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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例(12篇)

来源: 时间:2024-04-23 手机浏览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1

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红军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眼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D713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2008606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社会越来越需求发展更环保的可持续经济[1]。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农业领域的重要目标[2],也是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农业的战略选择。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是农业可持续的核心内容,而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则对农户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具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产品的生产对环境的保护责任[3],表现在对环境友好农产品的溢价购买上[2,4-6]。

一、可持续农产品与生态标签

可持续农产品是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生态标签是产品经过认证后而加贴在产品上的以证明该产品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方式生产、加工、消费和处置的产品。在产品上加贴生态标签的作用是向消费者提品的环保信息,帮助关心环境的消费者作出购买选择,以解决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达到通过消费引导和激励生产者采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从目前国际上看,各国在各个生产领域包括农业领域都在推行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制度,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就农业领域来说,各国推行的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及认证标准也各不相同。各国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农产品在推动本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中国目前与生态有关的农产品标签认证主要有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产品标签认证并不有利于实现中国广大农户对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纳。原因表现在:(1)中国有机农产品的认证采用国际标准,强调环境保护和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其标准过于严苛,商家在进行促销宣传和消费者进行购买时往往重视其食品安全属性,而忽略其环保属性;(2)绿色食品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主要是针对食品领域,重点强调其食品安全属性;(3)这些产品的认证标准,虽然都规定了具体的生产做法,且这些做法对生态环境有益,但并不能保证这些做法会改善生态环境;(4)可持续农业包括一系列的生产措施和方法,由于不同地区的生态差异,所适应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措施和方法也会不同。显然,没有因地区生态差异而变化标准的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标签认证不适合作为证明农产品可持续的生态标签认证,即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标准应该比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标准更加灵活。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在农业领域缺少一种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和体系,从而缺少一个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这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对农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和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的培养和提升。对农户来说,由于缺失一个消费市场导向,农户也会缺失采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的动力。

二、文献回顾

由于国际上关于生态的认证标签种类众多,因此,国内外学者们针对这些标签认证的农产品的消费研究也较多[2,7-9]。国内学者主要针对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13]。确切地说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食品安全属性的消费行为,而非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行为。国内学者就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行为的研究鲜见于文献。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实地调研,利用假设市场评价方法,调研消费者对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的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即研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意愿,并利用调研数据建立Logit模型,进而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的因素,以分析中国建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体系以及消费市场的潜在可行性,并为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引导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从而引导和激励广大农户采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为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分析依据。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笔者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计划行为理论由Ajzen[14-15]在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近年来开始应用于市场营销学中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态度(Attitude);消费者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m),即消费者在采取消费行为时对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即消费者所感受到的对自己消费行为的可以控制的程度。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结合中国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我们把消费者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一)消费者的个体特征

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信念,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主管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的消费研究均把消费者的个体特征纳入模型进行分析[16-18]。假设消费者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购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原因是,消费者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环境问题和农业可持续信息的搜集能力和认知理解能力越强,同时,较高的收入,使得消费者的环保消费行为不会受到财力的制约;年龄越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越愿意购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性别对消费者购买可持续农产品的意愿的影响方向则未知。

(二)对环境的关注程度

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GrunertandJuhl[19]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环境越关注,越愿意购买可持续农产品。本文假设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越高,越愿意购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农产品。

(三)对产品自身的评价

由于当前中国农产品的质量检测体系还不完善,消费者常对加贴在农产品上的各种标签认证持怀疑态度。因此,国内学者对于标签认证食品的消费者消费意愿的研究,常把消费者对标签认证的信任程度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引入模型[13,20-21]。由于中国目前尚未有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在此,我们假设消费者对于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是信任的,而不把该因素引入模型进行分析。

(四)产品外部线索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产品外部线索指与产品自身属性无关的外部因素,如价格等[22]。在中国消费者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对产品的价格比较敏感。我们假设价格越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便降低。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3月对日照市150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调查选取日照市两家最大的超市――银座和新玛特,采用了随机访谈的调查方式。研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假设市场评价法(ContingentValuingMethod,CVM),即对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某种产品,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描述该产品的具体情况,形成一种假设的市场,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研究消费者在假设市场里的消费行为。(二)模型设计

以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愿意购买和不愿意购买)作为因变量(y),将消费者愿意购买取值为1(y=1),将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取值为0(y=0)。因此处因变量为二分离散选择变量,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

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是显著且正向的。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取关于环境问题和农业可持续的相关信息和知识,并对其给于较高的认知和理解,更愿意通过购买可持续农产品以促进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由此也证明了,消费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影响并改变其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使其向着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显著且正向影响着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认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可持续农产品。

价格对消费者购买可持续农产品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方向为负。说明可持续农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

五、结论

可持续农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当可持续农产品比常规农产品溢价0%~5%时,有81%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可持续农产品,而在溢价10%~30%时,有60%以上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可持续农产品,当溢价达到50%以上时,则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大幅度减少。

除了价格因素外,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也显著且正向影响着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

我们认为,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建立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生产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和体系以及消费市场是可行的。要建立起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首先需要尽快建立起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标准,对于符合标准的,给于认证,加贴生态标签。由于各地的生态特点不同,决定着可持续农业生产的标准建设应有地区差异。另外,中国目前分散的小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极不利于可持续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推行、认证和监管,这需要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业组织化生产,如“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农户”、“农业企业+农户”或“村委会+农户”等生产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认证。

为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通过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普及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知识,并做好可持续农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引导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并逐渐形成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的义务观。(2)创新技术,降低可持续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3)本文的假设前提是,在假设的可持续农产品市场里,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是信任的。但从目前国内众多学者的调查研究看,消费者对产品认证的信任程度并不高[23-24]。因此,政府在建立起可持续农产品的认证制度和消费市场后,应规范可持续农产品的认证体系并加强监督和监管,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生态标签认证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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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创新;生态化

公共政策创新,即政府以新的理念为指导选择突破传统的政策方案,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公共政策创新是当前政府工作实践的重要内容。政府以新视角看待新情况,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也即公共政策与时俱进,是当代一切责任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自上个世纪以来席卷全世界的政府改革运动的主旋律。公共政策创新也是当前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公共政策创新不仅受制于公共政策生态环境,也必将对政策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力图运用公共政策生态理论对当下

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创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社会公共政策生态化

生态环境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外部条件,不仅决定政策问题的性质,也决定政策的生命周期,更决定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取向和行为。因而有学者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公共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P=(E,G),其中P指公共政策,E指生态环境,G指政府。公式意指政府做出的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函数。

在行政管理领域,弗雷德・W・里格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行政生态学,里格斯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科学。但里格斯并未对公共政策的生态进行更为细致的论述。

公共政策的学科奠基人拉斯韦尔是最早提出并论述公共政策生态的重要学者。在他与勒纳合著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近期进展》中清楚地阐释了政策科学的三个学科特征:跨学科视角、情境和问题导向的本质、规范性。其中,对于情境性,拉斯韦尔认为以往的政策研究(或者说是政治决定的研究)往往受限于注意的焦点导致对社会情境描述和解释的失败,因此他提出了公共政策情境性的概念,希望能使得相关活动与外在环境产生关联,并建立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内涵。他对情境性的定义是:“一个整体社会过程的认知图,公共政策问题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因而,拉斯韦尔所提出的“情境性”其实就是指公共政策生态,是公共政策与其内外环境体系,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定义公共政策生态时,拉斯韦尔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针对政策过程,另一方面是针对政策的知识需要。”。因而,他将政策科学定义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策过程的知识,另一部分是政策过程中的知识。身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政策科学研究者,必须以情境性和问题导向为指导去了解这两方面的知识。RonaldD.Bnmner曾经对拉斯韦尔的观点作了一番说明补充,他认为,不同环境下,报偿体系均有所不同,环境的因素也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产生影响,政策科学家应该根据环境、时间、资源的限制判读信息,并且以系统、广博而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注意力的指引。此外,PeterdeLeon也一再阐释情境性的意义和重点,必二者对情境性的说明,无异是继拉斯韦尔之后清楚论述公共政策情境性的重要文献。

随着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许多政策学家也以自己的视角来分析和淦释公共政策的情境性。比如,托马斯・戴伊建构了由利害关系者、政策环境、公共政策所组成的政策体系。认为三个组成因素间是相互关涉并且彼此影响的,而所谓“政策环境”就是围绕政策议题并影响政策议题的特定情境和生态。再比如,邓恩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政策分析架构:包含了政策问题界定、政策方案预测、政策行动建议、政策结果监测、政策绩效评估等等,并分别就政策议题环境中的信息复杂性提出了重要的分析方法。

许多美国政策研究学者也从实务角度分析和论述公共政策生态。例如VanHorn,Barmer和Gormley,Jr.等三位学者在合著的《政治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就以政治和政策的六个领域来说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决策者、利害关系人、幕僚等群体认知和行动的影响。这六个领域分别是董事会政治、首长政治、官僚政治、法庭政治、衣帽间政治、起居室政治,其间运作的复杂性和公众注意的程度均有不同,但都对公共政策的最后成形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Nakamura和Smallwood则从政策环境的概念分析政策体系成败的因素。认为政策环境和政策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因此,作者以政策规划、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阶段的环境为主,讨论行动者、领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第一,政策规划阶段。由于此时主要的行动者是立法的决策者包括了总统、国会、官员、州立法者等等,同时受到利益团体、有力的选民等非政府人员的影响。而彼此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体制影响的互动都会促成政策不同面貌的发展。第二,政策执行阶段。在这个阶段,政策执行部门可能受到体制上如委任立法的制约,但其自我认知(如对自我指责的认知、对自我利益的认知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策执行的内容。重要的行动者包括制定者、正式执行者、媒体、游说团或选民团体、消费者和受益者、评估者等等及其所在领域,另外,比如行政组织的结构和规范、沟通网络等相关环境因素都是决定政策执行成败的主要原因。第三,政策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的环境是三阶段环境中最为抽象的,既包括政策规划阶段环境中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阶段环境中的执行者,也包括大量学术团体、公益团体、公民等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所身处的不同情境是政策评估阶段的重要环境因素。

综观从概念体系、理论分析和实务描述等角度关于公共政策生态的论述,可以将公共政策的外部环境因素分为宏观生态因素和微观生态因素两大类。公共政策的宏观生态因素包括经济―资源因素、政治―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经济―资源因素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和最深层的环境;政治―法律因素不仅决定公共政策的性质,而且决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程度;社会―文化因素既决定了公共政策运行的智力条件,也为公共政策的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伦理和心理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直接,甚至国内政治国际化和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象也已初现端倪。公共政策的微观生态环境是指每项具体的公共政策所处的具体的、特定的背景,具有多样性、变动性甚至是突发性特征。

另外,从政策生态系统本身是否均衡的角度,也可以将政策生态区分为常规型政策生态和非常规型政策生态。常规型政策生态表现为社会政治系统中输人端的支持与压力相对均衡,社会制度规范、社会理性相对稳定和有序;非常规型政策生态则较多地表现出支持与压力失衡,并且是压力大于支持,从而出现制度混沌,问题丛生,社会相对无序的状况。在常规政策生态与非常规政策生态之间还存有一种既不属于常规生态,也不属于非常规生态的“过渡性”政策生态,也即转型期。政策生态。转型期政策生态主要表现为:(1)政治秩序稳定但政治系统不均衡;(2)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不健全;(3)文化价值观存在但缺乏支柱;(4)社会在进步但问题丛生。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洛尔曾提出三种公共政策制定类型,即“繁荣时期的政策制定”、“严重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和“巨大灾难形势下的政策制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政策生态本身是否健全的考察基础上。在常规型政策生态和非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的产生和运行机理都有较大差异。在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因为政治系统相对均衡,政策制定和创新更多地呈现出“维护型”特征;而在非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必须针对众多社会问题做出主动及时有效的回应,因而呈现“回应型”特征。在社会转型期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一方面要起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回应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因而呈现“维护+回应”双重特征。

二、我国社会公共政策的生态化创新

第一,公共政策创新应以市场为基础。改革就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大政策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市场失灵为政府介人和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与可能,但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政策生态下,一方面是日益发达、成熟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日益扩展的政策效应,二者“相得益彰”。所以处于社会转型生态下的公共政策创新必须以市场划“线”,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为基本着眼点。

或许正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不够健全完善的市场,政府习惯使用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公共政策去取代市场,并且是以“创新”的名义去取代市场。我国某省于2003年9月曾出台《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称要“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从体制、政策、政府职能等方面优化本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但在这样一项“新”政策中却赫然写着“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省内开办民营企业,在3年离岗期间,保留原身份不变,并参加正常的工资晋级,基本工资和工资性补贴仍由原单位发放”。这不仅违背了国家有关公务员管理的条例规定和政策,而且势必破坏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就必然出现“权力经济”、“红顶商人”,也就是公共管理通常意义的“裁判参与比赛”。这不仅导致其他市场主体难以公平竞争,也必然破坏市场秩序,也就必然导致市场经济难以发展。

第二,公共政策内容创新。也就是指公共政策要“到位不越位”。首先,在一般意义上,公共政策产生于政府与市场的“比拼”,经历了从古典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再到现代市场条件下公共政策的变迁之路。在政府改革市场化取向愈来愈显明的今天,政府公共政策在内容上应着重于政府领域(界定和保护产权,保障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及提供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内的公共事务。其他属于市场主体(如企业、民间组织等)领域的大量微观事务就不再适宜用公共政策去规范和调节了,否则就属于公共政策的“越位”现象。另外,社会转型期的政策体系下,急剧变迁的时代引发了许多政府以前没有关注或关注度不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政府运用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和调整,如失业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新问题进人政府传统的常规化政策议程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只有通过创新政府公共政策的内容,才能避免出现公共政策的“缺位”情况。在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持久缺位不仅会导致社会公共问题积重难返,也容易诱发大面积的社会失序,这也就是公共政策在该生态下强调“回应性”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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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庆奎等.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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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显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运作成本相关性的制度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2002年专刊。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制度供给力;互动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65-03

农村生态环境是在消费使用上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他性的公共资源,对其使用和保护容易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在保障我国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要加快探索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径、新模式,以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代际间的可持续发展。

一、城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源分析

1.来自农业生产的污染。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它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对廊坊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的考察,发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类型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其主要污染原因并不同于远郊农村。

首先,随着城市外扩带来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聚居在城市近郊。这些外来人口从当地租来土地,建大棚栽种蔬菜。通过对廊坊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观察和对租用者的随机访问发现,大多数外来农户的土地租约在3-5年,属于土地的临时租用者,他们对土地和周边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只是追求在租约内盈利最大化。对于“购买农膜时都会注意什么问题”的询问,几乎没有租用者考虑过农膜的降解问题,他们只关心农膜的透光度、防雾度等会对生产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而且除了降解问题,农膜回收也很困难,统一处理的不足十分之一,已经成为农地的白色污染。

其次,出于盈利的需要,农民栽种的多为反季节蔬菜,为保证产量,防治病虫害是必须的。从栽种前的大棚内部杀菌到蔬菜成熟、罢园,平均每亩土地需要使用农药总量在5.25公斤左右,而能够被植物吸收利用的不足30%,其余几乎都残留在土地中。由于气候原因,一年只能栽种两季,年平均净收入每亩不足五千元,出于成本与收益间的权衡,虽然知道市场上现有的价格昂贵但低毒高效的农药对保护农地产能有利,但这种农药并不会成为农户的首选。

最后,虽然农户的租约一般在3-5年,但调查中发现在同一块土地上栽种同种类型蔬菜的年限大多超过五年,由于同品种连作加上不倒茬、不休耕因而导致土壤板结。虽然农家肥有利于保持土壤生产能力,但是见效慢,所以农户在选用农家肥的同时会更多的投入化肥的使用量,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见效。农家肥与化肥的使用比例大约在1:3,然而化肥的平均吸收率不足十分之五,残留在土壤中的重金属等化学元素间产生的拮抗作用会影响农作物产量,农户为了增产又会使用化学肥料,这样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

2.来自工业生产的污染。随着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近郊农村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工业废水废气是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源之一。由于地域原因,这些工厂布局分散,进行科学统一管理不便,工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了农村周边的生态环境。据统计,乡镇企业每年有大量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其中废水排放量30亿吨,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达到3000万吨。同时这些企业并不关心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吨位卡车的进进出出破坏了农村道路等,导致村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除了工业污染外,城郊农村面临的一个新污染源就是城市外扩过程中的建筑残留物污染。因为后续资金不到位和市场需求等原因,城市近郊有些村庄只是进行了拆迁便闲置下来,大量的砖头瓦块堆积在村庄,这些建筑残留物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

3.来自生活方面的污染。生活垃圾是城市近郊生态环境的另一个主要污染源。导致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活垃圾一方面来自于农民们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于城市的转移。以廊坊市为例,居民生活垃圾排放量逐年增加,并且包装物等化学制品固体垃圾比例逐年上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明显不足。考察中发现,城市近郊农村几乎没有生活废水集中收集排放设施,90%的生活污水被直接泼洒在院外的马路上或者屋后田地里。含有洗衣粉等化学制剂的生活污水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影响村民的饮用水质量。

近几年,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考察中发现农村垃圾回收站或回收池的建设量不足三分之一,一般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回收点,这些回收站或池的使用率不足30%,大多数生活固体垃圾仍然堆放在田间地头,夏天恶臭难闻,雨天就顺着雨水流到路上,严重堵塞道路,污染生产环境的同时又进一步污染了村民的生活环境。

二、城郊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传统市场为中心治理模式的缺陷。生态环境治理者求助于科斯的产权交易理论,希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有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手段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市场的本质是逐利,以市场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治理必然走向失灵。

首先,在市场环境下,农民个体不会自主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存在竞争的市场上,产品或服务被生产和交易的原因在于其生产者能够从中获得收益,即成本小于收益,然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其成果能够被所有村民分享。农民是简单的个体,在保护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活动中,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的成果会为居住村庄内的所有居民享受,但是成本却是由实施者自己承担,在成本不能由全社会或者居住领域内的所有居民分担而收益却可以共享的情况下,奥尔森的结论又一次被验证: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集体行动困境出现。另一方面他们无法自主的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原因还在于,农民个体的力量对于整个村庄而言是微薄的,影响力不大。其次,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产权明晰,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力在最初是如何分配,都会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财富最大化”[2]中包括“产权明晰”和“交易费用为零”两个严厉的假设,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必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我国农村分散化经营的特性,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无法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实现明晰的产权界定,更不要说交易成本为零。因此无法应用市场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集体不作为加上农村生态环境无法有效实现明晰的产权界定,简单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治理方式不能有效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2.传统政府为中心治理模式的缺陷。在市场无法有效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时,政府回归到治理的中心,然而,以政府为中心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自然地把其他主体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政府由于有限理性、政策滞后性和寻租等亦被证明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国政府的考核体制决定农村生态环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经济增长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将农用耕地征用外租给企业办厂或者卖给开发商建楼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农业生产所得,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周期长,收益具有滞后性,结果不易定量分析,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有些甚至为了发展经济不惜破坏环境,环境成了发展经济的牺牲品。其次,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基层政府间和农村村委会间的协调。导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达不到规模经济效应,收效甚微。最后,政府也无法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包括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3]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也无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搭便车行为。

无论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交易治理模式,还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和措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并不是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构建一种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三、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条件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4]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治理模式能否实现,需要考虑制度供给的动力能否推动现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的转变:只有当制度供给的动力大于阻力时才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变。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四个行为主体:政府、农村自治组织、企业和村民。考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制度供给必然要考察这四个主体的制度变迁力,即考虑多元主体制度供给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只有当制度供给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各个主体才有动力去推动制度的变迁,如公式①。

制度供给力=制度供给预期收益-制度供给预期成本>0……①

其中制度供给预期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放弃该行动所得到的正、负收益,所以:

制度供给力=制度供给预期收益-(制度供给直接成本+制度供给贴现率)>0……②

1.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政府包括中央一级政府、省市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其制度供给力如公式③。

政府制度供给动力=N(g)=F(cg,lg,mg)=N(cg)+N(lg)+N(mg)……③

其中,g为政府,cg为中央政府,lg为省市级政府,mg为乡镇政府。

首先,考察中央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民和城镇居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生产资源,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会对我国的长期发展、综合国力产生深远影响,所以中央政府极为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中央政府的社会形象,还能够稳定社会,夯实执政基础。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所以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并且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政策倾斜度。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投入的金钱和人力成本很少,主要负责生态环境治理规则的建构。因此,由公式②可以得出:中央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制度供给动力N(cg)趋向于无穷大。

其次,考察省市级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力。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制度,省市级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付出的人力、物力等直接成本较高,同时,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意味着要调整农村经济发展结构,甚至关停一些利润丰厚但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企业,会减少本地财税收入,在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的同时也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绩效。不明显的收益与实实在在的成本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因此,省市级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N(lg)并不确定,很多情况下走向消极应对。

最后,考察乡镇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乡镇政府是我国基层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能在于辅助上级政府完成政策的执行、中央精神的下达和民意的上传,其决策影响力极低。因此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虽然他们最了解生态环境的具体情况,最清楚哪里需要治理,但不能影响上级决策,其制度供给力主要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政策供给力。

根据公式③,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动力远远大于0,而省市级政府和地方乡镇政府的供给动力不确定,因此政府能否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主要还取决于如何调动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2.农村自治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农村自治组织包括农民自治委员会和农民自发组建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农民自治组织同政府和市场相比具有信息获取更加通畅的优势,对于自己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内在需求力极强,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变的积极性很高,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体力方面,对于资金的付出很少,所以根据公式②,农村自治组织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大于0。

3.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企业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制度供给预期直接成本包含治理污染的直接费用、减少资源使用量而寻找替代生产要素的成本、由于转变生产要素所需要的技术革新等。企业采取保护环境的贴现率较低而保有现存的开发使用量的贴现率较高,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虽然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和企业的长远发展,但是不能满足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由公式②可知:企业进行多中心治理制度供给的动力小于0,并且有趋向于负无穷的可能。

4.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分析村民对维持自己生存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供给力就必须要考虑农民群体特性和他们的耕种经营模式。土地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在此基础上,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便是农民自身。农村土壤、水质等生产生活资源的改善,有利于农民生产的顺利开展、生病率减少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调查中也发现农民的环保意识很低,被调查地区仅有34%的农民会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虽然对自己居住的生态环境治理的预期收益较大,但由于预期成本是由居民自己承担,而治理生态环境带来的收益却可以为村民集体共享,所以出于自己利益得失的权衡,他们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期望虽然大,但具体制度供给的动力却较小。

由以上对四个主体的制度供给动力分析可见,只有中央政府的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制度供给积极性极强,而地方政府、企业和村民要有中央的激励政策或者强制性措施才能有效的参与到环境的治理中。

四、实现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建议

如何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当前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因此,要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治理模式,实现市场和政府间的平衡。多元主体互动的特点在于他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这样能够实现决策上和执行上的多个中心点,能够分级、分层、分段地处理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各种问题。

1.构建适当、有效的激励机制。除了市场和政府治理缺陷外,激励措施的缺乏也是导致治理不足的一个原因。外部强制性和选择性激励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环境治理行为,但强制行为往往容易进入一种恶性博弈,所以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互动的治理路径需要构建适当、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可以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评价指标纳入新农村建设绩效考评体系中,将物质奖励与非物质奖励结合起来,设立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资金,并根据实际情况逐年调整,激发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财政补贴,运用税收手段、行政手段引导、调节市场,规范企业等环境污染源行为,创造良好的多元主体互动体制。

2.加强政府与市场间横向协作,形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治理具有明显地方化倾向,致使成本增加而收效甚微。因此,地方政府要从农村自然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生态资源的特征和治理的外部性、成本收益比,在经费使用、治理方法上合作创新,通过组建包含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构等方式以减少成本,增大效益,实现生态系统的跨域管理和治理行为的有序进行。同时,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管制和控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要努力填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断裂层,合理规划城市发展路径,不要让农村来承担城市发展的痛苦。

3.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意识培养和技能培训。政府要建立清晰的环境报告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预警机制,并且辅助于一定的执行措施。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季度召开一到两次生态环境治理总结和学会,及时披露本地区该季度内生态环境治理情况,奖励做出贡献的企业,批评未达标企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生态环境治理意识;充分发挥公民间既有的社会资本和异质性资源,增大彼此互动信息量,及时发现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显性问题和隐性危机,防患于未然;建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沟通平台,利用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同时政府要发挥掌舵者作用,依据市场形势,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引领企业转变生产观念,开发绿色农业,发展绿色经济,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30.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建筑设计

一、生态城市设计的基本观点

实现“生态城市”、“可持续城市”的理想,需要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必须具备以下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特色和文脉,应尊重保护、充分体现。整体的观点:城市是一个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共生的观点:人与自然、建筑与环境共生兼容,只有符合生态规律的城市设计,才称作生态的城市设计。环境的观点:重视环境因素,突出城市特色。场所的特点:城市空间、广场、绿地都不应是无意义的空间。人本的观点: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设计要体现人的需求。发展的观点:有超前意识为今后发展留有余地。新颖的观点:新陈代谢是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结构的观点:构成城市系统的结构要素应充分发挥其功能。绿化的观点:绿化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因素。多样性的观点:生态学的多样性,在城市设计中有更广泛的涵义,包括物种多样性、宏观功能多样性、人类活动场所的多样性等。

二、建筑设计中的生态学原则

1、生态学原则

生态建筑设计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尊重设计地段内的土地、环境及植被的特点,因地制宜;整体、全面地考虑设计区域内部与外部的环境关系;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不可分割;设计过程的多学科综合性。生态建筑设计是贯彻生态学原则的建筑设计,生态学原则是建立在生态控制论的总体原则“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基础之上,主要包括:整体有序原则、循环再生原则、相生相克原则、反馈平衡原则、自我调节原则、层次阶跃原则。其中的整体有序原则认为,系统演替的目标在于功能的完善。这一原则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就是近期与远期效益的统一,自然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主要的设计因素分为八类,材料与建造方法、功能的可持续性、防护措施、自然资源的利用、有效的资源与能源的利用、保证健康和舒适的环境、设计与地方性的结合、保护生态系统,控制城市气候的变化。每一类提出相应的设计方法。生态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的范围大到一个大陆,一个国家,小到一幢建筑,甚至某些环境工程的细部。按对象和地理范围可分为四个层次,即区域城市级、分区级、地段级、和建筑物单体设计。研究生态学原则在城市与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应从各个层次分别着手。区域城市级的城市设计应充分利用特定的自然资源和条件,使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和谐,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健康和完美的城市格局。同时,城市的重大工程建设应注意保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并要创造一个整体连贯而有效的绿地系统。分区级的城市设计要解决旧城的改造和更新中的复合生态问题,在分区层

次上,城市设计的内容大多与旧城改造有关。在旧城的更新改造中实施生态的城市设计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新老城市生态系统的衔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符合整体和生态优先准则的新型城市生态关系。城市设计要和整体城市乃至更大范围的城市环境指导原则协调一致,确保整体上的成功,如作为“蓝道”的河川流域,作为“绿道”的开敞空间和步行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乃至城市的整体空间格局和艺术特色,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地区和地段城市设计中。地段级的城市设计主要是具体建筑物及较小范围环境的设计,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协调好开发建设中各方的利益。

2、生态学方法

城市与建筑设计的生态学方法主要有三种,即系统分析的方法;模拟设计的方法;指标评估的方法。这三种方法之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系统分析的方法。城市是一个包含了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事物和现象的复杂系统。对系统的全面分析论证,能掌握事物间的内在联系,确定出人与环境持续发展的最优化方案。系统分析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环境分析,包括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分析。自然环境分析是指对设计地段相关的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景观资源,动、植物种类与分布的综合分析。社会环境的分析是指对设计地段的社区结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及历史文脉的分析认证。经济环境分析包括经济投资计划、设计方案的经济性等方面的分析研究。二是功能分析,主要通过系统内各构成要素间接能流量、物流量、信息流等的分析来完成。对不同功能之间的连接、兼容、并列、叠合、分离等关系作__出判断。确定合理的功能配置。交通分析是功能分析的重要内容,包括交通流线分析,车行系统与人行道的层次分析,交通换乘体系的分析等等。模拟设计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城市模,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或部分进行结构或功能的模拟,将系统内的种种复杂的、不可见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可见的、直观的、定性或定量的方式来表达,从而获得最优化的设计方案。城市模型有理论思维形式,有物质模型的形式、更多的是两者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模型。主要有三个类别:部分模型和非线性模型。例如大型商业中心的建造会对周边地区有什么影响,新机场的建设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什么变化,私人交通的增长会引起什么问题,为了观察这些变化的后果,就要对该地区进行分析研究。城市模型为这种分析研究提供了技术手段。它一方面可以科学地描述城市结构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运行机制,一方面可以预测城市的未来情况。建立模型的过程就是对系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从而可以对不同的设计方案进行比较评估。指标评估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通过一系列指标,对城市设计成果在满足人和环境内在需求及价值方面的优劣程度及实施可能性的评价。它是对设计方案的再次分析与论证。指标是对错综复杂现象的一种简化,评估设计方案时必须采用多个指标。指标可分为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也可分为预测指标和现状指标。常用的规划指标主要有:容积率、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居住面积、居住密度、绿化面积、绿化率、人口密度等等。此外环境质量指数也应作为重要的评估依据。以居住小区为例可分为外环境综合质量评估和内环境综合质量评估。外环境评估又可分为3个主要方面,即外环境设计质量评价指标,外环境物业管理质量评价因素以及外环境施工质量评价指标。例如居住小区的外环境设计质量评价指标中,规划结构布局为一级指标。分为3项2级指标,小区选址、结构组织、原有环境保护及利用,在2级指标的小区选址中又可分为2项3级指标,综合效益、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效益。与城市规划关系:市政工程管网,城市道路衔接关系,与区外建筑环境协调性,区外交通状况。在生态的城市与建筑设计过程中,系统分析、模拟设计、指标评估,三者之间互为补充手段,三种方法的运用是多次循环往复的综合运用。

四、生态城市与建筑设计的有效途径

1、开发地下空间

解决城市用地紧张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向城郊发展,会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生态平衡破坏,城市化程度增加。二是向高空发展,往往导致人口密度猛增,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更加拥挤。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a.节省土地资源,减少对城市土壤的破坏,减轻地面上住宅、交通、生产和生活服务、社会活动的相互干扰。b.节约能源,土壤具有隔热和蓄热的双重功效。据测地下建筑比地面建筑可节省热能25~80%。c.有利于生态平衡,不破坏植被,不侵占农田。有利于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改善小气候。d.防尘、防毒。地下空间无大气污染。e.利于储存蔬菜、水果、粮食。地下环境相对湿度适宜,避免鼠害、虫害。f.抗震性能好、维护费用低。地下空间被誉为人类的“第二空间”。

2、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各种生态住房、低能耗住房大量兴建。对能量的利用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自然能(太阳能、风能等)的直接利用:直接利用各种技术装置如风车,太阳能收集装置,将太阳能,风能转化为人们生活的动力来源。太阳能的间接利用--生物能循环

3、加强绿化设计

城市与建筑的绿化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绿色植物有释放氧、净化空气、杀菌、调节空气温度和湿度、防噪防风、保持水土作用,还具有一定的心理功能。要提高环境的绿化覆盖率,增加绿地面积以外,还可以向立体发展,向空中拓宽,采取屋顶绿化,窗、墙垂直绿化等手段。

4、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平衡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在发展中系统内各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按一定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时间内其结构和功能呈相对稳定状态,系统中的能量和物质的输入与输出接近相等。同时在外界的干扰下,能通过自我调节机制(反馈和循环机制)恢复到新的稳定状态,构成了自然界巧妙的平衡,即生态平衡。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因为它是一个演化系统,表现出稳定性和发展深化两方面的特征。维持生态平衡不仅是保持其原始稳定状态,在人类活动有益的影响下,可以建立新的、结构更合理、效能更高和更好的生态效益、更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生态平衡问题,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社会活动,生态平衡的破坏,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6

关键词:工程地质城市规划评价

工程地质是以环境工程地质学里的方法、理论、资料为基础,将环境科学与相关科目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基础理论。工程地质,是为顺应人类经济活动、工程建设的需要,为实现合理的城市改造、地质开发以及合理的开发利用且保护环境而兴起的,用以查明、勘探自然地质、区域工程地质条件的作用,由此研究地质环境与人类经济工程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一.城市环境地质问题

(1)水资源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多,城市供水量也再不断的加大,城市的水资源也对城市发展有所影响。由于水资源的逐渐匮乏,从而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既而才受到世界的关注。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地面塌陷、路面沉降、饮用水源枯竭、海水倒灌等现象。供水资源与供水条件的保护,主要在于地下水的水源选择、分析、评价;地下水的合理开发、保护、管理;地下水科学的调节利用。因此,利用工程地质学对城市的水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评价,制定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既可以节约资金,也会对水资源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

(2)城市垃圾:

城市垃圾主要分为生活垃圾、工业废料。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从而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迅速激增,成为了城市的一个直接的或潜在的危害。

(3)地基问题:

地基的勘察不要有:岩土体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微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方面。我国软土分布在国内沿海城市,特殊土的分部具有区域性特质。软土有空隙比大、强度低、松软、压缩性高等特点,由此对于施工与软土层上的工程项目经常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例如地面裂缝、墙体开裂、建筑物不均匀沉降、桩基位移、基坑边坡塌落等。

(4)旧城区人为因素:

在旧城区内,热力场、重力场、地电场、声场、辐射场、地震效应场、地磁场等自然物理场,将受人类的经济活动、资源消耗等人为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水资源、大气圈、氧气含量等自然环境问题,危害旧城区内所有生物的健康。

二.工程地质的流程、方法

(一)工程地质调查绘图:环境地质图与工程地质图,都能很好的反映出工程环境与地质环境间的关系,从而模拟真实情况:

1.依据制图内容,例如工程地质分区图、地质图等。从地质灾害角度考虑,研究、分析与场地相关的地质自然灾害,对其进行评价、研究地质环境所引发的不利影响,从而分析、制定预测防治措施。制图前,需要研究、调查、分析城区范围内的环境工程地质。

2.根据目的,如台山核电站等为某个特定工程提供资料。

(二)工程地质评价:

1.隐蔽工程评价:在城市规划时,需对其旧城区的电缆、古穴、下水系统、人防工程等进行评价与探查,从而制定图纸,为城市规划建设服务。

2.场地稳定行与适应性评价:需要针对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进行评价,主要为城市建设中的新城区开发,提供相应环境工程地质资料。

3.边坡稳定性评价:对人工斜坡与自然边坡进行研究,根据所得信息数据预测山崩、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对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财产的危害系数,制定防治方案与应对措施。

4.工程地质地震评价:根据场地地质结构,对发生地震的几率作分析,依据地震的实际案例,研究建筑物所能承受地震所产生的扭转力、竖向力,并根据破坏效果分析、改进建筑方案。

5.河流环境工程评价:对水库进行分析,研究因蓄水所诱发的地震、岸边再造等问题,对其结果进行评价,从而制定防治方案与应对措施。还需研究城区污水大量排入溪水、河流、湖泊等引起的地下水质变化、恶化,从而对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为新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生态保护计划。

6.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它是地质环境质量的第一要素,是指受地震运动、现代构造运动、岩浆活动等地壳内在运动影响后的稳定度,其涉及地震活动、火山活动、地层断裂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强度、结构、力场等方面,而地震活动对区域地壳的稳定性影响最大。

(三)应用摇感技术:

摇感技术在环境工程地质研究与评价时,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具有成图成本低、技术块、质量好等优势,可对区域地质、场地地形、动力地质现象动态、地质构造、河流水质、土地利用等方面情况进行环境检测与环境质量评价,编制各种资料信息图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升,将摇感技术与计算机相结合,使其更电子信息化管理、操作,既而提高速度与灵活度,提高效率,更方便的掌握各方面信息。

三.环境工程地质的作用:

环境工程地质,是一切工程项目施工前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工程地质的环境评价、研究、分析,预测不良环境地质作用对城市建筑安全、人类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及后果,并制定、落实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与防治措施,依照环境工程地质学对场地开展全面的、综合的评价,为获得更合理、科学的施工方案、规划设计,提供资料。或以上述措施为前提,预测、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地质的影响,突显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与影响,以及经过这些影响与破坏后,反过来对人类生命安全、生活环境、建筑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危害与影响。例如,山林过度的砍伐,造成山体地质不牢固而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地下煤矿资源过度开发,导致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等,实行环境工程地质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防治人类活动对环境质量的过度影响、破坏,同事防治自然环境对人类财产安全的威胁,为合理、科学的利用保护地质环境,提供最有力的依据。当发生地震、洪水、山体塌方等自然灾害时,依据环境工程地质相关勘探、分析、评价后,所做的对应方案,可迅速、及时、有序的开展救援等应急措施。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1篇7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必须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环境压力日益凸显,河北省作为区域(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对河北省今后的生态环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

京津冀;生态环境;机制;路径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将根据河北省被确立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后的发展特征及所产生的经济和生态影响,结合已经实施的针对河北省环境改善发展的状况,研究设计出适应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机制和实现路径,为河北省在今后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中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为从区域的高度统筹发挥京津冀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水平,实现京津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

1.理论意义。

丰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相关理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对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通过本文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机制与路径的分析,能为类似区域的城市在构建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过程中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丰富相关的理论。

2.实践意义。

抓好生态环境建设,是中央赋予河北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实现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京津冀发展的强大生态保障,也是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必然要求。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今后一段时间,河北省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河北省在发展中不能沿着传统发展模式———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而是应该选择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构建机制与路径的研究,找出合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期望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供实践借鉴。

二、生态环境支撑区现状

1.区域总体生态现状。

河北省环抱首都北京,东与天津市毗连,并紧傍渤海,辖11个地级市,地处华北。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内生态资源、湿地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地热资源分布广泛。但是因为长期采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及各种历史因素使河北省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2013年河北省列入部级生态乡镇名单中,承德市6个,唐山市4个,河北省入围乡镇占全国部级生态乡镇仅1.2%。

2.产业的现状。

河北省产业发展长期以第二产业为主,重工业发展迅速。这也是造成河北省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全省生产总值实现29806.1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39.4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14388.0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11978.7亿元,增长11.2%。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8.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2%(来源:2015年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SWOT分析。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生态支撑区,对京津冀区域未来环境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京津冀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夯实生态基础。所以,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河北省当前生态环境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对河北省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有效分析。河北省作为生态环境支撑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五点:①节能减排措施初见成效;②生态文化建设得到切实推进;③生态层次多样性;④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劣势主要有:①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固化;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比较大;③河北省内各地经济、生态发展不平衡;④省内区域污染转移问题突出;⑤环境保护投资严重不足。同时还存在四种机遇:①政策支持,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②河北省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③第三次产业革命;④部分改善环境的实践可以借鉴。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①转型经济发展方式;②生态环境现状与京津冀支撑区要求差距大;③协调河北、北京、天津三地各方面利益关系。

三、建设机制

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生态环境发展关系,同时,经济上又具有跨省、跨区合作的特点。鉴于三大工程生态补偿客体的广泛性,地区间协调难度大,应该采取中央统筹、政府引导;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的多元化的生态环境建设的机制。中央需要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确保环境生态政策的实施效果。河北省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战略定位,是京津冀三地实现长远发展的生态保证。中央在财政方面应合理地安排一定的各项环保财政资金。同时,河北省应该在省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决不能走重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发展的老路子。河北省产业转型也为实现河北省建设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这两大目标奠定了基础。京津冀地区各级政府必须打破行政、地域藩篱,以产业均衡发展带领和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灵活利用市场化机制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手段,在京津冀数据共享的前提下调整定价机制,在平等的市场平台上将生态资源的价值融入水、电、气等价格中,有利于弥补西南部地区输气、配电、送水导致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工程管护等。

四、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各地政府端正认识

京津冀三地地域相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河北省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定位,是一种政策性指导,但并不表明在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建设中仅河北省负有建设改善环境的责任,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应该共同担负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重任。京津冀各区政府必须站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围绕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资源共享,形成合力,优势互补。切实改变之前区域内污染治理转嫁的现象,在三地相关产业转移过程中,北京、天津不应一味地将河北省作为直接的产业承接地,各区政府应做好政策和实际的分析。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时需考虑重点向河北倾斜,天津也应在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多领域开展与河北省全面对接。三地必须突破之前的各种行政壁垒,在一致出发点和共同目的的基础上促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得更好、更快。另一方面,河北省应有选择地接收北京、天津外迁出来的产业,改变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选择标准,从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比重布局、劳动力素质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量,提高环境成本的分析比重并对接收转入企业承担的环境风险做出合理的评估。

(二)强化制度机制保障

1.建立区域利益联结机制。经过分析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可以得出不同地区对生态环境发展诉求不同,改善环境意愿的强烈度,财政拨款及技术能力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早期,部分地区环境治理机制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参与方缺乏利益联结和平衡机制,导致环保合作的动力和持续性不足。借鉴其他区域环境治理经验,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也可以通过建立区域联结机制促进区域间利益的协调。利益联结和联席会议机制为区域生态环境合作建设提供动力,是提高地区间参与积极性的关键。三地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是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基础。三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探讨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建设。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关键是科学处理区域间利益的分割,保证各主体间利益的平衡与协调。要区分京津冀域内三地区域利益联结机制和河北省省内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区域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应结合实际,以公平互利为原则,破除地方利益主义观念,注重区域间的联系,域内、省内各部分形成合力。

2.完善行政激励机制。区域内政府之间的博弈,可能会使京津冀三地在环境治理中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中,完善行政激励和监督机制刻不容缓。首先,政府应该关注企业生产前在投资领域的政策激励,包括物质上的和名誉上的奖励,减轻企业初期减排支出的抵制情绪和压力;借助各级行政部门的权威,设立企业环境生态基金项目,对节能减排的企业进行激励。另一方面,在税收环节可以实行“动态累进”的环境税收政策,发挥其在生态支撑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环境双赢,要求污染相关领域的环保税率保持稳态增长,“动态累进”税率通过激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加大人力资本、清洁投资等环境动态要素对区域环境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粗放式投入要素和“负环境要素”对区域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发挥税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态环境作用机制中的绩效。

(三)创新环境治理“工具”

1.完善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制定和出台的一系列环保法律和法规是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有效保障。虽然京津冀生态支撑区建设的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但是京津冀区域环境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健全,表现为立法供给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立法方面,缺乏针对性、综合性的生态资源保护法律并且在生态资源整合和治理方面与现实建设存在很大的差距,尚需三地共同健全京津冀生态支撑区建设的相关法律。值得关注的是,三地在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应注重联系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实际情况及联系,应该明确京津冀环境支撑区建设中微观的规定,生态保护的责任、生态利益损失等相关法律条文应明确,明确三地间各系统的联系,重视协同性。加快明确针对大气领域、水资源领域、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物划分的相关立法标准,加快新能源生产、绿色食品、工业产品的认定标准,对开发的清理环境废弃物、环保的先进技术手段和专利技术给予严格的法律保护。执法环节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关键一环,应在明确各省执法责任的基础上,加强环境执法问责环节建设。完善政府问责制,将环境污染责任落实到各部门、各官员;拓宽行政监督渠道,鼓励公众的社会参与和举报,形成覆盖环境执法全过程、互为补充的环境执法监督机制体系;改革官员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将环境治理和生态维护指标细化,加入体系中;加强环保执法责任和服务意识高的环境执法队伍的执法水平和能力。

2.合理运用经济调控手段。在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时,需要重视运用基于价格杠杆的经济手段。负激励措施与正激励手段交叉进行,转变以收费、罚款等简单形式为主的情况,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相关企业在市场交易原则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环保补贴,创新鼓励金及行政收费、排污征税、项目罚款等手段。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为河北省提供人才、资金、技术等全方位的支持,注重生态产业规划与发展、生态环保技术研发与创新。由于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仅靠政策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京津两市对河北省在人才培养与引进上给予大力支持。

(四)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建设需要发挥各界力量。重视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态环境的治理。引入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支撑区建设。利用市场环保基金等因素影响企业决策,约束企业排污行为;政府与私营部门签订外包治污项目,充分运用社会有效资本,解决治污资金有限的难题。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在日常生活中,居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环境意识偏好对环境改善至关重要,公众环保理念的践行会倒逼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行政效率。必须拓宽民众诉讼渠道、搭建公众环境保护监督平台,改进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使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各类诉讼的受理与解决,直接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环境压力、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给广大群众以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增强大众的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清洁”型投入要素的投入,启动内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在投资方面,不应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资,民间资本在建设京津冀环境支撑区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引进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政府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环保产业或企业投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弹性大,民间投资潜力巨大,企业发展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基本条件已成熟,因此在环境支撑区建设进程中应妥善处理好各种项目、各领域、各环节资金的投入。

(五)环境治理与扶贫相结合

在河北省存在许多贫困县(约32个),以及存在一些以发展单一产业为支撑的县市,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应该引起注意。党中央也将扶贫纳入近期重要发展任务。所以,在京津冀支撑区建设中,应将扶贫作为一种间接的手段。在环境治理中,应该协调好贫困县这些群体在其中的利益,许多贫困县环境不断恶化,与其经济条件是分不开的。首先,应该在政策上向其倾斜,同样的改善环境的目标,可以在财政上或者技术之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其次,根据贫困区不同的生态现状,选择合适的脱贫模式,例如建设生态农场,或者发展旅游产业。在市场引导、政府扶持基础上,关注群众需求和政策落实反映。在经济实现发展的情况下,群众才会投入更多激情进行环境的治理和改善。

参考文献:

[1]闫立英.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生态支撑区[J].高端谈,2015,18(10):13.

[2]孙桂平,元利,李琪琛.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河北省武安市生态承载力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5.32(3)118-125.

[3]龚亮.民乐县城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撑系统研究[D].甘肃:兰州大学,2011.

[4]肖海燕,欧阳涛,卜蓓.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69-72.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8

关键词:资源环境审计审计方法研究综述

问题的提出

资源环境审计的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常规的绩效审计、财政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方法要与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过程和治理紧密联系起来。目前我国资源环境审计仍以财务收支审计和合规性审计为主,审计人员的知识背景多以财务会计为主导,因此资源环境审计时仍较多地选择座谈、调查、分析性复核等传统的审计方法,这导致基层审计机关开展的资源环境审计项目仍停留在财务收支审计的层面,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较为单一,而且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影响审计报告质量。新审计准则对审计方法进行了新的归纳,列举了类方法,传统审计方法在资源环境审计取证方面是适用的,但除运用一般常规审计方法外,还要扩大现有审计技术方法的覆盖面,引入相关学科的方法,这些专业不仅限于环境方面,还包括法学、工程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因此资源环境审计必须改进原有的审计方法。

随着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不断推进发展,《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提出“强化对资源环境审计经验和案例的总结提炼,推动资源环境审计实用技术方法的研究和推广运用,促进资源环境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提到“加强审计机关内部资源环境审计相关资源的整合,积极构建资源环境审计与其他专业审计有机结合的多元工作格局,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环境审计理论与方法”。我国理论界对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有关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论文,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研究的现状和内容进行简要地介绍和评价,以期对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内涵及现状

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现已有基本统一的定义:“即指审计人员检查和分析资源环境审计对象,收集资源环境审计证据,对照资源环境审计依据,据以编写资源环境审计报告,做出资源环境审计结论,提出审计意见而采取的各种手段的总称”(陈建等,2008;杨宏伟,2011)。我国资源环境审计工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步晚、发展缓、操作上又缺乏有效的具体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致使资源环境审计方法呈现以下特点:

(一)资源环境审计方法偏定性

我国目前资源环境审计的具体实践仍以合规性审计为主,资源环境审计方法较多地选择检查、观察、座谈、调查等传统的审计方法。如检查用于开发、保护资源环境的各种设施、设备数量上是否满足要求、运转是否良好;观察被审计单位从事资源环境工作的人员的业务活动或执行的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都是将合规性作为现阶段资源环境审计的重点,揭示和反映存在的问题,促使被审计单位在制度执行和法规政策上进行改善。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上对环境费用效益、环境经济评价等定量分析在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资源环境审计方法重财审

我国目前的资源环境审计仍以财务审计为目标,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主要从会计角度对环保项目的计划和目标执行,环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专项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审计,以确保环保资金的合法合理使用,减少投入方损失。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缺乏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缺乏包括大气、水、土地、草原、矿藏、森林等环境资源要素的全面审计。

(三)资源环境审计方法欠综合

我国先后开展了对天然林保护资金审计、三河三湖审计调查、青藏铁路等重大环境保护项目和重点环境保护区域的审计,但资源环境审计方法较为单一,仅从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了规定标准,是否按照规定的要求及时上交各种费用等单一层次审计。在资源环境损失项目中,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会造成农业及渔业损失、人体健康损失、河流及地下水损失等,涉及资源环境审计方法有人力资本法、资产价值法、调查评价法等,资源环境的审计通常要运用多种审计方法,相互补充,以达到查明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料的准确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资源环境审计的程序

资源环境审计的程序主要包括:审计计划阶段、审计实施阶段和审计完成阶段。

(一)审计计划阶段

这是整个审计过程的起点,马雪(2003)提出“资源环境审计人员可采用检查、观察、查询、分析性复核等审计方法获取有关的证据资料”;高翔、侯玲(2011)认为“在计划阶段,运用访谈法,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情况,确定审计重点,为制订审计计划服务”。该阶段资源环境审计应做以下工作:组成审计小组;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初步评价被审计单位有关环保的内部控制制度;编制审计计划以确定技术、区域和时间范围等。

(二)审计实施阶段

资源环境审计实施阶段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1.符合性测试。确定有关环保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能否有效处理控制环境风险,并评价控制风险以制订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在符合性测试中,资源环境审计人员还应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切实遵守了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符合性测试一般通用程序为检查记录和文件、检查有形资产、观察、询问、重新执行、分析程序。罗恩·布莱克(1999)在《资源环境审计的新篇章》中指出“现有的审计方法,包括审阅、验证、复算、观察、问询、分析等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辛金国、邢小玲(2002)在《试论资源环境审计》中指出,“常规的审计方法如观察、函证、检查等”。福州市审计局资源环境审计课题组(2002)指出“环境绩效审计是审计的一种类型,因此常规审计方法对资源环境审计同样适用,如审计检查法,包括资料检查法、实物检查法等;审计调查法包括查询法、观察法、专题调查法”。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02)提出“常规的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包括审阅、核对、查询、观察、鉴定、分析性复核等”。高翔、侯玲(2011)指出“资源环境审计常用的方法有审阅法、访谈法、观察法、调查法、重新执行。在实施阶段,运用面询法,收集相关的、充分的审计证据,为最终做出审计结论提出审计建议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

2.实质性测试。对内控差、控制风险高的区域,资源环境审计人员应执行更多的实质性程序,以控制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在实质性测试中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解决,即成本效益分析和环境价值的量化。鉴于资源环境审计方法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阐述很多,本节就环境费用效益分析和环境的经济评价方法进行归类整理:

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主要由以下几种:

经济净现值法(ENPV)。经济净现值是反映环境项目对国民经济所作净贡献的绝对指标。张燕和陈进(2003)、陈建和刘颖(2008)、杨宏伟和张敏(2011)分别对经济净现值法作出一致表示,它是用社会贴现率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的净收益折算到建设期初的现值之和。其方程式为:,其中,DENPV为经济净现值,单位为万元;is为社会折现率。当经济净现值大于或等于零时(DENPV≥0),该项目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经济内部利润率法(EIRR)。经济内部利润率是反映环境项目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相对指标。黄渝祥和邢爱芳(1995)、张燕和陈进(2003)、陈建和刘颖(2008)、杨宏伟和张敏(2011)以项目计算期内各年净效益现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表示经济内部收益率,其表达式为:,其中,AEIRR为经济内部收益率;B为年效益,单位为万元;C为年费用,单位为万元;n为计算期,单位为年;t为计算期各年序号,基准点的序号为零。当工程的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社会折现率(AEIRR≥is)时,即一般情况下,经济内部利润率大于或等于社会贴现率的项目认为是合理的。

效益费用比法。效益费用比是总效益与总费用之比,张燕和陈进(2003)、陈建和刘颖(2008)、杨宏伟和张敏(2011)分析经济效益费用比通过项目效益现值与费用现值之比表示,其表达式为:,其中,MEBCR为经济效益费用比;Bt为第t年的效益,单位为万元;Ct为第t年的费用,单位为万元。当经济效益费用比大于或等于1时(MEBCR≥1),说明社会得到的效益大于或等于该项目支出的费用,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高前善(2006)提出“生态效率指标恰是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与财务业绩的关系,是企业环境业绩指标和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生态效率指标是企业环境绩效审计的一个有效的、重要的、客观的审计评价标准,并表示:生态效率=环境业绩指标/财务业指标”。何德炬、方金武(2008)在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效益分析中提出,“环保污染治理费用的经济效益等于环保效益指标与污染控制费用之比,当比值大于等于1时,可认为项目的环保治理方案在经济技术上是可行的,否则不可行”。

环境经济评价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市场价值法。市场价值法的前提假设:市场价格反映整个社会资源的供给和配置状况的价格,能代表竞争手段平衡的真实价格,是一种使用实际市场价格对环境质量变动进行测算的办法,其主要方法有:生产率变动法、人力资本法、防护费用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

薛小荣(1998)提出“环境价值的量化可采用环境经济学中的项目构成法,即按生态资源所能创造收益的不同方面的价值分项加总计算”。其公式为:,其中,Si表示某种单位项目数量;Pi表示各项目的单位价值量:S表示生态资源的总价值量。

王菊、房春生、刘殊、于连生(2000)认为“在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价值核算时,应兼顾各生态环境因素在环境总体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生态环境资源总价值为:C=D∑fiW(Wi1Wi2),其中,C为生态环境资源总价值,fi为第i项生态环境因素价值,Wi1为第i项生态环境因素在环境总体中的价值权重,反映该生态环境资源与其他环境资源相比,影响的时间长短、范围大小、破坏程度轻重等因素。Wi2为其它因素对第i项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权重,反映各生态环境资源彼此的相互影响;W为权重系数,是Wi1与Wi2之间的函数关系,D为与总价值有关的参数调整变量”。

卫立冬和苏晓彬(2004)、何德炬和方金武(2008)在评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工农业等生产力的损失时,采用方法为:Li=∑PiRi,其中,Li为环境污染或破坏造成产品损失的价值;P为i种产品市场价值;Ri为i种产品污染或生态破坏减少的产量。

替代市场法。在现实中,存在一些不能运用市场价格直接来衡量的物品,如清新的空气、赏心悦目的环境等,但可以通过受这些环境物品影响的其他替代物或补充物的市场价格和数量来间接衡量。

周(2008)论述“当分析研究的对象本身没有市场价格来直接衡量时,可以用能够代替的物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在环境经济评价中,很多环境质量商品是没有现成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如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是很难用市场价格来计量的,这就需要能够用代替的物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这些环境质量商品的价值。替代市场法的具体方法主要有: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防护支出法等”。

李忠魁、宋如华、杨茂瑞、白秀萍(2003)认为“分析生态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会导致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变化,却有可能影响商品其它替代物或补充物和劳务的市场价格;因此,可以利用市场信息间接估计生态环境条件变化的产生价值和效益”。

调查评价法。在缺乏市场价格数据时,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来评估他们的支付意愿,以求得效益或需求信息,这种方法就是调查评价法。包括:投标博弈法、比较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和德尔菲法等。

周(2008)提出“在既无直接市场,又无间接的替代市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主观地创造假想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的价值,这种进行环境经济评价的方法就是假想市场法。假想市场法的具体方法代表为意愿调查法,也称之为条件价值评估法。意愿调查法包括投标博弈法、比较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等”。

李忠魁、宋如华、杨茂瑞、白秀萍(2003)认为“在缺乏价格数据时,可以通过向专家或环境的使用者进行调查,估价环境资源价值或保护措施的效益。在评价洪水对农田、水利设施、水库所造成的损失时采用此方法,即对环境破坏的受害者进行调查,以获得人们对该环境的支付愿望”。

调查评价法的基础是个人对各种环境质量改变确定的假想的价值。调查者用这些假想的数据量度人们同意受环境质量恶化所需赔偿数或个人为了避免同样恶化的支付意愿,从而赋予这一环境质量变化一个价值,可用于公有资源或不可分物品,例如空气和水的质量。

(三)审计完成阶段

根据被审计单位环保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审计结论,编制审计报告。资源环境审计人员还应根据对被审计单位的审查,针对其管理及控制缺陷,提出改进建议,出具整改意见书,并关注改进建议的执行情况。高翔、侯玲(2011)指出“在报告阶段,运用面询法,与被审计单位沟通有关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审计意见和建议”。汤孟飞(2011)认为“分析性复核法的应用在审计报告阶段,对收集到的审计证据进行整体复核,形成或支持审计结论”。

结论

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选用要与资源环境审计内容相结合,不同的资源环境审计内容对应不同的资源环境审计方法。更多的情况是同时采用多种方法才能做好资源环境审计。例如,市场价值法适用于因水资源短缺、废弃物占地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计量;适用于对人身危害重大的重污染企业环境污染的计量;适应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治理费用的计量;适用于出现噪音污染需要安装消音或隔音装置的计量。替代市场法适用于宅地周边的森林、草坪等绿色效益的计量。调查评价法适用于评价如洪水对农田、水利设施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在资源环境审计项目中,要尽可能与资源环境审计内容相结合,增强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不断创新发展,而资源环境审计却还在传统的方式上缓慢前进,要推进现代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广泛运用,关键要破解人、制度和协调的难题。现代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审计人员在技术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审计人员的水平直接决定是否恰当使用资源环境审计方法,体现审计报告中资源环境审计的效果和效益,需要在原有财务、会计、审计类人才的基础上,不断培养和引进环保类、工程类、地理类等专门人才,充实审计队伍。同时,加强资源环境审计的法律法规建设、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整理出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使用准则和操作手册,使资源环境审计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精确化,为资源环境审计方法的应用打好理论基础和操作规范。最后,资源环境审计在我国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这就要求不仅仅审计部门要做好本职,也需要环保、住建和发改等部门的联合协调机制,形成合力推动资源环境审计实用技术方法的研究和推广运用,使资源环境审计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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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建,刘颖.费用效益分析法在环境审计中的应用研究[J].当代经济,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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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1篇9

[关键词]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经济学;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5.13.027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获得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集中在新技术的应用、合理的人员管理、有效的成本控制和企业优质服务体系的构建。动态管理兼顾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实现技术的创新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为前提。总之,企业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要求企业实施动态管理策略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

1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

1.1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内涵

目前,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分析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上讲,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循环管理的模式促进其核心竞争力与环境发展相适应。而从广义上讲,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多变的市场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涉及技术、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等实施的手段。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供应商、经销商、股东、客户的协调和管理都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其技术是否具有现代化特征、资源分配是否合理都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外部环境影响了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企业要依据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策略的调整,对其实施合理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完整的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包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确定、培育、运用和评价四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的管理才能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1.2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必要性

目前,企业正在逐渐实施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客户的认同程度,因此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客户评价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实施这一竞争力的动态管理要求企业善于发现客户需求的变化。动态管理模式下,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对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战略实施具有必然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这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人力资源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更是加大了其冲击力度,容易导致资源跨国流动而造成企业发展处于停滞。因此为了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企业应实施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

二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企业应对政府策略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基本策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随时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以免与政府策略背道而驰,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实施动态管理是企业硬性指标的重要手段。

三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是企业适应行业技术革新的策略,技术革新是企业在发展中时刻关注的问题,企业要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前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企业始终坚持采用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模式。

四是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能够使企业准确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的调整,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销售模式和服务体系,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管理,包括分析企业的外部经营和内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只有企业采用合理的管理手段,才能促进其持久的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函数关系式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内部管理能力M和外部管理能力R关系式等。基于此我们将核心竞争力的特点分析如下。

首先,核心竞争力具有价值性。企业应从产品价格、数量等方面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才能满足客户需求,实现自身价值。市场经济发展一致性程度决定了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小。

其次,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企业在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洞察力、组织管理能力。

最后,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知识性和系统性。其知识性体现在只有符合市场价值观的创新模式才能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选择对象,以此制定的发展战略才能真正促进企业的发展。而其系统性与企业自身的系统性相吻合。以能力为核心的资源、环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各种资源之间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只有各个要素同时发挥作用才能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3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的现实途径

3.1采用灵活的战略发展模式,培育企业核心市场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可利用资源。因此,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并采取灵活的战略发展模式,适应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以此培育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确保企业在某一领域的地位,并逐渐扩展核心领域,为其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3.2规范企业组织管理体系,营造企业核心机制

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应使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保持一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实施动态管理模式,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制定和调整其组织管理规范。切忌单一依靠经验解决问题的方式,企业应进行适当的培训,时刻处于学习状态,了解市场经济的变化。总之,要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机制的构建十分必要,企业应规范自身的组织管理结构,时刻关注市场经济变化,建立有利于其经营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3.3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核心文化

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发展所奉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发展宗旨等。正确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另外,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从我国成功企业发展的途径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离不开良好的企业文化,优秀的员工培育方法依赖于企业文化的树立。缺少必要的核心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将陷于尴尬境地。

4结论

实践证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依据客户的需求构建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具有多变性。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管理能力包括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个方面,无论是资源分配、组织管理能力的提高都影响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应将主要竞争力集中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当然,市场经济具有多变性,企业发展也随时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应始终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则,进行正确的外部协调和内部管理,使企业处于动态发展环境下,解决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高组织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武.从管理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核心竞争力[J].中国集体经济,2010(9).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10

选择理论认为,战略更新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制于外部的环境力量。权变学派指出,企业能否运营成功取决于对环境适应效果的好坏。企业的所有竞争优势能否得以延续,就在于企业能否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制定符合环境要求和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以追逐新的竞争优势。宏观环境是影响企业供求的主要因素。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也应随之对其发展战略加以调整与创新。宏观环境主要采用PEST(Political-Economic-Social-Technological)分析方法,即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企业发展不可避免要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它关系到企业在市场上的运作效率,这其中又以政策法规(如产业政策、行业监管政策等)对企业的影响最为广泛,最为实际,对企业战略的制定最具指导意义;在经济方面,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征、经济联系、经济条件等,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生产率、消费模式、税率、通货膨胀情况等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定位。社会经济条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较大影响,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方面,如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结构、教育水平、风俗习惯、人口状况等社会因素,以及地区或市场的地理、资源、生态等因素也影响着企业战略的确定。这些因素与相关产业的市场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此外,企业发展战略还要考虑到企业产品相关的技术水平、技术政策、研发能力、产品生命周期等因素。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指出,技术变革是竞争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所有能够改变竞争规则的因素中,技术变革属于最显著的一种因素,是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所必须着重考虑的。行业与市场环境是影响企业战略措施制定的主要因素。基于市场竞争分析,可以了解市场容量和市场增长情况,了解行业内有多少竞争者并预测市场变化的情况,等等。由此,可更好地调整企业的发展目标及战略举措。通常可使用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分析模式、波特五力分析法(五种力量分别为进入壁垒、替代品威胁、买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以及现存竞争者之间的竞争)、“3C”(Customer、Competitor、cost)方法分析行业与市场发展环境。其中,SCP框架是基于行业表现、依靠行业结构和行业经营这个假设建立起来的,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范式。在常用的静态SCP模型基础上,考虑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因素,如政府部门政策或者规则改变、生活方式或体验的改变、技术创新与突破等等,可以建立动态SCP模型,以便更清晰地分析行业结构与行业表现。通过波特五力分析,可以发现企业所处的地位,以及如何防御五力的冲击,或者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它们。通过“3C”分析,可以清晰了解客户需求及购买产品的动机、竞争对手提供的产品与成本、为满足客户需求的成本情况、为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成本情况、如何保持成本优势,等等。通过行业与市场环境的分析,可以制定更为有效的战略举措,促进企业更好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寻找新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战略创新的必要性

管理大师波特教授指出,企业应根据对环境的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战略。战略专家明茨伯格也强调企业战略必须随环境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对企业来说是最活跃、最不可控的因素,环境动态性会导致企业行为的变动,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复杂的动态环境对企业战略选择及绩效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基于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战略创新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任务。战略管理担负着企业战略研究、制定、分解、执行及评估的重任,要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找出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应与时俱进,调整或重新制定发展战略,对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业务领域、顾客、技术、市场等进行全新的设计和考虑。

(2)企业竞争取胜的关键。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增强竞争优势,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提升核心能力的关键在于企业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依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战略创新,重新确定企业的发展目标,寻求新的发展需求增长点,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及控制系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并形成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

(3)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现代企业经营的实质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解决企业外部环境、内部资源和企业经营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当企业现有战略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时,就需要推进企业进行战略创新。也就是说,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战略层面重新确定客户群体,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实现路径,重新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等等,由此确保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案例分析

下面我们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为例,对该公司从“十五”、“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战略创新的相关情况加以简要介绍,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该公司战略创新的影响。

1.企业外部环境变化情况的简要分析

从“十五”(2001-2005年)、“十一五”(2006-2010年)到“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中国移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宏观环境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环境总体形势向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对通信市场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技术方面,从“十五”期间开始,以宽带、分组交换模式的IP骨干网取代电路交换网作为核心,成为网络演变的主旋律。“十一五”期间,通信信息与媒体服务等产业的融合趋势加快。到“十二五”期间,信息化及其与工业化的融合和三网融合带动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宽带、3G、LTE和云计算等技术日渐成熟并广泛应用。行业环境方面,“十五”期间,新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的挂牌成立,促进电信业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转变。“十一五”期间,《电信法》的出台使电信行业监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电信市场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电信管制逐步强化,到“十二五”期间,电信管制更加严格。此外,“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程加快,电信行业竞争范围、手段与层次发生了变化。到“十一五”期间,电信市场需求日益旺盛,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大型IT公司已经涉足通信领域。到“十二五”期间,通信产业结构呈现出移动替代固定加剧、宽带化进程加快、3G市场快速成长三大发展趋势。电信运营商在传统领域及新领域均受到严峻挑战,“被管道化”趋势明显。三网融合带来的广电、电网等构成基础通信领域的潜在进入者。物联网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行业应用迅速增长,等等。

2.企业战略创新的主要历程

“十五”、“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电信企业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中国移动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相关分析,中国移动不断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的创新演进,分别确定了“服务与业务领先”(“双领先”)、“新跨越”、“可持续发展”为这三个时期的发展战略重点,以确保企业实现基业长青。“十五”期间,中国移动主动与世界一流通信企业对标,找到存在的差距,努力“争创世界一流通信企业”。公司将自身定位为“移动通信专家”,不断锻造企业核心能力,积极实施“服务与业务领先”(“双领先”)战略重点。在服务领先方面:树立“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针对目标客户群,突出差异性,使服务始终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在业务领先方面:围绕业务创新,努力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业务,创造高价值的技术先进的产品,使业务始终处于市场的领先地位。“十一五”期间,中国移动进行了战略创新演进,提出了从优秀到卓越的“新跨越”战略重点,从“移动通信专家”到“移动信息专家”的更广领域的战略定位,以及从“争创世界一流通信企业”到“做世界一流企业”的更高层次战略目标。推动企业努力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其中,成为移动信息专家方面:不断扩大移动通信的信息提供份额和生活服务份额,长久保持移动信息专家地位和领先优势;做世界一流企业方面:使企业具有世界一流的管理水平、领先的运营效率,引领行业发展方向,确立行业主导地位,全面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十二五”期间,中国移动持续进行了战略创新演进,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铸就国际领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移动改变生活”的战略愿景。公司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创新机制,国际领先的核心能力,国际领先的业务与服务。在同行业中保持国际领先的发展速度,国际领先的运营效率,国际领先的管理水平,并拥有和谐有利的生态环境,实现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移动改变生活”,满足移动化、宽带化和信息化的市场需求,保持公司价值增长,铸就国际领先企业。

四、结束语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篇11

一、金融生态观背景下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比较复杂,我们将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分为以下几方面,包括生成、运行以及发展经济等。每一个上市公司都会面临金融生态环境,我国的上市公司面临的环境问题包括经济基础、政府行为、法治环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文化习俗。因此,我们将对上述五个方面的金融环境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经济基础方面,上市公司产生的融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整体经济会对其融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来讲,当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化阶段的时候,某些企业为了提高发展速度会产生强大的投资欲望,其经济融资行为方面的需求相应的就会增加。另外,企业的融资影响还会涉及到宏观的市场产业调整,即政府通过政策手段,从而对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企业的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第二,政府行为方面,当前我国的经济市场阶段状况仍旧处于转型时期。这个阶段的市场影响主要来自于政府,因此,政府行为在这个阶段的市场经济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代表了国有企业和大型的国有资产,另外,在市场的改革之中,政府还是各种改革政策的颁布者。由于我国财政体制方面的特殊性,致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即法治环境方面,完善的法治环境不仅可以帮助企业保护产权,而且还可以约束企业的经营活动;第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方面,这两方面的因素也会对企业的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第五,习俗文化方面,文化习俗属于一种软环境,例如,文化习俗之中的诚信,它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约束签约方的行为,促使其遵守契约上面的承诺。

对我国的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分析,除了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背景之外,另外,还要重视内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的影响。和资本市场不同的是,我国的上市公司的本质其实是集团控股公司。金融生态环境会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产生影响,具体来讲,金融生态环境从集团控股为切入点,进入内部的资本市场,从而对整个上是公司长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桥梁作用,它连接着金融生态环境和上市公司。因此,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我们可以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金融发育状况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拥有一个好的金融市场。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帮助企业调整融资结构,如果金融市场受人为的干预,那么势必就会影响企业的资金价格。因此,企业的融资结构会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

最近几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领之下,我国的企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对于资金的需求量就会增加。正由于资金方面的巨大压力,企业在日益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运营方面的成本。因此,降低运营成本,重新调整产业方面的结构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资金具有供求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不仅会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对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其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和经济后果的影响,第一,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能力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在这期间,上市公司的财务会发生财务困境;第二,在金融环境的背景之下,上市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投资比率越高,上市公司发生的银行过度负债行为越高。为此,我们认为上市公司的过度银行负债行为是由上市公司对其下的附属公司的投资过高产生的。国有企业面临的政策性的负担,即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成立的时间越长,发生银行过度负债的概率就越大。内部市场的运作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最常见的关联借贷和内部经营性往来以及关联担保等,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上市公司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以及关联担保,这三方面和过度银行负债是一种正比关系。另外,我们还可以提出假设,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和其过度银行负债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管理费用越高,其产生过度银行负债的概率越大。

三、研究设计和实证结果

1.样本和数据

在选取配比样本的时候,要充分的考虑其可靠性,因此,从下面五个方面进行样本的选取。第一,尽量选择相同的行业;第二,选取的企业的规模相差度必须要控制在5%的范围内;第三,企业的银行负债率要在50%内;第四,三年之内没有发生过ST;第五,三年之内没有发生过债务诉讼。

2.论证假设

首先,我们要对变量情况进行说明,具体如下:过度复杂押变量为1的时候是指该样本出现了过度的银行负债情况,为0的时候则出现相反的情况。对下属公司累积投资比主要是指样本公司对子公司和合营以及联营公司的累积的总和比上上一年度末期的总资产。母公司成立年数以2012年,对解放前成立的公司,我们将其统一为1949年。管理费用率主要是指本年度管理费用方面的总资产。此外,非经营性占用比率=(向关联方提供的非经营性资金-未关联的非经营资金)/上一年度末期的资产。经营性占用比率=(向关联方提供的经营性资金-未关联的经营性资金)/上年末总资产。提供关联净担保比率=提供关联净担保比率。

3.实验结果

在回归实验中,我们得知非经营性占用比率、经营性占用比率和提供关联净担保比率均为正值,这就说明了机会主义内部资本市场在运作是导致过度银行负债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非经营性占用对上市公司的过度银行负债影响是最大的,经营性占用的影响较小。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即使用子公司与合营公司为替代的便利,这就意味着子公司需要有较强的扩张能力。因此,在资金的需求上会产生更大的压力,继而出现了过度银行负债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以上市公司成立时间的长短对政策性负担转嫁进行了测试,推断出成立时间越早,政策性负担越重的结论。

生态环境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因素战略目标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从广义上理解包括体育产业证券市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市场、体育产业基金市场、体育保险市场、体育信贷市场、体育产业赞助市场,以及体育等诸多融资渠道。综观世界各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就没有现代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是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体育产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环境条件。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与环境的活跃程度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从2003年北方五环退市的原因看,一方面是由于北方五环创业能力不强、创业技能缺乏,同时也与北方五环创业环境的制约紧密联系。对创业体育企业而言,培育一个良好的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投融资环境是保障其顺利进行的关键。

一、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框架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资源的需求和环境资源的供给所具有的有机联系。可以把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看成一个组织,它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外部环境可以保证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在自身资源不足时获取其所需要的资金资源,而这就要求与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外部环境能提供这些资源的主体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保证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顺利创建和发展。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是各种环境资源的需求方,外部环境是这些资源的供给方。对某种环境资源来讲,如果环境资源的需求大于环境资源的供给或者环境资源的供给大于环境资源的需求,这两种状态都没有达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如果外部环境对环境资源的供给较好地满足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对这种环境资源的需求,则实际上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较好的理想状态。另外,从环境资源的整体来看,如果各种环境资源都达到了有效的配置,外部环境对各种环境资源的供给较好地满足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对各种环境资源的需求,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状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就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资源需求和外部环境资源供给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外部环境的资源供给来满足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环境资源需求,同时在既定的环境资源供给状态下,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应及时地调整资源需求以适应外部环境。依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构建框架,如图1所示。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框架主要包含四层涵义,即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创业体育企业资源需求;依据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资源需求分析,并比较现有环境资源与资源需求之间的差距,从环境中寻找弥补资源缺口的途径;环境主体与环境要素存在一定的映射关系,环境要素所体现出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影响是环境主体所提供功能的外在表现,功能是分析研究环境要素和环境主体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环境对战略目标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应依据所处环境调整战略目标并创造适合自身需要的环境。

二、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战略目标与资源需求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是一种集金融、创新、科技管理与体育市场一体的资金运作模式,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在世界上已经盛行了几十年,她催生了无数的体育产业企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体育产业企业奇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联合体,具有实体企业的完整功能,因而无论其生命周期长短,都与实体企业一样存在战略管理问题。技术、资金、人才是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必备的三种初始资源。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必然对这三类初始资源有需求。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资源的来源渠道实际上是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考虑自身资本结构的融资战略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技术需求往往影响到资金需求和人才需求,比如说创业体育企业在早期要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得技术,它必然会对资金和研发人才有大的需求。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从资源的自身属性特征和资源的获得途径两个角度来分析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资源需求。通过对体育产业资本市资源需求分析及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现有的资源,就可以确定体育产业资本市场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取的资源。三类资源的需求分析(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看出,三类资源需求分析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从获取途径的角度来考虑,同时资金和人才需求分析还须从需求量来反映,而技术类型和人才类型分别是分析技术和人才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资源需求与环境要素资源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要想从环境中顺利获取必要的资源,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外部环境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能供给这些资源;第二,能够保障资源的获取。依此,我们把提供资源的环境称为直接匹配环境要素;把保障资源获取的环境称为间接匹配环境要素,这两类环境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之中(如图3所示)。在图3中,技术、资金及人才环境要素是直接匹配环境要素,它们直接提供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所需的资源;政策法规、中介服务体系、文化、市场、信息化等环境要素是间接匹配环境要素,它们保障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所需资源的获取。我们认为技术环境要素包括技术研发环境和作为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技术市场环境,一方面,研究开发主体直接影响着技术创新活动的数量、频率和水平;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生产能力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有赖于技术转移与扩散,它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融资环境要素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所需资金的供给。人才环境要素对风险体育企业人才需求的供给主要体现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主的人才储备。文化环境要素主要指社会对风险体育企业行为和价值所持的认同和倡导的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鼓励、推崇创业,容忍失败的氛围,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风险体育企业的灵魂,保障创业体育企业资源的获取。政策法规环境主要包括政府出台的与创业体育企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及其执行。创业体育企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和有效执行保障了创业体育企业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的获取,有效地促进了创业体育企业的创建和成长。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分为三类:人才政策法规、技术政策法规和融资政策法规。

图3直接匹配环境要素和间接匹配环境要素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作用图

四、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要素与环境主体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要素是融资过程外部影响因素的集合,而环境主体是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的承载者,环境要素所体现出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影响是环境主体所提供功能的外在表现。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的构成要素对环境要素与环境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即:(1)环境要素和环境主体之间的映射机理;(2)环境主体的构成体系;(3)环境主体提供的功能及功能之间的关系等。我们认为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承载主体主要包括大学及科研机构、关联企业、融资机构、中介机构及政府。它们都发挥各自的功能,其中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及科研机构可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二是大学及科研机构能够创造和扩散技术机会。关联企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创造和扩散技术机会上。融资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为体育资本市场提供所需的初始资金。中介机构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人才交易中心、技术交易中心、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它们主要的功能在于便利创业体育企业对人才、技术和资金的获取。

五、结论

1.良好的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的设计产生积极的影响,保障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所需资源的获取需要培育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既定的外部环境中,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应及时调整自身战略目标,主动地去适应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我们可以把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要素归为11个方面,既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密集的社会网络、开放的人才市场。也就是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应依据现有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调整战略目标,并创造适合自身需要的环境。

2.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与环境呈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本研究找到了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研究的一个理论突破口,构建了以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资源需求和供给为基本关系的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分析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战略目标和资源需求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和环境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同时以环境主体为创新点提出了研究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实质问题的新思路,同时把环境要素和环境主体结合起来研究,使环境问题具体化、环境研究系统化,也为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政策扶持找到立足点并保障其可操作性。环境主体的研究,尤其是环境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的映射机理、环境主体提供的功能,以及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未来对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钟霖付强任保国: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研究[J].体育科学,2003,23(5):21-25,32

[2]李建臣任保国: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投融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1):1470-1472

[3]任保国赵文胜李建臣: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投融资发展现状与政策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6,27(1):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