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有那些国家(3篇)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

中国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东南亚最近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只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波动现象，影响不大。东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增长势头，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发展前景看好，亚太经济目前以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同政治安全对话相结合等三个方面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在经济改革方面，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经济结构调整逐渐深化，竞争能力不断提高，正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亚太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日趋活跃，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湄公河盆地发展等次区域合作步伐加快；而亚太经合论坛和亚欧峰会也正将经贸、投资、技术合作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亚细安区域论坛、亚细安与对话伙伴国外长扩大会议等机制，使亚太区域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同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相辅相成，促进了本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不过，亚太地区的发展仍然面对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地区内发展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市场准入、贸易条件、技术转移等方面仍然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外部条件制约等因素。

货币危机不完全是件坏事中国外经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这次货币危机是一次很好的演习，从中可以看到在环球经济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多。中国看到了东南亚国家体现出来的团结和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也将推动中国通过亚太经合论坛等途径，进一步加强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没有理由因为最近东南亚货币动荡，而对东亚以及亚洲国家的经济前景产生怀疑。因为市场在这里，单以中国来看，就有12亿人口的市场，只要有市场在，经济坏不到哪里去。龙永图也以“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和“幸灾乐祸”来批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所采取的“不正常”的态度。他以美元兑马克汇率为例说，近年马克兑美元贬值了多少，但就没有听到欧盟说要采取什么行动，有时是“人言可畏”而导致人心惶惶。他也说，“我是相信‘风水轮流转’的，现在世界经济的重点就是在亚太市场，西方不应当一直将这个趋势，当作是它们的危机，准确的讲，应该是它们的商机，”因为亚洲国家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市场，提供了它们技术转移和再发展的机会，还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转型和调整的阵痛”。龙永图说，一位西方外交官曾向他用一个非常生动例子来表达某些国家的心态，这位外交官说，西方现在象是一个年华已逝，红极一时的女主，由于做惯了主角，现在还是喜欢站在舞台最瞩目的位置，面对许多年轻漂亮的新秀，虽然知道她们迟早会代替她，但心里总是酸酸苦苦的。

东南亚货币动荡将是短暂的

一些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们说，为其经济而自豪的东南亚国家可能只需度过一个短暂的痛苦时期。东南亚各国自从让其货币随行就市以来，这些国家遭受了货币动荡的沉重打击。对于把货币稳定视为经济长期增长基础的各国政府来说，刚刚过去的是恶梦般的二个月。分析们家说，这一波动和几个股票市场所出现的相应动荡可能将是短暂的，只要各国政府和各公司都迅速适应浮动货币汇率而非受管制货币汇率的新时代。

所罗门公司（新加坡）首席地区战略专家卡波尔说：“如今经济理性主义的复兴占了上风。坦率他说，我并不悲观失望。”

另一位专家苏波尔说，浮动货币汇率举措是“正视现实的一服良药”。

货币危机不会阻碍东南亚经济正常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具有一种未卜先知的预见能力。两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他的这种看法使他闻名遐迩，但却遭到亚洲的鄙视。他写道，如果不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

但是克鲁格曼现在并不洋洋得意。他说：“这种情况来得如此突然和如此具有戏剧性，这就表明，这不是他所预测的长期（增长）下降，而是一种暂时下降，因而亚洲能恢复过来”。他又说，目前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过多的投资者、借债者、企业和官员认为：过去的快速增长率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看来很清楚，事情不会这样。举例来说，资本日益稀少。货币混乱使亚洲许多公司的筹资计划落空。

银行家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的同时，会迫使泰国做当选政府可能认为不合自己口味的事情，例如坚持让数以百计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坚持增税和加速出售国有资产以弥补政府自己的损失；坚持更加开放市场和从长远考虑更加放宽对货币的控制。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是有益的。

荷兰一家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说，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基本因素仍然有效。他认为这是短暂的喘息而不是崩溃。他承认：“9％和10％的增长已结束东南亚不得不回到4％、5％或6％的水平”。

新加坡的一位企业领袖在再次观察了东南亚的经济情况后说：“长期的基本因素：相当稳定的政府、出口势头强劲、人口年轻，仍然存在，即使出下降仍是高速增长”。

金融危机不会导致东南亚经济进入衰退期

部份经济学家认为，已持续两个月的东南亚货币市场危机，虽导致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及资金外流，但东南亚经济不会因此进入衰退期，反而会在电子业复苏下，带动出口增长。

由于本身货币大幅度贬值，东南亚各个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相继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实施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导致投资者纷纷把资金撤走，各地股市也因此狂泻。另外，东南亚货币兑美元的币值疲弱，虽令它们的出口更便宜，但为了防止币值进一步滑落而调高利率，却使它们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偿还外债，包括巨型发展项目的推延。分析家们认为，这一切都可能令东南亚经济陷入衰退，但所幸的是全球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就将强劲复苏，令它们的出口受惠。

瑞士联合银行负责区域经济的研究主管巴苏认为，现在根本谈不上经济衰退，因为在过去15个月表现欠佳的全球电脑市场，刚开始强劲复苏，整个区域将因此得益。电子产品是东南亚出口中的重要成分，只有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后才算是步入衰退。但这是不会在马来西亚或印尼发生的。新加坡在7月份连续两个月取得出口增长，证明电子产品的需求正回复成长；泰国的出口在6月份取得96年4月以来的最大幅度增长9.3％，在一定程度上给泰国心理上的支持，也是本区域经济的一线曙光。

唯高达拉士的区域经济分析员认为，经济成长会放慢但不会出现不景气，因为东南亚的出口业向来都有很好的表现。实际上，它是区域货币目前唯一的依靠，建筑业和银行业的表现则会较弱。最坏的情形是区域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坏帐问题，令整个金融业动摇，就象泰国曾经经历过的。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一切就看政府如何处理。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新加坡开设的博讯国际（MMSInternational）总经理认为，东南亚的出口竞争力可能因为这次的货币危机而加强，成为个“超级具竞争力的区域”。但外国投资者可能也因此对它失去信心。如果它们持续性地无法恢复信心，流入本区域的外资将减少，经济复苏的步伐也会放缓。东南亚在过去20年大量地吸收外资。所以能取得近年来的快速经济成长。

东南亚金融危机还会持续

一些市场分析员发出警告，自今年7月初以来本区域货币虽已由泰铢自由浮动掀开大幅下跌的浪潮，但这场风波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他们认为，以目前的走势来看，这场风波还会延续一段时日，而且市场还须经历更多类似的震荡，而最值得担心的是，这场风波对整体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有人认为，本区域暗淡的经济前景，再加上不稳定的对应策略，使得商业信心大减，接下来许多外国资金便会陆续抽离本地区市场。

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一份预言，东南亚区域的货币危机不会在1999年之前结束。新元、零吉和印尼盾最早会在1998下半年恢复某个程度的稳定，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则要等到1999年中或1999年底才会稳定下来。

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说，泰国铢的贬值还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且这种贬值尚未结束；它将阻止银行向外贷款，将会重新引起通货膨胀并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

BZW的货币研究室主任德蒙？苏普勒说，货币危机一个接一个地蔓延到东南亚所有的国家，结果是，“今天在这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增加了，原因是它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

亨达国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邓予立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未告一段落，各国货币仍要经受考验。邓予立指出，国际狙击手近日仍然持续不断地狙击东南亚货币，而区内的货币开始呈现强弱悬殊的局面。泰国铢及印尼盾还是处於下挫的轨道。投机者趁泰国与印尼等地经济基础不稳与外汇储备有限，而推低当地币值和股市。东南亚货币现时无疑处於超卖，却未有迹象回稳。金融危机暂时未算平息下来。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先後推出若干金融措施应变，但估计这在短期是不容易收效，要在中长线才会有良性的效果。东南亚国家要积极地花相当多时间去重新改善经济基础和金融货币结构，才有可能击退外来的狙击。

美国可能会使这个进程恶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要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一一时开始出现的。迄今为止，没有通贷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当然，美国的短期利率在1994年曾经格外低，而今天却不那么低了。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日本的利率现在很低，因此肯定会上升几个点。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这场戏还没有完。泰国的危机将使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资金逐渐减少，而不管从基本原则上说是否完全合理，结果是提高了利率。美国可能使这个进程恶化，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刚刚开始提高利率。

后果不一

BAAsia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这些国家的情况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差别：泰国的银行系统陷入危机，因为不动产部门纷纷破产（银行对不动产部门的贷款过多），银行自己欠了一身以坚挺外汇偿还的债务；而在菲律宾，银行系统健康得多，它在不动产方面的介入也很有限。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也重复了这一区别，他指出：泰国银行是被迫将泰国铢贬值的，而菲律宾中央银行则是抓住时机使其比索贬值，因为它知道比索使其工业付出的成本太高；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迥然不同，但“感染”是难以抗拒的，泰国铢和菲律宾比索的贬值迫使其他国家流出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今天，几乎可以说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在自愿地调整方向。但是，无论是被迫的贬值还是想要增强竞争力的贬值，经济都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纳皮那说：“泰国将会陷入严重的衰退，因为目前15％的实际利率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企业破产。

对于菲律宾，人们的预测分歧比较大。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预测，菲律宾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区，因为银行出于减少外币债务的考虑维持高利率和限制贷款。吕塞尔·纳皮那则认为，“出于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的贬值”将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马来西亚可能也会从完全改变汇率政策中获益，萨克尔说：“由于缺少劳动力而使工资过高，马来西亚的增长速度将会大大放慢”。纳皮那认为：“在维持经济增长和保护货币之间，货币当局更愿意让林吉特下跌，以便能够降低利率并支持经济活动”。

东南亚经济圈将同美国分离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吕塞尔·纳皮那指出：“这些货币的浮动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从亚洲奇迹开始到现在，东南亚的中央银行第一次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将导致东南亚地区经济圈同美国的分离，同时将导致一个新的地区经济集团的诞生。也许恢复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在痛苦中获得的。

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能够引导有关国家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由此而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采取那些一般性的做法。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可以促使人们对规章条例的使用范围，对信贷机构、保险公司、资本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加以改进。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很好，而且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能够注意使那些与各机构的偿付能力、与风险分担相关的规章制度得到具体实施，那就更好了。

目前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这种混乱，也会促使该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当时对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不得不依靠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日本银行，作为与这一地区有关系的“参照性”中央银行，它也将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而欧洲进行的货币作在不久以后将要实现的目标是统一使用欧元。亚洲（或者说亚洲的一部分地区）；需要的显然是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还达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相互依赖的地步，但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

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亚洲国家有一个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希望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美元的升值，鉴于它对竞争力造成的许多限制，使得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不如以前了，而且它的反复无常仍会使各类投资者感到不安。

一扇“窗户”打开了，但窗户的打开并不是为了要取代美元的地位，而是为了支持这种希望实现多样化和稳定的要求，并使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日元在短期内可以利用这扇窗户从中得到好处，但由于各种原因，它的这种抱负能否实现还要看日本的态度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坏事可以转变成好事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被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的各东南亚国家，不仅货币、证券市场遭到重创，其经济发展亦受到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泰国，现在舆论最乐观的预测都预言其经济恢复将是很缓慢的，从现在起还将持续漫长的艰难岁月；菲律宾，人们已纷纷猜测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泰国？无容置疑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是灾难性的，但是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处理过程以及痛定思痛后的反思，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第一，国际金融联手扶危，将成为对付局部地区金融危机的自发行动，也是稳往突发性的金融动荡局面的最有效的重大举措。亚洲国家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有货币合作计划，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关系日益密切，多米诺骨牌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在泰国政府未发出救援呼声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及有关国际组织8月11日在东京举行援泰会议，承诺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的救援贷款。此举对稳定东南亚金融动荡局面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历史已证明，国际金融界联手扶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1995年墨西哥发生了比泰国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国际社会联合援助下，不仅未使金融危机大面积蔓延，而且使墨西哥经济迅速复苏。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次联手扶泰会成功。第二，这次金融风暴应该能够引导东南亚有关各国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泰国已经开始做了），并由此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已经促使东南亚有关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严肃金融纪律，改进金融管理，争取与国际惯例尽快接轨。第三，目前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混乱，也会促使这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但是至少显然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近期内还达不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要相互依赖的地步，然而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第四，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东南亚国家已认识到要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要遵循市场规律。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目前美元的升值对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造成许多限制，因此，东南亚各国已逐步认识到美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逐步实行独立浮动汇率才是长久之计。第五，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尽管有些是出于无奈，但毕竞增强了它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可以预期今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形势普遍看好。

亚洲经济很快能从货币危机中复原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亚洲经济的基础稳固，预料很快就能从今次的货币危机中复原。最近东南亚金融市场和股市出现的动荡不安，对本区域经济来说是个严重打击，但这也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开放经济和市场不只带来好处，也会引进外来压力，而且是那些会暴露本身弱点的压力。香港这回也不能幸免于难，不过香港在10年前发生的股灾中便已意识到，要做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必须采取适当的管理方式；做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它必须尽力维持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确保公共部门遵守金融纪律，金融机构也妥当地管理它们的投资及风险。我们虽然能够对付货币投机者，但那些需要资金应付其他市场资金需求的投资者，还是转到本区域流动量较高的市场套现；此外，海外基金经理在不考虑本区域经济表现下，便调整他们在这里的持股量，这是根本错误的。

货币贬值会使东南亚因祸得福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认为，菲律宾比索虽然在国际投机袭击下贬值了，也许菲律宾会“因祸得福”。菲律宾货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但是，由于我们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和强有力的，所以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现在已经稳定了。比索贬值将使我们有机会提高比索的竞争力，有可能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改善比索的汇率。菲律宾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政策是不会逆转的。目前菲律宾面临的机会与危险很多，但经济开放政策已经使菲律宾进入了全球商业主流。

东南亚货币危机给亚洲敲响警钟

美国《商业周刊》驻东南亚各国记者认为：

在7月2日促使泰珠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钩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新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场。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它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和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肘。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此。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到给其经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入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的一次教训。

经济增长率将降低

美林证券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货币危机爆发后，预计受影响地区的货币兑美元平均贬值达两成。该行亦因此调低对区内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约2.5至3个百分点，估计平均仅有5%的增长。

摩根银行的地区经济学家伯恩哈德·埃施魏勒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明年的增长率将大大降低，而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将大大高于投资银行6月底的预测。泰国的经济调整将是最严厉的，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预料也会比早先的预测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为保护脆弱货币不让它们继续大幅度下跌，东南亚国家普遍提高的利率已降低了他们的进口、投资和消费，也使股市受到影响，这种情况还可能引起经济进一步减速。虽然货值下跌可能为这个地区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强劲回升奠定基础，但从短期看，这种情况会破坏投资商和企业的信心。

设在香港的亚洲戈德曼·萨克斯经济研究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预料亚洲货币市场的动荡至少会再持续三个月，会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减慢。

另一家公司的估计更可怕，并预料这个地区的货币动荡要至1999年才能结束。

英国威斯敏斯特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说，到1998年下半年新加坡元、马来西亚零吉特和印尼盾就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菲律宾的比索和泰铢则必须分别等到1999年6、7月和1999年年底。

伦敦独立战略研究所所长戴维·罗奇说：亚州的经济增长是投资带动的，因而会因投资额下降而受到影响。最令人担心的方面是利率的前景如何。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货币会使利率降低，但是外国的钱不会流回去，因而亚洲在货币不进一步贬值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大幅度降低利率的余地。

所罗门兄弟公司预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尼五国今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从1996年的7%下降到5.1%；预计明年这五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只有3.2%。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2

自2011年11月正式提出以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安全环境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亚太地区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重心，而东南亚则可以说是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这个战略的实施效果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亚太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这一战略的认可程度。尽管东南亚各个国家对其认知和态度并不一致，但整体而言，它们的态度存在着“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间的大致分野；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在实施不同程度的“对冲”，热衷于在大国之间游走；但即便是那些希望美国加强区域存在以对冲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担忧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将加剧它们的安全困境。东南亚何以成为重中之重

东南亚地区被视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一是因为东亚地区的整体性崛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亚的经济增长率执全球之牛耳，除北美、欧洲两极外，亚洲地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该地区不仅拥有全球诸多产业和产品较为便利完整和深度整合的生产链或者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端，而且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供给侧要端。

二是因为东盟自身的特点和巨大潜力，一方面凭借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刚刚宣布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未来的增长潜力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东盟还是众多贸易、投资和非传统安全倡议的轴心（如各种“10+1”、“10+3”、“10+6”、RCEP、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除了那些能帮助美国支撑其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的盟友――菲律宾、泰国和准盟友新加坡之外，该地区还存在其他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如印尼和越南。

三则概由于此前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忽视。在小布什主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赖斯缺席历次东盟地区论坛，这让东盟及某些东盟成员国倍感失落。与之相反，2009年2月，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印尼，自此以后，希拉里频繁访问、亮相各东南亚国家首都；前防长盖茨和帕内塔任内13次来访亚洲，还有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也频繁造访东南亚；除了2013年10月那次取消访问，奥巴马每年出席东亚峰会和APEC领导人峰会。

四则来源于其他大国的竞争。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系统性忽视”不同，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关系得以全面深化。特别是中国，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生效，中国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双边层面，中国也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东南亚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有可能动摇美国在该区域的同盟体系及其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有被“挤出”亚洲的危险。因此，美国有必要扭转东亚地区出现的“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背离格局。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3

［关键词］软实力外交中国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71-07

“软实力”通常又称“软权力”［1］，是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并比较系统地加以论述的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他认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硬实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软实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约瑟夫•奈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明确软实力的定义，包括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区分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软实力大小如何衡量的问题）［3］，但综观他历年来有关软实力的论述可知，所谓硬实力，是指以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commandpower),

它主要是利用“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他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本质上属于对抗性权力［4］；软实力则是一种精神性力量，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向他国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作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权力(cooperativepower)，是通过同化形式而非高压形式在国际事务中达到目的的能力。“软实力”理论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化而引起的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和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改变，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软实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软实力与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尽管“软实力”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所谓的‘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这种魅力或吸引力古已有之”［5］。综观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可见出软实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据考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6］生活在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经陆路向中南半岛迁徙并带去了中国新石器文化，随后的民族迁徙又带去了中国青铜器文化。但由于受到地理和交通手段的限制，此时传入东南亚的中国文化仅是少量，因此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肇始期。秦至明末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和繁盛期，其中秦汉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国统一王朝的开疆封土而得到加强：“纪元前三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今日之东京及安南地方，其土著已受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7］汉唐至明末，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无论是官方往来还是民间往来都非常频繁。因中国封建文明自秦至清中叶都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历史开始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国都已经是公认的文明大国，因此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南亚和它们相比都黯然失色”［8］。文明程度上的这种势差现象，导致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为主，东南亚文化向中国文化传播为辅的特征，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地流传至东南亚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影响东南亚文化的［9］。在物质文化方面，通过民间贸易、官方朝贡、人员往来输入东南亚的有陶瓷、丝绸、茶叶、铁制农具、食品、服饰等物品以及建筑艺术等；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给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在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唐宋两代的制度，如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税制、科举制度等方面，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模仿和借鉴。16世纪西方殖民者逐步侵占东南亚，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官方关系一度中断。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和经贸往来遭受严重挫折，文化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年里始终没有恢复到明代中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中华文明都是通过外交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移民的友好往来这一和平方式进行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强调双边贸易往来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性质，而且从实际来看，朝贡体系中东南亚进贡国的商品价值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回赐物品的价值；在军事方面，除了秦皇汉武在开拓边疆时候对东南亚用过兵以及元朝两次入侵爪哇岛外，中国封建政府很少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双方关系问题。［10］郑和七下西洋时虽然带有上万兵力，但并非用于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武力威慑，而是用于剿灭海盗和防身，他七下西洋的根本意图至今仍有争议［11］，但可以明确的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白话文●（的使命。他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给东南亚当地人民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未对东南亚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总之，在整个古代时期，中国很少使用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推行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式力量’”。［5］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对东南亚外交，基本靠的是一种软实力。

软实力与当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由于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冷战时期受东西方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相继采取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方针，军事和经济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软实力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中的影响极其微弱，唯一的特例可能就是1955年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了。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以其出色的外交风度和人格魅力使新中国的形象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加上该次会议上中国与印、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这样的朋友。但由于受当时根深蒂固的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次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范、以个人外交魅力展示国家外交形象的软实力外交并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产生根本影响。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真正起步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全方位外交”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更显突出。在具体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理念上，该时期的中国外交越来越表现出浓重的软实力外交特色：其一是逐渐重视履行国际责任，以理性、合作、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其二是积极参与、维护和建设各种国际机制；其三是提出“外交为民”的理念；其四是将外交由封闭型的政府单一行为逐渐转变为听取公众意见和凝聚公众意志的“开放外交”；其五是开放外交档案；最后是提升经济外交，利用外交促进经贸，改变了过去以经贸促外交的做法。［12］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因此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外交风格与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相差不大，但更注重互谅互让，提倡用谈判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和2003年由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则更有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目前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该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中软实力的运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关政治、经济、安全机制，为软实力“同化性”作用的发挥搭建了平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对多边外交心存顾虑，因而与东盟组织机构间未建立任何正式关系，双方关系主要是在中国与单个成员国间展开。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开展双边外交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多边外交。1991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次年7月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并在同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从1997年开始参加了东盟历届“10+3”会议和在此期间举行的“10+1”会议；在1997年的第一届“10+3”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意加入《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成为同意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有核国家；2001年，在中国的提议下，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双方在21世纪的重点合作领域，次年该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11月4日，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还签署了《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这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地区性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05年8月，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在第二届“10+3”文化部长会议期间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个有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官方文件；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与由东盟主导的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的对话，同时组建了若干对话机制，如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东盟高官磋商等等，形成了从最高层对话到各专业组织机构分工合作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用途的协商机制，通过融入和构建这些机制，中国能有效地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同化性作用，排除了以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手段解决双方关系问题的传统做法。

(2)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及其他跨国社会事务，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一夜之间付之东流。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所受打击更大，经济的崩溃更引起了社会动荡。在此危机时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挽救危局，在自身出口大幅下滑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仍承诺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帮助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提供了总数60多亿美元的支持”［13］。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确立。2003年4月29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对签订于2002年11月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进行了有效、及时的补充［14］；中国还主动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国家开展各种合作活动［15］。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非典的特别高峰会议，显示了中国“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危难时刻对东盟的穿梭访问，扭转了受到非典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使同样遭受非典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强烈海啸后，中国是反应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海啸灾难一传出，主席和总理等领导人就相继向相关国家领导人致电慰问，并向灾区派遣了救援队、医疗队，为灾区提供了总计约7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援助款［16］；据中国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月12日下午16时，我国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到账资金累计达22135万元［17］。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中，中国许诺对老、柬、缅三个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提供单方面特殊优惠关税，还决定出资500万美元用于湄公河清淤通航［18］；另据统计，199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差将超过200亿。［20］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慷慨解囊，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无私地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风范，这也再次证明，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中国，已是东南亚人民信得过的好朋友。

(3)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有力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和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新中国成立不久，便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随之开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与尚未建交的泰国进行民间交流。［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双方文化交流因受“”影响而基本停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和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才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外交的关键一环才日益凸显出自己的个性，“一个以我为主，政府主导，与国家政治外交大政方针相适应，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与对外文化工作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22］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有如下特点：一是多层次，既有政府层面，也有民间层面和企业层面；二是多渠道，既有通过国际组织开展的多边文化外交，也有通过国与国开展的双边文化外交；三是多形式，既有文化代表团互访、互办艺术展览、举办文化活动周以及缔结友好城市等，又有包括留学生培养、汉语推广（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众多孔子学院）和设立国外文化中心等在内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以及包括图书报刊和广播电影电视等在内的信息交流活动；四是文化外交活动频繁，从9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对东南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

这四条或许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活动的全部特点，而且为了行文紧凑，省去了许多具体事例和数据，在此仅以几个数字来说明：1990―1996年，中国派往新加坡访问演出的艺术团组达200多起8000人次［23］；1995年后，我国赴马来西亚演出的艺术团平均每年达20多次且在呈上升趋势［24］；2006年7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云南高校“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云南高教国际化的重点拓展领域是东南亚、南亚，其中将在东南亚办10个孔子学院。［25］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的日益密切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这样认为：“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北京正在大力推销自己及其语言。……当中国加强其文化和语言影响力的时候，华盛顿却在退却。……在东南亚各地，美新署开办的曾经提供英语培训和图书馆服务的美国中心纷纷关闭，工作人员被大量削减。……在美国退缩的同时，中国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替代。”［26］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在对东南亚外交中还充分运用了软实力外交手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软实力外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搭建起了畅通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从而使双方能够以和平方式及时解决分歧并增进互相理解；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和参与社会事务，不附加任何条件帮助东南亚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等等，在东南亚国家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频繁的的文化交流不仅增加了文化的共融，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与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例如美国学者柯兰齐克就多次发表文章和访谈认为，中国软实力外交在亚洲得到了积极回应，取得的直接成就是减少了邻国的戒心，“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27］

软实力与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外交“首要”对象之一的东南亚地区，软权力外交是否运用得法，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大业，因此，在未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软实力理论及其运用乃是一个值得加以充分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在对东南亚软全力外交中，既有历时悠久的古代交往经验，也有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绩突出的交往实践，但以下问题仍然需要加以重视：

1.充分重视软实力在对东南亚外交中的相对独立作用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利益取代权力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的中心目标，而权力则成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之一。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作用更突出呢？硬实力作为一种对抗性权力，实现的是短期的国家利益，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在冷战结束之前的国际关系史上起着主导地位；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合作性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它更多的是为长期利益考虑，在冷战结束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根据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来决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权力形式，既要克服过于关注硬实力的物质主义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软实力的作用在日益增强，同时又不能过分夸大软实力的作用，认为它完全可以代替硬实力。实际上，尽管约瑟夫•奈极力宣扬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也没有轻视硬实力的作用，他在《软实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20］就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来讲，这两种权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关键是要辩证看待和使用这两种权力，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国家硬实力。硬实力是一国立国之本，也是外交之本，这一点毋庸赘述。其次，应充分认识软实力的相对独立作用。硬实力是一国外交之本，那么是不是一国只要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其软实力也就会相应增加呢？一位中国学者曾这样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实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21］这种简单地认为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的逻辑推理，必然推导出拥有更多“硬实力”的国家在“软实力”的实现方面具有相应优势。事实果真如此吗？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美国的软实力却遭到削弱：“近年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基于美国政策和价值观念合法性的吸引力――处于衰退中。”［22］再如，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这种借助于硬实力而实行的专横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实力，最终导致国家解体［31］。这表明，一国拥有很强的“硬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换来在国际体系中与之等量的地位和软实力，硬实力运用不当甚至还会损害其软实力，从而相应妨碍了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约瑟夫•奈还指出，梵蒂冈的软实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当今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23］这表明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实力而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实现软实力的动机意图和使用手段决定了软实力能否转化为国家利益。以上事例表明，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软实力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由于软实力的独立存在，它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国力。……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软力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在此意义上，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23］中国作为一个在硬实力方面正在不断发展的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灵活运用之，尤其是在面对近邻东南亚国家时尤其如此，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努力构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先进文明形态

强国的竞争，不只是物质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物质力量不够，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文明大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大体上属于一国的硬实力范畴，而后两者则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其中精神文明指的是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国民气质和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而制度文明则是精神文明外化于物质器物层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制度。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软实力外交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一国是否能为别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两个文明要素。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古罗马帝国是这样，近代英国是这样，现代的美国甚至包括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蛮族，而是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34］；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摇旗呐喊、大力推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此姑且不论这个价值体系的虚伪问题）和由它主导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事例为我国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只有文明的创新，才能引来别国的自愿模仿、借鉴和追随，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东南亚外交中，我国政府一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扬和平发展的主流文化，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通过创建、融入和利用国际机制的实践，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沟通、平等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愿望；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损己利人的经济交往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经济、社会援助，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上这些包含有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创新因素的软实力的运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从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要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文明历经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逼迫以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的洗礼，虽说不上遭遇了如同其他几大文明形态那样的文明断裂，但现在的文明形态显然不再也不必再是从前的文明了。同时，客观而言，一种融合了中西方传统文明和现当代工业文明精髓的、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又能顺应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目前仍处于转型、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一个文明没有掠夺的根性，而不得不以剥夺自身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尤其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其步履便必然是沉重而不稳的。在此过程中，失范和失误在所难免……”［35］，以环境、资源被严重破坏和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等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偏差和制度设计缺陷，至少不是东南亚国家心悦口服地长期加以追随和模仿的对象。在国际制度方面，约瑟夫•奈有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国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制度权力’”。［24］然而“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成为伟大强国的潜力和政治抱负使中国对国家极为珍视，进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搭车'战略”［25］。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键之处在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先进的，从而对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形态。

注释：

［1］新加坡学者盛利军则将软实力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①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②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③理论指导；④外交决策能力；⑤国民素质等。见：黄建国。军事软实力理论。当代军事文摘，2005(4)

［2］JosephNye.SoftPower.ForeignPolicy,Fall1990；TheTransformationof

WorldPower.Dialogue,1990(4)

［3］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1)

［4］JosephS.Nye.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WhytheWorld’sOnlySuperpowerCan’tGoItAlon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1.40

［5］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

［6］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时期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3)；朱杰勤。中国陶瓷和制陶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204.205；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联合出版社，1984：625

［7］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604

［8］［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21

［9］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归纳，引自：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0.41

［10］其中因10世纪以前越南属中国正式版图，中国政府对那时期越南区域内的用兵属于特殊情况。

［11］宋林飞主编。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8.39

［13］不凡的外交。人民日报，2000.10.08.转引自：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48

［14］庞中英。120多个国家采取限制，反思后非典时期中国外交。中国青年报，2003.06.16

［15］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6］在首批2163万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第二批5亿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又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再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金额。见：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7］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超过2.2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省略），2005.01.14

［18］张锡镇。中日在东南亚争夺还是合作。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0

［1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建立时间：越南（1950年1月建立，1978年停顿，1989年恢复）；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建立，1967年10月中断，1990年8月恢复）；缅甸（1950年6月建立，1967―1970年停顿）；柬埔寨（1958年7月）；老挝（1961年4月，1978年停顿，1991年恢复）；马来西亚（1974年5月）；菲律宾（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

［20］JosephS.Nye.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

Politics,pp.xiii,32,129,147

［21］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对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22］JosephS.Nye，TheDeclineofAmerica’sSoftPower.ForeignAffair，2004(5)//刘艳萍。试析软实力及其实现途径。阴山学刊，2006(5)

［23］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