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波段技术分析(收集5篇)
高级波段技术分析篇1
关键词：声发射技术；混凝土梁；参数分析；波形分析；定位分析
一、引言
声发射（AcousticEmission，AE）是指当材料受到外荷载作用发生塑性变形或者破坏时，材料以弹性波形式释放应变能的现象。声发射技术的特点是通过被动的记录结构加载期间材料内部缺陷出现或发展时释放的应变能，来诊断材料和结构的受力特性和使用寿命。因此，在使用声发射技术进行检测时必然需要加载过程。针对上述背景，本文基于声发射技术，通过三点集中荷载加载，在实验室条件下对混凝土模型梁在加载过程中声发射信号的变化规律进行系统研究，分别从参数分析和波形分析两个方面对混凝土监测区域损伤的出现和发展进行分析和评价，也为以后进一步展开混凝土结构的长期健康监测奠定有益的基础。
二、模型梁设计
为确定声发射技术在实际混凝土构件中进行损伤识别和定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一根混凝土梁在加载条件下的声发射信号进行了系统测试。梁体长度为2.4m，混凝土梁截面尺寸为：梁高22.5cm，宽23.5cm。混凝土梁配置4根纵向钢筋，直径为12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5。为确保试验效果，使加载过程混凝土内部缺陷的出现和发展尽可能相对集中，加载时采用两端简支、中间集中加载方式，简支梁跨度取1.8m。
三、模型试验
（一）测试仪器以及设置
测试过程中采用美国PAC公司（美国物理声学公司）的SAMOS-8系统，配备8通道，8个传感器，可以同时采集声发射参数和波形，传感器采用AST自动传感器。仪器参数设置要根据试验室的现场条件和测试对象进行现场调试。经过调试，当门槛值设为40dB时，系统能够较为有效的过滤试验室背景噪声，测试时为了确保测试过程中声发射信号具有良好的信噪比，门槛值实际设为45dB。试验开始之前在模型混凝土梁表面进行多次断芯试验，记录每次声发射信号的上升时间。最后综合确定峰值定义时间（PDT）、撞击定义时间（HDT）和撞击闭锁时间（HLT）分别设置为100，200，300？s。
（二）传感器布置和加载方式
本次测试系统共有8个传感器，可以同时采集声发射参数和波形，测试中采用凡士林作为耦合剂。为了确保试验效果，尽可能有效排除外界噪声干扰，经过试验校正，各传感器主要布设在中心加载点周围15-25cm区域内，分别布置在跨中附近的3个侧面。其中前后两个侧面各布置3个传感器，底面布置2个，各个侧面的传感器间最大距离均不超过25cm。为了使混凝土梁的破坏区域尽可能集中，本次试验采用跨中位置集中加载方式，荷载包括梁体自重和集中力荷载，分级加载，每一级包括加载和保载两个阶段，加载过程同时记录声发射信号和梁体挠度的变化情况，直至梁体进入明显的非线性变形阶段之后进行卸载。
四、试验结果与分析
在同一荷载等级下，梁体挠度的分布基本根据轴线中点呈对称分布。随着荷载等级的增大，梁体挠度不断增大，加载至荷载等级13时，梁体中间位置最大挠度值达到22.62mm。卸载后整个梁没有恢复至初始状态，存在较大的残余变形。进一步对梁体跨中挠度随荷载等级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在第10级荷载等级之前，挠度与荷载基本保持线性关系发展，说明在第10级荷载等级（50kN）之前，梁体保持弹性变化状态，自第11级荷载等级起，梁体进入塑性变形阶段。
可以发现振铃计数和声发射撞击数之间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个声发射参数随着荷载等级的变化规律：
图1显示的是各声发射参数随着荷载等级的变化关系，在第10级荷载等级（50kN）下，各声发射参数都有一个明显的突变，这现象与梁体中间位置的挠度荷载曲线所展示的规律一致。表明在梁体进入大规模塑性变形阶段伴随大量声发射信号的产生。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第三级荷载等级（10kN）附近各声发射参数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的突变，显示在第三和第四级荷载等级之间材料存在明显的声发射现象，表明在这个阶段梁体已经出现一些细微的裂缝开展和损伤活动，只是在宏观现象上没有及时的表现出来，比如梁体中点的挠度荷载曲线并没有明显的展示该信息。根据Beattie研究，声发射信号幅值的增大很有可能意味着大量裂缝的集中出现和发展，进一步分析声发射信号幅值分布及其发展规律。
通过上述分析，声发射信号的出现可以定性的分析构件内部损伤的出现和不断发展的情况，特别是在损伤发展的初期，声发射信号具有较高的敏感度，能够有效的捕捉到微裂缝的出现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确定损伤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声发射系统通过不同传感器接收到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撞击信号，利用声发射信号在构件中的传播速度，对声发射源的位置进行迭代定位。
五、结论
通过模型梁的声发射试验和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声发射信号参数的变化规律与构件损伤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第10级荷载等级（50kN）下，各声发射参数都有一个明显的突变，表明在梁体进入大规模塑性变形阶段伴随大量声发射信号的产生；试验充分表明可以通过对声发射参数（幅值、撞击、事件率、能量等）的分析实现构件损伤的预警，特别是在损伤发展的初级阶段，声发射技术能够及时捕捉到常规测试手段所不能反映的损伤出现和累积现象。
2、在不同的荷载等级下各阶段声发射的频谱特性基本类似，声发射信号主要集中在100～300kHz，中心荷载约在160kHz。说明在各个阶段，混凝土梁发生破坏的机制基本类似，监测区域以混凝土材料受拉破坏为主要破坏形式。
3、梁体声发射事件的定位和发展规律与裂缝最初从梁底出现并逐渐向梁顶方向发展的宏观规律相吻合，进一步证明声发射事件的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构件损伤出现的位置和发展情况，这也为后期进一步展开构件损伤活动性的长期健康监测提供重要的技术参考。
参考文献
[1]袁振明，马羽宽，何泽云.声发射技术及其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2]《国防科技工业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声发射检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高级波段技术分析篇2
1.1TSP203技术
TSP203技术就是采用波的形式来探测岩层结构，波从一激发点传播经不同的岩层以折射或反射的方式再返回到接收点，以此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波速，从而就能反映不同的地质条件。波的生成主要靠炸药爆破产生的振动波，接收则是由传感器控制的。从波速与岩层密度的关系；当岩层含水时爆破得到横向波就会消失，因为水无抗碱性，这样应用公式就会勘探出岩层是否含有水。因此，实际施工过程中，为了保证隧道各项施工的安全性，避免在挖掘时出现塌方或者海水倒灌等情况，可以积极的利用TSP203技术进行相应的地质预报，以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更好的指导具体的施工。
1.2TSP203技术原理分析
TSP是一种多波多分量地震反射法，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在不均匀地质体中，地震波会产生不同的反射波特。而基于这一情况，便可以利用TSP203技术技术对隧道掘进面的周边以及前方等区域的地质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报，达到超前预报的目的。应用过程中，按照实际情况和预报的需要，合理的设置震源点。然后，在震源点利用少量的炸药获得地震波。地震波产生之后，在传播的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岩石波阻抗差异界面，于是，地震信号一部分会发生反射，另一部分则会发生透射作用，进入前方的介质之中。利用具有较高灵敏度的检波器接收反射回来的地震信号，并利用TSPwin软件进行处理，便可以得到相应的地质信息。工作人员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便可以对各种不良地质体的具体性质予以全面的了解。实际施工过程中，通过工程物探与地质分析方法相结合是方式，对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进行现场探测，确定断层、破裂带、含水带等不良地质现象的识别模型、岩体结构特征和物性参数特征，采用隧道综合超前预报技术，可以显著提高不同地区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综合地质超前预报的准确率。
1.3TSP超前地质预报目的分析
1）对施工前期阶段的勘查结果予以进一步明确，了解是否存在未被探明的重大地质问题，进一步提高施工的针对性和安全性。
2）对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进行分析，减少施工过程中各种灾害的出现，提高隧道施工的安全水平。
3）为隧道施工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资料，提高隧道动态设计的科学性，提高施工的效率和效果。
4）为隧道长期安全运营提供所需的各项基础资料。
2TSP203技术在铁路隧道工程中的应用案例分析
2.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严家塔隧道。
2）工程位置：黄土梁峁区。
3）基本情况：地形起伏较大，多开辟为耕地，隧道进口里程改MDI-IK45+645.24，出口里程改MDIIK47+400，全长1754.76米，其中黄土V级594.76米，IV级750米，III级410米，隧道最大埋深155.43米。
4）隧道区情况：隧道区地层为第四系上新统坡洪积新黄土，中更新统洪积老黄土第三系粉质粘土，粗圆砾土，二叠系上统砂岩级泥岩，土壤最大冻深1.04米。工点范围内特殊岩土为：湿陷性黄土、膨胀岩。工程范围内不良地质主要有坡面溜坍、错落、滑坡等。
2.2TSP技术的具体应用
1）TSP超前探测内容为：在施工之前，对节理密集地段、地层软硬相间、不同岩性接触带、富水段、浅埋地段等进行重点探测。
2）TSP203plus超前地质预报系统的组成为：a.记录单元。b.地震波接收。利用三分量加速度地震检波器对地震波进行接收，具有灵敏度高、操作范围大等特点。其中，频率范围为0.5～5000Hz，操作温度范围为0℃～65℃，灵敏度为1000mV/g±5%，共振频率9000Hz，横向灵敏度＞1%。c.数据采集与处理。利用TSPwin软件对得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获得所需信息。
3）测线布置情况：在设置炮孔的时候，孔深设为1.5m，数量设为24个，直径设为38mm，离地高度设为1m左右。在设置炮孔位置的时候，要将其设置在隧道右边墙，并合理的进行间距设置。其中，第一个孔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16m，剩余的不同炮孔之间均以1.5m为间距。在方向方面，为保证激发的时候水可以对炮孔予以封填，炮孔要保持沿轴径向，并向下方倾斜一定的角度，角度保持在10~20°即可。接收器孔。位置：在隧道边墙（面对掌子面），距离掌子面大约50m。数量：2个，隧道左、右边墙各一个。直径：φ43~45mm/孔深2m。布置：沿轴径向，用环氧树脂固结，向上倾斜10°左右。高度：离地面1m。
4）数据采集。在进行预报相关数据处理的时候，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洞内的数据采集，另一部分是室内的数据分析、处理。a.钻接收器孔一共为2个，具体情况如测线布置所示。b.钻爆破孔一共24个，具体情况见测线布置。c.埋置接收器管：将环氧树脂放入接收器孔中，然后将接收器管旋转插入孔内，15分钟后环氧树脂、接收器管与周围岩体就能很好地粘结在一起。d.装药：每爆破孔装药量大约75g（岩石2#乳化炸药），具体进行装药的时候，要注意结合实际环境条件，按照围岩的软硬程度和完整破碎程度以及和接收器之间的位置关系等，合理的进行调整。e.联线。f.放炮，并对相应的信号予以接收。g.拆除线路，并对使用的设备进行妥善清理。TSP203洞内数据采集部分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室内计算机分析处理。对数据进行完整采集之后，利用TSPwin软件予以相应的分析和处理。具体来看，软件处理涉及到多个步骤，主要包括数据设置和拾取处理以及反射波提取和提取反射层等步骤。其中，通过进行速度分析，可以实现对反射信号传播时间的转换，获得相应的具体的距离信息。然后，结合隧道轴实际交角大小等数据信息，对反射层所对应空间位置予以明确。最后，按照分析结果对地质体质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吗，并得出最终的结果和结论。
5）数据分析。利用TSPwin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获得相应的分析结果，包括不同反射层的能量大小和岩石各种物理力学参数、提取的反射层，以及深度偏移剖面等，另外，还可以获得探测范围内反射层的空间分布情况。提交资料室内分析处理一般在24小时内完成并可提交正式成果报告，报告一般包括如下内容：a.工作概况；b.探测的方法、设备及原理；c.测线布置；d.对测试结果的初步分析；e.结论。TSP报告中应附的成果图表包括：a.现场数据记录表；b.岩石参数曲线图（横坐标为里程）；c.二维结果图（横坐标为里程）；d.岩石参数表。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为实际施工建设提供大量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数据信息。对合理指导施工、节约投资，缩短工期，降低安全风险起到重要作用。项目实施中，因提前预报了断层破碎带影响范围、突泥涌水段等不良地质段，有效减少了塌方、突泥等造成的工程事故，保证了施工的安全、高效开展。
6）预计预报范围。TSP203每次可探测100～200m，为保证预报结果的精确性，采用重叠方式进行预报。
3总结
高级波段技术分析篇3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高级波段技术分析篇4
关键词：产业结构；外贸商品结构；出口
中国分类号：F7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133（2013）01-0019-06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自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开始衰退，国际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也随之降低。尽管我国自2009年后较早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进一步突出。“三架马车”因外贸结构不合理而失衡，我国以廉价自然资源、低劳动成本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在我国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易力、苏振东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贸易结构的优化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因此，要实现我国外贸的持续发展，必须对我国外贸结构进行优化。而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一国外贸结构的成长必须由该国国内产业的发展作支撑。从现有文献研究上看，很多有关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文献都是在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较少文献运用产业结构内指标来分析、实证外贸结构优化问题，且多数的研讨范围也仅停留在国家和省区层面。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以东部代表性城市一宁波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产业结构如何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产业结构影响外贸商品结构的路径
产业结构影响外贸商品结构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条是经济系统处于静态比较优势状态时，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影响外贸商品结构路径。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石的比较优势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一国进出口的方向问题，但严格地说探讨的是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本国专业分工出口生产成本较它国低的产品换取生产成本较它国高的产品。大卫·李嘉图将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发展为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与别国相比只要其相对成本较低，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参与原则，一国应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相对成本较低的专业化生产，使得一国的生产资源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从而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和地区出口的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此，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异基础上的产业结构也就决定了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模式和主要内容。又因为产业结构直接左右着一国和地区的需求结构和产出结构，所以产业结构也就成为贸易商品结构的内因。之后，赫克歇尔·俄林将商品市场深入到要素市场，解释了比较优势形成的原因。在《区际和国际贸易》一书中，赫克歇尔·俄林指出，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国应生产密集使用该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供出口，而应进口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生产的产品。一国具有什么样的要素禀赋，该国具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因此，一国或地区可以从要素上对本国产业进行调整，从而扩大出口。同时，要素收入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产业结构层次的高低。因此，出口商品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层次也就存在高低之分。
另一条是先前的静态比较优势状态被打破，经济系统开始处于动态比较优势状态，此时由于产业要素供给的变化，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继而影响到外贸商品结构。古典贸易理论假设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静态的比较优势状态被打破。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了贸易的动态化研究。由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提出的技术差距论引入了技术要素，强调技术而非要素禀赋是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相比要素禀赋，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动态过程。弗农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将产品划分为新产品、成熟和标准化3个阶段。在新产品时期，一国或地区的技术研发费用投入多，因此这一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型表现为技术密集型；在产品成熟时期，研发费用减少，资本和管理要素投入增加，高级的人力资本投入越来越重要，这一阶段的要素密集型表现为资本密集型；在产品标准化阶段，技术投入占很小一部分，仍需资本要素投入，但非熟练劳动投入大幅度增加，产品要素密集型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此时，由于要素密集型不同、产品所属类型不同、技术先进程度不同以及产品价格不同，比较优势会在各个发生转移。因而“比较优势也就从一个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的国家转移到一个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国家”。产品的出口国也随之转移。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其比较优势将从某一国家转向另一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产品循环，出现由产业结构推动贸易结构，再由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演变。出口商品结构会呈现出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结构过渡的规律。这也充分说明了出口商品的层次性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层次性。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说指出，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按“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交替发展。在这种产业的动态演进下，一国首先从国外进口技术产品，然后经模仿创新实现产品出口。可见，进出口贸易必然受制于产业结构所提供的活动范围，产业结构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口贸易的属性。发展中国家凭借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优化升级本国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随后，保罗·克鲁格曼研究了技术条件相似的国家出现贸易的原因。其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认为，规模优势、需求以及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规模经济是企业追求超额利润的动力。一国和地区专注产业内某种产品的生产，从而形成规模优势进而形成垄断。在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贸易模式的迅速发展背景下，为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相继加大对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以取得贸易的主动地位。产业的高级化进一步推进外贸商品结构的高级化。
2宁波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现状分析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包括货物和服务）在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按照商品形态和内容的不同，对外贸易商品可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两大类。有形商品即货物贸易；无形商品即非货物贸易，包括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通过研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及资源状况等。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本文只研究出口商品结构。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均指对外货物贸易结构。根据文献，若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中大多为有竞争优势的“双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则表明该国或地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出口商品有所优化。将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分析：①宁波货物出口总体情况；②出口商品结构构成情况；③宁波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2.1宁波货物出口总体情况
自1979年宁波港建立以来，宁波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从出口额看，宁波从2005年的2221734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6083159万美元，增长了2.74倍，除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外，宁波外贸年年攀升。出口额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在2008年达到近7年的最大值68.29%，之后，宁波调整了外贸出口战略，重视进口，出口贸易比重逐渐下降至2011年的61.95%。同时，随着出口比重的下降，宁波出口依存度也逐步从2007年的81.44%降为2011年的63.7%。从增长速度上看，从2005年到2011年，宁波年增长率逐步放缓，2010年高的增长率也是因为2009年出口低迷的影响，如表1所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全球危机进入衰退调整期，宁波外贸的增长速度将不容乐观。
2.2宁波出口商品构成情况
（1）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宁波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包括蔺草、芦笋、黄桃、蚌珠等。1988年，宁波工业制成品出口开始占到出口的50%以上。90年代后期，凭借优惠的政策条件和有利的地理优势，宁波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贸易主体多元化。因此，出口商品相继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变。2005年，宁波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为2115895万美元，占出口额的52.36%。2008年后，宁波工业制成品开始占绝对主导地位。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达到4491966万美元，占出口的比重上升至96.96%。而相应的初级产品比重急剧下降，由2005年的47.64%下降至2008年的3.04%，2011年继续下降为2.16%。如表2所示。一般而言，工业制成品属于第二产业，初级产品属于第一产业。工业制成品的发展说明宁波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2）出口的主要商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整体上看，宁波的20个主要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最高，其次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最后是资源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07-2008年，由于宁波出口商品额度增加，使得宁波资源消耗加大，导致宁波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一度降至0。而依靠业已形成的比较优势，宁波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大部分比重，但比重逐年减少。2010年虽有所反弹，但2011年仍恢复到60%水平之下。事实上，与周边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等相比，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减弱，宁波也不例外。国际国内的因素让宁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增加，可以预测，宁波未来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将进一步缩减。而随着宁波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政府对新兴产业和技术产业的扶持，一些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得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8年达到49.56%。金融危机后，比重下滑后继续上升，但总体上升幅度不大，如表3所示。
（3）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增大。宁波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在近7年并未有很明显的变化。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自2007年后由16.42%降至2011年的8.14%，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较为平稳，2005年为53.41%，2008年上升至58.32%。虽有上升，但幅度不大。2009年，机电产品比重略有下降，为54.75%。2010和2011年机电产品比2009年有所上升，且2011年较2010年少0.89个百分点。因此，总体来看，机电产品有升有降，但幅度波动范围小。从贡献率角度看，除2009年外，机电产品对GDP的贡献率都为正。然而，贡献率却出现下滑趋势，2011年更是近年最低，仅为25.48%。而高新技术产品对GDP的贡献率更是不容乐观。首先，贡献率偏低。除掉2005年的最大值，其余各年都小于20%，2010年更是仅有7.95%。而2011年高新技术产品贡献率出现负值，可见，宁波的高新技术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众多文献观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能够有力的拉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宁波近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并未大幅增加，还是维持在以前的水平。对宁波而言，大力发展技术产业和新兴产品迫在眉睫，如表4所示。
2.3宁波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TC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这一指标用来说明该产品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公式为
TCi=Xi-Mi/Xi+Mi
TC指数取值在（-1，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当TC=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当TC=-1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越接近于1表示其竞争力越大。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将宁波出口产品按4大要素密集型产品归类，研究四大要素密集型产品的TC指数。分析表明宁波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优势越来越强，尽管在2008、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宁波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但2010年劳动密集型产业TC指数达到比以往更高的水平。资源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持续下滑，甚至在2007、2008年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宁波这种以一般贸易及加工贸易为主的地区对资源的消耗将进一步加大，资源密集型产品也将会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TC指数基本为负值，且2006-2010年指数接近于零，说明宁波资本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稍低于平均水平。技术密集型产品TC指数在2010年前低于0.5，说明其国际竞争力较弱。在2011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TC指数较之前变化较大，且都大于0.5，表明宁波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宁波对外贸易发展方向大有向“双高”产品转变趋势，如表5所示。
3宁波出口商品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本文将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用EX表示。其他变量分析如下。
（1）产业内贸易指数（HT）。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产业部门产品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跨国公司的活动变得频繁，随之而来的产业间及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Drabek等认为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的增加反映了市场从东向西方转移的现象，表明部门之间高科技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不断转变，进而改变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是外贸结构成长的内因。文献通常用G-L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因此，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加之第二产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本文将利用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来计算宁波G-L指数。
（2）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SIG）。货物贸易对应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出，初级产品基本上是第一产业的产出，而工业制成品基本上属于第二产业的产出，第二产业的比重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重要的影响。第二产业在GDP所占比重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作用应是一个门槛型。在这一门槛之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将有利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而一旦越过该门槛，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将阻碍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3）产业的技术进步（IT）。产业技术进步是指产业内的发明、创新和技术转移。通过产业技术进步，能够增强宁波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从而使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上升。同时，技术的创新可以改变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比例，若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受劳动力、资源、土地等限制，该国或地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原始的要素禀赋，提升产品竞争力。因此，一国出口商品结构要从根本上得到优化，必须重视技术的发展。本文将用宁波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表示各地区的技术进步。
（4）产业规模（SIZE）。产业规模是指一类产业的产出规模或经营规模。这一概念源自规模经济。从规模经济的含义可知，若一国或地区的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则该国或地区的产业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产量扩大，平均成本不断降低。从横向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其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规模扩大了。而从纵向上看，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实际上对是企业研发一销售过程中产业规模的研究。产业规模可用产业中企业的销售额进行度量。为便于计算，本文选取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销售额为产业规模指标。
（5）第二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程度（IX）。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的要素密集优势并不能使之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相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陷入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低位资源要素产品出口“比较利益陷阱”。基于要素密集使用的发展中国家忽视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发挥，其再国际贸易产业链中也处于中低端环节。产业中的资本和技术含量不仅影响着出口商品的构成，还影响着一国和地区的出口水平。
实证数据均来自各年的《宁波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年鉴数据计算而来，如表6所示。
3.2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用以上5个指标来解释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所占的比重。为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各数据取对数。模型设立如下：
lnEX=α+β1lnIIT+β2lnSIG+β3lnIT+β4lnSIZE+β4lnIX+μ。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SIC表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刀表示产业技术进步；SIZE表示产业规模；IX为第二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程度；μ为随机扰动项。
高级波段技术分析篇5
长波理论是研究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长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试着就经济长波与创新周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进行分析。
(一)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具有鲜明的周期性,由周期性的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是不连续和不均衡的,它体现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进行。由此,长波周期缘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所导致的经济的长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所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周期性波动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周期性波动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联系,周期的产生是因为创新不是均匀地出现而是以集群形式出现。同时,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跨度也内在地由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决定,当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加快时,经济长波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随之缩短。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往往是作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先导,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包括产业组织的演进、市场结构的变迁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熊彼特关于经济长波起因的解释,是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和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轮“长波”的标志的,从而使经济长波周期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等四个阶段。雅各布?J?范?杜因在其《创新随时间的波动》(1986)一文中考察了截止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以及第四波的前两个阶段的主导技术创新及其历时时段(表1所示)。陈漓高、齐俊妍(2004)在其《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着重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状况与经济波动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第四轮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描述了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第四轮经济长波(1948~1991),并认为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又一轮长波,明确提出正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第一阶段(繁荣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另外,熊彼特还指出每一次经济长波都会产生新兴产业,并且其中的一些新兴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传统产业受技术创新影响进行大量的改进创新,从而实现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每一次经济长波和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呼应。技术创新推动着新兴产业发展,一旦出现某个新兴产业,高额的利润会诱导大量资本的投入,驱使企业家的需求大量增加,投资高潮紧随而至,新兴产业将急剧发展。而技术创新在关联产业间的扩散、流动,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联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战略和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化“危”为“机”,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以此发动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各国积极响应,如英国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全欧洲到2023年降低30%的减排,2050年降低60%的减排总体目标;法国考虑创造“零碳经济”;瑞典大力推行“环保车计划”;德国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丹麦则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成为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典范。日本也重点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7月2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致力于以长期目标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作为又一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也努力通过国家计划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于2008年6月30日《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确定到2017年将实施8个国家计划。中国也于2009年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加紧部署和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许多省市的地方性规划早已纷纷出台,且选定了重点发展领域。应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的调整和筹划适应了经济周期变化的需要,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2002)在其着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针对学术界对金融与技术间关系问题的忽略,指出了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乱”这样的顺序大约每半个世纪重来一次,形成一个周期。两百年来这样的技术创新已经发生过五次,产生了五个经济长周期。[4]7-16在佩蕾丝看来,在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制度创新以及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中间,存在着如下的一个阶段序列: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列开始,即新产业资本的产生(技术革命爆发期)金融资本对新旧产业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狂热阶段)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反思、调整、治理,导致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转折点)金融与产业资本在新的制度支持下的合理的生产应用(协同阶段)市场饱和与技术成熟,埋下新的金融危机的种子(成熟期)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金融资本投向新技术(技术革命爆发期)。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循环论的意味,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在过去二百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经历过五次这样的产业革命长波周期,其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增长的节奏和方向”[4]13。而且,技术革命或新兴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社会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演变和革新过程中,金融创新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首先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发展,继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些不协调可能引发冲突的产生和放大。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后,金融创新又成为技术创新进入展开期的推动力。一场技术创新即将结束,金融创新又会对催生下一场技术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演化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各含两个阶段。导入期的两个阶段是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两个阶段是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介于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如此划分,整个技术变革周期就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伴随着新兴核心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此时,金融资本开始介入,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技术革命的新的风险资本。狂热阶段是金融的时代。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主宰着技术革命不断引导新范式深入地传播,对新兴技术体系、新兴产业过度融资,出现大量金融资本追逐技术资本,产生资本市场狂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疯狂现象,并进而出现泡沫破裂和狂热衰退现象。协同阶段是生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技术开始缓慢走向成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金融也受到必要的干预和规制,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形成愉悦的联姻,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形成相对的协同和一致性的成长。成熟阶段是孕育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饱和,技术创新的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技术创新的收益不断递减;产业接近成熟,利润率下降,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进入持续的萧条和衰退周期。此时,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因而,这个阶段也成为新的核心技术、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由于两者创新主体不一致(金融资本集团与科技生产者)所带来的问题,如创新收益分配不一致、创新激励不充分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周期性机理和趋势性特征,这需要探讨由于创新主体不同所引发的创新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相关假设和观点,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探寻促进两者结合的制度框架与政策安排。模型假定条件如下:(1)设θ表示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投入程度,θ∈[0,1],θ=1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投入创新资源,为理想状态下的状态;θ=0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不投入创新资源。因此,在金融创新主体与科技创新主体的互动过程中,θ值一般为正,且数值不断上升。(2)设Δr表示创新收益,它表示在科技创新收益外溢的条件下,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占优策略,也即Δr要受到θ的约束,同时Δr越大,表示金融资本集团对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越大。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科技生产者可以根据最优策略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UP*,最优策略选择为θ*;金融资本集团地方政府最大效用为Uf*,最优策略选择为Δr*。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生产者可以通过多回合了解金融资本集团的行为特征,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金融资本集团也可以通过这一博弈过程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效用最大化,实现激励相容。这一动态博弈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推动创新融合的路径选择:在科技生产者行动决策θt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集团总是会有一个占优行动策略Δrt,Δrt中表现出了金融资本集团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和机制———Δrt中带有金融资本集团内部各成员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在Δrt的基础上,科技生产者会在下一期行为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对占优策略进行修改,在不断推进θ值下降的动因下,科技生产者同时也考虑到了金融资本集团对相关制度创新的诉求,这一诉求在模型中被涵盖到Δrt当中并通过金融资本集团的策略反应出来。因此,科技生产者根据Δrt制定下一期行动策略θt+1,由此不断演化下去,多次博弈在这一机制下,在实现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制度供给,推动整个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整体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