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例(12篇)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战略；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D81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064-11
〔作者简介〕杜受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杜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震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除气候问题外，国际社会不再面临更重大的长期性问题。”（托尼・布莱尔，2002年）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使人类社会形成最广泛的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事关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领域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既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国际公约和国际机构下的多边关系，也包括中美两国之间气候治理的双边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等内容。2009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提出：“把能源和气候变化提升为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之一。”2014年奥巴马在荷兰海牙与会晤时明确表示，“美方希望加强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其打造成美中积极合作的新领域”。
基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正在增加而能够遏制危险的机会正在变小”的态势，和迄今已经召开了的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对后“京都议定书”时期，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实质性减排方案的情况，也基于中美两国都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格局中的极端重要地位等原因，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不仅可能为打破气候谈判僵局，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气候治理效率，为全人类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方向和指导，同时也可能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口，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共赢积累经验和探索途径。
本文拟从研究中美两国气候战略和政策着手，比较中美双方气候治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效率，探索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路径。
一、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
（一）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中美大国战略地位
1.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资料来源：加拿大科迪亚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副教授戴蒙・马修斯的研究报告，发表于英国《环境研究通讯》网站，2013年。
美中是世界上名列第一、第二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规模2017年可能超过美国（〔美〕普华永道公司研究报告，2013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分别都要占到全球同期的40%以上。中美两国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为365亿吨，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的67%。
2.中美气候治理国内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上的战略和动作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中美两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效显著，为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化、减缓气候变暖做出了贡献。国际能源署2014年6月15日报告称，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量2014年没有增加，这是40年来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世界能源署认为导致这一变化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并增加水电、风能、太阳能的发电装机容量。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富有国家已经开始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加脱钩，从2010年至2014年间，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了近7%，但碳排放减少了4%，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装机容量，并为汽车燃油经济性和家用电器等方面设定了更严格的标准。据统计，2010年全球的水电产量增长了53%，其中60%来自中国。全球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质燃料产量增加了138%，主要来自美国（17%）。全球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了155%，其中风能发电量增长了227%，而风能发电的增长又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占全球增量的70%。美国2012年新增电力的43%就来自风电（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美国从2007年煤炭为其提供50%的电力下降到2012年的37%。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191%，即减少了将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相当于全球2012年排放温室气体的5%。
3.中美气候战略变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中美气候治理战略的选择，对于遏制气候变化具有“或者是做出榜样，或者是加深危机”的举足轻重意义。中美双方都是气候谈判重要参与方。中美都是1983年首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代表，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最早的缔约国家。在世界气候治理政治版图的三大板块中，中美分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集团和伞形集团的代表。气候治理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为中美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两国支持国际气候谈判，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方向和指导”。2010年美国国会未能通过排放权交易的提案，“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而言，这是比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还要重大的打击”。这是因为“美国一旦最终决定削减排放，全球解决气候问题的机会就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如果美国的减排实现了，应会更加督促其他国家减少排放；相反如果美国还未做出真正承诺的情况下，很难期待其他国家开始减排行动。〔1〕
（三）中美气候治理的差异性
1.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2.历史累积排放与人均累积排放数据引自胡国权、罗勇、刘洪滨《人均累积排放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美国的人均碳足迹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的历史排放、人均排放都大大低于美国。中国的能耗、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很快，均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从发展阶段上看，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已越过峰值，尤其是能源革命使其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和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均大幅下降；而中国尚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都还会不可避免地增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难以改变。
在气候治理上除中美两国在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人均排放、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外，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责任划分、义务分摊等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虽然中美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但在对待《京都议定书》中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性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方面两国的立场迥异。中国是坚决的支持者和执行者，而美国则对这些原则持消极甚至反对的立场，针锋相对地提出“主要排放国都要参与绝对减排”，以“大国减排”替代“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以“自下而上”的松散减排模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强制量化减排。要求制定全球减排协议，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甚至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四）中美气候治理关系的发展趋势
气候治理的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出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共识大于分歧；分歧在缩小、共识在扩大；在气候谈判立场上的巨大分歧与在气候治理上的务实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势。如在气候变化的认知上美国从政府到民间相当长时期持怀疑态度，并以“全球气候变暖不确定性”为借口推脱自己的气候责任。但2013年美国航天局（NASA）一份美国气候变化的报告并以此为依据对国内气候未变暖论者提出警告，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应该重视气候问题的时候了。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气候变化已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的划分上，中国在坚持共同但有差别的减排原则基础上，也向全世界做出了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重达到20%，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等一系列减排目标调整的承诺。
（五）气候治理中美关系与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首先是经济贸易板块。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在不断加深，2013年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了5200多亿美元，是双边建交时的200多倍。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保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其战略意义和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凸显；其次是人文科技板块。由于在人权、知识产权、社会制度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根本矛盾分歧，在这一板块合作的空间和成效受到限制。第三是安全板块。除传统的安全问题外，还包括反恐、地区安全等非常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有广泛的基础和强烈的需求，是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的合作领域。
构建“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2013年6月在加州庄园会晤奥巴马时提出的建议，并得到奥巴马的响应，“我们一致同意实际合作、建设性对待两国分歧的基础上继续构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模式”。气候治理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为中美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对话、合作、共赢，从而为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积累经验和探索途径。〔6〕
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
（一）美国气候战略表现出波动性、外部性和双重性三大特点
1.在不同时期美国的气候政策有较大摇摆和波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十多年中，美国经历了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四任总统，这期间总体而言美国气候政策进展迟缓，乏善可陈。老布什任职期间，开启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签署了美国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法案。克林顿时期美国成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之一。2001年开始的小布什时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从国会到各个州都表现出对减排强烈的抵制。小布什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所规定的强制减排目标，认为那是给美国套上“紧箍咒”。最终美国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等藉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气候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早在竞选的时候，奥巴马就提出将所有碳排放的额度进行拍卖的议案，并与竞选对手麦凯恩都承诺要支持加州已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和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奥巴马就任后的第一周即兑现了他的以上承诺。2013年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再次重申将所有碳排放额度进行拍卖的提案。并任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参议员约翰・克里担任了国务卿。
2.美国的气候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外部性特征，即既不愿为其带来的气候危害承担相应责任，却想在其中得到更多好处，取得主导权。把本国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是美国制定任何政策，处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的先决条件。一方面美国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经济损失，如小布什政府在对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审查报告中说，美国完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成本太高，会给美国造成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0年时则要占到GDP的1%-2%，同时会减少490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12年多哈气候谈判的成果之一，就是规定美国在2022年前无须对国际社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因此为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创造了宽松的条件，也为其在下阶段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奠定了基础。其次，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美国获益不小。据美国自己的计算，碳排放权交易的收益可冲减美国用于履行《京都议定书》责任50%-75%的经济损失；所拍卖的碳排放额度收入为奥巴马第一个预算案的通过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第三，美国还希望独占全球气候治理控制权和主导权。美国历任总统毫不讳言要占据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控制全球气候谈判的欲望和立场。老布什提出，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和领导全球寻找解决方案上都应负担更多的责任。小布什则公开申明，“美国的指导原则是明确的，我们必须领导全世界，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奥巴马重申，“美国要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带领全世界迈进新时代”。
3.就像美国在处理其他国际事务中常常采取双重标准一样，美国的气候政策也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性。
（1）在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中的双重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会谈中美国往往扮演了消极力量的角色。美国所代表的伞形集团减排目标低，且减排立场基本一致，对《京都议定书》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在中美气候合作的双边关系中，美国却更多表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务实性。从技术、研发、节能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与中国开展了较多的务实性合作。〔7〕美国认识到中美双方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会带来的包括能源安全得到加强、环境更加清洁、自然资源更为富足等显著互惠利益。
（2）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双重性。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表现出消极态度的同时，却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放在国内政策上，借以解决能源开发、能效技术、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等国内问题。小布什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所规定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小布什时期却极力推进新技术革命。2005年通过的美国的《能源政策法》规定，把在“全国或者区域范围内对能源安全做出贡献和拥有能够显著改善美国能源经济安全的先进气候技术或制度作为财政支持的重点项目”。奥巴马2013年国情咨文中强调要采取行政措施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资源过渡。“鼓励能效争优计划”提出到2022年住宅和商业能源消费减半的目标，并给大力推进能效建筑，因此提供就业机会和减少消费者能源支出的州提供联邦资助。能源部依据《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投入900亿美元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国会决定风能生产税抵减法案在2013年继续有效。在一系列气候政策的支持下，美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效卓著，甚至给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碳税和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交易是欧洲的主导，而先进的低碳高能效技术等则是美国的象征。
（3）联邦政策和各州政策的双重性。在美国总体对应对气候变化持消极态度的同时，美国各州却在其权限范围内寻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结束时，美国有近40个州采纳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推动能源能效更高的建筑，建设轻轨来促进大众交通低碳化，采用“智能量表”来促进更好地节约和利用能源、水和天然气等等。加州2006年即通过了《全球暖化应对法》，要求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规则和设计市场机制，将2022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2010年12月原则通过了加州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制度设计方案，并确定2013年碳交易开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2年1月加州财政厅公布的2012-2013年财年预算草案，首次将碳排放权拍卖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在这些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如今加州的碳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二）美国气候战略三大特点的原因分析
1.经济原因。本国利益至上，不允许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就业造成危害是美国气候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美国预测，如果要完成《京都议定书》对美国所规定的减排任务，将使美国的GDP削减2%-4%。而减少2%，则相当于1970年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削减4%，将使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老总李・雷蒙德就公开宣称《京都议定书》会引起“社会极大的经济损失，会让巨额的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此外，受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如石油企业通过游说政治家，干预和阻止限制排放政策出台等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受制于国内两个主要政治政党的争论和不同观点。和共和党在包括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共和党在气候治理上持消极立场，共和党不少新当选参议员迄今仍然对气候是否在变暖存疑。两党的分歧经常表现在国会两院的争论中，导致美国气候和环境法案难以通过。2009年夏天在8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好不容易在众议院通过了《气候和能源》的提案草案，但到同年秋，相应的立法草案却没能在参议院通过。到2010年11月随着共和党在国会中期大选中的胜利，使得反对气候立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使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过去的努力功亏一篑，以至于直到2012年的总统大选前，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工作都毫无建树。
3.政治体制的影响。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权力是分散的，采取行动需要更多的权力经纪人建立共识，这个复杂的过程非常耗时（〔美〕史蒂文・梅茨，2014年）。美国气候环境方面的法案审定时间旷日持久、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尤其是相关的国际公约基本上就不可能得到批准。美国国会设置了一种“阻挠议事程序性”制度，即在一项法案审议中，只要有一位议员或用冗长发言或用其他方法即可阻碍或延宕一项法案的通过。而要否定这样一个反对的程序，则需要至少60%的程序性投票的支持才能阻断这种阻挠议事程序，从而让对该法案的审定得以继续进行。然而对一个法案的审定又是有明确的时间性的。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往往会让提反对意见者更容易得逞，少数人即可阻止一项法案通过的进程。
4.各种因素的掣肘，使总统不能彻底地迎接气候挑战。领袖的态度是国家气候战略和政策的关键因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十多年中，老布什是冷战结束后第一位认识到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总统。他提出，气候变化即将成为导致政局不稳定的诱因，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重要内容。美国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上承担起领导责任，用“白宫效应”来对抗“温室效果”。克林顿政府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在国内推行提高汽油税率、鼓励消费者驾驶能效更高的汽车等政策，试图把减少温室气体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结合起来。即使是被认为对气候变化最消极的乔治・布什在其竞选承诺中，也曾提出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用排放权交易的模式来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等积极的气候治理方案。奥巴马则是被认为态度最积极、最善于利用行政力量推进气候治理的总统。奥巴马经常强调：他的总统任期，正好与气候治理至关重要的时期重合。他提出把能源和气候的重要性放在医疗和教育之前。即使由于医疗法案在国会遇到了阻挠，在内，甚至在奥巴马政府内也出现了放弃或是推迟关于气候变化政策努力的时刻，奥巴马仍然坚持将气候变化作为国内优先考虑的政策。
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总统们应对气候的意志和决策常常被大打折扣，只能通过妥协、让步，甚至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实现其目标。如克林顿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但他也强烈地意识到一定得不到参议院批准，因此只好宣布：除非实现了涵盖“包括关键的发展中国家有意义的参与的补充步骤，否则他将不会把《京都议定书》交给国会批准”。在奥巴马就任后，美国和全球就陷入了自20世纪初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经济萧条，政府颁布任何形式的增加费用的政策，包括提高化石燃料使用的费用等都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不得不把自己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雄心勃勃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暂时搁置下来。奥巴马时期制定的《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经过长期博弈，终于在众议院以219∶212票得以通过，但到了参议院，尤其是在其下属的财政委员会，该法案就一直得不到通过，无奈之下，他只好让环保部根据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把二氧化碳和其他5种温室气体定义为威胁公共健康和利益的污染物，充分利用已经通过的法律迂回地实现气候治理的目标。
5.文化方面的原因。美国有反对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不轻易与其他国家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的创立者在美国宪法中就规定，国际条约的批准，需要参议院2/3的绝大多数赞成票批准才行。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由老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反对制定约束性指标，其理由是《清洁空气法案》作为美国的国内立法尽管争论不断，不过不会被认为是对于美国的干涉。而里约条约则涉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一旦被批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条约将约束美国国内的能源使用，这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
（三）美国未来气候战略和政策预判
1.减排目标：1992年京都峰会前夕，克林顿在国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在2012年将排放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1997年的基础上减少10%的排放量。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美国减排目标是2008-2012年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7%。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曾提出，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83%。
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草案中提出，计划由2012年开始设排放上限，之后排放上限逐年下降，至2022年将美国的年排放量从目前的57亿吨降低到约50亿吨，到2035年降低到30亿吨以下，最终到2050年降低到约10亿吨。意味着到2050年美国的排放较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83%，与奥巴马竞选时的承诺基本吻合。
2.以大国治理替代联合国主导治理。奥巴马本以为多边主义更能做出影响全球的决策，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使奥巴马转变了看法，萌发了由少数国家（即所谓气候大国）参与以协议的方式来对气候治理产生巨大影响的设想。
大国治理设想的路线图是从对问题应该负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为寻求解决方案承担责任，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奥巴马构想的气候大国包括了近2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个圈层，内圈：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次圈：巴西、南非、日本、俄罗斯；外圈：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
（四）美国的能源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科技创新引领的美国能源革命，产生了促进经济、就业、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多重效应。能源革命让美国石油与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迅速增长，2013年初，美国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净出口国。通过能效技术的推广让美国的能源消费快速减少。现在美国比起40年前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而石油能源消耗却总量下降。能源革命减少了能源进口，有助于实现收支平衡，新增税收缓解了政府预算压力。能源价格下降又使美国工业，尤其是石化、铝、钢铁等能源密集型工业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能源革命增强了美国人的信心。一段时间许多美国人以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增加为依据，接受了美国衰落的理论，而能源革命改变了这种依赖，从而让美国人增强了信心。能源革命还让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握有更大的主动权，为实现其气候目标提供了保障。此外能源革命让美国在地缘政治中拥有了一张王牌。例如美国利用石油制裁使伊朗回到核武器谈判桌旁，不仅仰仗沙特阿拉伯愿意填补伊朗减少的每日百万桶石油的产量，而且得益于能源革命引发的普遍预期。〔8〕
但是，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能源革命在带来短期显著成效的同时也蕴藏着长期的风险。因为能源革命能够让化石能源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保持较低的价格，其实是延长了化石能源的使用年限，让人类要想戒除碳排放以扭转气候变化的困局将更加艰难。
三、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
中国是最早参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京都议定书》最早的10个缔约国之一。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同年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9〕2012年中共十再次重申中国要“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
1.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架构，支持《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及其所确定的按“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公平性”、“各自能力”等分摊气候治理责任的原则。
2.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约束性的减排任务。主要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和到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愿减排目标，来履行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
3.主张发展和积极参与气候治理的区域合作。中国认为双边的、区域的气候治理合作不是替代或削弱《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相反是对这两个公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4.在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中，特别强调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
5.提倡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充分考虑如何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抵御灾害性气候事件的能力。
（二）国内政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点
1.2014年提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表明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源自内生动力。中国继在《中国21世纪议程》，把环境保护包括治理大气污染、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列为最重要的议程，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之后，2010年又提出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机遇。〔10〕
2.把低碳发展作为应对减排压力又高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促进低碳转型，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14%，资源产出率提高15%等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把包括新能源、以低碳为主要特征的产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当年，开始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试点。2011年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了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并把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分解到各地区和单位。同年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2年中共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路径，国家发改委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确立了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基本管理框架、交易流程和监管办法，鼓励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为有关交易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11〕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减排效应评估和减排前景预测
1.自主减排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碳排放总量增长的速度。“十二五”前三年，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等约束性指标倒逼下，中国的碳排放量增长率比“十一五”期间下降了近30%，而且下降速度呈现出加快趋势。但同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增加了65%。本来据测算，如果在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45%，GDP年均增速保持在7%情况下，2005-2022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只会增加65%。但实际上到2010年增长了40%，而到2013年已经增长了65%，提前7年突破了预期排放量。〔12〕
2.碳排放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态势，最早也要到2030年后才可能达到峰值。自1990年以来全球一半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来自中国，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2010年中国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27%。根据多个方法和多个机构的预测，即使在继续实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GDP年平均增速保持在7%的情况下，2030年排放也要达到88亿吨，2040年达到92亿吨，2050年时要达到95亿吨。〔13〕
3.升温控制在2℃的气候安全目标对中国形成了强烈的“碳锁定”。对应控制升温2℃的气候目标，一是全球只剩下3000亿吨的排放空间；二是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年排放要下降到150亿吨（相当于在2012年30276亿吨的基础上减排65%）。三是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要下降到15吨（相当于在2012年基础上减少64%）。而以上无论哪一项指标对于中国都是严峻挑战。〔14〕首先，2050年中国排放量比2005年不仅不下降反而还要上升40%，达到95亿吨，占到全球可供给的排放量的63%。而人均碳排放量中国则应由2010年的54吨，在未来30多年间下降7222%，其难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水平是由现在的444吨/人下降66%）。
4.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目标的可行性。按照UNDP的预测，中国即使在实行最严格的减排政策、减排技术发挥最大潜力和在2030年排放达到峰值等前提下，2050年仍然要排放55亿吨二氧化碳，仅略低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所以，提出承担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法定约束性指标的难度极大，回旋余地很小，是一个需要跳起来才可以摸得到的目标。
5.区域间人均碳排放差异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能源禀赋等方面差异，使中国各省的人均排放量差异悬殊。2007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例如四川的人均年排放量为26吨，而山东却达到了73吨。中国沿海省市排放着与欧洲、美国相似水平的二氧化碳，但他们的数据却由亿万西部省份人们的数据来隐藏了。当然这种差异也隐藏着发展的机遇，为中国发展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基础。中国既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来促进各区域低碳转型，也可以促进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协调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
（四）中国气候变化战略调整与对策
1.鉴于排放空间的越来越稀缺，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一方面中国应尽量争取更多的排放资源，为其低碳转型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要兼顾气候伦理责任，表现出一个为我们和后代保卫气候安全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政治架构，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行动，履行联合国赋予中国的气候义务。同时积极推进和构建中美气候合作、中欧气候合作，气候大国合作等区域合作、双边合作。
3.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来承担气候责任。1995联合国第一次气候谈判会上通过的“柏林授权”提出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标准来划分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把这个原则具体化为只由发达国家承担、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但是，一方面，20世纪后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被称为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快，能耗增长很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15〕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小岛屿联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提出调整过去的以发展水平来划分气候责任的制度安排诉求。2012年联合国德班气候谈判会形成的共识就是终结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划分减排责任。中国一方面可不再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承担气候责任，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基于历史责任、人均排放、发展阶段、承担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来承担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气候责任。
4.承担有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约束性的减排目标是目前联合国主导下气候治理最主要、最有成效的机制。中国可以在综合考虑与升温2℃气候目标相衔接，与中国减排安排相衔接等因素的基础上，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这样，对外可以回应国际上的压力，对内可以成为加快低碳转型的倒逼机制。在具体安排上可以分阶段、分地区分解和实施约束性减排指标。分阶段可以分为碳强度下降阶段（2022年前）、达到排放峰值阶段（2030年前）、实现约束性减排目标阶段（2050年前）。分地区可以根据区域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减排任务。如对优化开发区可提出总量减排任务，而对重点开发区在提出更高强度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总量减排标准。
5.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协同推进的体制和机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三大挑战。既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来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二氧化碳在一定程度上与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同根同源性。因此应采用协同控制、系统化理念，综合考虑降低能耗、改善环境质量和减碳。未来政策调整方向是要促进形成节能、环保、低碳的合力，将可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技术和政策与节能减排技术和政策紧密结合，协同推进。〔16〕
6.把减少煤炭消耗作为中国治理雾霾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着力点。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限煤是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关键。因为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是320-330亿吨。但如果不采取限制煤的措施，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就会超过150亿吨，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半。限煤不仅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还可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中国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炭来满足增长的需要。减少对煤的依赖可以增强中国免受国际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其次，限煤可减缓中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尤其在北方地区，因为无论是用煤炭发电，还是把煤炭转化为可燃气体都需要大量的水。最后，推进煤炭的替代能源还能够有力促进中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能源的发展，使其开发出新的出口市场。〔17〕
中国已制定出限煤的时间表，即2022年前限制煤炭消费，2040年前彻底淘汰煤炭的使用。这一安排，与中国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强制性、约束性指标相匹配，将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限煤不限于减少煤炭的使用，还包括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展非煤能源，形成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等途径。
7.“在解决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上，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作用可能超过其他所有因素之和”，节能减排的科技进步可能为中国走出一条区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碳发展道路提供依据。〔18〕中国应把支持包括节能、能效、新能源等内容的技术研发、引进、投资等作为气候政策的重点。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学习借鉴推进技术进步相应的制度安排。
四、中美气候变化互补共赢合作的优先领域
合作共赢的中美气候治理关系首先是通过中美双边对话和政策协调，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方案、政治架构，体制和机制，在缺乏相应规范的领域探寻新的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方案。〔19〕在改革和创新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应优先考虑以下两方面改革：
（一）把“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确立为气候治理的各参与方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原则。一是效率与公平并重。气候治理的高效率是保证实现升温控制在2℃气候安全目标的关键。气候公平既包括当代人公平享受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又包括历史、现实、未来全过程的存量公平。气候治理的效率是目标，气候治理的公平是手段。用气候公平来提升和保证气候治理效率。二是权利和责任并重。综合考量历史排放、现实排放，人均排放、总量排放，当代排放与后代排放等因素，完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气候治理责任分担原则，在更高水平和更大程度上体现权利和责任平衡、并重。三是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联合国主导下气候治理的组织架构和气候变化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减排目标无疑是气候治理重要的政治架构和机制，但这些架构和机制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各国的国内行动来实现。各国有效的国内行动是实现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
（二）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20世纪世界成功控制核战争威胁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经验是，首先从对问题应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为寻求解决方案承担责任，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来。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气候治理应该成为联合国主导下应对气候变化政治架构的一种补充机制，而不是替代和削弱已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和机制。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的战略和行动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中美应该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有效的大国带动作用。〔20〕
在双边领域应着力构建以下三方面机制：
（一）节能、环保、低碳协同发展机制。中国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的雾霾问题是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与中国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有很大关联性。煤炭既是高碳能源、也是雾霾主要贡献源。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由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硫占70%以上，氮氧化物占60%以上，烟尘占70%左右。气候变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同根同源，有高度相关性，解决雾霾问题显然需要能源、环保、低碳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中美两国都是煤炭消费大国，消费量之和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遭遇过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等同样的困扰。如何建立健全减煤、减碳协同推进的体制和机制，避免诸如环保不低碳、低碳不环保等顾此失彼的政策和行为的发生，是中美两国建立互补共赢合作关系的重要和迫切领域。〔21〕
（二）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气候变化实质上是能源问题。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之所在。美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摆在新能源开发上，美国成功的能源革命，既让国家能源安全得到保证，同时提高了能源效率、开发出新的替代能源，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在开发风能、太阳能、水电等方面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效。
“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22〕美国能源革命中页岩层的油气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开发等新能源技术从技术研发到推广应用，政策的促进作用首屈一指。在“风能生产税抵减法案”（PTC）等相关政策支持下，2010年风能、闭环生物质能和地热发电等的退税额达每千瓦时22美分，其他符合条件的技术所获得的退税额为风电退税额的50%。2012年底前投入运营的风力发电项目可获得10年退税，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投产日期在延后一年，即2013年年底以前投入运营的项目也可获得10年退税。在PTC取消的3个年份（即2000、2002、2004年），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停顿，而在预定期满之前的年份，风能开发项目则出现显著增加，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取长补短、借鉴对方成功经验推进本国新能源开发，在能源开发新技术移植中如何安排配套的制度保障，显然也是中美互补共赢的重要合作领域。
（三）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与能力建设。碳排放权交易是气候治理最重要和卓有成效的政策工具。美国等国家经验证明，碳排放权交易可以为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提供重要的制度和金融支撑。全球碳排放权贸易是由国际京都碳交易体系和各国区域碳交易体系构成、是在国际公约和各国减排政策推动下而产生的。中美两国既面临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也面临着日益兴起的国内市场。〔23〕美国是开展碳排放交易最早的国家之一。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世界第二大碳交易市场，为承担自愿减排任务的10个州和自愿减排的交易企业提供交易服务。中国也在积极探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推进自己的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国家碳排放交易规划和实施方案。在8个地区城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4〕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和测算体系，制订碳清单和碳预算等都是开展碳交易的基础工作，此外碳交易体系建立和碳定价方案制定，以及如何开发和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机构建立、规则制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建设，都是中美双方可以互补共赢的合作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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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2
一、建立国、地税征管协作机制的必要性
1、加强国、地税局征管合作，是实现依法治税的内在需求。国、地税局通过对纳税人登记、申报等征管信息横向比对，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税款流失。通过互相利用对方的信息资源，加强对纳税户的管理与监控。通过加强国、地税局在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等方面的联合作业，可以提高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管理力度，推进依法治税，优化税收环境。
2、加强国、地税局征管合作，是推进队伍建设的有力保证。一是能够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国、地税局通过信息共享和情况交换，可以在本部门加强干部管理的基础上，形成部门间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二是能够进一步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国、地税联合作业，可以使干部得到更充分的锻炼机会，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3、加强国、地税局征管合作，是税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作为税收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国、地税局形成的税收管理信息具有一定共通性和互补性。但目前双方尚没有建立税收基础信息共享机制，形成了国、地税局之间的信息孤岛。只有加强国、地税局沟通协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才能有效整合信息资源，使税收信息化建设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税收工作成果。
4、加强国、地税局征管合作，是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是国、地税局的工作重心所在。既然工作目标一致，职能趋同，那么国、地税局就应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在工作计划的拟定、重要工作的部署、有关措施的制定上互通信息，密切合作，形成税收管理工作合力，促进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5、加强国、地税局征管合作，是税收管理效率原则的具体体现。加强国、地税局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可以有力地提高国、地税双方对纳税人的日常管理，有效地减少双方在税收征管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实现税收管理成本的逐步降低和税收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6、加强国、地税局征管合作，是优化纳税服务的实际需要。国、地税局同为税收管理职能部门，很多情况下实施对同一纳税人的共同管理。如果没有协作配合、信息共享，各自为战，必然会导致对同一纳税人的多头重复检查。国、地税局建立合作制度，通过在各自的办税服务大厅公示对方的纳税服务内容、申报纳税的有关事项和要求等，使纳税人对国、地税机关的各项管理要求更为清楚明晰，可以有效减少纳税人在办理各项税收事宜时在国、地税局的往来次数，大大方便纳税人。
二、建立国、地税征管协作机制的基本原则
1、大局原则。要树立牢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双方工作的开展要从讲政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发展大局。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到全局，工作的部署要照顾到全局，部门利益要服从于全局。只要对大局有利，双方就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少讲条件，多讲配合，倾心尽力，真诚合作。
2、效率原则。合作要以大局为重，以效率为先。通过互相协作，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使税收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环环相扣，规范有序，构建纵向联动、横向互动的税收管理工作格局，形成部门管理合力，促进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促进各项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促进两个部门税收管理效能的最大化，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3、成本原则。要通过合作，加强对双方税收管理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合理搭配，物力资源的合理调用，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以深层次地挖掘双方现有资源的潜力和作用，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有效地降低税收管理成本，实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4、递进原则。国、地税局合作要坚持以点带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先易后难的原则。双方要在加深了解、逐步磨合、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找准合作的切入点，确定合作内容，明确合作方式，逐步健全合作机制，在不断探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渐渐实现全方位的合作。
5、服务原则。双方的合作要立足于优化服务、方便纳税人，通过互通信息，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合作开展税收宣传、纳税咨询、税法辅导等纳税服务工作，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不断创新纳税服务载体，优化纳税服务手段，丰富纳税服务内容，构建高水平的纳税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三、满足国、地税征管协作机制建立的基本要求
建立国、地税征管协作机制的立足点是要满足国、地税分设的有效功能最大化和消极因素的最小化，有利于促进财政和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保证税收职能作用的顺利实现。但同时还需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1、协调税收政策，消除国、地税之间的实务差异。
税收政策的协调就是在一项税收政策出台以前，要充分考虑到国税与地税部门的实务差异，在税收政策的具体执行上明确国税与地税部门的具体办法。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调整权和减免权等内容要做到合理的划分和制度安排。有些具有典型地方特点的税种的立法权可以下放给地方，允许地方有一定范围内的税收立法权限。规范税收政策的出台，协调税收政策的落实，明确税收政策的具体执行，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用，才能统一税收和宏观调控行为。
企业所得税是国、地税共同征管的税种，双方在执行税收收政策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结果就造成，同处一座城市的、规模相仿的两家同行企业往往享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这对市场的公平竞争、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国、地税双方应当积极归纳存在的差异，探询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寻找消除差异的办法，结合征管工作实际，尽量取得一致，给纳税人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
2、协调各自征管活动，减少征管行为的重复性。
为了避免一些重复的征管行为，国、地税部门应当协调各自的征管活动。比如可以安排在税务登记环节进行联合登记、在纳税申报环节进行联合申报、在纳税稽查方面进行联合稽查等。这样的联合制度，不仅能给纳税人带来方便，而且也提高了整体的征税效率，避免了国、地税之间相互扯皮的现象。这种联合制度，在操作上也是实际可行的。目前，我市国、地税部门之间已经做到了联合税务登记、联合纳税人信誉等级评定、联合税收政策咨询（12366）。其中联合建立12366税收政策咨询热线，开创了全国税务系统的先河，受到了总局领导的充分肯定，也以良好的服务赢得了社会公众的赞誉和信任。
3、加强国、地税之间的信息整合，实现征管信息共享。
目前，国、地税局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不高，主要原因是双方跨部门之间信息交换与共享存在着平台不一致、机构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交换不到位、整合难度大的问题，根源是由于双方征管范围不同、管理软件差异、管理机构设置不统一造成的。要加强国、地税局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就要努力实现双方网络互联互通，这需要总局制定国、地税局统一的信息化管理方案，统一双方的管理平台，统一双方的征管软件，统一双方的信息采集管理。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较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各地国、地税局应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对双方各类操作软件的匹配与兼容，加强对网络系统的改造与接入，加强对双方管理信息的整合与比对，以实现各类税收管理信息的有效共享，搭建广阔的国、地税局税收管理信息平台。
四、建立国、地税征管协作机制的基本途径
1、建立体系，形成组织领导机制。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系，成立由双方主要领导参加的国、地税工作协作领导小组，指定办公室为牵头部门，业务对口部门具体落实。形成“一把手”总负责，分管领导配合，各部门具体落实的协作配合机制。
2、立足规范，形成协作联系机制。制定具体工作联系制度、办法，明确双方工作协作的权利和义务，实现由人为协调到制度规范转变，由单纯靠协商沟通向受责任义务关系约束转变。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重要情况通报制度，对本部门无需保密的重要活动安排、重大工作部署，及时向对方通报和反馈，协调处理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重视发展双方各职能机构间的联系与合作，就双方协作关系和需要对方了解的本部门日常性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重要而迫切的工作问题定期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不断密切和加强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协作关系。
3、注重管理，形成协作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协作管理制度，明确、细化协作内容、管理流程、运作方式及协作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具体、明确规定有关人员岗位职责，保证协作有效开展和效能充分发挥。积极开发运用双方的管理资源，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各自人力资源的合理搭配，物力资源的合理调用，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协作工作跟踪制度，对协作解决的问题，跟踪处理、及时反馈。定期总结协作情况和工作落实情况，及时向地方党政汇报，向上级通报。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就业结构高技能人才
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当年广东实现生产总值35696.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增幅比上年低4.6个百分点,但高于年初政府预期目标(9%)1.1个百分点。由于政府及时引导实施“双转移”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逐渐显现,外需不振,多重因素叠加,部分企业运作艰难,企业用工需求呈明显下降趋势,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影响较大,社会保障领域面临更多挑战。
一、广东就业面临的形势
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均进入减速通道,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均不利于广东就业形势改善,广东就业形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就业形势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业问题将成为广东以及国内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以及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难较大,对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再加上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2009年第一季度份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广东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下降了23.1%,可以预见,2009年新增就业人数和用工需求将会呈下降趋势,农民工失业人数、退保人数将继续呈平缓增加态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普工与技工“双短缺”状况仍然存在,困难群体与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困难”情况进一步显现,促进就业的压力和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等等都与人力资源的区域与产业配置,以及技能人才需求密切关联。国内外经验表明,技能提升就业。为破解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升级调整带来的广东就业难题,我们从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双转移”与技能人才需求关系等方面着手,研究广东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性问题,试图探讨通过“双转移”解决“双短缺”和“双困难”问题。
1.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2001年呈现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1年开始降到10%以下,为9.4%;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0年开始占比达50.4%以上,2004年高达55.4%,2005年由于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有所回落,但从2006年开始,随着广东工业适度向重型化发展,机械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稳定在50%以上。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调整为5.7:52.0:42.3;从就业结构看,2001-2007年广东第一产业人员从业人员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交替上升,并于2006年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达到30.8%。2007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9.0%、39.5%、31.5%。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相同的“二、三、一”格局。
2.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逐年大幅增长
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新劳动合同法颁发,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等因素影响,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幅减少,第二产业第一季度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24.67万人;二季度下降为120.31万人,比一季度减少-8.32%;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116.54万人,比二季度减少-12.53%。第四季度全省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为391.7万人次,比第三季度减少1.6万人,但比2007年同期则减少24.9万人次。受金融危机影响较直接的制造行业、加工贸易企业用人需求比重下降较为明显,制造业用人需求为99.9万人次,占市场总需求的比重为49.9%,与第三季度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详见表1)。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3.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级技师需求量不断增加,求人倍率逐年升高,预计2009年高技能人才仍然供不应求
自2003年开始,高技能人才的总需求人数大于总求职人数,2003年～2007年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67、1.88、1.73、2.19、1.78;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90、2.32、1.87、2.31、1.8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38、2.21、2.63、3.36、2.59。2008年1～3季度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等因素影响。但是,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产业转移工作较早起步,2008年第一～第三季度,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71、1.57、1.79;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98、2.39、1.9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28、2.39、1.33(详见表2)。预计2009年广东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仍然供不应求。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三、对策建议
1.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根本之路
2009年广东经济发展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在“保增长”、“促就业”、“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这多目标中取得均衡;必须把推进“双转移”政策与增加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多重任务结合来加以解决;必须把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供给结合起来加以解决;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还必须考虑一些应急对策,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相结合,还必须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的根本之路。
2.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长效对策
广东目前已具备了加快结构升级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不具备高技能人才条件,多年来广东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接近2.4倍,使广东企业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度竞争。高技能人才问题不解决,将很难从这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必须通过政府的宣传引导、政策鼓励、资金支持,改善各类高职高专等专科学校的办学条件,将其与大学一视同仁,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政府应引导企业在工资待遇导向上向高技能人才倾斜,使其在职称上有最大上升空间。
3.加大就业和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强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的稳定性。真正抓好小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个体经营者收费优惠、发展旅游业扩大就业、资金管理使用等五个配套文件的落实,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力支持。短期内解决就业的对策包括,一是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稳定就业;二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创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就业;三是正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号召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度时艰,应鼓励全社会学习国有大企业的做法,降低员工工资,高层管理人员带头降薪,而尽量减少裁人,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4.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这次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广东是外贸出口大省,从这一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广东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很大打击广东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因此,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正合时宜。改革分配体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速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广东以及全国经济下滑,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1994年～200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4
编者按：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确定4种企业资产划转情形可享受税收优惠，规定4类集团内居民企业之间按照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行为，暂不确认股权或资产转让所得，享受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同时简化征管流程。自2008年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以来，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一系列涉及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初步形成并购重组所得税体系。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兼并重组的重要因素，并购重组所得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优化了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力支持企业资源整合和做大做强。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小微企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7号）。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对上述文件分别进行了解读，本刊编辑部对政策及解读全文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0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以下简称《通知》）下发后，各地陆续反映在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些征管问题亟需明确。经研究，现就股权或资产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通知》第三条所称“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限于以下情形：
（一）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获得子公司100%的股权支付。母公司按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处理，子公司按接受投资（包括资本公积，下同）处理。母公司获得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二）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母公司按冲减实收资本（包括资本公积，下同）处理，子公司按接受投资处理。
（三）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向母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子公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母公司按收回投资处理，或按接受投资处理，子公司按冲减实收资本处理。母公司应按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相应调减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
（四）受同一或相同多家母公司100%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在母公司主导下，一家子公司向另一家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划出方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划出方按冲减所有者权益处理，划入方按接受投资处理。二、《通知》第三条所称“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是指自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起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
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是指股权或资产划转合同（协议）或批复生效，且交易双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
三、《通知》第三条所称“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是指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通知》第三条所称“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是指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被划转资产的原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扣除或摊销。
四、按照《通知》第三条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双方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一致处理原则统一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
五、交易双方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居民企业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详见附件）和相关资料（一式两份）。
相关资料包括：
1.股权或资产划转总体情况说明，包括基本情况、划转方案等，并详细说明划转的商业目的；2.交易双方或多方签订的股权或资产划转合同（协议），需有权部门（包括内部和外部）批准的，应提供批准文件；
3.被划转股权或资产账面净值和计税基础说明；4.交易双方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说明（需附会计处理资料）；
5.交易双方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的说明（需附会计处理资料）；
6.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的承诺书。
六、交易双方应在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后的下一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各自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以证明被划转股权或资产自划转完成日后连续12个月内，没有改变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七、交易一方在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后连续12个月内发生生产经营业务、公司性质、资产或股权结构等情况变化，致使股权或资产划转不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发生变化的交易一方应在情况发生变化的30日内报告其主管税务机关，同时书面通知另一方。另一方应在接到通知后30日内将有关变化报告其主管税务机关。
八、本公告第七条所述情况发生变化后60日内，原交易双方应按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一）属于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母公司应按原划转完成时股权或资产的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并按公允价值确认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子公司按公允价值确认划入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
属于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母公司应按原划转完成时股权或资产的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子公司按公允价值确认划入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属于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子公司应按原划转完成时股权或资产的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母公司应按撤回或减少投资进行处理。
属于本公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划出方应按原划转完成时股权或资产的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母公司根据交易情形和会计处理对划出方按分回股息进行处理，或者按撤回或减少投资进行处理，对划入方按以股权或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投资处理；划入方按接受母公司投资处理，以公允价值确认划入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
（二）交易双方应调整划转完成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及相应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调整划转完成纳税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九、交易双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企业申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股权或资产划转加强后续管理。十、本公告适用2014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此前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股权、资产划转，符合《通知》第三条和本公告规定的可按本公告执行。
特此公告。
税务总局明确四种企业资产（股权）划转情形享受税收优惠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明确四类集团内居民企业之间按照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行为，暂不确认股权或资产转让所得，享受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同时简化征管流程，大大降低了集团企业内部交易的税收成本，进一步支持企业资源整合和做大做强，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以来，为落实国务院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切实推动优势企业做大做强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又出台了企业资产（股权）划转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便于企业更好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公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执行口径和征管要求。
公告明确，包括母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等四种情形的股权或资产划转，可以享受递延纳税待遇，大大缓解了企业纳税资金压力，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融资成本，有利于促进集团业务重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有助于国有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政策不仅适用于国有企业集团，也适用于其他企业集团内部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保证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市场主体在同一税收政策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有利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该负责人介绍，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公告不再对股权、资产划转设置事先核准，改为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报送申报表和相关资料，简化管理方式，优化征管流程。同时，按照放管结合的原则，公告明确，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在一定时间内实质性经营活动发生改变的，应追回企业已享受的优惠待遇，防止企业出于偷逃税款的目的滥用该政策。
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表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兼并重组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仍面临审批多、融资难、负担重等难题，国务院高度重视，持续优化企业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兼并重组创造条件。税务总局此次公告是对此前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进一步细化，有助于征纳双方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政策，让政策红利惠及每一户纳税人，为企业做大做强、拓展国际国内市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的解读
国务院2月25日常务会议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进一步释放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红利。为全面落实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税务总局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要求从“全力宣传、全程服务、全年督查、全面分析”四个方面，采取10项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现对四个方面、10项措施解读如下：
一、全力宣传，确保每一户应享受税收优惠的小微企业“应享尽知”
第1项措施：持续开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这是对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宣传的总体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要增强主动性，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网站、12366纳税服务热线等载体，持续性开展宣传工作，普及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及具体操作规定。主要工作：一是在税务网站开辟“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专栏，编制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目录，自动链接并及时维护。二是整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操作规定，方便纳税人查询应用。第2项措施：开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周”活动。结合4月份全国税法宣传月活动，以及税务总局继续开展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开展专项宣传。
主要工作：一是3月底至4月上旬，各级税务机关开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周”活动，通过在线访谈、新闻等方式，宣传小微企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二是省级国税局、地税局联合编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手册，免费送达每一户小微企业。
第3项措施：开展对税务干部的业务培训。税务干部是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员，其政策业务水平对落实小微企业优惠政策有较大影响，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之一。主要工作：抓好税务干部税收优惠政策业务培训，使其熟练掌握税收政策，帮助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二、全程服务，努力让每一户小微企业办理享受税收优惠手续更为便捷第4项措施：将专门备案改为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自动履行备案手续，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办税负担。今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3项企业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后加强后续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6号）规定，查账征税小型微利企业，在办理2014年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通过填报年度纳税申报表“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履行备案手续，不再另行备案。目前，定率征税小微企业办理2014年度年终汇算清缴时，仍然需要对“从业人员、资产总额”进行备案。
主要工作：税务总局将进一步修改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申报表，让定率征税的小微企业也通过填写申报表有关“从业人员、资产总额”栏次自动履行备案手续，不再另行报送专门备案材料，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办税负担。
第5项措施：完善小微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软件。小微企业点多面广，各企业情况不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难度很大。税务机关将依托计算软件，帮助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
主要工作：一是省级税务机关通过核心征管系统或开发应用小微企业纳税申报税务端软件，运用软件自动识别小微企业身份，主动提示优惠政策，自动弹出适用税率，协助计算税款，显示减免税种和数额。二是对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情况，通过手机短信或其他形式告知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情况，使其享受税收优惠更便捷、更明白，增强小微企业享受优惠的获得感。
第6项措施：对未享受优惠的小微企业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为让所有办理税务登记的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红利，税务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增加受益面。
主要工作：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及时享受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主管税务机关要及时采取电话、上门温馨提示等跟踪服务，进一步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覆盖面。
第7项措施：严格定额征税管理。目前，对一些经营规模较小、核算能力较低的小微企业采取定额征税方法，为规范定额征税管理，保护纳税人权益，通知对此予以进一步强调。
主要工作：一是保证定额征税的“额度”确定、调整等程序更加透明和公平，要求采取行之有效的民主评议、公示等程序进行。二是按照年度或者规定时间调整小微企业纳税定额，严禁不按规定调整定额。
三、全年督查，切实让每一级税务机关履行好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责任
第8项措施：把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今年税务部门“一号督查”事项和绩效考评事项。主要是对各级税务机关层层传导工作责任和压力，增强基层税务干部的责任心。
主要工作：一是总局对省级税务机关督查，把这项工作列为税务部门2015年“一号督查”事项，总局已组成督查组开展督查，以后每季度督查一次，并通过报纸、网站公开督查情况。二是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工作督查。三是把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列入各级税务机关绩效考评项目，严格实行绩效考评，对不达标的省市，要按规定扣减考评分数。四是让社会检验落实效果，今年三季度，总局将委托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评估。
第9项措施：建立小微企业咨询服务岗和12366反映诉求平台。一方面增强对小微企业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另一方面，对于对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遇到困难的，给予一个补救通道，同时，也反映基层税务机关服务的情况。
主要工作：一是在办税服务厅设立“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咨询服务岗”，税务人员挂牌上岗，给小微企业提供便利。二是依托12366纳税服务热线、税务网站“局长信箱”受理纳税人投诉。一旦纳税人反映应享受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情况，各地税务机关要专人全程负责，并于接收当日转办，在3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四、全面分析，尽力让每一申报期间内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分析工作能够具体深入第10项措施：加强统计分析工作。统计分析，掌握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真实数据，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发现问题，更好地取长补短，保证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主要工作：一是及时、全面掌握小微企业各项减免税户数、减免税额等数据。二是开展减免税效果分析，查找问题及差距，全面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公告的解读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7号）。现解读如下：
一、主要背景
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发挥小型微利企业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在2014年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提高到10万元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小微企业优惠持续加力，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将小微企业减半征税范围扩大到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下纳税人。3月1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34号），明确了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为把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全面落实到位，方便纳税人享受优惠，便于基层税务机关操作。同时，为征纳双方提供一份内容全面、便于查询、容易操作的完整版文件，减少“文件套文件”现象，本公告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3号）基础上，适应税收政策调整，对一些具体管理操作问题进一步做了明确规定。
二、核定征税的小型微利企业可否享受优惠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所得税方式，均可按规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减按20%征收，以及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小型微利企业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4年之前，小型微利企业统一在汇算清缴时享受优惠政策，季度预缴环节不享受优惠。本公告按照原有作法，允许小型微利企业在季度、月份预缴环节提前享受优惠政策，在汇算清缴环节再多退少补。这样，让小微企业提前享受税收优惠红利，有效缓解资金紧张，减少贷款压力，增强其流动性。
四、查账征税的小型微利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享受优惠？
查账征收的小型微利企业，上一纳税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且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
对于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税款的，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额不超过20万元的，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税政策；超过20万元的，应停止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对于按照上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季度（或月份）平均额预缴企业所得税的，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税政策。
五、核定征税的小型微利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享受优惠？
一是定率征税的小型微利企业。上一纳税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且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本年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超过20万元的，不享受减半征税政策。二是定额征税的小型微利企业。由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优惠政策规定相应调减定额后，继续采取定额征税方法。
六、本年新办的小型微利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享受优惠？
对于本年新办小型微利企业，凡累计实际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超过20万元的，停止享受其中的减半征税政策；超过30万元的，停止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七、上一年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本年预计可能符合小微企业标准，预缴时是否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为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覆盖面，对于上一年度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本公告又适当放宽了享受优惠政策“门槛”。即：企业根据本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果预计本年度可能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其季度、月份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申报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例如：A企业2014年资产总额、从业人数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但应纳税所得额为31万元，未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A企业预计2015年可能符合小型微企业条件，A企业填写预缴申报表，可以自行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八、进一步简化备案手续，方便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优惠
简化小微企业备案手续。按照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的统一要求，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3号在落实小微企业优惠政策方面已经简化了管理手续。规定：小微企业季度预缴不需履行任何手续，汇算清缴时应就“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等履行备案手续。为进一步简化小微企业备案手续，减轻办税负担，税务总局将修改季度预缴申报表和核定征税企业纳税申报表。这样，符合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享受优惠政策时，可以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等栏次履行备案手续，无需税务机关事先审核批准和专门备案。
九、小型微利企业汇算清缴环节如何享受优惠政策？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
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6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稳健”宏观调控政策，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是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原因是什么？
吴军：从理论方面看，在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下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反周期”政策操作。而一旦基本实现“反周期”调控的目标，扩张性政策的淡出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无论是扩张政策或是紧缩政策，都会在一定的时滞后产生效应，并且这种政策效应会形成很强的惯性，可能会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损害。因此，扩张性政策生效、并同时预见到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可能使经济问题向相反方向演化之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渐淡出。
贾康：自1998年至2003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中国财经领域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对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化解国民经济运行周期低迷阶段的种种压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作用显著，功不可没。但扩张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随着2003年中国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跨入9％以上的区间，并在2004年一季度继续高攀9.7％，人们对于投资过旺、经济偏热的关注迅速上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便成为必然，财政政策的转型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事情了。
主持人：下一步的财政政策为何要从“积极”转向“稳健”，同时使目前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呢？
吴军：结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调控模式在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2002年以后，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走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低谷，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呈现出健康发展态势。2003年，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和通货紧缩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缓解、经济迅速回升的形势下，出于CPI和PPI的上涨及其他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分析，针对所预见到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过热问题，在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使作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显然是客观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
并且，进入2004年之后，我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问题。尽管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不难看到，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虽然从9月开始有所缓和，但生产资料价格仍在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CPI也连续4个月高于5％；同时，不断攀升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另一方面，由于前期货币政策措施操作存在某些偏差、尤其是信贷窗口指导业务力度失当，致使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下降过大过快，对下一步经济运行产生较强的紧缩性影响。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巩固已取得的宏观调控的成效并解决这“两难”问题是极为不利的。
还有一个方面不容忽视：逐渐减少经济对财政的依赖，是与市场化相一致的。由此释放出来的民间资本空间和市场化机制的优势足以弥补财政支持减少带来的影响。更长远地看，这是一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
贾康：2004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其中包括收紧货币政策控制银根，严掌土地政策控制“地根”，严肃处理“铁本事件”以儆效尤等等。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以柔性手段为主，但果断、及时的调整。
首先，于2004年年初的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中，将上年14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调减到1100亿元。其次，对一些以国债筹资的建设项目的资金拨付进度有意放缓。第三，对由预算资金拨款支持的基本建设项目，在支出进度上，作了有意的控制。第四，显著强化财政资金使用中的结构导向，结合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协调统筹要求，大力支持农业、公共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第五，积极酝酿和推行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操作方案。第六，为促进外贸出口，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等。
财政税收政策的这些调整变化，实质内容为三点：一是政府总量扩张的调减和淡出；二是对结构优化的注重与“有保有控”区别对待；三是在抓住时机深化改革、完善管理方面的积极进取。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2004年5月在上海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表现良好，已经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今后可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有保有控，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这一关于财政政策的新表述，可以说是把较丰富的政策调整内容，从政策转型的角度提纲挈领地作了勾画。
我国从实行了6个年头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转为中性财政政策导向，其中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补和加强。
去年11月上旬，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进一步对下一年度的政策定位作了表述。他表示，“扩张性财政政策2004年已在转变，财政部已向中央建议2005年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财政政策”。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积极意义，不少官员、专业人士和学者进行了阐述和探讨。但也有学者认为，其中有些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曾康霖：的确是这样。我认为这里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究竟比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我认为，积极的财政之策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扩张的财政之策，所谓扩张就是推行赤字预算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后是否就消除了财政赤字呢？有关部门表示说，“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是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要求，也是保持一定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这就是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不等于不发债，不等于消灭财政赤字。既然这样，提法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它意味着：经济的发展不要指望主要靠政府投资；政府要着力调控、协调发展；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是越高越好。
其次，如果说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是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则要分析来年在货币供给量中，哪些与当年的经济增长直接相关，哪些与经济增长不直接相关。我的思考是：排除滞后效应因素，相当一部分由于收购外汇使外汇储备增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与当年的经济增长不直接相关甚至不相关。此外，用于“收摊子”“填窟窿”而投放的货币与经济的增长也不相关。
主持人：从以上专家们的分析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淡出是一种必然，“双稳健”政策替代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的必然途径。那么，在今后的几年中，“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实施呢？
贾康：具体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税政策转型中的重点包括：
1、调减总量扩张力度的同时，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并要将把握好“有保有控”的区别对待作为关键，服务于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要求。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
2、政策调整要与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相适应，政府首要考虑的应是市场能否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对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以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的优势。应注重通过各种手段的实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政策平台和制度平台，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力量和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将这些纳入“五个统筹”的宏观环境之中。
3、近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重心和在建项目应继续予以关注，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工程质量。长期建设国债的相关政策调整应当和税收政策的调整相一致。
4、注重调节收入分配，改善社会预期、鼓励消费，并积极合理调整区域经济关系，逐步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5、大力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做大经济与财源“蛋糕”，这应成为长期的不懈追求。政策转型中应不断改进、完善税制与税收征管，审时度势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配套推进“金财工程”“金税工程”，把短期调节和中长期的改革与结构优化有机结合，使体制创新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互推动。
吴军：作为一种经济的宏观调控模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有明确的总体取向，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其各自内部结构上要求“有松有紧”。
当前的货币政策在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之外，还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具体应该关注以下几个因素：1、密切关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和经济走势。由于PPI的上涨预期，带来CPI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作为货币政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2、考虑整个社会总体流动性偏低的情况。由于多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的积累，目前中国M2与当年GDP的比例接近200％，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少见，因此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常之大，对经济、金融的稳定非常不利。因此，在2005年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安排中，M2增速与GDP增长、CPI涨幅之和之间的差距应该缩小。3、观察利率调整的效果。
在调控实践中，上调利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负利率问题，对央行产生了很大的上调利率压力；而上调利率又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发生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流通领域。事实上，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还只是有所缓解。如果上调利率，可能会在抑制局部投资过热的同时，遏制了消费品需求；并且，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而人民币利率本来就高于美元、欧元及日元等货币的利率，上调利率可能会增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因此，运用利率工具还需谨慎。2004年10月份央行对存贷利率进行微调是货币政策进入转折点的标志，具有一定的“宣示效应”，即央行通过加息向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弹，试图改变公众的预期。如果公众预期政府将进一步加息，可能会有助于遏制投资过热。
主持人：的确，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还存在不少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曾康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协调发展、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我认为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下几个问题必须特别关注。第一，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后，政策还要不要保经济增长？有人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保增长”，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保协调”。这样的说法有点新鲜。问题是：发展还是不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回答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多，每年有3000～4000万劳动力要就业，不发展，怎么解决这一问题。一般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正相关，据统计，国民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提供70万～100万个就业岗位。但如果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正相关度弱，甚至负相关，则可以预言，就业人口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加大。
第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政府拿钱，但推动经济增长，钱总是要拿的。不主要靠政府拿钱，靠谁拿呢，靠银行、靠民间、靠外资。所以，实行这一政策，首先要考虑推动经济的发展，靠什么渠道拿钱来推动，而考察靠什么渠道拿钱来推动，就要分析我国当前的融资形势和企业家的投资意向。当前的融资形势，概括地说，资金分布极不均衡，流动性差，风险度高。一方面要取得银行贷款难；另一方面民间资金又大量存在；外资内流，内资外流。在这种状况下，要靠民间资金、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比较难。这是制度、政策、机制、意识决定的。所以，可以做这样的假定：财政政策变了，货币政策没变，如果靠政府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难变，这样，经济增长仍然是政府推动，但主要靠银行拿钱。
第三，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为的是加强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防止通胀，但必须认识到能够存在无通胀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经济学界、金融学界的重视。无通胀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存在？当代的经济理论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前进，因为按照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增长、就业增加、通货膨胀是同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三者是不同步的。为什么不同步？我讲四点理由：（1）按凯恩斯理论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收入，不能启动需求就会存在无通胀的经济增长；（2）按凯恩斯理论有成本推动型经济增长，如上游产品价格传递不到下游产品，成本推动这方面受到阻碍，也会存在无通胀的经济增长；（3）价格上涨由谁来买单，如由政府买单，则会存在无通胀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我国是存在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国商品低价出口，低价出口后对出口商品实行价格补贴、退税，这是由政府来买单；（4）如果价格上涨由银行来买单，也会存在无通胀的经济增长。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地产炒作大多是用银行的钱，如果炒作破裂，银行的钱就还不了，形成呆账。这样发展下去也会存在无通胀的经济增长。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1篇7
关键词：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比较
一，引言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和调整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某些阶段上也是扩大公共投资、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的重要方式。财政政策如果运用得当，能够起到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的运用方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特别是克林顿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二、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比较
1概述
评价一届政府推出的财政政策的优劣与成败，首先应看它是否实现了预期宏观经济目标和取得了实际成效。美国财政政策独立于货币政策，但历届政府在多年的实践中创造了二者协调配合的成功模式，尤以克林顿时代为典型。在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下，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在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上有所改变，实施了大幅度减税计划。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使其经常项目和财政收入出现大量赤字，虽然经过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紧缩财政政策使双赤字问题一度有所缓解，但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扩张政策又使美国经济步入“双赤字”轨道。1992年－2009年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部分财政指标状况参见《B-78TABLE－Federalreceipts，outlays，surplusordeficit，anddebt，fiscalyears，1992-2009.》
2克林顿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产生的结果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入主白宫时，面对着他的是经济回升乏力、失业率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猛烈增长的形势。但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经济即出现了战后最佳态势，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胀，财政赤字大幅削减。而在其第二任期内，到1998年，财政赤字消失并出现盈余，失业率和通胀率为战后最低水平。这一巨大变化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从B-78TABLE可以看出，自克林顿推出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来，联邦财政赤字由1992年的2903亿美元降到1997年的219亿美元，是1974年以来赤字的最低水平。1997年5月克林顿与国会达成5年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协议。1997年8月5日克林顿签署了《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预计到2002年实现财政预算盈余(从B-78TABLE可以看出，实际上1998年就实现了财政预算盈余)，从根本上消除多年来困扰美国经济的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约为4％，通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为1.7％和4.2％，是战后最低水平。从B-78TABLE可以看出，1992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2903亿美元，1997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降为219亿美元，1998年联邦政府实现财政盈余达693亿美元，而在2000年财政年度里，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达2362亿美元，大大高于1998年693亿美元的水平。就此而言，克林顿的财政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从B-78TABLE可以看出，克林顿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是：1992至1997年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并实现预算平衡，1998至2001年连续四年保持财政盈余。财政赤字减小，盈余增加，债务减轻，利率下降，投资扩大，美国经济连续十年持续高速增长。这便是克林顿政府财政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及其产生的经济成果。
3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产生的结果
小布什接任总统伊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连创新纪录但又面临急剧减速危险的十字路口。如何保证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对于小布什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小布什总统的财政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推行减税，他的第一套减税计划是在2001年6月推出的，规定10年内共减税1.6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强调美国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减税的同时，联邦政府的各项开支也在迅速增加。布什就任总统以来，防务开支增加了27％。此外，非军事的支出也增加了21％。事实进展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疲软，各项军事行动、政府减税和更多的财政开支，使美国的联邦预算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2.1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执政之初，2000年联邦的预算盈余为2362亿美元，约占GDP的2.4％，2001年联邦的预算盈余为1282亿美元，约占GDP的1.3％，在发达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处于前列。到了2002年末，预算已转为赤字，约占GDP的1.5％。2003年末，预算赤字约占GDP的3.5％，而2004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约占GDP的3.6％。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布什政府对财政政策也做出了适度紧缩改府支出的调整，这表明小布什政府已经在缩减政府支出方面有所行动。
从B-78TABLE可以看出，2004年财政预算赤字达到占GDP3.6％的高峰，以后逐年下降，2005年末，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约占GDP的2.6％，2006年约占GDP的1.9％，2007年约占GDP的1.2％，美国经济又恢复增长态势。由于美国房屋次贷危机的影响，估计2008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达将到GDP的2.9％。预计2012年将恢复收支平衡，甚至有些盈余。从B078TABLE还可以看出，近几年来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是：2004年约为64％，2005年约为64.60％，2006年约为65％，2007年约为65.5％，估计2008年达到68％的高峰，预计2009年可下降到39％。尽管遭遇住房市场疲软、信贷市场紧缩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等不利因素，但得益于经济的灵活性、开放性以及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2007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达到2.5％，为连续第六年实现扩张。
据小布什总统2008年2月13日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4％，2009年将增长3.3％，均高于2007年3.1％的增长率。2007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为5.1％，预计2008年失业率将降至5％，2009年仍将保持在这一水平。美国消费价格指数2007年上升了3.4％，为5年来的最大升幅，预计2008年和2009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将不会超
过2.4％。从B-78TABLE可以看出，小布什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是美国联邦财政由2001年1282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到2002年转为157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到2004年财政赤字达412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美国经济进入减缓状态。小布什政府适时调整了财政政策，采取了紧缩政府开支等措施，2005年至2007年连续四年保持财政赤字减少，债务减轻，美国经济又恢复增长状态。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2008年2月美国官方估计联邦财政赤字估计可达到4100亿美元，2008年10月美国官方估计将可达到4550亿美元，联邦财政赤字将创下新的历史最高记录。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产生的预算赤字的消极经济后果已经逐渐显示出来。
总的来说，小布什时期，美国经济呈现波浪型发展态势，平均增长率低于3.5％。利率上升，投资减少，一些抵押贷款证券二级市场的萎缩以及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可能的资产减记，都是经济扩张面临的新的下行风险，目前，美国经济又跌入减缓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便是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
4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比较
克林顿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小布什政府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克林顿推行平衡财政的政策，主张财政收入同财政支出大体平衡并出现盈余。而小布什却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从而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尽管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992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信奉的“政府干预主义”重新上台，实施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推出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核心是既要削减财政赤字，又要增加公私投资。这使美国经济步入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经济在低失业、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的条件下，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扩张，年均增长率约4％，突破了此前20多年美国经济增长2.0％-2.5％的速度极限。在克林顿产业政策促进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信息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新经济增长源。信息技术及高新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克林顿重振美国经济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成功，此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降速期：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其上任后美国又遭遇“9・11”恐怖袭击，经济不断下滑，迫使小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在经济政策上，小布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为阻止经济陷入衰退，2001-2002年美联储先后12次降息。这些因素使美国金融市场得到较快发展，股民和消费者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自2004年6月以来，为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美联储连续提息17次，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的基础。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不但减轻了债务负担，还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小布什执政的6年，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美国GDP增长持续在3％以上。尽管受次贷危机影响，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仍预计为2.9％，美国经济处于较为稳健的增长时期。
总之，财政政策作为一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其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盈余或者赤字的状况衡量的，财政改策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才是衡量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尽管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取向有所不同，具体政策的选用和实际产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是为美国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
三、对我国持续改进财政政策的借鉴
1概述
制订财政政策应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既面临着加快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双重任务，也面临着短期经济增长基础缺乏自主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的双重压力。创造性地借鉴和汲取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持续改进我国的财政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
2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风险预警体系
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政预警体系。一要合理设置政府债务控制指标，我国财政收入能力低，而且我国国责债是短短几年形成的，增速过快。因此我国财政的抗风险能力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赤字率和债务率控制指标也应比发达国家控制指标更为严格。二要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全面清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建立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同时要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负责内外债的管理。三要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改变财政对银行单一的注资方式，防范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四要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期限结构，将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内，有效防范财政债务风险。
3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多种手段的综合效能
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在结构调整，试图通过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调节经济总量是任何国家财政力所不能及的。为此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在维持现行赤字规模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减建设国债投资规模，逐步实现中央预算内经常性投资与国债投资并轨。积极调整和完善税制，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刺激内需、激励供给和调整结构方面的作用。完善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政策，加强对社会投资的引导。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4建立财政中长期规划管理机制
我国虽然在2003年试编了财政发展五年滚动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也第一次试编了财政发展三年滚动计划(2004年－2006年)，但远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制度。编制滚动计划应与部门预算改革、国库收付改革和实施政府采购一样，成为并重的财政管理重大改革，这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公平收入分配、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后编制财政发展滚动计划，要理清财政政策目标和发展趋势，明确分析财政中长期收支变化趋势，增强财政支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反映财政债务风险状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8
[关键词]美国布什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0-07
2000年在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成功时，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发展降速的时候：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上任伊始，布什不得不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大张旗鼓地游说其庞大的减税计划和打击公司犯罪。此时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说，其基本点是降赋税、促投资、减开支、重市场、增就业。但“9.11”的恐怖袭击，使布什成了地地道道的“战争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变成其头等大事，也迫使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调整。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并直接导致了布什总统的连任。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特点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
1.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而随着以“反恐”为名，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大量失业和达到高峰退休人口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让布什政府捉襟见肘。这两个矛盾式的政策走向，造成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严重的财政赤字。
与克林顿在任时的“增收节支”财政政策相比，布什总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恰恰与克林顿相反，他实施的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减税而不是增支，即主要运用税收杠杆，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突出表现在其10年内减税16447亿美元的计划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减税要优于增加政府开支。”[1]但这种减税，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劫贫济富。降低税收，仅仅是降低了富人的税收。布什也没能精简机构，相反，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他增设了国土安全部。这个机构在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即“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却并不起作用。
美国政府的开支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上升了1/3，而同期政府的收入只增加了8%。受减税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填补这个窟窿。由于经济繁荣而增加的税收，也不足以弥补开支的增加。因此，布什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座巨大的“债山”。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克林顿时期经济的中心是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赤字，社会保障等福利领域并不是其政策的重心，甚至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还会因此减少部分社会福利。而布什的经济政策中则强调了福利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1]
这些政策体现出的是一种改良主义，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政府虽为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供财政帮助，但6亿美元仅能支付1%的账户，对现有体系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医疗改革中，政府的补贴范围太窄，也体现出政策的局限性。
布什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继承了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即藏富于民，以增加和扩大私人投资与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3)事实证明，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更有利于最富有阶层。与克林顿增税计划不同，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布什的立场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将税率等级由原来的五个变为四个后，每个阶层都获得了3～6个百分点不等的减税。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减税计划实施后，仍有近1200万的美国家庭及他们的2400万的孩子，即有1/3的孩子无法获得减税。而遗产税的废除，将使4500个富豪获得的减税与1.4亿美国人获得的减税水平相当。总体而言，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整个减税政策中获得44%的好处，人均减税可达54480美元，而60%的最低收入阶层却只能获得12.7%的减税收益，人均减税水平仅为每年256美元。若将所有联邦税收考虑在内，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中获得比其他任何收入阶层都更大的达5个百分点的减税幅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布什的这项减税计划首先是为富人服务的，它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令人质疑。
2.为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布什政府的货币政策由紧缩到宽松，收放自如
(1)货币政策从格林斯潘时代过渡到伯南克时代，都奉行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则。当处于保卫国家安全和对付经济衰退的非常时期，布什政府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振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阻止经济陷入衰退，实施了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75%，而2002年11月6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25%，同期的欧元区短期利率分别为3.25%和2.5%，这就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美国。
而同时低利率货币政策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如2001年由于利率下降，美国企业和个人便节约了500多亿美元的借贷成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资金条件。2001年，美国全年个人消费开支增长了3.7%，大大高于当年GDP的增速，为经济的回暖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美联储以利率微调的中性货币政策刺激上扬，来满足高新技术发展的资金需求。利率水平保持这种“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起不到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较低的利率降低了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刺激了企业在股市的直接融资，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得到较快的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筹集到科技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能使投资的风险分散。由于金融业的发展，股民和消费者的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而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第17次以相同幅度即0.25个百分点提息，联邦基金利率总计上升了4.25个百分点，达到最近的5.25%，是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今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汇率政策上，以强势美元为“虚”、弱势美元为“实”，刺激出口的增长。布什在2001年推出弱势美元的最主要意图是通过刺激出口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当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非常大，2000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4%，美元贬值也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一箭双雕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2004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
布什总统任内，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其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虽都重申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但无任何支撑美元强势的举措。2006年8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发表了就职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宣称强势美元基本就是美国的政策，它符合美国利益，“币值应当在公开和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反映出经济基本面”。由于保尔森支持美国经济将放缓的观点，因此美元前景黯淡。
总体而言，布什的宏观经济政策思想中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小政府”的思想与里根总统类似，而与克林顿主张政府应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想恰好相反。
执政6年的布什政府，在国内经济上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布什政府现在处于第二任的中期，该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对在任总统已经出现了厌倦感，而目前美国内政麻烦不断，不管是社会福利体制、国内政治两极化，还是飓风灾后重建，对布什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较大成绩。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布什的支持度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仍是健康、强劲的。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软着陆”的过程中，2006年将保持3.25%的稳健增长，这无疑是对布什总统的最大褒奖。
布什政府采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
2005年2月2日晚，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第二任期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该咨文显示了美国政府稳定和繁荣经济的政策新走向。它宣称：“在各主要工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最快的。在过去4年中，我们减轻了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克服了经济衰退，开拓了新的国外市场”，“将住房拥有率提高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仅在去年一年，美国就增加了2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布什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逐一开列了一份期望获得国会支持的14项经济和社会对策清单。其中，涉及美国经济政策的有：“将减税措施永久化，并朝着到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方向努力”、奖励“创业者的努力和梦想”、“使小型企业摆脱繁琐规章的束缚”、促进小型企业发展、实现“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改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的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资金问题”。布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经济主张，执行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1.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代表着大垄断财团的利益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信仰为执政基础的总统，他所仰仗的是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的支持。他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得到了石油、军工大垄断财团的坚定支持。布什首席政治顾问罗夫说：“保守主义是当今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其保守主义政纲重振了美国经济，重新树立起超级大国的世界地位，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而今天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当权派都把自己视为里根的衣钵传人，小布什甚至把里根当作政治导师。因此，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筹划上，小布什政府吸收了里根执政时期的措施，大举减税的旗帜，并以此为基点，推进其他经济复兴计划。
事实上，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依靠供应学派的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即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布什总统作为冷战之后最保守的政治家，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与里根当年有异曲同工之处。里根政府的繁荣是以两大高赤字为代价的：年度1500亿美元以上的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布什总统第一任期恰恰正是将克林顿政府留给他的1270亿美元财政赢余花了个精光，而且在2004年初给美国人民增加了37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创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之最。[2]
2.美国经济发展的形势造成小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采取减税、赤字财政等措施
小布什2001年初上台时，正值美国经济由繁荣期急转直下，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3%。[3]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
小布什采取减税增支的举措，目的也在于摆脱衰退。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由于财政政策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赢余或赤字的状况来衡量，而是看它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被证明是成功的。
3.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美国采取“弱美元”的战略和政策，是摆脱危机的捷径
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据统计，从2002年2月1日到2003年5月27日，美元对欧元贬值27.3%，美元对日元贬值13%，它有一箭三雕的作用：打压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减轻了债务负担；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而时光到了2005年时，美元除了对中国人民币保持弱势外，对西方其他货币保持了坚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美国布什政府因“金融恐怖平衡”业已形成而在“双赤字”问题上愈发肆无忌惮。正是由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才可以无限地继续扩大。美国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对于其所欠3万亿美元债务，美国早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但由于拥有美元霸权，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布什政府也就听之任之，乐享其成了。
4.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布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对医疗改革则进退两难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布什第二任期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头戏，布什将“退休保障”和“存在的资金问题”列为重中之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布什明确指出，70年前制定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布什预测到“2018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支出额将大于收入额。2027年，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额外提供2000亿美元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维持”。到2042年，整个制度将消耗殆尽，乃至崩溃。
布什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逐步有效地解决资金缺口。布什坚决否认了通过提高工资税的方式来危及美国的经济实力。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自愿性的个人退休账户”。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专门负责社会保障系列改革，允许职工将其工资税的16%存入个人新开设的银行社会保障账户，政府还将从工薪税收中拨出6亿美元用于支持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高收益率。[4]事实上，围绕着资金问题，不会善罢甘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步展现，这场大辩论将会旷日持久，而且将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治前景。
而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由于克林顿政府未能通过医改方案，布什政府采取了回避策略，不将其作为任期的突破点，只是在几项枝节改革上谋求改进。
5.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迫使布什政府维持其一贯的政策主张，以防经济运行出现隐患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的房地产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美国房价的飚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股市下跌形成的负面经济影响和心理影响。房地产业的兴旺，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2001年，美国房地产相关行业产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住宅财富效应代替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财富效应，继续刺激着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最终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衰退深渊。
因此，如果曾拯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中的房地产业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那就会对美国的消费信心形成比股市暴跌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进而可能逆转稳步上升的美国经济。所以，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要将房地产业的不断兴旺局面维持下去，避免出现因泡沫破灭而造成对经济的巨大破坏。
6.为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布什政府不得不在能源政策上加以调整
2006年4月25日，布什宣布从现在起至秋天，暂停增加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使更多的石油能流向市场，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他保证，未来数月内，美国拥有的68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足够应对任何供应中断的情况。
布什说，高油价就好像对所有消费者和国民经济征收“隐性”税。他要求国会取消为鼓励能源企业而减免部分税收的政策。他建议在未来10年内取消对能源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他要求这些企业加大对替代能源的开发。
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伊拉克战事久拖不决，伊朗、朝鲜核危机悬而未决；国内的中产阶级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受惠，一系列决策失误给布什政府造成负面影响，油价上涨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油价飙升再次导致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和旅行成本不断上升，对航空业、汽车产业等行业的打击尤其突出。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由于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坚信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其第二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将继续在布什总统的理念中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政策却不可能完全依从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它必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糅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主张的东西。
因此，今后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与其第一任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在政策取舍和轻重缓急上有些许改变。展望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
1.“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目标很难兑现
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布什政府将在今后10年里减税1.2万亿美元。如果布什提倡的减税政策得以永久化，2001―2014年美国因减税将丧失3.3万亿美元，占GDP的1.7%。美国传统基金会预计，布什经济政策将使国债至其第二任期结束前的2009年增加9870亿美元。事实上，布什政府又要大幅度减税，又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再加上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高达2万亿美元的启动保障资金，仅仅依靠“大幅缩小或取消150多个没有功效、重复性或不急需的政府项目”的承诺，“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无疑是空头支票。
美国政府2004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4120亿美元，原先估计2005财政年度将再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新高，但实际仅为3190亿美元。2006年8月10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报告显示，美国政府2006财政年度前10个月(2005年10月―2006年7月)的财政赤字为2397亿美元，比2005财年同期下降20.8%)，预计2006财年财政赤字将达2960亿美元。这反映出美国经济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商品销售和消费需求都呈良性态势，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整体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这就为美国经济走势打下了好的伏笔。
2.税制改革也不可能缩小贫富悬殊的现象
布什的国情咨文宣称要继续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为我国制定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易于理解、对所有人公平合理的税制”。由于减税受惠的纳税等级和对象不同，表面上是人人受惠，实际上是有利于富有集团的税制改革，例如占有重要比重的取消对企业的股息征收双重税规定则凸显了有利于富豪阶层的减税政策的真实企图。自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呈现扩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恐怕只能是愈演愈烈。
3.在能源政策上，布什政府将始终一贯地维护美国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布什提出了“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的承诺，并一再声称“洁净天空”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发电站造成的污染，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布什却一直拒绝其前任总统于1998年11月业已签署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种对待洁净能源的双重标准，裸地反映出布什眼里只有美国利益，罔顾世界人民权益。
受伊朗核危机的影响，2006年4月中旬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石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记录。高昂的油价迫使布什政府暂停战略储备，以遏制能源价格飙升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4.为解决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问题，布什政府将以汇率政策为底牌，获取最大利益
布什政府首个任期内，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伴随着财政赤字，两项作用的结果是美元持续疲软。而这种趋势在布什连任后，仍在延续着。布什将继续执行其自由贸易政策，他和其经济智囊团并不认为贸易赤字代表着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弱势，相反，美元汇率的下跌反而有助于改善贸易形势，不过这种下跌是逐步而有序的。
摩根・斯坦利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认为，美元有序且缓和的贬值是调整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需要，假如美元不贬值，中国也不调整人民币币值，那么世界经济的调整将只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实现。随着布什连任成功，维护美元强势地位的呼声又起，但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布什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和就业进一步增长的经济政策。[5]
5.布什政府将利用世贸组织多哈议程谈判，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称“多哈发展议程”或“多哈回合”。这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首个就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和工业品等范畴展开的新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完成，但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未能推进“多哈回合”谈判。2004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致通过了农业改革的框架协议。为了实现布什总统所展望的零关税和零补贴的理想，2005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走的改革计划――先大幅削减关税和补贴，然后逐步废除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他表示，美国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削减对农产品的国内补贴。第一阶段建议在今后5年内将约定的补贴上限减半，在第二阶段，一切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都要取消。美国不仅将尽其应尽之责，而且还会做得更多。
但2006年7月24日，已进行了近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被无限期中止了。核心分歧是富国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农产品补贴和开放市场。布什政府坚持只有在欧盟和其他成员先做出让步的基础上才考虑进一步削减农产品补贴。双方互不让步，僵持的结果是无果而终。此事的后果是：业已在发达国家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大行其道，世贸组织本身也会面临生存考验，因为成员可能从此疏远多边贸易体系，而更多地转向双边或地区贸易协议。
6.在区域经济领域，布什政府将继续在各大洲发挥主要作用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呈现衰退之势。尤其是希望借助日本这一亚洲的经济大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尽管美日间贸易摩擦也会时有发生，但出于战略需要，美日间的问题一般在双方妥协下能够迎刃而解。
美国希望通过东盟倡议，寻求与目标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继续推进与该地区国家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并与一些成员重新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02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承诺，东盟成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该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亚洲的自由贸易方案，是所谓“东盟事业计划”，目标是建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络，促进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未来关系。美国与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与亚洲国家首次签署类似协议。
2003年5月，布什总统还首次提出，要在10年内逐步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逐渐缓和，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
欧盟多年来维持着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手法：它更愿意同每个欧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同这个国家的远近亲疏来区别对待，从而决定是施加压力、提高身价还是予以制裁。而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由于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国际原油市场起伏不定、《欧盟宪法条约》屡遭挫折，美国在对欧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机动权。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庞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共同的意识形态还是将美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布什政府十分重视建设它与世界各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例如，布什政府提出了所谓“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走向除古巴以外的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步骤。2003年12月17日，美国就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南延伸。但美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后院”问题上又碰了壁，2005年11月5日结束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对于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仍分歧严重，无法达成一致。
总之，布什政府虽然在第二任期内将经济重心放在国内，但为了维护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布什政府将不遗余力。美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依旧。美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比以往更加紧密。在美国、中国、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之间的资金流动、贸易流动与旅游流动，正持续扩张发展。可以想见，布什政府在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虽然不会无往而不胜，但凭借其雄厚的积淀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006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5.3%，属于稳健增长，主要原因是内外需求旺盛及企业投资强劲。处于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都利用其强势占尽了先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经济并非一枝独秀。依托美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百花齐放的盛况就在眼前。当下，全球60个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无一出现衰退，这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经济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正确把握其发展脉络，更好地加以应对。
注释：
[1]李云珠.评布什经济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2001(3)
[2]黄安年.从国情咨文看布什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走向.人民网.省略，2005-02-21
[3]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41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9
关键词：广西越南边境贸易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24.6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87.1%。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28.15亿美元，增长14.2%，其中中国出口18.05亿美元，增长17.4%，进口10.1亿美元，增长8.8%。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46.34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10.34%。据越南海关统计，2004年中越贸易总额达71.9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7.68%。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04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
二、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
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04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
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
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
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
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
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中越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交往比较频繁，贸易额也在不断地增长，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中越边境贸易的一些特点、目前面临的困难、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不稳定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论文关键词】广西越南边境贸易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24.6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87.1%。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28.15亿美元，增长14.2%，其中中国出口18.05亿美元，增长17.4%，进口10.1亿美元，增长8.8%。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46.34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10.34%。据越南海关统计，2011年中越贸易总额达71.9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7.68%。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11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二、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11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4.改良小额贸易退税政策。由于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境贸易时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要方式，边境贸易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因此，要通过多方政策联动，把边贸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此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边贸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给予退税，这样既鼓励边贸多出口，也有利于巩固人民币的信用，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5.放宽政策取消部分限制。国家应该给予边境地区贸易长期稳定的政策，鼓励边民积极参与边贸经营。放宽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的限制，给予参与边贸经营的边民以一定的扶持，适当放宽对越南大宗进口商品的限制，减少中越贸易顺差，促进边贸健康发展，边境贸易前景将会十分广阔。6.推行外贸制。要加快双方边贸的发展，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改良目前的贸易制。在双方推行制，不仅可以使边境贸易改变过去的传统做法，而且可以转移部分风险，缓解当地的财政压力。7.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中越双方都应该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双方在关税和非关税等方面的贸易门槛。8.大力挖掘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广西与越南的边贸资源具有互补及竞争性，因此双方都应该大力挖掘自己国内的资源，产品应该扬长避短。越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提供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广西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向越南提供生产、生活的工业制成品。双方互惠互利，前景大好。参考文献：田孟清钟金伶:广西(中越)边贸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第27卷第3期周英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广西边境贸易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19卷第3期(越南)阮文历:越南—广西贸易现状、前景和发展措施.东南亚纵横，2004第11期周毅覃合:“两廊一圈”与中国—东盟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6期张建中:广西与越南贸易互补性研究.东南亚纵横，2006.1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政府干涉；零售商双渠道运输；双渠道同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5
中图分类号：F252；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70-05
Abstract：Basedonthebeijiangrivercommoditiessupplychainastheresearchbackground，thispapersetsupamanufacturerandadistributoroftwostagesupplychainsystem.Distributorshavewatertransportchannelsandhighwaytransportationchannels，inaunifiedpricesellingproductstothemarket.Distributorsofwaterwaytransportchannelsforpricesubsidies，aswellasthegovernmentforlowcarbongreencargospointofview，thewatertransportationchannelstopurchaseproductsofconsumersubsidiesisstudiedrespectively，under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impactonbulkcargointhesupplychain.Byanalyzingthegame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chainmembersandthegovernment，itfindstheirrespectiveoptimaldecision.Resultshowsthatthetwokindsofpricesubsidypolicycanincreasethewatertransportation.Inthelongrun，thegovernmenttotheimplementationofthediscretepricesubsidypolicy，andthedistributorpricesubsidypolicyusedinterchangeablytoeffectivelypromotetherealizationofbeijiangrivercommoditiesthegoaloflowcarbontransport.
Keywords：lowcarbonsupplychain；governmentinterference；retailersdoublechanneltransport；samepriceofdoublechannel
引言
“十二五”期间，清远地区按照广东省实施的“双转移”战略，原珠三角大批传统加工制造业等企业迁往沿北江布局生产基地，带来了北江流域地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年货运量达11亿吨。目前这些大宗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至珠三角地区，导致公路拥堵和汽车超载的情况逐渐加重，道路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同时，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等问题日益加重。与北江流域公路运输紧张的状况相比，北江承担大宗货物运输的比例不到10%，良好的水运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有效缓解北江流域交通运输压力，完善珠江流域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了“大宗货物绿色运输北江示范项目”工程。通过补贴、改善水路基础设施等多种激励方式，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由陆路向水路转移，实现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协调，达到社会总成本最低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大部分大宗货物都选择公路运输，从而严重破坏公路运输环境。政府干涉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协调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达到陆水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1，2]，从供应链角度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通过表1的对比分析，大宗货物陆水并行低碳运输的问题与双渠道供应链问题类似。由此，本文参考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运作策略和机制等方法理论来研究大宗货物供应链协调的问题。
双渠道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Huang等研究了零售商双渠道模型的4种常见定价策略，得出局部最优策略与整体最优策略的利润差值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于4%[3]。季磊磊等研究了零售商负责废旧产品回收的闭环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的收益共享―回收成本共担契约使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达到协调[4]。（2）低碳供应链：李友东等研究了低碳研发成本分摊系数和政府低碳补贴等方面对供应链低碳化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不同博弈形式下的企业低碳研发合作和政府补贴策略[5]。徐丽群考虑分摊碳减排成本的供应商销售收入模型，分析了碳减排成本分摊比例和采购价格对供应商销售损失的影响[6]。（3）双渠道采用线上线下同价机制：郑文等研究了在强势零售商推行线上线下同价政策背景下，对比分析了双渠道和三渠道的竞争模型，得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途径[7]。苑春等研究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双渠道定价博弈及其均衡问题，得出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最优的均衡解是不存在的[8]。（4）政府干涉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Wei-minMa等构建了基于政府补贴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政府补贴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收益[9]。邱国斌在考虑政府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对制造商补贴[10]。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双渠道销售供应链方面，对于政府干涉的分销商双渠道低碳供应链运输协调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为此，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以占北江大宗货物运输比例最大的水泥为例，基于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研究理论，分析如何通过价格补贴策略和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来协调水路和公路的平衡运输，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以分析供应链各成员以及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找出各自的最优决策量。
1模型描述与假设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水泥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制造商在供应链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它根据分销商做出的决策而决策。在产品单周期内，制造商首先将产品以w价格批发给零售商，然后分销商再以统一的价格p进行销售。而政府出于低碳绿色货运考虑，对水路运输渠道实施激励策略，积极引导大宗货物通过水路运输，以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调整。
3案例分析
为探讨政府实施政策的有效性，以整个北江英德地区的水泥厂生产销售的水泥为例。目前，水泥市场每天潜在总需求约为7万吨/天，水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24万吨/天，而公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46万吨/天，即可取a=80000，μ=033。水泥厂制造水泥的成本为250元/吨，即c=250。从英德水泥厂码头和东莞虎门码头的航道全长约为240千米，公路约为210千米。由于北江航道硬件设施和水位限制，载重为1600吨的标准船舶往返一趟需要十多天，即取t1=13。而标准载重40吨的汽车完成一趟往返的运输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即取t2=2。选取水路承运人和公路承运人在其中任意几天的运输数据，如表2所示。
增长（下降）率=[政府实施策略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100%（39）
（1）当政府对水路进行补贴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水泥分销商不仅增加5347%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45%的公路货运量，还增加859%的利润。同时，制造商的利润增加了249%。因为在该策略下，市场的总需求量增加484%，销售价格增加10%，同时运输成本降低516%，批发价格降低288%。政府采用价格补贴策略能有效促进大宗货物运输转移到水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日交通车次减少，不仅水路运输的装载得到了充分利用，还能有效地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这说明政府的补贴策略是有效的。不仅对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的转移有较明显的效果，也使得货物运输更绿色低碳。
（2）当政府实施改善水路运输设施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不仅增加662%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614%公路货运量，还能使分销商利润增加241%。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改善后，水路运输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吸引更多的大宗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上来，总运输量增加73%，产品的边际利润增加172%，同时降低分销商78%的运输成本。制造商的利润增加289%，因为虽然批发价减少065%，但在该策略下总需求量增加73%。因此，实施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不仅缓解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之间的不平衡，还增加供应链成员的利润。
（3）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的情形相比，碳排放量减少953%。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碳排放量最少，比无政府干涉情形减少394%。这是因为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大宗货物运输有效地从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转移，减少碳排放量。
（4）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194%，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增加市场总需求量以及水泥产品的销售价格。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241%。政府实施的两种策略都能调节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货运分担比例的作用，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设施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203%由分销商占有；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15%由分销商占有。可得管理启示：若要有效地协调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运输，则要合理地协调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利润，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对平衡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分担量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实施不断地改善水路运输服务基础设施，才能有效地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绿色运输的目标。
（5）在政府补贴的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且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的运量转移效果比政府补贴的效果更好。
（6）当采用两种策略后，水路运输渠道份额慢慢增加。在政府价格补贴情形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则小于无政府干涉下分销商的利润；同理，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的情形下，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的分销商的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分销商的利润。
关于双减政策的总结范文1篇12
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功将决定着下一个3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随后，在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屡屡提及。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同样被提及。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被看作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会议稿中虽无一处提到“供给侧”，但是却数次提到“供给”问题。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作为指引中国经济走向的中央决策，正在走上前台。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框架下，我国经济走出了一轮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工业污染，产能过剩，三驾马车前进乏力，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互联网金融泡沫的泛滥，使得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陷于杠杆膨胀与通缩加剧、去杠杆与防通缩抉择两难的困境之中。宏观层面的积极、宽松政策，或落于对高杠杆火上浇油、对防通缩于事无补的尴尬境地。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需要有区别于以往的、更强有力的金融深化与结构性改革，并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逐渐取得共识。此时，特别需要经济理论上的支持与呼应。与“需求侧”相对应的“供给侧”呼声渐起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供给理论被称为萨伊定律（Say’sLaw），也称作萨伊市场定律（Say’sLawofMarket），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萨伊定律”来源于19世纪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经济学家让-马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萨伊其实并非最早提出定律内容的人，真正提出相关概念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Mill）。萨伊定律作为主流的著名经济学理论，曾风靡一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需求理论，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久，为了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凯恩斯（Keynesian）提出应当抑制战时消费需求，增加储蓄。凯恩斯主义横空出世。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的基础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的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他提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可以不太严格的用“需求决定供给”来表达。这与萨伊定律相悖。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虑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美国当时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中国目前却处在通缩的边缘）。按货币主义的思路，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了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之和。结果表明，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合的。仅控制住了通胀显然是不够的，增长的动力还需要解决。理论上，拉弗（ArhurBetzLaffer）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政策上，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而且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但就结果来说，政策是成功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减税更是因此成为供给理论的代名词，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通讯、能源、金融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改革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广场协议等）。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这样，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得到了保障，GDP按产业部类来说，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业，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共同带动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显然不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拿起供给理论、放下需求理论那么简单；在改革实践方面不是照搬仿效美国当年供给革命那样就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内容会更丰富，改革的任务会更艰巨更宏大。已有机构将政策选择诸多研究的结论总结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即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