都有着独特的创新点，分别是：1979年广告恢复（功能创新）、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管理创新）、1986年珠江 经济 广播电台开播（服务创新）、1988年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政策创新）、1991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理念创新）、1994年央视广告招标（技术创新）、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资本创新）、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体制创新）、1998年 中国 媒介经营管 理学 诞生（理论创新）、2006年首张数字多媒体报“播报”问世（融合创新）。文章评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媒介经营管理事件的实践价值，发掘了十大事件的共同点——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abstract: 30 years’ reform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for media management、 review and re-analysis the top 10 media management events in 30 yeas is not only the rethinking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research of munication subject、 each event in top 10 has its unique innovation point respectively, which is function innovation (1979 advertisement back), management innovation (1985 self-circulation of luoyang daily), service innovation (1986 the birth of zhujiang economy radio), policy innovation(1988 the launch of multi-management regulation for media), idea innovation (1991 the code for journalist), technology innovation (1994 cctv bid for advertisement), capital innovation (1994 orient pearl came into the stock market), system innovation (1996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zhou press group), theory innovation (1998 the birth of subject in media management), convergence innovation (2006 first multi-media newspaper)、
key words: reform；media management；munication；innovation
六、央视广告招标，媒介经营管理手段进一步多样化、市场化
1994年，当时掌管中央电视台广告信息部的谭希松，在中央电视台投资的梅地亚中心商务宾馆，开始了中国媒介经营管理的创举——广告招标。Www、133229、COm这位女强人把中央电视台的黄金广告段位拿出来，在全国进行招标，招标时间定在每年的11月8日，谐音“要要发”。此举后来被誉为“中国经济晴雨表”、“市场变化风向标”、“品牌奥运会”，使央视广告飞跃性增长，确立了其在中国电视媒体界的巨无霸地位，同时还造就、影响了多个中国 企业 的命运。
1994年11月，在首届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中，后起之秀孔府宴酒一举击败自家兄弟孔府家酒，以3079万元夺得1995年“标王”桂冠。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的央视广告，让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家喻户晓。夺标当年，“孔府宴”就实现销售收入9、18亿元，利税3、8亿元，主要经济指标跨入全国白酒行业三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董素玉，2005）
随后，每年的11月8日，一年一度的央视广告招标成为中央电视台的重要媒介经营活动，著名主持人主持，新闻记者云集，“标王”不仅获得了广告时段，而且往往会登上各大报刊、电视的主要版面和时段，为自身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但首届“标王”孔府宴酒并没有做好自己的文章。决策失误、结构调整不力和盲目扩张使得企业很快陷入困境，加之自1996年国家对白酒行业实施的控制，2002年6月“孔府宴”品牌最终被零价转让给山东联大集团。而后面两届“标王”“秦池”也应为危机应对不力，使人们对“标王”的效用产生怀疑。而第四届标王得住“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在2000年的东窗事发，使2001、2002年的标王以历史最低价被“娃哈哈”夺得。央视的广告招标一度引起争议和怀疑。难能可贵的是，央视坚持了广告招标这一做法，终于使“标王”再次获得了活力，也使“招标”这一独特的媒介经营管理形式得以发扬光大。2006年央视广告招标名称由原来的“黄金段位广告招标”改为“黄金资源广告招标”，招标时间也调整到11月18日，同时原有的黄金时段广告标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尽管央视的老大地位不可动摇，但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卫视已经开始在收视率上显示出渐渐超过央视某些频道的趋势。湖南卫视于2005年11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最后一场2006年广告招标会，广告招标也已经成为各地方卫视媒介经营和体现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事件评述：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发言人姚景源指出，广告是真正能够反映中国经济走势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央视广告招标的增长幅度总是与中国经济的三个指数紧密相关，一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一是企业景气指数，另一个就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央视招标的每年增长幅度，都反映了中国经济活力的这三个指数的走高。（姜虹，2004）当我们把媒介经营管理放在更广阔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来研究就不难发现， 政治 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影响着媒介生态和媒介经营管理。央视广告招标的十四年历史伴随着广播电视媒介改革开放的步伐，媒介的作用进一步被企业和社会所客观、 科学 地认识，媒介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通过引进新技术、新手段也日臻科学和完善，是积极有效的“技术创新”。回首走过的道路，媒介与广告主的关系、媒介自身价值的定位、招标技巧与广告价格等众多内容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七、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媒介经营管理走入股市
1994年2月，中国第一家媒介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 该公司于1994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组建、成立，注册资本4、1亿元。
东方明珠的上市之路有着当时的时代烙印。1984年，建造400米高广播电视塔的项目就在上海市获准立项。该项目预算达2亿元（后来实际用去8、3亿元）。那时的上海，每年市政建设的资金总共才十几亿元。1991年，经过近八年的筹建，44家国内 金融 机构联手组成银团为东方明珠贷款，才真正启动。同年9月1日，浦东陆家嘴的烂泥渡路上，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打下了第一根基础桩。1992年上海东方明珠有限公司由上海广电发展实业公司（市电信局）、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广播电视报四家作为发起人股，向社会集资2、4亿元。（陈力丹，2002）
为了能迅速融资，1994年东方明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最初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建设筹集资金。筹资建塔的使命基本完成后，巨额资金要寻找出路。该公司把目光投向了传媒领域。1998年5月，该公司斥资4亿多元认购上海东方电视台下属的东视广告公司90%的股权，东视广告公司以这笔资金向上海东方电视台购买部分广告权，期限为50年，“东方明珠”每年的利润回报不低于6100万元。（吴湘韩，1999）
从“东方明珠”成功实现媒介与资本市场的联姻之后，几个有条件的媒介公司也紧接着走上了媒介上市的道路。1999年3月25日，湖南电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电视传媒第一股”。1999年6月，《成都商报》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四川电器，博瑞传媒被誉为中国“报业第一股”。2001年2月，北京歌华有线电视 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全国首家上市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同年，中视传媒上市，这是中央电视台控股的一家传媒类a股上市公司。也是在2001年，it业信息媒体赛迪集团更名为“赛迪传媒”。2004年12月，北青集团赴香港上市成功，为内地传媒企业海外公开上市“第一股”。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被称为是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的公司。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再度燃起上市之火，华闻控股、新华文轩、粤传媒纷纷登陆海内外的资本市场。而拟整体上市的辽宁出版集团、《电脑报》等13家出版单位则将上市的热潮推向极致。（周婷，2007）
事件评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与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会发生关联，不仅是改革开放前无法想象的，甚至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所难以接受和实现的。而在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确立，资本市场才开始得以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健康作用。即使如此，由于媒介自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党的喉舌”的基本职能、肩负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承受着比一般企业更为严格和繁琐的政策约束，都使媒介上市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可能和实践中的想象。因此，1994年“东方明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有着比狭义的媒介经营管理更重大的意义，成为影响深远的“资本创新”，媒介挣脱了众多不应有的束缚，呈现了其“资本宠儿”的特性，展示了中国媒介市场与媒介经济的魅力，其后众多媒介股票或直接上市或买壳上市，终于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媒介经营管理的上市之路。
八、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集团化成为媒介经营管理趋势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1996年5月29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的第一个报业集团。正如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96年1月15日《关于同意建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批复》中所言：“广州日报经过几年的思想理论、物质条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准备，已经具备了较有影响的传媒实力，较灵活通畅的发行能力，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由广州日报组建中国首家报业集团，条件已经成熟。为此同意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
促成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诞生的最关键因素有两点：媒介内部经济实力与媒介外部环境优势。广州日报从1978年率先扩为8版开始，媒介内部经济实力连续几年稳居全国报业之首。而在媒介外部环境方面，可分为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指广东省对新闻管理的开明作风，而经济环境指广州日报地处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有较强的经济地域优势。媒介内部经济实力和媒介外部环境优势使广州日报具备了组建报业集团的有利条件。广州日报组建报业集团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1994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广东省委宣传部就提出组建报业集团的设想，并以广州日报等几家条件成熟的报社为试点。在内部条件成熟与外部政策催生的双重力量推动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应时而生。
采取集团化经营模式以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2002年广告经营实收额将近13亿，而集团化以前的1995年仅为5、3亿元，同比增长了7亿多元。
同在1996年，全国先后有《解放日报》、《四川日报》、《湖北日报》、《新民晚报》、《济南日报》、《青岛日报》、《烟台日报》、《广州日报》等9家报社兼并了12家小报小刊。在发行量上，12家报刊均呈上升态势，在经济状况上，则全部扭亏为盈。
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后，全国相继成立了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等。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成立报业集团45家。（邵培仁，2007：175）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组建之前，两报的利润总额为3、2亿元，总资产为16个亿，3年左右的时间里，集团利润从3、2亿元跳到4、5亿元，资产从16亿跳到20亿，利润几乎提高了将近1/3以上。（闵大洪，2006）
事件评述：在报业集团化不久的1999年，
九、 中国 媒介经营管 理学 诞生，学科建设蓬勃 发展 。
1998年，邵培仁教授所著的《媒介经营管理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式宣告
对媒介经营管理活动的研究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1989年，《中国新闻年鉴》开设了固定栏目《自身建设与经营管理的经验》，专门介绍各地媒介经营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和具体实践。这一栏目的开设，标志着媒介经营管理正式纳入主流视野，并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学者何微在《谈新闻改革》一文中指出“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是一门与新闻规律相适应的综合性系统学科，属于领导 科学 范畴。”该文发表在1988年第1期《新闻知识》上，新闻事业管理也从此被认为是“一门系统学科”。邵培仁也较早在《新疆新闻界》1994年第6期发表 论文 （邵培仁，1994）和他在1995年1月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专门论述了“新闻传播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媒介的市场经济特点与功能”和“媒介经营管理改革”等问题（邵培仁，1995：321）。但是由于受媒介自身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论争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从“新闻事业管理被认为是一门系统学科”到《媒介经营管理学》的真正诞生，花费了整整十年。
进入21世纪以后，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步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相关著作层出不穷，包括：《媒介管理研究》（胡正荣/著，2000）、《传媒产业经营实务》（周鸿铎/著，2000）、《媒介资本市场透视》（曹鹏、王小伟/主编，2000）、《媒介管理》（支庭荣/著，2002）、《广播电视管理学》（徐丽玲、王克/著，2002）“媒介经营管理”丛书（郭庆光、孟建/主编，2002），《媒介管理学》（邵培仁/著，2002），《媒介战略管理》（邵培仁、陈兵/著，2003）。研究领域也从单纯的经营管理实务研究扩展到了媒介产业经济研究、媒介资本研究、媒介营销研究、媒介生态研究等，在不断夯实学科内核的同时，积极拓宽学科外延，这些高质量著作标志着我国的媒介经营管理学正在逐步走向繁荣。
事件评述：媒介经营管理学的诞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媒介经营管理不仅是媒介本身的业务，也是学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和领域。媒介经营管理也不仅是媒介的义务和工作，同样也是学界的责任所在。和所有的学科一样，媒介管理学需要理论指导实践，也需要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并提炼出理论。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来看，媒介管理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涓涓细流到海纳百川，折射了我国媒介经济的健康与繁荣，也见证了媒介管理研究的深入和蓬勃，这是媒介人和学者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媒介经营管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取得的重要成果。
十、媒介整合步伐加快，首张数字多媒体 电子 报诞生
2006年10月25日，《宁波播报》正式推出，这是全国第一张编辑形态不同于传统报纸的全新多媒体电子纸报纸。《宁波播报》的载体是基于高亮度反射型电泳显示技术的移动便携式电子阅读器，阅读器采用的是欧洲最新研发的高科技生产技术，该技术能完整呈现印刷字迹，不发光，与阅读纸介质一样舒适；可通过使用网卡、wifi等实现随时随地的在线或离线阅读；运用html和pdf阅读格式，保持了报纸的形态；内容可随时更新，并可进行便捷查询；体积小，重量轻，采取区别于电脑大屏与手机微屏的中屏显示。《宁波播报》同时附加了电子图书和提供手写笔记应用功能。
《宁波播报》每天出8版，前4版宁波图文新闻，包括要闻、财经、社会、教科文卫等，版面设计简洁流畅，图片清晰悦目，版页翻阅方便，每个版面编发10篇左右时效性、显著性、可读性强的文字稿件和图片新闻；后4版为全国报摘新闻，主要选自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主流报纸，其内容信息对于各类高端读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电子纸报纸可以同时存储多天的报纸新闻和上百部书籍。电子纸的内容可实现个性化订制，真正使“我的报纸”成为可能；读者可直接无线或联接电脑下载信息，也可将内容储存在不同的文档中；由于电子阅读器采用了地址编码技术，可实现读者与编辑的点对点信息互动交流；而远程传输和阅读的技术，也使该电子报纸的“发行”可突破地域的限制。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目前已拥有报纸 网络 版、宽带电子报、手机报和互动多媒体报，在制作发行最新电子纸报纸（e-paper）上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事件评述：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指传统的印刷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结合，“运用 计算 机和因特网来供应多媒体内容的可能性。”（gracie l、 lawson-borders，2005：2）互联网的兴起对中国的媒介经营管理者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传统媒体如何通过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实现生命力、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是中国媒介融合的主要课题。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综合运用传统报业媒体的优势，推出了同时在电脑和高端阅读器上阅读的“宁波播报”就是全新的融合创新，在利用传统报业新闻采编和新闻源优势的同时，将传播触角伸向了网络人群，通过传播媒介（从纸张到电脑再到阅读器）的变革，实现传播生态链的延伸，达到媒介传播效果的最优化。虽然，这一改革和手机“二维码”等尝试一样，还处在“实验室”阶段，但关键是，媒介经营管理者们一直在探索，正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媒介经营管理历程，没有探索就没有创新，探索和创新一样，是一种常态。
[ 参考 文献 ]
[1]陈培爱（1997）、中外广告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chen pei-ai（1997）、 history of china and foreign advertising、 beijing: china price press、]
[2]陈力丹（2002）、关于媒介资本的几个问题、采写编，（1），第21 页、[chen lidan（2002）、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media capital、 interview and editor，（1），p、21、]
[3]陈玉清（1988）、 中国新闻年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chen yuqing（1988）、 china journalism almanac、 beijing：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munic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
[4]董素玉，聂焱，令伟家（2005-11-21）、命运各异：历届央视广告“标王”的沉浮录、经济参考报，第6版、[dong suyu, nie yan, ling weijia（2005-11-21）、 different fate: king of ad in cctv、 economics reference paper，p、6、]
[5]姜虹（2004-11-24）、52亿人民币轻松入怀 央视标王蕴含的标杆意义、中华工商时报、[jiang hong（2004-11-24）、 5、2billion easily es to cctv with the potential meaning in the king of ad、 china industry and merce times、]
[6]贾培信（1988）、中国新闻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jia peixin（1988）、 china journalism almanac、 beijing：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munic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
[7]闵大洪（2006）、中国报业集团十年探索奋进、中国报业，（2）、[min dahong（2006）、 china press groups explore in decade、 china press，（2）、]
[8]邵培仁（1994）、新闻媒介管理改革浅议、新疆新闻界，（6）、[shao peiren（1994）、 discuss on news media management reform、 xinjiang press，（6）、]
[9]邵培仁，叶亚东（1995）、新闻传播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shao peiren，ye yadong（1995）、news munication、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10]邵培仁（2002）、媒介管理学、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shao peiren（2002）、 media management、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1]邵培仁（2007）、文化产业经营通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shao peiren（2007）、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2]王立纲（2007）、起飞与壮大——中国报业改革三十年备忘、青年记者，（11），第19页、[ wang ligang（2007）、 take off and develop – memo of china reform in newspaper、 young journalist，（11），p、19、]
[13]吴锋（2005）、 从边缘到中心——《洛阳日报》发行20年回眸、传媒，（10），第16页、[wu feng（2005）、 from edge to center—look back on luo yang daily’s circulation in 20 years、 media，（10），p、16、]
[14]吴湘韩（1999-10-15）、传媒与资本市场“眉来眼去”、中国青年报、[wu xianghan（1999-10-15）、 media begin eye contact with capital market、 china youth daily、]
[15]余统浩（2006）、关于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诞生的记忆、南方广播研究，（11）、[yu tonghao（2006）、 the memory about the birth of zhuajiang economic radio station、 southern broadcast research，（11）、]
[16]曾广星（1996）、十年广播改革回顾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s1），第20页、[zeng guangxin（1996）、 rethink of broadcast reform in 10 years、 journal of china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s1），p、20、]
[17]周婷（2007-11-19）、文化创意产业期待点石成金、中国文化报，第1版、[zhou ting（2007-11-19）、 cultural creativity awaits turning into gold、 china culture newspaper，p、1、]
[18]gracie l、 lawson-borders（2005）、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convergence: case studies of media convergence pioneers、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