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论文(精选8篇)
社会调查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实践 高校教育 新时期 文科学生
[作者简介]申红星(1978- ),男,河南辉县人,新乡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河南 新乡 45300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4(2014)20-0161-02
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在文科学生中纷纷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以锻炼文科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起到社会实践一般意义上的功效,而且对高校文科学生能力的培养具有特殊价值。本文拟围绕社会调查对高校文科学生的功用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进一步提高高校文科学生的能力水平,强化当代高校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社会调查实践对新时期高校文科学生的重要作用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增强其研究能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有利于学生在社会调查实践中收集本学科研究资料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潮流是跨学科的融合研究,很多人文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文化学、旅游学等,其研究视野不再拘泥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而是提倡跨越学科的界限。而开展这些人文学科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提倡进行社会实践,在实践当中获取本学科的研究资料。例如,历史学研究主张改变过去研究大多集中在帝王将相以及少数的精英人物身上的状况,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而开展这些内容的研究,仅仅依靠传统的官方史书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不断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将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以满足史学研究视角转换的需要。同样,社会学研究也常常需要运用到历史方法和跨文化的比较方法,需要与历史学、文化学等密切结合。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可以让他们利用节假日时间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区之中,到村落田野之中,收集一些地方性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政府档案、统计资料、族谱、碑刻、民间文书等文献资料,而且包括通过访谈获取的口碑资料。这种通过社会调查获取资料的方法,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梁方仲、费孝通等,已经广泛使用。当前在文科学生教育中采用这种方法,对于丰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现课堂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结合,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收集与整理的资料,必为高校文科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实现学术创新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感知社会,更好地理解来自社会的资料
现今高校教育培养的是兼具一定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高校文科学生,由于其专业特点,实践机会相对不多。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情况,让他们走出校园更好地感知社会,特别是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来自社会的资料。在高校文科学生学习中涉及很多资料理解问题,对于来自社会的资料的理解除了有一定的文献功底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例如,历史学专业涉及对基层民间社会资料的理解,如明清的保甲、里甲,民国时期的各种慈善组织、公共组织等资料;社会学专业涉及对档案资料等的理解。尤其是一些从乡土社会中收集到的地方性社会资料,只有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才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寻找地方性材料是第二位的,更好地理解、感知、解读这些来自社会的资料才是最重要的。
(三)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增加论文选题的多样性
在对高校文科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学位论文的指导是很重要的部分。而当前高校文科学生在学位论文撰写方面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位论文如何选题。很多文科学生普遍反映很难找到具有创新性的论文题目。一些学生为了完成论文撰写工作,不得不选择一些别人已经研究过的题目,造成“炒冷饭”的选题现象。论文选题面临种种困难,必然会直接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导致很多本科生学位论文质量不高。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通过社会调查活动,再加上教师的引导,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进而增加论文选题的多样性。例如,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已不再是开展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宏大叙事研究,而是强调日益精细、日益细致的区域个案研究,提倡“以小见大”,关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社会实践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料,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必将在很大层面上提高学生的历史研究与创新能力。在社会调查活动中,学生可以接触到许多与社会发展、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以及民风民俗问题,这些素材经过分析、提炼,都可成为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依据。这样写出来的论文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感、现实感。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爱乡爱家的情感,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一般都鼓励学生利用节假日时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社会实践、田野调查,或开展问卷调查,或集中收集政府档案、统计材料、族谱、碑刻、往来书信、契约等地方性资料,并进行访谈。对家乡进行社会调查,可提高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的兴趣,增进学生对家乡所在地的了解,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培养其热爱家乡的淳朴情感。同时,开展社会调查的过程,也是学生初步与社会接触,不断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过程。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认识社会现实,锻炼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其与人沟通的能力,从而为其将来步入社会、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社会调查实践的具体策略与方法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非常必要,其作用也十分重要。然而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方法。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在社会调查之前,应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不是盲目地开展,而是应有一整套的计划和实施方针。首先,要求学生在开展社会调查之前,对社会调查的时间、地点、目标、内容、实施方案、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难等,进行通盘的考虑和准备。其次,在明确社会实践地点之后、实践活动真正开展之前,认真阅读与此地点相关的社会文献资料,比如地方志、相关档案资料等。再次,开展社会调查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器材的准备。如前所述,进行社会调查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收集地方性的相关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这就需要准备一些必不可少的现代器材,诸如数码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等电子器材,应将其充好电源、调试完毕、妥善准备。最后,开展社会学方面的社会实践,需要尽早开展对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以备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之用。总之,社会调查开展之前的准备工作异常重要,这将直接影响社会调查的正常开展以及调查的效果与质量。
(二)在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应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调查记录尽量全面、完整
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节值得高校文科学生注意。一方面,要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比如,对一个村落开展调查,需要我们收集一些访谈资料,那么究竟应选择哪些人进行采访呢?一般来说,应选择那些上了年纪的、有一定文化知识、当地消息灵通的人进行采访。因为这些人在当地生活的时间较长,对当地的了解相对较多。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学生还应掌握一定的与人沟通的技巧,让陌生人愿意敞开心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实践工作的顺利展开。采访过程中,还必须注意认真记录,对于采访的时间、地点、内容都应认真加以记录,最好能对谈话的内容进行同步录音。另一方面,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做的记录,应尽可能全面、详细、完整。如对调查的确切时间,调查的事件、人物、结果等的记录,都应非常完整。因为这些调查都是不可回续的,不可能等到调查结束之后,发现有缺漏的地方再回去补救。所以,在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应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
(三)在社会调查实践结束之后,应迅速做好总结,撰写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实践结束之后,需要对此次社会实践及时做出总结,最好的方式就是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社会实践报告是在对社会某一专题进行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社会实践,学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应在此基础上对所调查的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社会实践报告兼具实践性和告知性,结构应完整、严谨,论述的语言也应严密、精练。一般来说,在社会调查完成之后,应立即撰写社会实践报告。这是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刚结束之时,自己的直观感受最为真实,很多社会实践中的认识也最为深刻,此时进行社会实践报告的撰写,时效性最强,记录也最为完整,不会有太大的疏漏。否则,若是在实践活动结束一段时间后再去撰写社会实践报告,那么很多实践过程中的感悟、认识等都会或多或少地遗忘或缺失,留下很多的缺憾。
在当前高校教育日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背景下,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无论是对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还是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时,应注意一定的策略与方式。在调查活动开展之前、过程之中以及之后,都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而言,需要与时俱进,在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紧跟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如果条件成熟,教师最好能亲自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共同讨论实践活动的结果,真正地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以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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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论文篇2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所以有人说:“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备了微弱的基础。这种研究有别于前阶段的农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发点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改造;而后者乃从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出发。第二,现阶段研究的对象是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前阶段则着重于生产力的技术分析(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第三,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是从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和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而前此的研究则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来,仅仅从事于静止的观察。”【16】
社会调查论文篇3
大二毛概社会实践报告一:
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内部正发生着诸多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内部调节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复旦大学投毒案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杀人事件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亟需正确的心理引导,故我们选择和制定此活动及活动方案,通过调查问卷和免费发放心理辅导资料等。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考验,文化危机,精神层面的东西跟不上物质层面的发展,文化改革浪潮正迎面袭来,站在时代前缘的我们理应接受时代的考验亲身去实践,发扬社会正气,摈弃不良之风,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学生形象,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自身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一个学校的发展,从一个大的层面讲,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进行此项内容的调查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关键是我们必须去用于实践,而并非是一纸空文,不然的话,纸上谈兵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沈括的那个失败下场,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效:我们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一个细致的调查,要将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和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而后揭示出本质,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最后充分正确的认识其本质,而后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并且通过此活动引导部分学生转入正轨,调整好心态,愉悦的在大学学习。
以下是调查的具体情况:
一、调查篇:
调查时间:xxx年4月---20xx年5月调查对象:xx学院在校大学生调查过程: 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对工作的调研,就形成不了写工作报告的意图,也掌握不到鲜活的一手资料,这也是调查报告写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具体实施流程: 一,小组成员进行讨论确定问卷调查内容,制定问卷调查表。
(1)调查方式灵活多样,可以是群体型的调查,或是单人型的进行调查,地点也灵活多样,校园或是教室或是宿舍均可。
(2)小组成员均要参与本问卷调查,本问卷调查拟定调查容量200人,小组成员共同分担、
二,编辑《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南》小册子未来有着明确的目标而努力着。许多同学为了应付不得不参加的考试,不能不做的事而学习。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动机功利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杠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对于学习,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功利意识。对还没有学的课,学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学习这门课有什么用?因而出现了专业课、基础课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技能类课程如计算机、外语、股票各种各样的证书班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明显对比。考证热正是学习功利化的直接表现。学生充分了解到市场对各种证书的青睐,因而放弃了专业课的学习去追逐各种有用的证书。这是造成大学生们对大学学习目的不明确的主要原因。
2、生活开销大。大学生们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大致在500到1000元中,其消费水平,家里也只能勉强维持。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经济独立性差,消费没有基础,经济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大学生自主消费经验少,不能理性地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大学生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费观念,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消费都是受媒体宣传诱导或是受身边同学影响而产生的随机消费,冲动消费。21世纪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当代的大学生们已不再满足于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娱乐、运动、手机、电脑以及新型的IT产品都成了大学生消费的热点。大学生的消费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大部分学生会去旅游,去歌厅、酒吧消费,或是购买电脑,手机、MP3,反映出大学生具有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拥有高质量生活的渴望。
二,情感篇
1,爱情观。当代大学生对于爱情,从总体上看是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的,能够正确地处理学习、恋爱和人生的态度等关系,以及恋爱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恋人之间的误会、失恋等等。大学生对爱情应该持慎重的态度,避免在恋爱问题上把握和处理失当。我们应该客观的吸取恋爱中的益处与避免恋爱中的弊端。不断增加自己的交际能力与语言表达。要有效地提高社交能力、可循两方面入手,一是对社会情境的辨析能力,一是提高对其他人心理状态的洞察力。所谓对社会情境的辨析能力即为社交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2,亲情观。大多数大学生并不认为父母非常了解自己,与父母倾诉不开心的事仅为少数。在生活,消费,学业或就业方面较易发生沟通冲突,面对沟通问题,大部分学生较积极主动。大学生与父母联系频率适中,联系时长适中与父母发生沟通障碍的原因有哪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不同,还有技巧和方式不当,父母专制严重,独裁。对于大学生来说,建立良好,和谐的家庭关系,还应主动找时间和父母聊天,体验交流
3,友情观。人在大学里新交了很多朋友,与高中以前相比人觉得自己进入大学后对待朋友以及对待友谊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有人认为要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有人认为性格相似也很重要,还有的人认为要互相尊重,或者选择朋友也会因为他,她对自己学习有帮助。还有的人认为年龄相仿也会影响自己的择友。
三,学习篇
近年来大学生专业对口率呈下降趋势;大部分人选择的工作与所学专业不是完全对口却与专业有一定关系。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许多同学都为自己的就业情景感到担忧。作为大学生,我们要具体分析自己的主要矛盾,要明确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针对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主观臆断,要分析社会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主观符合客观来选择自己的专业和就业岗位。
调查结论和建议:
1、学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加大心理健康的宣传力度,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开展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为同学们心理健康提供良好的文化土壤。
2、高校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咨询要讲究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深入同学中去,及时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关心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现苗头及时给予沟通与辅导。
3、常见人际交往障碍的克服每个人在交往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改善人际关系,加强人际交往,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都有重大意义。提高认识,掌握技巧、充分实践,改善交往措施、培养良好的交往品质。在人际交往中应尽可能地做到:肯定对方、真诚热情。在沟通时,语言表达要清楚、准确、生动。要学会有效聆听,做到耐心、虚心、会心,把握谈话技巧,吸引和抓住对方。此外,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角色,在教室是学生,在阅览室是读者,在商店是顾客。在交往活动中,如果心理上能经常地把自己想象成交往对方,了解一下自己处在对方情境中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体会一下他人的心理感受,就会理解别人的感情和行为,从而改善自己待人的态度,这种心理互换也是培养交往能力的好办法。
大二毛概社会实践报告二:
一、指导思想
本次社会实践(调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以教材第一章第五节《科学发展观》和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内容为中心,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调查),加强和完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概论)课的实践教学。
二、目的意义
社会实践(调查)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我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成果大实践模式的尝试和具体应用。
通过社会实践(调查),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加深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理解,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还可以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长才干、关注民情、服务基层、奉献社会,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创新精神,使同学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实施过程
1、本学期理论课结束之前,16-18周,任课老师按要求对所教班级学生进行布置;讲清楚本次调查报告的格式和题目,组织形式和具体要求。
2、暑期老师对自己所代学生进行及时辅导、沟通和交流。
3、本次调查报告的收集:下学期开学后的第1-2周,各位老师收齐自己教学班的社会调查信息反馈表和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进行批改并评定成绩。
四、组织形式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活动采用学校统一组织和个人自主结合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同学可通过自主方式完成课程实践活动。学校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调查)有两种形式:
一是学校组织的校级学生实践团队。
二是各学院组织的专业考察、科技下乡等社会实践小分队,由学院团委组织、专业教师带队指导。
以上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调查),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将概论课社会实践(调查)与专业考察、科技下乡结合进行,并按要求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五、具体要求
1、全员参与。全校20xx级本科生必须人人参与本次社会实践(调查)活动。
2、就近就地进行。除了学校和各院系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外,自主社会实践(调查)的同学,建议结合家乡所在的市县镇村相关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3、社会实践(调查)要眼睛向下,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利用所掌握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以及专业理论知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分析,创造性地提出思考和建议。
4、调查对象必须真实、具体。为了反映本次社会调查的真实性,要求将本次调查的对象(被调查的单位、个人及地点)用图片及相关证明材料(须签字盖章)表现出来,调查报告须插入自己的实践图片,相关证明材料(须签字盖章)请填写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学生社会调查信息反馈表(格式见附件一)里。
5、自主实践的同学应及时通过电子信箱、电话加强与指导教师的交流。指导教师选取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走访指导。
6、本次社会实践(调查)活动时间一般1-3周,活动结束撰写报告,报告的撰写要明确一个主题,以事实为根据,尽量做到内容详实,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论述(报告题目可参考下面所提供的参考选题),篇幅3000字左右,下学期开学第12周提交指导教师(任课教师)。
7、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注意事项:
(1)封面、正文、封底使用相同格式,报告用WORD文档打印,可插入能够反映自己实践活动的照片,格式要规范。(封面、封底等格式见附件二)
(2)封面上需注明调查题目、个人信息、报告撰写日期等。
(3)除封面外,报告应包括内容摘要、正文、结语等。
(4)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材料详实、逻辑严密、语言流畅、论据确凿、论证合理。
社会调查论文篇4
关键词:;调查研究;当代意义
一生做了大量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现状,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对于当代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历程
土地革命时期,先后深入到宁冈、永新等地,了解边界的土地占有状况,从事实出发,制定了《土地法》,并根据《土地法》的实施情况以及在赣南兴国地区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法》作了重大修改,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上地”,满足了农民土地需求,调动了农民生产枳极性。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明确使用“调查和研究”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
《兴国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农村各阶级对土地革命的态度等具体问题,成功解决了当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土地政策”的问题。此后,他就土地斗争和苏区建设等问题做了一系列调查,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此次调查对“调查会”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做了反思,在身体力行的同时,也对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为其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的《反对本本主义》集中了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在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
二、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内容
调查研究思想是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和方法等方面基本内容的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与目的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反复强调的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性的基本观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2]的著名论断。还强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3]因此,做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社会各界的政治经济情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可以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策略。
(二)阶级分析法是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认为,调查研究应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调查技术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的参与对象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调查人的指挥能力决定开调查会的人数,要定调查的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4]阶级分析法是进行调查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它贯穿于整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指出:“用马克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足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5]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分析出发,全面剖析了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得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两个部分的结论。
(三)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的主题
调查研究思想蕴含着群众路线的深刻主题。调查既是一种民意调查的有益方式,更是一种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有力抓手。“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6]群众是调查研究的对象,并是国家发展大计的受益者。从调查研究的目的到对象再到最后调查研究结果正确与否的检验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实践,调查研究思想与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相契合。
三、调查研究思想的现实意义
调查研究思想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群众性,学习调查研究思想,对于党践行群众观点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层面,坚持和发展的调查研究思想是坚持群众路线,提高执政水平的基本前提。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调查研究的对象,也是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调查研究就是把党与群众联系起来的桥梁与纽带。党要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解决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调查研究。此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不是在它的先头。”[7]因此,深入群众开展调查才能够正确的体会民情、体现民意,做出正确的结论,符合科学的决策思路,是不断提高执政水平的基本前提。
在社会层面,坚持和发展的调查研究思想是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较狭小,国家与个人之间缺乏一座信息传达与反馈信息的桥梁。政治参与度低或激进的参与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强调自上而下坚持和发展调查研究思想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而强调自下而上遵循科学的民意反映渠道,配合上级征求意见的工作则是一种参与和构建。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是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积极理智的参与有利于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将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在个人层面,坚持和发展的调查研究思想有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在信息快速传播与中西方文化交相碰撞的时代,不同的价值观相互交融,交错影响,作为个人应该时刻抱有理性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辨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在舆论浪潮中保持冷静,扩大信息比对渠道,在未获得全面和真实的信息之前,不妄加评论。
调查研究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为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严峻考验,同时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个人来说也是个不断面临选择和决策的节点,因此坚持和发展调查研究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2]《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3]《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4]《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5]《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6]《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社会调查论文篇5
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在这过程中并涉略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史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在这儿,笔者试图对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下层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早期社会调查中的城市下层研究
1,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和外籍教师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
中国20世纪初期的城市社会调查是与社会学的传入及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社会学系。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上海杨树浦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相当发展,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劳工问题,基督教青年会遂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劳工以及其他问题的调查。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师也主持、组织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形成了一个社会调查运动。早期的社会调查多由外国传教士或外国教师主持,在调查内容的选定和方法的运用上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主要的城市社会调查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了“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
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G、G、Dittmer )指导该校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分析,其中汉族人100家,满族人95家,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
1918-1919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J、S、Burgess )和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等仿照美国茹素斯基金会所组织的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 ),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 )。
1924年,基督教会的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中外教师的带领下,对济南市社会概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内容可谓相当全面丰富,调查结果以《济南社会一瞥》为题于同年用英文发表。
2,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从事的城市问题调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开始作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
自20年代始,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据费孝通教授回忆,“(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即S、D、Gamble,也译为甘博)、布济斯(即J、S、Burgess ,也译为步济时)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费孝通,1999,p32)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组织、主持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当时主要的调查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等。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批调查成果:林颂和著的《塘沽工人调查》(社会调查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麦倩曾著的《北平娼妓调查》(《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许仕廉著的《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牛鼐鄂著的《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刘宝衡著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年,市社会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社会局著的《南京社会》(1934年,南京局),杨蔚著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史国衡著的《昆厂劳工》(1943年,商务印书馆),社会部著的《成都社会概况调查》(1944年,社会部统计处)等等。
3,早期城市下层调查的评价
自《北京:一个社会调查》出版以后,全国兴起了社会调查之风。其后,20年代开始,大量模仿美国城市社会学、人类学进行的社会调查涌现出来,内容主要涉及人口、劳工、风俗、妇女、教育、灾祸和社会概况等。各类社会调查数以万计。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仅在1927到1935年的9年间,全国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9027件之多。
综观这些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较突出的特点:①对下层群体的关注。除上述那些调查成果外,还有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王际昌于1929-1930年间指导40多人对上海市杨树浦工人所从事的调查。②重视对“生活”的调查研究。突出的如陶孟和于1926到1927年间所作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他采用了家庭记帐法,对北平48家手工业工人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对12家小学教员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写成的。采用日用帐簿法进行调查在当时还是个创举,此书是在国内采用记帐法调查工人家庭生活费的第一本书。之后在各地的对生活费的调查,大都采用此方法,因此其在方法上是有较大贡献的。③理论、方法上的成就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在调查内容存在分散重复的问题。在方法上借鉴外国的较多,自主创新的较少,调查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手法。此外,缺乏学术上的提升,以社会调查为工具、具有社会学理论趋向的调查较少见。④缺乏政府的制度性支撑。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没有实施对城市贫困状况的制度性调查,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社会学者和各种民间机构的调查成果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总的说来,中国早期城市生活调查的开始早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当时的调查绝大多数以了解、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改良社会为主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调查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在起步时就初步具备了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的学科性格。但由于研究队伍的学术准备等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查往往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学术上的收获显得不甚突出。与当时调查者们主要师法的美国城市社会调查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相差甚远。例如这些调查没有从社会结构入手来分析、解释问题。在具体的调查中也没有采用同时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等方法、在城市人文区位学等方面作出尝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学在中国兴起。农村复兴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村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取代了城市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据赵承信先生统计:1927年所有地方社会调查中,68、6%是城市社会调查,6、5%是农村社会调查,其余时全省性调查。而到1933年,农村社会调查首次超过了城市调查,到1935年,城市调查降至23、8%,乡村调查则升至37、8%。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日趋严重,政府开始推进农村问题调查。许多调查项目被政府的有关部门接收,列入经常性的调查项目,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部分。随之,城市社会调查开始衰落。
二、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1,城市调查的停止和恢复
共产党执政初期,曾有一些社会学者参与了城市的社会改造运动并取得了一些调研成果。在广州市,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在杨庆?诘拇?煜拢??斡肓硕约伺?⑵蜇さ牡餮泻透脑旃ぷ鳎?握胤⒒垢?菡獯尾斡胧杖莞脑旎疃?卸云蜇さ牡鞑榛疃?戳艘黄?畚模?豆阒菔衅蜇さ母霭秆芯俊罚ê握胤ⅲ?001年,p278)。
1950年代开始,一方面,随着社会学专业的被取消,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国基本上消失。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有关“阶级”“阶层”的概念发生变化。在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体,被认为已经不再存在。整个社会中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同盟军”,被认为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贫困”、“下层”这样的概念及问题,也随之消失。
中国的社会学专业恢复于1979年。198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开展了城市社区研究,对居民生活,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自那以后,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相关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调查和研究也渐趋深入。80年代以来比较著名的城市社会调查有:
1983年10月,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同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进行了“天津市千户居民问卷调查”,调查涉及天津的9个市区、35条街道的1000户居民,内容涉及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后来,天津市的做法还坚持了下来,其他很多地方的政府也仿效天津的做法,开展了类似的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调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比如浦东新区政府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的浦东居民调查也属于这一类。另外各地政府也有一些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调查,如上海有《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
2,90年代以来的调查研究
19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下层的调查和研究,社会学家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①下岗工人问题研究;②社会分层研究;③社会贫困问题研究。
90年代开始,大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工人的下岗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和“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在中国社会中突现出来。也所以,对以上诸问题的研究几乎是在同时期成了社会学家的研究题目。这种调查研究受到各级官方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牵引和支持。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家和各省的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置中,下岗工人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城市贫困问题等一直占据一席之地。相应的成果也大量面世。
在各种研究成果中,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涉及到了工人的问题和“城镇职工中的贫困层”问题。而在他和胡俊生、洪大用合著的《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中,城市失业下岗群体的问题得到了具体的分析和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研究。在9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调查中,李强的一系列实证性调查对于中国社会学界产生有较大的影响。
“城市贫困问题”多与反贫困(扶贫)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联结在一起。除了各种政府科研项目外,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国家统计局、民政局等部门推动了课题的展开。关信平、洪大用、王有娟等一批研究者从事了相应的调查研究。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的概念定义、模型分类、规模状况、形成原因、扶贫政策等问题,已出现有相应的成果。
“社会分层”研究在前几年的中国社会学界曾是个很热门的题目,各地也出现过一些较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中影响最在的当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报告将“阶层”概念从社会学界推向了全社会。同时它明确地将各种以职业群体划分的阶层作了等序排列(“十大阶层”)(1),并进而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等级。这样的研究,使城市社会的“下层”较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三、城市下层研究面临的课题
1,关于“城市下层”的概念和社会构成
在9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城市下层,如上所述,虽然已有不少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但城市下层群体一般被表述为“下岗工人”、“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等特殊的群体。如何将“城市下层”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确立、并进而展开研究,仍是个课题。
相对于具体的贫困群体,作为一个阶层概念,“城市下层”的涵盖面应该更广,其区分标准也不应限于财富收入。同时,“城市下层”存在于城市城市社会,它既区别于农村社会的贫困层,同时也应该包括所有城市中的下层居住者,而非专指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此外,“城市下层”问题的学术所指,是与下层居民生活状况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即使是“贫困”问题,它也不只是经济收入的问题,现代城市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涉及到社会制度、产业结构以及相关者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种族-民族、居住区域、生活式样等各个方面。
关于城市下层的基本构成,目前国内已有的城市贫困研究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局限在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范围。笔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关注社会事实本身的学科理念,还是基于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研究者都应该将城市中所有实际的居住者列入到研究范围中来。从目前中国一般城市社会的状况来看,可以认为,所谓“城市下层”大致由以下几外方面构成。
①原有城市下层成员及其家庭。包括旧贫困街区(如上海的“棚户区”、“下只角”)居民、低收入劳动者、无保障老年人、病残人等及其他们的家庭。
②新形成的城市贫困成员及其家庭。90年代以来遭遇下岗失业的人员、回城知识青年(包括支边青年、下乡知青等)、退休回沪人员、犯罪人员等的家庭等。
③征地人员中的贫困层。郊区被征地的农民,作为“农转非”人员,其职业、身份都已非农化,许多征地人员的居住地也已城镇化,他们应该被纳入为城市社会研究的对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目前或者从事低收入劳动、或者失业待工,正成为城市下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定居于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包括从事低收入体力劳动的工人、保姆、以及从事摊贩等各种杂业的流动人员。这些人目前尚不被承认为城市人,但他们居住、工作、生活在城市,其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也不再会回到农村。虽然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将他们纳入进去,学术界也多将他们视作为“流动人口”,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2,关于城市下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在既有的调查和研究中,有一些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较多地站在行政职能部门的立场上设定问题、研究问题,从问题意识到概念设置,主要源自于行政职能部门的实际需要及其制度框架,缺少相应的学科视角和学术空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那些没有本地户籍的居住者一直没有被学者们视作为“城市居民”。在对城市社会的研究中,国外已有的城市社会学的许多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迟迟没有被运用到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中来。而在有关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既有研究中,一方面,关注宏观结构的多,研究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少。另一方面,虽然有不少研究出自社会学者之手,但其问题关心接近于人口学、经济学、行政学等。现有的对城市新移民、外来下层劳动者的研究,不少社会学者将问题视作为“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的问题,较多的基于的是对社会城市化、城市发展、经济效益或社会秩序稳定的关心。而在现有的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中,下层社会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基于目前中国城市社会迅速分化的事实和既有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相应的研究尝试。
(1)城市生态学的研究
区域分布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城市生态学研究也是自美国芝加哥学派以来各国城市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实践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的区域分布的形成、变化及其对于阶层分布的影响等等,除了一些城市史研究者有所涉及外,社会学界还少见有研究者关注。在目前城市开发、城市改造的风潮中,城市规划与城市下层区域的变化趋势、各区域公共资源的享有、配置状况(包括交通、商业、教育、服务设施等)对居民阶层的分布所起作用、各种区域的阶层和文化特征又是怎样地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形态,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2)生活结构理论的导入
生活结构理论在各国的城市生活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经济学家将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同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家庭开支的平衡问题放在一起来分析。福利学的学者则研究构成家庭及其连续。循环性运转的诸要素、诸关系的结合式样或形态。而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由所属阶层、居住地域、所属团体等所规定的、交织而成的城市人的生活式样(pattern )。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贫困层的“生活形态”的问题,但关于“生活结构”,还未见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介绍。以生活结构理论为参照,在对城市下层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构成下层居民生活的诸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间的各种关联的总体。具体的如研究人们生活领域中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条件和时间的、空间的框架,还有具体的行为类型的体系。这样的研究,需要对各种关系作出分析,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劳动与休闲的关系、生活目标与生活手段的关系、家庭目标和成员个人目标等的关系、区域特征与各类贫困家庭的生活形态的关系等。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社会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多重变化,目前又正普遍经历着城市大开发,如何重建生活,已经成为城市下层的一个严峻问题,对下层生活结构的研究十分迫切。
(3)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于现代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城市下层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离不开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必然地涉及到如何理解各国城市问题的共通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国际共同研究、比较研究越来正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重视。这样的研究不仅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研究本身所必需,它同时也正在催生着“国际社会学”这一新领域的形成。这可以说是各国社会学研究者的共同的课题:他们要研究各国具体的、实际的现象,同时他们必须去捕捉、解释那些超越国界的现象。
在本文中,笔者所探讨的主要是社会学如何开展城市下层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对城市下层的调查和研究,这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在目前的中国,起码有两项工作是需要政府和学界去共同努力:其一是各级政府需要把对社会分层状况和城市贫困状况的调查加以制度化,也就是定期地、规范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调查;其二是学术界需要展开跨学科的共同研究,如在城市生态研究、社会生活研究中,社会学需要与文化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的交叉。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界来说,一方面它本身依旧存在着学科如何进一步专业化的问题,即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真正独立出来,更为规范地建设相应的专业领域。与此同时,现实又迫切需要它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于一个恢复发展才20多年的新兴学科,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
注:
(1)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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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论文篇6
「内容提要二十多年以来,调查研究已经广泛地被国内学者所采用。然而,在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和技术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调查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有所意识。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从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方式的局限性。探讨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希望引起人们对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
「关键词调查研究/方法论/社会研究/局限性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对这样的一种被普遍使用的研究方式的反思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调查研究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研究中逐步被本土研究者所广泛采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也开始大量发表,其中较早的大型社会调查包括:全国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北京职业声望和地位调查、天津市千户问卷调查等。从1988年至1998年,大陆最高层次的社会学刊物《社会学研究》就先后有131份调查报告发表[1](p1)。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式在中国内地的普遍兴起,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表现出同步性。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同步性,是因为上个世纪初美国作为社会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证研究兴起及其在全球造成的普遍影响。而大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从一开始甚至到现在,都表现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研究方式的移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受其影响,大陆学者在重建本土社会研究之时,就注重采用以体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对本土社会进行研究,而调查研究是最能体现实证主义特征的。
在调查研究被普遍采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调查研究的这一社会研究的方式的局限性有所意识。对调查研究局限性进行反思,一方面是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社会学研究重心的地位开始削弱,而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社会学研究的重新兴起,更重要的是实证主义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试图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从发,探讨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方式的局限性。
一、调查研究及其内在逻辑
国内学者对“调查研究”这一概念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风笑天曾经多次在其著作和论文中对国内学者的这种认识作出过分析。在风看来,国内很多学者在认识上还是将调查研究方法等同于社会学研究方法[2]、而多数国外学者则认为,调查研究(SurveyMethod)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等同关系,调查研究只是社会学研究的方式之一。根据国外学者的理解,实际上可以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本文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3](p72)
从上述对“调查研究”的理解来看,调查研究采用的是一种问询的方法来获得资料,也就是用书面问询(自填问卷)和口头问询(结构式访问)的方法来获得关于调查对象行为和思想的资料。另外,由于资料收集工具的标准化,以及通过抽样的办法达到对总体的推论,调查研究的资料往往作量化的处理。这使得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①有着本质的不同:实地研究强调的是通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直接观察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思想的理解。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两者在获得资料前的先验性准备上。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之前往往对所要问询的问题作出事先的准备,并且这种准备以标准化的工具(问卷或结构式访问表)反映出来,而实地研究则往往要求研究者在观察时不应有先验性的框架②。调查研究的这种先验性准备使得它在研究逻辑上表现出验证的特征,而这种验证性在下文将谈到的解释性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功能上来看,调查研究主要包括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的了解,并从中得出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调查研究的描述体现的逻辑仿佛是归纳原则,这使得这一研究方式表现出与质的研究相似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把握达到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但是,描述性调查研究对于所要把握的事实和现象有着先验性的准备,那么,这种把握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客观事实的把握呢?描述性调查与质的研究对社会事实的把握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调查研究借助概率抽样的方式,希望超越对资料收集对象所属社会事实的把握,达到对一个更大总体的社会事实的把握,而质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对特殊事实的把握,对特殊性而不是对普遍性的把握。两者的这一区别实质上是对普遍适应的社会规律是否存在的不同认知,而这也是两者在方法论上差异的一个体现。
解释性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对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作出解释。这一目的最能体现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那就是从一个规律性认识出发,借助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达到对这一规律性认识的验证。人们对社会事实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认识,有相当一部分是抽象性的,要达到对这种关于规律的抽象性认识的验证,调查研究必须借助“逻辑”(logic)和“实证”(empirical)两个方面的支撑。逻辑体现为研究者将抽象性的认识或观点转换成可经验认识的命题或假设。而这种“逻辑—实证”的程序体现的正是所谓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其实,这种程序与规则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的借鉴,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在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向自然科学的借鉴。并且,这种借鉴排除了以其他方式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的合理性或真理性。
总之,无论是描述性的调查研究还是解释性的调查研究,其内在的逻辑都是从一个先验的认识或把握出发。描述性调查研究准备采集何种关于社会事实的资料,描述社会事实的哪些方面,多有先在的、标准化的设计与考虑。解释性调查研究的出发点——规律性的认识,或许可以是人们以其他的研究方式探索的结果,这种规律性认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调查研究的资料所验证,并且何以将验证的结果推及到资料来源主体以外的社会世界?实践着的调查研究者,起码在潜意识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抱有一定的乐观倾向。这正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模仿与崇拜使然,是对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的普遍的、客观的、可测量的存在的肯定使然。调查研究的内在逻辑使得该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首先表现出来。
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上述对调查研究及
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这一社会研究方式的方法论基础,那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源于17世纪以来西欧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且,实证主义的兴起也与启蒙运动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促使19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引进社会领域。[4]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传统差不多是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方法论传统促使了社会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传统肇始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而涂尔干则将其推向顶端。这一传统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着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并且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5](p11)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从研究程序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对自然科学研究逻辑与程序的借鉴,强调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具体到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调查研究来看,这一社会研究方式,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合乎因果关系的原则;强调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强调一切认识和结论都必须来源于事实,并且能够为实践所验证;重视对经验事实进行客观把握,为了达到这种客观把握,要求把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将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到关于人与社会的研究中,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在解释上的普适性。
总的来说,强调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普遍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客观性,研究结论的经验可验证性和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同时,正是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使得调查研究在探究关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普适之因果律的质疑。实证主义追求的是对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的认识,而这一点则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人文主义方法论(包括某些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揭示出社会人文现象的个性、特殊性(如民族性、本土性和语言、文化特性),消解了对认知对象的共性和规律性的探求[6];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彻底了关于社会的实证研究的可能性,他们明显表现出反本质、反规律、反普遍化、反总体化、反同一性、反确定性、反一切概念,肯定多元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差异性、非中心等特点[7]、实证主义强调的普适性所遭到的质疑是由于实证主义只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相同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社会与自然的不同的方面。对普遍性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效仿的后果,这种效仿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是遭到了反实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本原因,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效仿,还使得实证主义对关于社会的知识和解释类型的理解表现出单一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知识和解释的多样性。“戴维逊根据认识的对象,区分出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互为主观的知识。他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主要属于后者。客观知识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客观原因来说明和预测物理现象的产生或变化。而对社会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不仅需要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互为主观的知识来理解行动者的目的、动机和理由,即主观的理由解释。例如,人们可以用气象条件来解释农业歉收,但是仅仅以农业歉收来解释农民起义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通过理解起义者的深层动机和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动。”[8]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或世界),并把普遍命题当作科学知识的唯一形式,而把其他知识形态视为“非科学的”[6]、这种错误使得实证主义在理解和把握关于社会的知识时,不可避免地在视角和方法上表现出局限性。
即便是对客观知识的诉求,实证主义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的把握上的瓶颈。具体来说,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调查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前文已述,调查研究所具备的先验性特征,其实就是对研究的主观性的难以摆脱。而客观性的质疑又使得实证研究的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大打折扣。实证主义强调研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经验事实的把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主观的影响?即便是在调查研究中,经验事实的获得在其研究工具(问卷等)的设计上就表现出研究者的目的性、选择性以及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与渗透。
在对所谓客观性追求中,实证主义还表现出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倾向,否定主体与客体进行互动的事实。这种对主客体关系事实的忽视来源于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等同的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得实证主义在对所谓客观性的把握抱有盲目的乐观。
实证主义的缺陷与不足正是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在本质上的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同时也表明,调查研究仅仅是探寻社会知识的方式之一。
三、调查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是调查研究在本质的上困境,那么,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应用中又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表现出其独特性。
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连续出版了两本由边燕杰等组织内地、香港和台湾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调查研究的论文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20__)和《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20__)。这两本论文集对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及问题作出了分析与探讨。其中,边燕杰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心理二重区域”、资料比较性问题,以及大陆社会的调查研究面临的问题,即政治敏感性、调查理论的不足、大陆社会的复杂性等[1](p5-8)。本文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国内调查研究的局限性。
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籍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理论与概念的借用和移植给调查研究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边燕杰所谓的“语言问题”[1](p5)。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借用西方理论和概念,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比方,“社会资本”研究曾经一度是社会研究的热点,早期国内的学者借鉴荷兰人范德普尔等的研究,采用“提名法”来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结果很快发现这一方法的“水土不服”[9]、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调查对象对“关系人”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有关。其次,中国内陆的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译自西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Montgomerybroaded曾经打算在中国研究selfconcept/selfesteem与教育成绩的关系,但是如何正确翻译self和selfesteem呢?如何把中文译出来的字句放进问卷内?如何知道受访者真的了解西方的self和selfesteem概念呢?[1](p5)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在
笔者曾经参加的一项中美合作课题的调查中,借用了一部分西方的心理测量表,实际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量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水土不服”问题。说到测量工具的使用,又使人想起(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测量工具与测量结果评价,而借用的许多东西,比方“常模”的借用,使得本土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常模是在西方社会经过多次反复、大样本测量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由于文化的差异,所谓的常模未必就适用于对中国人测量结果的评价。这一借鉴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本土研究(特别是调查研究及其数据)积累的缺乏,以及后文将要论述的,由于学术研究经费的匮乏所导致的大规模调查与测量的缺乏。
由中国人心理上的独特性所导致的对调查研究的限制,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比方说,调查对象对“调查”行为的理解也可能导致对调查的阻碍。调查研究应该是一个一般性的认识社会的过程,但建国以来的“调查”实践又使得“调查”在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涵。正如方慧容所言:“在中国,调查研究又是一个,或者说随时可能转为一个改造调查对象的过程……对于被调查者来说,调查研究的意向则要相对明朗得多,调查研究总被认为是一个纠正错误,或者避免可能的错误,从而有益于被调查者的过程。”[10]虽然本文所谓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当今的学术活动中的调查研究,与导致人们对“调查”形成上述看法的,由隶属官方的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所谓“调查”根本就是两回事,但既有的“调查”实践使人们对“调查”形成的特殊认识却改变不大。在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说在那些很少或没有接触过本文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对象当中,上述认识尤为强烈。笔者曾多次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遇到类似上述心理带来的障碍。在一次关于移民的调查中,我们(访员)是由村干部带领下进入农户,在居委会干事带领下进入城市住户家中的③。当我们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是某某单位来做调查时,虽然调查涉及的问题并不敏感,但我们明显感觉到调查对象对“调查”的警觉。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笔者及研究同事在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时,均改用了“采访您”或“向您了解一点情况”这样的说法来代替“调查”,即便如此,被调查者对类似于“调查”的行为仍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戒备,这跟人们观念中对“调查”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从更技术性的层面来说,调查研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抽样方面,那就是样本的采集问题和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从样本的采集来说,中国的多数学术性社会调查都或多或少运用了行政组织资源。换句话说,“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在实际抽样过程中均有普遍的运用。这种运用在给调查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的介入使得抽样具有某种倾向性,从而偏离了抽样的随机性要求。样本采集过程的另一个困境主要表现在抽样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样本规模稍微大一点的社会调查在制定抽样框(包括多级抽样框的制定)的时候,往往利用现有的官方管理资料,如户籍资料等进行的。以户籍资料为例,这种方式针对流动性小的地区是可行的,但对流动性大的区域,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局限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户籍所在地人口无法在户籍所在地找到(他们可能正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其二是户籍所在地的外来人口可能又落在抽样框之外。梁玉成指出,中国的(城市)调查的抽样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按照已有的样本框,即城市逐级管理的“区——街道——居委会——居民户——居民”框架,另一是地图抽样法。在对第一种方法的讨论中,梁也指出了“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会导致研究的困境[11]、而地图法,实际上是将城市地图划分为若干“马赛克”,然后先抽取若干“马赛克”,接着在抽中的“马赛克”中抽取户。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在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更多,因为这种方法运用起码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作保证。首先是技术条件,这种方法要用到诸多技术,甚至卫星定位技术;其次是要有区域内的人口分布数据,并且这种数据要及时更新。由于技术和调查经费的限制④,上述两项条件在多数调查研究中往往很难得到保证,从这一抽样方式的鲜有采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跟抽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抽样的代表性。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和中国社会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作为一个差异性大的整体也许有着普遍的规律存在,然而,对一个差异性大的总体而言,来自于一定区域社会的样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可以做到推及总体?苏耀昌等在比较香港、台湾和大陆的社会调查时指出:“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台湾也是一个不太大的地区。而大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种类繁杂,每个省都有其地方特色,城市和乡村区别很大。而近二十多年,社会、经济、政治和人口,变迁巨大、快速。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在一个城市和一个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是否可通用到整个大陆呢?”[1](p7-8)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是没有被研究者所意识,问题可能是多数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诉求,期望通过对局部社会的理解来达到对中国这个整体的理解。其实,对区域社会的研究和探讨本身不仅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ul、Cohen)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12](p142-143)
本土调查研究在技术和手段层面的局限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比方,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看抽样技术,风笑天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__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的分析发现,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13]、除了抽样技术以外,国内的研究者对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方法与技术的掌握上同样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均说明调查研究的局限还有很多是来自于研究者本身。当然,研究者调查研究素养的缺乏也跟中国的特殊性有关,多年的学科中断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实践在中国的缺乏,进而导致相关的研究者队伍不成熟。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调查研究的经费投入问题。作为经验研究的方式之一,调查研究的经费需求相对较大,经费投入的不足是对这一研究方式的硬性制约。
四、结束语:对学术研究群体的反思
对调查研究的局限性的分析,并不是要否认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是藉此达到对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活动本身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活动的主体进行反思。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表明:有关社会的知识是复杂与多样的,因此探寻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将某一种认知社会的方式普遍化与绝对化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困境。拿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说,在我们借鉴西方主流(美国)的研究方式方法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实证主义的传统,即便是在美国,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也遭到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责难,更何况本土社会还有着其独特的特征。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欧洲实践,也许能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范式的多元化也许更能够促使我们多角度、全面地把握社会的实际规律。当然,不能说本土研究者对方法论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缺少对方法论的探讨,但缺少将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实践的结合。学术分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如果分工的
结果是将方法论的探讨者与经验研究的实践者分为两个甚至不相关的群体,那么这样的讨论的意义又何在?
在调查研究实践中,技术和手段的局限性表明,研究者对研究工具的选用是一个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调查研究越来越多地被采用、被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主客观的限制,忽视研究主题的合适性,盲目采用调查研究的技术与手段。更有甚者,定量技术的采用是为了修饰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出于研究的本源需要。另外,在各种定量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些源于自然科学的所谓科学原则与方法必须抱有一定的警惕,因为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探究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也许法国的星占学家伊利莎白。泰西尔(ElizabethTeissier)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事件⑤,掀起的不仅是学术标准的大讨论,而是对社会研究到底是什么的反思,是对社会科学探究知识的方式的反思。
注释:
①实地研究被看作是社会研究的四大方式之一,这四大方式分别是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非介入性研究)(风笑天,20__b,p8;艾尔。巴比,20__,p294—423),由于实地研究最能体现质的研究范式的特点,这里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不同。
②譬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越来越强调对研究“滤色镜”的剔除和以土著知识(localknowledge)来思考(参考:基辛,1981,P52;郭于华,1997)。
③找干部或居委会干事带领是考虑到现场进入的便利性,这是中国很多入户调查采用的一种策略,但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带来了负面影响,下文将对这种负面的影响作专门的论述。
④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数项目(除了海外资助)经费都是相当有限的。
⑤20__年法国女星占学家伊利莎白。泰西尔(ElizabethTeissier)以其论文《对后现代社会既爱又恨张力下的星占学的认识论地位》在法国法国索邦大学(巴黎第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参见《中华读书报》20__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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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论文篇7
【关键词】文献综述;社会调查;资料收集;研究和调查
【Abstract】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that is in certainly of the period, author rightness some a research problem various related cultural heritage carry on system to check with analysis, and as to it's medium of of data, data and main standpoint carry on induce to b, analysis refine but pose of thesis、The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a necessary link in the society the inquisition the research and have can't act for of function、This text will from the basic conten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angle of view, then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in the society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eaning launch analysis and explain, for full exerti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in the society the inquisition of the function provide some ories basis、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The society investigate;Data collections;Research and investigate
引 言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之后,作者在对选题设计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中相关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基础之上,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新水平、新动态、新科技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社会调查,是人们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有计划、有目地对相关社会事实进行资料收集、归纳、分类以及研究,从而做出描述、解释和提出对策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献综述既为社会调查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准备工作,也为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新观点和新看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开展文献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的基本内涵
认识和把握文献综述的基本内涵,是开展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研究工作的基本和前提。作为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是“综”与“述”相结合。“综”是指经过作者对阅读材料的整理、综合分析,把许多文献资料的共同观点、实验结果和方法提炼出来,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加以综合、概括的科学思维过程。所以“综”是精华与核心;“述”是指专门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个方面的问题,是在“综”的基础上,按文章的写作程序把它表现出来展示给读者的过程,是一种手段和方法。
一个好的文献综述就要充分地收集与课题相关文献的相关资料,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有力的支持和论证,不但可以为下一步的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某种延伸的契机,而且能表明写作者对既有研究文献的归纳分析和梳理整合的综合能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对学位论文水平的总体评价。因此,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不仅为调查研究提供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资料,而且能够使作者掌握关于所选课题的知识,有助于启发作者选题和调查研究视角与调查方法的思路,为选题和调查设计提供线索;更有利于提高作者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2、 文献综述对社会调查的作用
文献综述中对一些社会调查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等方面的述评,为社会调查的深入开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因此,文献综述中所负载的知识信息,对于开展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作用。
2、1历史性作用。从文献综述的综合性来说,有利于为社会调查提供清晰明辨的历史资料。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时期同一课题的所有主要研究成果的综合概括。因此,要尽可能把所有重要研究成果搜集到调查者手中,并作认真细致地进行加工、整理和分析,使各种流派的观点清楚明晰,清晰地运用到社会调查之中,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提供了历史依据。
2、2客观性作用。文献综述的描述性来说,有利于社会调查研究客观的转述并运用文献中的观点。文献综述在对各种流派的观点作介绍时,应该保持这些观点的“原味”,这就要求对被介绍的观点作客观性的描述。因此,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运用文献综述,首先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各个流派的重要观点进行转述;同时,在归纳各种观点时,要抓住要点,表述时应简明扼要。
2、3前瞻性作用。从文献综述的评价性来说,有利于社会调查所选课题今后发展动向或趋势的明了。在社会调查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介绍研究成果,传递学术信息,还要对各种成果进行恰当而中肯的评价,并表明作者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文献综述重点在于“述”,要点在于“评”。由于评价的倾向性,通过文献综述,就会引导出对课题今后发展动向或趋势的说明。
3、 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
社会调查是一种系统的认识活动,它既包括资料的收集工作,又包括资料的分析工作。文献综述是由调查者通过系统的查阅与所选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和加工,从而撰写出综合性叙述和评论的文章。那么,从所研究对象的资料对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来看,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价,不仅可以进一步阐明所选课题的意义,还可以为本课题组织材料、形成观点奠定基础。
3、1有利社会调查者明晰选题。文献综述对社会调查了解所选课题的情况具有重要作用,使社会调查者对课题的选定能够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在科研性的社会调查中,文献综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研究课题的历史、现状、当前争论的焦点以及发展趋势的情报资料,能够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到本领域的全面情况,从而确定这一值不值得做,为什么要做,去研究什么。这些都是在文献综述对研究课题的查找和了解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利于研究者选定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3、2有利于社会调查者更新知识。文献综述对前人对相关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使社会调查者能够对选课题有效地进行知识的更新。文献综述具有内容浓缩化、集中化和系统化的特点,能让调查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某种专题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明确的认识,有利于帮助他们迅速地了解到有关专题的历史、进展、存在问题,做好科研定向工作。
3、3有利于社会调查者确定方法。文献综述对相关内容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归纳和梳理,使得社会调查者对能够很好地把握和确定调查研究视角与方法。文献综述对所选课题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有利于调查者了解以前关于这些发面的调查与研究,能够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恰当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确定一个更为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问题,进而确定调查研究视角与调查方法。
3、4有利于社会调查者借鉴或参考。文献综述的检索的作用,使社会调查研究者对的资料来源有了清晰地认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与参考。文献综述后所附的参考目录可为读者已确定课题的许多参考文献,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报检索系统。利用参考书目采用回溯检索和循环检索的方法,可获得成千上万篇的文献资料,为读者对调查的了解和知识的运用提供了帮助。
3、5有利于社会调查者开拓视野。文献综述把相关的各种观点的收集和整理,使社会调查者在研究中能够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的组织材料。作者通过收集文献资料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熟悉并掌握查找和积累资料的方法,并且在查找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的分析、归纳、整理、综合的能力,是作者全面、完整的了解有关专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培养锻炼组织材料和正确表达思想的能力。
小 结
文献综述作为一种科学文献,通过为社会调查所选课题收集丰富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整理,将收集的资料运用于社会调查研究中,是社会调查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要重视文献综述在调查研究中的作用和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顺达、陈有进、孙宏安 《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
[2]赵春福 《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社会调查论文篇8
近年来,社会生活中“跟风”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跟风”现象折射了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中国人为啥爱跟风?跟风的程度如何?如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等等。针对以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做了关于“中国人跟风心态”的问卷调查,截止到7月22日,共有5214人参与。此外,人民论坛记者书面调查了220人,总计5434人。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
当今中国人跟风的程度如何
选择“非常严重”的占75、3%;选择“比较严重”的占22、0%
从历史上看,跟风现象古已有之,元明清各朝各代都有。“您认为当今中国人跟风的程度如何”,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非常严重”的占75、3%;选择“比较严重”的占22、0%;选择“一般”的占2、4%;选择“不好说”的占0、3%。
调查结果表明,当今时代,跟风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用“跟风热”来表述目前中国的种种从众现象毫不为过。
据人民论坛杂志记者了解,“跟风”之“潮”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从某类型服饰的跟风到炒股、房地产买卖的跟风,从日常消费的跟风到文化消费的跟风,从广告明星代言的跟风到电视栏目的跟风,从留学跟风到文凭跟风,这一浪高过一浪的跟风潮,“成就”了不少影视明星、文化名人、明星企业、电视台。
由于风潮的背后缺乏相应的抑制或者平衡机制,因此,助长了浮躁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
中央党校向春玲教授指出:跟风的一个直接的心理机制源于人们有从众心理,即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在中国,这种行为不仅时时有,而且处处有――常突然而起,又轰然而散,且循环往复。
“您认为当前哪类跟风现象较严重”,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娱乐类节目,如选秀、相亲节目”的占15、2%;选择“小孩上兴趣班跟风”的占12、3%;选择“养生热班跟风”的占11、9%;分别排在前三位。
调查结果表明,大同小异的娱乐类节目的泛滥,表明节目背后创新的缺乏,靠模仿讨好受众已成行业通病。小孩上兴趣班跟风,之所以排在第二位,充分说明现在的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都不希望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人民论坛记者调查,有些家长虽然不愿让孩子上兴趣班,但看到别人的孩子都上了,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兴趣班。而“养生热”的兴起,表明人们在满足温饱之后,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注重身体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健身养生、延年益寿,享受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当前公众普遍缺乏一些养生知识,从而使一些人盲目跟风,失去了判断力。
专家指出,以上跟风现象的出现,表明了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引导力的弱化,使得一些“另类”文化凸显。媒体要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引导,而不是变本加厉为着所谓“收视率”把大众推向虚幻。
中国人为啥爱跟风
30、2%的受调查者选择“信仰的缺失”
“您如何看待跟风现象”,调查结果显示,47、2% 的受调查者选择“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43、1%的受调查者选择“折射了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6、8%的受调查者选择“跟风古已有之,没什么稀奇”;2、3%的受调查者选择“体现潮流,有一定积极意义”;0、7%的受调查者选择“其他”。
可见,盲目跟风、随大流的行为,显然是没有主见,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
专家指出,调查结果充分揭示了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价值多元,良莠难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浮躁的心态。跟风从而使我们在生活方式、文明习惯乃至人生境界等方面陷入流行化、浮躁化、庸俗化。
当问到“您认为中国人为啥爱跟风”时,30、2%的受调查者选择“信仰的缺失”;17、0%的受调查者认为“同化式教育的悲哀”;14、3%的受调查者选择“依附他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分列前三位。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精神生活层面上却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危机,而信仰的缺失就是精神危机的主要缘由之一,如何使人有信仰的支撑,显得尤为重要。
人民论坛网网友留言道:“随着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进步,无明确目的性的跟风,来得快,退得也快。另外,对于一些有明确目的性的跟风,与公民社会大众的公民意识成长有关系。”
也有不少受访者认为,通常情况下,万事跟着大家走,就是安全的。之所以跟风,是因为常常处于某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来做决策,人们只好去参照周围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做决策依据。
专家认为,对个人而言,“跟风”是一种没有个人主见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对企业而言,“跟风”是一种原创力弱的病态的发展方式;对社会而言,“跟风”狂刮不止则是一种缺乏创新力的同质化建构方式;对国家而言,“跟风”现象的泛滥则凸显了在相关法制缺失下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跟风热”如果听之任之,将会严重危及社会的基本准则和人们的价值观,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跟风背后是信仰和文化的迷失
22、5%的受调查者认为跟风 “凸显主流价值观的迷失”;21、7%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当前社会缺乏文化自主性的体现”
“盲目跟风凸显了哪些社会问题”,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凸显主流价值观的迷失”的占受调查者的22、5% ;“是当前社会缺乏文化自主性的体现”,占受调查者的21、7%;“是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表现”,占受调查者的20、7%;“凸显是非曲直的标准缺乏”,占受调查者的20、3%;分列前四位。
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大众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多元,另一方面却在某些强势媒体的主导下越来越趋向猎奇、盲从和跟风。跟风乱象的蔓延,折射了主流文化中价值观引导的乏力和影响力的弱化。
如何纠正盲目跟风?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结果显示:23、2%的受调查者选择“媒体要履行社会责任,杜绝商业性炒作”;另有22、8%的受调查者选择“倡导国人理性思考”,列所有选项前两位。
“国人跟风看怎么跟,中国人关心自己的健康有错吗?这就是媒体的责任,他们只看商业利益,糊弄百姓,导致人们上当受骗。”新浪网网友留言道。这体现了人们对媒体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忧虑。
中国传媒大学刘京林教授指出,受众应努力提高媒介素养,消除媒介崇拜心理,善于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要有质疑精神,要形成尊重科学的理念。同时,全社会应积极倡导公民的个性发展,鼓励创新精神。
在人民论坛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杭州市政协张永谊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创造“风头”,发现“风头”,利用“风头”,引领社会朝着科学、文明、健康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面对诱惑众多、变幻莫测的世界,每个人更应多一份理性,多一份思考,面对风尚潮流,学会把持自我,既不落伍,也不盲从。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和加剧,各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错综复杂。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国人理性思考,提升公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与判别力,无疑是一件极为紧迫的艰巨任务。(执笔: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
调查结果
・七成以上受调查者认为中国人跟风的程度“非常严重”
・“您如何看待跟风现象”?调查结果显示,47、2% 的受调查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