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收集5篇)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及困境；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B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民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如养老、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关注社会保障事业，要追根溯源，考察国外有关发展社会福利的理论，充分理解并运用加以借鉴，这无意对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是有启示的。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思路，尽管福利国家理论根植于西方，但是，我国仍然可以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脉络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
1941年，威廉·坦普尔第一个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用以区别纳粹德国为统治者服务的“权利国家”，但当时他对概念的解读较为浅显，未对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1942年，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主持制定了《贝弗里其报告》，这份报告对福利国家的蓝图有了大致的规划，指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对于英国发展的重要性。报告对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的发展影响深远，标志着福利国家理论的成型。福利国家是指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学术界对于福利国家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种工具”；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措施的结合；还有学者主张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关于福利国家的作用，阿萨·布里格斯在《历史视野中的福利国家》一文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纠正市场失灵：其一，保证个人和家庭最低收入；其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如疾病、失业等，缩小个人社会不安全程度；其三，对公民地位的确认，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虽然福利国家拥有众多的光环，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次序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以维护资本主义垄断利益和统治。
（二）福利国家理论发展脉络
福利国家的思想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理论等宗教理论中，基督教教义中重要的一条“爱你的国度”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来源，从基督教分离出来的新教伦理理论也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从宗教教义中表现出的平等的观念孕育了最初的福利由全体国民共同享用的思想。与宗教教义密切相关的宗教人员传教活动和慈善活动传播和实践了这一思想，成为早期“福利国家”的缩影。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文艺复兴强调的人道主义亦成为了福利国家的另一重要来源，文艺复兴的核心理论在于“三提倡三反对”，即提倡人学，反对神学；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这种理论注重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强调人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在欧洲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有此意识，福利思想便容易推导出，这种思想的产生为福利国家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办理社会保险等方式调节劳资矛盾，并用温和渐进的办法改良资本主义，通过代议制调整国家结构，调节经济进行社会再分配，总结起来，其认为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纠正，这种思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福利国家理论的形成。在近代，福利国家理论开始逐步成型，“福利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20世纪初期，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要通过税收杠杆的方式让收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再次分配，以实现贫富差距缩小与社会公平，达到社会福利。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积极国家理论体系”直接催生了“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强调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刺激投资，减少失业，提出了收入再分配和消灭食利者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现代福利国家的思想，强调发展经济，减少失业与增加福利，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的国家。英国之所以能建成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及由他所撰写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简称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社会福利不仅是特殊群体应该享有的权利，而应成为全体社会公民都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并从英国的现实出发，指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是影响英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五大障碍，并据此提出政府要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工作，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建议。除此之外，报告和设计出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制度，规划了福利国家的雏形，例如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为儿童提供一定的教育补贴等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福利的巨大飞跃。除此之外，报告还指出社会保障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应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第二，保障基本生活原则，社会保障职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三，统一性原则，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第四，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享受社会保障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这四个原则成为福利国家所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指引了福利国家制度向前发展的方向。
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它以高福利为特征得到世界的关注。瑞典建立福利国家的方式是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保险。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的的宏观调控方式，目标主要在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对整个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这种政策的执行与实施加之充分的社会保障，并提供较高的国民福利。除此之外，瑞典所推行的“合作主义”也使得其福利水平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与提升。瑞典是世界上劳工组织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强大的劳工组织，保障着工人权利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到在培训与收入平等，这些都有着充分的监督力量。所有的这些政策与组织，促使了瑞典“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国家的诞生，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世界的典范。
日本也是国民福利较高的福利国家之一。日本之所以能建立福利国家，其原因在于拥有较为完善的福利国家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分别是福利政治特征、再分配结构特征和规制结构特征。福利政治特征在于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民主势力的薄弱与国家官僚制度的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建立福利国家提供了便利；再分配结构特征在于日本社会支出的薄弱与公共事业的推崇，有着较为完善的再分配制度，实行横向的社会再分配；规制结构特征在于社会规制的薄弱和经济规制的强大，强调经济规制，这也符合福利国家对经济的巨大需求性。正是由于完善的福利国家体制，才使得日本跨入了“高福利”的福利国家。
二、福利国家理论的模式及困境
西方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利用其职权保护国民使其免受社会风险，这种保护主要是通过由政府提供家庭和个人因社会风险所带来的收入损失即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并帮助家庭和个人抵御其可能延续的后续危机上（如疾病，失业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整个社会的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给予资助，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定。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理论遭到社会的抛弃，凯恩斯把政府需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调节生产与分配。至此，福利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福利国家同样强调了国家的社会功能，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把工业社会的财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并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将这种社会管理的职能延伸到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包括居民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以及住房保障等等，这种社会功能只有福利国家才能做到，其福利越高，相应的社会功能将会越强烈。
福利国家的基本模式是以国家为主导，采取“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模式。但因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不同，各国采取的福利模式也有一定的差别。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社会权利与福利国家有机联系起来，按非商品化程度的大小，将福利国家模式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福利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低，强调个人自由，私有制与自由，这种福利制度的救助对象是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救护的方式，数量和手段都较少。保守主义的福利制度是以参与劳动的年限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依据划分福利多少的一种救助制度，这种制度与个人密切相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制度带有普适性的色彩，这种福利制度下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与工作表现及缴费关联程度不大，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的确认，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福利国家的实行虽然给福利国家的民众带来了众多的福利与保障，但其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高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与挑战，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财政负担过于沉重。由于福利国家的众多福利措施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政府在财政支出上要为巨额的福利费用买单。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共体国家（英国除外）的社会支出占总公共支出50%以上，荷兰、前西德、瑞典、丹麦在1981年的社会支出超过GDP的1/3，这些社会支出福利费用占据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有国家有了削减福利以缓解财政紧张的意图，但民众对于这些意图却并不买单，福利削减异常困难，政府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此外，高福利容易产生养懒汉的现象，影响经济发展。众所周知，福利国家的福利是给予民众全方位的高待遇，这几乎包括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失业，福利国家所给予民众的失业救济金几乎与上班民众的工资水平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的人们催生不需要工作也能满足个人基本生活的想法，这种思想的蔓延使得一些民众靠着政府的福利生活，并最终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三、福利国家理论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已进入小康社会。但纵观全局，我国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人口过多，人均收入偏低，社会福利水平整体偏下成为当前额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福利国家理论虽是资本主义国家改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其中的一些政策和方法对与我国当前增加民众福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输理与借鉴，反思与完善，这是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关键所在。
（一）努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福利国家实施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福利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并且福利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和保障，高福利只会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福利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荆轮效应”，即社会福利只能不断提高不能下降福利或很难降低既有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些都要求我们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才能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使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经济进入“严冬期”的时候，我国经济也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但人民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期待是无限的，希望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还处在一个保基本的阶段，只能满足群众基本的社会保障需求，部分社会保障项目还出现了资金不足的现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注重环境的基础上努力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为建立更高水平的福利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建立高福利水平的国家不能操之过急，需量力而行，紧跟经济发展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扎实逐步地向高福利国家推进。
（二）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明确特征，也是我国当前需要妥善处理的关键环节。之所以说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充分就业可以降低社会保险中失业保险的支出，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流向到其它资金不足的社会保险项目中，以提高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就是就业之后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越是充分就业，政府所吸纳的社会保障资金就越多，保障水平就越高。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的最新统计，当前我国就业率连续九个季度维持在4.1%，存在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应届大学生的就业形式非常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加大力度解决失业难题，努力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援助失业者方面，给予就业援助，开展再就业培训，使失业者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帮扶弱势群体进行就业。在大学生就业难方面，努力解决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鼓励其自主创业，在解决好自身就业问题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者，促进经济发展。只有解决好就业这一难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
西方福利国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弱势群体采取很大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能够“按社会流行的标准过文明的生活”]。福利国家对于老人及失业者的补助力度是非常大的，即使退休及失业也能从政府手中领取养老金和保障金，而这些资金足可以保障其渡过难关并体面的生活。我国现在应着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全覆盖，尤其是要建立建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重要，有了这份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会相对容易。在社会救助方面也应加强力度，提高对老年人的补助力度和范围，特别是保障农村地区没有养老保险的老人们的生活，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补助水平，让老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失业人口也应给予一定的补助并给予技能上的培训，帮助其实现再就业。只有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四）政府应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关键的，政府要担任供给的角色，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众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政府要担任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对社会保障各个方面进行完善的经营管理，并进行监督。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以此提供民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有着较为完善的体系，处在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但是还存在保障水平过低，没有实现城乡全覆盖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推进社会保障水平来得以改进。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是我国面临的最现实国情，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光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需努力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民间力量流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增加他们的积极性，充实社会保障水平，这种做法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增加人民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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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社会福利；本土化；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6；D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073-08
作者简介：赵一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102488）
一、问题的提出与福利视角
目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发展视角，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责任结构”，这是亟待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从政府角度，积极制定相关福利制度的法规、政策、规划，发挥其引导和监督作用；从社会组织角度，大胆创新组织和体制，发挥其功能和作用；从社区、家庭等角度，便是充分发挥其参与社会福利的积极性，上述可归纳为各方责任。但在责任结构中，中国福利制度改革在就业服务、教育服务、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方面以什么为主体、为基础、为取向？采取何种福利发展模式？这既是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视角也是其发展的路径。
英国学者艾伦·肯迪在《福利视角》一书中，针对当前英国和美国福利改革中的争论进行概括，其中之一便是在良性社会形成中，社会福利将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艾伦·肯迪概括了福利五个不同视角，每一个福利视角都提供了关于福利视角及其目标的不同构想：（1）福利是利他主义的表现。这一视角假定：一个更加公平和整合社会的建立，有助于培养公民间的相互责任感，帮助他们实现其道德潜能。（2）福利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个渠道。这一视角假定：绝大多数的福利申领者将采取理性的行动来改善他们自身及其家人的境遇。福利的任务就是提供激励机制。（3）福利是权力的行使。这一视角假定：相当比例的福利申领者缺乏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能力，其结果导致他们无法对如前一种视角假定的激励性制度变革做出反应。因此，福利改革的任务是迫使这部分人采取有助于长期境遇改善的行动方式，从而实现公共利益。（4）福利是走向就业的过渡。这一视角在回应前两个视角中发展起来的。这一视角假定：仅仅通过现金津贴的福利不可能缓解贫困问题。……福利必须担当起向有偿工作转变的角色。（5）福利是道德再生的一种机制。这一视角假定：人们受责任感的驱动，同时承认他们对其生活的社会共同体有义务。因此，福利的任务在于培养和提高这种责任感。[英]艾伦·肯迪：《福利视角：思潮、意识形态及政策争论》，周微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上述关于福利视角的五种分类，大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个是认为福利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因此，福利首要任务就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另一个是认为福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福利的依赖性，因此，福利的首要任务是引导人们向着既有利于公共利益又有利于他们自身福祉的方向行动，这两个方向基本可概括为政策研究法和意识形态研究法。
本文认为，福利视角的研究除了上述几种类型外，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和研究：发展取向、结构取向、模式取向。
1.理解福利视角之一：发展取向
发展取向的福利视角解释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兴起。从学科上看，社会发展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界，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内容，之后扩展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二战结束之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穷的困境；发达国家面对战后物资匮乏，也想致力于研究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便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只要经济发展，社会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的假说上。但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使人们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反思与怀疑。例如，一些国家的经济恶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相反，引发了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化、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至此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发展。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计划，这个社会就很难发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准应该是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扩大福祉、促进平等。
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单靠经济发展是实现不了的。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福利发展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发展。因为社会福利的发展是对民众的基本保障，对健康、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关注，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要达到这种全社会普遍的福利指标，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够满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从资源和再分配的视角中去界定社会福利，将社会福利视为国民经济成果的二次分配。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互动关系视角去研究社会福利的功能[美]詹姆士·梅志里、邓广良：《社会发展理论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启示》，载王卓祺主编《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那么发展社会福利的视角到底如何界定，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如何改革与发展，由此便提出了福利视角之一：发展取向。
2.理解福利视角之二：结构取向
结构取向的福利视角解释对上述研究的一个直接反差便是，福利视角不在于再分配、平等和利他主义，而是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的福利责任对于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的直接作用结果；强调的是在社会合力的情境下，国家、社会组织和群体对于社会福利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制造福利。这便有了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中的结构利视角。
3.理解福利视角之三：模式取向
模式取向的福利视角解释在于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福利发展的实践模式。这一视角重视的是一种社会福利发展的微观领域，即福利的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服务方式，这便有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之分。社区照顾作为国家社会福利的一种实践模式最初起源于英国，它的直接背景是英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院舍化”运动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兴起，同时伴随着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由此，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便开始了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改革的视角限于英国社会服务方式的调整以弥补福利国家的种种缺陷和不足。由于社区照顾作为一种福利的实践模式，减轻了地方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负担，被欧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而在中国，当前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同时又缺少英国“反院舍化”运动的社会背景，因此，社会福利发展的视角并没有集中在具体服务方式的深入探索，而是在更宽广的层面上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这便有在福利政策主导上的两种实践模式，即福利视角之三：模式取向。
二、后发展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视角
1.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语境
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语境是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转化基础上。现代化理论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以此类推，现代化理论的中心内容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转化；发展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后发展国家在面对“早发型”国家现代化已具有的发展状态，如何解决发展与贫困，如何解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发展理论在经过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争议和探讨的过程中，在经过由“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终于达成了共识，这是发展观的一种深化。
发展观的深化不仅在于承认发展的目标和过程是综合的，更在于新发展观确定了发展多重目标中的基本目标。这个基本目标就是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并提出了生存的自尊和自由等核心价值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孟宪忠：《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进展述评》，《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法国哲学家弗朗勃瓦·佩鲁在《发展新概念》一书中，也强调新发展观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而非单纯经济增长[法]弗朗勃·佩鲁：《发展新概念》，郭春林等译，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单一经济的结构解释已经无法应对发展实践，经济发展国家也存在贫困，纯粹的经济发展解决不了贫困现象。
伴随着发展观不断深化，后发展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体现了自身特点。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特征研究的比较深刻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与政治学家亨廷顿。布莱克认为后发展国家与早发展国家的差别在于几个方面：现代化启动时间、来源因素、背景、体制成熟程度等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00页。。亨廷顿特别关注后发展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稳定问题。亨廷顿认为与早发展国家稳定而有效的政治系统相比，后发展国家政治系统往往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有人将这种状况归结为现代化程度低的缘故，但亨廷顿的看法则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造成这种政治动荡“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步伐缓慢所造成的”⑤[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48-51页。。亨廷顿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贫困和政治不稳定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他认为政治动荡最容易发生且频率最高的是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过程，经济上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得出结论，政治动荡根源于一个国家进行了现代化而又未取得现代性⑤。
对后发展国家经济特征研究较多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他主要从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入手，提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并不是步先进国家后尘的命题。认为正是由于落后，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许多方面将会根本不同于先进国家。他援用凡勃伦的“借用技术”这一概念，认为后进国家无法自己建立技术，而是可以“借用技术。”转引自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5页。
上述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语境，决定了后发展国家有着自身福利制度视角。
2.后发展国家福利制度视角
在当代社会福利思想体系中，除了有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还包括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观点。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社会发展理论的福利观，也称发展利观，对后发展国家的影响较大。
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院长詹姆士·梅志里（JamosMidgley），其主要观点是以社会发展为取向，以福利与经济的互动为切入点，主张福利与经济互为动力。其理论背景表现为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状况形成于对传统福利国家的批判。福利国家批判者共同倡导的改革措施有几个方面：削减政府的福利开支、引进竞争机制、反对国家干预、实行私有化或公私合作等。但是，当国家干预力量被削弱而不断强调市场作用时，将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同时也难以普遍提升公民的社会福利水平。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市场竞争表现出的有限性，使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改革福利制度、提升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发展社会福利应该着重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不能单独依靠政府或市场，应该使社会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即多元福利模式。目前，各国政府都已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在福利制度的提供方面往往是有限的，尤其在就业和解决收入差距方面，针对此种种问题，梅志里等社会发展理论家们便提出了关于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些政策主张。为了进一步促使社会经济和社会政策紧密结合，他们提出三项原则：第一，建立一个国家主义部门，全面协调经济和社会政策，促进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第二，采取促进就业、以人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三，社会计划应以投资为导向，采取“生产主义”促进经济参与，产生较高的经济回报[美]詹姆士·梅志里、邓广良：《社会发展理论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启示》，载王卓祺主编《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梅志里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界，尤其是美国社会福利界影响比较大。其中对后发展国家的福利制度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在强调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融合的基础上，制定将福利资源用于投资为导向的社会计划，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经济参与能力；使社会各界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强调个人、非营利组织以及国家和市场共同作用。这种视角改变了后发展国家在过去大多存在的补救和救济式的福利模式，降低了人民在福利方面对政府的过度依赖，通过建立福利制度，以政府为主导，增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个人积极参与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与意识，这种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向，符合发展国家福利制度的视角。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结构性的福利视角
社会福利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强调“社会公平”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如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满足社会中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福祉”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如果作为一种行动，它强调反贫困，通过广泛的社会服务，使穷人分享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增加参与社会活动的各种机会，以提高穷人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这样一种福利目标需要社会发展的综合力量来完成。如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研究福利制度、如何看待政府与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将有助于解决上述福利目标。在此笔者不打算过多论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只想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
结构取向的福利解释在于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与家庭的不同福利责任对于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的直接作用结果，在社会合力的情况下，国家、社会对于社会福利如何发展的问题。
“社会福利是各国社会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来说，社会福利是指同改善公民生活素质，促进社会发展与提高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相关的一切物质、活动与相关服务。从狭义上讲，社会福利则是指国家（或政府）针对社会中有特殊需要的个人和群体提供的津贴、物质和社会服务。”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政府与社会组织对于福利的视角可以从结构解释来分类。
1.政府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
首先，经济视角。政府对于福利解释，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指标体系中。主要叙述的是一种贫困状态，一般针对某些经济资源（工资）匮乏状态下，人们用于维持最基本生存状态的食物和设施消费的资金缺乏状态，例如，食品、住房、衣物和交通。其中，国家是以贫困线来作为划分标准。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是以人均收入为指标，从而界定出某些地区和某些人群在贫困线以下需要福利支持，它是由政府以指向性、政策性的方式来界定需要福利支持的人群。因此，对于这种福利支持，政府更多采取的是经济上的扶贫与济贫的福利供给方式。
其次，政策视角。政府对于福利解释除了经济解释之外，还有许多相应的政策性解释。政策利解释一般表现在对全社会的就业、住房、养老、健康、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待遇的活动，政府在这些领域提供物质和再分配社会资源的政策，以提供社会服务和资金直接影响公民福利和行动。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福利支持，政府更多地是采用改善国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依法向国民提供各种津贴补助、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福利供给方式。
再次，意识形态视角。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也是政府常用的一种福利解释视角。关于意识形态的福利视角，在历史上和国内外有种种理论阐述。在当代社会福利思想体系中，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福利理论，到社会冲突论的福利观都应该算是对于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解释。
“冲突论”者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产物。社会福利服务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便于政治统治。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寻求全人类的解放和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社会福利思想基本通过这些著作反映出来。此外，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三大支柱：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理论，包括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福利理论都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视角。意识形态福利视角强调的是福利的利他主义、平等主义、责任和救助精神，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西方国家对于此方面的福利支持，通常采取的是政府救助、倡导和增权的福利供给方式。
总之，政府是社会福利供给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角色与责任的合理界定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基础。目前在我国，社会福利供给模式已由从前政府统揽发展到由政府主导、各方福利责任分担的格局。因此，对于政府来讲，如何主导福利发展，其结构性视角非常重要。
2.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
社会组织是社会福利的重要供给者。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福利供给政策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程度。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间组织，具有开发福利资源和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功能。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表现在：
首先是服务视角。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客观上要求社会组织提供福利性社会服务。而福利性社会服务是以传统的扶贫救助为主，以解决贫困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从生存扶贫与发展扶贫为主要范围，提供经济资源，开展各种培训；提供小额信贷；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组织，协调相关扶贫政策，确保落实，从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此外，还提供企业化的社会服务，包括社会康复与辅导、社会维权与支持，以专业化的手段为社会服务；直接面对社区居民和弱势群体，为服务注入了人性化的内涵；在资源上，组织大量志愿者开展服务项目，节约服务成本，包括直接参与贫困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从而表现出服务的福利供给方式。
其次，价值视角。社会组织的价值理念在于助人自助，在于奉献和利他精神，这些高尚的精神可以抵制社会不正之风，从而起到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在社会组织中涌现大量的社会志愿者，志愿者所蕴含的互助行为与价值理念，代表了较高道德水平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组织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现代民主体系的重要内容，其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基础赵一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分析》，《社会工作》2012年第4期。，从而表现出价值传播的福利供给方式。
再次，倡导视角。社会组织运用所积累的自身良好声誉充分动员社区居民，积极促成相关福利政策与法制的制定和修正；对社区居民和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发挥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功能，达到追求社会正义的目标，从而表现出倡导者的福利供给方式。
上述政府和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表现出在社会福利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福利供给责任的定位。由于社会福利实施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同时社会转型和发展存在较多的不确定空间，因而社会福利供给主体是多元的。纵观世界福利发展的历史，社会福利供给主体表现为整合了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力量，共同对全社会成员提供福利。
四、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不同模式的福利视角
社区照顾是英国在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之后提出的一种福利政策，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实践模式。1963年英国卫生部颁布了被称作是“社区照顾的蓝皮书”的《健康及福利：社区照顾的发展计划》，标志着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大转变。房列曙等：《社区工作》，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社区照顾模式的福利视角
社区照顾的福利模式，起初是为了尝试减轻地方政府的福利供给负担，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正规服务及私有化服务。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对象是老人和残疾人、儿童、精神病患者等；福利供给主体是管理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和照顾人员；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目标是维持有需要的人士在社区或者自然生活环境内独立生活。社区照顾的终极目标是协力让社区人士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获得最大程度的独立自主夏学銮：《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模式有：社区活动中心、老人公寓、家庭照顾、居家服务、暂托处、老人院等等。这些社区服务性设施主要是由英国政府举办或由政府资助的，提供的服务是免费或低收费。社区照顾基本可以从几个层面界定：行动照顾、物质支援、心理支持、整体关怀方奕霖、阮曾媛琪：《社区照顾的概念及对香港的启示》，载夏学銮《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从上述社区照顾福利供给的对象、供给主体、供给模式来看，此福利视角注重的是福利提供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即是一种具体的福利供给服务的模式。
2.社区服务模式的福利视角
由于中国缺少英国福利国家的社会背景，目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层面调整，而不是集中在福利供给的具体服务方式上，因此，我国并没有把社区照顾作为一项专门的福利政策。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出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策略，社区服务正式载入中国城市改革的史册。英国社区照顾的福利视角，强调的是社区意识和社区支持网络对于受照顾者的意义；中国社区服务强调的是在政府领导下，各街道、居委会为协助，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发动和组织社区各方面力量，开展公益性、福利性和互的社会化服务。目前社区需要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重要。但是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社区服务的福利供给来源和供给机制都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较低；社区的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福利供给主体大多表现为政府行为；社区福利供给的专业化程度也较低，大多数地区还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化手段，虽然目前一些沿海城市已经提高了社区福利供给的专业化水平，但中国社区服务的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社区服务模式的福利视角更多注重的是宏观政策的实施，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社会医疗保险网点的建设、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与培训、残疾人的社区康复、社会养老体系的建构、军烈属的优抚与社区矫治等等，而缺少福利供给的微观层面具体社会服务方式的提供。
结语
上述通过福利供给视角的宏观与微观分析，从后发展国家的福利发展视角，到政府、社会组织福利的结构性视角，再到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模式视角，可以总结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路径。
1.建立以宏观福利视角为主、微观福利视角为辅的我国本土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发挥其社会建构功能
从传统与现代结构看，中国作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一开始就面临着早发展国家现代化已具有的发展状态。二者在现代化开始时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上有很大差别。美国学者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关于现代化的条件方面认为，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②Lery，M.J，MondernizationandtheStructrueofSocieties.Princec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6.。而且，早发展国家目前的发展条件与它早期获得这种现代性的启动条件也已完全不同，这说明启动现代化的条件与发展现代化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必照搬目前发达国家的某种模式。如果后发展国家处在启动阶段时，过多关注发达国家已有状态，而忽略对其现代化启动时的各种分析，将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失误。当然，后发展国家也有其诸多优势，列维认为后发展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早发展国家丰富得多，他们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经历；后发展国家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早发展国家的成熟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等②。
由此推论，中国社会的福利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社会福利的发展是一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也不例外。面对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在理论和实践水平已经相当高以致于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福利事业如何发展，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应该积极实行以宏观福利视角为主、微观福利视角为辅的发展路径。从宏观上讲，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不能以“高福利”发展为社会福利发展的目标，中国有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与西方社会福利及其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应该积极发展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事业。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福利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我国社会分化的现状，及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应该首先以建构稳定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发挥其社会福利的社会建构功能。从微观上讲，在积极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包括西方福利国家的优秀研究成果和具体服务方式，以推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
2.改进我国社会福利责任的分担结构，建立以政府责任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的福利体制
我国目前正在重建社会福利制度，其价值取向虽然也强调国家、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的责任分担，但却在分担的结构上存在问题。其表现在于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投入过多注重经济视角和意识形态视角。首先，大量财政预算仍然流向国有企业和经济建设。其次，政府以经济指标界定贫困线，相当部分社会福利资金投入到贫困线以下的扶贫和济困地区，但是由于社会政策的不平衡，使得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在不断变化，导致扶贫济困效果不佳，福利供给流失；由于政府较为注重福利供给的意识形态效果，许多福利供给是以救助和倡导为主要方式，导致福利责任结构单一。再次，在社区中的福利性社会服务实施中，仍然存在政社不分的现象。总之，面对上述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主导责任。而社会作为中介组织应该努力贯彻、落实政府的福利政策到具体的个人中去；积极开展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做好救助工作，组织好志愿者服务队伍，弘扬社会的志愿精神。
3.探索我国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积极建立社区服务带动社区照顾的服务方式
“社区服务”从意义上说应该是社区社会服务，包括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服务两个方面。如果把社区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供给形式，它在外延和内涵上与社区照顾都有较大差别，这点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我国倡导的社区服务具有福利性、群众性、互、综合性的特点，同时社区服务的具体内容丰富。例如，对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福利供给服务、对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对社区单位提供社会服务、对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因此，社区服务具有“大服务”对应我国“大福利”的特点。同时，我国提出的社区服务在内容上体现了社区照顾的精神，外延要比社区照顾广泛。社区服务强调普遍化服务，不像社区照顾是以受助个人发展为中心，在中国社区服务更能体现本土化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特点。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3
1.研究背景
城中村是指受制于城乡二元经济形态，城市周边村落被扩张的城市所包围，保留其残存的制度特征出现于城市中心区的现象。由于其自身土地、户籍制度、发展路径等多方面原因，城中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治安环境差、规划与城市脱节、村民素质偏低、产权不规范、村民收入来源单一等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城中村伴生的矛盾日渐激化，不少学者针对相关问题做了广泛研究，如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中一、刘中炜教授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二元经济背景，称城中村改造协调各方利益为“二次土改”，对城中村改造提出集团转型、政府投入、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等对策;山东大学轩明飞博士用制度经济学社会变迁理论对城中村改造中制度选择探讨，通过制度供给，调整多元产权关系。兰州商学院石志恒教授深入城中村，采集城中村零售、餐饮、服务、租赁等小产业的产业数据后，系统分析了其产业规模及经济效用，指出了其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
然而，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及相关标准的研究却缺少实际结论。福利经济学专注于社会福利的分析，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建议。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问题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心问题是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起源于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创立于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福利经济学》，以序数效用论建立(N.Kaldor，A.Lerner，V.Pareto)和对福利标准及补偿原则、社会效用函数(A.Bergson，P.Samuelsion等)的研究作为其成熟的标志，华裔学者黄有光Yew-KwangNg改“福利”为“福祉”，更是为完善福利经济理论不足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认为:首先，福利之本源“快乐”或称“福祉”不仅是基数性的和人际可比的，而且存在可行的衡量与比较方法(Ng，1979，1982，1996)，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属于实证经济学;其次，如果不考虑无知和不完全预见、利他主义、非理性偏好，并且交易成本足够低，基于“一元就是一元”福祉标准与直接付清的补偿方法是最为简单有效的(Ng，1988)，即用个人支付意愿衡量偏好强度，无加权的总支付意愿标准可达到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最佳均衡;另外，当外部效应明显时，外溢的支付意愿也应计量。依据黄有光的福祉思想，我们就可以分析城中村演化进程中各方利益的关联与变动，并试图找到改进社会福祉切实可行的补偿方法。
2.福利经济学视角下城中村演变分析
城中村多种矛盾根源于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可将城中村分为三个重要的变革阶段:远郊村落转变为近郊村落，近郊村落转变为城中村，城中村城市化改造。
2.1远郊村落向近郊村落转变
按经济地理定义，远郊村落指远离城市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关联度不强的村落;近郊村落指城市经济圈周边与城市经济关联度高的村落。由远郊到近郊，是经济模式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城市关联经济的过程。这一变革所涉及的主要利益方为村民与城市居民。
黄有光社会福祉理论认为，“一元就是一元标准”，即用无加权的汇总利益各方支付意愿和经济损失来判断社会变革，能够简单有效地保证公平与效率兼顾。村民的福祉收益主要来自农牧需求增加与农家旅游服务利润，城市交通、信息、生活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外溢，资源流动性加强及借助城市商品、劳务市场优势带来的机会增加。用生产者剩余可衡量其农牧与旅游服务业增加的福利;而公共产品外溢收益，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均衡时其边际成本等于共用公共产品个体边际收益之和，故可以统计村民为城市外溢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汇总计算其福利。村民在这一转变中也有福利损失，如自然环境的破坏、村民转变生活习惯、外来城市文化的冲击等等。对于村民为适应新生产方式承担的变更成本与心理损失，可归属于黄有光理论中“非理性偏好”，即由坚持某种旧习俗带来的对短期收益与长期收入权衡的短视。因此，仅需计算制度变更成本作为损失额。
城市居民这一阶段的总体福利是增加的，因为临壤村落面积的扩大确保了城市农牧产品稳定供应，同时也给城市居民提供以更多旅游选择。他们的福利可用近郊村落向城市供应的农牧产品与旅游服务产品的消费者剩余计量。
2.2近郊村落向城中村转变
此阶段城市逐渐覆盖周边近郊村落，出现了所谓的“城中村”。利益关联方为城中村村民和城镇居民，尤其城中村周边的城镇居民利益关联更为明显。
城中村居民此时已不能通过农业维持成本收益平衡，于是集体工厂、土地出让、“廉租房”等新收入方式纷纷产生，村民福利也以各种收入形式大幅增加。加总新收入来源如集体经济分红收入、土地与房屋租金收入，净利润超出原农业利润的总和再扣除厂房设施、出租房等建设成本便可量化次阶段村民福利增加。
城中村二元经济的交叠造成管理混乱:首先是村民在自留地上盖建楼房私搭乱建严重，未经正规设计和地质勘察令这些楼房安全隐患重重。另外，城中村内楼距近、巷道凌乱、配套设施简陋，自来水、电、通信设施失修，地下管网不全，污水横流，其居住安全、卫生状况得不到保障，更易爆发各种流行疾病。此外，城中村内人口流动性大且治安力量不足，经常是抢盗治安事件高发和犯罪分子聚集之处。这类环境、治安、消防隐患给周边居民带来严重困扰，也影响了市容市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与环境的提升。
另一方面，城中村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着大量的“廉租房”，降低其生活成本，使得他们可以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石志恒，2006)，所以低收入的务工者由生活所迫甘愿承担各种风险在城中村中租住。估计这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时，可先计算“廉租房”房租低于城市相似地段房租的差额，再扣减居住在城中村内与城中村周边城市居民各种风险的预期损失。
2.3城中村向城市社区化转变
矛盾激化的最后政府不得不在两种路径中选择:拆除城中村，规划新的商业区、住宅区、环境美化区等;治理城中村，把城中村内有价值的特色小吃、民俗、建筑等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这就要求决策者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中做出权衡。此阶段利益主体除城中村与城市居民外还要考虑参与的开发商。
如采用拆迁改造的方法，通行的政府赔付为有条件计算拆迁面积折价或用同等面积安置房赔付，所谓的“有条件计算”是指对违规占地、超标楼层等部分不予赔偿。如果采用第二种路径，依然要拆除大量违规建筑，丰厚的租金可能为餐饮、旅游、客房等新收入来源取代。此外，还有一笔不小的治理费用。这两种情况下，村民收入都会大幅减少，新旧收入水平的差值就可以量化福利的改变。另外，由于部分村民不注重财富积累和自身素质提升，其未来的生活保障和就业也成为棘手问题。
对城市居民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困扰的城中村问题得到解决，城市通过统一规划进一步优化其交通、居住、商业、休闲设施，同时，原先潜在的环境、治安、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城市的承载能力、经济发展能力、人口素质等都大幅提升，我们认为其福利的提高可体现在周边房价增值上，故估算总房价增加可量化福利增量。当然，我们也看到经过改造或改良，现有城中村中的“廉租房”可能成为历史，在追求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城市中土地价格和房租会因此提升，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在降低，部分人群可能会因此离开城市。然而，通过社会竞争，促使更优秀技术、资源、人才等生产资源向城市集中，同样也使社会福利提升。
对开发商来讲，现有的模式是:提出改造方案，参与政府城中村项目竞标取得土地使用权，再与政府协调处理城中村拆迁、居民安置、赔付事项，并在改造中承担其它建设成本。改造结束后地产的收益高于开发成本之部分作为其开发利润，故开发商福利可以直接通过开发利润进行核算，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3.社会福利补偿
城中村演进各过程中均存在福利补偿的余地。参考黄有光“一元就是一元”标准，社会福利可用非加权的个人货币化福利加总衡量。如果某一社会变革可以通过低交易成本的直接或间接方式由收益人对受损人补偿，并且完成实际支付后受益者依然有利可图，那么社会福利便可以得以改善。
补偿方法有二:当期福利补偿和跨期福利补偿。当期补偿指在城中村变革的每个过程内，政府通过税费、转移支付、行政指导等调控手段，根据福利损益对当期利益相关方予以部分或完全补偿。跨期补偿指建立长期制度性补偿机制，从各阶段的福利受益者中提取部分收益，累计入社会福利补偿基金，通过基金的运作，对福利受损者进行福利补偿。
具体补偿可依据如下原则: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实现整体福利提升;从净收益方部分收益补偿受损方福利损失;降低行政成本、交易成本，避免无效损失;补偿标准公开透明化，降低操作主观性和随意性。
用当期补偿举例来说，在城中村改造阶段，如对城中村村民房屋拆迁，按照现有的面积折价赔付标准，社会福利水平尚有提升之处。当城中村被新的商业、绿化、交通设施取代后，房价急涨，周边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福利。如果从房价上升的收益中提取部分税费用于补偿村民，也就是村民得到的是比初期市场更高的房价赔偿，补偿因其做出贡献而承担的损失，也间接享受到了未来房价的增值。
4.政策建议与总结
城中村有其历史根源，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和协调各阶段各方的损益，达到社会福利的提升。引入福利经济学思想后，在制定城中村改造或治理方案时，都应比对其成本与收益及各方福利损益，拆迁改造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方式。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市场运行与功能的缺陷，一味机械的套用市场原则，只会加重社会矛盾、放大社会福利不平衡，而纠正私人成本与公共成本的不一致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
我们建议政府及早进行城中村演进的监控和资料的收集。在城市化进程中鼓励村民取得合法正当的收益，并及时纠正各方的利益短视行为。可以先通过一部分城中村试点，制定规范透明的福利评估方法，核算城中村过程中福利损益度，作为补偿依据。用清晰、公正、透明的福利补偿标准，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保证最低交易成本支付方法下进行补偿，避免不当的反激励。试点从当期补偿到跨期补偿，成型后再逐步推广开来，实现全社会福利的优化。
城中村问题成为困扰各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本着公平效率的原则，政府协调好各方利益，增进全体社会福利，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谋而合。我们相信在引入福利经济思想后，政府处理城中村问题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实现更优社会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Ng，Yew-Kwang(1979)WelfareEconomics:IntroductionandDevelopmentofBasicConcepts，[2]London:Macmillan.
[3]Ng，Yew-Kwang(1982)‘Welfarism:adefenceagainstSen’sattack’，EconomicJournal，91: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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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g，Yew-Kwang(1996)‘Happinesssurveys:Somecomparabilityissuesandanexploratorysurveybasedonjustperceivableincrements’，socialIndicatorsResearch，38:1-29.
[6]刘中一、刘中炜，《城中村改造的经济学思考》，经济论坛，2004年02期.
[7]轩明飞，《“城中村”城市化:问题困境中的悖论》，探索与争鸣，2006年02期.
[8]石志恒，《“城中村”现象的再剖析》，生态经济，2006年02期.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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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财富效用消费研究
一、前言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罗宾斯开始便深陷理性人假设中，致使之后的经济学家对于幸福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从而出现了“价值无涉”的错误判断。自从“伊斯特林悖论”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启蒙运动之后的社会对道德的丢弃，专注于功利，使自身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对此，伊斯特林直接将其研究方向定位于幸福，同时其他国家实行的将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并重的理念，都为经济学在幸福方面的研究做好基础，也开创出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即幸福经济学。
二、重新解读财富
自古希腊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财富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被丰富，经过了单一到多元、具体到抽象、物质化到非物质化的不断演变。幸福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对财富的生产，还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人口、环境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定性标准。因此，幸福经济学主张的是广义的财富论，在物质上，不单包括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劳动力以及商品，还包含愈发稀少却依然是无偿的自然资源，如空气、阳光等。在精神上，不但含有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还要包含人类灵魂所能感受的每个部分，诸如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等诸多主观价值。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财富思想，就是幸福经济学对财富的最好阐述。[1]
三、重新解读成本
幸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成本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古典经济学通常讨论的是生产成本，而新制度的经济学则对交易成本进行主要的探讨。行为经济学通常是对心智成本的探讨，而人本经济学则主要对生命的成本进行探讨。这些成本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对经济学中关于稀缺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的问题进行讨论，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物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人间的成本进行考察。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行为内部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考察，人本经济学主要是对人对经济终极目标的考察，表现的是人类行为所具有的终极性。[2]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成本理论也在不断地被丰富。这展现的是经济学对人类价值观的恢复，同样也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给幸福经济学作出了全新的微观解释。
四、重新解读消费
西方传统主流的消费观念，仅仅局限于在市场中交换和生产劳动力以及商品对人类需求方面的满足。事实上，人们的幸福需求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诸如大自然为人类所提供的白云蓝天、青山绿水、阳光等资源，以及感情、友爱、尊重还有对美的感受等，均是我们需要消费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说，人类在消费时不但有着市场行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市场行为，实际上就是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不断转化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在消费上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不仅包括收入消费，还有满足道德的消费。幸福经济学使消费又恢复到注重社会结构等因素对消费行为的作用上，显示出经济学的核心转变为对人的最终目标的关注上。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要确立的是广义的消费观，可以实现快乐的消费，合理取舍生活，健全社会协调机制，提供重要而基础的原则。[3]
五、重新解读效用
传统经济学家以及早期哲学家确信，效用是可以进行度量的，含有精神和物质的内涵，人类的幸福可以通过对快乐的加总来获取。但是在其他一些理论以及学科面前，尤其是在心理学方面的探索下，效用的内涵有重新回到了本质，即效用可以从主观幸福感形式上从基数的角度进行衡量。这就处理了经济学所面临的效用的测量、计算以及物质化的问题，避免了经济学从个人到社会效用最佳化的艰难求证，也避免了效用对幸福水平有限的表现。因此，主流经济学始终在尝试将效用函数加以扩展，以对人们的幸福进行解释。实际上，效用与幸福有着诸多不同的含义，幸福比效用的内容更加丰富。幸福经济学要通过幸福而非效用来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幸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他的仅仅是手段。
六、重新解读方法
主流经济学历经了古典、边际、古典分析法过程，对于幸福的衡量也经过对快乐加总发展为对货币加总最后形成对幸福加总的过程，幸福经济学不是对福利基于收入理论的替代，而是对经济学中幸福更加丰富的测量方式的补充。幸福经济学以明示偏好为基础，对主观的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测量，从而解决幸福问题。仅仅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表达，使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的幸福水平。幸福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直接对准幸福，同时使用幸福指数来对以往的效用函数进行代替，对个人幸福水平与国民幸福水平进行衡量，并建立一套合理的体系来对人类的幸福进行研究。[4]
七、重新解读政策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看做是政府与政策实施的纲领，然而幸福经济学则从本质和内涵上对当前经济政策加以探索，并将幸福看做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唯一的、终极的目标。几乎全部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幸福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幸福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挖掘和反思的基础上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并且深刻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幸福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是政策制定的方向，幸福才是。[5]
八、结语
幸福经济学看起来是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在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后，“幸福”始终是经济学中的主线，虽然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幸福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中被舍弃的营养物质，也就是幸福进行复活，使其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使经济学恢复到原有的幸福之路。主流经济学不能再只注重对财富的追求，而要进行反思，反思自身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的追求。经济学家要将目光变得宽容和开阔，用更有建设性的对话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招商局）
参考文献
[1]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09）：4-16.
[2]陈阳.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J].科技经济导刊，2016（05）：153-154.
[3]高启杰.理解发展与福利经济学：基于幸福的视角[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3（05）：9-28.
