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全文(精选8篇)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1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人们在强调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同时，客观上要求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应的调整和发展。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并且纳入了议事日程。法学专家及有关方面也分别拿出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议稿”。[1]
笔者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必须同时考虑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调整，因为法律具有内在逻辑性，每一部法律都是由若干逻辑严密的部分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所谓法的结构体系。民事诉讼法的体例结构，是指构成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部分，逻辑严密地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或系统。民事诉讼法典与其体例结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法的内容的变化和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结构上的变化，法典体例结构的变化又可以渗透出法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的信息。因而一部法典体例结构的科学设计，不仅是法典内容完善的切实体现，而且还可以成为一部法律制定、修改、完善的框架和指南。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是从1991年制定到现在的十几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发展最快的十多年，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乃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民事诉讼法已经不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情况。仅就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体例结构而言，也存在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总则内容不规范，将一些非原则性规范规定为基本原则；二是诉讼证据制度规定过于简陋，无法体现诉讼证据应有的操作性特点，使得司法实践中法院和当事人无所适从；三是审判程序的体例布局失衡等。另外，将破产程序、执行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结构不够科学，而且其本身规定不可能完善，因而在实际适用中有“力不从心”之感。这表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体例结构已落后于社会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捉襟见肘 [2]、因此，有必要在修改、完善程序制度具体内容的同时，调整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体例结构。但笔者认为，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地位，适当调整法典结构，而不宜做大的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它通过诉讼解决各类纠纷，体现国家对民事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公正、有效地保护，并保证民商事等法律的贯彻实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基本法，其制订和修改的权限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属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包含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内，以保证其修改合法有效性和应有的级别。如果不适当地调整其结构，将民事诉讼基本内容分离出去另行立法，不仅会降低基本法的‘位阶“[3]而且会造成基本法与其关系法之间新的冲突，影响法的统一和适用。鉴于此，笔者主张在法典结构上采取小分化原则，重点在于调整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
一、诉讼证据制度应包括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之中，但应充实和完善其内容，并独立成编
如上所述，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过于简陋，有关证据的规定总共只有十二个条文，无论多么高度概括，也无法体现证据的特点，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制订证据规则，完善证据立法确实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关于制定独立的证据法的呼声很高，而且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证据法的起草工作。比较完善的中国证据法草案和立法理由书已经问世[4]、但笔者始终认为，民事诉讼法中不能不包括证据制度。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就是收集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认定证据，并根据证据证明的事实做出民事裁判的过程。证据与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制度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许多主要诉讼程序本身就是证据运用过程，如：审理前准备程序和审判程序，就包括证据交换、质证、认证等活动。如果将证据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完全分离，制定独立的民事证据法，或者并入统一的证据法中，则不仅会降低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程序法而存在的价值，导致民事诉讼法的内容空洞，体系断裂，而且将会产生民事证据法与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中的证据规则之间如何协调的新问题，在适用法律上也必然会因为理解或解释歧义而产生新的矛盾。其二，证据作为“单行法”不利于当事人和社会成员学习和运用法律，也将给诉讼活动带来不便[5]且不说何时能列入立法规划，即使是单行立法，采用哪一种立法模式也是一个难题。如果制订跨三大诉讼的统一证据法，则很难反映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证据收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问题上的种种特色，且不利于社会公众掌握和法院准确适用；如果分别制订民事诉讼证据法、刑事诉讼证据法、行政诉讼证据法，则又会大大增加立法成本，并造成内容重复。其三，证据内容充实不会引起民事诉讼法体例的不协调。因为民事诉讼法要全面修改，其他许多程序制度内容也必然充实或变化，法条定会增多，加上证据条款，整体上应该说是协调的。[6]其四，域外虽有将证据单独立法的体例，但为数不多。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传统体例上均以大陆法系为蓝本，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独立的民事证据法。以日本为例，《日本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在第二编中的第一审程序第三章（第一百七十九条至二百四十二条），共64条。当然，国外立法例只是一种参考，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或重新建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体例，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大胆创新；既要立足本土，又要充分借鉴；既要着眼现实，又要适度超前。因而，对于证据制度，主要应是充实、完善其内容，而不是分离出去。在体例结构上应独立成编，排在总则之后，以确保法律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与体系化、科学化相结合。
二、适当调整法典结构，突出民事诉讼法典以当事人诉讼活动与法院审判活动为重点、以审判程序为中心的特点，将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分离出去
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将执行程序作为第三编。这种立法体例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不足之处也较明显，主要是执行条文过于简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对一些重要的执行制度和措施都未作规定，对执行机构、执行管辖、执行异议等规定也不够严密和规范，导致实践中难执行和滥用执行权的现象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从体例上入手，采用审、执分立的立法体例，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程序中分开，单独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执行法》。因为民事审判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的不同性质、作用和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民事强制执行法不可能在民事诉讼法典内得到完善。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使之与一系列民事、经济、行政法规配套，可以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执行法的作用，以保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合理与科学[7]、
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1991年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主要是一种满足临时需要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只有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而社会上其他类型的企业法人破产则无法可依，所以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加了这么一章，解决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破产问题。由于破产程序有其自身特点，在程序启动、程序规范内容等方面与民事诉讼程序都有区别，因此，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其并入统一的破产法当中更为科学，有利于破产法体系的完整。
另外，海事诉讼本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属于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诉讼。鉴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已经作出了单独规定，并且海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单独立法具有可行性，因而可以保持现行立法状态。
三、将审判程序一分为二，分为通常诉讼程序编和特殊诉讼程序编
所谓通常诉讼程序，是指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的程序。严格意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是指民事权益争议的各种案件适用的程序。从相对意义上说，特殊民事案件和非讼案件适用的程序称为特殊诉讼程序，也可以说是通常诉讼程序以外的民事审判程序。通常程序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体系，适用所有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特殊程序则由众多的程序组成，分别适用不同的案件，相互之间没有衔接性和连续性。通常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第三审程序[8]、再审程序。同时应注意的是，修改民事诉讼法时要把审判监督程序正名为再审程序，厘清二者的关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主要体现在法院依职权实行内部监督，以及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行使监督权，是法院和检察机关为纠错而发动再审程序。现行民事诉讼法典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存在的主要缺陷，一是认识有偏差，混淆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的概念，忽视了再审程序的独立地位。二是把特别程序排列在审判监督程序之前，逻辑混乱。三是程序的启动体现了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有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一处分原则之嫌。另外，将法院作为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与审判权的性质相矛盾，有悖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理念。因此，为保证当事人自由行使处分权，体现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应将审判监督程序正名为再审程序，在体例和内容上重新规范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再审时限（即由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以法定事由提出再审）。可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进一步规范再审事由和再审管辖法院等。并置于特殊审判程序之前，以便从体例上保证通常诉讼程序的逻辑连贯性。在特殊诉讼程序中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和票据诉讼程序。即特殊诉讼程序包括人事诉讼程序、票据诉讼程序和非讼案件审判程序等。人事诉讼是关于人的身份关系的诉讼。人事诉讼的称谓来源于德国、日本的法律及其相关法学理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没有设立专门的人事诉讼程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审判方式的超职权主义因素较浓，国家积极干预民事纠纷的处理，对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和有关财产纠纷的案件采取相同的诉讼原则，这类案件都适用于普通程序。此外，由于社会化生产程度相对较低，公民个人财产的极度有限，与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关系没有多大财产上的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身份关系的稳定而简单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倾向，各种身份关系的纠纷不断增多，而且日益复杂。二是公民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范围都较以往大大增加。身份关系具有了重要的经济意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事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要，有必要在特殊程序中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包括婚姻关系、收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案件。非讼程序包括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以及现行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行为能力、认定财产无主等案件。不过，其中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如前所述，人事诉讼是一类特殊的诉讼，主要是身份关系的争议，与一般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处分权受限制，宜适用职权进行主义原则，因而可以列在特殊程序中。人事诉讼与一般的财产纠纷有所不同，这种诉讼的特殊性，反映在诉讼法上就是适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和具体程序。[9]
主要包括：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并限制当事人处分权；适用直接言词原则，排除或限制缺席判决；审判非公开原则、注重调解原则等。上述原则的贯彻实施，使人事诉讼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呈现出很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从体例上将人事诉讼程序从通常诉讼程序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类独立的特别程序。此外，特殊程序中还包括“选民资格”案件等非讼性质的案件。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因其本身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诉讼程序，只是因一些特殊因素而需要特则，本来可以分别规定在相关条款中，不一定独立成编。但根据我国立法习惯，仍可保持原体例不变。
注释
[1]江伟、孙邦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初稿）》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2]何文燕、李喜莲：《 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几点建议》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3]赵钢、刘学在：《 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载《 法学评论》 2004年第1 期
[4]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 月版
[5]何文燕、李喜莲：《 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几点建议》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6] 江伟、孙邦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初稿）》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民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有400 余条，据悉还要增加；江伟主编：《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证据法草案162条，放在民事诉讼法典中，一共也只有700 余条，并不显得“臃肿”。
[7]常怡、崔婕：《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研究》 载《 湘江法律评论》 第4 卷338 页
[8]指特定条件下的第三审程序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费用；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影响当事人接近正义、实现诉权的因素繁多，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设置的优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07年4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某些缺陷。本文试图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一简要评析，从而为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作进一步思考。
1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概述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1]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1]
2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2、2诉讼费用的范围略显狭窄
我国的诉讼费用仅仅包括程序费用和法院审理时实际支出的费用，而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排除在外。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作为诉讼成本由当事人分担。某些学者认为，我国把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范畴之外的做法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费用制度上的体现。[3]
2、3个别条文的规定不合法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即生效，且不得上诉。因此，当事人不服调解时只能申请再审，而根据《办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需交纳诉讼费用，该规定似乎值得商榷。设想，某一案件在调解时违背了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且造成该当事人违背意愿的原因是由于法官的强迫，此种情况下该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仍要求交纳诉讼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3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几点建议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重构民事诉讼的目的论。重构当下中国的民事诉讼的目的论，必须考虑重构的内在理论语境。以权利文化为分析进路，可以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对内含特定利益的特殊社会关系的整合。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权利文化;民事诉讼目的;社会关系
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封闭性社会迈向开放性社会、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迈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型政治统治模式迈向法治型政治统治模式的剧烈社会转型。执政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化解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附带性社会风险和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进而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因此，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原因就在于法治恰恰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模式，通过包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过程来化解社会矛盾并实现社会公正，是法治最根本的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时期以案件的形式汇集到司法机关的社会矛盾，大约90%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事纠纷。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所指出的那样:“从司法实践来看，人民群众反映司法不公的很多意见又集中在民商事诉讼活动中。”［1］之所以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出现这个问题，除了民事案件情况相对复杂，审理难度较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论本身的理论定位。“将民事诉讼的目的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的出发点来加以议论所具有的实用性，在于主张将民事诉讼制度应实现的最高价值奉为解释论、立法论的坐标。”［2］(P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事诉讼目的论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不同论者持有各不相同的理论主张，且相持不下，“纠纷解决说”无法取代“秩序建构说”，“私权保障说”也替代不了“程序正义论”。这种研究现状，客观上不利于指导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盲目和紊乱。因此，在理论层面探讨民事诉讼的目的，重构出一种既能够反映民事诉讼活动规律，又能够适应并且助推当下中国治国理政战略布局要求的民事诉讼目的论，不但能够丰富诉讼法学理论本身，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构当下中国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内在理论语境
法治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法的目的，将国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在观念上的主观预设，转化为社会现实。这种预设是国家按照其自身的政治需要，并以立法者对法的固有属性的认知为基础的。在这种理论视域中，民事诉讼目的作为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逻辑起点，反映出立法者根据各种民事诉讼主体的需要、对民事诉讼固有属性的一定认识和基于此认识对不同诉讼主体需求的平衡所进行预设的、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而民事诉讼目的论，与民事诉讼价值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一同构建了民事诉讼法学的前提性基础理论框架。对民事诉讼目的进行理论反思、定位和重构，既规定着民事诉讼的方向，也在客观上为民事诉讼法律提供“指导方向”和价值定位［3］。重构当下中国的民事诉讼目的论，必须要考虑重构民事诉讼的根本理念及其目的之间的定位和选择、各种立法目的之间的内部层次结构以及其内部逻辑衔接等。首先，分析重构当下中国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理论语境，必须意识到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种立法者预先设计的有关诉讼结果的应然模式。立法者所确立的民事诉讼目的，不仅是民事诉讼立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内在要素和终极目标。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目的在形式上是主观的，是主体关于自身活动的趋向目标，也是对自身行为结果的一种预设性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或许与客观的行为结果保持一致，或许与之偏离。具有形式主观性的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与否，必须依赖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途径，并受到其实现途径的制约。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本质上也是一个以司法实践为中介，从主观预设到客观实现的过程。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个既稳定而又动态发展的概念。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由于特有民族性格、文化品质、伦理价值观念的差异，民事诉讼法的直接目的是不尽相同的、变化发展的。例如，在奴隶制时期及封建制时期，各国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多的是纠纷的解决，而在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法治国家，更注重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所以，赋予民事诉讼目的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内涵，对于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重构当下中国民事诉讼目的论，应当注意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多样化，这决定了民事诉讼目的的差异性。事实上，不同的诉讼主体由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不同，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必然有着各不相同的需求。作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首要主体，国家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通过民事诉讼活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而维护私法上的秩序，最终追求作为法律价值层面的安全与秩序。而民事诉讼活动的当事人参与民事诉讼，更多的是为了通过保护自身的私法权利从而保护自身的利益，最终体现的是对公正的追求。立法者在制定民事诉讼制度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不同诉讼主体的需要，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这也是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在预设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的要求和体现。正如江伟教授指出，“民事诉讼目的并非仅仅是法院审判的目的，同时也是程序主体(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目的。立法上应充分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其民事诉讼目的应当‘合当事人目的性’”［4］。所以，界定民事诉讼的目的，既要考虑作为立法者的国家的目的，也要关注诉讼主体的当事人之目的。当然，关注民事诉讼目的的“合当事人目的性”，并非否认民事诉讼法的国家意志的本质。民事诉讼目的应当“合当事人目的性”，要求立法者必须考虑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的需要以及对所有民事诉讼主体需要的平衡，并以此为基础预设民事诉讼的目的，最终上升为国家法律的形式。但是无论如何，预设和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立法者。其次，具有差异性特征的民事诉讼目的，具有多层次性。如前所述，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诉讼目的也具有多重性;另一方面，对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不同理解，也会对民事诉讼目的产生不同的认识。事实上，民事诉讼目的具有结构性和多重性，这是诉讼价值多元化的反应。一般来说，人们是基于自身的某种需要来预设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不可否认，通过民事诉讼制度来保护私法权利或解决纠纷，或者是保障诉讼程序和维护私法秩序，均是民事诉讼法的内在价值的体现。但是这种价值仅仅是法作为工具意义上的价值，即法的工具性价值。然而，法理学认为，法自身的价值，不仅仅指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法律自身也具有特定价值。将法的目的又称为法的价值目的或价值目标的学者，本质上是把法的工具性价值当成法的全部价值，这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正是由于民事诉讼制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同时还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以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存在层次性。事实上，立法者对民事诉讼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本质上规定了民事诉讼法律的目的。民事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民事诉讼制度的自身价值和程序本位主义得以体现的过程。正是由于法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法的目的存在高低层次或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之分。就民事诉讼而言，通过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民事纠纷的解决、私权的保护和私法秩序的维护，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对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是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这些目的所反映出的价值，是工具性层面的价值;而民事诉讼活动中所体现的民事诉讼法律所内涵的公正价值，也随之得以体现。这个过程就是民事诉讼法展开了对其自身价值的追求。民事诉讼对其公正这一自身价值的追求就成为了民事诉讼制度的高层次目的。
二、民事诉讼目的论的重构:特殊社会关系的回复与整合
国内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目的的讨论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且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结论并未在整体上超越国外诉讼法学界(特别是西方诉讼法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而现有的几种主要观点也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以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海德(Windscheid)等人提出的私权保护说，认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稳定而有序的统治，原则上禁止公民通过自力救济来维护其私法上的权利。但是该学说往往忽视了诉讼程序的运作，忽视了诉讼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损害了诉讼的程序利益，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同时，私权保护说并没有意识到实质权利与请求权的性质差异。而奥斯加•标罗(OskerBulow)提出的私法秩序维护说认为，当事人是否具有真正的实体权利，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民事诉讼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诉讼，消除这种实体法律关系上的不确定性，达到维护国家预先设定的私法秩序的目的。然而不难发现，此学说容易造成国家对诉讼当事人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行使的不当阻碍和干预，忽视程序主体性原则赋予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这与法治国家的宪法精神是相违背的。日本学者兼子一主张的纠纷解决说则强调民事诉讼的目的正是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但是，该学说脱离了实体法上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也忽视了程序自身价值及其利益的维护，有违宪法对私人权利与利益保护宗旨之嫌。另外，英美学者偏好的程序保障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各项诉讼权利，力促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法院中立局面的形成。但是同时也忽视了实体法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也是立法者创设法律的目标之一，因而片面地定位民事诉讼的目的。另外，民事诉讼的搁置理论更是质疑对民事诉讼目的的本质进行研究的实际意义。事实上，人们难以对民事诉讼目的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如搁置此探讨与争议。在批判上述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基础上，笔者试图通过权利文化的分析进路，来重构一种民事诉讼目的论。之所以选择权利文化为分析进路，是因为实现公正是司法的首要任务。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①。而在2014年12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新布局，“四个全面”是执政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指导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战略方向和举措。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战略举措。其中，法治既是核心，又是重要抓点②。法治要获得有效的推进，关键在于具备一套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来保证法律公正和有效地实施。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实现司法公正也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障。而对于公正是什么的问题，《美国百科全书》指出:“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不取决于人们关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决于人们对自以为公正之事的实践，而是以所有的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基础的。公正就是建立个人权利同他人(社会、公众、政府或个人)权利的和谐关系。由此可见，公正首先是以权利为基础的。”［5］借助对权利的法文化分析所得出的有益结论，笔者提出不同于以往学界关于民事诉讼目的之各种学说的观点，即:民事诉讼的目的，是通过民事诉讼活动，重新整合、回复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原有的特定社会关系。对当事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私法秩序的维护，均是特殊社会关系重整的法律效果。从权利文化来看，权利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权利是立法者所规定的法律主体享有的一种资格地位和能力，凭借这种地位资格和能力，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从事或者不从事某种行为，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契约的约定要求其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究其本质，权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③。因为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伴相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当人们基于法律而获得某种权利时，实际上就已经在权利主体与其他义务主体之间塑造了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或者权利人不受他人非法干涉。权利只有置于一个社会关系的语境中，才生成其内涵和社会意义。人如果是相互隔离而存在，就不享有任何权利。“他只能在进入社会之后才拥有权利，因为他进入社会就和其他的人们发生了关系。鲁滨逊在他的孤岛上就因为他是孤立的，所以没有权利，当他和人类接触到一起的时候才取得权利。”［6］(245)正是因为如此，在权利文化看来，权利是法律所认可的、以法权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而这种权利则是包含着某种特殊利益的存在。权利的赋予，是为了实现权利人的自身权益，即利益的实现。因此，权利可以进一步认为是包含有特定利益的人际特殊关系。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整个国家法律所建构的就是以权利义务为形态的人际关系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而法律(尤其是诉讼法)的功能，就不仅在于维护这种包含特定利益的人际关系，并且还在于当这种人际关系遭受破坏后对其恢复，其效果则是保护纠纷当事人的权益，维护法律秩序，最终实现公正这一永恒的社会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这种特殊社会关系，不仅是内含实体利益的实体法上的关系，也是内含程序利益的诉讼程序法上的特殊社会关系。这种程序法上的特殊社会关系，就是以程序法制度所赋予民事主体的各项诉讼权利为表现形式，其根基是对诉讼程序价值的追求和对程序利益的保障。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针对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诉讼主体于诉讼程序上所形成的内含诉讼利益的特殊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或整合，这样，可以在保护诉讼利益的同时，维护诉讼程序的有序性，以实现程序法的权利与利益。通过民事诉讼而使当事人的私法权利受到保护，特定利益得以实现，私法秩序得以维护，纠纷得以解决，实质上都是内含特定利益的社会关系通过民事诉讼得以重整或回复的法律效果。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确立，根本上也就实现法律“定分止争”的目的。创造并维护稳定的、符合正义要求的社会秩序，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就要求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通过各自的直接目的来实现此根本目标，并且展开对民事诉讼高层次目的的追求。一旦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原有的这种特殊社会关系被非法扰乱甚至破坏时，一方面，当事人的特定的实质利益将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原有的私法秩序也必将受到破坏。所以，有必要通过民事诉讼活动，重新回复或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内含特定利益的社会关系。这种对特定社会关系的回复与重整，实际上就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任何民事纠纷的解决，都是民事诉讼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回复与整合，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整合，不仅保护和实现了诉讼当事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所享有利益，也在客观上恢复了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原有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高鑫、专访杨克勤:强化民事诉讼监督依法维护司法公正［N］、检察日报，2014-03-11、
［2］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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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J］、现代法学，1996，(3)、
［5］肖述剑、对公正与正义内涵的辨析［J］、理论观察，2007，(4)、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4
关键词：公益诉讼原告当事人资格完全公益诉讼涉及公益诉讼
正文
一、一则新闻引发思考
2007年04月28日中国新闻网转载了一则标题为“李察·基尔在印度拥吻谢蒂，被法院控告猥亵罪，现正被通缉”的新闻①：好莱坞57岁的李察·基尔(RichardGere)日前在印度一项公益活动中开玩笑公然狂吻宝莱坞（印度影视基地）当红女星希巴·谢蒂(ShilpaShetty)。某印度公民认为李察·基尔公开做出猥亵行为“极为色情淫猥”，于是向法院提出告诉。法官看过电视录像后发出拘捕令，经常前往印度的李察·基尔有可能面临三个月的刑期或是换算成罚金支付。民风保守的印度，类似这种因“公开猥亵”而向法院提出告诉的事件层出不穷，案件堆积如山，几乎瘫痪法院作业。
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印度的公益诉讼已深入社会的诸多层面，并打破传统的刑民界限，救济及时有力；另一方面，受案范围的宽泛甚至法官可主动将信件当作令状处理，使得公益诉讼数量惊人，审理迟缓导致司法调整功能大打折扣。我国的公益诉讼尚处于理论襁褓，近年类似案件却节节攀升，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例如牙防组案件、雀巢奶粉件案、进津费案件等。这些案件之所以形成，通常是因为现行制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人们希望通过这些公益案件的判决为将来的立法提供丰富的资源以形成新的规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在即，数次出炉的专家建议稿都将公益诉讼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予以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国情决定了我国公益诉讼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整合多层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坚持预防为主化解社会矛盾，又要凸显依法治国方略，充分大胆地运用司法审判手段维护公共利益，使之成为人民民主法律监督的新型渠道。实践证明，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通过司法途径转化为法律问题，使当事人思维趋于理性化，有效地发泄不满、愤怒等情绪，可以防止纠纷激化，达到平衡利益冲突，维护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二、公益诉讼概况暨基本分类
公益诉讼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种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什么是公益诉讼，现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内部及相互之间尚未达成共识。通说认为：公益诉讼是一种法院依法审理的由检察机关、公益团体或个人所根据法律规定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秩序。下面先从公益诉讼的“立案”和“受理”谈起：
现代社会，当事人在发生争议和纠纷之后能否进入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司法救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准高低和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为了使公民的司法救济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在宪法中确认了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即诉权，以使公民诉诸司法的权利获得强有力的保障。当事人诉权包括程序意义诉权和实体意义诉权。诉权的行使必须要有完善的程序制度作为保障，其中，法院就的审查对当事人诉权保障至关重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利害关系是一种实体上的关系。不对进行实体上的审查，尤其是诉的利益的审查，往往无法解决是否受理的问题。
民诉法专家修改建议稿第三稿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向法院提讼，法院应当立案登记,不得拒收当事人的状。②这样一来，“立案”和“受理”就实质上区分开来，立案登记的状只要形式符合要求，法院无须审查是否有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这点有待受理后的审理阶段解决。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实行立案登记制不等于法院对于滥诉无计可施，立案后审查不符合法定条件（既有的条件较为苛刻，需修改），在给予人充分辩论与程序保障的情况下裁定不予受理仍是法院固有的权力，否则任何别有用心者都可以让法院陷入案海的深渊。本文起首的“印度现象”即是很好的例证。
法律固有的概括性和滞后性也提醒我们：法院面对公益诉讼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体现司法能动性，及时肩负起调节新形势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重任。面对唐诘诃德式的柔弱个体挑战庞大的行业垄断机构，基于正当性的自由判断与裁量是公正审理的必备要件。
“原告当事人资格”仍将作为法定条件之一,这也是公益诉讼理论中最为法学界关注的问题，被誉为“公益诉讼瓶颈”。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权的规定虽然不同，但其共同点可归集为原告必须是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无形忽略了公益诉讼实质上的存在，对公共利益的救济之门无法敞开。例如，1998年“王日忠状告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是首例个税举报人向行政部门举报他人偷税未果而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主管机关履行职责的案件。该案中法院对被告所提出的“原告不是其稽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并不具有提出此项诉讼请求的权利”的主张予以了支持③。又如2000年浙江省台州市著名画家严正学状告该市椒江区文体局纵容支持歌舞厅、夜总会在小学校门口经营，并为提供场地一案中，法院则以严正学与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研究此问题须从公益诉讼的基本分类作手：
作为一个已约定俗成的法律用语，公益诉讼的概念核心应为“公益”，即“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在某个诉讼中的有无及比重的判断又是核心的“关键”，因为公益比例不同，救济方式与力度当然有所区分。如果公共利益处于无人救济或救济不能的尴尬境地，逐渐影响到社会和谐的构建，那么“公益”的界定应相对从宽：不仅指被侵犯客体系完整的国家、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而且包括能够引发普遍社会意义的“私益诉讼”（即相对于公益诉讼的传统诉讼）中彰显的“公益”。
由此，笔者提出公益诉讼最具有研究意义的分类：完全公益诉讼和涉及公益诉讼。
（一）、完全公益诉讼是指人并非出于维护自身权益,完全因为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威胁而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触角的延伸，某些行为可能影响到不特定的或者不可辨认的群体权利。例如，向河流或湖泊排放污染物，可能伤害到全体需要清洁水源的人的利益；向大气中排放有毒气体就会伤害到所有依靠呼吸空气生活的人的利益；增加铁路公路运费影响到其他需要使用交通运输工具的人的利益等等。上述案件产生的结果主要是公共性的伤害（本质上是对不特定的一群人的伤害），人如果并非出于一己之利而是为了公共权益得以维护，则属完全公益诉讼。
根据有无直接受害人，完全公益诉讼又可分为无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工和有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
1、无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是指被人有不法行为或侵权行为，权利受损主体为不可辨认的群体，难以确定直接受害人。例如卫星发射企业在大气层外排放太空垃圾；某出版物宣扬一夫多妻制等等。
2、有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是指直接受害人因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无法定人或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精神受到强烈震慑等原因而无法提讼，且不将使公共物质利益或公共道德受损，人民检察院、公益团体或个人以自己的名义（与此不同，法律援助是以受害人的名义进行运作）提讼，要求对直接受害人的权益加以司法保护。桐城市人民法院不久前审理了一起市民政局以原告身份为弱智流追索交通事故赔偿费的案件即属此类④。广义上看，检察院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刑事诉讼亦属此类，由于刑事诉讼法已作明确规定，本文无需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有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中受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虽有联系但不完全重合，直接受害人不愿、放弃诉讼且为唯一受害人的，其他组织和个人无权进行诉讼（公共利益的缺损可通过其他非诉途径救济），强行或审理都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于法无据。
（二）、涉及公益诉讼是指人出于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起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诉讼。
北京61岁老人王立堂诉“藏秘排油茶”名人虚假广告系列案即属此类⑤。是否将它划入公益诉讼的范围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主观论，一种客观论。客观论认为诉讼的提起只要结果客观上增进公共利益，这样的诉讼就应当被看作是公益诉讼；主观论认为原告提讼如果主观上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的，虽然客观上也维护了公众利益，不能认为是公益诉讼⑥。笔者认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常相互交织，对诉讼的性质的判断完全根据当事人的主观目的判断并不恰当，只要诉讼活动客观上具有公益性质，应当视为公益诉讼。民诉法专家修改建议稿初稿第82条规定：“对于涉及公益的诉讼案件和非讼案件，检察院可以参加诉讼。检察院参加诉讼，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这可能是“涉及公益诉讼”概念的唯一“法律”依据。涉及公益诉讼形式上除检察院参加外与一般私益诉讼相同，实践中由于诉讼具有公共利益性法院审理时应优先作为公益诉讼看待。
根据“涉及公益”的认定主体不同，涉及公益诉讼可分为法院认定的涉及公益诉讼和检察院认为的涉及公益诉讼。
1、法院认定的涉及公益诉讼
法院认为受理的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即作出公告，并通知检察院参加诉讼。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认定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的申请，由法院决定。检察院接通知后可出庭也可不出庭。
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属自由裁量范畴，是法院作为矫正公权泛滥、维护社会良知机器固有的资本，不应过多限制。司法实践中要注意集团诉讼与公益诉讼的区分，前者人数虽无法确定但并非无限，所体现的利益也不一定是公共利益。
2、检察院认为的涉及公益诉讼
检察院认为法院受理的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可通知法院：自己将以公益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这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具体表现。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认定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的申请未获肯定后可向检察院提出相关申请。此类公益诉讼检察院应当出庭，否则法院作为一般私益诉讼审理。
三、完全公益诉讼的原告当事人资格
除数量并不占优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传统观念认为，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或对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等等，这种来自于私法的“受害人规则””很不适合用来处理公益诉讼案件，因为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是为了维护所有人或为了不特定人的利益（或称之为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上述“涉及公益诉讼”正因具有这一特征而被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然而，涉及公益诉讼以法院受理直接受害人的为前提，原告当事人资格无需研究，以下仅从完全公益诉讼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完全公益诉讼原则上以检察机关和公益团体为原告
按理说，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都应成为公益诉讼主体，而我国现在最理想的公益诉讼主体是检察机关，公益团体也应逐渐被赋予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1、检察机关应当肩负起公益诉讼的重任。
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刑事案件的国家公诉人身份，因为有宪法、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毋庸置疑。为维护公益检察院是否有提讼的当事人资格目前虽有争议，但还是存在法律依据和理论根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被学术界公认为目前我国公益诉讼的唯一法律依据，又称“刑事公益诉讼”，以别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也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我们不难从这项支持原则中看出，公共利益缺损时如无适当主体运用司法途径加以维护，检察机关就应肩负起公益诉讼的重任。从诉讼能力角度看，检察机关也较之于一般机关、团体更强大，足已面对法律专业化或取证困难。
1997年12月3日，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方民初字第192号支持了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讼的案件⑦。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规定：在受害人没有提讼或者很难确定受害人的情况下，检察院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对实施侵害人提起禁止侵权、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诉讼。
2、公益团体在公益诉讼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益团体又称“公共利益集团”，是指为维护社会共同利益而组成的团体，其特点是成员没有职业或行业的限制，所关心的问题也对整个社会具有普遍影响，如人权、社会福利、消费者利益、生态环境、能源政策及税收政策、妇女及老人社会地位等。本文“公益团体”应作广义解释，包括除检察机关外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社会团体一旦缺少国家公信力的支撑，就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也公益也会成为一句口号，所以一般公益团体尚不能完全取代机关、事业单位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英美法系国家的公益团体普遍享有诉讼主体的资格，大陆法系国家则只有经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公益团体才能作为原告提讼。
我国立法应明确公益团体如何在公益诉讼中充当原告，鼓励公民通过公益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它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分散的资源以争取个体力量无法争取的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例如，消费者协会可作为原告为消费者的利益进行诉讼，工会可以代劳工进行诉讼等等。
（二）公民如何担当完全公益诉讼的原告
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四十一条还规定公民具有广泛的监督权。公民作为国家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无救济即无权利”，缺乏司法救济的权利必然形同虚设。只有将人民的法律监督权转换成可诉性的权利，人民民主法律监督才能借助司法制度资源得到落实和健康发展。
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项规定每一缔约国承担：“（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丙）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可见，拓宽司法救济的范围，已经成为我国对内保障人权、对外承担国际义务的重要任务。个人成为公益诉讼主体是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背景下法治精神的突出体现，必须在立法层面确立和深化“以人为本”观念，积极推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
同时，权利救济的渠道应当是多元的，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都是为了保障那部分最需要救济的权利。公共利益并不虚无，它总是体现在具体的而非“所有的”个体利益之中。公益诉讼原告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被诉行为具有明显的涉及公众权利的特征，并且损害公共利益；人出于诚信，并在提请审理的案件中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多的关联。完全公益诉讼排斥了“一己之利”，并不等于可“任意而为”。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规范：
1、无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以申请检察机关和公益团体等救济途径已经穷尽为公民的前提，直接的，法院受案登记后不予受理。借鉴刑事诉讼经验，检察机关和公益团体受到申请后不或不按期答复，提出申请的公民可以申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或公益团体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2006年湖南常宁市的一名普通公民蒋石林将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该市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该案引起法学界热切关注。蒋石林仅以普通纳税人身份不能成为直接受害人，那么对这件无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设置一些前置程序或条件是必要的。
2、有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任何公民有权作为原告。有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有别于受害人已的“涉及公益诉讼”）只要证明案件涉及公共利益且受害人无法即可（受害人“不愿的”不属此列）。至于受害人是因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无法定人还是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精神受到强烈震慑而无法提讼，不影响相关公民维护公益的举动。公益诉讼涉及面广，往往比其他诉讼消耗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人们基于出于弘扬公共精神进行诉讼，只要与被诉行为较一般公共更多的联系，就不能以滥诉为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行政公益诉讼可设置一个“强制性行政告知程序”，即人了解行政机关有违反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后，须先以书面形式告知主管行政机关，说明行政主管机关违法的具体内容，以便让其了解自己违法之所在，给予行政主管机关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措施的机会和时间，以避免对行政主管机关执法构成不当干预，体现行政执法的主导性地位，同时可以防止公民滥诉，减少法院的负担。
3、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组织律师积极办理有直接受害人的完全公益诉讼，定期交流和分享相互的经验。学者、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也应加强合作，特别是要探寻一条通过公益诉讼有效制约公权机构权力滥用的新路子，为处于社会基层的弱势群体提供分配公正的充分机会。
4、实行公益诉讼滥诉侵权追究制度。滥用诉讼在美国已构成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我国应在相关法律中作出明确规定：人没有合理理由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公益诉讼行为，导致了被告人遭受了损害的后果，人应为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对检察机关滥用环境公益诉讼的，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其他民众滥用环境公益诉讼的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解决⑧
四、结语
超越一己之利求得公众利益的回归。曾经令人们感到陌生的“公益诉讼”，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已经逐渐为公众了解和熟悉。但由于立法的缺位，公益诉讼步履艰难，很多案件无法进入诉讼实体程序，一些进入庭审的案件，也常常因为效率低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最终常以公民败诉而告终。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非常必要和紧迫，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加入到公益诉讼研究的方阵，首先突破“原告当事人资格”这一瓶颈，早日建构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为公益诉讼立法提供参考。
参考资料：
1、AyedIqbalHadiRizvi：《公益诉讼---为所有人的自由和公正》，李刚译，来源：RenaissancePublishingHouse,1991。
2、龚雄艳：《关于增设公益性行政诉讼原告之管见》，载2005、4、6、《珞珈园地—行政诉讼法》。
3、《论公益诉讼中的人民民主法律监督机制》/paper57/C920C48/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5
在销售商品侵犯商标权诉讼中，作为商标权利人的原告对侵权被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中一般会包含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要求，因此法院最终的判决中往往也会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赔偿权利人一定金额的经济损失。判决生效后经过一段时间，权利人又以相同被告销售相同侵权产品为由再次，诉讼请求同样是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对后面的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诉讼进行认定。
二、重复诉讼的概念、涉及的法律原则及一般判断标准
重复诉讼是指当事人在提起的诉讼获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又基于同一标的和相同的被告，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民事案件审判实务中，对于“重复”的认定采取了如下识别标准：“对于重复的当事人，人民法院不能一概驳回或者不加分析一概予以受理。如果当事人两次的具体诉讼请求相互不能涵盖和替代，则应当认定为不属于重复。总之，应当受理的不予受理，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属于违法行为，不应当受理的予以受理，超出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对于审判实践中遇到当事人重复的情形，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以确保当事人正当行使诉讼权利和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见《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2集）。根据上述意见，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应当结合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及其依据，以及行使处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重复诉讼的，应按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该条规定实际上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笔者认为，认定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必须正确理解并合理运用该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来自于古罗马法中“诉权消耗”的理论。现代诉讼理论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内容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不限于同一法院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亦受禁止。其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即对一诉已经作出了终局判决，不得再次提起或重新审判。笔者在本文中所探讨的仅是第二种情况，即前面已有生效判决存在的情况下再次诉讼。正是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笔者认为判断重复诉讼的一般标准为：是否属于同一当事人、是否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是否属于相同的诉讼请求。只有在上述三条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重复诉讼。一般说来，当事人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的判断比较容易，事实与理由是否相同的判断则较为复杂，往往是认定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关键。
三、销售商品侵犯商标权诉讼中重复诉讼的认定
销售商品侵犯商标权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认定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难度往往更大，原因就在于对当事人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的判断容易，而事实与理由是否相同的判断比普通民事诉讼更难把握。在此类诉讼中，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是被告实施了销售涉嫌侵权商品的侵权行为，如果在当事人及诉讼请求相同的情况下，要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就必须对两次诉讼所诉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同一行为作出认定。侵权商品的销售行为有可能是互相独立的行为，也有可能是一种持续性的行为，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不同认定。
如果前后两次诉讼所指向的侵权销售行为是互相独立的两个行为，即使两个行为中所销售的侵权商品型号、数量等完全相同，也应当认定为不属于同一侵权行为。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如果前次诉讼的法律文书生效后，侵权人主动或者经法院强制执行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义务，那么就应当认为至迟到履行义务时，侵权人已经停止了前次诉讼中被诉的侵权销售行为。如果此后再实施相同的销售行为，则属于另外的侵权行为，原告完全可以再次通过诉讼主张侵权责任而不属于重复诉讼。
如果前后两次诉讼所指向的侵权销售行为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从前次诉讼前一直持续至后面的诉讼，那么毫无疑问属于同一侵权行为。前次诉讼的法律文书生效后，侵权人未主动履行所确定的任何义务，权利人也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是在前次诉讼结束后以证据保全方式取证后再次提讼，此时后面的诉讼实际指向的侵权行为实质上与前次诉讼的侵权行为是同一行为，后面证据保全所证明的侵权行为仅仅是前次被诉侵权行为的延续，而非新的侵权行为，原告后面的诉讼属于典型的重复诉讼，法院不应受理，即使受理后也应当驳回。因为此时权利人完全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方式达到制止侵权、获取赔偿的效果，相反，如果允许其再次提讼，既浪费审判资源，又损害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权威。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6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异常活跃。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匮乏，民间借贷成为虚假诉讼案的频现领域。本文在界定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基础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以便鉴别，进而指出如何防范和应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
关键词 民间借贷 虚假诉讼 识别
作者简介：徐国平，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赵晓妤，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书记员。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71-02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其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经济形势下，民间借贷存在并衍生出很多隐性、不和谐因素，如高利贷问题突出、虚假诉讼多发、易演变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涉嫌犯罪行为。本文拟就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的鉴别和应对进行简述。
一、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定义与类型
关于虚假诉讼，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司法界所提及的虚假诉讼是指：各方当事人采取恶意串通，捏造案件事实、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这种概括其实是不全面的，它只指出了虚假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双方当事人恶意通谋的虚假诉讼，并不能完整概括虚假诉讼另一较为常见表现形式，即一方当事人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形下，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隐瞒案件事实等方式，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所以，虚假诉讼的完整定义应该是：当事人通过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证据的方式提起诉讼，从而使法院作出错误的民事裁判，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所谓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则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明知、应知的情形下，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从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虚假诉讼通常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双方通谋型，即原、被告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或捏造法律事实，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从而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这种类型多发生在离婚诉讼或者参与分配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转移财产最终多获取他人财产或者减少自己财产损失。比如，在A与B离婚纠纷中，A为了多分夫妻共同财产便与C通谋，虚构A、C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并伪造借款合同、借条等相关证据材料，C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承担还款义务，最后法院判决或调解支持C诉讼请求。这样A、C之间通过虚假诉讼，减少了A、B夫妻共同财产的可分份额，使得B只能获取少量份额，从而使A最终受益，损害了B的合法利益。同样，在执行阶段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被执行人通过唆使其亲戚、朋友提起虚假诉讼，最终使得真实债权人只能分得少数财产，直接伤害了真实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实践中，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虚假诉讼则是单方谋利型，即一方当事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伪造证据等手段，使法院做出错误裁判，侵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虚假诉讼的发起往往存在一定的请求基础，但是虚假之处在于真实的债权与所诉称的请求并不一致。比如，原、被告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但被告已经履行了部分债务，原告利用被告不能举证或者举证不能的现实，仍就最初的全部债权主张权利，从而侵害被告一方的利益。
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鉴别
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特征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我们准确鉴别民间借贷中的虚假诉讼。单方谋利型的虚假诉讼与普通的正常诉讼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不再陈述。综合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通常外在表现形式，通谋型虚假诉讼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紧密、特殊。诉讼双方为自然人的，当事人之间一般存在亲属、朋友等特殊关系；诉讼双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具有投资关系、归属关系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具有亲属关系和其他亲密关系。因双方当事人关系亲密、特殊，极易达成默契，以便顺利骗取法院的裁判，从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做好虚假诉讼的保密工作。
第二，虚假诉讼的提起往往具有伴随性。即虚假诉讼案件程序的启动，多是发生在以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他案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但是财产尚未处置完毕前。当然，实践中也有部分虚假诉讼案件早于他案进入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这种虚假诉讼就更加具有隐蔽性，更不易鉴别。
第三，据以定案的证据往往具有瑕疵。证据来源于案件事实，由于案件事实通常是虚构的，所以虚假诉讼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往往不能形成逻辑顺畅的证据链，不能完全证明整个案件事实。
第四，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对抗。被告要么只让人到庭应诉，从而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要么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并不否认原告诉称的基本事实。
第五，双方当事人多倾向以调解方式结案。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一方面力图尽可能规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一方面希望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往往倾向于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
三、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防范
虚假诉讼不仅直接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动摇了司法权威、严重削弱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所以法院应在防范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方面有所作为。
（一）加强法制宣传，树立诚信意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不可否认，社会诚信机制的不健全，是导致虚假诉讼行为盛行的一大温床。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信用保障体系尚未确立，虚假诉讼可获利益的驱使，使得部分人为了谋求利益，而不讲诚信，提起虚假诉讼，导致最近几年民间借贷中虚假诉讼案件剧增。鉴于此，法院应当在立案大厅设立禁止虚假诉讼的告示，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此外，法院在具体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要对典型案件通过组织庭审观摩、巡回审判等方式对群众进行教育和法律宣传，让百姓知法、懂法，同时提高他们对市场行为的风险责任意识，规避高风险投资行为。百姓只有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在法律的指引下正确地从事借贷行为，才能做到手续合法、完备，从而使虚假诉讼无隙可寻。
（二）审判人员在有虚假诉讼嫌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高度谨慎，极具责任心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7
论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立法变化 法律监督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变化
（一）立法修改的特点
1、修改具有针对性
近年来，司法机关处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逐年增加，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理解不同，尤其对间接被害人的范围存有不同意见；（2）查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难度都很大，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3）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措施和手段存有争议。此次修改即着重回应了上述问题，具有针对性。
2、修改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决定》第1条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增加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内容，体现了尊重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决定》第36条、第37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修改也是以保障被害人权益为导向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日趋完善时，被害人的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保护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对具体条文进行修改时，立法机关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重视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参与诉讼并及时、最大化地获得赔偿，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条文变化
1、完善了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事行为能力时，为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保证其诉讼能够顺利实现，将被害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明确列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
2、完善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中的保全措施
为保证判决的执行，防止空判并息诉止争，进一步完善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的呼声四起，有代表建议应赋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的权利，明确在刑事立案后当事人就可以申请进行财产保全，公、检、法三机关根据申请可以相应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决定》吸收了上述意见，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3、灵活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6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修改后的《刑诉法》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监督
（二）附带民事诉讼法律监督机制探讨
1、监督部门
（1）公诉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公诉部门负责对诉讼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和民事责任一并审理的案件将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那么检察机关公诉人不仅应当对刑事部分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还应当对附带民事部分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公诉部门的实时监督更加高效和便捷。但公诉部门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仅限于庭审方面的活动，即较多涉及程序运行方面的内容。?对于法院作出的民事责任裁判实体方面的监督，由于现行法律的缺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不能仅对附带民事诉讼部门抗诉，其监督存在盲点。而且，从专业的角度上讲，由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日常处理刑事案件，对于民事责任的认定并不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因此对民事责任的处理是否得当难以准确把握，只能在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启动申诉再审程序予以监督。
（2）控告申诉部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4条的规定，控告申诉部门应当受理原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的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即便是仅对民事责任的判罚不服的，也应当受理，而不能因为仅对民事责任部分不服而不予受理，或者说服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刑事责任一并提出申诉。接受申诉后，应对申诉情况进行全案复查，制作《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并在十日内通知申诉人。
（3）民行检察部门。司法实践中，民行部门仅处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并不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民事部分的裁判主要是围绕双方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财产、物质方面的损失赔偿问题，将参照很多民事法律法规。民行检察部门能够熟练地运用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对现行民事法律政策也能够及时掌握，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民事部分的审理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全面的进行监督。因此，笔者认为民行检察部门应当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介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受损失的情况下，民行检察部门应当派员与公诉部门承办人一同出庭支持公诉，主要对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进行说明；另一种是在控申部门接受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的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申诉请求后，会同控申部门承办人复查案件，解决控申部门对民事法律知识相对匮乏，对民事部分监督乏力的现状。
2、监督方式
（1）（口头）纠正违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轻微的违法行为，由检察人员在庭审后以口头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时，可以由检察机关的主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违法行为比较严重，或多次发生一般违法行为，经口头提出纠正意见仍不改正的，可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上报上级检察机关。
（2）检察建议。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如果认为由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或者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人民法院予以纠正。检察建议的方式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不同应有所不同，检察机关可以用口头方式向法院提出，也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民事诉讼法全文篇8
[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律师实务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113 ― 02
引言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2012年8月31日修正的民事诉讼法设立的对未能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的救济程序，2015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设专章系统的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未能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对标的物主张权利的，采取的救济程序是案外人申请再审或第三人提出新的诉讼。但是这种程序设计的弊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愈发明显，案外人申请再审至多达到撤销原裁判文书的诉讼结果，当事人的实质争议未解决；第三人提出新诉讼并不能直接阻却原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第三人的实体权利难以保护。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吸取了原民事诉讼法对于第三人救济的合理元素，对原判当事人和第三人的诉讼权利进行了平衡设计。在原裁判出现第三方主张权利时，合理安排了各方的诉讼权利和对抗机制，最终在裁判规则上最大化的实现了诉讼公平，保护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本文侧重从律师实务角度介绍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则和适用，对律师实务操作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必要的解析，旨在推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让诉讼法的程序公平精神更为深入人心。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概述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制度，包含了二个诉讼程序。一是诉讼当时第三人参加程序审理，二是诉讼结束后第三人重新启动原判审理，也就是第三人撤销之诉。
现行民事诉法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律界定是：具有独立请求权和不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殊规则
1、立案审查标准高于一般诉讼案件
按照一般诉讼立案审查规则，当事人只要具备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四项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予以立案。但是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而言，原告立案条件具有更高的审查标准。首先，第三人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一般理解，该六个月为除斥期间。其次，第三人应当证明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主要证明不是自己的过错或明显过错未能参加诉讼。最后，第三人还要直接证明原裁判文书全部或部分内容存在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
2、立案审查程序特殊
一般诉讼案件，原告提交状后人民法院按照立案登记制度决定收案，决定立案后向被告方送达状，被告方收到状后提出答辩，立案后才进入实体程序审理。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同，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就将状送交对方，赋予对方立案前答辩权，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先行询问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在30日内综合审查决定是否立案。该立案审查程序实际是在立案前就进入实体程序审理。
3、排除一定类型案件或事项
按照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特别程序等非讼程序处理的案件；婚姻无效等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对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生效裁判；受害人对公益诉讼案件的生效裁判。这四大类型的案件或事项的裁判结果或因为另有程序安排、或因为非当事人私权利等原因第三人不能提出撤销之诉。
4、诉讼参与人地位特殊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处于原告诉讼地位，原裁判中未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地位不变，其他当事人均为被告。
5、特殊的裁判规则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存在二个关联的请求，一是第三人认为原裁判错误或部分错误请求撤销，二是第三人认为涉案标的物其享有民事权利请求确认。因此，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既要审查原裁判主文内容是否错误或部分错误且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还要审查第三人民事权利是否成立。
第三人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第三人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第三人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同时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标的案件（原裁判案件本文称为标的案件）最后做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将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一审程序审理法院，其上一级人民法院将作为第二审人民法院。
笔者注意到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时当事人如何行使上诉权作出考虑和安排。笔者认为应当适用上位法民事诉讼法第155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自然不能上诉。显然本解释相应条款缺失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
6、中止原判执行的二种途径和规则
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给予了充分尊重。司法解释规定，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并且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讼期间原判决并不当然停止执行。这也是对原裁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护，体现诉讼权利公平对等。作为第三人只能通过二个程序请求中止执行，一是原告（第三人）提供相应担保，请求中止执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直至执行异议之诉，达到中止执行目的。
7、标的案进入再审程序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处理规则
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定再审的。这时出现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指向标的案要求重新审理，再审程序对标的案也要进行重新审理。司法解释规定，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但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
8、第三方不同程序选择带来的相互排斥的救济程序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第三人和案外人的诉讼地位取决于作为标的案件第三方不同的程序选择。如果第三方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要求对原裁判进行重新审理的，该第三方则称之为“第三人”。第三人为了阻却原裁判的执行提出执行异议的，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其无权对原裁判申请再审，而应当继续进行第三人撤销之诉；如果第三方直接提出的执行异议，其诉讼地位称之为“案外人”。案外人在执行异议被驳回的，其有权对原裁判、调解书申请再审，但无权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律师实务操作
正确理解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殊规则，才能准确把握律师实务操作，在解析规则的过程中领悟律师实务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这样才能促进律师业务的规范和提升。
律师应对第三人撤销之诉，首先要把好“入口关”。作为第三人的一方时，必须立案前将未参加诉讼且未超过除斥期间的原因和证据、原裁判存在错误或部分错误的证据和理由、第三人享有诉讼标的物民事权利的证据充分收集和固定。还要正确列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确定管辖法院。更要正确书写诉讼请求，诉讼请求必须严格按照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殊裁判规则针对性书写，明确原裁判文书的错误并损害第三人民事权利之处（主要针对判项），并请求改变或撤销该裁判文书错误内容。诉讼请求参考例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或改变）X法律文书第X项内容，依法确认该标的物原告享有X权利”。
对于法律文书的错误内容以及如何损害第三人民事权利在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详细书写。之后将状连同相应的证据材料全部及时提交人民法院，切记不能搞证据突击，将关键证据留存“后发制人”。第三人撤销之诉立案审查的特殊规则要求原告方必须将立案举证标准趋近于开庭举证质证标准。
如果律师作为原裁判当事人一方，也就是诉讼地位中的被告一方。律师一定帮助当事人行使好立案前答辩权，在人民法院送交状后及时提交书面意见。核心答辩意见应当是不同意立案、原裁判无错误未损害第三人民事权利或第三人对标的物不享有合法民事权利、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超过期限等事实和理由。
其次，作为标的案件的第三方，律师要帮助当事人确定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再审程序的策略，注意程序选择的排斥性。根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规则，第三方一旦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就不能再选择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反之亦然。二个程序自身的裁判规则不尽相同，在第三方主张权利之前，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应当充分沟通，了解不同程序，最后由当事人作出决策。当然，无论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还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再审程序，都是对原裁判既判力的挑战，无需隐晦的还有办案法官不可避免的自我保护心理所带来的反作用。二种程序选择并无本质区别，但律师要做到向当事人释明和正确运用程序规则。
最后，律师要充分利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规则，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
作为原告（第三人）一方律师，立案前后都要考虑中止执行原裁判法律文书问题。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申请中止执行和第三人执行异议不得处分标的物并没有做排斥处理。原告方在诉讼中要及时提供担保要求中止执行。如果立案前情况紧急的或诉讼中存在不被准许中止执行风险的，原告要及时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直至执行异议之诉，此期间执行标的人民法院除非申请人担保否则是不得处分的。律师应当建议原告方双管齐下，充分行使好中止执行申请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